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 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纲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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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 上试读：

前言

桂阳监

我不掩饰对赵匡胤的喜爱。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山泽所能产出的矿产资源虽然很多，但我听说采矿这工作很不容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减掉过去定额的三分之一，以此来宽解当地的民力。

老赵那时候正在省吃俭用，建了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契丹的特别仓库，一点点地储存钱帛，扬言要用这笔钱赎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赎买不成，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到“桂阳监”案例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帝制时代可能有很多记录，是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理解那个遥远的帝制时代，可能需要丢掉一些寻常可见的行为模式。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他这是在干吗？

怎么理解他的行为？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现在，我试图讲述这段往事。

我自以为看清了五代乱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国的由来，看清了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你也许会跟我一样，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又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我的书里会说到很多很多乱世恶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谓圣贤之心！

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嘘、赞叹、惊奇……

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椎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的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太多的“故实”，比博浪沙刺杀嬴政、汉帝国封赏张良，一点也不逊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话

我说的是“故实”不是“故事”。“故实”与“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却是比“故事”更靠谱、更有意味的历史片段，一般都记载于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个个历史现场。

有些“故实”看上去像神话。

譬如，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录，就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在自由辩论条件下的公民票决、民选共同体首脑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这种期盼向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兴，天命有归，吾民于百年乱世中迎来太平，于是，庶民茶余饭后，以或淳朴或恢诡之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笔记写作，以或摇曳或实录之墨客文笔，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以或褒扬或贬抑之春秋笔法，取用旧闻，记录为“英雄传奇”，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

这类源于神话故实的历史讲述模式，西史常见。

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会看到书中对都尔教区的主教大加赞颂，也讲述了不少“奇迹”，主教大人的“故实”有了“神话”性质，人物也因此（如俗话说的）熠熠生辉。

司马迁弄《史记》，为何那么多“神话”？

黄帝教化熊虎野兽，淳化鸟兽虫蛾啦，圣女简狄见到黑色大鸟掉下一个卵来，取而吞之，怀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个圣女姜原见巨人足迹，高兴去踩，怀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刘邦斩蛇起义，有了大汉王朝啦……诸如此类，这类“神话”，实在是秘藏了一时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马迁不去删除它，就像西方史学家也不删除这类“神话”一样。

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神话”，是照临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灯”，从中可以破译的信息不是一般的丰富。讥讽历史记录的“神话”为“荒诞不经”“没有价值”，如此读史，心灵就太过粗糙啦！实在说：勘透“英雄传奇”的“神话”故实，它所蕴含的人类学价值，须别具只眼。进一步说：理解历史记录者为何记录这些“神话”故实，更需要一点“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

这话展开有点复杂，可以简略说说我的读史体会。

读史的三个进阶

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有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后，意味着：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读史，还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学史研究，对传统义理、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如何在历史故实中考见道义，是我愿意琢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思想，不如春秋褒贬。考见圣贤气象、道义担当，诉诸历史叙事，也许比诉诸思想探讨，更深刻详尽、更彰明昭著。

历史故实，是内在地蕴含了讲述者的价值判断的。

说史，如果离开价值判断，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借口，不做褒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每一个历史故实，都内在地含有一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祐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G.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后晋皇上石敬瑭的叹息、南唐先主李昪（音便）临终前的忧惧、后蜀伪帝孟昶（音厂）立于船头悲悲惨惨的涕泣、后周大帝柴荣一身戎装的英武之气、赵匡胤酒后的黑红脸膛，也都在我面前活灵活现。有一次梦里与老赵相见，他似乎戴了一个斗笠，正俯身拾起一部掉落的什么“法典”。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站起来，转头之际忽然凝固成一座石雕，变了模样，很高大，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带着一种遥远的慈悲一言不发。梦中的我有点惊愕……

东京汴梁、南唐金陵、西蜀成都，远在草原帝国大大小小的聚邑，暮色中老鸹的刺耳鸣叫，以及夕阳西下之后，夜色来临，城市由嘈杂归于寂静，深邃而又苍凉的星空下，更夫的慵困、哨兵的警觉，这一切，我都“历历在目”。契丹国的那些汉子，在镇子里散落着的穹顶帐篷前，围着篝火，用刀子切割烤羊的场景，在我眼里呈现为一幕幕绚烂多彩的舞台剧，定格时，则像一幅幅浓丽的油画；那羊肉，很香，很筋道……

敲击键盘时，我观察着五代到大宋之际的一个个名将。

投降契丹的杨光远似乎很厉害（我感觉他不仅是个秃子，还是个胖子），但后晋大将李守贞比他更厉害（我感觉他似乎精瘦），后来的后汉大将郭威又比李守贞厉害（郭威似乎是个大个子）。李守贞用“长连城”（城外城）围死了杨光远；郭威依样画葫芦，也用城外筑城的法子围死了李守贞。后唐大将张敬达，却没有用“长连城”围死石敬瑭；而赵匡胤，这位千古一帝，也没有用“长连城”围死僻居河东的小小北汉太原城。在这几场城外城的围剿中，我眼中的画面就像几万人的挖河工地那么壮观……

赵匡胤部下有一位福将，他就是传说中的党进党太尉。后来的文人墨客把他糟践成一个吃货，妖魔化一如韩复榘，有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也在讲“党进党太尉”的“糗事”。其实党进却是一员猛将，曾将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打得屁滚尿流。而杨老令公躲藏到太原城壕的深草丛中之后，我甚至从草隙中看到他惊恐的双眼，我还疑心他是不是崴了一只脚。写到此处，感觉杨老令公也似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事让我想起民间传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到关二爷护送皇嫂过五关斩六将，试图要歪写淫色情节时，忽然飞来一片青龙偃月刀架在他脖子上。老罗知是关二爷显灵，忙道：“关二爷刀下留情！”此时只听房间内烛光下，响起一个声音：“罗先生笔下留情！”于是，有了关二爷不进内室，秉烛读《春秋》的段子。我以后可以用其他方式说说杨老令公……

武事之外，还有文事。“赵匡胤时代”跟道义相关的故实，会在“观察者”眼里，以一种更有意思的模式展开。在这一篇前言里，我不想占据更多篇幅，读者如果愿意，会看到大约上百个文人故实，很多，都值得浮一大白。

五代之际，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这些，都与这类道义故实有关。

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

我要干的活儿，就是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这个“历史转型期”一个个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

这个“意义空间”和“历史转型期”有多重要？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有个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大宋帝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换一句话说，对于中国政制（政制，不是政治。你要注意哦，本书中的“遣词造句”是非常考究的）制度性的架构，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

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我说到了“自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汉唐间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努力，但没有大宋这般“自觉”。推演文明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像“亲历者”观察到的那样）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我“重新思想”。

军政故实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下酒，并“重新思想”。

它们是我这个“讲述者”或“亲历者”或“观察者”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来慢慢“回忆”这些故实……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辽）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这种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历史上的圣贤教诲，来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圣贤道统。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天下目标”，不是政权目标（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标（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头目标（如北朝，如东吴），不是个人目标（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标”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贪欲）为核心考虑，以“民族共同体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属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维系政权）为价值方向的政治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所谓“带竞争性的机构”，是不确切的。春秋战国以降，诸侯间、各国间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竞争性。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典型的竞争国际。但“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此说有理。不过我更愿意将“国家目标”称为“天下目标”。换一句话说，此前的朝廷除了“统治”之外，“国家目标”即“天下目标”并不明确。有些朝代有一些目标，但也不过是“休养生息”“山河一统”之类，与我所说的“天下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大宋的“天下目标”与此不同。

大宋的“天下目标”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倾向于认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

大宋的文明，不是建构的，而是推演的。

建构，往往需要“历史从我开始”“万丈高楼平地起”；推演，则需要在接受旧有底盘的基础上，也即接受经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文明因素和酵素。

国家要长治久安，且须在文明中推演——这就是赵匡胤实现“天下目标”的逻辑。不放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目的方向，尽可能地恪守手段的光明，成为赵匡胤向“天下目标”渐进时，最内在的紧张。

以此考中国史，光武帝刘秀建构并推演的东汉帝国之外，当推太祖赵匡胤建构并推演的大宋帝国。

帝国军政，可以是道义的吗？

大宋帝国的一切“好看”与“不好看”，皆源于此。

公元927—976年军政故实，将在这种内在的紧张中展开。

我愿意将“赵匡胤时代”讲述为一代圣君率领他的文武同道，实现“天下目标”的艰难践履和心路历程。

历史记忆

我愿意负点责任地说：看懂这五十年间各色人物故实，就会看懂大宋来之不易的文化光荣，看懂老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大义，看懂吾土吾民的传统中，那些帝王将相，不仅有种种邪痞邪恶的权谋、阴毒，也有光明光荣的公道、仁德。中国，无可规避的千年命运，就藏在“赵匡胤时代”的故实中。“赵匡胤时代”，这“转型期”五十年，是老汉我的“历史记忆”，往大了点说，也可以是现代中国的“集体记忆”。“记忆”中的故实很多，听着，（如俗话所说）我给你“娓娓道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跟我一起端起杯来，故实下酒，浮一大白。

这里说到“五代”，对这段历史，一般读者的印象是“有点乱”，其实所谓“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不过要在每一代的前面加个“后”字，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只要记住“梁唐晋汉周”，就建构了基本的“五代谱系”。譬如，说到“后晋”，就知道：这是“梁唐晋汉周”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在它之前，有“后梁、后唐”；在它之后，有“后汉、后周”。而“后周”完了，就是“大宋”。“梁唐晋汉周”，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了？

另外还有与“五代”差不多同时，参差错落着的所谓“十国”。我把它们的国名和兴亡顺序略作调整，你也可以一下子记住它们：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吴国、吴越、闽国、北汉

前面四国的名字头上都带“南”字；后面两个带“蜀”字、两个带“吴”字；最后两个单记。一分钟，也可以记住。这“十国”都不是正式的中原王朝，可以统称为地方政权。

我编一个顺口溜，你来记：五代梁唐晋汉周，唐平楚汉南在头，前后蜀国两个吴，闽国北汉十国休。

这就是“五代十国”。用心记，两分钟内可以搞定。赵匡胤时代，跨着五代和大宋，记住这些乱世中短命王朝的名称，有助于你读懂几百个“故实”。

壹　乱世

应天禅院“香孩儿”出世

公元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应天禅院。这是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后唐天成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后唐禁军的中级军官赵弘殷与他的太太杜夫人，应该有一个庆贺自己儿子出生的小小仪式。《宋史》说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这是说红光绕着屋子转，有奇异的香味弥漫了一整天（还有说法是：异香经月不散。奇异的香味弥漫了一个多月），小小赵匡胤的身上有金色，三天不变。所以得一个乳名“香孩儿”。

关于“香孩儿”的故实，翻开与宋代相关的史料，很多记载。

野史《杨文公谈苑》说赵匡胤出生的那一晚，光照一室，他的胞衣像一朵未开的荷花，夹马营前飘逸着奇异的香味，《宋史》说这香味一日不断，野史里说“三日不断”，而且那香味也有了着落，是荷花的清香。据说直到近百年后，野史作者记录这事时，当地人还称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当地民间还有传说，说老赵生时，正当夜半，红光冲天，远望如火烧一般，四邻八舍连忙提了水桶脸盆赶去救火，到了才知道原来是“香孩儿”诞生。邻舍们惊叹不已，后人便将老赵出生的地方唤作“火烧街”。

十二年后，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又出生，人们又把这条街改称“双龙街”。“香孩儿”赵匡胤，千年来，一直获得官方肯认、精英赞誉、民间崇敬，这样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传奇”人物，史上不多。

大玩家奇异战事

赵匡胤出生时，中原晦暗。

天地闭，贤人隐，刚刚出任中原皇帝的后唐明宗李嗣源，也在慨叹自己正遭遇一个乱世。

李嗣源是早已汉化了的蕃人沙陀族人，先后经历无数战阵，曾多次抗击契丹南侵。契丹主“天皇王”耶律阿保机也曾被他打得大败北窜。

他的养父李克用，在大唐帝国晚期被封为晋王，另有一位叫朱温的藩镇大帅被封为梁王。朱温后来叛变大唐建立后梁，李克用奉命征讨，成为朱温的克星。他率领的军队一律着黑色军服，行动迅速，旋风一般，如老鸹飞过，史称“李鸦儿”，俗称“鸦军”。

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袭封晋王，最后颠覆后梁，建立后唐。

李存勖继承了父亲用兵勇悍的传统。他的大本营在河东（今属山西，治所在太原），但他志存高远，一直想着要跨过黄河灭掉中原的后梁，这就需要一支百炼其众的精锐大军。他在李克用带兵的基础上，又给将士们规定了几条纪律：第一，骑兵养马，为战马积蓄体力，不见敌人，不许上马；第二，步兵、骑兵前后顺序已定，各部不许超越规定位置，逃避险情；第三，分路并进，规定了会合时间，各路不得误期；第四，一旦进军，大兵在路上不得声言有病退出。违背这些军令者，杀无赦！

这样一来，三军就有了忌惮，人人害怕军法，都能戮力勇战，以一当百。所以朱温的后梁动员全国力量，试图扑灭晋王李存勖，根本不可能，并在较量的最后，终于被李存勖推翻，这跟李存勖带兵有方是有关系的。

李存勖还是个大玩家。他豢养一批优伶，也即表演艺术家，吹拉弹唱，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道奇异风景线。更奇异的是，他还能自己撰写曲子填词，自己表演。比这个还要奇异的是，他竟然将自己作词作曲的乐章交给军队，要求人人能唱。最奇异的是，每一次打仗，不论战胜与否，只要下令军队一撤，全军就开始扯着喉咙唱起来。史称“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所以凡遇到战斗，兵士们都忘记死亡，这也是史上用军的一大奇迹。

“横冲都”闻名天下

李嗣源可不懂这些玩意儿。

但论战斗，他比乃兄李存勖更彪悍。他过去随养父征战，已经功勋卓著。手下的骑兵像后世的坦克一般，最善于在战斗中横冲直撞，所以李克用命名他的骑兵为“横冲都”。“都”在这里是一个军事上的编制单位，一般在几百人到一千人间，约略相当于后世的精锐独立团或加强营之类。

后梁、后唐期间，李嗣源和他的“横冲都”，天下闻名。“横冲都”几乎就是“鸦军”的“飞行前锋”——屡次作战，都是全军突出部。李嗣源甚至玩“蛙跳”，与后方脱离，孤军直入，几百骑兵直接撞进敌营，从敌营内部机动展开战术动作，往往奇迹般获胜。

有一次与后梁大军对峙，骁勇不凡的晋王李存勖看到敌方的整齐阵势都害怕了，他寄希望于干兄弟李嗣源，就拿起一只特大号的银质酒杯向他敬酒说：“你看那梁军的白马、红马，军容如此，真是吓人啊！”

李嗣源根本不在意，他说：“梁军虚张声势、徒有虚表。这些军士都会归我所有。”

史称庄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庄宗李存勖拍着大腿大笑道：“爱卿未战，已经气吞梁军啦！”说罢，李嗣源接过大酒杯，一饮而尽。随即一跃上马，率一百黑色骑兵风一般刮入梁军白马阵。

我想象这一场阵战，如果空中俯瞰会格外精彩。白色的梁军阵地在黑色骑兵的冲撞下有了骚动，只见李嗣源的将士挥舞长槊在白阵中呐喊着左冲右突，可以用到那个词“锐不可当”——谁挡在前面谁没命。长槊过处，撩起的弧形血线在白阵上空飘洒如雨，一片血红。白阵中放起箭来，李嗣源并不理会，最后竟然活捉了梁军俩骑兵官，带着他们返回自家大营。李存勖和众将官看时，只见李嗣源血染征袍，甲胄缝隙和黑色披风插满了箭杆，刺猬一般。

有一年，耶律阿保机兵围北部重镇幽州城，守将周德威见形势危急，向当时的晋王李存勖求援。李嗣源这时候正在幽州附近与当时的敌军名将元行钦大战，大小八次战斗，李嗣源马上控弦，发七箭，全部射中。但元行钦也在酣战中，毫不退缩，并射来一箭，正中李嗣源大腿。李嗣源很随意地将箭拔去，继续战斗。最终李嗣源的气场压过了元行钦，史称元行钦“穷蹙”，没招了，知道打不过这个人，于是自己捆了自己，向李嗣源投降。

李嗣源此际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风”，亲自斟酒给他喝，并“拊其背”道：“吾子，壮士也！”这位先生，您是壮士啊！反而给他更优厚的待遇。

此时，李嗣源听说幽州城危，名将周德威正在困守孤城，就主动请战，率骑兵五千为先锋，驰往解围。先锋到达易州（今河北易县）与边防军集结后，又出奇兵，坚持率大军和辎重部队走山路。所以一路上没有被敌人发现，直到距幽州六十里的地方才与契丹遭遇。草原骑兵大惊，他们没有料到来援的大军会走这么难走的山路，慌忙后退。

李嗣源走在铺满碎石的山涧谷地，契丹多骑兵，不适应山地战，就在山谷口平坦地带列阵，以逸待劳，迎击中原援军。

与契丹兵乍一相遇，李嗣源发现部下有惊恐之色，李嗣源发表了一通特别富有激情的简短讲演，他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说罢，将养子李从珂带在身边，亲率百余精壮骑兵到部队前面，形成一个突出部稳住。只见他不慌不忙，做出很轻松的样子，慢慢摘掉头盔，解下甲胄，扬起马鞭，操练胡语，对契丹伏兵说道：“尔等无故犯我疆界，我王命我率百万大军直取你们的巢穴，灭了你们全族！”说罢，率领这百余骑三次杀入敌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李嗣源部下大受鼓舞，后军齐进，契丹败退。李嗣源直杀到幽州城下，围解。

大军进入幽州，周德威来迎，握着李嗣源的手，感动得眼泪哗啦哗啦流个不止。这年，李嗣源进位检校太保。

这样的快意大战，李嗣源一生经历无数。

如此骁勇的尚武之人，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善良温和。史称他有本乎天性的“纯厚仁慈”。他在部将石敬瑭的拥戴中称帝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绎天下太平，但又不忍心看到中原连绵不已的战乱苦难。他解决内心纠结的办法是：在宫中每晚虔诚地烧香，仰天祷祝，盼上天早出圣人，救天下黎民。《旧五代史》引《五代史阙文》留下了他的祷告词：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

