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苏·布莱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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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试读：
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英]苏·布莱克 著温雅 徐诗凌 译中信出版集团献给汤姆，我永远的挚爱和生命，以及我最爱的女儿贝丝、格蕾丝和安娜，谢谢你们让我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价值连城。导言法医人类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生命中的最大损失不是死亡，而是当我们活着时就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东西。——诺曼·卡森斯，政治记者（1915—1990）关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大概死亡及其相关之事是充斥着最多陈词滥调的。死亡成为邪恶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声，是在阴影中出没、猎获的捕食者，是夜间险恶的窃贼。我们给她安上不祥的恶名：冷酷的割麦人、无差别的轧路者、黑天使、苍白骑士。我们把她画成藏在黑色连帽斗篷里的残破骷髅，舞弄着一把置人于死地的镰刀，她只需一挥，就将我们的灵魂从身体中带走。有时她是一个长着羽毛的黑色幽灵，凶恶地在上空盘旋，我们只能蜷缩在角落而毫无还手之力。在许多区分了名词性别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立陶宛语、挪威语）里，死亡是阴性名词，但她却常被描绘成一个男人。尖刻地对待死亡很容易，在现代世界，她已经成为一个与我们敌对的“陌生人”。人类取得了无数成就，但要对生与死的复杂关联做解释，我们并不比几百年前进步多少。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理解死亡。我们大概已经遗忘死亡是什么，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先人可能把她看作朋友，我们则把她当作不受欢迎的邪恶对手，要躲着她，或者令她臣服——越久越好。对于死亡，我们的默认态度是要么丑化她，要么神化她，有时在这两端之间摇摆。不管是哪种态度，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愿提及她，免得一提她就会靠得更近。生命是轻盈、美好和幸福的，死亡是黑暗、邪恶和悲伤的。善与恶，奖与惩，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我们具有那种林奈式的分类喜好，将生和死干脆划分为对立的两头，于是就安心地怀抱着对错分明的幻象，却可能不公平地将死亡驱赶到黑暗中去。结果我们开始畏惧死亡，仿佛她会传染，要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就会在我们还没准备好停止生命之前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么虚张声势地演绎，要么取笑她来麻木自己，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恐惧。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当自己的名字排在她手里名单的首位时，我们是笑不出来的，她最终总会叫到我们的名字。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对死亡抱着虚伪的态度，一面嘲弄她，一面深深地敬畏她。为了将她的利刃磨钝，缓解痛苦，我们习得新的语言。我们说“失去”了某人，悄悄谈论他们的“逝去”，用庄重尊敬的语调和其他人一同哀悼一位所爱之人的“离去”。我没有“失去”父亲——我完全知道他在哪儿。他埋在因弗内斯城里的唐纳赫里奇公墓，在殡仪员比尔·弗雷泽给的一个可爱木匣子里。父亲本人也会喜欢那匣子，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它太贵了。我们把他放进地上的一个洞穴里，放在他父母快要散架的棺材上，那两具棺材现在盛的不过是他们的骨头和死时仅剩的几颗牙齿。父亲没有逝去，没有离开，我们没有失去他：他就是不再呼吸了。其实他最好是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不然他惹了大麻烦，太不为人着想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世界上的任何委婉修辞都没法把生命带回来，没法把他带回来。我在一个规矩严格、毫无废话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家庭长大，我们把铁锹叫作铲子，经常把同理心和感伤看作弱点，这种教养令我务实、不顾颜面，成为一个实务者，一个现实主义者。论及生死之事，我没有什么误解，讨论时也尽量诚实坦率，但这并不是说我就毫不介怀，面对他人的生死时没有痛苦、哀恸，没有同情。邓迪大学的菲奥娜牧师总能启迪人心，她曾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在安全距离外说温柔的话，带不来一点安慰。”在21世纪，我们已经如此成熟，为什么还是选择躲在熟悉又安全的从众和拒斥之墙后面，而不能敞开心扉，想想死亡可能并不是我们害怕的那种魔鬼？她不一定骇人、残酷、粗暴，她可以沉默、安宁、慈和。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不信任她，是因为我们不愿去了解她，在一生中都不愿费事去尝试理解她。要是我们能理解她，也许就能认识到，我们可以将死亡作为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接受。我们将出生看作生命的起点，将死亡看作生命的自然终结。但要是死亡只是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起点呢？这当然是大多数宗教的前设，好教我们不害怕死亡，因为它只是通往前方更美好生活的入口。这种信念世世代代相传，安慰了许多人，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日渐世俗化所留下的空白，促使我们对死亡及其所有标志的那种古老的、本能的、未经证实的憎恶再次升起。无论我们怀有什么信仰，生与死就是同一条线上必定相连的两个部分。一方不脱离另一方存在，也无法脱离。无论现代医药如何干预，死亡总是最终得胜。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最终回避它，专心改进和品味我们出生和死亡之间的阶段——生活，可能更好。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此处。