作者：谭春雨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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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生学探微试读：
前言
人类与生俱来就开始有意识地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医学不仅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最为广泛的人类智慧沉积。悠久的历史过程，广泛的智慧参与，意味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医学必然会因随各自发生形成时期文化基础、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中华民族的主流医学先后经历了原始经验医学、巫祝医学、中医学，以及近代以来的科学医学阶段。毋庸讳言，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主流话语权已经交接到科学医学。但与此同时，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仍然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人类医学舞台之上，这其中最广泛、最重要者，非中医学莫属。
中医学历史源远流长，至今生生不息，且依然傲立医学之林，无疑说明其理论实践体系的合理性、有效性、实用性至今无法否认，比之当今科学医学，其多方面的优势独到之处仍然无法割舍。
然而，对于今天仅仅接受了科学文化思维教育熏陶的人来说，在感恩中医学带来的生命健康，感慨中华先民这一冠绝千古的杰出文化创造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困窘与尴尬：这个和现代科学医学在理论上、实践上皆截然不同的医学文化体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今天、今后又该如何扬弃发展？
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基础。因为不能正确回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的，就很难准确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而不能准确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就奢谈高论如何扬弃，如何创新，无异于盲人摸象，胡乱弹琴而已。信史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发展变革历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着这个简单而又颠扑不破的规律事实。
所以，中医学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皆离不开其发生学的系统深入研究，特别是当今中医学的思维逻辑方法及其哲理思想灵魂变成普世主流科学文化的异端时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
任何文化知识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要正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置身于其发生时代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极端重要。所以解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将认知视野置于中医学的发生时代。
中医学到底发生于什么时期，是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秦汉之际，中医学的临床理论实践体系已经完善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谁也无法否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常识逻辑看，人类任何一项文化创造，都不会是一夜之间一挥而就的。特别在早期人类社会，文化创造更是有着尤为漫长、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医学的发生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时代。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医学是一门以人体生命学为核心的，汇通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宇宙哲学、人文社会学等多种文化知识的高度复杂学科。在远古知识信息流通非常迟缓的自发文化交流汇通时代，学术上要将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水乳交融般地整合在一起，绝非百千年就能够做到的。
所以中医学发生形成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之际。这就是说，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时间上必须从春秋战国及其之前数千年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入手。
不同的文化知识不仅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还有其特定的文化知识基础。要准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的内涵精髓，把握其直观的研究对象知识无疑是必需的，但作为构建这门文化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基础性知识也不能忽视。同样，要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全面了解构建形成中医学的文化要素类别，进而确定整个研究的知识着力点及其结构逻辑关系线索也非常关键。
中医学首先是一门关于人体生命学的文化知识体系，所以医学身份无疑是其第一文化要素。中医学的生命学理论实践体系是在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指导下构建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是中国古典宇宙哲学观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古典宇宙哲学是中医学的第二个文化要素。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又是基于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形成的，所以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是中医学潜藏在深层次的第三个文化要素。