我，不过是个异族人（蕃人），遇到乱世，被众人拥戴为中原之主，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愿上天早日降下大圣人，替我来做百姓之主。

神秘家有一说法，认为正是李嗣源的这一番真诚祷告，感动了上苍，于是就在李嗣源祷告的那一年，洛阳夹马营的杜夫人有孕；第二年降下未来的宋太祖赵匡胤。

一家三代皆功臣

李嗣源的这一番表白，让人感动。五代梁唐晋汉周，只有后唐和后周进入历史“正朔”，还算让人勉强肯认。

在这里说说“正朔”。

本来“正朔”指的是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的开始。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历来新的朝代开始，都要确定王朝开始第一天的年月日与前朝不同，史称“改正朔”，意思就是，王者得政，从这一天开始。从此，“改正”“易朔”，简称“正朔”，就演变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思。

后唐、后晋、后汉，虽然上溯其祖为沙陀人，但因为已经融入中原，并且立朝操练的又都是唐代以来的制度，故在大唐与大宋之间，史家一般承认他们属于中原帝国。加上后梁、后周，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总五代，就成为唐宋之间的“正朔”王朝。当然，也有人不承认五代是“正朔”，譬如，船山王夫之先生，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就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微词”，来说五代的正朔问题。不过“微词”是一个方面，历史，从结构上看，还是需要一个连续性。不承认五代为正朔，三千年的朝代演替就要出现一段空白。所以中国的正史“廿五史”，在“唐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后，“宋史”（《宋史》）之前，还要有“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廿五史”中，异族进入中原，尔后融入中原，成为“正朔”王朝，这样的例子不独五代有，考察下来，各部史书几乎都可以看到“异族”政权的影子。《魏书》《北齐书》《北史》《辽史》《金史》等，更是与中原王朝并行的分裂时代记录，彼时之北魏、北齐、大辽、金人，从不怀疑自己是“正朔”；而《元史》《清史稿》几乎就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全纪录。说蒙元、满清是中原“正朔”，容易引起争议，但“民族融合”这个主题词事实涵盖了“正朔”这个主题词，是比“正朔”还要宏大的叙事。这样思考历史问题，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争议。

后唐的族群沙陀，原属于西突厥，祖上为北匈奴，后游牧于今新疆准噶尔一带。唐末时，参与大唐平叛有功，被赐姓为李，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五代时，有许多沙陀人由异族而融入中原。后唐、后晋、后汉，这些中原帝国，其实都是沙陀人建国。但就是这个沙陀人的后唐，却自命为大唐的继承者。后梁不是灭了大唐王朝吗？好，现在我李氏家族又灭了你这个后梁，重新回归大唐正统。所以李存勖的“唐”是接着李世民的“唐”继续历史叙事的王朝。但因为它毕竟在“后梁”之后，所以史家为了区别于李世民的“大唐”，称它为“后唐”。但在李存勖等人那里是不这样看的。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大唐朝廷的合法继承者，属于大唐“正朔”。我与大部分史家意见一致：后唐，虽然事实上不属于李世民的“血统”，也不属于大唐的“政统”，但就历史“正统”考察，后唐可以称为是中原帝国继大唐、后梁之后的“正朔”王朝。

有几个大臣一本正经给明宗李嗣源上表，说要“改正朔”。李嗣源犹如进入五里雾霾之中，俩眼一片模糊。就问左右啥叫“改正朔”。

左右向他启奏：“先帝姓氏‘李’，乃是大唐所赐，所以就认了唐昭宗皇帝做先祖，国号为‘唐’。现在朝廷大臣不愿意让陛下称‘唐’，因为‘唐’的国运已经衰亡，请考虑回归当初沙陀族的先祖，更改国家的名号。”

不料李嗣源听到这一番话，竟然掉下泪来。

他说：“我十三岁就跟着献祖，以后又跟从太祖和先帝，冒着兵刃礌石血战多年，为大唐王室雪冤，这才蒙受恩惠得以编入大唐宗亲属内。太祖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我兄之后，我这个兄弟来继承。至于国运的衰亡还是兴隆，我理当身受。不能改！”

献祖，就是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沙陀族人，辅佐大唐有功，赐姓李。太祖，就是李克用，李国昌的儿子。先帝，就是李存勖，李克用的儿子。李嗣源的意思是，他一家三代都是大唐王朝的功勋之臣，因此不能背叛大唐。

李嗣源不改国号，所以五代历史时期留下了“后唐”这个帝国名称。

李嗣源整肃内廷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论个人品质、事功德业都能排在很前面的帝王，假如论“积分”，也许只有大帝柴荣高过于他。

他做了皇帝后，居然奇迹般一改武人习气，专意于文事、政事。

他不识汉字，四方的奏章都由臣下诵读，正好借机学习汉语。这样就接触了传统中原文化。他不仅要太子李从荣读儒学经典，还要求臣下也来阅读。武夫的粗暴习气渐渐得到变化，他开始锐意于国家振兴。后唐，是以继承大唐自居的五代国家。李嗣源对大唐有敬畏，所以他这样一个出自沙陀族的君王，愿意无保留地接受大唐制度。

他的生活也有节制，声色淫乐对他居然没有构成诱惑（帝王之辈做到这一点有难度，史上罕见）。他命令禁止中外藩属诸臣进献任何珍奇玩物——他不稀罕这些玩意。

李存勖之后，李嗣源一开始不想做皇上，百官就多次要求他“监国”，暂时做皇上，李嗣源答应后，进入原来李存勖的后宫，又登殿，开始接受百官按次序拜见。他下发的命令称作“教”，百官称他为“殿下”。这时庄宗的后宫尚有一千多人，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宣徽使，选择了几百名年轻貌美的宫女送给李嗣源。李嗣源问：“用这些人干什么？”宣徽使答：“宫中的主管不可缺。”李嗣源说：“宫中主管应熟悉往日典章制度，这些人这么年轻，哪里会知道？”于是下令，全部用老成宫人代替，让那些年轻人都出宫，回家，没有家没有亲戚的宫人，任凭她们选择去处。朝廷发给钱财。

在他放出宫禁的女官中，就有一位奇女子，后来自主婚姻，成了后周太祖郭威的夫人，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史料披露，李嗣源在位时，后宫只留了“老成宫女”一百人，各级宦官三十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生活如此节俭、宫中建制如此简单，历朝少见。

践祚不久，李嗣源确有整肃内廷的想法。帝制时代，皇室内廷发生“非礼”事件，往往就意味着文明沦丧、社会动乱。周秦汉魏晋隋唐以来，这类故实太多。李嗣源虽然不通历史，但他有“好人政治”的敏锐感觉。他发现了前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有“人渣”行为，影响甚为恶劣。这对试图在乱世中建构文明风景的李嗣源来说，有点刺目。

因丑闻刘皇后遭诛

刘皇后，出身寒微。李克用攻取魏州（今河北邯郸）时，在流离的士民中，得到了她。那时刘氏只有五六岁。一个内侍见她跟一个背着药篓的黄须老人在一起很可怜，就收留了她。到了皇宫，在李克用太太的调教下，刘皇后学了不少声乐、器乐，并且出落得很漂亮。待她长大，太后就将她许给了李存勖，很得宠爱。她还生了个儿子名叫李继岌。

有一天，有个魏州人到宫中来求见，自称是刘皇后的父亲。当时那个内侍还在，一看就认识，这就是当年的黄须老人，就是刘皇后的父亲。但刘皇后正在跟李存勖的其他女人争宠，各自都夸大自家的门阀，刘氏以自己出身贫贱为耻，所以也编造了大家闺秀之类的神话，多年过去，根本就不想见昔日的老爸。现在这个背着药篓，乞丐般的老头子出现了，往日编造的神话就要破产，于是，干脆不承认这个黄须老头是她爹。她对庄宗李存勖说：“当初妾离去家乡时，妾父已经死于乱兵，那时，我还记得，我们都趴在老爸的尸体上哭过。妾已经没有父亲。现在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玩这个诈伪的把戏？”

不认也罢，她还派人到宫门口去鞭打自己的亲爹，硬把老头儿赶走了。

李存勖好演艺，知道这桩事后，就编排脚本，宫中闲暇时，跟儿子李继岌玩“情景再现”。他自己找了个破药篓子背着，让儿子李继岌戴了个破帽子跟在后面，假扮刘皇后的父亲行医。刘皇后正在午睡，醒来看到爷俩这一身打扮进入内室，问这是咋回事，李继岌按照脚本回答：“俺乃是刘衙推，来找俺的女儿啊！”“衙推”，本来是指各节度使、团练使属下的小吏，但五代以来以此称从事医卜星相行业的人。刘皇后一听大怒，给了儿子一顿鞭子。

但是大玩家李存勖还算喜欢她，有大臣就揣摩上意，请求册立她做了皇后。

做了皇后，她不改寒贱时的作风：好兴利聚财。她有时会指使下人去做生意，买卖过柴禾、水果，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皇后”的名义做生意。

人有贡奉给皇室的东西，她先占有。按规定，接受地方贡奉应该有回报，她啥都不给。没事就写个佛经之类的给尼姑、法师，其他颁赐，一概没有。

庄宗李存勖被颠覆，混乱之际，需要内府出财帛犒赏军人，要皇室奉献，刘皇后吝啬，内库使根本调不动皇室，最后刘皇后只拿出两只银盆犒军。军人得不到犒赏，也没有啥积极性，李存勖没有了最后的依托力量，导致在军人作乱中被杀。李存勖遭遇颠覆，刘皇后的“吝赏”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李存勖优待优伶，也是将士离心的原因。

李存勖称帝之前和之后，几乎判若两人。之前，那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之后，那是纵情演艺事业，不懂体恤民情，管理失控的昏君。所以才会让石敬瑭觑见帝国破绽，让李嗣源得了后唐天下。

李嗣源进入京师后，令各路诸侯访求李克用诸子，也即诸王。但他并没有要杀害诸王的意思。他的手下大臣安重诲等，私下谋划道：“现在咱这个殿下，正在监国，处理先帝丧事，咱们应该早点安排诸王，以此来统一人心。但殿下性慈，咱抓了诸王，不可以告诉他。”

于是，安重诲等人抓了诸王直接就杀了。这事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说。但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只有痛切地叱责安重诲等人一通，自己却暗暗伤惜很久，不能平静。

刘皇后在战乱中，带上价值连城的四条犀带，还有一囊黄金，找到年轻的申王李存渥，准备逃往太原。那里有当初李存勖的战将李彦超镇守。

一路上，这位刘皇后开始和李存渥乱伦，通奸，史称“同箦而寝”，在一块炕席上睡觉。

李存渥到了太原之后，李彦超已经心向李嗣源了，所以不接纳李存勖的各位皇子。结果李存渥被下人所杀。李彦超不敢杀刘皇后，但也没有安顿她，刘皇后自己在太原出家为尼。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根本用不着苦剥党项之民。天下分裂很久了，如果不是有道之邦的君主，如果德威不足以服远，想战取这样的边藩，那个难度是很大的。大宋时的名将韩琦、范仲淹，要想攻取西夏都很难；此时的李彝超敛兵聚利，谋划自固，已经很深很久，李嗣源则位置并不稳固，势力也没有壮大，不去忖度形势，就来向地位稳固的夏州挑战，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中原百年大患。

船山先生最后总结道，“制无赖者，非大有为之君，未易易也”，制裁无赖藩镇，如果不是大有为的邦国之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夏州，后来的西夏国，因为李嗣源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它的坐大，成为大宋帝国后来难于解决的边患，这个边患，赵匡胤也没有解决。

汴州兵变

清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后期至宋建立前的政局，有十六个字：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

王道政制不再有纲纪，军政权力反而在下面，下级多凌暴，上级被颠覆，祸乱接踵而至。

这十六个字准确地描摹了乱世朝代更替的相似性存在。“权反在下”，兵骄将悍难为用，这类局面，因循下来，成为唐末以来，终五代之世，富有特色的军政格局。

李嗣源践祚当年，就发生了一件类似于“陈桥兵变”那样的事件。

后唐的北部边境在河北北部，此地与契丹接壤。今属河北雄县的瓦桥关，自唐代以来，就要常年派人驻守。明宗李嗣源知道此地险恶，就下诏调遣汴州控鹤指挥使（相当于卫戍亲兵总司令）张谏，率禁军三千人前往戍守。

汴州，即汴梁，也称大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后唐时，这里是东京，但不是首都，后唐的首都在洛阳。

瓦桥关东北面还有两个关隘，名益津关、淤口关，合称北部“三关”。“三关”几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此地地势低洼，但大多是盐碱地面，很少耕种，所以很容易被骑兵占据。但也正好可以在此地设险，辽阔视野中，利于察见敌情。守卫住“三关”，就可以保证中原平安。唐末以来，设“三关”，设“河东”大藩，设“河朔三镇”，设“幽云十六州”，都是捍御北部草原铁骑的军政安排。能够戍守此地，责任重大。

但张谏不愿意去戍守。张谏在汴州生活于锦衣玉食之中，不愿意到荒凉的瓦桥关去。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军队一大清早出了汴梁城，但是还没有走到陈桥驿，大兵忽然返回城来，发动叛乱。一路上放火杀人、抢掠街市。权知州，也即代理汴梁军政事务的太守高逖，也被乱兵所杀。乱兵们像此前、此后的兵变将士一样，一定要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统帅”，最好是做“皇上”。这一群乱兵找到了汴梁城里的马步都指挥使、马军步军总司令，曹州刺史，曹州军政总管李彦饶。乱兵逼迫他来做统帅。乱兵想让李彦饶杀回京都洛阳去，夺了鸟位，也来做皇上。如果李彦饶做了皇上，那么这些乱兵人人都可以有赏赐，人人都可以升官，取一票富贵。

李彦饶临乱不惊，他对叛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是想让我当统帅，就当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禁止焚烧抢掠。”

乱兵表示服从。

第二天早上，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亲信，一些精壮武士，准备上演活剧。

以张谏为首的几位将领进来向他表示祝贺。

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而已！”

屏风后转出武士，将张谏等四个带头闹事的抓了起来，当场斩杀。

但阴谋拥戴，是掉脑袋的事。事开了头，就不好变，回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等人闻讯后，知道必须拼命，也许还有活路；不拼，只有等死。于是率领几百人在城中大喊大叫，意思就是要制造动乱，让李彦饶无法收拾局面，只好就范。但李彦饶不吃这一套，他当即组织起亲兵来，在城内跟乱兵展开巷战，杀死乱兵数百人。这时汴州城里才算安静下来。

当天，李彦饶将高逖之死，军变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文书，报给城里的司法局长，局长又将此事整理为正式报告，呈给朝廷。

明宗李嗣源知道消息后，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前往掌管汴州。

孔循到达后，明察暗访，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全部处死。

这位孔循，乃是后唐一位奸诈小人，还特别地厚黑，有辣手。当时规定民间不允许私自酿酒，但谁不想喝点小酒啊！于是民间就总有偷偷制作酒曲酿酒的人家。孔循当时做东都留守（京城洛阳的代理节度使），发现了私自造酒的人，竟将人全家诛灭。这件事实在恶劣，以至于李嗣源后来改变政策，允许民间造酒，但要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个钱。

这一次汴州兵变，是五代史上“权反在下”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兵变，却把事做成了。兵变，拥戴，代价高，但成功率也高。这一次算例外。

李嗣源，就是被拥戴称帝的，就是被“权反在下”的乱兵推上九五之尊的。

说起李嗣源称帝，也几乎就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所促成。

李嗣源被迫篡逆

李存勖末年，后唐有一藩镇大员名赵在礼，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被忽然发生的兵变胁迫，反叛朝廷。五代十国的所有兵变，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拥立藩镇做皇上。

这一场兵变，今日来看，几乎是场闹剧。起因是一个小人物，名叫皇甫晖。他就是魏州人，在守军中当兵，戍守在河北雄县瓦桥关。戍守，是一种徭役，按规定一年后，当有新的戍卒来轮替。但是他们这一支却被截留，到贝州（属河北邢台）继续屯驻。

皇甫晖郁闷，与人夜里赌博，又总是输。于是，因为输红了眼，而成就了这位乱世枭雄。这时后唐庄宗已经失政多年，天下离心。史称皇甫晖为人“骁勇无赖”，开始与戍卒们谋乱。他们一哄而起，居然劫持了魏州部将杨仁晟。皇甫晖持刀而进，对将军说：“唐能破梁而得天下，是因为得到我们魏州而尽有河北兵。但我们魏州兵到现在，甲不去体、马不解鞍，十来年了。今天下已定，可天子却不念我魏军久戍之劳。我们离家这么近——从贝州到魏州百余里路——却无法回家！现在将士思归，情不可遏。公当与我等一块走。不幸天子对我军发怒，我等则可坐据一天下雄藩魏博，足以起事。”

杨仁晟说：“公等这个意见太过头啦！现在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出此不祥之言？”

军士知大帅不可强求，但现在不反，回头就是灭族的罪过，于是杀了杨大帅。

士卒要反，总要推选一个头目，于是，又找到一个小校，要他来做反军之主，不从，又斩之。

皇甫晖就带着两个脑袋来见裨将赵在礼。

赵在礼听说有叛乱，衣带没来得及系上就翻墙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丫子从墙上拖下来，把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只好顺从。

叛军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掠了贝州，向南奔去，过临清、永济、馆陶，所经过的地方都剽掠一空。最后叛军入邺镇（今河北邯郸，史称魏博、魏州），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为马步都指挥使，马军和步军司令官，纵兵大掠。

