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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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破晓：邓小平排除干扰进行全面整顿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向外国客人所说：“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我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即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王瑞清郑重地告诉霍凤翠：“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
●周恩来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邓小平，继续说：“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中央同意邓小平回京
1973年4月12日晚19时30分，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
此时，周恩来正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在热闹的大厅里，邓小平身着深色的中山装坐在那里，他自1967年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面。
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在场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份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
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几个人身体状况都不太好，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
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我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即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处在此时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
当然，邓小平的这次复出还有一个过程。
原来，在1972年1月，陈毅逝世。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并比较中肯地评价了邓小平。
当场，周恩来就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
8月3日，身在江西的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并再次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
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写了批语，毛泽东的批语，肯定了邓小平的几条历史功绩。
第二天，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
在会后，周恩来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做一些调查活动。
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12月17日晚，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中央有关领导，在信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吩咐此事请中央领导商办。
在这时，周恩来又特意提出：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2月27日，周恩来收到回信，信中提出建议：
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很快，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
中央已做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
汪东兴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973年2月18日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是上饶地委书记。此时，他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
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悄离开会场，走进办公室，拿起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详细地做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
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县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
霍凤翠表示一定照办。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便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草草地吃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
二人一直忙到深夜，才初步理出个头绪。
2月19日清晨，阳光普照。
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
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汽车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和邓楠、女婿张勤，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毛泽东表示支持邓小平
1973年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邓小平。
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了8个字：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
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
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197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接着毛泽东又微笑着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他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接着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于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长期患病，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住进了解放军三〇五医院。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份量日益显现出来。
7月18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
通过对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的观察，经过离开北京到武汉以来的精心思考，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邓小平推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第一线。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
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中央有关同志：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求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并郑重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重要决策，积极支持邓小平担负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明确态度。
在信中，周恩来提到3点：
1、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2、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消。
3、最希望主席健康为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
会见外国客人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在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并鼓励邓小平承担起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邓小平激动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看了一眼毛泽东，邓小平谦虚地说：“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千钧重担挑在肩上，确实是责任重大啊！”“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了啰。”毛泽东微笑着鼓励邓小平道。
