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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2 14: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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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绍愚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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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词汇纲要

古汉语词汇纲要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古汉语词汇纲要作者:蒋绍愚[著]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05-09-01ISBN:9787100043670本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汉语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汉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产生了许多变化。汉语的词汇也是如此,几千年来,除了一些基本词汇保持不变外,汉语词汇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试拿甲骨文、先秦诸子、六朝笔记、唐代变文、宋儒语录、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的一些片断来比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面貌”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古代的一些作品,今天看不懂了,最主要的因素也是词汇。所以,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对于我们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以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做得还非常不够。第一,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的面貌,还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先秦和西汉词汇的研究,前人给我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至于东汉以下,就以往的研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空白。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六朝到明清的词语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初始阶段。第二,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则显得更加薄弱。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汉语音韵和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出现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著作,而在汉语的历史词汇的研究方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系统的《汉语词汇史》和《汉语历史词汇学》(王力先生的《汉语词汇史》即将出版,我们期望它给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以巨大的推动)。

而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的面貌了解得不够,所以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没有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对汉语历史词汇的具体研究也就只能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飞跃。

所以,要把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推向前进,就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做工作。首先要对从先秦直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词语一个一个地搞清楚,对汉语各个时期的词汇的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但也不能等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了才来对汉语历史词汇作系统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应该和第一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水平会不太高,也会碰到种种困难,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总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近年来,对汉语历史词汇作理论上研究的逐渐多起来了,尽管这些研究多半还属于探索的性质,各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是通过探索、讨论而趋向成熟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把这部讲稿整理成书,参加同行的讨论。

这部讲稿是我1983年为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学生开设“古汉语词汇”课而写的。1986—1987年,在给中文系汉语专业研究生讲课时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这次整理成书,又作了一次较大的改动。书中试图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就内容来说,应该是属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范围的,而不仅仅是对“古汉语”(一般把它理解为“文言文”的同义语)词汇的一般知识的介绍。但是,由于目前的研究状况特别是作者本人水平所限,这个意图未能很好地实现,这本书也远远达不到“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书名就定为《古汉语词汇纲要》。

本书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努力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我国传统训诂学在词汇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在词汇理论方面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但这些成果大多比较零散,而且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训诂学进行总结、整理和创新,而不能墨守传统训诂学的条例和方法。现代语义学在词义研究方面比传统词汇学有较大的突破,在宏观方面,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它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但现代语义学主要是以印欧语为对象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对现代语义学要吸收和消化,而不能不问汉语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本书在两者的结合方面若有不当之处,那是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至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创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这部稿子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缺点错误还是在所难免。至于某些看法是否妥当,更是希望和同行们一起讨论,并得到专家的指正。如果这些看法谈出来能够使问题讨论得更深入,那么,即使讨论的结果是否定了我的看法,我也将认为,这是达到了写这本小书的目的。

注:为菲律宾语的特殊标记。作 者1988年3月于北大蔚秀园

本书曾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此次再版,对原书的一些错误和疏漏作了修正,对个别体例稍作调整,全书没有作大的改动。作 者2005年5月第一章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

在前言中已经讲到:要研究古汉语词汇,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就必须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成果。在这一章里,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谈一谈。第一节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及其不足

训诂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词汇,但它是以词汇的研究为中心的。在我国,对词汇进行研究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尚书》、《诗经》这样一些典籍中某些章句已经读不懂了,因此在引用《诗》、《书》时就要加以解释。例如,《国语·周语下》记载,有一次晋国的大夫叔向引用了《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然后解释说:“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孟子》中也多次见到对《尚书》、《诗经》中词句的解释。如《孟子·滕文公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孟子·离娄上》:“《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这都是用当时人们能懂的词解释较早的文献中的词句。“沓沓”一词,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好懂了,但在战国时期却不是生僻的词。如《荀子·正名》:“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然而沸。”《荀子》中的“”,就是《孟子》中的“沓沓”,是“多言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一些方言词语也需要加以解释。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战国策·秦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这都是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对词语的解释。这些当然说不上是对词汇的系统的研究,但毕竟是对词汇研究的滥觞。到秦汉之际,出现了《毛诗故训传》、《尔雅》等专著,就是对词汇比较系统的研究了。到汉代,为先秦典籍作注之风大盛,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名家辈出,又出现了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专书,训诂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隋书·经籍志》中,把小学分为“体势(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这种分法,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唐宋元明各代,训诂学都一直在发展,到清代达到了高峰。关于训诂学发展的历史,在各种训诂学著作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从略了。这里主要谈谈我国古代训诂学有些什么成就。

我国古代训诂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对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研究。

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通常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汉字是意音文字,往往可以借助字形的分析而推知字的本义。本义是词义引申的出发点,掌握了本义,就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一个词的多种引申义。所以传统训诂学对词的本义非常重视。《说文解字》就是通过字形分析来讲述字的本义的,许多字的本义由此书而得到保存。后代有不少学者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例如《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字,兽曰。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叙》云:‘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这就告诉我们,“字”的本义是“生子”。这个意义在古书中不太少见,如《周易·屯卦》:“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山海经·中山经》:“其实如兰,服之不字。”注:“字,生也。”《汉书·严安传》:“六畜遂字。”注:“字,生也。”现在常见的“文字”的“字”,是引申义。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说文》也有把字的本义弄错了的。如《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商代金文“元”作,象人的头。这是“元”的本义。这个本义在古书中有所反映,而且有古注加以说明。如《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赵岐注:“元,首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杜预注:“元,首也。”而《说文》所说的“元,始也”,应该是“元”的引申义。