皇甫晖一个普通士卒，而搅动天下，史称唐庄宗之祸“自（皇甫）晖始”。在后来的日子里，皇甫晖一直是后唐的刺史。直到石敬瑭灭了后唐。皇甫晖虽有劣迹，但在契丹入据中原时，没有投靠契丹，而是选择了南唐。按夷夏之辨，也算一条汉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幸遭遇了赵匡胤，被擒，伤重而死。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存勖听说贝州、魏博之乱，当即命正任蕃汉总管的兄弟李嗣源前往平叛。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又是亲兵“左射军”的统领，跟随李嗣源前行。“左射军”是李嗣源最重要的护卫军团。这支部队的特点是能够左右手勾弦而射箭。通常的箭手都是右手勾弦，箭簇射向左前方，这样，如果右前方有敌，要射箭，就需要扭动腰部变换位置，而这样一来，动作较劲，射出的箭往往不准，尤其在马上，一边控驭战马的行进方向，一边扭动腰部，不方便。“左射军”经由训练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敌人在哪里，箭手都可以随手搭箭，准确率相当高。石敬瑭率领这支部队，有骁勇之相。

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养子，二人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李嗣源有大功，李存勖有疑心。李存勖有一个心腹爱将名朱守殷，他就派遣朱守殷来监督李嗣源。但当时李存勖已经“失政”，失去了政治管理的合理性，天下饥馑，军士粮饷都不能满足。各地都有卖儿卖女，甚至卖老婆，以求糊口为生的事。史称“道路怨咨”，道路上到处都是牢骚埋怨詈骂之声。而这时候，李存勖还在冤杀大臣，远在四川的名将郭崇韬就被他冤杀。因此朝廷内外，大臣都有了忧虑恐惧之心。但人这个物种，最勇敢的时候，其实乃是最恐惧的时候。越是恐惧，越是让人有鱼死网破的叛逆之心。所以李存勖时代，很多叛乱。而朱守殷则在这种叛乱中看到了德业深得人心的李嗣源的未来价值。他向李嗣源投去了一份隐秘的效忠信。他对李嗣源说：“德业振主者身危，功勋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道德事业接近或超过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勋业绩天下第一的人，不会受赏。公可谓已经震动君主了，要小心谨慎地自我谋划，不要与灾祸相遇啊！

李嗣源坦坦荡荡，胸无城府，光风霁月，回答道：“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我这颗心对天对地，都不会惭愧。是祸是福，我没有法子规避，一切付诸天命。先生您不必多说啦！

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奉命率军到达魏州城下。

不料李嗣源部又发生兵变，拥李嗣源为主。

李嗣源要回朝请罪，石敬瑭则鼓励他夺取大位。李嗣源想想，知道部下拥戴他做皇上，如果不夺大位就是“阴谋篡逆”，回去后也是死路一条，不回去，与叛形已成的哗变将士较劲，也是死。于是被迫同意——夺位。

这事，就其形势之险恶，与后来的“陈桥兵变”实有相似之处。被部下拥戴，不从，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由此可见，“陈桥兵变”与“汴州兵变”“魏州兵变”以及后来的“×州兵变”，实有相似结构。

姚彦温悖逆而变

且说李嗣源自魏州反叛之后，兵渡黄河，向汴州（开封）而来。这时庄宗李存勖也向汴州而来，准备抵御李嗣源。汴州节度使孔循，心怀二志。他命令将士在北门迎接李嗣源，在西门迎接李存勖。准备迎接大驾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好，还暗示部下说：甭管李存勖、李嗣源，谁先进城，这些东西就是谁的。事实上，他的心思已经在李嗣源这边了。

有位曹州刺史（治所在山东菏泽），名叫西方邺，曹州的大兵就屯驻在汴州，见孔循这么干，看不下去，就对他说：“当初主上扫灭后梁得到先生你，实在有不杀之恩。你怎么现在这么干，要接纳魏州李嗣源，而背叛当今天子呢？”

孔循不搭理他。西方邺知道无法说服此人，就准备自己行动。他知道石敬瑭的妻子是李嗣源的女儿，当时正在汴州，就准备杀了她，以此来坚定州内将士忠于李存勖的信心。但孔循知道后，将石敬瑭的太太藏在自己家中。西方邺没有办法，就带领五百骑兵出西门迎接庄宗。西方邺见到李存勖后，不禁呜咽泣下，李存勖也不禁嘘唏不止。

这时候，李嗣源大兵已经开始向汴州挺进，李存勖已经无法进城，只好向洛阳逃去。石敬塘派遣裨将突入封丘门，石获瑭则紧跟在后，从西门进入，占据了汴梁。西方邺在西门见到李嗣源，请求死罪。李嗣源很钦佩他的忠勇，赦免了他。石敬瑭催促李嗣源，最后全军进入汴州。

李存勖这一天跑到荥泽东，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带三千骑为前军，去平定汴州，并对他说：“你是汴州人，我要返身回到汴州，如果派遣其他人，岂不惊扰了你在汴州的家人。”说着还厚厚地赏赐了这位家居汴州的将军。

但姚彦温带兵到了汴州之后，马上就归降了李嗣源。他对李嗣源说：“京师危迫，主上为小人迷惑，事势已经不可挽回，我已经不能继续忠于主上了。”

李嗣源听后很厌恶这个人，对他说：“是你自己没有忠心！听你说这话怎么这么悖逆呢！”

当下就派人夺了他的兵权。

姚彦温的叛变给了李存勖巨大打击！他这么信任的人都开始背叛他，不禁陷入极度绝望中。又听说李嗣源已经稳稳地占据了汴州，而汴州与洛阳又很近，当初跟着李存勖东进的扈从兵有两万五千人，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半。

李存勖遭乱箭射杀

李存勖一路奔向洛阳，见到执掌兵仗的卫士，就好言跟他们说：“现在已经有人带着西川金银五十万来投奔我了，到京之后，我会全部赏赐给你们。”

但将士们已经不买他的账了，有人甚至直接回他说：“陛下赏赐已经晚了！人也不会因此而感谢圣恩的！”

李存勖也只能流涕而已。他又向内库使索要袍带，准备赐给从官。内库使是宦官，对皇上说：“颁给已尽。所有的颁赏都已经没有了。”卫士叱责这位宦官说：“让我们君主丢失社稷，都是你们这一班阉竖吝于赏赐将士的原因！”说着就要抽刀杀他。内库使好容易逃过一命，但想想大势已去，也不能最终获免，就对其他宦官说：“刘皇后吝财，导致今天。现在这一班人将罪过归到我们身上；万一有不测之事，恐怕我们碎尸万段也有可能。我可不忍看到这一天！”

说罢，赴河自杀而死。

李存勖到达洛阳东的石桥，在石桥西开宴。他悲痛地对还跟在他身边的诸位将领说：“你们侍奉我以来，说是急难同当，富贵同享，今天我到了这步田地，你们竟没有一个人能有良策救我！”

一百多将领们，也都受到感动，当场割断头发，放在地上，宣誓效忠，誓死报答天子。说罢，一起放声大哭。当晚，李存勖进入洛城。

石敬瑭率领骁骑抢占开封后，即回军渡汜水，直取洛阳。李嗣源正在石敬瑭的鼓舞下，急如星火地随后赶来。

李存勖，这位庙号“庄宗”、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的后唐第一位君主，已经众叛亲离。

李存勖见当年“拊其背而壮之”的石敬瑭来攻打京城，就命大将朱守殷率骑兵在京师宣仁门外列阵。但另有一个名叫郭从谦的指挥使，却率兵作乱，从兴教门反来攻击京师。李存勖万万没有想到内部又出了奸细！而这位郭从谦，是他过去特别喜欢的人啊！于是急忙命令朱守殷回来拒敌。但朱守殷这时候也发现：李存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想为国君殉葬，于是决定按兵不动，以此来向未来的皇帝李嗣源献上投名状。李存勖无奈，只好纠集手下百余人做最后的抵抗。朱守殷则移兵至京师洛阳北部的北邙山下，作壁上观。不久，他听到李存勖兵败的消息，急忙驰入京师，放纵兵士大掠，一面派人前往迎接李嗣源。

这位郭从谦将军，其实是个伶人，也即俗称的戏子。据说还是五代后唐时的一代名伶，有个艺名叫郭门高。但此人有点武功，李存勖在濮阳跟后梁作战时，曾招募勇士出阵，郭从谦应募，杀敌取胜，受到李存勖表彰，慢慢做到军中部门的司令官。军中有一人名郭崇韬，与郭从谦友善，郭从谦称他为叔父；军中又有大将李存义，也与郭从谦友善，郭从谦称他为义父。不料叔父、义父后来均被李存勖冤杀。此事令这位表演艺术家有了与李存勖不共戴天快意恩仇的谋杀想法。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为叔父和义父报仇雪恨。直到李嗣源魏州兵变，直到石敬瑭率军过了汜水，兵锋直指洛阳城，这位名伶，当时正带兵镇守京师兴教门的指挥使，大叫一声“苍天啊！大地啊！”一把火烧了兴教门，抽出刀来，指挥将士们冲向皇宫。

李存勖，这位当年的战神，带领百十来人，登上内城。郭从谦的将士爬上城墙，被李存勖击杀数十人。

乱兵又在郭从谦的指挥下，在城楼之下，仰射李存勖，一箭射入致命处，李存勖仆倒于绛霄殿前。

郭从谦直接进入宫城，率兵围住末路帝王和仇人李存勖。

李存勖身边只有近臣几十人，其中包括后来大宋帝国的名将王全斌。王全斌做最后的拼死抵抗，在混战中不顾个人安危将天子扶到绛霄殿里，但细看时，李存勖已死，王全斌直到这时候，才大哭而去。

有一个优伶名叫善友，知道李存勖生时喜爱看戏，就拣了些丢弃在各处的乐器放在李存勖身上，点火焚尸。

大唐帝国被后梁朱温颠覆；李存勖则经由万千辛苦，艰难百战，颠覆了后梁，建构了后唐，自认为是大唐帝国的继承人。现在，这个大唐帝国的继承人被他喜爱的伶人从兴教门起兵，乱箭射杀。史称庄宗李存勖“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说他从爱好伶人开始，最后被伶人所杀，甚至被伶人的乐器焚尸，可见兴亡是有内在原因的。

庄宗李存勖之死，史称“兴教门之变”。

石敬瑭割让伏恶因

郭从谦立功，但李嗣源极为厌恶这个背叛主子的伶人，或为叔父义父报仇雪恨的义人。李嗣源玩弄了一个权谋，先一本正经封赏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治所在河北景县），尔后，却在景州安排密谋，将郭从谦灭族。

背叛李存勖的朱守殷被明宗李嗣源封赏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这几个职务职称分别相当于国务大臣、京师直辖市市长、全军总参谋长。地位相当显赫。后来又被认命为宣武军节度使。宣武军，是中原大藩，其辖境包括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四州之地。朱守殷当时在汴州。

但李嗣源对这位投降过来的藩帅有忌惮，李嗣源称帝后，听到有消息说，朱守殷可能不老实了。于是宣布要出巡汴州。

后唐的首都在洛阳，汴梁在后晋时才成为首都。

这个举动，一下子惊动了朱守殷。宣武军的判官孙晟是朱守殷提拔上来的文职官员，根据他对历史的考察，断定此事凶多吉少，因此主张朱守殷反。朱守殷当初逆袭李存勖时，已经心存悖逆，此际得到鼓励，于是就反。

他在征求下属意见时，有一位指挥使不从。朱守殷杀了他。这就给天下一个信号：藩镇宣武军节度使，反了！

但朱守殷的故实没有多少悬念。他不是李嗣源的对手。更遇上一个对手范延光。范延光正做着宣徽使，军营总管，接到李嗣源的命令，前往晓谕朱守殷，根本说不动。但范延光却看出了朱守殷的虚弱。他回来后向李嗣源建议：“汴城本来就很坚固，如不早日攻击他，他会修缮城池，那就更坚固，恐怕再想拿下汴梁，难度就大多了！要早下决断，早日发起攻击——现在就攻击！我愿带领五百精骑做前锋！”

李嗣源答应了他。

范延光当晚就出发，天亮前已经急行军二百余里，直抵汴梁城下。

朱守殷闻讯大惊！他没有料到王师如此迅速到达——昨日还来晓谕，今早就到了城下！说话间，李嗣源大军也随后赶到。当时石敬瑭是李嗣源麾下的御营使，中军司令，接到命令抄小路赶来围城。

几天之内，汴梁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并开始了四面攻城。城中百姓一看大事不妙，纷纷想尽办法往城外逃去。朱守殷本来就是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小任重的人物，在他那个任上，尚不足以与多年征战的李嗣源对抗。最后，他还算识时务，判断形势已经没有逆转之可能，于是将自己的族人全部杀死。

最后，他选择了一种奇异的死法了断自己。他伸出脖子，给左右亲兵下达了此生最后一道命令：“把老子的项上人头砍下来！动手！”

亲兵们也许是挥洒着热泪，也许是暗怀着快意，完成了朱守殷交给他们的最后一个任务。

朱守殷头颅滚落，守军打开城门，投降。

孙晟则施展自己的智慧，向当时的吴国逃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晟不是追随朱守殷，而是追随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兵败后逃亡江南。说他逃亡到淮河渡口等待渡船时，追兵赶到，看到他一表人才，以为可能这个就是要追杀的人，孙晟也看出形势，就瞟了追兵一眼，毫不慌张地开始脱下衣服捉虱子，而且捉住后，还像庄稼汉一样咬死那虱子。追兵看着，这个人也不像个读书人啊，就没有搭理他。所以他得以渡过淮河。

当时吴国是权臣徐知诰执政。徐知诰正在延揽中原人才，他收容了孙晟，成为孙晟的异国知音。在后来的日子里，孙晟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这种知遇之恩。

徐知诰，就是后来南唐的开国之君李昪——他在吴国名相徐温麾下时改名徐知诰；有了南唐后，又改名李昪。这是一段趣味横生又充满黑色智慧的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王全斌则被李嗣源收为禁军列校（禁军中的下级军官）。直到后晋初，王全斌因为战功升为步军司令，后周时又升为右厢都指挥使（右路军总司令）、行营马步都校（前线马军副司令）等，曾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淮南，攻克瓦桥关。大宋初，太祖赵匡胤又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讨伐后蜀的前线总指挥），讨平川蜀，为大宋帝国的稳定立下大功。这也是后话，按下不表。

像李存勖一样，李嗣源也特别欣赏石敬瑭。在反叛李存勖的战争中，石敬瑭立下头功。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官位一路高升，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藩镇大帅的位置：做到河东（治所在太原）节度使。这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最重要的藩镇。整个“赵匡胤时代”，河东这个藩镇，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区域力量。后面的故实，很多与河东有关。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得到了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要塞地区的蕃汉马步军总管之职，也即胡人和汉人组成的边疆地区的马军、步军总司令，北半个中原都在他的辖区范围内。

就是他，最后颠覆了后唐，在历史程序的展开中，他成为后晋的开国君主，契丹所欣赏的“儿皇帝”——“儿皇帝”在那个时代，似乎不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谓，甚至是契丹赏给附庸国君的荣誉称号。最重要的，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为后来一系列中原国变预伏了恶因。

翻云覆雨一藩镇

与已经完全汉化了的沙陀人比较，契丹在“赵匡胤时代”属于异族，这是不争的事实。要紧的是：由沙陀人建构的后唐灭亡、后晋灭亡，两次“亡国”，都有契丹人的介入。后唐灭亡，契丹算是间接介入；后晋亡国，则是草原帝国第一次直接灭亡中原帝国——尽管这个中原帝国是由沙陀人建构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政治”，周秦两汉已经萌蘖，魏晋隋唐开始严峻，但作为共同体应对的问题，还不清晰。现在，直到契丹人的介入，这两大问题开始明朗化，成为中原政治家必须面对的政治焦虑和政治问题。

从此以后，北方的金王朝、元王朝、清王朝屡屡入据中原。大宋帝国的北宋时期，始终要与辽、金打交道；南宋时期，则始终要与金、元打交道。中原帝国与北方异族的军事与政治方向的“沟通与交流”，演绎为一场又一场历史悲剧。

契丹之后，中原的北方，始终是一个魔鬼巨人。

以后，太祖赵匡胤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太宗赵光义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真宗赵恒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百余年来，与契丹巨人较力，耗尽了大宋帝国的元气。

石敬瑭，则是打开这个盛装魔鬼巨人瓶子的历史罪人。

在赵匡胤出生的这一年，明宗李嗣源因为石敬瑭拥戴有功，给了他破格提拔：“以陕州节度使、检校司徒石敬瑭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他。

这不是一件小事。“节度使”相当于省部军政大员；“检校司徒”是负有查核“组织机构”权力的官员，虽然不过是个荣誉职称，但“太傅”荣誉又高于“司徒”；“六军”，自唐代以来就有“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军，皆属于彪悍的中央卫队，是待遇最好的禁军，石敬瑭就出任了这支禁军的副总司令。

石敬瑭年轻时正当后梁、后唐争雄。跟随晋王李存勖也即后来的后唐庄宗征战时，自命为战国李牧、大汉周亚夫，也有踌躇满志的模样。石敬瑭喜读兵书、不苟言笑，史称有“朴实厚重”之相，但作战勇猛。

有一次李存勖与后梁交战时被围，石敬瑭率十余骑突阵，刀光剑影中左突右据，在包围圈中荡开一个口子，居然击败围军。史书留下了描摹李存勖喜出望外，特别传神的六个字：“拊其背而壮之”，拍着他的后背而称许他的壮举。这是一个由衷亲昵的动作。从此以后，石敬瑭声威大振，名噪一时。

石敬瑭，最初效忠后唐庄宗李存勖，但是李嗣源这边一兵变，马上成为消灭李存勖的武装力量。后来李嗣源的儿子李从厚即位，李从珂谋反，石敬瑭又很快成为消灭李从厚的武装力量。到最后，李从珂猜疑石敬瑭，他又成为消灭李从珂的武装力量。翻云覆雨一藩镇，他从来没有真诚地“忠诚”于后唐，即使庄宗“拊其背而壮之”，即使明宗将女儿嫁给他，这些都没有挽留住他的“忠诚”。

石敬瑭，不仅给“赵匡胤时代”带来了地缘苦难，还带来了道义沦丧。他是“赵匡胤时代”最具恶劣影响的人物。

契丹国草原燔柴礼

漠北西楼（今属内蒙昭乌达盟），也即契丹上京，述律平太后主持了未来契丹国主的加冕典礼。

原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征战并灭掉渤海国（遗址在今黑龙江宁安县）后，死于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葬事忙了几个月，述律平太后希望在这一天“选”出她中意的草原之主。