法医病理学追溯的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死亡是旅途的终点。而法医人类学则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因此，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在死亡一事上搭档工作，在破获罪案上当然也是如此。在英国，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属于科学家而非医生，因而没有医学资格证实死亡或死亡原因。现今科学知识持续拓展，病理学家也无法成为所有事情的专家，人类学家就在牵涉死亡的重大罪案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医人类学家协助解读与受害人身份相关的线索，由此可以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亡方式和原因。在停尸台上，各个学科贡献技艺，互相补足。举个例子。在一张停尸台边，我和一位病理学家面对的是深度腐坏的人类遗体，其颅骨碎成40余块混在一起。病理学家作为具有医学资格的从业者应判定死因，她认为，死因很可能是枪伤，但还不确定。她将灰色金属台子上那一堆白色骨头碎片检查了半天，很是沮丧，对我说：“我没法辨别这些部位，更别提把它们组装起来了。那是你的活儿。”法医人类学家的职责首先就是帮助确认这个人生前是什么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是高还是矮？是年老还是年轻？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骨骼有没有外伤或疾病的表征？有的话就可能联系上医疗或牙齿治疗记录。我们分析骨头、头发和指甲的成分，是否能说明这个人住在何处，吃哪种食物？在眼下这个案子里，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人类三维拼图，不仅揭示死因（确实是颅骨枪伤导致死亡），而且显示死亡方式？收集了这些信息，完成拼图，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并且我们确认子弹是从脑后射入，从前额双眼间射出，从而验证了目击证人的证词。这是场近距离射杀，受害者跪着，枪就抵在他的后脑上。他只有15岁，是因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杀的。另一个案子也可反映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的共事关系。案中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在屋外街道上撞见了一伙正要砸车的少年，被殴打至死。他的身体曾被拳打脚踢，致命伤在头上，表现为多处颅骨骨折。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知道受害人的身份，病理学家可以确定死因是钝器创伤导致大量内出血。但她也想在报告中指出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最可能的凶器种类。我们辨识出每一块颅骨碎片，将它们重组，然后病理学家就发现，由锤子或类似形状的凶器在头部的一次击打，造成了一处集中凹陷骨折和多处放射状骨折，导致颅内出血，最终致死。对一些人来说，生命的起点到终点之间有漫长的距离，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而对这些谋杀事件的受害人来说，生与死之间的间隔就短多了，有时可能只隔着飞速流逝的宝贵数秒。从法医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长生当然好，生命越长，其经历就会在身体上书写和存储更多的痕迹，遗体上的印记就会更加清晰。对我们来说，解锁此类信息就犹如从书里阅读，或者像从U盘里下载一样。在大多数人看来，这趟尘世旅程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生命被截短，但我们如何评判怎样算是短命？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出生之后活得越久，生命迟早要结束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90岁时都比20岁时更接近死亡。从逻辑来说，比起眼下此刻，我们以后与死亡的关系只会更近，不会更远。那有人死去时，我们为什么惊讶呢？每年全世界有超过5 500万人死去，一秒死去两个。死，是我们在生活中能绝对肯定将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当然，这并不会消解我们在亲密的人死去时的悲伤和哀恸，但死亡不可避免，这就需要一个有用、实在的处理办法。我们不能对自己生命的创造施加影响，生命的结束又是不可避免的，那或许我们应该注重能够调整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对从生到死之距离的期待。也许，就是这种期待，才是我们应该尝试更有效处理之事，要量度、承认和颂扬这段距离的价值，而非其长度。过去，要延迟死亡不那么容易，那时我们似乎更善于调整对生命的预期。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没有人会因一个孩子活不到一周岁而感到惊讶。那时，一个家庭里好几个孩子都取同一个名字并不罕见，这样即便那孩子没活下来，名字也活下来了。而在21世纪，婴儿的死亡罕见多了，但要是有人对99岁时的死亡还感到震惊，就完全不合理了。对每一个努力击退死亡的医学专家而言，社会预期是个战场。他们能希求做到的，最多就是赢得更多时间，拉大生死之间的距离。他们最终总是要输掉的，但不应为此阻止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继续尝试。每一天，在全世界的医院和诊所里，生命都在延续。然而，实际上，有些医疗成就只不过暂缓了死亡的发生。死亡还是要来的，即使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数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都会记录和量度预期寿命。预期寿命是指在统计学意义上我们最可能死去的年龄，或者积极点看的话，它是指我们预计活着的最长时间。寿命表是很有意思也有用的工具，但它也很危险，因为它会造成人们对寿命的预期，但有些人达不到，有些人会超过。我们没办法知道自己会是那个平均线上的标准“老李”，还是个例外，我们会落在寿命钟形曲线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要是我们发现自己是在曲线的某一边，就会产生情绪。我们活到超过预期寿命就会自豪，因为这事让我们觉得自己以某种方式战胜了困难。要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年纪，我们撒手人寰之后，亲友会觉得所爱之人的生命被夺走，由此感到愤怒、苦痛和挫败。但寿命曲线的本质恰是如此：标准只是标准，我们大多数人都落在这一标准的周围。怪罪死亡，控诉她残忍地窃取生命，是不公平的。