关于词义的引申,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尽管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很显然,他是在寻找“大象”的“象”和“意象”的“象”之间词义上的联系。在古代的注疏中,虽然没有用“引申”这一术语,但实际上是在谈引申的问题。例如《诗经·豳风·狼跋》:“德音不瑕。”毛传:“瑕,过也。”孔疏:“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犹人之有过,故以瑕为过。”《左传·宣公十二年》:“观釁而动。”服注:“间也。”杜注:“罪也。”孔疏:“釁是间隙之名。……既有间隙,故为得罪也。”《孟子·梁惠王上》:“将以釁钟。”赵注:“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孙疏:“釁钟之釁谓之釁,亦治乱谓之乱之类也。”到了清代,对于词义引申的研究就更为深入细密。请看段玉裁为《说文》作的两条注:《说文》:“閒,隙也。”段注:“隙者壁际也。引申之凡有两边有中者皆谓之隙。隙谓之閒,閒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皆曰閒,其谓有两有中一也。《考工记》说钟铣与铣之閒曰铣閒,篆与篆、鼓与鼓、钲与钲之閒曰篆閒、鼓閒、钲閒。病与瘳之閒曰病閒,语之小止曰言之閒。閒者稍暇也。故曰閒暇。今人分其音为户闲切,或以闲代之。閒者隙之可寻者也,故曰閒厕,曰閒迭,曰閒隔,曰閒谍。今人分别其音为古苋切。《释诂》、《毛传》曰:‘閒,代也。’《释言》曰:‘閒,俔也。’人部曰:‘俔,閒见也。’厂部曰:‘,石閒见也。’今音皆去声。凡自其单出言之曰閒。”《说文》:“副,判也。”段注:“《毛诗·大雅》曰:‘不坼不副。’《曲礼》曰:‘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匡谬正俗》曰:‘副贰之字本为褔,从衣畐声。俗呼一袭为一褔衣是也。书史借假,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义训剖劈。学者不知有褔字,以副贰为正体。《诗》“不坼不副”,乃以朱点发副字。’按颜说未尽然也。副之则一物成二,因仍谓之副,因之凡分而合者皆谓之副,训诂中如此者致多。流俗语音如付,由一部入三部,故韵书在宥韵。俗语又转入遇韵也。沿袭既久,其义其音遂皆忘其本始。‘褔’字虽见于《龟策传》、《东京赋》,然恐此字因‘副’而制耳。郑仲师注《周礼》云:‘贰,副也。’贝部‘贰’下因之。《史记》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汉书》曰:‘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周人言贰,汉人言副,古今语也。岂容废‘副’用‘褔’?”“閒”字条,段玉裁以“閒”的本义“隙也”(应为“门隙”)为纲,贯串了“铣閒”、“病閒”、“言之閒”(今音jiān,写作“间”)、“閒暇”(今音xián,写作“闲”)以及“閒厕”、“閒迭”、“閒隔”、“閒谍”(今音jiàn,写作“间”)诸义。“副”字条,段玉裁纠正了颜师古《匡谬正俗》中的说法,指出“副贰”的“副”和“判副”的“副”意义上的联系,以及“副贰”的“副”后来读音的变化,并认为“褔”字是因“副”而制的后起字。这些意见都很精辟。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全面研究词义的专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说:“夫叔重万字,发明本训,而转注假借则难言;《尔雅》一经,诠释全《诗》,而转注假借亦终晦。欲显厥旨,贵有专书。”他的书就是在《说文》解释本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字的转注(即引申)和假借义。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朱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解释词义。朱氏突破了许书专讲本义的旧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二)关于同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的辨析,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了。如《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曰寇。”《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左传·襄公四年》:“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在传注中就更多。如《诗经·大雅·公刘》:“于橐于囊。”毛传:“小曰橐,大曰囊。”又:“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郑玄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王逸注:“近曰离,远曰别。”

在《尔雅》、《说文》等字书中,同义词辨析也很多。如《尔雅·释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尔雅·释器》:“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说文》:“腯,牛羊曰肥,豕曰腯。”《说文》:“观,谛视也。”“觇,闚视也。”“驱,马驰也。”“驰,大驱也。”

在同义词的研究方面,古代训诂学家提出了“对文”、“散文”、“浑言(统言)”、“析言”的概念。如:《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邢疏:“此对文尔。散则草亦名华。郑风云:‘隰有荷华’是也。”《说文》:“宫,室也。”段注:“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也。”《说文》:“牙,壮齿也。”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说文》:“国,邦也。”段注:“邑部曰:邦,国也。按邦国互训,浑言之也。《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析言之也。”《说文》:“扇,扉也。”段注:“《月令》:‘乃脩阖扇。’注云:‘用木曰阖,用竹苇曰扇。’按析言如此,浑言则不拘。”“散文”、“对文”、“浑言”、“析言”不但指出了同义词之间细微的差别,而且注意到了词义在语用中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同义词”一章中还要讲到。

