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上、下册）试读：
作者序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撼动历史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过广泛的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人民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人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材，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普特卡默、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瓦尔利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等会见的次数不下250次。这些会见做录音的就有几十次，录音带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内。会见时的谈话，已列入本书的，谈话对象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查阅了大量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位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1918年对希特勒的精神病作的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1924年至1925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相关人物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对希特勒其人其事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比我所想象的复杂、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的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执念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卐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魔鬼撒旦的混合体。约翰·托兰
序幕：背后插刀
1918年10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国，朝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13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阵地，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收缩，但并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蜷缩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们个个筋疲力尽，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传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采，士气低落。老兵们已然麻木，新兵们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气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不论哪种情况，它都不利于人。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里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喘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面倒地，口吐白沫，喉咙里咕噜作响，慢慢死去。”
黎明时分，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扯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是短暂的。这是英军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战术——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死去的新兵那样，立即翻身倒毙。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这些从死亡边缘被营救出来的士兵里，就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身心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皮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他们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15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4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经历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德军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80％。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以骄傲地说，从第一天起，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3600名官兵仅存611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焦土遍野的无人地带，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德军的思想已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是悲观主义者错了。随着1918年的到来，4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一百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如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4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7月15日，决战在莱姆斯市（Rheims）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过，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但德军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而联军不但有美国军队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运来。
在德军内部，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8月初，英军在亚眠（Amiens）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恺撒的大兵竟集体向孤零零的一名联军步兵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大喊：“破坏者！”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有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就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胜利信念也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强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政府文官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毕竟前线并未崩溃，后撤也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希特勒是个盲目的见证者，他目睹了原本拥有毫无争议的尊重的权威的崩塌，这一悲剧将最终开启他令人震惊的权力崛起之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养和教育经历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徒有虚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一场没有明确目标，只会造成无谓牺牲的战争。
当火车拉着希特勒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的小城帕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将崇高愿望全抛到九霄云外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希特勒恢复了视力。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的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精神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生诊断，希特勒的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原是无法解释的；但业已康复这一事实，反倒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呻吟、沮丧，但这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产生兴趣。柏林实际上已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11月间的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拥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主义，又见水手的领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主义。“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的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伦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伦所做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哪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序幕：背后插刀Ⅶ自11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众多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也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希特勒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11月11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1)特医生故意招来的）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帕斯瓦尔克冷清的医院病房里，20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委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于政治。Ⅷ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
(1) 希特勒的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的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是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18年，一位名叫“A.H”的士兵，来到了帕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做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第一部“我，幻想家”1.根深蒂固1889—1907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是父亲。他的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瓦尔德维尔特尔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1)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1430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2)法，从“Hydler”变为“Hytler”再变为“Hidler”。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Georg Hiedler）。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42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这个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名为格拉兹的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用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5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的生活依旧很艰苦；5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时，门牌36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13岁那年，他“打起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做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3)做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圣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5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24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的职位。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平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1876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期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经过一段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1857年）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有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希德勒”被改为“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于是他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画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栏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身份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40％。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做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4)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个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并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4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16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紧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这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他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来说，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1882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于是他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受孕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保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1884年夏，可怜的法妮去世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有两个孩子在场，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度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柄——可他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四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了。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注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丈夫看得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来说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在婚后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3个孩子的相继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一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4个孩子才出世（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总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她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扬扬，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3岁零4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这种方言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阿道夫快5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举家搬迁的计划搁置，其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5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游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1895年春，他们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坐落在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位于占地面积约9英亩的斜坡上。一个月后，阿道夫满6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坐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果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严格的管教，阿道夫肯定还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做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遥远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间供男生用，另一间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希特勒的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的来往，使我在家根本待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阿道夫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1896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曾对这种手工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居然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厌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1948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52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儿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父亲的后尘，于14岁那年离家出走，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父亲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父亲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1897—1898学年的大考中，得了12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甫。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卐字。
那些下午，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气氛，能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长老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想法，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消失得也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或搞其他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1899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坐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3000人，由于居住在紧靠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都相处和睦。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溺爱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中间挤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服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个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再未碰过他。
虽然年仅11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他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绘画。从1900年3月26日画的一(5)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拼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看成是福音书。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1870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成为我内心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相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布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作为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布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希特勒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未来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1900年，6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4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以忍受，而小阿洛伊斯已离家出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的要求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是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3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6)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坐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所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认为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其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长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放学后，因为阿道夫已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大家便在他的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布尔战争，还把他画的布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布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所共有的。“对我们来说，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地利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布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12岁的希特(7)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对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他在学校里的危机。
1903年1月3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杀其隐藏在粗鲁外表下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留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2420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240克朗，直到“满24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14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的一点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5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做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待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儿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寻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更有可能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他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数学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凭他的天分，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绝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自做领导，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并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位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玩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在屋前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谎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邻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一
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后全都醉卧地板。二
他们登上高山，
□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三
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坐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她在里面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儿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他发誓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有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咯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他过的是一种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像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号，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敏锐，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结伴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