死亡总是诚实地表明，我们的生命长度可能落在人类生命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世界上已证实的最长寿者，是法国女性让娜·卡蒙（Jeanne Calment），她在1997年去世时年纪为122岁又164天。1930年我母亲出生时，女性预期寿命是63岁，因此她在77岁去世，就超出标准14年。我的祖母干得更出色：她1898年出生，那时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但她一直活到78岁，超出了26年，这反映了她有生之年医学的巨大进步——尽管她吸的烟最后没帮上忙。我在1961年来到这个世界，预测大概有74年的生命，那现在我只有15年可活了。我的天，怎么会这么快？不过，基于我目前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我现在能实实在在地预计活到85岁，那我可能至少还有26年时间。顿时松一口气。这样，我在生命历程中有望额外获得11年。很棒吧？不一定。问题在于，我不能在20岁甚或40岁时得到这11年，要是我能得到这11年，那得在我74岁的时候了。青春总被虚度，唯愿在年少力强时获赐光阴啊。对预期寿命的计算逐渐准确，我们已知在下两代，即我的子辈和孙辈，会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多的百岁寿星，但我们这个物种能够生存的最大年限却没有增加。剧烈变化的是我们死亡时的平均年龄，所以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个体落在那条钟形曲线极右边的区域。换言之，我们在改变人类人口结构，由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激增，由此可一窥此种变化的社会影响。生命延长一般是要庆贺的，但有时我也怀疑，是否不惜一切代价挣扎着活得尽可能久，实际上只是在延迟死亡而已。预期寿命可能会变，但死亡总是会如预期般到来。哪天我们真的征服了死亡，人类和地球才真正陷入了麻烦。我每天的工作都是与死亡为伍，我慢慢地开始尊重她。我没有发现什么理由让人恐惧她或她的作用。我认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死亡，因为我们用于交流的语言直接、平白、简单。她结束她的活儿，我才能开始我的活儿。而且有赖于她，我的事业得以持久、卓有成效、兴味盎然。本书不是传统的关于死亡的论著，不走列举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和文化奇谈的熟门套路，也不调制温暖的鸡汤。我只会试图探究自己了解到的死亡的多个面貌，包括她已经展现给我的，以及大约30年后她最终将要向我显露的那一面，要是她容许我活那么久的话。法医人类学追求的是通过死亡重建生时的故事，本书同样既关乎死，也关乎生，它们是整个连续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只向你要求一件事：暂且放下你对死亡的既有成见，放下不信任、恐惧和厌恶，或许你就会开始像我一样看待她。你或许还会开始因她的陪伴感到温暖，更了解她，不再害怕她。据我的经验，和她打交道有压力，也令人着迷，从不枯燥。但她很复杂，有时无法预测，令人讶异。当你直面她时，你并不会失去什么，或许你会发现，和一个认识的恶魔打交道，总好过与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魔鬼相处。第一章无言良师遗体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死者教导生者。——出处不详从12岁起的每个周六和所有的学校假期，我都去倒腾肉、骨头、血和内脏，整整5年。我的父母抱持那种吓人的长老教会的工作观，希望我长到一定年纪，就做份兼职工作开始挣钱。所以，我就到因弗内斯市郊巴纳非塔克农场的肉店去工作了。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做学生期间做过的唯一一份工作，每一刻我都很享受。我的大多数朋友更喜欢在药房、超市和服装店打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觉得我的选择异于常人，更没觉得这个选择隐约有些恶心。那时我并不知道法医学的世界正等着我，但如今回首，我的生活道路已有所显现，当时却谁也没往这方面想。对未来的解剖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来说，肉店是极为有益的训练场，也是快乐有趣的工作地。我很爱屠宰技艺中如临床诊治般的精确。我学到了许多技巧：如何做肉糜，如何灌肉肠，最重要的是如何定时给屠夫们供茶水。看着他们拿着刀熟练灵巧地贴着不规则形状的骨头，推开深红色的肉，露出底下干净得惊人的白色骨架，我明白了尖锐的刀锋是何等重要。他们总是知道在哪里下刀能使肉讲究地翻卷成胸脯肉，或平整地片出适合炖煮的肉排。让人安心的是，他们每一次面对的解剖结构都必定一样，或者几乎是每一次吧：我也记得偶尔会有屠夫低声咒骂情况“不对劲”，看来牛羊也有解剖学变异，和人一样。我了解了肌腱，知道了为何要把肌腱切除；知道肌肉之间哪里有需要剥除的血管；知道如何去除肾门处的结构会合点（吃起来太硬了），如何打开两条骨头的连接处，露出滑膜关节间隙中滑溜黏稠的液体。我发现当双手冰凉时——在肉店里，手似乎总是凉的——你会盼着屠宰场送来还带着温度的新鲜肝脏。将双手插进箱子里，那一瞬间它们会恢复知觉，因那温热的牛血温暖了你的血。我习惯了不咬手指甲，绝不刀刃朝上将刀放在砧板上，我知道了钝刀导致的事故比利刃还多，虽然锋利刀刃一造成差错就尤其引人注目。我一直觉得，看到肉店里的伙计们庖丁解牛般的解剖活儿，筹划精确，下刀处理得恰到好处，再嗅到空气里一丝铁的气味，就让人极为满足。要结束这份工作时我很伤心。我极其崇拜我的生物老师阿奇·弗雷泽博士（Dr. Archie Fraser），因此他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去做。所以当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大学时，我就去上大学了。我又不知道该学什么，看来最好就是跟随他的足迹，选择生物学。在阿伯丁大学的头两年，我是在心理学、化学、土壤学、动物学（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挂科了）、普通生物学、组织学和植物学中暗无天日地度过的。两年过后，我发现自己成绩最好的课程是植物学和组织学，但设想一下自己余生尽在钻研植物的画面，我就感到头疼。那就剩下组织学，研究人类细胞的学科。在完成组织学的所有课程后，我却再也不想低头看显微镜了——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一堆粉色和紫色的不规则斑点。不过，我是由此进入解剖学殿堂，最终学会剖解人类遗体的。那时我只有19岁，从未见过尸体，不过对一个花了5年时间在肉店里切动物的女孩子来说，那能有多难呢？可能那份周末零工让我为未来的工作做了少许准备。不过对所有人来说，第一次进入解剖室都是很吓人的。没有人会忘记那个时刻，所有的感官无不受到冲击。那时课堂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我现在还能听到那空旷、巨大的房间里回荡的声音。那是一间装着高高的不透明玻璃窗子，铺着图案错综交织的维多利亚式复合木地板，可能曾用作储藏室的教室。