0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和另一个中央同志两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泽东最后决定，再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12月23日晚上19时，周恩来和另一位同志准时来到毛泽东居住的6号楼。
在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中央同志说。由于该同志在场，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政治”两个字是用英语讲的，这样，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的意思，而这位同志则不知所云了。“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中的铅笔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接着，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当谈到拟由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在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同时，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
一边说，毛泽东还一边用笔在纸上费力地写下了“人才难……”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人才难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
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各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
这次谈话，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谈话中，毛泽东清楚地表明：
充分肯定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
……
高度评价邓小平同的工作能力。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决心赋予邓小平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要职务，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条件。
最后，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回北京后，把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好，并表示了对周恩来等人工作的支持。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1975年1月3日，北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与会的有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
此次会议主要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在会上，周恩来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周恩来说：“12月23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才难’3个字和‘强’一个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才，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3个职务。”
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补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此次会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说：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会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段评语迅速传遍了全党、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1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会议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
2月1日，周恩来忍着病痛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12位副总理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此次会议重点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问题。
在会上，周恩来确定让邓小平主管外事，并指出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审批主要文件。
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等评语。
在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面。”
同时，周恩来还明确地说：“以后的事情还要副总理们多做，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最后，周恩来鼓励大家说：“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2月2日，周恩来写信将副总理分工方案报毛泽东审批。很快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对与会的100多位负责人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周恩来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邓小平，继续说：“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同志现在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通过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从此，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周恩来的期望，一场由他主持的全国整顿即将全面展开。
二、整顿铁路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特点是‘高、大、半’，所以整顿经济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
●王震说：“要求通过贯彻中央9号文件，把全体职工团结起来，争取3月份全路装车5万辆以上，4月份达到5.5万辆。”
●万里愤慨地说：“这些问题的出现难道不是我们铁道部门人员的责任吗？”
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
1975年的春天，神州大地万物复苏。
然而，此时的全国形势却并不容乐观。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全国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
于是，邓小平首先决定选择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进而逐步开始全面整顿。
当然，整顿铁路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同时也充满了风险。
这步棋下好了，会带动全盘活起来；下不好，后果则难以预料。
在这种情况下，担负“开路先锋”重任的铁道部长，无疑会对全面整顿产生重要影响。
于是，邓小平想到了他的老部下万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万里走马上任铁道部部长。
1975年1月28日，刚刚上任10天的万里，将自己对铁路的调查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一是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大干线的不畅通，严重地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
……
三是事故惊人。1965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1974年多达750多起。
四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全路机车完好率只有60%，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明确表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为此，邓小平还立即指示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要求文件中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立即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十分重视，当文件初稿完成送他审阅时，他亲笔加上这样一段话：
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的领导邓小平、华国锋、王震、余秋里、谷牧以及北京、上海、江苏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
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谷牧主持。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元宵节，刚刚过完新年，春节的喜庆还弥漫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然而，刚刚当选的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开始谋划对全国的整顿了。