中医学的文化要素特点，决定了其任何学习研究都不能仅仅简单局限在人体生命学领域，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皆不可偏废。尤其是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对这些领域的知识学习把握更为重要。
中国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所以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在知识视野上，除了需要高度关注中医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汲取大量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知识。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的不同，即便面对同一事物，也常常会因为认知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文化建构逻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化认知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只有置身于相应历史文化的特定视角环境中，才能真实体验感悟同一事物确有成“岭”成“峰”的巨大差别。
同样，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只有深切体会其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式，方能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体系的建构形成过程。特别是生逢当今主流科学医学的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法大异于传统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时代之中，学会如何有效利用中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独特文化方法学来研究解读其一系列思想内涵的建构形成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关键。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原始农耕文化。原始农耕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成熟过程的各种时空环境因素，以及自然界生命万物的起源发生形成演变过程。
原始农耕文化的这种客观内在需求决定了中华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宏观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之中。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天人合一”整体关联宇宙观、“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动态变化宇宙观思想等，正是基于这种宏观的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文化认知而形成的。
与之相适应，强调从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向复杂方向的，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物负阴而抱阳”等理论诠释的思辨性宇宙演化学及生命发生学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科学医学根植于科学文化土壤之中，科学文化源自欧洲原始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个体技术与实体工具的创新。
原始游牧文化的这种内在需求决定了欧洲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微观个体事物的结构实质研究上。包括科学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所秉持的静态解剖实证原则、微观结构思想等正是基于这种个体分解认知思维而形成的。
与之相适应，强调从宏观到微观、由复杂到简单方向的，倡导个体物质技术创造的，遵循从物质整体到组织分子，再到原子、质子、电子、中子、强子、夸克等的实验性自然科学文化观，以及生命科学构建逻辑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相较于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方法学。而这种文化方法学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对包括人类等自然界生命万物在内的宇宙天地自然万象发生存续机制的认知解读出现了巨大差别。
身处当今强势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了解中西两种文化方法的区别，并能够自由出入于两种文化方法之中，是非常必须的。盲目地以西解东、评东，或以东解西、评西，都将造成相应文化的人为灾难。
研究中医发生学，除了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时代、准确的研究对象，并掌握其独特的文化建构方法学之外，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同样非常关键。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文化史学研究范畴。而研究历史，最常用的依据非纸上文献莫属，但单凭纸上文献，很多时候又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特别是远古史，这一问题矛盾更加严重。
道理很简单，首先，由于各种因素，天地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大小事情真正能被记载下来者少之又少，有些事情即便当时记录下来，但也可能因为各种变故而再次亡佚，类似的情况历史越悠久，程度必然越严重。
其次，现存涉及先秦尤其是三代以前的文献，大多是春秋战国及其以后时期的翻译、辑佚、传述之作，其中难免不实、以讹传讹之词，如何去伪存真是一门高深艰涩的专学。
所以在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文化史学考证中，如何弥补纠正文献信息这些难以避免的缺陷，是古今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这其中，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倡导以地下出土文物来验证、弥补、纠正纸上文献信息。
二重证据法的史学考证价值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地下出土文物作为一种固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证，后世难以完全伪造复制，所以一旦某一历史事件得到当时出土文物的资证，其可信性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过，这不等于说二重证据法就是一种可以解决所有史学悬疑的完美无缺的考证学方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上当初造作的物化证据本来就很少，这些证据要保存下来难度更大。而且，同文献史料的流传一样，固化的文物也随着时间的迁延，亡佚毁坏程度会越严重。