我也还能闻到那福尔马林的气味，这化学品的刺激气味重得能在舌头上尝出来。我能看到那玻璃和金属质地的沉重解剖台，表层的绿漆剥落，40来张这样的台子整齐排列，覆着白色单子。其中两张台子上，在那白色单子下，两具遗体等待着我们，两人一具。这样的经验还会立即挑战你对自己和他人的感知。你感到自己渺小、微不足道，因你意识到有人在生前选择了在死后交出自己，供他人学习。这是高尚之举，我对此怀有的强烈敬意从未减轻。要是有一天我不再察觉此种赠予实为奇迹，那我就该收起手术刀另寻他业了。我和解剖搭档格雷厄姆被随机分配了这位无私捐赠人的遗体，解剖技术员已熟练地将这具身体进行了处理，它就是我们整个学年要探索的天地。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宁可毫无创意地叫他亨利，即随了《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的作者亨利·格雷（Henry Gray）的名字，这本书将要主宰我的一生。亨利，生于阿伯丁地区，死时已将近80岁，决定将遗体捐赠给大学的解剖学系，用于教学和研究。这事落实下来的结果，就是他成了我和格雷厄姆的大体老师。意味深长的是，亨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他未来的学生，还完全不知道他做出的这件将要塑造我一生的慷慨义举。当时我可能还在为了修习讨厌的动物学不得不解剖老鼠而唉声叹气呢。他死的时候，我可能正在切开大学里无限供应的植物茎，好学习其细胞结构，对他的逝去一无所知。每一年和准备在大三进入解剖学操作的大一和大二学生谈话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他们将要与之学习、从中学习的人，此刻仍然在世。可能就在当天，有人决定了捐赠其遗体，他们的教育才从中得益。学生们领会到这个沉重概念时发出几声尖锐的抽气声，我才感到放心。想到一个人早上还走过街道，最终却上了他们的解剖台，总会有人反应强烈——他们应当如此。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做出此等大义之举，绝不应视其为理所应当。亨利的死因登记的是心肌梗死（心脏病发作），他的身体从他去世的医院里被运出，由殡仪员送到解剖系里来。他有没有家人，家人支不支持他这个决定，没有举行正常的葬礼仪程他们感受如何，我永远不会知道。亨利死后数小时，在马夏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解剖系地下室一个铺满瓷砖、冰冷而幽暗的寂静房间里，太平间里的技术员亚历克已除去亨利的衣物和个人饰品，剃掉他的须发，将四枚穿着绳子、印着序列识别码的黄铜标识牌拴在他小手指和小脚趾上。这几枚牌子将随着亨利度过大学里的时光。然后，亚历克在亨利的腹股沟皮肤上做一个切口，长约6厘米，切开上方的肌肉和脂肪，找到大腿上股三角区域的股动脉和股静脉。然后他会在静脉上做一个纵向小切口，在动脉上也切一个，插入管子，用线固定到位。管子与血管密闭贴合时，插管上的阀门打开，亨利上方悬挂的重力供料箱里流出福尔马林溶液，缓缓地漫遍他枝蔓交错的动脉系统。这种防腐液将通过血管进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进入他大脑中的神经元，他曾用它思考一切对他而言重要之事；进入他的手指，那手指曾握着他关心的人的手；进入他的喉咙，那里曾吐出他最后的遗言，可能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福尔马林溶液乘着这波不可逆的涌流缓慢注入他的身体时，他血管中的血液则被清出，最终大部分血液都被冲掉。这个安静、平和的防腐程序结束并被静置两三个小时后，他的身体会被包进塑料薄膜里储存起来，直到几天或几个月以后需要使用之时。就在这个短暂的间隔阶段，由于他自己的意志，亨利从一个为家人所知所爱的人，转而变为一具只有一个数字标识的匿名尸体。匿名非常重要。匿名保护了学生，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将对一位人类同胞死亡的悲伤和手上的工作隔离开。要是在第一次解剖尸体时不曾削弱共情，他们就得一边保持对尸体的尊敬和维护尸体的尊严，一边又训练自己的心智将那个身体视为一个去人格化的躯壳。当亨利的身体将在我们第一节解剖课上出现，他被放上一架推车，从一部摇摇晃晃、吱吱呀呀的老电梯被送上楼，送进解剖室，移到一张玻璃面的解剖台上，盖上一张白色单子，安静、耐心地等着他的学生到来。如今我们会用很长时间将学生的第一次解剖营造得既难忘又不造成创伤。大多数学生和我当年一样，在这一刻之前从未见过尸体。在1980年，当我进行解剖学操作时，没有介绍环节，也没有渐进流程让我们熟悉将在未来几个月为我们担当无声老师的尸体。在那个星期一早上，我们四个三年级本科生吓得要死，手上只有《斯内尔医科生临床解剖学》（Snell’s Clinical Anatomy for Medical Students）、一部解剖手册——G. J. 罗曼内斯的《坎宁安实用解剖学手册》（Cunningham’s Manual of Practical Anatomy），还有包在黄褐色布巾里供我们选用的吓人的解剖工具，此外别无他助，我们就按手册第一页的内容开始上手。我们不用手套，不戴护目镜，实验服不能带出去清洗，很快就变得不堪入目。现在想来，世事变迁啊。格雷厄姆和我在我们的解剖台上看到一排海绵，很快我们就明白过来，在解剖过程中一定得用海绵擦掉尸体上溢出的液体。我们得频繁地拧干海绵。台子下放了一个不锈钢桶，用来盛放当天解剖结束后收拾的组织碎片。这是很重要的事：一具身体的所有部分都要留在一起，即便只是一小块肌肉或皮肤，这样在被送去埋葬或火化时它才尽量保持了完整。在我们旁边，还守着一位影响卓然的导师：一具人造的人类骨架，帮助我们理解将要在亨利的皮肤和肌肉之下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第一件要掌握的事，是怎样组装手术刀而不切掉自己的手指。用镊子夹住刀片，将刀片上的狭窄凹槽对齐刀柄上凸起的卡位用力，直到咔嗒一声卡到位。装上和卸下刀片都需要些巧劲，也需要练习。我常想，手术刀总能出现更好的设计吧。我被警告说，要是你把刀切进尸体，看到尸体涌出鲜红的动脉血，要记住尸体根本不会流血，你切到的是自己的手指。手术刀刃极锋利，解剖室又极冷，你是感觉不到刀切进自己皮肤的。所以，要是你伤到自己，第一迹象就是看到鲜红的血液在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的淡褐色皮肤上积聚起来的画面。不用担心感染，因为你并不是在处理未经防腐的尸体，防腐过程实质上已经使尸体上的组织基本无菌了。幸好如此，因为手指冰冷，身体脂肪滑溜溜，要控制这些烦人的小刀片真是不容易。如今我们在开始这个教研环节时，会配发大批创可贴和手术手套。手术刀片装在了刀柄上，你的手指也不再流血了，你向台子弯下腰，眼睛立刻就被福尔马林的气味刺激出了眼泪。解剖手册会告诉你从哪儿动刀，却没说切多深，切下去应该是什么感觉。对“亨利”的解剖亦如此，没有什么明确的注意事项或禁忌，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到底应该从哪儿切到哪儿才合适，这导致实操时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劲。这会让人觉得有点吓人，还有点尴尬。你停顿片刻，考虑如何在躯干前正中线做个切口，从颈部下方的胸骨上切迹一直切到胸廓下缘。你们两人哪个观看，哪个切？