原来，早在在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回想起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的情景，邓小平决定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首先在交通战线进行整顿。
2月中旬的一天，小平同志召集谷牧、万里等同志，到家里谈整顿问题。
会谈开始后，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特点是‘高、大、半’，即高度集中，大动脉，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整顿经济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
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一些整顿的具体内容与要求。此时，邓小平对整顿已经考虑得非常充分、非常成熟了，一条一条地讲。包括整顿铁路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采取什么措施等等。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让谷牧、万里等人马上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文件。
因此，2月25日的这次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开宗明义，主要是讨论修改万里等人刚刚起草的文件。
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那天，国务院主管工业的领导和各省、市、区书记聚集在会议厅里。
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并讲话，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对这位老首长重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
一些人禁不住喜上眉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一些人不时地看手表，左顾右盼地环视着，希望快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来未见的老领导。
离开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忽然一个边门打开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议厅。
邓小平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稳健，显得刚毅有力。他环顾四周，半个世纪斗争风雨的磨炼，使他既不露喜，也不显忧，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和热烈的问候，他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
一会儿，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却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
这句话真是开诚布公，讲得直率。它一下子把邓小平的忧虑点了出来，全场刹时鸦雀无声了。
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僵僵地怔住了。
邓小平走近大家，站住脚，目光从会场扫过。
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从农业谈到工业，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铁路存在的问题，要求各地认真解决。
然后，邓小平说：“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接着，他讲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需要采取的措施。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由谷牧、万里等人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
在会上，与会代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对铁路进行整顿。
因此，会议期间，中央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与3月5日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提出加强管理、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
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
……《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这个《决定》。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
邓小平疾言厉色地继续说：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最薄弱的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邓小平表示：
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
最后，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
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
于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的整顿率先开始了。
大力整顿徐州铁路局
1975年初，中央9号文件发下去后，铁道部雷厉风行，在地方党委配合下开始整顿。
3月6日下午开始，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长万里，连续三天召开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铁路整顿的计划。
3月7日，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王震副总理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万里传达了中央9号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以及如何学习、贯彻的意见。
在会上，万里反复强调：
要把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整顿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万里焦虑地说：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铁路运输不畅，大庆、克拉玛依等油田曾被迫部分关井停产；山西、黑龙江、安徽等省铁路沿线存煤500多万吨拉不出来，一些煤矿煤炭外运受阻，煤堆自燃，不能继续生产；缺煤使华东电网发电量减少三分之一，江苏、湖南等省有40%以上的工厂停产或大幅度减产，南方几省氮肥减产三分之一；昆明磷矿石运不出来，许多省市磷肥生产受到影响。“这些问题的出现，难道不是我们铁道部门人员的责任吗？”万里愤慨地说。
万里还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同时在会上，王震也作了讲话。他要求通过贯彻中央9号文件把全体职工团结起来，争取3月份全路装车5万辆以上，4月份达到5.5万辆。
万里一边讲一边跑，马不停蹄地带着一批人下去进行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徐州铁路局。
徐州铁路分局的所在地是徐州市，该市位于江苏西北部，东濒黄海，西接中原，北依齐鲁，南扼江淮，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号称“五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的两条大动脉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更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徐州铁路分局隶属于济南铁路局，其管辖的范围分散在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接壤地区，是全国铁路的枢纽之一，在全国铁路系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2月的那次全国工业会议上，经过江苏省委与铁道部的协商，以万里的名义，向王震、谷牧副总理写了书面汇报，提出由江苏省委、铁道部及有关方面联合组织工作组，解决徐州铁路分局、南京铁路分局的问题；徐州分局以铁道部为主，江苏省委协助；南京分局以江苏省委为主，铁道部协助；省与部均以主要领导亲自抓。
待中央的9号文件出台后，铁道部和江苏省委立即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宣传贯彻铁路整顿的高潮。适当充实、调整两个分局的领导班子，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和社会治安，狠狠打击个别阶级敌人和坏分子。
2月28日晚上，徐州市委书记汪冰石就接到北京的电话，在北京参加工业书记会议的江苏省委书记在电话中简要地通报了工业书记会议的精神，并告诉汪冰石他明天乘火车回南京，中途将在徐州下车，和汪冰石具体商量整顿工作。
第二天，江苏省委书记在徐州下车，同汪冰石研究了对徐州铁路的整顿措施。
谈话之后，江苏省委书记乘车赶回南京，向省委汇报。省委连夜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措施。
3月9日，万里一行到达徐州。
江苏省委和徐州市委当得知万里将率工作组亲去徐州后，江苏省委决定派省委书记率省委工作组赴徐州协助万里工作，并指示徐州市委全力做好这项工作；省委第一书记彭冲主持省委工作，留在南京，领导对南京铁路分局的整顿工作。
3月10日，江苏省委书记带领省委工作组也到了徐州，开始了对徐州铁路分局的整顿。
于是，在江苏省和徐州市党政领导的配合下，万里打响了铁路整顿的第一场硬仗。
3月10日，召开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万人动员大会，万里出席讲话。
11日，徐州市委、徐州地委党员干部会在徐州市体育馆召开。
在会上，江苏省委书记传达了中央文件和中央、国务院领导在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江苏省委贯彻中央文件的初步意见，表示省委全力支持和配合万里的工作。