传统训诂学在同义词研究方面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接触到了古今同义词的问题。如:《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说文》:“屦,履也。”段注:“晋蔡谟曰:‘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屦。《左传》:“踊贵屦贱。”不言“履贱”。《礼记》:“户外有二屦。”不言“二履”。贾谊曰:“冠虽敝,不以苴履。”亦不言“苴屦”。《诗》曰:“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屦,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践之通称。’按蔡说极精。《易》、《诗》、《三礼》、《春秋传》、《孟子》皆言屦,不言履。周末诸子、汉人书乃言履。《诗》、《易》凡三‘履’,皆谓践也。然则‘履’本训践,后以为屦名,古今语异耳。许以今释古,故云古之屦即今之履也。”《说文》:“堂,殿也。”段注:“殿者击声也。假借为宫殿字。……许以殿释堂者,以今释古也。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称堂,汉上下皆称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称殿者矣。”

段玉裁的分析,表明清代训诂学家对于词语的古今变化已有了较清楚的观念。(三)对于音义关系的探求。

词是音义结合的产物。词的读音和它的意义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总的来说,音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给某种事物取个什么名称(也就是说,给某个词赋予什么语音形式),在总体上说是任意的。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正名》)但是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个原始词孳生出若干孳生词,在这一组词里,音义却往往是有联系的。这种现象,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很早就有“声训”,如《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就是注意到了“正”和“政”之间音义都有联系。这种声训,在汉人的传注中也颇为常见,都是用来揭示两个同源词之间音义的联系的。如《礼记·明堂位》:“天子皋门、雉门。”郑注:“皋之言高也。”这是说明“高”和“皋”的关系。《说文》中也有类似的解释,如“日,实也”,“月,阙也”,又如“麦,芒谷。秋种厚薶(埋),故谓之麦”,这些解释虽然并不正确,但显然都是想说明“日”和“实”、“月”和“阙”、“麦”和“薶”之间的关系。汉代刘熙《释名》,更是一部集声训之大成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事物得名之由。它虽然“颇伤穿凿”,但毕竟也是在词的音义关系方面的一种探索。

在《说文》以后,训诂学家们往往重视文字的形体,忽视词的读音,而且把“字”和“词”等同起来。清代的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等打破了这种束缚,明确提出了“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叙》),训诂要形、音、义“三者互相求”(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对于他们的成就,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词汇和语音的关系”一章中还要详谈,此处从略。(四)关于虚词的研究。

虚词所表示的主要是语法意义,所以对虚词的研究可以归入语法研究的范畴。但虚词毕竟也是整个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许多虚词都是从实词转化来的。所以,关于虚词的研究,也可以放到词汇研究中来谈,特别按照我国古代的传统,对虚词的研究属于训诂学范围,这是确定无疑的。

古人对虚词十分重视。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所以词序和虚词就成了汉语语法的重要手段,正确地了解虚词,对阅读古代的典籍关系很大。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对虚词的研究。

古代把虚词称为“词”。《说文》:“曰,词也。”徐锴注:“凡称词者虚也,语气之助也。”《说文》:“矣,语已词也。”“者,别事词也。”“各,异词也。”“皆,俱词也。”“宁,愿词也。”“曾,词之舒也。”“尔,词之必然也。”这些“词”都是指虚词,《说文》对这些虚词的特点和用法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

在一些传注中,也谈到了虚词的区别,如《公羊传·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公羊传·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公羊传·宣公八年》解释“日中而克葬”的“而”字时,把它和“日下昃乃克葬”的“乃”字比较:“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这是对“而”和“乃”两个词很细致的辨析。

此外,《淮南子·说林》:“‘也’之与‘矣’,相去千里。”是对“也”和“矣”作用的区分。再如柳宗元《答杜温夫书》:“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也涉及语气词的用法。但这些都谈得比较简单。

我国古代研究虚词最早的专书,是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此书共66个条目,对135个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或是分析同一虚词的多种用法,或是比较相近虚词用法的不同,比起以前对虚词的解释,要详细得多了。特别是书中把文言虚词和当时口语中的俗语虚词相比较,这对我们研究宋元时的俗语虚词很有用处。

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对虚词研究的路子大体和《语助》相同,对虚词所表达的“神情声气”描写比较细致。它的一些说法后来为《马氏文通》所继承。《语助》和《虚字说》对虚词的研究主要属于语法研究的范畴,这里不细说。

和词汇研究关系更密切的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王引之在《自序》中说:“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所以他“自九经三传、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由此可见,此书主要是为解释经传而作的,而此书的主要内容是纠正前人把虚词当作实词之误,以及阐发一些虚词久已湮没的古义。在这些方面,王引之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传释词》一书,在训诂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王引之《经传释词》着重在对具体字词的训释,而没有系统研究虚词的一般规律。但从他的训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虚词也有和实词相通的地方。