你的手在抖。每一个学生，无论表面上多老练，都会一直记着他切下的第一个切口。我闭起眼睛，还能记起那个切口的样子，记起亨利以无可挑剔的态度，容忍了我们年轻的笨拙。那纹丝不动的老师耐心地静卧，等待你开始行动，你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暗自向他道声对不起，生怕会弄得一团糟。右手持手术刀，左手持镊子……要切得多深？大多数学生开始解剖时从胸部下手，这并非偶然。胸骨与皮肤贴近，下刀再用力也不太会做错，就是不能切太深。你放低刀刃贴近皮肤表面，小心地沿胸壁划下，留下一条浅色的痕迹。皮肤轻而易举地就分开了，真叫人惊异。它摸上去感觉像皮革，又冷又湿。皮肤从组织上分离开，在刀片下，你瞥见了与之对比鲜明的淡黄色皮下脂肪。你自信了一些，将切口从中间的胸骨延伸到锁骨两端，一直向外切到肩膀处，这就完成了你第一个T形尸检切口。所有的焦虑和企盼，片刻间都结束了。世界没有停止运转。你感到一种强烈的解脱感，此时才意识到整个过程中你都屏住呼吸。虽然心脏仍在狂跳，肾上腺素还在飙升，但你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害怕，反而被迷住了。现在你要做的是让皮肤下的组织暴露出来。你开始剥去皮肤，小心地夹起胸骨中线与T字两臂交会处的一角。你用镊子钳住皮肤，使一点恰到好处的劲儿，刀刃就能将皮肤与组织分离，并不需要真的去切。黄色的脂肪露出来，碰到你温度稍高的手就液化了。操作手术刀和镊子突然不那么容易了，镊子从皮肤上滑走，脂肪和液体溅到你的脸上，几分钟之前那丝自信不翼而飞。没有人提醒过这事儿。福尔马林闻着恶心，尝起来更糟。这种错误你只会犯一次。你继续剥离皮肤，开始看到小红点出现，意识到你还是切断了一条皮肤小血管。突然间你完全明了人体的庞大容量和其中的巨量信息。前一天你大概还在疑惑到底怎么才能将一整年都花在解剖一具尸体上，为何还得要三本大部头书来指导。如今你明白过来，一年时间你不过只能了解皮毛而已，自己就是个地道的新手。你想到对于要学的所有东西，自己永远记不住，吃透理解更是不可能，这让人感到绝望。你在镊子和锋利的刀片上加了点力，刀轻而易举地滑进了结缔组织里，你简直感觉不到它碰到了什么。皮肤下的肌肉暴露出来以后，胸部两排墙垛一样的白色肋骨就从底下骤然凸出，看上去像漂白过的烧烤架子。你的目光打量着身边骨架上凸起和空洞的形状，指尖触摸着亨利的肌肉和骨骼。你开始辨别并叫出各种骨头及其组成部分的名字——它们是人体的支架，而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说一门全世界解剖学家都掌握的古老语言：现代解剖学研究的创始人、我少女时代一心爱慕的偶像——14世纪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就熟知这门语言。起先，经过防腐处理的肌肉看起来是浅棕色的均匀的一大片（让人放松下来，隐约想到金枪鱼罐头），但离近了看，你的眼睛开始能分辨出肌肉的纹理，辨别出纤维的走向和其间细细的神经。你找到肌肉的起止点，打量它包裹的关节，推断它的活动。你为你眼前这般精密的工程而折服。你是一个活人，与死亡相隔，但人体解剖那魅惑之美搭起了通向死者之国的桥梁，只有极少数人会走过这座桥，但无人会忘记它。第一次穿过那座桥的所闻所感，是永不再现的经历，极为特殊。学生对解剖学研究的态度各执一端：要么热爱，要么痛恨。解剖学的魅力在于研究对象的逻辑和秩序；缺点则在于需要学习的巨量信息——还有福尔马林的气味。要是魅力胜过了缺陷，解剖学就烙在了你的灵魂上，你从此将自己视作一个精英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是被选中的少数人，有人愿意让他们探进自己的身体里去，他们得以眼见、聆听人类的构造之谜。我们站在学术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达·芬奇和维萨里的肩膀上，但真正的英雄，无疑是决定死后捐赠遗体供他人学习的超凡男女：遗体捐赠人。在有形工作之外，解剖学还带来许多其他启示：教给学生生与死、人性与利他、尊重与尊严；也教会学生合作，注意细节之重要，耐心，冷静，手巧。我们在触摸中与人体交流，这是非常非常私密的体验。就学习手艺来说，任何书本、模型或电脑图像都和解剖操作不一样。只有进行解剖操作，才能成为一个正牌的解剖学家。不过，这个科目曾担负污名，也曾受尊崇。从盖伦到格雷这些早期解剖学家的光辉岁月，一直到今天，解剖学都不时被恶人利用营利。在19世纪的爱丁堡，伯克和海尔两人犯下滔天罪行，通过谋杀来给解剖学校供应尸体。1832年的《解剖法》就是因此而颁布的。直至1998年，雕塑家安东尼-诺尔·凯利（Anthony-Noel Kelly）还从皇家外科学院偷窃人体器官，最终被送入监狱。这个案子引起人们对艺术伦理和捐赠供医学使用的人类遗体的法律地位的关注。在2005年，一个美国医疗组织公司的总裁被控非法采集人体器官并卖给医疗组织，公司因此关停。看来解剖学不能脱离供应和需求的经济链，也始终会受到不顾体面、尊严和礼仪的诈骗罪行的困扰。为此，确实应当维护我们的捐赠人，让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死亡之中能挣钱，有钱可挣的地方，就总有人不吝跨越伦理边界，以赚取更多钱。在许多国家，买卖人类遗体是合法的，世界上也有许多机构会为一副清晰的人体骨架花大价钱，那么古老的盗墓行为到当代还以新形式延续也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在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学生时，解剖室里大部分的教学用骨架都是从印度进口的，印度长期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医用骨头的第一来源地。虽然印度政府在1985年规定出口人类遗体非法，但供应全球黑市的行为却活跃至今。在英国，我们已经不容许人骨或其他人体器官的买卖，这是理所应当的。和所有的社会态度一样，对于在人类遗体的处理方式中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认知，有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就发生很大的改变。目前，英国解剖学学生教学使用的骨架多数是塑料复制品。真品仍可在学校科学实验室、执业医师诊所和急救训练中心灰溜溜的旧柜子中找到，但许多合法拥有人体骨架的机构如今对保存骨架感到颇为尴尬。有些机构就将人体骨架捐给本地的解剖部门，作为回报，它们会得到一具人造教学用骨架作为替代品。当今的解剖学家比先辈幸运，可以花大量时间用于解剖实践，从遗体上收获大量人类形态的微末细节研究。这要归功于数个世纪以来对人体防腐保存方法的研究。解剖学家最早只能解剖从绞刑架上卸下的新鲜尸体，在努力将尸体保存得尽量久的探索中，他们使用了食品业开发的技术，学习在酒精或盐水里泡制尸体，或者将其烘干冷冻。[1]1805年，纳尔逊爵士在特拉法尔加战中殒命，其遗体在运回祖国举行英雄葬礼途中都保存在一大缸“酒之精华”（白兰地和乙醇）中。在酒精中浸泡一直是更受推崇的尸体保存方法，直至19世纪稍晚期，人们发现了一种令人生厌的化合物——甲醛，解剖学科因此而转型。甲醛是一种消毒剂、杀菌剂和组织固定液，效能出色，其水溶剂福尔马林至今仍是在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防腐剂。但人们也留意到，甲醛对人类健康有害，最近几十年开始考虑使用其他防腐方法。