当时草原帝国的最高统帅部共有四人，耶律阿保机自称“天皇王”，太太述律平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图欲为“人皇王”，次子耶律德光有战功，则被称为“元帅太子”。

未来的契丹国主将在两个儿子耶律图欲和耶律德光之间产生。

大帐前积起一层层码放的木柴，高处放上了玉帛、奶酒等祭天贡品。被砍杀的一匹白马和一头灰牛也被供在柴堆前。地上湿漉漉、黏糊糊的，是牛马殷红的血。负责祭祀的官员点燃了柴火。述律平与诸子和四方赶来的部落酋长静静地看着一蓬烟火，人人神色凝重。述律平和主祭的重要官员则跪在地上，双手高举，仰望苍天，喃喃自语，向天上的神祈求、祷告。

这是一场祭天仪式燔柴礼。

之后，述律平太后令耶律图欲和耶律德光各自乘马立于帐前，她对酋长们说：“德光、图欲，这俩孩子我都喜欢，先帝不在了，我不知道应该立谁。现在俩人就在这里，你们可以选一个——选中谁，就过去为他牵马。”“天皇王”耶律阿保机之后，理应长子“人皇王”耶律图欲即位，但述律平喜欢二儿“元帅太子”耶律德光。各酋长知道太后的意思，心下也确实喜欢耶律德光，就纷纷跑去抓住德光的马辔。

众酋长齐聚在耶律德光马前，欢呼雀跃道：“我们愿意侍奉元帅太子！”

述律平太后道：“各位既然有此意愿，我不敢违背。”

于是，耶律德光继耶律阿保机后，立为新任“天皇王”，史称辽太宗。

此前，述律平为了替耶律德光扫平即位障碍，曾经做过两次清洗。

第一次，耶律阿保机刚刚死去，她将几位酋长太太们召集起来说：“我现在成了寡妇啦，你们不可不效法我！”

随后，不待这些未来的寡妇们多言，就将她们的丈夫集合起来，对他们哭着说：“你们想不想念先帝啊？”

各位酋长都发自内心地说：“受先帝大恩，哪能不想！”

述律平太后道：“果然想念先帝的话，应该去见先帝！”

于是刀斧手出来，将这几位酋长杀掉，尸体排好，准备与天皇王一起下葬。

杀掉这几个可能影响耶律德光的重要酋长后，契丹仍以天显为年号。

随后，述律平太后又开始了第二轮清洗。

在木叶山（今内蒙赤峰）举行阿保机的葬礼，填埋大墓之前，述律平太后再一次将她不中意的人、她认为可能危及耶律德光前程的人召来，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先帝最亲近的人，先请你们为我到先帝那里去带个话。”

这些人被带到大墓边上杀掉，殉葬。史称“前后所杀以百数”。

为何耶律德光上位，没有人反对，酋长们反而一个个过去拉住他的马辔？书无记载，不必瞎说，但不难猜想，述律平事先的两次清洗应该有助于耶律德光，实在不是难于想象的风景。

说起这个述律平太后，也是人物。耶律阿保机在世时钦慕汉高祖刘邦，所以也自称刘姓；而述律平的先世就在辅佐耶律家族，其地位就好像刘邦大臣萧何萧相国，所以她也自称萧姓。在后来的日子里，萧姓家族女子多为太后，“萧太后”就成为契丹也即大辽国内部常见的称谓。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契丹”和“辽”的关系。

契丹，是族名，辽，是国名。

魏晋以来，异族向慕中华，多将自家政权仿照汉代制度定一“国号”，如北部拓跋族人自称“魏国”（史称“北魏”等），契丹族便自称“辽国”。但这个“辽国”的称谓在公元936年，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灭后晋之后，才正式定下。史家称耶律阿保机时的部族政权，或为“契丹”，或为“大辽”，或为“辽国”，都不过是习称而已。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只在介绍“大辽”国号、引用其内部文件时说几句“大辽”，其余叙述，一律用“契丹”，不用“大辽”。这是因为他不承认这个“大辽”可以与“大宋”比肩，如此行文，有“春秋笔法”的意思。

契丹的来源，如同很多民族一样，也有一个神话源头。

据说早年间（一说大约相当于中原秦汉时），有一骑白马的男子和一驾灰牛的女子，相遇于辽河水畔，二人成为夫妇，生育八个男儿。这八个男儿相继成为酋长，成为契丹最早的君主。后来契丹祭祀天地，一直沿用灰牛白马。契丹得国名为“辽”，也与始祖相见于辽河有关。

述律平自断玉腕

且说耶律阿保机有一次外出征讨，留下述律平“监国”（守卫本部），结果有两大部落来袭。述律平沉着指挥，从容应战，一举破敌，从此名声大噪，国人对这位“萧皇后”无不敬畏。

有一故实可见述律平的威信之高。

说耶律阿保机之后，述律平“称制”（代理元首管理全境）。她讨厌一个老臣，将其囚禁起来，上了铁索，并对他说：“你就在牢里待着吧，等这铁索朽烂了，就放你出来。”

但是不久述律平又觉得此人可用，派人到牢里提他。

来人要将他的铁索去掉，这位老臣竟说：“铁索还没有朽烂呢，怎么可以去掉？不能去！”

这事感动了太后，便去掉了他的铁索。

可见契丹人对这位太后畏服到什么程度。

据说述律平打个喷嚏，周围的人就会自发地齐声喊道：“治夔离！”

这仨字是契丹语，翻译成汉语就是“万岁”。

所以她收拾各部酋长，为耶律德光上位而预作清场时，契丹族无人敢于反抗。但她遇到了一个汉人。

此人是投降契丹的赵思温。按照传统，他也在殉葬的名单里，应当前往耶律阿保机大墓，等待砍头，但赵思温不去。

述律平太后问：“你侍奉先帝很亲近啊，为何不去？”

赵思温在生命的危急时刻，调动起胆识，扬言道：“先帝最近亲的人莫如太后！太后去，我就跟着去！”

太后闻言，应该有过短暂的尴尬。她还从未见识过这等难于反驳的辩言。想了想之后，太后道：“我不是不愿意到地下去追随先帝，实在是因为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没有办法去啊！”

说罢，她举起一把锋利的草原弯刀。赵思温正在惊惧，只见那弯刀在空中划过一道晶亮的弧线，述律平从腕间自断一只手下来。

如果制作影视剧，此处应有一个特写：镜头推近，对准那只手。太后这只手，在绿色的草地上，有了视觉的震撼效果。记不记得《诗经·硕人》里那个美妙的说法：“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美人白白的手像初生的茅草茎芽般白嫩细小。镜头推近：这只手离开手腕，在草地上，其中一根手指还在神经质地抽动……

有一些血。应该有大夫走过来用一种办法止住了她腕间的流血。随后，述律平太后平静地令人将那只雪白的手，放置到耶律阿保机大墓之中。

史称述律平为“断腕太后”。

她最后没有杀掉赵思温。动机无法揣测。

在《宋史·李谷传》中，我钩沉出一条史料，知道契丹有一种类似“习惯法”的草原传统规定（还不好说是“制度”）：“人未伏者不即置死。”意思就是：人若没有认罪伏罪，就不能即时处死。契丹杀“罪犯”，要杀心服口服的人。赵思温并不心服口服，碍于草原传统，因此不能“置死”。所以赵思温得以活命。

这个赵思温也是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勾结契丹，契丹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将幽州命名为南京，当时就任用赵思温为留守。但赵思温的儿子赵延照在后晋做祁州刺史。赵思温暗中经由赵延照给石敬瑭上书，说契丹的情况早晚有变，请求幽州“内附”于后晋。这意思就等于说要将幽州脱离契丹，重归中原。

此事大有内蕴！赵思温也不是等闲之辈，尽管这个意见充满种种不确定性，但真做起来，不仅好看，还会有种种可能性。但石敬瑭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他拒绝了赵思温，当然，也没有告发赵思温。

历史，失去了一次意味深远的军政活剧。《辽史》记载，赵思温是一个狠角色，打仗很厉害。很早的时候，他在一次战斗中，统领偏师，“流矢中目，裂裳渍血，战犹不已”，哪儿来的一支流矢射中了他的眼睛。他将衣裳撕了用来擦拭眼睛里流出的鲜血，继续战斗不止。这人的故实很像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赵弘殷也是一骁勇善战的武将，骑射本领高强。一次战事中也被流矢射中眼睛，但他反而越战越勇，最终击败来犯之敌。但这俩人的事都很像三国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惇。当初夏侯惇在战事中被流矢射中眼睛，他一把拔下箭矢，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看到箭头上血淋淋的一个眼珠子，高叫道：“父精母血不忍遗弃！”然后一口吞下，继续战斗。赵思温、赵弘殷，似都有这个范儿，演绎开来，都是有意思的故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耶律德光，这位契丹族第二代君主，成为中原士庶不断讲述的人物。五代中的三代——后唐、后晋、后汉——都要和这位草原大酋长打交道。他创造了一种地缘政治模式：利用汉人、掠夺汉人，侵扰中原、入主中原。

船山《读通鉴论》有言：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

契丹的存在，成为当时中原诸国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重要而又难于破解的地缘政治大问题。赵匡胤时代，这个问题即从耶律德光开始。

船山，即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史称船山先生。船山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大儒之一，我尤其欣赏他的史论。讨论中国历史之得失，迄今为止，（在我眼界内）似还没有谁超出船山先生的意见。他用了一种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史证经”，用历史故实，来考核、验证儒学大经大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这本书，就承续了船山先生的大部意见。我自以为理解了船山先生那种勘透历史迷雾的洞察力，对此，我有一点自信。

耶律图欲尊崇儒学

赵匡胤出生，耶律德光继位。

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会不断地听到耶律德光魔鬼般的故事。

忙里偷闲，说说“人皇王”耶律图欲。

他没有成为契丹国主，但回到领地，继续做他的东丹国王。

所谓“东丹”就是“东边的契丹”，其实就是原来的渤海国。耶律阿保机灭了这个东北的小国，耶律图欲被封在这个地方，史称东丹国。

耶律德光对这位兄长不放心，在后来的日子里，施行了多种特务手段监视他。耶律图欲不免（如俗话所说的那样）郁郁不得志。此时中原地区正当后唐，刚刚做了皇上的明宗李嗣源，听说了他的遭遇，便秘遣使节渡海来东丹国，邀请他到中原做官。耶律图欲接受邀请，于是假装到海上捕鱼捞虾，在海边竖立一块木牌，题写了一首小诗，逃往后唐去了。

这首小诗很有名，只有二十个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诗中的“小山”借指耶律德光，“大山”就是他自己。

耶律图欲“叛逃”到后唐，受到热烈欢迎。李嗣源甚至将前任皇上庄宗李存勖的嫔妃美女夏氏嫁给耶律图欲，又以“东丹”为姓，赐名“慕华”，意思就是“仰慕中华”；后来又赐国姓“李”名“赞华”，意思就是“赞慕中华”。还拜为节度使、观察使。

耶律图欲与父亲一样，向往中原文化，尤其尊崇儒学。

耶律阿保机在世时，觉得大契丹国不能仅仅懂得打打杀杀，还应该培植族群一点信仰或敬畏。于是问左右大臣道：“受命之君，一是应该侍奉上天，敬仰神灵，二是应该敬奉立有大功、拥有崇高道德和尊荣的人物。朕想祭祀这样的神灵或人物，谁应该排在最前面？”

诸人都说应让释迦牟尼如来佛排在最先。

阿保机沉吟道：“佛教，非中国本土宗教。”

耶律图欲正陪侍在父亲身旁，就借机回应道：“孔子为万世尊崇之圣人，应该排在最先！”

这话正说到阿保机心里，大喜，立即下诏兴建孔庙，并让耶律图欲以皇太子身份，率百官在春秋两季祭奠孔子。

阿保机平定渤海国后，耶律图欲在此称王，只需要每年给契丹宗主国贡献布匹十五万端、马千匹，余下的种种税收，皆供东丹国调用。东丹国在耶律图欲治理下，完全采用汉地制度，穿戴用汉皇天子的冠冕和衮服，“年号”为甘露，设四个丞相，百官也依汉制，行使汉人法律。

耶律图欲对汉人文化、中原制度，有发自内心的向慕。

阿保机死后，述律平等于耍了一个手腕，扶植自己喜爱的耶律德光上位，耶律图欲不高兴，但他隐忍着没有发作。后来寻找机会向后唐逃跑，被巡逻兵拦住，述律平知道后，想想毕竟是亲生儿子，没有惩罚他，仍然要他回到东丹国做君王。但随后耶律德光的种种特务手段，让耶律图欲萌生了再次“叛国”的念头。所以得到李嗣源的邀请函后，从海上跑到中原来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位改名李赞华的耶律图欲王子，常常想起草原，以及生活在草原上的母亲述律平太后，对耶律德光，也没有怨恨。他经常派人向母后和皇帝问安。这些很正常，但他又自动充当了契丹派往中原的“间谍”使命，这就有点不正常。

“李赞华”邪痞兽行

李嗣源死后，正当大辽天显九年、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这一年赵匡胤刚刚八岁），一个初夏的日子，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了登基不久的唐闵帝李从厚，自立为帝，即后唐末帝。耶律图欲认为李从珂等于篡位，密报耶律德光，应起兵速来讨伐。

这事不正常。但可以解释得通。按照他的儒学思想资源，他密报耶律德光来伐后唐，并不完全是为草原帝国国家利益着想，应该有“恭行天讨”“汤武革命”的儒学思想理念。李从珂有篡逆之举，中原无力讨伐，则草原帝国不妨代行——在他心目中，契丹，也是孔子儒学化育之地。他不能忍受违背儒学纲常的悖逆之举。所以《辽史》称赏了他的这个“请讨之举”，认为这一富有卓越见识的志趣，早在他请求优先祭祀孔子时，已经奠定。

而耶律德光更在多种力量推动下，倾力援助后唐叛将石敬瑭，剿灭了李从珂，建构了五代历史的第三个帝国后晋。此事容后细表。

李从珂则在覆亡之前派人将李赞华也即耶律图欲杀害。

但在以后，耶律图欲的后代，他的嫡子嫡孙，大部分人先后做了契丹的君主。

李赞华对中原文化的向慕见证了民族融合的逻辑。

他曾购置万卷汉人典籍，他又懂中原阴阳学说，还精于音律、医药，曾翻译汉文著作为契丹文，画画也很棒。在他名下的传世绘画作品有三幅（有人认为可能不是他的真迹），一幅《骑射图》，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幅《射鹿图》，今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幅《番骑图》，今存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三幅作品，画的都是骑猎。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这几幅作品都有重要地位。

他对汉文化仰慕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在中原寄居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让他钦佩不已，于是，干脆给自己起个笔名，每有文章问世，即仿照白居易的寻常署名“乡贡进士白居易，字乐天”，反一下，自署名为“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这种带有游戏笔墨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白居易的追崇，也反映了草原人自觉融入中原文化的努力。

整个辽代，与后来的耶律楚材一样，他都堪称一等一的文化学者——而耶律楚材，又是他的八世嫡孙。

但这位李赞华，也有恶习。有些恶习听来甚至邪痞到匪夷所思。

他性情阴鸷，史称“刻急好杀”。他喜欢饮用人的鲜血，常常在姬妾们的手臂上刺洞，像个吸血鬼般，俯就吸血。而下人们稍有小错，他即随心所欲地启用刑罚，火烫他们，甚至挖眼。李嗣源赠给他的女人，原李存勖的嫔妃美人夏氏，跟他在一起，天天生活在恐惧中，多次要求削发为尼，脱离这个狼窝。最后结果还不错，俩人离了婚，美人夏氏回到娘家，河阳节度使（今属河南孟州）夏鲁奇的家中，以后，不知所终。

这些记录也证明，他读圣贤书，实无“知行合一”之功夫，毕竟还是禽兽行。《辽史》说他最后没有善终，应该与性急嗜杀的天道报应有关。我宁肯相信这种“报应”。“禽兽行”，是五代时道义沦丧的大问题，文明治理，必瞩目于此。文明邦国的执政者，没有人会忽略天下道义问题。

韩延徽与胡汉分治

在“香孩儿”赵匡胤出生的这一年，耶律德光派使者到后唐，请求“修好”。李嗣源派遣使者回报契丹，同意“修好”。

新上任的契丹主耶律德光甚至将后唐派遣过来的使者姚坤放还后唐。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战乱中死后，明宗李嗣源派遣这个正做着供奉官（属于中书、门下两部，归政事堂管辖的文职官员）的姚坤到契丹国“告哀”。这是两国间互通音讯的常例。

当时契丹“天皇王”耶律阿保机还在世，他听说这个消息后，恸哭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们唐庄宗虽然是我的朋友，与我有旧，但却多次跟我发生战争。我跟现在的天子李嗣源则无冤仇，愿意两国修好。你们大唐如果把黄河以北给我，我就保证再不南侵。”

姚坤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耶律阿保机大怒，将姚坤囚禁起来，关押了十来天，又把他放出来，对他说：“我要黄河以北，恐怕难得，如果能得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保定）、幽州（今京蓟），也可以。”

然后给姚坤纸笔，让他写下来。

姚坤坚决不写。

耶律阿保机要杀掉他，经契丹大臣韩延徽劝谏，这才勉强放过姚坤，暂时将他囚禁起来。

韩延徽是汉人，若干年前出使契丹，被阿保机留用。他后来成为契丹国的三朝元老，对契丹国的制度建构功勋卓著。

他是继晋末十六国时期施行“胡汉分治”民族政策以来，在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当初中原所属的北部大藩，如幽州、涿州等地，很多汉人难于忍受本国藩帅对财富的掠夺，看到契丹地广人稀，像后世“闯关东”“走西口”一样，纷纷“闯契丹”“走大辽”去寻活路。这是一场足够规模的、自发的汉人北上移民潮。但汉人、契丹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不同，于是韩延徽提出了分治制度：游牧系统一套，农耕系统一套，耶律阿保机接受他的意见，设置为南北两院，北面官，用契丹国制度；南面官，仿中原制度。韩延徽更招募汉人到北边来垦荒。于是更多汉人逃往契丹。到了后期，契丹事实上已经成为胡汉杂居地带，而农耕所收赋税，也增强了契丹的经济实力。南面官的推行，也渐渐让汉人的文官制度进入草原地区，所谓“民族融合”就是由这类星星点点的制度化推演，慢慢成为后来“大中华”的文化版图。