所以在史学考证中，寻求地下文物的考据支持，虽然理论上非常理想，可现实的难度几可比肩大海捞针，如果仅仅苛求胶柱于这种考证方法，大概3000年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几无确切历史文化踪迹可言，中医学尤是如此。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朱熹认为，研究判定某一事物历史真伪的方法有两条原则：一是“义理之所当否”，二是“左验之异同而质之”。
所谓“左验之异同而质之”其实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得到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的资证。而“义理之所当否”则是强调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合理、准确、全面地解释研究对象的本意，以及研究结论的结构秩序组织是否符合相应的文化理则规律。用现代术语来诠释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结果得出的全部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世界上没有绝对偶然的事物，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深层次的规律机制。就文化知识的发生形成而言，任何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形成不仅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而且还有其内部诸多文化元素之间的严密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及其规律过程。而借助于义理逻辑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门文化知识内部文化元素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发现其规律过程、再现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还原其内涵本质，为辨别真伪打下最可靠的理论依据，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其体系中的各种问题缺陷，为其进一步地修正完善、扬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自由出入儒释道各门，纵横驰骋百家之学，洞明集成数千年国学之精蕴，创造形成新的文化思想理论，成就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其研究方法上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独到的义理逻辑研究法。所以在笔者看来，义理逻辑研究法在文化史学研究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医学是一门荟萃诸多不同文化类别知识元素，结构关系非常复杂、建构过程相当漫长，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知识体。要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中医学内部不同文化元素的形成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特点，客观合理地阐释它们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过程，最大限度地揭示还原其内涵本质，直至中医学的修正完善及其扬弃创新发展，义理逻辑研究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应用价值。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流派的色彩纷呈，以及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宋明理学所青睐的义理逻辑研究方法的使用。
基于这种文化史学研究观点，本书在原始中医学发生形成的历史时空过程、剖析中医学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立论新的观点、区分诸家学说是非、鉴别取舍历史文献等，皆守义理逻辑底线。凡义理逻辑通畅，又得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等佐证者，皆采信用之；凡义理逻辑不通者，即便有文献存说，亦作非是为伪处理。可以说，本书之所以从思想到理论到实践，形成诸多异端概念，皆是根源于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探究阐发中医发生学不仅仅是因为民族文化血脉感情的需要，更是当今中医学所面临严峻现实的迫切等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存照千古知识分子的心头宏愿。拼复真相，会意先贤，启迪后学，提高自己，既是本书竭尽努力的为学准则，也是深深根植于笔者心头的生命夙愿。
司马迁说其撰述《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书何尝不是此意。千载夫子心，时空觅知音，是焉非焉，唯得历史后学评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由于文化环境及思维方法的不断变革，也因为文献等考证资料的欠缺，中医学传统思想理论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中医发生学因为涉及时代久远，跨越历史时期漫长，这些矛盾尤为突出。
屋漏又逢连夜雨，近代以来，因为传统文化话语权的缺失，中医传统思想理论文化被主流学术界以及制度权威阶层或明或暗地贴上诸如不科学、伪科学、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等歧视性标签，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难以逾越的文化制度禁区。
有言曰，“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命运何尝不能决定性格！与我而言，职业中医是冥冥上苍的安排，而从事中医发生学这个红尘之外领域的研究则是自己人生阅历的必然。古人又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乃愚顽不灵之人，所以不合时宜地执拗于制度之外的文化荒漠。星月飞逝，时光流转，从最初开始尝试入门这个艰涩深博的学术领域，到今天完成这个仍然在许多方面有待提高完善的书稿已近旬年。在物欲横流，浮华飞扬的滚滚红尘之中，以牛棚老九之境，癫痴守望一片冷寂荒凉的茫茫历史文化星空，身心的颓废怠惰与郁闷焦楚难以言喻。