其中包括速冻遗体，即将人体分解后冷冻，在需要解剖时解冻，并使用软修复法使遗体更柔软，在质地上更接近活体。在20世纪70年代，解剖学家冈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率先尝试了塑化法，即在真空条件下将尸体内的水和脂肪抽出，灌入聚合物质。这样处理过的身体部件拥有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腐坏，结果我们成功设计出一种新的环境污染物。无论我们在防腐保存身体或医学成像探索身体方向上取得多少技术进步，解剖学本身都不会变。维萨里在1540年剖开的遗体中看到的，或罗伯特·诺克斯在1830年看到的，与格雷厄姆和我在与亨利一起度过的一个学年中看到的并无两样。但维萨里和诺克斯只能解剖新鲜遗体，他们和一具遗体待在一起的时间有限，解剖人和被解剖人之间大概不会生出信任和尊重的纽带，而我幸运地与亨利建立起了这种关系。也可能，只是社会和文化态度随时间改变了。对我来说，不会再有第二个亨利。对每个解剖学学生来说，他们自己的亨利都是特别的。在那一年，我学到的不仅关乎人体，还关乎自己。当回顾一生找寻快乐和满足的时光时，我总会追溯到亨利。那一年中每个时刻我都不愿与人交换，但要说所有的时刻都很好，那是骗人的。我讨厌切开他的手指和脚趾的甲床，我总会毫无理性地觉得，这样会很痛。还有，实在不会有人喜欢冲洗消化系统。但对我来说，研究死者所得的回报远远胜过了这些令人不快的时刻，也胜过了意识到有多少知识需要掌握时突然袭来的纠结恐惧：要记住650多块肌肉，记住它们的起点、走向、神经分布和活动；要记住220多条已被命名的神经，记住神经根编码及其类型，是自主神经、颅神经、脊神经、感觉神经还是运动神经；要记住从心脏以树状生发出去，又回到心脏里来的几百条有名字的动脉和静脉，记住其起点、分支和相关的软组织结构；此外还有360多个关节，更别提肠道走向、组织胚胎学、神经解剖学和其中各神经束的三维关系。就在你觉得自己开始掌握这些解剖结构的时候，它们又刺溜滑走了，像淋浴时肥皂从手中滑落一样。你又得全盘重新开始，十分气人。但反复记诵如山的实物和其联系，是学习和理解人体三维复杂结构的唯一方法。解剖学家不需要特别聪明，只需要有一个好记性、一个有逻辑的学习计划和空间意识。亨利让我探究他身体运转的每一个细节，探索他的解剖学变异（他的上腹动脉异常贴近皮肤，我永远忘不了！），允许我在切了本不该切的地方时气恼，帮助我和肉眼根本不可见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缠斗。他坚韧地包容了这一切，从不呵斥，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逐渐地，我们之间的天平倾斜，在某种意义上，我学习到的关于他的事情，比他了解自己的还要多。我发现他不抽烟（他的肺很干净），他没有饮酒过量（他的肝脏状态很好），他营养状况良好，也不暴饮暴食（他身材高挑细长，几乎没有身体脂肪，但并不瘦弱），他的肾看起来很健康，脑内没有肿瘤，也没有动脉瘤或缺血的表现。他的死亡原因记录为心肌梗死，但在我看来，他的心脏颇为强壮。不过，我知道什么呢？我只是个大三的小毛头。也许他死去，只是因为他死亡的时刻到了，死亡证明上又得写点原因。我们的学生在探查遗体死亡原因指明的器官却没找到病变或异常时，常常会发出疑问。对于因年老而发生的死亡，死者又希望捐献遗体的情况，记录中的死亡原因就必然会被检验，被视为推测。确定死亡原因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尸体检验，但这个操作又会让遗体无法再用于解剖，这就和死者的遗愿相悖了。因此，只要不是可疑死亡，和死者的年龄相符，许多遗体的死因都被归于心脏病、中风或肺炎——这些疾病都被戏称为“老年人之友”。我们完成了对亨利身体的检视记录，从头顶到小脚趾尖，没有一处我们没有检查过，没有一处我们不曾在书本中查询过、辩论过、检验又确认过。对这位我不能在他活着、呼吸着，能交谈和活动的时候认识，却以一种别人都不曾也无法再认识的方式，特别私密、亲密地了解的人，我感到如此骄傲。他所教会我的，从此一直伴随我，并将永远伴随我。几个月后，该向亨利告别，并向他承诺我会好好使用他教会我的知识了。在阿伯丁的国王学院礼拜堂为遗体捐献人举行的一场感人的感恩节礼拜中，我与他做了最后的道别。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学院的员工和学生都参加了礼拜。在他们的名字被挨个朗读出来时，我不知道哪个名字是亨利的。我坐在唱诗席的硬木座位上，扫视礼拜堂中的各个面孔，猜测哪位悲痛的亲属正为他落泪。坐在那些陈年磨损了的长椅上的人，哪个是他临死前的朋友呢？我衷心希望他去世时不是独自一人。想到他所爱之人曾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说他们爱他，我会大为宽慰。苏格兰的所有解剖学校每年都安排此类礼拜。我们由此得以向遗体捐献人的家人朋友表达敬意，表明他们的赠礼何等重要，我们无比珍视能造福于下一代的教育。[1] 1805年10月21日，由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与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的海面相遇。双方激战5小时，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主帅维尔纳夫被俘，而英军主帅纳尔逊爵士阵亡。这场海战被视为海军史上最著名、最辉煌的胜利。——编者注第二章了解死亡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不能系统关注死亡的话，生命科学就不完整。——埃黎耶·梅奇尼科夫微生物学家（1845—1916）我们因何而为人？我最喜爱的一个定义是：“人属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群体，以碳为基础，倚赖于太阳系，受限于知识，易于犯错，必死。”因为我们是人，就被默认可以犯错，如此想来可以带来一种奇异的安慰力量。我们并没有能力第一次就把所有事情做对，也没有无限的寿命可反复练习，将件件事务都打磨完美。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接受自己的生命无法如此纯粹。有些事务我们会做得很好，它们会丰富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他人的生活；那些我们显然永远无法掌握的事情，只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佩姬·苏要出嫁》（Peggy Sue Got Married）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可爱的情节，集中呈现了人们想要一窥未来，好知道当下值不值得在某些事情上下功夫的欲求。“我正好知道，未来，”佩姬·苏在数学测验后对老师说，“我根本不会用到代数——我可是根据既有经验知道的。”在我们对未来之事毫无头绪时提前进行规划，可不怎么容易。而且，年轻时提前规划看起来无足轻重，当我们离那命定的六七十岁越来越近的时候，生命仿佛流逝得越来越快，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作为人，“有意识”可能是决定性特征，这集中体现为我们有关于“自我”的认识——自我审视，由此认识到自己是有别于他人的个体，这几乎是一种独特的能力。