耶律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放还姚坤，有向后唐示好的一面。

耶律德光像他的父亲一样，也在觊觎黄河以北。历史上的契丹对中原的索求，第一是土地，第二是财富。但在阿保机时代，与后唐的征战中，契丹失败的多，胜利的少。后唐那些穿了黑乎乎军服的大兵，打起仗来，还是不要命的。积两代人之经验，耶律德光已经感觉到，汉人不像草原部落那样容易征服。但从不断投靠契丹的汉人身上，耶律德光也感觉到，很多汉人都不过是利禄中人，他们并不忠诚于自己的朝廷，似也不在意什么桑梓之地。契丹如果南侵，最好的时机就是等待中原内乱！

在耶律德光看来：只要中原内乱，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耶律德光放还姚坤，向后唐示好，实在是一个韬晦之计。

公元927年，这个血红的年份，耶律德光、李嗣源、石敬瑭分别扮演了历史重要角色，点染了赵匡胤的诞生。站在时光后面来看，这三个角色，就像是在给赵匡胤跑龙套——但没有这几位龙套，大戏无法开演。

在后来的日子里——

以契丹为主的草原帝国侵扰中原，让赵匡胤寝食难安。

以石敬瑭为模型的藩镇大员，居然可以一次次反叛，起兵灭亡朝廷政权，让赵匡胤芒刺在背。

契丹与藩镇，即意味着战争；战争即意味着乱世；乱世即意味着苦难；而苦难的最大受害人是中原士庶。民生多艰，让赵匡胤充满哀怜。

契丹南侵，中原士子有多少人投靠变节？藩镇作乱，又有多少士子走马灯般“择主而仕”？亡国有如天崩地裂，亡天下更甚于此——人心沉沦、道德颓败，猪狗禽兽般的存在，岂是吾土吾民之吉相？事实上，整个五代时期，朝廷虽在，天下已亡。而亡天下之后的丛林风景，让具有圣贤担当的赵匡胤忧心忡忡。

贰　“贤君”李嗣源

李嗣源被逼造反

后唐明宗李嗣源应该是影响了赵匡胤军政生涯的重要人物。

与历史上六七百位皇帝们比较，李嗣源还真不算是个坏人。

他整顿吏治、改革时弊，加之李愚在后唐时做宰相，辅佐李嗣源有了几年和平生涯。应该说，他在位七年间，是五代比较清明的时期。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给他的评价，就是：“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比较少见，跟五代时其他诸国比较衡量，李嗣源的七年可稍称“小康”。

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不低——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小康”的也不过就有限的那么几个朝代。五代乱世，李嗣源能令国家走上“小康”，够得上奇迹了，虽然还不过是“粗为小康”。

但就像历史上很多“好皇帝”一样，李嗣源也没有走出帝制时代的结构性问题。那不是他的能力和见识可以达到的。

李嗣源没有解决以安重诲为中心的朝廷内斗问题。

安重诲早年追随李嗣源，深得信任，被委以中门使，中门使是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奇异官职，这个职务略相当于藩镇的机要秘书，总揽内外军政机要大事，又有参谋总长的性质。

魏州士卒因为轮番戍守问题，没有公正解决，引发兵变，要自立统帅。兵变时，李嗣源奉命平叛，公元926年三月六日，到达邺镇城下，叛军统帅赵在礼登城谢罪，并且拿出牲畜粮草犒劳朝廷大军。李嗣源也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当天驻扎在城西南。李嗣源知道赵在礼是被军士皇甫晖等人胁迫作乱，他无能主导令其归降朝廷，于是下令准备九日那天攻城。

但八日晚就出事了。

有一位下级军官名叫张破败，夜半起来，纠集几位死党，号令诸军，各自杀掉各自的都将，开始纵火焚营。一时间李嗣源行营内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乱成一团。这是李嗣源没有料到的。说话间，乱兵到了中军大帐之前，李嗣源亲兵当即组织起来，与乱兵殊死搏斗，史称“伤痍者殆半，乱兵益盛”，亲兵受伤死亡了将近一半人，但乱兵越来越多。

这时，李嗣源根本就没有叛逆之心，他出帐呵斥乱兵无礼，大声道：“自从我做了藩帅，十多年啦，我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吗？现在带你们来讨伐魏州，就要破城，不正是你们这些人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吗？何况你们还都是天子的亲军，怎么反过来为贼人服务呢？”

张破败等人毫不畏惧，回应道：“城中之人何罪？都不过是戍卒想回家回不去而已！当今天子不肯原谅这些可怜的戍卒，反而一定要剿除。我们还听说，破城之后，要将魏州的士卒全部坑杀。我们没有叛乱之心，只不过要跟城里的士卒合兵一处，击退诸镇之兵，请天子在河南称帝，明公在河北称帝。”

李嗣源因功被封为成德节度使，治所在镇州也即河北正定。

乱兵势众，与后来李彦饶面对的几百乱兵不同。经张破败忽悠起来的乱兵有几千人，而且与魏州城里已经有了呼应。李嗣源看着大兵人人激奋，多年经验告诉他：一切已经不可避免。想想一世的英名，就要蒙上一个“叛逆”的罪名，不禁悲从中来，他哭着对乱兵说：“我明天应该回藩镇，上奏皇上，请求治罪，一切听皇上裁决。”

乱兵大呼大叫不同意。

张破败等人又说：“令公要干吗？不到河北称帝，那就会被别人称帝！如果做出失去机缘的决断，那可就有不测之事！”

这些乱兵说着说着，就抽出刀，露着半截刀刃，远远地环列在李嗣源周围。弄个“千钧一发”的模样，明晃晃的钢刀在火光下，也确实有一股阴森而又凌厉之相。场面有点吓人。

李嗣源还要辩白，这时候，安重诲、霍彦威正在旁边，就在夜色中悄悄地踩了一下李嗣源的脚。

李嗣源当即醒悟：乱军中，任何激怒血脉贲张之辈的做法都是愚蠢的。

于是，在乱兵的架弄下，在火把照耀下，李嗣源不情愿地向魏州也即邺镇城里走去，这时，邺城已经放下了吊桥，这就意味着，城内乱兵已经接受了李嗣源。李嗣源从吊桥走过城壕，赵在礼等人欢欣鼓舞，又感动异常，流泪不已——邺镇，总算没有被朝廷“剿灭”。

但鼓动赵在礼叛乱的皇甫晖却担心城外的乱兵进城后有诈，拒绝外兵进城。皇甫晖甚至率本部精兵出城，将张破败等人斩杀。

外兵见状，呼哨一声，四散而逃，丧家犬一样，没有了归宿。

赵在礼设宴犒赏跟随李嗣源进城的少数兵众，李嗣源登上城楼，看到城外大兵流散，就对赵在礼说：“要做大事，没有兵是不能成的。我还要到城外去招抚诸军，不能让将士们离散。”于是又出城，到了附近的魏县，招抚的士卒不满百人。

当时霍彦威带领的镇州兵五千人还没有乱，听到李嗣源出城了，带着将士们来护卫。

李存勖派大将元行钦率军万余人屯驻魏州城南，元行钦发现李嗣源在兵变中进城出城，琢磨不透，但他估计李嗣源可能要反，带着本部兵马回洛阳去了。

第二天天亮，李嗣源登上魏县城楼，哭着说：“国家患难，一至于此！看来我回朝是不可能啦！来日归藩，回镇州，然后上章，听主上所裁。其他事慢慢再说。”

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都认为李嗣源所言不对，他们认为：“朝廷将京师之外的事托付给我们，不幸大军在逗留之际遭遇贼人兵变。那个元行钦在城南，还没有听到战鼓声，就无故而返。他见了天子，一定会添油加醋说起这场变故。如果天子信了他的话，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要是回到藩镇听命，给人的印象，正好就像占据根据地，以此来要挟君主，这也正好堕入元行钦之辈的谗佞之口，等于授人以口实嘛！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星夜返回朝廷，叩拜天子，当面说清事情原委，阻断谗佞之言。这样也许能够保全一世的功业。临难，这个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啦！”

李嗣源听从了安重诲的这个意见。

李嗣源大军本来势单力薄，到了相州（今属河南安阳）时，遇到一位马坊使，也就是负责管理马匹的后勤部长，得到了几千匹马，这才算组成像样的军队。

但事情还有变化。

元行钦闹市斩首

元行钦本来是李嗣源的手下败将，投降后，李嗣源还给了他优厚待遇，但他此时却选择忠于李存勖。他从邺镇返回，驻守在卫州，命人向朝廷报告：李嗣源已经造反，与邺镇赵在礼的贼众已经合兵一处。

李嗣源此时一边准备回到朝廷自辩，一边连续不断地给李存勖上书，说明自己不想造反，也没有造反。

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在朝廷为金枪指挥使，即金枪部队总指挥，李存勖对他说：“我深知你老爸为人很忠厚，你可以代替我前往宣示我的意思，不要使他有疑虑。”

但李从审走到半路到达卫州时，被元行钦拘留，准备杀掉他。李从审大呼道：“公等既不愿意给我老爸伸冤，又不要我去找我老爸，这样，还是放我回朝廷，宿卫皇上去吧！”

元行钦放回了他。

李存勖很可怜这个年轻的近卫军官的处境，给他改名为李继璟，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此后李嗣源再有投向李存勖的奏疏，都被卫州的元行钦半路截住，无法与李存勖联系。显然，元行钦此举是带有某种野心，要逼反李嗣源。李嗣源有了深深的疑惧。

本来，安重诲等人要李嗣源回朝“明辩”，事实上已经带有怂恿造反的含义，但事到如今，李嗣源的女婿，当时正任“左射军”统领的石敬瑭一番话，更给他吃了定心丸。

石敬瑭说：“哪有主将在外领兵，军队兵变，主将却安然无事的道理？犹豫不决实是兵家大忌！不如趁势迅速南下。我愿领骑兵先取下汴州，这是得天下的要害之处。得之则大事可成。”

李嗣源麾下的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当今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怨恨愤怒。主公您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就会活下来，如果要坚守节操就会死去！”

李嗣源对石敬瑭一向信任，康义诚一番话，虽然很糙，违背李嗣源多年信奉的价值观，但却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经验判断。李嗣源不是“殉道”之人，最后痛下决心：反！

于是就任命石敬瑭为前军先行，命安重诲发檄文，召集部队。

李嗣源大军夺下汴梁向京师开进之际，元行钦率兵回到京师，与李存勖南下荥阳，在途中杀死了李从审。御敌李嗣源失败，二人再次返回洛阳，“兴教门之变”后，李存勖被艺人郭从谦攻击，死于乱箭之下，元行钦出逃，在一个叫平陆县的地方，被村民捉住，押送到虢州（今属河南灵宝）。虢州刺史为了讨好李嗣源，砸断了元行钦的两只脚，然后将其装入槛车押送到京师。

李嗣源见到他后，想起无辜被杀的儿子李从审，大骂道：“就算我有错，我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元行钦想想总归一死，于是怒目而视道：“先皇帝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李嗣源下令将元行钦在洛阳闹市斩首。

据说市民对元行钦的忠义很钦佩，也很感动，行刑时，很多人为他流了泪。

安重诲恃权暴虐

魏州兵变后，安重诲有功，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并任左领卫大将军，从此进入中央枢机部门，掌握了军政大权。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安插亲信。他推荐了一个人，名张延朗，原来是镇州（今属河北正定）别驾，相当于镇州战区的办公室主任，被他推荐为枢密副使，一下子由副局级升为副部级。但张延朗曾经在后梁时做过财务官，对国家财政管理，有一套办法。后来成为后唐重要的财务官，也算安重诲荐人得当。

安重诲居功自傲，管理朝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这方面他很不像石敬瑭，懂得韬晦之术。石敬瑭也有佐命之功，但他不动声色，继续以厚重之相示人。安重诲开始走向前台。

安重诲恃权暴虐，杀人不眨眼。此前曾不经李嗣源同意，杀害了李存勖的几位皇子，李嗣源念他有辅佐之功，没有给他治罪。安重诲就以为有这把大伞罩着，杀起人来更为轻率，习以为常。李嗣源对他也不禁有几分害怕。

安重诲派自己的亲信韩玫以及副供奉官乌昭遇出访吴越国。韩玫是个十足的小人，依仗安重诲的权势，在吴越国内，多次当众凌辱乌昭遇，甚至有一次酒后用马鞭抽打他。这种毫无修养的使臣行径，让衣冠之邦的吴越国君臣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吴越国王钱镠打算将韩玫的表现写信告知后唐朝廷和安重诲。但乌昭遇表现出了士君子风度，他觉得二人代表后唐出使，现在让异国君主来为本国人论是非，此事有辱“国格”，于是执意不让钱镠插手这个事。但小人往往无自省之心。韩玫返回后唐之后，反而诬陷乌昭遇，说他见了吴越国君，太卑躬屈膝啦，还主动称臣，并将朝廷机密泄露给异邦，等等。安重诲根本不调查，轻信来自“自己人”的谗言，当即逮捕乌昭遇，最后令他屈死狱中。

任圜的死敌

后唐名相任圜，兄弟五人，史称“雍穆有裕，风采俱异”，雍容大度，神采异于常人。任圜尤其“美姿容”，有辩才，谈吐不凡。此人也有自负的一面，认为有安天下之策，看不上一般官僚。他“忧国如家”是真的，“切于功名”也是真的。这两句话连起来看就是：这是一个愿意在为国家服务之中实现个人抱负的豪杰人物。所以他推荐、选拔优秀人才时，不遗余力；待到被选拔的人才到他府上来答谢，他一概不见，有“公事公办”之风。

优秀人才被小人妒忌，是历史常态。任圜也不例外。

深深地羡慕嫉妒并恨着任圜的人就是安重诲。

一次，一位殿前的官员马延，冲撞了安重诲的仪仗，安重诲没有犹豫，就将马延斩于马前。看着一地的血迹，他像没事人似的。有个御史大夫李琪看见了此事，出于御史负责弹劾臣僚的职业精神，知道此事不能不说，但又碍于安重诲的权势地位，想了想还是先告诉了任圜，得到支持，而后在朝堂提出了弹劾。但他还是尽量做了曲笔，尽量不去直言安重诲的不是。安重诲则不以为意，对李嗣源说，应该下诏，马延这种人，侵犯、侮辱、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应该告诫全国，不要再出这种事。

李琪敢于弹劾当朝大臣，让安重诲对此人有了恶念。

这时恰好赶上朝廷需要选拔宰辅人才，各派就有了争斗。

当时任圜已经在宰辅位置上，安重诲不想让他独自为相，就鼓动朝议，再拜一人为相，以此来削弱任圜的权力。孔循推荐了一个叫郑珏的人。郑珏长期在中书做事，很谨慎，文章做得好。安重诲就奏明李嗣源任命了他，与任圜并为宰辅。但不久郑珏因为耳疾，不再担任中书事，多次上章请辞，李嗣源最后同意他的辞章，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致仕。

这时，就还需要推荐一位官员上来替代郑珏。

孔循推荐太常卿崔协做宰辅。

任圜则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做宰辅。

郑珏平常不喜欢李琪（朝中御史官员多刚直，一般不为人所喜欢），孔循与郑珏又是一个阵营，因此也努力阻止李琪进入中书。他知道李琪曾经弹劾过安重诲，就来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无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应该起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官典范。崔协可以为相。”

有一天御前会议讨论这事。安重诲就推荐了崔协。

任圜为人刚直，当即反驳说：“安重诲你不熟习朝中人员，这是被人收买啦！崔协虽然是名家，但徒有虚名，识字很少。我已经因为没有学问忝列相位，很惭愧啦，怎么可以再加一个不识字的崔协而被天下所笑呢？”

明宗李嗣源说：“宰相职位很重要。你们再商议下。我在河东时曾见书记冯道，这人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可以任宰相。”

退朝时，孔循没给皇上行礼，一甩衣袖转身就走了，嘴里还嘟囔着：“天下事，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人！我还就不信啦！崔协要是突然死了也就罢了，如果不死必须让他当宰相！”

孔循为此置气，好几天称病不上朝。李嗣源派安重诲去做工作，他这才不情愿地来上朝。

安重诲对任圜有忌惮，但对李琪是说啥也不想让他当宰辅，想了想，就低一次头，去找任圜开碰头会。他说：“现在朝廷正缺人，崔协暂且做备选人，您看可以吗？”

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让崔协为相，这就像抛弃了苏合香丸，却去选屎壳郎推的粪球。”

苏合香，是一种非洲植物分泌的树脂。这个东西最初见于《后汉书》，称出自于“大秦国”，即罗马和中东一带。也即自汉代起，就是中国皇室贵族常用之舶来奢侈品。任圜以此来比喻李琪，以屎壳郎推的粪球比喻崔协，让安重诲很没有面子，不免嫉恨在心，尽管当场装作一笑了之。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

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

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没字碑”

崔协长得一表人才，有轩昂气象，遇到事好议论，往往语惊四座，但他所讲的道理很多不近于理，平庸得很。很像后世常见的夸夸其谈之辈。此类人物自视甚高，但因为不读书，太少思想资源，故所谈所论，不过坊间之见。崔协胸无点墨，尤其不会写文章，起草的奏章太多讹谬，经常受到责罚。所以他后来很多奏章都要请人捉刀。

长得好，没文化，时人给他起一个诨名：“没字碑”。

宋人笔记《北梦琐言》记载他一事，颇传神，似可概见此类人物本来面目。

说李嗣源有一次向宰相冯道打听司空卢质的近况，问他：“卢质最近还吃酒吗？”冯道回答道：“卢司空曾经到臣家里做客，也曾饮过几杯。臣劝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国家大事也如此：过则患生。”这一番话，带着宰辅气象，明白人都能明白，言语中自有忧国心在。