首先,不少虚词由实词发展而来,因此有些虚词的意义和实词有联系。比如,王引之把《诗·终风》“终风且暴”解释为“既风且暴”,纠正了从《毛传》以来训释之误,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而他论证“终”有“既”义所用的方法,除了根据《诗经》中同样的“终……且……”的格式排比归纳外,还从虚词与实词的关系来加以解释。“家大人曰:终,词之既也。僖二十四年《左传》注曰:‘终,犹“已”也。’已止之已为终,因而已然之已亦曰终。故曰:词之既也。”(按:“终风且暴”的“暴”应为“瀑”的借字。《说文》:“瀑,疾雨也。从水,暴声。诗曰:终风且瀑。”“终风且暴”意谓既刮大风又下暴雨。)

又如:“迪,词之用也。《书·牧誓》:‘昏弃厥遗王父母不迪。’《史记·周本纪》‘不迪’作‘不用’。迪为不用之用,又为语词之用,义相因也。《书·皋陶谟》曰:‘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言各用有功也。”他的意思是说,“迪”用做实词时有“用”(动词,使用)义,因而用做虚词时也有用(介词,因,由)义。这种两个词之间“义相因”的现象,我们在《词义的发展与变化》一章中还要详细讨论。

其次,虚词也和实词一样,有字形的通假。这种例子王引之举了很多。如:“唯(惟)”与“虽”通。《管子·君臣》:“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此“虽”通“唯”。《荀子·大略》:“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此“唯”通“虽”。“而”与“如”通。《吕氏春秋·顺说》:“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此“而”通“如”。《荀子·儒效》:“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此“如”通“而”。

刘淇《助字辨略》成书比《经传释词》早,但流传不广,影响不如《经传释词》大。不过如实而论,《助字辨略》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所释的虚词不限于经传,正如叶德辉序所说:“嘉庆中,高邮王文简引之曾撰《经传释词》一书,正与此书同例,而专在疏通经义,不若此之贯穿群籍,足穷文字之变化也。”如卷五“莫”字条:“包何诗:‘莫是上迷楼。’莫是者,方言,犹今云‘恐是’也。又《宋史·岳飞传》:‘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犹莫是也。”对唐宋口语中的虚词“莫是”、“莫须”的解释是正确的。(五)关于方言词汇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先秦的古籍中就记载了方言词汇的歧异。除前面引过的《左传》、《战国策》中的记载外,在《尔雅》中也有记载。如《尔雅·释兽》:“鼳,鼠身长须而贼,秦人谓之小驴。”《说文》中这类记载更多。如《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笔,秦谓之笔。”《说文》:“餥,……陈楚之间相谒食麦饭曰餥。”又:“飵,楚人相谒食麦曰飵。”又:“,秦人谓相谒食麦曰。”至于汉代扬雄《方言》、清代杭世骏《续方言》等,更是专门记载方言词语的书。

我国古代训诂学家不但对方言词语作了记录,而且对方言发展演变的规律作了初步研究。例如郭璞注《尔雅》就说明了扬雄《方言》中的词语在晋代的变化情况。王国维《书郭注方言后》加以归纳,有如下几种情况:(1)汉时方言变为晋时通语。如《方言》卷一:“好,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注:“昌朱反。今四方通语。”(2)汉时此地方言变为晋时彼地方言。如《方言》卷一:“好,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呼好为媌。”(3)汉晋时语同而义异。如《方言》卷一:“相谒而食麦饘……秦晋之际,河阴之间曰。”注:“今关西人呼食欲饱为。”(4)汉晋时语异而义同。如《方言》卷二:“逞、苦、了,快也。”注:“今江东人呼快为煊,相缘反。”又卷四:“襢谓之。”注:“今又呼为凉衣也。”

训诂学家们还以方言材料上推古语,下证今言。如:《经义述闻》卷十九:“‘诲之以忠,耸之以行。’(作者按:此为《左传·昭公六年》文)杜注曰:‘耸,惧也。’《汉书·刑法志》‘耸’作‘’。颜师古注曰:‘,谓奖也。’家大人曰:颜说是也。耸之以行,谓举善行以奖劝之。故《楚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韦注曰:‘耸,奖也。’《方言》曰:‘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相劝曰耸,或曰奖。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劝语,亦曰耸。’又曰:‘怂慂,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怂慂。’‘怂’与‘耸’义亦相近。”

这里是用扬雄《方言》中的材料,说明《左传》中的“耸”是“奖”、“相劝”的意思,从而纠正了杜预注之误;而这个“耸”也可以说成“怂慂”,“怂慂”这个词直到今天还用,只是一般写作“怂恿”罢了。可见“怂恿”这个词来源很古。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我国古代训诂学在词汇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笔宝贵的遗产,我们今天是一定要很好地继承的。