身份和“自我”认知的心理学极为复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身份总结为：（1）一种社会范畴，由群体规则和（所谓的）特征属性或预期行为定义；（2）一个人引以为傲或认为不会变化，同时是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性特征。（或者两者同时适用。）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感是自我概念成熟的彰显和延伸，我们由此得以发展出密切相连、错综复杂的社会。具有身份认同感使我们探索和展示我们是谁，想要做怎样的人，选择什么价值，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就令我们能够表达个性，可能也让他人对此报以包容态度。这样，我们就能积极地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排斥我们不认同或不愿认同的人。这种个体性的自由，以及对它的压抑，使人具有了独特的能力和契机来转换身份，调整甚至改变“自我”的感知、描绘和概念。就此而言，我认为埃里克森忽略了身份最为重要的第三种范畴，也是最好玩的一种：物理身份。作为一个物种，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物理差异，我们就能区分任意两个个体。调查科学的核心正在于身份，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身份极为重要，而身份又可以调整。包括我所学习的法医人类学，就是为了医事法律目的，对人或人的遗体进行身份辨识。怎样使用我们天生的人体生物学或化学，来证明我们是自己所说的人，以及我们说自己是谁我们就一直是谁？我们可以把法医学科看作一套将身份不明的尸体与它的生前身份相关联的技术。法医人类学家根据身体的生物学或化学信息，分析死者生前可追溯、可读取的历史，检验还原出来的证据是否符合死者在过去留下的痕迹。或者可以说，我们搜寻在身体中由先天和后天写下的，布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叙事线索。从一种更加无趣的生物学视角来看，人可以被粗略地看作一堆可自我调节的细胞的大集合。组织学研究的就是动植物细胞和组织的显微解剖。这门学问和细胞周期没有激起我太大的兴趣，里面的生物化学知识复杂得要命，叫我简单的小脑袋运转不停，困扰不已。但我们得承认，细胞就是一切已知生物的基本组成单位。要是说一个生物体的存在就此结束是因为死亡，那死亡就是因为每个细胞的死去。解剖学家知道最终的机体死亡通常可以追溯到细胞，及至组织，然后到器官或系统。所以无论我们怎么看，死亡乃是从细胞始，至细胞终。对个体来说，死亡只是一个单一事件，对身体的细胞来说却是一个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如何发生，需要先熟悉这些生物机体组成部件的生命周期。继续往下读吧——不会太枯燥的……两个细胞融合，开始增殖，一个人就诞生了——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起点，从一小团蛋白质开始。这两个细胞在子宫中停留40个星期以后，历经神奇转换，变成了超过260亿个细胞的高度有机集合。实现胚胎大小的巨量增长及各个部位的高度特化，需要有大量的精确规划，让一切按计划发生，幸好，大多数时候事情都这样发生。婴儿长成成人时，细胞集合扩张到了超过50万亿个细胞，分成约250个细胞类型，组成4种基本组织——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以及各种亚组织。这些组织又组合形成不同的器官，分别组成9个主要系统和7个局部区域。不过要注意的是，只有5个器官被认为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心脏、大脑、肺、肾脏和肝脏。每过一分钟，我们身体里就有大概3亿个细胞死亡，平均每秒钟500万个，其中许多是被直接替换了。我们的身体自有安排，知道在何时、如何替换哪些细胞，大体上这是一个持续性过程。每个细胞、组织和器官都有预期寿命，安排得就像超市根据“最佳食用日期”来管理仓储周转。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寿命最短的细胞，正是启动一切的细胞：精子细胞形成以后，只能生存3~5天。皮肤细胞只能生存2~3周，红细胞生存3~4个月。组织和器官自然生存得更久。肝脏替换所有的细胞需要一整年，而全身骨骼细胞的替换则需要差不多15年。有个美妙的说法是，我们定期地替换掉这么多细胞，每隔10年左右我们就变成一个身体上全新的人。但很遗憾，这个神话完全走偏了。这个说法当然根源于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如果一个物体的所有部件都被替换掉了，它还是同一个物体吗？你能想象在法庭上我们可以怎么耍弄这个神奇的概念吗？假设一个老谋深算的辩护律师在一桩谋杀案审理过程中坚称：“但是，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的太太是在15年前死去的，所以，即便曾经的那个他杀了她，生理上他已不再是同一个人，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已经死去，被替换掉。您面前的这个人无法出现在犯罪现场，因为那时他还不存在。”这样的论述应该还没在法庭上出现过，要是有的话，我真心愿意去做原告证人，和一个律师探讨这些形而上学的思考会很好玩。不过，这确实生出一个问题：一个生物体可承受多少变化，而仍被认作是同一个个体，延续其可追溯的身份？看看已经去世的迈克尔·杰克逊在多年间发生的身体变化。我们几乎已看不出他是杰克逊五兄弟中那个童星，但还是有其他成分在他的生命中持续存在，一直标志着他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找到这些成分。我们的身体中至少有四类细胞不会被替换，活得和我们一样老——有些细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形成了，可以说比我们活得更久。也许可以用这些细胞来反驳那个狡猾律师的论点，说它们就是我们身体的生物一致性所在。这四种永久性细胞是神经系统里的神经元，颅脑底部的一小块骨质区域，称为耳囊，牙齿上的釉质，以及眼睛里的晶状体。牙齿和晶状体只是半永久的，因现代牙科和外科已能在不伤害患者的条件下将其移除和置换。另两种则不可移除，真真正正是永久性的，它们一直隐藏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是证明我们从出生前到死亡后的独特身份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的神经元，或称神经细胞，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几个月就已形成，我们出生时所有神经元的数量就是余生所有神经元的数量。神经元的轴突就像伸得长长的手臂，像南北双向交通的公路系统一样分支延展。神经元从大脑向肌肉传出运动指令，皮肤和其他感受器以相反方向传入感觉信息。最长的神经元是在整个身体中传递疼痛和其他感觉的，从小脚趾尖上及脚、腿、胯，沿脊髓到脑干，上达头顶大脑的感觉皮层。