崔协觉得不能不说话，就勉强发言道：“臣闻《食医心鉴》有一说法：酒可是好东西，不用添加药饵，就可以安神。”这样一番坊间式议论，在朝堂说出，且又在冯道那一番带有远猷思考的意见之后，品味和品位之差异顿时显现。史称左右见其言语肤浅，“不觉哂之”，给了他一片嘘声。但此人后来死得早，没有太多的糗事传世。

与崔协比较，李琪算是个才子。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拜谒地方官王铎。进献的诗词曲赋，王铎看了吃惊，但还是怀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有才，就在公署设宴，约请李琪父子，同时暗暗告诉下人，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就在宴席上测试李琪。

这个赋的主题是要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才而兴天下的故实。李琪似乎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拿过笔来就写了篇赋文。结尾有言：“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

得到士人就昌盛；不是贤人不共事。跟随帝王起家的辅臣很高贵，佐助高祖立业的三杰很重要。由此可见，楚霸王的失败很正常啦——他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倾心使用。

王铎看到这个赋文很惊骇，说：“这个孩子真是大器啊！将来会独步文坛！”

但李琪虽然博学有才，但为人不够持重，更不懂进退之道。他少年以文章知名，从此也以文章自负。他后来做官，算是富贵了，就刻了一块牙板，上面用金子书写“前乡贡进士李琪”，然后将这块牙板放在办公的案头座侧。别人看了这块牙板，要么对他心生崇敬，毕竟是正宗科班出身嘛；要么对他心生忌惮，毕竟对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构成资格上的压力。李琪这种做法就叫“失礼”。因为“失礼”，所以在与人打交道时，就到处会遇到障碍，一般人不愿意提携他。

李琪遇到任圜，之所以得到任圜欣赏，是因为俩人有同气相求的品质，都是才高八斗、眼高于顶的人物，于是惺惺相惜。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

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

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

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

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

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

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

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

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

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

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

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

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

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

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

但李从珂来到洛阳后，李嗣源责令他回自己在京师的府邸，暂时拒绝入朝请见。李嗣源似乎有意在等待杨彦温的到来，了解事情真相，暂时不理李从珂，也是做个姿态给安重诲看。

药彦稠率兵攻河中，五日攻克。但他却给明宗李嗣源送来了杨彦温的人头。李嗣源大怒，但已经没有办法。

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后唐明宗时，四海安静，恬然无事，兵戈已息，而河中又不是边郡，更靠近国门，一个小小的衙内指挥使，怎么敢如此狂悖，向帝国挑战？于是，舆论都认为这是安重诲弄权，因为他嫉妒李从珂的威望，所以巧做安排，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至于杨彦温，不过愚蠢地被人嗾使，所以惹来杀身之祸。

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安重诲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够罢免李从珂的节度使。并暗示明宗，杨彦温之所以“造反”，实在是李从珂失职，应从重处置。只有这样做了，才算是拔本塞源，杜绝后患。

但明宗不同意处理李从珂。

安重诲要扳倒李从珂的意志十分坚定。他开始暗示大臣冯道、赵凤，要他们奏请李从珂失守河中，应该加罪。

李嗣源听后对这二位大臣说：“吾儿从珂被奸党栽赃，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是非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论？意思是不想让我儿在人间待下去了吗？我看这不是公辈的本意啊！”

冯道、赵凤惭愧而又惶恐，匆匆退下。

但安重诲还是继续鼓动他们弹劾李从珂。赵凤已经有点相信安重诲了，也能感觉到李从珂手握重兵对社稷未来安全的影响，于是，再一次提起弹劾。

明宗看着他不说话，不回应。

第二天安重诲忍不住，自己向明宗提起弹劾李从珂的意见。

明宗很动感情地说道：“朕过去不过就是一个小校，家里很贫穷，我收养了从珂这个小儿，靠他拾马粪来养家。到今天，我当了皇上，就不能庇护他一次啊？爱卿你要怎么处理他，你才认为对你合适啊？”

安重诲说：“陛下父子之间，臣哪里敢乱说！只有听陛下自己裁断！”

李嗣源说：“让他在家里闲居就可以啦！何必多谈！不讨论这个事了！”

但安重诲还是不死心。

河中节度使的位置出现了空缺。朝廷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安重诲又指示他搜集李从珂的“罪证”。索自通到河中后，登记军府中的甲仗兵器，数量庞大，报告给朝廷，说是李从珂私自制造。但这时候李从珂得到了李嗣源的妃子王氏的袒护，最终平安无事。

王氏此时人称“德妃”，后来又晋封为“淑妃”，史称王淑妃。

王淑妃作为李嗣源的嫔妃，没有自己的子女，是李嗣源儿子许王李从益、女儿永安公主的养母。她原来是卖饼人家的女儿，长得俊美，时人赞美她，有外号叫“花见羞”。曾做过后梁一位将军的侍儿，这位将军死后，王氏成为孀妇。当时李嗣源的夫人已经逝世，安重诲知道这个人这个事，做了月老，将王氏推荐给李嗣源，李嗣源一见甚为满意，就将她纳为夫人。

王氏本来是通过安重诲才得以进入后宫的，初期对安重诲也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宫中用度原来很简朴，后来稍稍奢侈一点，安重诲就屡屡劝谏。王氏要用外库的锦缎做地毯，安重诲极力反对，并以李存勖妃子刘皇后奢靡生活的故实来警戒王氏。王氏从此对安重诲很不满。所以当李从珂与安重诲有了矛盾时，她站在了李从珂这一边。

李从珂失势，一般朝官都不敢与他继续来往，当时只有一个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和李从珂府邸相邻，有时就会去看他。李从珂如果有什么事要奏明圣上，也都是向吕琦咨询后才去办理。

索自通诬告李从珂私造兵器事，差点左右了李嗣源的判断。但李从珂总算有惊无险，度过一劫。但他在李嗣源死后，果然起兵，夺了天下，索自通知道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史称“忧悸难释，决意求死”，忧虑害怕无法释怀，决意一死了之。有一天，他在退朝后，走入洛水，自溺而死。

孔循的花招

安重诲有强烈的控制欲望。他在处理河中事件时，上下其手，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威慑力。甚至明宗李嗣源也往往对他有点惧怕。

夏州节度使李仁福知道李嗣源喜好鹰鹞，派人送来一只白鹰。但安重诲拒绝接受这个东西，他不能容许天子沉湎于斗鹰走狗的奢靡生活之中。但是安重诲一走开，李嗣源心里还是惦记那只白鹰，就急忙派人追回，带到宫中后苑，然后再偷偷地带出京郊去嬉戏。玩的时候，还不忘记提醒随从说：“这事儿可别叫重诲知道啊！”

但安重诲得罪人太多了，最后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李嗣源对他的信任。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更是一个性情狡狯的小人。他跟安重诲一直很亲近，是多年旧交。但是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孔循玩了一招，骗过了安重诲。

当时李嗣源有心要为皇子李从厚娶安重诲的女儿。孔循知道后，找到安重诲，语重心长地说：“公是皇上的近臣，这么亲密，不应该再与皇子为婚。真成了婚，再说话，可就没有这么硬气啦！”

安重诲想想也是，就傻乎乎地答应了他，辞掉了这门皇亲。

事实是，孔循自己也有个女儿，正待出嫁。他暗暗地结交王德妃，请求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从厚。王德妃做工作，李嗣源答应下来。很久以后，安重诲知道这事，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不禁大怒，但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在此之前，有人对安重诲说：“孔循善于挑拨离间，万万不可安排他在跟皇上密切的位置上。”但现在孔循有了跟皇上套近乎的机会，又有王德妃在内，地位已经固若金汤。

从此以后，皇上待安重诲的态度确实有了变化。

善终的藩帅

秦州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华温琪申请入朝。他不愿意做藩帅，要求留在朝廷。这事等于自动交出兵权。李嗣源很高兴，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任命他为左骁卫上将军，这是皇家卫队中的骑兵副司令。每月除了正常的俸禄之外，明宗还特意赏赐他很多钱谷。

一个阶段以后，明宗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藩镇，这人很值得信任。于是就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是我旧交，应选一个重镇来安排他。”

安重诲出于对藩帅的不信任，回答说没有空缺。

又一天，明宗再来反复说起此事，安重诲不耐烦道：“我已经跟您多次上奏，说过了，没有空缺！非要空缺，只有我这个枢密使可以代替。”

这一次也惹恼了明宗李嗣源，直接回复道：“也行！”

安重诲闻言，一时不知如何答对。

华温琪听说这事后，则感到恐惧，得罪权臣，可不是好玩的。吓得他好几个月不敢出门。

华温琪年轻时曾投在黄巢造反军麾下。黄巢失败，他逃跑后，认为自己形貌魁梧，已经被很多人认出来了，估计很难逃过一劫，于是投水自杀，但没有想到河水将他漂到浅处，被行人救出。他又跑到桑树林里，找到一棵歪脖桑树上吊，没想到树枝被他坠断，还是死不了。最后他投奔了后梁的部队，有功，被封为节度使。但他在地方管理上失政，曾经劫掠他人的妻子，被女子丈夫告到后梁末帝那里。当时的后梁正在姑息藩镇，不想得罪他，但又不能不管这个事，于是后梁末帝留下了一篇特别意味深长的文件，这是写给华温琪的一封信件。信中说：“若便行峻典，谓予不念功勋；若全废旧章，谓我不安黎庶。为人君者，不亦难乎！”你犯法在先，如果朕就此施行重典处理你，可能有人说我不念功臣的往日勋业；如果朕就此全部废了传统法律章法，有人也会说我不能安顿黎民百姓。我这个做人君的，是不是太难啦！这一番话，说得华温琪惭愧不已。

插入这段“赵匡胤时代”之前的故实，是想说：姑息藩镇，由来已久；处理藩镇，帝王两难。这不是个好干的活儿。

且说李嗣源，最后还是给了华温琪一个节度使，要他去治理华州（今属陕西华县）。华温琪在任上，做了很多好事，他用自己的俸禄和赏赐，修补了当地的祠庙、廨舍，达到一千多间。还在邮亭创建了待客的器具，这样就方便了往来的客人，得到很多称赏。几年后退休在家，石敬瑭得到天下后，他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他是五代时期较少得到善终的藩帅之一。

安重诲的末日

华温琪事件，对刚愎自用的安重诲是一个警戒。他因此意识到，这样下去很危险，皇上不是可以终身依靠的对象。思前想后，觉得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后面不知会有什么风险，于是，上表要求退休。

但是已经晚了。

因为他的跋扈姿态，已经失去了朝廷内外人心。李嗣源也接到了更多对他不利的消息，更有个内部的王德妃，还有个孔循。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安重诲的日子不多了。

他一要求辞职，明宗李嗣源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当即同意。安重诲回到山西老家应县，此地属于河中辖境。

他刚刚到家，当天就看到在朝中做官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

安重诲大吃一惊，问他们：“我又没有召你们，你们怎么会回来？”

俩儿子还没有回答，安重诲一下子就明白了：身为朝廷命臣，一旦被人污蔑，说是带着子弟家眷返回故乡，那就有了反叛的嫌疑。现在俩儿子傻乎乎地回来了，安重诲的末日也就到了。

安重诲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试图以一种绝对的忠诚姿态自救。他对俩儿子说：“我知道了。你们回来，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被人利用了。我要以死殉国，没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将两个儿子捆绑了，上表，派人押送到朝廷。

但是，朝廷已经不需要他了。

朝廷这边已经派出了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并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带兵护送李从璋直奔河中。李从璋是李嗣源的养子，带兵打仗有辣手。

第二天，有朝廷的中使宦官来到安重诲府上，进门就痛哭起来。安重诲问他怎么回事，中使回答：“有人说公有‘异志’，朝廷已派遣药彦稠将军带兵到啦！”

安重诲回答：“我身受国恩，死不足报，哪里敢有异志！没有想到这件事还要麻烦国家发兵来干，让主上担忧，我的罪过更重啦！”

安重诲的两个儿子被送到朝廷后，有诏，下狱。

有个皇城使翟光邺一向厌恶安重诲，李嗣源特意令他到河中去考察安重诲，还对他说：“如果安重诲真的有‘异志’，就杀了他。”显然，李嗣源已经不想要活口了。

翟光邺到河中后，李从璋大军也到了。他应该是向李从璋讲述了明宗的意图。于是，李从璋率领甲士将安重诲的府邸围住，自己带着铁挝叩门来见安重诲。

进门来到庭院，安重诲夫妇出来迎接。李从璋见到他后，在庭下行大礼。安重诲很吃惊，已经处于这样境地了，怎么还有这么尊贵的皇子、节度使来给自己下拜，也赶紧走下台阶跪下回拜。李从璋忽然奋起，挥动铁挝砸向安重诲的脑袋。安夫人张氏大惊，赶忙来救血泊中的丈夫，也被李从璋铁挝击杀。

李嗣源接到奏报后，下诏，以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等与朝廷的关系为罪名，又污蔑安重诲要征讨淮南，图谋兵权。随后，又说安重诲送到朝廷的两个儿子，曾与安重诲一道返回河中谋反，判令一起处斩。

满朝文武，除了赵凤，几乎没有人为安重诲喊冤。

进入“李从珂时代”

赵凤是读儒学经典的人物，年轻时就有文才和名气。安重诲推荐他做了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对安重诲很是心存感激。

此人好直言，性格刚强，平时与任圜友善。任圜做宰相后，也多次推荐他，后来赵凤做到礼部侍郎的位置。安重诲杀任圜，赵凤很痛心。

赵凤相信儒学的理性，不信“怪力乱神”。有个术士叫周玄豹，懂相术，善预测，很准，迷倒了很多人。明宗李嗣源践祚之前，做内衙指挥使，安重诲那时对这类相术半信半疑，就想测试一下周玄豹。于是叫他人和李嗣源换了衣服，把李嗣源安排在不起眼的位置，让那个人坐在衙内指挥使的位置，请周玄豹来看相。周玄豹看过后说：“衙内指挥使这个位置很尊贵，但现在坐在那里的人，还不足以承担这个位置。”又指着坐在下位的李嗣源说：“这个人才当得！”然后又说了一通李嗣源将来“贵不可言”的话。李嗣源践祚后，想起周玄豹，就觉得此人太神奇，想把他召到京师供职。

赵凤知道此事后进谏说：“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作为皇上必须谨慎。如果陛下认为他相术神奇就招来做官，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去竞相奔走、追逐预测吉凶的相术。天下人互相惑乱，后果可是凶险莫测啊！”

李嗣源一想是这么个理：多少野心家，借着预测之术在谋取天下啊！还真是不能这么干。于是不再召周玄豹进京做官。

这是李嗣源与那些动辄将术士召在身边，最后遭遇祸患的颟顸之辈们不一样的地方。李嗣源有格局。赵凤则是启发了李嗣源的儒生。

李从珂从河中调回朝廷后，李嗣源解除了安重诲的朝官，让他去出任河中节度使。尽管还让安重诲带着枢密使兼中书令身份，但安重诲已经不能干预朝政。这时候，李嗣源才把李从珂从府中召来，对他哭着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里还能见到我！”

于是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赵凤知道这事后，对李嗣源说：“安重诲是陛下亲近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背叛君主的，但因为他不能周密防备，所以一定会被人进言谗毁。陛下如果不能明察他的心迹，他可就不知哪天死于非命了。”

李嗣源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认为赵凤是安重诲死党，很不愉快。

果然，就有人来“检举”安重诲了。说安重诲要从河中起兵，要自己去讨伐淮南，还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等等，诸如此类。

明宗于是咨询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都认为：“这是奸人离间对朝廷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为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家性命担保他。”

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说和引导他。此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良善，礼贤下士，很老练。您年龄比他大，应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不如李从厚啊！”

这番话说得比挑拨离间更阴毒。这类话语打着“关怀”的旗号，事实上最容易挑动人内心嫉妒的恶念。有时，关怀，就是挑事。无论这位亲信有意还是无意，他离间了李从荣和李从厚，让李从荣更加不高兴，对李从厚更加嫉恨。

李从荣有时也需要入朝汇报河东藩镇的工作。到了京城，跟随他的兵勇有数百骑，个个张弓搭箭，奔驰在洛阳的通衢大道上。当时朝中的执政对他很不满意，李从荣也感觉到了执政们对他的不满，有一次私下对亲信们说：“等我有朝一日做了皇上，把这帮文武们都灭门杀光！”

这话传出来，朝中大臣人人恐惧。包括后唐一批名将都心下不安，于是多次请求“外放”，也即离开京师到藩镇去做官避害。

这些要求“外放”的朝官也包括石敬瑭。

李从荣长了一副鹰眼，常常侧眼看人，待人轻慢无礼。当时做着同平章事的石敬瑭正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军事实力仅次于李从荣、李从厚。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同父异母所生，但从小就与李从荣相互憎恶。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李从荣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李从荣后来的悲剧是典型的秀才造反类型。

李从荣自有恶习，但他也是一个好吟风弄月的小文人。当初他做河南府太守时，曾聘请一个叫高辇的人做推官（司法局长）。高辇也能写诗，史称宾主相遇甚欢。从此出入于河南府的，大多都是当朝文人名士。这些文人懂诗词歌赋，但是不懂政治军事，尤其不懂人情交往。所以跟一班武夫偶有来往时，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至于有的武士议论道：“秦王好文，交游的人都是骚客文人，这小子万一要是面南背北了，咱们这帮家伙可就危险了，还不都得转死到沟壑里去？不如早一点想想办法。”

这话也渐渐传到高辇的耳朵里，李从荣也听说了。

矛盾已经渐渐明朗化。怎么应对？

高辇出了个主意：“大王您啊，就假装生病了。这帮家伙会假模假式来探望您，这时，请大王埋伏了壮士，乘其不备，全部斩杀。这样，也许能够免除我们的灾祸。先下手为强啊！”

李从荣犹豫道：“至尊还在啊！咱们这么干，至尊怪罪下来，岂不危险？”

高辇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兵，罪过当然有，但也不过是挨一顿鞭子；不这么做，那可就悔之晚矣！”

李从荣犹豫着，没有做这件事。

有一天，李嗣源大病，李从荣入宫问安，李嗣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一位王淑妃对李嗣源说：“从荣在此。”李嗣源也听不到，不能应答。李从荣出来时，听到宫中很多人在哭，他以为李嗣源已经死了。于是第二天不再入宫，假称自己生病。但是他没有想到，李嗣源当晚病已见好，并没有死。这个消息，没有人传给李从荣。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亲兵守宫门