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我之才思能力自无法和先贤比论，但先贤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却时时激荡着我的精神血脉，鞭策我的怠惰与颓废，安慰我的郁闷与焦楚，让才疏学浅的我在难以言语的苦涩中坚持下来。
回首岁月云烟，品茗朝暮酸涩，其情其景，可谓难以堪言。王之涣有诗云：“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因感曰：寒露彻骨蝉声噎，塘泥缠绵荷香残。夜静月明知谁冷，孤影空樽两相怜。浮云乘风弄霄汉，细雨迷蒙滋苍山。无才鹏程千万里，何妨燕雀笑林间。
俗言，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曲折艰辛的漫长学术旅途中，如果没有众多师长友人的肝胆情谊相照，单凭笔者一己之能，要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学术性书稿是难以想象的。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感恩生逢网络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海量知识以资参考的同时，特向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教授表达诚挚的谢意，向长期给予笔者多方倾心帮助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领导，向所有曾经给我帮助、鼓励、关心的老师、同事、朋友们表达诚挚的谢意！谭春雨2013年初秋于上海导论第一节 医学文化是一朵绽放于宇宙造化之巅的奇葩
无穷无尽的宇宙是通过无数不同时空上的物质运动演化来表征体现的。站在大宇宙层次，地球作为这个大家庭一员，其生灭存亡犹如昙花一现，体积质量不过沧海一粟，实在谈不上什么奇特之处。
但游行宇宙万象之间，穿梭时空长河，站在相对微观角度看，地球却拥有空气、水、生命存化等一系列其他星体根本不存在的质性功能特质。这其中最神奇者莫过于自然界生命家族千秋万代的生生不息。
因为在已知宇宙时空世界中，自然界生命万物所禀赋的诸如自我结构组织能力、新陈代谢能力、应激适应能力、遗传变异能力等生灭存亡机制功能，几乎都是其他宇宙万物所不具备的。
浩如烟海的宇宙星际之中，唯独地球拥有如此多的新奇，显示宇宙造化是很不公平的。不过宇宙造化的不公平程度还远不止于此。如同样是地球生命，植物一生只能屈居一隅，动物却可以四处游荡；千百万年来都是狼毫无理由地伤残羔羊，却从未发生过羔羊吃狼的故事。
当人类面对如此千差万别的自然界生命存续命运时，悠然而生的，不只是满腔的愤懑伤感。一个更为理性现实的疑问是，茫茫无尽的宇宙时空长河中，是谁有如此能耐主导演绎这种不公平的物质发生存续过程？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此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种是唯物无神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这种不公平造化是宇宙物质本身所禀赋的不得已而然的无意识客观规律之道所使。而另一种则是宗教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的这种不公平造化是宇宙之上有情有义的万能神灵所赋予的，是主观能动的情感意志结果。
到底是宇宙物质本身固有的不得已而然的无意识客观规律之道主导了宇宙的不公平演化，还是凌驾于宇宙之上的万能神灵主导了宇宙的不公平演化，不是这里首先要关心的话题。但就宇宙不公平造化结果看，人类生命毫无疑问是迄今认识所及的最得意作品，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和其他宇宙万物相比，人类机体内部微观物质结构关系上的复杂度是其他任何物质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这一点，人类今天可以造航天飞机、发射遥远的星际空间探测仪、制造威力巨大的核弹等等，但面对自身诸多生命奥秘，仍然不知所以。
其次，宇宙造化者不仅赋予人类一般生命物质所具有的基本生物学特质，而且还额外赋予人类认知其创造宇宙万象机制过程的能力，以及在遵循宇宙造化法则基础上的自由主观创造能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万千世界之中，直到目前人类还没有发现宇宙造化者将这一神奇的认知创造特权传授给另外一种类生命物质。
自然界生命万物是已知宇宙之中结构最复杂，功能最神奇的一类物质。而在色彩斑斓的大千生命世界之中，人类无论是形质结构方面，还是生理功能方面，都高居这个梦幻体系的金字塔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人类孤标傲世的结构功能优势，一方面意味着其天然拥有傲视环宇群像的霸气与大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可以在无尽的欲望之海中纵横驰骋。
人类正是依靠宇宙造化者如此多的恩赐，凭借独步天下的思维认知和创造能力，围绕各种攸关自身生命存续问题，建构形成一系列彰显宇宙神奇造化功能的文化知识体系。而站在宇宙无穷无尽的时空长河之中眺望，人类形形色色的文化知识海洋中，以直接维护自身生命健康为大任的医学文化，无疑是一朵绽放于宇宙造化之巅的奇葩。第二节 文化的普世建构逻辑与中医学的体系结构特征
一门文化知识的发生首先离不开形而下感性实践经验的积累总结，不过仅有感性实践经验的堆砌还不足以使其具有普适使用价值。因为单纯的经验知识始终是表象、个体、零碎的，人类只有对这些散杂的形而下认知进行总结概括，抽象出普遍的规律特征，并做出形而上发生机制层次解释时，才具备广泛的应用指导价值。
这就像一堆建筑材料，即便质地上佳，但如果只是散乱堆放，那么其实际利用价值仍然几近于零。现实中，只有经过建筑师的合理设计规划，将其按照一定的空间结构理念建造成各种风格的楼厦屋舍时，其潜在的使用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所以，对于一门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知识来说，形而上的理论机制思想同形而下的实践经验体系一样不可或缺。
感性实践经验是研究客体外在具象属性通过眼、耳、口、鼻等直觉感知器官投射在人体脑海中的朴素直观映射认知。具象知识的建构方式是相对被动而客观的，整个过程鲜少掺杂个人主观意识情绪，是研究客体属性的真实再现，只要认知对象同一，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其最终形成的知识内涵也必然同一。
但形而上的理论机制文化是非具象的，非具象的文化只能通过研究者个人主观能动的意识思辨来建构。而人的意识思辨活动受不同历史时空文化背景、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活环境，以及研究者性格特点、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即使面对同一事物，由于各人认知角度、认知方法等的不同，常常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认知结论。