江苏省委书记还提出：
以最大的决心，有力的措施，在3月份改变徐州、南京两个铁路分局和全省煤炭生产面貌，把问题基本解决。
万里也在会上作了讲话，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并感谢江苏省委、徐州市委对铁路整顿工作的支持。
此后，万里连续出席徐州铁路分局举行的各种会议，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
13日又接连召开徐州地区党员干部大会，徐州分局机务段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动员进行铁路整顿。
万里还参加各种座谈会，宣讲、传达9号文件，使中央整顿铁路的决心和方针政策家喻户晓。
在进行宣传的同时，针对当时铁路存在的问题，万里还深入到基层班组和基层人员聊天，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做好铁路整顿工作。
对于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万里主要抓了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亲自参加分局党委班子的会议，听取他们的学习心得和自我批评。万里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肯定他们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鼓励他们端正思想路线，团结起来。
与此同时，还恢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还制定了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事故的处罚方法。
3月20日，紧张工作了11天的万里，按照中央的要求，乘车离开徐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徐州铁路整顿情况。
铁道部工作组仍留在徐州继续工作。
3月22日，万里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汇报了他在徐州的工作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部署。
听到汇报后，邓小平等表示非常满意。
接着邓小平又询问了徐州煤矿的情况，并提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江苏省委、徐州市委要抓紧工作，要彻底解决徐海，即徐州、连云港地区问题。
第二天，万里即向江苏省委电话传达了邓小平等领导的指示。
对此，江苏省委常委会立即开会研究贯彻落实。经过会议讨论后，省委决定，省委工作组继续在徐州帮助工作，力争彻底解决问题。同时，召开全省煤炭系统党员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煤炭工作的指示。
3月下旬开始，铁道部工作组继续在徐州深入铁路系统基层单位做工作，省委工作组则在徐州市、徐州地区、连云港市协助当地党委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各种问题。
徐州各级党委纷纷召开会议，对照中央文件的要求，作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反复学习及个别的组织措施，徐海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纷纷表示要团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
铁路分局党委还注意充分发挥老工人、老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骨干作用，将他们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和关键领导岗位。同时帮助广大工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办好食堂、幼儿园等。
3月28日，徐州市委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徐州地委和铁路分局党委领导参加，动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9号文件，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大干快上。
经过整顿，徐州铁路分局、徐海地区的干部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生产形势迅速好转。
在当时，徐州各界工作激情高涨，由江苏省委和徐州市委亲自带队，省市级机关干部和省集训班170多人及徐州的机关干部、驻军官兵等共千余人，到徐州铁路分局参加劳动，参加铁路运输大会战，以此来促进徐州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
3月20日，徐州列车通过的对数由原来的38对增加到72对，机车出车台数由原来的70台上升到90台，日平均装车由200多辆增加到1400多辆。
4月，徐州铁路分局的运输生产形势更趋好转，到4月28日，分局提前3天完成了月度生产计划，结束了连续21个月完不成生产计划的落后状况。
同时，工业生产得到恢复，治安状况恢复正常。4月份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2%，5月上半月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6%，徐州煤矿的产量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铁路战线整顿获得成功
1975年3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与以往一向严肃的会议不同，这次会场里，大家欢声笑语，并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在这次会上，万里汇报了铁道部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并重点介绍了徐州铁路的整顿工作。
3月28日，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万里作了《传达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介绍了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
徐州铁路的整顿作为全国各行各业整顿的突破口，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徐州铁路的整顿取得成效和经验后，万里又将铁路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长沙、昆明、郑州，并在南昌、长沙、昆明等路局取得成效。
其实，早在对徐州铁路进行整顿时，万里就开始关注对其他各地铁路的整顿了。
3月15日，万里就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商讨解决津浦、陇海、京广干线不畅通的问题。
邓小平对交通战线的整顿抓得也很紧。
3月25日，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之际，邓小平就抓住时机，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运用徐州经验推动铁路整顿的深入和整个工交战线整顿的展开。
4月份之后，万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郑州铁路局，开始了对郑州铁路局的重点整顿。
在中央的支持下，万里三下郑州。
到达郑州后，万里重点对一些不称职干部进行了清理。先撤掉了新乡分局个别领导的职务，后又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的职务。
在一批不称职干部下台后，铁路职工一片欢呼，纷纷表示支持万里的整顿。
很多职工还用实际行动支持整顿，他们加班加点支持铁路顺利实现正常运营。
就这样，在广大铁路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郑州铁路局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郑州铁路局的整顿的同时，铁道部对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相继进行了整顿。
从4月到6月，万里先后到太原、郑州、南昌、长沙、株州、昆明等老大难单位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解决问题。
在中央支持和地方配合下，各地铁路局果断地调整领导班子，对不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领导干部有的撤职，有的调离。
经过整顿，到4月份，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日均装车达到53.7万辆，比2月份增加上万辆，为历史最好水平。部属32个铁路工厂，31个超额完成计划。
至此，铁路战线初步实现了铁道部在整顿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即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即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看到铁路战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副总理王震赞扬铁道部领导小组是一个硬班子，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表明整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到6月底，全国铁路形势变化显著，安定团结局面逐步形成，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南昌铁路局五、六两月也都超额完成计划，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保持畅通，运输生产大幅度提高。
上半年货运量完成4.1万万吨，为年度计划的48.9%，比去年同期增长8.6%，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在20个铁路局中，有10个局做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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