李从荣自知朝中上下没有多少人拥护他，担心不能成为后唐继承人，于是做出了又一个愚蠢的决定：与死党预谋，带兵入宫，假称看望重病的老爸（他以为老爸已死，托名“侍疾”），以抢先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死党”并不忠诚于他，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带入宫中。王淑妃及大内总管宣徽使孟汉琼知道后，惊愕之后做了准备。

这一天黎明，李从荣以为万事俱备。

他从驻地河南府出来，带领步骑千人在洛阳皇宫不远处的天津桥上列阵。他以为此行必定成功，连甲胄也没有穿，故意穿了平时的休闲服，晃晃悠悠地做出镇定的样子。他召来找得到的朝廷官员对他们说：“我今天已经决定入宫，并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各位枢要大臣都有自家宗族，做事应细细斟酌，是祸是福，可就在须臾之间了！”

说罢，他派出了府邸亲信到宫中与大臣联系，又令人率兵逼近皇宫，到了端门之外。洛阳皇宫很高大，没有内应，大门一闭，等闲是进不去的。

但是这时候，文武诸官开始犹豫了：万一李从荣要是得逞，怎么办？

大内总管孟汉琼闻听乱兵已到端门，拂衣而起道：“今日之事，已危害到皇上，诸位还犹豫观望，只顾计较个人得失吗？我是不能爱惜这一把朽骨余生的，只能带兵抗拒！”

说着，立即进入中兴殿门，宫中诸臣慌乱中也随他进入内宫。

孟汉琼见到李嗣源哭着说：“亲王李从荣造反，已经率兵攻打端门，很快就要入宫，那可要大乱啦！”

宫中女眷们闻言，已经哭声一片。

李嗣源强挣扎着，从病榻上坐起，他说：“从荣这是何苦呢！”了解了事情态势后，又对身边的大臣说：“事已至此，请你们几个大臣自去处理，只是不要惊扰百姓！”

当时宫中没有重要武官，有个控鹤指挥使名叫李重吉，算是握有一点兵权的人物。他是李从珂的儿子。所谓“控鹤”，犹如指仙人骑鹤飞天，因此常用来指称皇帝身边的亲兵。李重吉是这一支亲兵的年轻指挥官。

李嗣源对他说：“朕与你父亲曾冒着战场上种种危险，平定天下。你父亲多次将我从危难中救出。从荣这些人没有什么战功，现在被人唆使，来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朕本来知道这种人不足托付天下，理当召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给他。现在，你替我部署各宫，做好防守！”

这一番话，鼓舞起李重吉的积极性，得令后，即刻率领控鹤府军士守卫宫门。

“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宣徽使孟汉琼则临时找来盔甲，披挂上身，骑了战马，在宫中巡视。他又召来朝中的一名武官马军都指挥使（即骑兵司令）朱洪实，给他五百骑兵开城门去讨伐李从荣。

这时，李从荣正搬来一只胡床（不带靠背的马扎），端坐在桥上，等候府邸亲信来传宫中消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又派人去叩左掖门。门不开，人从门缝中看去，见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宫中北面缓缓而来（按规定，宫中马骑不能奔跑），赶紧回来告诉李从荣。李从荣闻讯大惊失色，慌乱中命人取来铁制掩心盔甲披挂起来，坐在胡床上装模作样地调拨弓矢。

一会儿工夫，左掖门开，骑兵出宫加速，五百披挂整齐的骑兵，亮晃晃、黑压压地奔驰过来。

李从荣根本没有勇气抵抗，连忙率众逃归他的京城官邸河南府署。

树倒猢狲散。他的僚属见大势已去，很快就四散逃窜，分头藏匿起来。他手下的牙兵甚至乘乱转换身份，变成土匪，抢掠了京师的嘉善坊，随后四散溃逃。

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回到府邸躲藏到床下，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但结局终于到来：他被戡乱将士搜出，不仅连审问都省了，废话甚至都没有一句，简单地砍了脑袋，将首级进献宫中。

李嗣源听说儿子秦王李从荣被杀，又吃惊又悲伤，虚弱得几乎从床榻跌落，几次昏厥。更令李嗣源悲哀的是，李从荣全家已经被杀，但还有一个儿子很幼小，正养在宫中。平乱将士要求把这个儿子也即李嗣源的孙子杀掉，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李嗣源涕泣着说：“这娃娃有啥罪啊！”

但是将士们不答应，李嗣源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孩子交给众将。大限到来，皇帝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权反在下”的真实写照。

李从荣一支，已经绝后。

李从荣那位“高参”推官高辇，闻讯逃窜，藏到百姓家里，最后感觉还是不稳妥，干脆落发为僧。等到被擒获之后，没法辨认真假，干脆脱了他的大红袈裟，给他穿上以前穿的衣服，戴上以前戴的头巾，让熟悉的人来验明正身。都捯饬妥当了，然后用刑。这位小文人被押向刑场时，神色自若，还朗声道出一个对子，概言今日之事：“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对子是个好对子，但用在生命终场，有滑稽的性质。史称“观者笑之”。

第二天，老臣冯道带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李嗣源，李嗣源泪下如雨，呜咽不止。他对群臣道：“不料我家的事闹到这步田地！愧见列位公卿啊！”

这时李从厚正在做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李嗣源令宣徽使孟汉琼去征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由孟汉琼留在那里暂时主持天雄镇的军政事务。这其实就是承认了李从厚作为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不久，李嗣源死去，李从厚在柩前继位。

南宋大儒胡安国评价李嗣源，认为他的军政成就虽然还达不到汉唐那样的水平，但也应该属于“贤主”之列。他认为李嗣源有几个可以称道的地方：内不好声色，外不好游猎；不任命宦者为官（这一条不准确，孟汉琼就是宦者）；废除皇室的私家仓库；封赏廉吏；惩治赃官。并认为他焚香祝天，要上天早生圣人之言，是“发于诚心”，尔后果然赵匡胤诞生，“由是观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诬矣”——由这个案例来看，古人所谓“天人交感”的道理，不可说是没有道理了！胡安国善于做史论，他认为李嗣源可以称为“贤主”，我附议。

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

李从厚的“四人帮”

李嗣源的养子，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宝鸡）、潞王李从珂，果然如安重诲所预言的，开始拥兵自重。

历史开始重演，就像“依样画葫芦”。

犹如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的养子，二人关系紧张一样，李从厚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亲子、李从珂则是李嗣源的养子，二人关系同样紧张。

李从厚即位后，李从珂和石敬瑭都让他害怕，放心不下。他怕这二位造反。

但李从厚宅心仁厚，不愿意大动干戈。

朝中大臣却屡屡劝谏他要防患于未然。“权反在下”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在大臣们的摆布下，李从厚做了一番愚蠢的干部调整动作。

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京官调到外地做团练使，把李从珂一个女儿召进宫中，试图作为人质，当时这个女儿已经削发为尼。他以为这样可以控制李从珂。但这种做法反而打草惊蛇。

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一次“移镇”工作，也即各大军区调防，最终惹恼了潞王李从珂。

最初，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重时，大臣想见李嗣源已经很困难，渐渐就有宦官和后戚执政的影子。

李从厚即位，其中有几个人的功劳比较大，一个是明宗的妃子王淑妃，一个是宦官孟汉琼，一个是枢密使冯赟，一个是同平章事朱弘昭。这四个人结成一个“四人帮”团伙儿，沆瀣一气，没有啥政治智慧，却要干泼天事业。

当时石敬瑭正在镇守河东，他们不愿意让石敬瑭在这个位置上；而孟汉琼正在代理天雄节度使，他们也想让孟汉琼回到朝廷里来做京官，于是，几个人合伙一商议，来了个四大军区调防。报告给李从厚，李从厚傻乎乎地就答应了。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宰相李愚看出了王朝的没落。当时，闵帝刚刚结束守丧礼，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就召学士们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这事大有向唐太宗学习，以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但他只能读书、听讲，却无法明白“求治”的根本要领在哪里。处理事情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尤其没有识人之明。李愚认为他不懂得重用包括他在内的执政，是闵帝李从厚不会用人。他私下对同僚们说：“主上召请士人，咨询天下事，却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于高位，责任重大，得不到信任，以后的事情恐怕真不好办！”这话让执政们心生恐惧，都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李从厚与“四人帮”商量的移镇布局是：

李从珂由凤翔改镇河东（治所在山西太原）；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则改镇成德；原成德节度使（今河北正定）范延光则改镇天雄（今河北邯郸）；李从厚的堂兄弟洋王李从璋代理凤翔节度使，接替李从珂。孟汉琼回朝。

任命节度使，是有仪式的，一般要有皇帝下制命诏书，还要赐给节钺。汉唐以来，对地方吏治都极为重视，尤其有节度使制度以来，任命或改命，对朝廷军政而言，都是大事，但这四位，当时后唐最重要的“政治家”，却把这个事当作儿戏一般。他们不下制命，也没有诏书，更谈不上什么节钺，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枢密院的下行文书，这个文书，相当于一纸“通知”性质的“调令”。然后，就要完成“移镇”工作。

五代以来，枢密使权力很重，但这么玩，即使在五代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件事一开始，还真有可能不是针对潞王李从珂的，但李从珂本来已经与朝廷疏远，又有猜忌，来接替潞王的，又是洋王李从璋，而这位李从璋心狠手辣，当初去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曾亲自操铁挝将其击杀。潞王听说这人来替他，更加心生厌恶。李从珂在部下的拥戴下，反了。

他向邻近各道发出反叛文书，大意说：“朱弘昭等一班小人，趁先帝患病不起之际，废长立少，独揽朝廷大权，还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各个藩镇的根基。我深恐他们的目的是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李从珂就要入朝‘以清君侧’！但如此大事非我一家力量所能办到，愿请邻藩各道支持，共襄义举！”

五代以来的武官在本藩做久了，自有天大利益在，一旦调动，就没有了“土皇上”的舒坦，那时，几乎无人愿意调动。李从厚刚刚即位，还根本不具备调动藩帅移镇的能力和智慧。后唐朱弘昭等“四人帮”的颟顸引燃了藩镇的反叛，不自觉地催生了五代时期新的可能性。

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李从珂举兵就要东进，先派人到京师和各州郡撒放了传单和策反信件。

皇上李从厚得到消息非常恐惧，就派人去召朱弘昭等人前来议事。

朱弘昭本来就没囊没气，一听，就浑身哆嗦。他知道出事了，对亲家人说：“皇上这么急着召我，是要怪罪我啊！我儿媳妇是你的女儿，你赶紧把她领回去吧，别让她也陷入到这一场灭门之祸里来。”说着大哭，就要拔剑自裁，一时被家人拦住。但后续使者又到，紧急催促他赶紧入宫。朱弘昭大叫道：“我已经穷困到这个地步啦！”说着趁人不备，自投井中溺死。

这时候，侍卫马军指挥使，即亲军的马军司令安从进，正在充任京城巡检，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他已经得到李从珂的策反信件，知道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听说朱弘昭已经自杀，就带兵闯入枢密使冯赟的家中，将其杀害。此时冯赟的母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安从进将母子尸体都扔到大街上，还残酷地杀害了冯赟的妻子。冯赟有一个三岁的小儿子，被门生故吏张守素藏了起来，算是给冯家留下了一条性命。

安从进此举，显然，是在向李从珂递上投名状。他在乱世中，谋划未来的政治前途——此类人物，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事实上，三千年历史，屡见不鲜。儒学论“公道—仁德”，就军政大事而言，就是试图尽力减少这类邪痞小人从政，从心性上培育起圣贤气象来，推演邦国文明。做官不读圣贤书，满朝尽是安从进。带着温情理解儒学，认真地读一点《尚书》《论语》，就会知道儒学用心不简单，实在是对天下人心有至为深切的道义关怀。

李从珂在后来的日子里，也确实很感谢安从进，将其封在湖北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

且说闵帝李从厚知道李从珂造反之后，在朝臣的怂恿下，派兵前去弹压。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这一年赵匡胤七岁），李从厚的羽林军来到凤翔。

李从厚没有更多资历。在崇信“胜者王侯败者贼”、崇信“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李从厚势单力薄，但有一个西都留守王思同，是为数不多保留了忠诚气节的人物。

西都即长安，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此地当凤翔（陕西宝鸡）到京师洛阳之间，潞王李从珂要想顺利拿下洛阳，就要穿过长安。所以，当初潞王未反之前，就有意结好王思同，以期打开这个东出之道。准备造反之后，李从珂派出了得力干将多人，几次到西都长安，那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史称“说以利害，饵以美妓”，用利害关系打动他，用美貌艺伎诱惑他。那美貌的艺伎十五人，都是国色，人人都会五弦琴。在酒宴上就让艺伎们弹唱，趁着王思同高兴的时候暗示他，如果归附潞王，这样的日子长着呢。潞王还给使者下了一道密令：如果王思同不肯顺从，就“图之”，做掉他。

王思同并不愚蠢，他当即判断出当前格局，毫不犹疑地将李从珂派来的说客拘捕下狱，并向朝廷做了汇报。威武不能胁迫他，利益不能收买他，美色不能诱惑他。

他还对部下将吏们说：“我受到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如果现在与潞王一起造反，就算事情最后成功，得到他们给我的荣耀，那我也还是重要关头的叛臣！何况万一事败不成，而遭到辱骂，留下千古的丑迹呢！”

朝廷很感谢，当即任命了王思同为讨伐凤翔的统帅，加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但王思同虽然是真有忠义之志，但御军无法。史称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潞王对管控行军打仗之事很有经验，将士又都怀着侥幸心理，希望升迁跻身富贵，故内心都愿意归附李从珂。

最初，王思同率领诸路援军集中于凤翔城下，甚至攻克了东、西城关，造成了两翼夹击的态势，城中死人也很多。第二天又开始攻打城垣。凤翔城垣低矮，也不坚固，守备器械之类也都不足，史称“众心危急”。

李从珂登上城楼，对来攻打他的朝廷将士们哭泣着说：“我十几岁时就跟着先帝（李嗣源）东征西讨，先后经历上百次战斗，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啦！我现在已经满身都是创伤。这才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过去也都跟着我，亲眼看到过那些事实。现在，朝廷信任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这种诛伐啊！”说罢，哭泣不止。

他这一番悲情表演，让很多人有了同情之心。

羽林军首领倒戈

一位负责攻城的指挥使叫张虔钊，此人性情偏激而又急躁。他正在主攻城西南，就用刀驱逼士兵登城。但不料士兵听到李从珂一番哭诉，转而反对张虔钊杀来。张虔钊见势不妙，急忙骑马逃跑，总算在忽然出现的士兵倒戈中免予一死。

张虔钊也是一贪人。他曾经镇守沧州，赶上天旱，辖区处于饥荒之中，他马上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事在帝国时代就是善举，朝廷闻讯很愉快，嘉奖了他。但是等到秋收的时候，他开始加倍征收赋税，用来弥补赈灾的损失。史称“朝论鄙之”，朝中清议很鄙视他的这个做法。后来此人逃到四川在孟知祥那里做官，经常有施舍给寺庙和尚之类。但他自己也承认，就是要唯利是求，给和尚们花钱，是为了给自己求福报。于是有议论说他居然向佛祖求利，是愚蠢到家了（愚之甚也）。他在蜀中盘剥士庶，占据很多人的房产，这事让蜀中父老怨恨不已。连僧人都知道了他的贪婪。据说他问一个和尚，怎么样叫作“舍利”？和尚回答他：把你的房子捐了，去租房子住，就是“舍利”。张虔钊只是惭愧地笑笑而已。他后来在几次战役中失利，久而无功，在沮丧中死去。

且说凤翔城下，另有一位将军杨思权看到战场形势有变，当即大声喊道：“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

说着便率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求投降。

潞王准许。他从西门进入，仓促间给潞王写了一张纸条说：“希望大王攻克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

李从珂没有犹豫，当即在纸条上写了“杨思权可任节度使”给他。

王思同还不知道攻城的军队已经发生了临阵倒戈，仍在督促士兵登城。

又一位朝廷这边的将军叫尹晖的，大声喊道：“诸位，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潞王赏赐了！”

于是，率领兵众弃甲缴械投降。士兵们也不想打仗送死，高兴得欢呼起来，欢呼的声音，连大地都感到了震动。

到了中午，投降的乱兵都进了城；不想投降还在攻城的军队一看没有什么胜算了，纷纷溃散。

王思同等一共有六位节度使，见大势已去，只好逃跑。他们跑到长安，不料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也已经投降了李从珂，此际关上城门拒不接纳。王思同又向潼关方向跑去。

潞王李从珂大喜，便号令军中，把凤翔城里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投降的军队。东西不够分，甚至连锅釜等炊具器皿都估价后，赏赐给了军队。

潞王李从珂信心大增。开始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合兵众，浩荡东进。路过长安，刘遂雍担心大兵入城抢劫，就将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放在路边，军士们先到的，就得到了赏金过去。前军因为有赏赐，所以没有入城劫掠。等到潞王大军到达时，所有府库钱财都已经被前军分光，于是刘遂雍开始聚敛民间财富犒军。

潞王在东进的路上，前军捉获了王思同。

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失算，但他竭尽心力为了朝廷主人，也是值得嘉许的。不要难为他。”

前军把王思同押来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

王思同回答说：“思同我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持节藩镇大将，经常惭愧没有功劳报答主上重用我的大恩。我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立马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身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我已经想好：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

潞王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不禁改容相敬，对他说：“您什么都别说了！”

潞王这时想的就是怎样赦免他。但尹晖、杨思权一班人却感到有这么个干净人存在，自己一身腌臜简直没法在世间待下去！何况，那个尹晖跟着潞王大兵过长安时，还掠取了王思同的全部家财和姬妾。因此，这俩家伙多次对潞王的心腹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将士之心！”

有一天，潞王的心腹伙同二人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向上报告，就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叹息了好多天。

李从珂很快从危机中跳脱出来。

他毕竟是跟着李嗣源在战场上征战多年的名将，他争取了羽林军首领倒戈，当初向京师洛阳广撒的秘密传单和策反书信，也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兵锋直指陕州。不久，陕州被攻克。