非具象的理论机制文化因为研究对象不同而具有不同适应范围。这其中以终极方式解释宇宙世界本源及宇宙万象发生形成演化共性规律机制为宗旨的哲学文化，是诸如医学等所有针对不同具体事物理论文化的思想基石。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从哲学层面看，形成于文明启蒙时代的神学文化，受启于人类智慧情感的可塑性及能动创造性，以联想比附类推的思辨方式，创造了高度人格化的神创宇宙哲学观。继神创宇宙哲学观之后，人类在漫长生活实践体验总结基础上，以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文化研究创造方法，形成各种主观思辨性唯物论宇宙哲学观。到13世纪，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开端的科学文化则在结构实证主义理念指导下，形成了客观实证性唯物论宇宙哲学观。
医学文化的根本目标在于防治疾病，维护健康。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需要从形而下层次上了解人体生长壮老已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理病理活动规律特点，及其各种影响心身健康的体内外环境因素。人类最早的原始医学文化正是这种形而下的感性实践经验知识集合体。
原始经验医学是形而下的具象文化，所以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民族中只有语言表述方式及其实践内容的不同，没有视角方向及体系结构方式上的派别之分。
人类初步掌握了自身生命活动规律特征及其影响心身健康的体内外环境因素之后，则需要在形而上层次上对其内在机制作出逻辑上的解释。这是进一步合理规范推广这些实践经验，使其能够广泛运用于临床的前提基础。
因随这样一个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推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原始经验医学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无一例外地开始接受各种思想模式、思想观点的宇宙哲学观影响，形成各具民族文化特征的理论医学体系。
中华民族医学在经历了最初很长一段时期的经验文化沉淀之后，因随不同时代宇宙哲学观的变革，先后形成了以神灵创世观为哲学理论基础的巫祝医学，以思辨性唯物论观为哲学理论基础的古典唯物论医学，以及以实验解剖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科学唯物论医学等多种模式。
其中以汉民族为主体创造的，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的传统思辨性唯物论医学文化体系，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因别于西方现代科学唯物论医学模式的需要，特将其称之为中医学。
医学文化的根本目的及其最终体现途径都在于临床实践。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体系包括以望闻问切为核心的四诊方法，以及以方药、针灸、推拿、气功、养性等为代表的治病保健技术。
不过，作为具有鲜明思辨唯物论特色的中医学，其临床实践活动并不是简单因循经验而进行，究其全部过程，始终离不开诸如脏腑理论、命门三焦理论、六经理论、经络理论、气血精液理论等一系列中医生理病理学理论的指导。
中医学在生理病理学层上，体现为典型的非具象理论文化。这种非具象的理论文化究其根源，除了必需的形而下感性实践经验基础之外，更高层次上还受哲理性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影响。所以，中医学的显性知识层次有三个。
其一是临床实践技术与方法，如四诊的方法意义、方药的配伍量效、针灸推拿的手法技巧、气功的心身导引方式、养性的心身调理准则，等等。其二是生理病理学体系，如脏腑理论、命门三焦理论、六经理论、经络理论、气血精液理论等所秉承的一系列生命存续观。其三是生理病理学体系的哲理思想灵魂，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六气学说等。第三节 信史以来中医学四次变革的历史文化背景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人类智慧文明所搭建的每一个进步阶梯总是基于前人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没有对古往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针对明日未来的合理蓝图。
探讨总结中医学数千年来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层次根由，能够从中发现许多值得思考借鉴，并足以启迪后学之路的宝贵经验财富。考察信史以来中医学艰辛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大体可以梳理出四次具有明显时代文化背景特征的变革之路：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魏晋到隋唐时期，三是金元明清时期，四是近代至今。
一、诸子百家思潮背景下的中医学成形
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为思想灵魂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开始建构时代非常久远。不过很长一段时期，作为天学文化的核心理论体系，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受制于传承研究的贵族特权性限制，以及帝王玄学文化观念的禁锢，使得其在医学在内的自然社会学领域的应用进展速度非常缓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代晚期。
东周后期，一方面伴随周王集权统治权威的衰微，文化禁锢能力逐渐削弱，使得此前一直深锁权贵高墙大院中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走下帝王将相家族的祭坛流落世俗社会，成为平民大众文化论坛中的厚味大餐；另一方面伴随诸侯列强之间的长期战乱侵扰，不同地域、不同理念的文化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交融。
宽松自由的大众化文化思想环境是各种创造性知识思潮理念赖以滋生的基础。而多元知识的碰撞交流汇通又为各种文化知识的成熟完善及其创新提高提供丰沛的营养元素和动力源泉。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适逢诸多前所未有的文化创作便利条件，不仅形成了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为宇宙哲学观基础的诸子百家文化，也成就了中医学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为代表的理论与实践交融并重的第一次辉煌，彻底奠定了思想上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及天人合一整体观为灵魂，方法上以实践类象义理，义理指导实践为基本特征的中医学理论结构发展模式。
二、魏晋玄学思潮背景下的中医学发展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因为受传统经学研究的日渐衰微，儒家礼仪名教概念的不断沦丧，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的废弃，以及以老庄释“虚无”、“守空”、“自觉”、“任性”等宇宙性命之学为指导的魏晋玄学自然意象哲学观兴起影响，中医学开始淡化先秦以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天人合一思想等哲理灵魂，轻视生理病理机制规律的深层次义理逻辑探讨，倡导以“医者，意也”为核心的随性思维创造模式，同时注重方术的发掘整理。