但是,传统训诂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我们今天研究古汉语词汇,就要克服这些方面的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其不足之处主要是:(一)首先,传统训诂学基本上没有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古代训诂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先秦的经典或秦汉时期小学的典籍作注,因此对古汉语词汇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当然,这不是说古代训诂学家没有涉及词汇理论,特别是清代的一些大师如段玉裁、王念孙等,他们有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但他们这些观点,也散见于对具体字词的诠释之中。这就不能不限制了对词汇理论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着的训诂学遗产,是极为丰富的材料(历代的注释、字书、音义等等,还有散见于笔记、杂著中的词语诠释),以及大量极为精辟然而散见于各处的理论观点,亟待我们去整理、归纳、总结。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还做得很不够。(二)传统训诂学基本上还是把古汉语词汇作为一个平面来研究的。尽管段玉裁提出了“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要“六者互相求”,而且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有像上面所举的关于“屦”和“履”、“殿”和“堂”历史变化的精至之论,但总的说来,传统训诂学并不太注意汉语词汇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训诂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是先秦和西汉的词汇,东汉以下,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词汇研究得很少,就更谈不上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古汉语词汇作历时的描写并探索其发展的规律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要脚踏实地地从头做起,努力把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面貌逐步搞清楚,在此基础上,总结汉语词汇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总结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三)传统训诂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正如王力先生所说,严格地说,在清代以前的小学研究,是属于语文学的范围。清代学者打破了字形的束缚,重视了因声求义和声近义通,但其流弊又成为滥用通转。至于把语言看做一个语音、词汇、语法互相影响的完整的系统,这更是古代训诂学家所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应以此苛求古人。我们今天来研究古汉语词汇,就应该正确处理形、音、义三者的关系,而且要把词汇放到整个语言系统中来加以研究。(四)传统训诂学对词汇的研究在理论上不够准确和深入。这是和上面所说的第一点(即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有关的。以同义词的研究为例。既然训诂的主要目的是读懂古代典籍,那么,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就并无不可,而这些词之间的差异就被忽视了。后来的训诂学家对这些词的不同作出了说明,并提出“浑言”、“析言”等概念,这在对同义词的分析方面是一个进步。但是,究竟什么叫“浑言”,什么叫“析言”,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界说,对为什么会出现“浑言则同,析言则异”这种现象,更缺乏深入研究。又如所谓“反训”,也是一个很早就提出但一直没有说清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研究古汉语词汇,就要克服传统训诂学的这种缺点,一是要求其准确,一是要求其深入。在这方面,吸取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来用于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五)传统训诂学以解经、作注为主要任务,所以往往对僻字僻义花很大力气,而对常用词却略而不论。如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郝懿行《尔雅义疏》都是如此。也许,这正是使一些人对训诂学望而生畏的原因。应该肯定,对僻字僻义的研究、解释是重要的,因为僻字僻义确是我们阅读古书的一个障碍,而且,对有些僻字僻义进行研究,得出的是关于古汉语词汇的一般规律。但是,构成某种语言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毕竟还是常用词,不论是阅读古书也好,研究古汉语词汇的规律也好,常用词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应该把常用词的研究放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这样才能使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为更多的人接受,更好地为整理、继承文化遗产服务,也更有利于总结古汉语词汇的规律。第二节现代语义学对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启发

语义学(semantics)最早是在19世纪由德国学者莱西希(K. Reisig)提出来的,他主张把词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把这个学科叫做semasiologie(semasio意义,logie学)。现代语义学研究的不仅是词义,而是语义(包括词组、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但对词义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语义学这门科学现在还不成熟。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所说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语义学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综合性的概述。”①(J.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 guistics, 1968)但语义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它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乃至问题,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都很有启发。(一)语义学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因此它的视野比较广阔,能注意到一些只研究某一种语言的人所不容易注意到的现象,并从中得出一些关于人类语言的一般性结论。

在这方面,语义学吸取了人类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人类学家通过调查发现,表示颜色的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是表现得很不一样的。

比如,根据B. Berlin和P. Kay的说法,英语中有11个基本的颜色词,它们的分布图示如下(“灰”在图中没有表示):

而根据H. C. Conklin的调查,在菲律宾的Hanunòo语中,只有四个颜色词,即:

(ma) biru=黑,和其他的深颜色?

(ma) lagti=白,和其他的浅颜色?

(ma) rara=栗色、红色和橙色?

(ma) latuy=浅绿、黄和浅棕

它们的分布图示如下:

又如,根据朗斯伯里(F. G. Lounsbury)的调查,美洲伊洛魁部落森纳加(Seneca)语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如下表:A类父系的,比我高一辈的男子。(包括父亲、叔伯、祖父?nih1.ha母的兄弟姐妹之子。)母系的,比我高一辈的女子。(包括母亲、姨母、外祖?yēh2.no父母的兄弟姐妹之女。)B类?母系的,比我高一辈的男子。(包括舅舅、外祖父母的3.hakhno兄弟姐妹之子。)sēh父系的,比我高一辈的女子。(包括姑母、祖父母的兄4.ake:hak弟姐妹之女。)C类?A类的儿子,长于我。5.hahtsi??A类的儿子,幼于我。kē:6.he?A类的女儿,长于我。7.ahtsi?A类的女儿,幼于我。kē:8.kheD类??se:B类的子女。9.akyā:E类10.he:awak和我同辈的同性者之子。11.khe:和我同辈的同性者之女。awakF类12.heyē:wō:男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子。?tē?13.hehsō女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子。neh14.kheyè:男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女。?wō:tē?15.khehsō②女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女。neh