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距离洛阳只有二百多里路，犹如北京天津间的距离。

犒众军，分光国库

李从厚得到消息，知道洛阳危矣，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召集群臣说：“朕幼年嗣位，将举国大政委任于各位爱卿。我与李从珂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但听从诸公大计，朕独自一人无法违背你们的意愿。结果事至于此！现在怎么消解这场灾祸呢？朕的想法是：朕不要这个皇上了，与左右自往凤翔，亲自迎接我兄李从珂来主持社稷；朕自回过去的藩邸。这样道理上似乎说得通，或许也能够免祸。”

诸位大臣一听，这哪儿成啊！

李从珂要是来做皇上，我们这些大臣还不一个个全都掉脑袋！于是齐声反对李从厚这个意见。

还有人提出亲自带兵去抵抗，扼守要道，决不让李从珂来取洛阳。

闵帝李从厚听到这里，知道没有这些臣子的支持，他是寸步难行。于是改了主意，干脆放出胜负手，召集侍卫都将以下的武官做战争动员。他说：“先皇帝驾崩，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是在被召来京师主丧，同时将社稷委托给我的。朕这位兄长，果然有了猜嫌。卿等过去跟从先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谁不痛心！现在，朕将府库财货全部颁赐给你们，卿等勉力就是！”

当时正在为新丧的皇上修治陵寝，府库银绢已经不多，战争动员，又要“厚赐”，史称“府藏为之一空”。得到赏赐的军士们背着扛着真金白银、绫罗绸缎，走在京师大道上，得到路人艳羡的眼光。但军士们还扬言道：“这算啥！等我们打到凤翔，还会得到一份呢！”

这就是晚唐以来军士骄诞无畏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军士们几乎无赏不战。所以五代时期，不是士卒怕统帅，而是统帅怕士卒。

为了“激励士气”，皇上李从厚先生还亲自来到左藏库，亲眼看着给将士们颁赏金帛。

但是这样的将士哪里能够打仗！

果然，这群将士们到了前线不久，就传来了战败的消息。

闵帝李从厚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逃跑。

他想起当初服侍李嗣源的宣徽使孟汉琼，以为此人一定可靠，就令他前往魏州（今河北大名）安排。魏州，是李从厚称帝前的藩镇治所。李从厚此举是想回到“老根据地”，再作打算。但他没有料到李从珂的传单已经生效。那时节，一班文武只认长枪大戟，盂汉琼早已看出李从厚不是李从珂对手，根本就不搭理李从厚。李从厚万般无奈，夜半三更，出洛阳，向魏州逃亡。

当时跟随他的只有“百骑”。

他在洛阳出元武门时，看到控鹤指挥使慕容迁，对他说：“你还是有不少兵马的，带着控鹤禁军，跟我走！”

慕容迁一脸严肃，郑重答应道：“无论生死，臣都会跟着陛下！”

但是等到大驾刚刚出城，慕容迁迅即关闭城门，没有跟随闵帝李从厚。李从厚再想进城，也不可能了。

这个慕容迁，是李从厚至为亲信的武官，到了这个地步，却毫无救驾之心。史称“临危如是，人皆恶之”，面临皇上的危机采取这样的阴冷态度，人人都对他有了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人心离散倒是真的，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据此评论道：“史言自古以来，众叛亲离未有甚于此时。”

李从厚心里凉了半截。而那“百骑”又在路上跑了一半。

潞王继续东进，朝廷的大将药彦稠、安从进等人先后投降。安从进更作为内应，帮着潞王做了舆论宣传和清场工作。

潞王李从珂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越来越顺利了，九五之尊已经指日可待。

闵帝李从厚则在逃亡中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

这时，他遇到了一支劲旅。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开始不辨番号，只见这支部队遇到皇上的车队居然不躲避，李从厚左右还端着朝廷的架势叱责他们冲撞皇家舆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镇州，就是石敬瑭刚刚改封的藩镇河北正定成德军。

石敬瑭听说宫中有变，正带着队伍“勤王”，半路见到皇辇，也赶快下马在路旁拜舞，行君臣大礼。

李从厚也下马拉着石敬瑭痛哭流涕。

此际，李从厚还不忘记石敬瑭的太太长公主是自己的妹妹，于是打出了亲情牌，他对石敬瑭说：“李从珂这家伙为害社稷，宫中大臣也背叛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公主告诉我来见你，共谋社稷大计。”

石敬瑭说：“这里是卫州地盘。我早就听说卫州的王宏贽对国家往事非常熟悉，有谋断，我就去见他，一起来商议大事。”

说罢，就快马加鞭，去寻王宏贽。

李从厚大喜，他认为这下有了救兵了！于是不打算再去魏州，而是企图依托石敬瑭干掉李从珂，东山再起。于是安静地在驿亭之内等消息。

石敬瑭见到王宏贽就说：“主上流亡至此，出于危机之中，我等都是他的亲戚下属，事已至此，何以图全？”

这一番话，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权贵特色——他们没有价值，只有利益。君王遇难，按照君臣大义，自有不必犹疑的安排，但石敬瑭道出的意见却是：“何以图全”，怎样能有一个保障我等不受损失的安排！这等格局，唐末以来比比皆是，可以称为“亡天下”——天下正道已经没有多少人恪守，给未来的大宋带来了难题。赵匡胤一生要解决的四大难题之一就是“天下沦丧”。

王宏贽闻听石敬瑭这一番话后，有了细密的算计。

他说：“天子躲避夷狄，古也有之。但皇室在奔迫之中，应该有文武大臣、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跟随。只有这样，我等武夫供奉君主，能够感觉到朝廷尚在，并不觉得社稷已亡。太尉你从天子身边来，看这位天子，带来了多少重臣、近臣？是否有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

石敬瑭老实答道，这些都没有，一共也就五六十骑。

王宏贽道：“大树将倒，一根绳子是维系不了的！现在皇上就这五六十骑奔窜而来，无将相一人拥戴跟从，气数已尽，没啥前途啦！古人所谓‘蛟龙失云雨’，说的就是这个境遇啊！我知道的是，现在六军将士都在李从珂府邸，太尉您就是国戚，也无可奈何了！”

石敬瑭想想也是，心下有了决断，于是与王宏贽一同到驿亭来谒见后唐皇上李从厚，同时派出大兵围住了驿亭。

驿亭坐定后，石敬瑭召来诸将和李从厚的随从，一起“讨论”未来安排。众人不知就里，石敬瑭就用王宏贽的一番话来问流亡朝廷诸人：“你们既然从京师来，国之重器，玉玺、仪仗，以及文武大臣在哪里？”

李从厚在旁边听着，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随李从厚的弓箭库使（保管弓箭器械的仓库管理员）沙守荣等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怀着一腔忠烈之气，上前说道：“现在的主上乃是昔日明宗的爱子，太尉您也是明宗的爱婿，既然同享富贵，理应休戚与共！主上颠沛流离到此，你本应与众商讨恢复大计，不料却索要文武大臣、国宝、仪仗！你是想以此为借口，打劫天子吗？嗯？”

说着，抽出佩刀就去刺杀石敬瑭。石敬瑭手下的亲兵头领陈晖（相当于警卫团长）出剑捍卫，沙守荣与陈晖独斗几个回合，不胜，战死。

石敬瑭的牙将刘知远等人，随即将李从厚的随从五十余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当今天子在驿亭，派人看守。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闵帝李从厚逃出京师后，后唐帝国的首都，一时无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帝国精英凭借自家识见的高低有了一次表演。

冯道、刘昫、李愚仨宰相，一早来上朝，到了端门，听说皇上已经“北走”，知道国家终于出了大事。冯道、刘昫准备打道回府。

李愚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子出走，我们这些宰辅大臣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天子不在，太后当国。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政事堂，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意见：现在究竟怎么办、如何进止？得到太后意见后，我们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大义啊！”

李愚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不能在国家没有天子的时候，撂挑子不管事；天子虽然不在了，但太后还在，按照“习惯法”，我等应该在天子缺席时，去请示太后。这是“人臣大义”。

冯道说：“主上丢了江山社稷，已经没有君主；我们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君主，就去入宫，恐怕不合适。再说，潞王已经到处张贴榜文，大事如何，尚不可知，我等不如回去听候命令。”

冯道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只认天子，但丢了江山的天子屁也不是，所以，现在没有了天子；而没有天子，我等进宫不合适——万一有事说不清。现在潞王要进京，我等就得回去等着，看看日后有啥来自天子的命令，再说。言下之意，就是承认了潞王武力篡权的合法性。

冯道说罢，不等李愚回应，便往自家府邸走去。

回家途中，路过天宫寺，这时京城巡检使、公安局局长安从进派人追来告诉他说：“潞王已经加速赶路，奔京师而来，很快就要到了。相公您应率百官到城西去迎接。”

冯道闻言，便在寺中停下来，就地召集百官。

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快草拟“劝进文书”，卢导要等太后命令，而冯道居然说：“事当务实。”有这样一句话，冯道一辈子为天地不容之恶全都暴露出来。所谓“实”是什么？是禽心兽行所以用来依据的东西而已！好比说好吃的东西，好看的女人，活着的人去享用，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扭着兄长的胳膊去抢食，没有老婆爱的时候，抢个年轻的少女去共寝，能美其名说：我这是“务实”，不愿意为虚名所阻碍吗？所以说，“义”，用来制约人心恶欲，就是“名义”；“节”，用来规划天理范围，就是“名节”；“教”，用来合理宣泄人性，就是“名教”。名义、名节、名教，可见“名”的用处是很大的。……贤者抛弃了“名”，只要一“务实”，就会陷入轻薄浅陋，戕害天理，灭绝圣贤之风和儒家名教。何况当此国家危急、君王困顿之际，邀买富贵贪生怕死，不体恤君王父老的死亡覆灭，却说什么“务实”——他的恶，还有个头吗？冯道这里说的“务实”，是天理所不能容的！……按照他这话的意思，天下人都应开始关心自己的锱铢小利，求得片刻的安宁，蒙面丧心，上不知道有国君，内不知道有父母，公然以贪婪猥琐无赖趋利纵欲之情，毫不害臊地堂皇告知天下，理由呢，就是欣然自得的那句话：我务实，我才不为虚名所误呢！这样，父母死亡，就往大沟里一扔，说“我本来就没有以礼葬亲的心，这是‘务实’，我不要冒那个所谓‘孝’的虚名！”盗贼挖人家的墙脚去偷邻居的粮食，说“我就是想得到那家的粮食，这是‘务实’，我不想得到那个所谓‘廉介’的虚名！”这样，岂不人人都成了禽兽！还有什么能让人有所忌讳的呢？所以要说：只“务实”而不知有“名义”“名节”“名教”之“名”的人，就像猪狗一样，有了肮脏的食品就可以吃饱肚子，就像麋鹿一样，不分辈分在一起苟合就可以生崽子。冯道的恶，超过了商纣王，他这种理念的祸害严重，超过了盗跖。

生当明末清初的船山先生，这一段话，对于提振人心、恢复道义天下，有很深切的时代关怀。值得今日关心“天下兴亡”的朋友给予注意。

但冯道不是个简单人物。因此，关于“事当务实”，还值得继续分析。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且说李从珂。这位凤翔镇的藩王，在众位不知廉耻的宰辅和大臣的拥戴中当了后唐的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皇上，史称“末帝”。他改元当年为清泰元年，故史家也称之为“清泰帝”。

当初李从厚赏赐将士对付李从珂，李从珂也同样赏赐将士对付李从厚。

李从厚的洛阳兵没有打到凤翔，李从珂的凤翔兵却打下了洛阳。

李从珂当初就对凤翔将士们许诺：等到攻克洛阳，每人赏银一百贯。

但攻克洛阳后，却找不到这么多的钱财赏赐将士。

李从珂召来执政官，对他们说：“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好？

执政官无奈之下提出建议：可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必须预先上缴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但即使如此，财务官们也总共才收上来六万。李从珂大怒，把输送财货不得力的财政官员都关进大狱，在临时军管中，督促各级财政官员继续到民间搜敛钱财，不然，他无法完成给凤翔兵的承诺。而无法兑现承诺，凤翔兵要是闹起来，可不是耍的。这样一来，财务官和京师士庶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井的很多。但凤翔兵们在大街上游荡，都有一种得意之色。洛阳有胆大的市民就聚在一起，指责这些兵痞道：“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你们这帮家伙，为皇上玩命打仗，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你们打仗，反而让我们老百姓挨鞭子、受棍杖，还要我们出钱给你们做赏金！你们这帮家伙，还扬扬自得！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吗？

这是整个五代史上，士庶自发地起来“维权”的一次义举。史料中没有留下兵痞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过激行为。

我很看重此一记录简略的“维权”事件。

国库已被李从厚赏赐将士分光，李从珂有点着急，赶紧从宫禁中搜索仓库旧藏和各州道的贡献，最后，太后、太妃也都将自家的“器服簪珥”（日用器物、名贵服装、各种饰物等）贡献出来，作价后，也不过二十万贯，勉强够赏赐两千人左右。按当时最低数值，李从珂需要五十万贯。

李从珂召见当时的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责备他道：“你是以才干闻名的人。但事到临头，却不能为我谋划做好这件事！你留着那些才干准备往哪里用？”

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是驽劣蠢笨，陛下提拔任用我太快了，我这官做得过分。但是军赏不足，这还真不是臣的责任。此事我很认真想过。多年来，藩帅们赏赐很频繁，几乎成为流行风尚，士兵们因此而骄纵。后来随着国家用度太多，修建陵墓啊、出征打仗啊，这些都导致国家储备越来越枯竭。这样即使有无尽之财物，也不能满足骄卒之心思。所以陛下在国家危困时，才拱手而得天下。如果李从厚等人没有这样的弊政，陛下您得天下要麻烦得多。说起国家存亡，实在是不能专靠赏赐，而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要靠制度管理。陛下如不改前朝覆亡的老路，臣担心只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可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摆在这里，就这点东西，应据现有条件平均分给大家，不一定要履行当初许诺。”

李从珂想了想，认为他讲得对。于是下诏：禁军在凤翔归附的，将军们各赐马两匹、骆驼一匹、钱七十贯；下至军人赐钱二十贯；在京城的赐钱十贯。

诏下，军士很不满意，当时就有流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意思是说原来的皇上李从厚还比较宽仁软弱，像个菩萨；而眼下这位李从珂皇上，却刚强严苛，像块生铁；现在把菩萨推倒了，扶起了一块生铁。还不如以前呢！早知这样不干这趟买卖了！

李专美这个意见却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效果来看，虽然没有满足所有的将士，却免除了洛阳市民的鞭笞之苦，也算一个功德。

孟汉琼之死

李从珂宣布废黜李从厚为鄂王。又秘密派遣王宏贽的儿子，时任殿直（朝堂值班的武官散员）的王峦到卫州去杀害李从厚。

这时王宏贽已经将被废掉的皇帝转移到卫州的官廨。王峦带了药酒去见李从厚。闵帝李从厚知道有毒不肯喝，逡巡之际，王峦发个狠，就令人用布帛拧成绳子将后唐皇帝李从厚就地勒死。乱世中，庶民们往往死得潦草，如同鸡犬，但是身为帝王，死相也往往并不好看。

王峦回京复命，又到后宫杀死了李从厚的皇后和他的四个儿子。

那位宦者孟汉琼，也被李从珂杀掉。

孟汉琼，唐末时就在地方藩镇做了小宦者，明宗李嗣源镇守常山时，他得以侍奉左右。累迁至宣徽南院使。后来又侍奉李从厚。李从厚认为他是前朝元老，对他更有恩宠，短时间内，就给他加官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但李从厚在危机中要他到邺镇去打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直接导致了李从厚的败亡。史称孟汉琼“性通黠，善交构”，性情通达狡猾，善于挑事，不是善类。由于他曾经侍奉李从厚，所以，潞王造反，到达陕州时，孟汉琼觉得不妙，就将府内所有的姬妾全部召集起来与她们诀别，准备一个个先杀死，史称“欲手刃之”。这些姬妾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纷纷逃窜藏匿起来。后来，孟汉琼想想，李嗣源时，潞王曾有一次战败，被罚，在家里闲居，那时候，王淑妃总是让孟汉琼到潞王府邸去看望、传旨；潞王对他很友善。想了想，有这一层关节，应该不至于被处理。于是，狠狠心，赌一把，单骑到渑池去谒见潞王，见面就恸哭，很想说说往事。但潞王打断了他，对他说：“诸事不言可知。”各种事不必说，明白人都明白。孟汉琼听到这话，还以为已经得到赦免，心下就将自己列入了新朝大臣的队列。但是他哪里知道，对李从厚不忠这件事，让潞王也心生厌憎，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所以当孟汉琼从潞王府邸出来，李从珂还是杀掉了他。

李从珂放虎归山

石敬瑭得到李从珂称帝的消息后，将大军留在藩镇，自己率少量兵卫，急如星火，赶赴洛阳朝见新主。

对石敬瑭来说，李嗣源的问题不存在了，李从厚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轮到李从珂了。

李从珂即位后，以他平素的骁勇阴沉，应能从容对付石敬瑭，但他错过了一个机会。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曾因为勇武善斗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赏识，但二人内心实不相服，暗中有较劲。因此一向也不大和睦。现在，李从珂当了皇上，石敬瑭初期采取了迅即效忠的姿态，表示臣服。直到朝拜新主、安葬明宗之后，他也不提归还镇所的要求。当时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一旦回到藩镇，就有了天高皇帝远的态势，石敬瑭猜，那不是李从珂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迟迟不提归还藩镇的话头。

史称这一个阶段石敬瑭“久病羸瘠”，长久生病带出了疲弱之相。但从以后的行动逻辑考察，石敬瑭很可能是在装病，而且装得还很像，也许还在有意“减肥”。这是当初司马懿骗曹爽的伎俩，其目的就在让对手放松警惕。果然，末帝李从珂看着这位“久病羸瘠”的昔日同僚，反而生出了恻隐之心，他认为这么病弱的人物已经没有可能做那等翻江倒海的大事了。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在上下打点，他通过自己的太太，也即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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