魏晋玄学影响下的中医学，在方术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追求“医者意也”这种临床思维的随意想象性，使得其理论构建逻辑缺乏义理及实践上的严谨性，因此其实用价值往往不可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魏晋以降，因为有感于金石的“不朽”而意想服用这类药物也能使人长生不老，导致此后服石之风长期盛行，结果造成严重健康危害。
民国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唐宋学说之异》中说：“唐以前之医学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医学乃以为术不足持，而必精求其理。”确实，“医者意也”虽然有其丰富的创造性思维，但试图单靠这种随心意想来解决临床上极端复杂的健康疾病问题，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自宋以后，医学界受理学“格物致知”及“穷理尽性”学风影响，重新强调通过义理逻辑与临床实践紧密互动方式来建构疾病病机理论及临床实践模式。
三、宋明理学思潮背景下的中医学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赵宋王朝是在礼崩乐毁、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文化上，一方面因为魏晋以来儒家经学正统观念日渐衰微导致传统礼仪名教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儒、释、道、易各家长期争鸣过程中所孕育的哲学观整合重构之机正在迅速成熟，这种情况下，一种既具有继承性、又具有创新性的经世致用哲学呼之欲出。
政治上，赵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有感于中唐之后藩政割据拥兵自重，军人干政篡权频繁发生导致的社会动荡，开始前所未有地推行“右文抑武”之道，形成史所罕见的“文以靖国”方针，思想言论自由也因此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这又为文化思想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正是在因缘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背景，从宋朝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段持续五六百年时间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创新过程。从哲学观层面看，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天人合一思想等为核心的传统易道宇宙哲学观文化再次结出了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里程碑性硕果。
宋明理学以复兴传统儒学礼仪名教，解决汉末以来极为严重的道德信仰危机为目的，在批判性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儒学以及魏晋玄学基础上，吸收易、道、释各家思想精髓建立的一门以易道自然宇宙演化观为根基，以儒学礼仪名教为骨体，以格物穷理尽性之学为血脉，具有推陈出新时代气息的经世致用哲学。
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文化，理学形成之后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相关自然社会学领域，催动各自理论实践体系发生新的发展与变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两汉以来，原地踟蹰数千年之久的中医学，正是因缘于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环境，又经历了一次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跨越宋金元明清多个时代，历经五六百年历史的创新提高之路。具体看，理学对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变革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学术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三个方面。
以六经诸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定型。此后数千年间，中国文化研究一直未脱离以循经释道为模式的治经之路。不过，宋之前学者治经奉守“述而不作”信条，注重于考据注疏、训诂整理，关注的焦点在于“是什么”这个经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
宋以来的理学家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经学研究惯例，崇尚“以作代述”，着意于阐发经典思想精髓的同时，高度关注“为什么”这个深层次的义理逻辑关系，由此衍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理学正是基于解决这些新问题而形成的。理学派尊古不泥古，推陈以出新的探索创造态度对其后中医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范式性影响。
如金代刘河间结合自己及前人的临床实践，以《素问·热论》六经病皆是热证为理据，又注意到五运六气病机学中的病机十九条主火主热竟有九条之多，遂明确提出“六气皆能化火”的外感病病理病机观，创立凉膈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双解散等著名方剂。
金代张从正结合临床实践，发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实者散而泻之”等前贤理论，形成独具特色的攻邪论思想及其临床实践体系。
金代李东垣有感于临床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等皆可损伤脾胃引发多种病变，发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五脏皆得胃气，乃能通利”等理论，创立“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观点，并在广泛吸收《黄帝内经》气化论思想基础上，提出脾胃为人体阴阳升降沉浮气化中枢。如李东垣《脾胃论》说：“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病从脾胃生者二也。”
元代朱丹溪在《素问·天元正纪大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素问·太阴阳明论》“阳道实，阴道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以及钱乙“肝有相火”、刘完素“六气皆能化火”等理论基础上，提出“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形成“相火易动”、“阴精易损”为理论基础的阴虚相火论内伤杂病病机观。