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不同的语言中词汇的结构是不同的。尽管颜色和亲属关系都是客观存在,但在不同的语言中却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而且这些词并非一一对应。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汉语和英语来比较,这种情况也很容易见到。例如亲属称谓,英语中的brother,汉语中要按长幼分为“哥哥”和“弟弟”,英语中的uncle,汉语中要按父系母系分为“叔叔、伯伯”或“舅舅”。反过来,汉语中的“桌子”,英语要区分table和desk,汉语中的“杯子”,英语要区分为cup、glass、mug。

这些事实促使我们考虑关于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的问题。这一点到后面的章节再详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古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不同,我们立即会想到:仅就颜色词和亲属词而论,古今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古代有这样一些颜色词:一染谓之,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以上见《尔雅》)四入谓之朱(见《仪礼》郑注),五入谓之(见《考工记》),六入谓之玄(见《周礼》郑注),此外还有“赤”、“绛”,都是与“红”色有关而深浅不同的词,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找不到和它们一一对应的词。

古代的“舅”,既指舅父,又指公公;“姑”既指姑母,又指婆婆。王力《汉语史稿》说:“它们在最初只有一个总的意义。……在最初的时候,凡和父母同辈的男人都叫做‘舅’,凡和父母同辈的女人都叫做‘姑’。”古代的“子”,既指儿子,又指女儿;“弟”既指弟弟,又指妹妹(一般称“女弟”),也是这种情形。

这种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荀子所说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的理论。明了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坚持音义之间有必然联系的看法了。(二)语义学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这比传统的词汇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传统的词汇研究往往只注意单个词的发展变化,这种研究被称为是“原子主义”(atomism)。从索绪尔开始,提出了语言有聚合(paradigmatic)和组合(syntagma tic)两种关系,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德国和瑞士的语言学家分别根据这些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的理论。

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J. Trier)提出的语义场主要着眼于词的聚合关系。他认为在同一个概念场(conceptual field)上,覆盖着一个词汇场(lexical field)。词汇场中的各个词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每一个词的意义只能根据和它相邻近或相反的其他词的意义而确定。词汇场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这不仅是因为有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而且是因为一个词意义的变化会影响到和它邻近的词,使这些词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特里尔曾举过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他说:在13世纪初,高地德语中“知识”的概念场是由Wisheit、Kunst、List三个词组成的词汇场覆盖的。而一百年后,这个词汇场变成由Wisheit、Kunst、Wizzen组成的了。而且,这不是简单地由Wizzen代替了List,而是整个词汇场中三个词的义域(conceptual area)都发生了变化。粗略地说,在早先,Kunst是指比较高雅的一些知识,List是指普通的技能之类的知识,Wisheit不但在句子中可以替换这两者,而且往往是指一个人具有的兼包这两者的全面的知识。而到后来,Wisheit指较深的知识,Wizzen指较浅的知识,Kunst介于两者之间。根据特里尔的说法,我们可以把“知识”这个语义场的变化图示如下:

大致和特里尔同时,德国语言学家波尔席齐(W. Porzig)根据语言的组合关系提出了另一种语义场的理论。他注意到词与词之间(特别是名词和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搭配关系(colloca tion)。例如:bite(咬)和teeth(牙齿)、lick(舔)和tongue(舌头)、bark(吠)和dog(狗)、fell(砍伐)和tree(树)、blond(亚麻色)和hair(头发)之间,意义联系非常明显。人们几乎不可能离开dog(狗)去解释bark(吠)的意义,离开hair(头发)去解释blond(亚麻色)的意义。这些同相互之间也构成语义场。

这种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也影响到词的发展变化。例如,英语中的ride(骑),原来只和horse(马)搭配,但后来也可以说ride on a bicycle(骑自行车)、ride on a carriage(乘坐马车)、ride on a train(坐火车),这个词的意义也就扩大了。又如,drive(驾驶)这个词由于经常和car(汽车)搭配,所以在语言中有时可以光说drive而省略car。如Will you drive or shall I? (你开车还是我开车?)He's driving up to London. (他正开车去伦敦。)

这两种语义场的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在一种语言中由于聚合关系而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两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如果没有相应的词,就可能改用语言的组合关系来表示。如英语中的kick(踢)和punch(用拳打),在法语中就要分别用donner un coup de pied(用脚打)和donner un coup de poing(用拳打)。从聚合关系看,kick和punch都表示打人的动作而属于同一语义场,从组合关系看,kick和foot(脚)、punch和fist(拳)因为固定的搭配关系而属于同一语义场。

对于特里尔和波尔席齐等人的语义场理论虽有种种批评,但人们也都公认,语义场的理论在语义学的研究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也将看到,这一理论对于研究古汉语词汇是极有用处的(关于语义场部分的引文,均转引自J. Lyons: Semantics)。

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构成的语义场也是多种多样的。现代语义学深入分析了这多种关系,如有的是上位义和下位义的关系,有的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有的是同义或反义的关系,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都将涉及。(三)现代语义学对词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义位”(sememe)和“义素”(semantic component)的概念。