明代命门学说又是对《难经·三十六难》“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及《难经·八难》“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脏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等理论思想的传承与扬弃。
清代叶天士等所创立的卫气营血理论源自《灵枢·邪客》“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等说，又博采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相关理论思想。清代吴鞠通等所创立的三焦辨证思想同样深植于《黄帝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
针灸学方面，经由南唐何若愚、元代窦汉卿及王国瑞、明代徐凤等创立完善的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灵龟八法等是在博取《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等有关经络气血应时盛衰消长思想基础上创立的。同样宋明以来强调“必审六经之候”为原则的辨证配伍取穴的理论基础也受启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倡导的辨证论治思想。
养生学方面，宋明以来丰富完善的节欲养性、持敬养心、养先后天气、动静结合等理论实践方法，其思想基础也深深根植于《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等医哲内容之中。
理学强调以“格物致知”之道探究天地自然万象的发生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秩序规范、人性善恶好坏的根源，以及易道儒释经学的文化背景、思维逻辑、起源过程、内涵本质等；倡导通过义理逻辑的深入分析，在“穷理尽性”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结合自己的体验思考及前人的经验积累，最终提出了新的创造性见解。宋代后期，中医学受理学这种方法论思想启发，开始高度关注中医学深层次文化内涵思想，积极倡导在义理逻辑研究基础上，结合自身及前人临证实践经验，对固有理论实践体系进行完善提高，甚或突破创新。
如金代刘完素在深入总结自身及前人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深入探讨四时气候对人体生命活动的影响规律、机制及其特点，并在广泛穷尽《素问》、《伤寒论》等有关外感病理论思想逻辑之后，创造性提出六气化火论、燥邪病机论等。而其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等书名中的“玄机”、“宣明”、“直格”等词，也皆源自理学“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思想。
元代朱丹溪“湿热相火”论上格《素问》、《伤寒》之理，中考《局方》温燥流弊，下穷河间、元素、东垣、知悌、戴人、海藏诸学，始得以成。如朱丹溪在《格致余论》自序中说：“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又四年而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间南北，翕然而成俗，岂无其故哉！徐而思之，湿热相火，自王太仆注文已成湮没，至张、李诸老始有发明。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昌不揣芜陋，陈于编册，并述《金匮》之治法，以证《局方》之未备，间以己意附之于后，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是理学“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治学精神的产物。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说：“虽曰医假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言中对李时珍“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治学精神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本草纲目》：“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明代张景岳更是强调“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当究心焉”，认为“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为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不有精敏之思，不足以察隐；不有果敢之勇，不足以回天；不有圆融之智，不足以通变；不有坚持之守，不足以万全。凡此四者，缺一不可，必欲备之，则惟有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以求圣人之心斯可也。”
宋明针灸学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理学“格物”与“穷理”治学方法的有效利用。如在针灸理论领域做出诸多开创性贡献的元代著名针灸学家、理学家、政治家窦汉卿在其《针经指南·通玄指要赋》中说：“必欲治病，莫如用针。巧运神机之妙，工开圣理之深。外取砭针，能蠲邪而扶正；中含水火，善回阳而倒阴。原夫络别支殊，经交错综，或沟渠溪谷以歧异，或山海丘陵而隙共。斯流派以难揆，在条纲而有统。理繁而昧，纵补泻以何功？法捷而明，曰迎随而得用。”
同样，宋明以来养生学方面的诸多成就，既离不开对临床实践经验的全面“格致”探索，更离不开穷究其深层次生理病理机制规律的义理逻辑。
宋明理学在继承传统易道儒释理论思想基础上，对其许多哲学命题思想内涵进行了完善提高。这些既秉承传统文化理论思想精髓，又有创造性的哲学文化成果，如太极动静生化观、阴阳互根互化观、太极宇宙本根观、先天后天观、气化观等，为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坚实的哲学理论思想指导。
太极动静生化观思想源自《周易·系辞》“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之说，经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太极图说》系统发挥，遂成为宋明理学根本。朱丹溪在继承《素问·天元纪大论》、《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以及钱乙、刘完素等前人相火论基础上，吸收宋明理学太极阴阳动静生化观中的恒动思想，形成“相火易动”，“阴精易损”为理论基础的“阳有余，阴不足”阴虚相火论观点，开后世滋阴派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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