先说“义素”。义素也有人称为semantic feature(语义特征)。它是对词义进一步分析以后得出的。比如英语中man(男人)、woman(女人)、boy(男孩)、girl(女孩)四个词,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和互不相同的成分。例如,它们都是人,但性别和年龄有所不同。其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如果进一步用-male表示female,用-adult表示young,那么,HU MAN、MALE、ADULT就是构成这四个词的义素,这四个词由这三个义素不同的组合而构成,即:

man=+HUMAN+ADULT+MALE

woman=+HUMAN+ADULT-MALE

boy=+HUMAN-ADULT+MALE

girl=+HUMAN-ADULT-MALE

从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义素”是由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相邻或相关的词相比较而得出的。构成一个词的若干义素,就是这个词区别于其他词(特别是同一语义场中相邻或相关的词)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例如man一词,以+MALE和woman相区别,以+ADULT和boy相区别,以+HUMAN和ram(公羊)相区别。而它的三个义素加在一起,大致就可以看做这个词的定义:成年的男人。

这种把词分析为义素的方法叫“义素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CA,也可以译为“成分分析法”)。很显然,这种分析方法是受对音位的区别性特征的分析的启发而产生的。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N. S. Trubetzkoy)等语言学家把音位看做一组区别性特征,如英语中的/p/是由“双唇音+塞音+清音”构成的,在双唇音这一点上,它和/t/对立,在塞音这一点上,它和/m/对立,在清音这一点上,它和/b/对立。用这种观点来分析词义,也就得出了语义方面的区别性特征,即义素。

下面再说“义位”。上面讲到,义素是把词的意义进一步分析而得出的区别性特征。但是,词往往是一词多义的。如汉语中的“孩子”和英语中的child一样,有两个意义:(1)儿童;(2)子女。前一意义,无疑包含着“未成年”的义素,但后一意义,却不能说有“未成年”的义素。比如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对着他的老朋友介绍自己三十岁的儿子时说:“这是我的孩子。”这个“孩子”就绝不是未成年的。由此可见,义素分析不是对一个词的几个意义综合起来加以分析,而是以一个词的一个意义为单位来进行分析。像“孩子”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在词典中称为“义项”,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称;而在语义学中,称为“义位”。(sememe这个术语,在语义学中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它大致等于“义素”,有人把它看做是区别性特征的混合。我们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它。)

这样,我们可以说:一个词,如果是单义词,就只有一个义位。如果是多义词,就包含几个义位。语义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义位,而不是词。把若干词的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相邻或相关的义位加以比较和分析,就可以得出若干义素。换句话说,词可以分析为若干义位,义位又可以分析为若干义素。当然,这是很粗略的说法,一些更深入的理论问题,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

作这样的分析是不是烦琐哲学?不是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使用“义位”和“义素”的概念,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不论是静态的分析还是历史的描写)都很有好处。特别是义素分析法,表面看起来烦琐,但只要运用得当,实际上是可以起以简驭繁的作用的。比如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名目繁多,但如果用义素分析法,就可以用八个义素把它们全部表示出来。(参见石安石《亲属词的语义成分试析》)上面举过的伊洛魁语的亲属称谓也很复杂,但调查者朗斯伯里(F. G. Lounsbury)用八个义素把它们表示出来。(参见G. Leech: Semantics. 1981)

当然,义素分析法还是一种不很成熟的方法,语言学家们对它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赞同,有的表示怀疑。迄今为止,对义素分析法的运用也仅限于一部分词,而另有一些词(如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如何进行义素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我认为,义素分析法毕竟是词义研究方面的一种突破。如果说语义场的理论是从宏观方面来认识词和词义,那么义素分析法则是在微观方面对词和词义的认识的深入。我们不必因为义素分析法的一些缺陷而断然否定它,而应该在不断的探索中使它完善起来。第三节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

上面谈了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大致情况,这里要谈一谈它们和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关系。

早在1947年,王力先生写过一篇《新训诂学》,一开始就说到:

训诂学,依照旧说,乃是文字学的一个部门。文字学古称“小学”。《四库全书提要》把小学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字书之属;第二是训诂之属;第三是韵书之属。依照旧说,字书之属是讲字形的,训诂之属是讲字义的,韵书之属是讲字音的。从古代文字学的著作体裁看来,这种三分法是很合适的。不过,字书对于字形的解释,大部分只是对于训诂或声音有所证明,而所谓韵书,除注明音切之外还兼及训诂,所以三者的界限是很不清楚的。若依语言学的眼光看来,语言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所谓语义学(semantics)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向来不大喜欢沿用训诂学的旧名称。这里因为要显示训诂学和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

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训诂学和语义学的关系:(1)它们研究的范围大致相同,即都是以词义为中心的。(2)但它们在治学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旧训诂学必须加以改造,才能成为新训诂学。

那么,旧训诂学的根本缺点又是什么呢?王力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等到训诂脱离了经学而归入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这话也是说得很中肯的。王力先生在他后来写的《中国语言学史》“西学东渐的时期”一章的结束语中,在谈到那个时期语言学中的新旧两派时说:“直到1947年,王力发表了他的《新训诂学》,其中讲了‘旧训诂学的总清算’,提出了‘新训诂学’,才算跟旧派宣布了决裂。”可见,他自己一直认为,对旧训诂学的改造,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是不是把旧训诂学加以改造,克服了它的根本的缺点以后,新训诂学、语义学、汉语历史词汇学三者就合一了呢?我认为并不如此。

这是因为,这三者的研究范围还是各有侧重,三者的研究方法也不必完全划一。这三者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交叉的、关系密切的,然而又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三者在它们的发展中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训诂学,它的重点在于具体词义的考释。当然,它研究的词语不应该到西汉为止,汉魏以下的“俗词语”也应是它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郭在贻《训诂学》中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的训诂方法也还应当继续使用,当然,与此同时,它应该摒弃旧训诂学中那些陈旧落后的东西,还应该注意吸取现代语言学(包括现代语义学)的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这样的训诂学,就可以称为“新训诂学”。

语义学的研究以词义为重点而又不限于词义,它研究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汉语,而是要通过研究人类各种语言探求语义方面的理论和规律。但现代西方语义学主要是通过对印欧语(特别是英语)的研究来归纳理论的,我们研究语义学,就不能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努力通过汉语的研究,来发展和丰富语义学,这里也包括对我国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和总结,使之理论化。同时,我们在运用现代语义学的成果来研究汉语词汇时,也要注意汉语的特点,绝不能生搬硬套。

汉语历史词汇学,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它无疑是要在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毕竟还不同于训诂学,因为它主要着眼于一些理论性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具体词语的考释;它也不同于语义学,因为它不是谈一般的语义问题,而是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如果这方面的研究做好了,那么,它一方面会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描写和研究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会对语义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注 释

① 原文是英文,中文为本书作者所译。下同。

② 以上两图一表均转引自G. Leech: Semantics. Second edition, 1981。表中关于这些亲属称谓的解释是我加的。——作者第二章词和词义第一节 词

什么是词,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语言学家们给词下过各种不同的定义,但各种定义都有不完善之处。这在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对于这个理论问题,此处不详谈。

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区分字和词。字不等于词,词是语言的单位,字是记录词的文字符号,两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研究古汉语词汇要以词为单位,而不能以字为单位。这些似乎都是常识,用不着再说。但是,因为古汉语研究的对象是书面资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个的方块汉字,所以在传统的古汉语研究中一直是以“字”为单位,“字”的观念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所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代表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时代)。”直到今天,在古汉语的研究中,还常有不自觉地把字和词混同起来,或者把汉字直接和概念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个问题还很有强调的必要。我们在下面各章中的一些论点,就是建立在字和词相区别的基础上的。

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既然要以词为单位,那么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哪些是一个词,哪些是几个词。这个问题处理起来也会碰到一些复杂的情况。下面从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两个角度来加以讨论。(一)从共时的角度看,要注意两种情况,分述如下。(1)一个汉字,有时不是词,有时代表一个词,有时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在联绵字中,两个汉字只是代表两个音节,两个汉字合起来,才代表一个词。这一点,古人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常常把一个联绵字拆开来讲。如《孟子·梁惠王下》:“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方言》:“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有一些字典词典也沿袭这些说法,其实古人的这些话是不足为据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古书中找不出任何单个的“流”表示“从流下而忘反”,“连”表示“从流上而忘反”,“窈”表示“美心”、“窕”表示“美状”的例子。

复合词中的一个汉字也不代表一个词,而只代表一个语素。但是这些语素往往可以独立成词。如“天子”中的“天”和“子”,“黎民”中的“黎”和“民”。

在上古汉语中以单音词为主,就单音词来说,一个词就写成一个汉字;但不能反过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例如“女”字,既可以表示“女子”,又可以表示第二人称代词,读rǔ。这后一个意义显然应该看做另一个词,因为这个意义和前一个意义毫无联系,而且读音也不一样。只是这个词和表示“女子”的“女”这个词汉字写作同一形体,是“同形词”。另外,像“耳朵”的“耳”和用于句尾表示“而已”的“耳”也是两个词,只不过它们读音相同,写法相同,是“同音同形词”。(2)两个不同的汉字,有时代表两个词,有时却代表一个词。

一般来说,两个不同的汉字,即使读音相同,也不代表同一个词。如“叹”和“炭”,从古到今读音都相同,但它们的意义毫不相干,所以只是两个同音词,而不是同一个词。这一点不用多说。

但是,有的时候,两个不同的汉字却是代表同一个词。例如,《说文》中有“喜”字,又有“憙”字,有“嘆”字,又有“歎”字。《说文》:“喜,乐也。”《说文》:“憙,悦也。”段注:“憙与嗜义同,与喜乐义异。浅人不能分别,认为一字。”《说文》:“歎,吟也。”《说文》:“嘆,吞歎也。”段注:“按嘆歎两字,今人通用。毛诗中两字错出,依《说文》则义异。歎近于喜,嘆近于哀。”但是,段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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