如果你高6英尺（约183厘米），在这条路径上的每个神经元都可能接近7英尺（约213厘米）长。要是在衣柜上磕着小脚趾，这个信息到达大脑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们明知会疼痛，但在感觉到并叫出“哎哟”之前还有一秒钟的无痛间隔。这些细胞在大脑中一直存在，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有趣问题：这里是否有着关于我们身份的某些信息？可能可以绘出神经元之间的沟通机制，以此呈现我们如何思考，更高层次的推理和记忆功能如何实现。有研究表明，借助荧光蛋白，我们可以看到记忆如何在一个突触层面形成。实际应用可能还有点像科幻小说，不过我认为，理解神经元在构建身份中的关键作用，就在不太远的未来。第二类永久性细胞位于耳囊中，在颅骨深处的内耳周围。这颞骨岩部的一部分，内藏听觉器官耳蜗和平衡器官半规管。内耳在胚胎和胎儿时期就形成了，且达到成人时期的大小，在高水平分泌的一种抑制骨代谢的糖蛋白骨保护素（OPG）的作用下，不会生长和重塑。正常情况下，内耳不会发生重塑，这是因为要是它能长大，就会干扰我们复杂的听觉和平衡觉。虽说新生儿的耳区已是成人大小，但它其实仍然非常小，用体积计量单位表述的话，大概只有200微升——也就是4滴雨水的体积。这种细胞不同于神经元，闭锁在这块小小的骨头里，这就让我们有机会恢复个人身份信息。要理解细胞在人的身份辨识过程中的价值，我们需要知道细胞是怎样形成的，无论是骨细胞、肌细胞还是形成消化道的细胞。在最基本的层面，我们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由化学物质构成。细胞的形成、生存和增殖有赖于其基本构成物质的供给，将这些物质聚合在一起并让其保持活力的能量来源，以及排出废物的排泄渠道。我们身体上供未来细胞生成原料进入的主要开口是口腔，由之导向胃和肠道系统——我们的食物处理场所。所以，每一个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核心成分，只能从我们摄入的食物中获取。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补充能量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空气活不过3分钟，没有水活不过3天，没有食物活不过3星期，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很接近事实了。我们不能在子宫中独立摄入食物，便通过胎盘和脐带从母亲的饮食中获取养料，这才能应对发育诸事，组织我们自己的细胞生成。孕妇一个人吃两人份是谬论，不过她确实得确保她的饮食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要足够应对一个胃口很大的胎儿的需求量。构建耳囊所需的营养物质，就是由母亲孕16周左右时的饮食供给的。所以，在我们的脑袋里，那块大小仅够盛下4滴雨水的小骨头大概要在我们余生中都携带着母亲怀孕4个月时的午餐化学元素记录。要是需要证明妈妈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证明；要探究妈妈是怎么进入我们脑海的，这就是个全新视角。我们认为自己的饮食相当普通，但实际上我们摄入的水和食物完全保留了我们住地的特征。水从各种地质结构中渗过，带上了与当地化学元素一致的同位素比值。我们摄入水分时，这个印记就进入了我们所有组织的化学成分之中。牙釉质的化学构成在一生中几乎不会改变，因此腐坏的牙齿也无法自我修复。所有将要脱落的牙齿（乳牙）的牙冠在我们出生前即已形成，其构成成分因此与母亲的饮食直接相关，我们的第一颗恒磨牙也是如此。其他的恒牙由我们自己打造，反映我们童年的饮食状况。头发和指甲与永久性组织一样，包含饮食的丰富信息，其结构为线状排列，生长较有规律。由此在其中可获得所摄入营养物质代谢沉积的化学性时间线，清晰得就像读取二维码。法医人类学家会怎样使用这些细胞给出的神奇信息，解读一个人的生命故事，确认他的身份呢？稳定同位素分析就是一种能发挥作用的技术。根据我们身体组织中的碳稳定性同位素和氮稳定性同位素的比值，可以分析出饮食状况：这个人主要吃肉、吃鱼还是吃素。氧同位素比值反映的是饮食中的水源信息，从与水相关的稳定同位素的特征，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你搬到其他地方以后，你留在细胞里的标记会变化，因为你吃的食物和喝的水的化学成分都不一样了。用头发和指甲可以分析出你的地理位置变迁的时间线。在鉴定死者身份或追踪罪犯行踪时，这种信息非常有用。比如说，一个恐怖主义嫌疑人坚称自己从未离开英国，但他头发的稳定同位素比值却显示出突然的变化，与阿富汗地区的同位素比值特征相符。头发的同位素分析也能显示人们是否在持续使用某种物质，如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等毒品。这当然也是证明维多利亚时期的神秘谋杀案中砒霜下毒的首选方法。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检查一个人的遗体，从耳囊和第一磨牙的同位素特征，发现他的母亲在怀孕时住在何处，饮食结构如何。然后我们可以分析其余的恒牙，确认死者在哪里度过童年；检查骨头，看他在死前15年左右在哪里居住。最后用头发和指甲确定他在什么地方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或几个月。管理人类细胞集合极为复杂。如果将身体看作生产细胞的工厂，在我们的身体素质最好的时期，它一般都运转得非常顺利，能高效替代我们每分钟淘汰掉的3亿个细胞中的绝大多数。但随着我们年龄渐长，机能开始退化，生产新细胞的能力也有所减退。衰老的标志开始显现：头发变细褪色，视力衰退，皮肤起皱松弛，肌肉质量和张力降低，记忆力和生殖能力下降。这些都表明发生了正常的功能减退过程，也即衰老，也清楚显示我们如今远离生命的起点，更接近终点。医生告诉你身体上的某个问题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非常正常并不能给你多少安慰，你同时就意识到，死亡在这个年纪也很正常。衰老的问题还会叠加：有些细胞开始“耍流氓”，异常生长增殖；身体组织因环境中的毒素而受损；肆意的生活方式行不通了，各个承受了压力的器官会停止有效运作。我们可以通过内科、外科干预和药物支持来延长许多身体机能的时限，但最终，当这些机能不能独立运转时，我们作为有机体，就会死去。有一个医事法学上的定义是，当“个体出现不可逆的循环和呼吸功能停止，或不可逆的全脑（包括脑干）所有功能停止”，就是有机体的死亡。“不可逆”一词是关键。逆转不可逆之事，是医疗界抗击死亡的圣杯。看来，那5个关键器官的活动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大概也最终决定我们的死亡。现代医学奇迹能实现4种器官的移植：心脏、肺、肝脏和肾脏。但那“大家伙”，大脑——我们身体中其余各个器官、组织和细胞的根本指挥控制中心——未曾被成功替代过。生与死之间的协约，似乎就写在这些神经元之中。（我说过，它们很特别。）我们的身体不仅在生时发生变化，在死亡中也如是。当与组织和细胞解构相关的过程开始之时，我们开始分解为最开始构建起我们的化学成分。有一帮“志愿者”候着施以援手，包括人体微生物群落中的上百万亿个细菌，它们此时摆脱了活性免疫系统的约束。机体环境的动态平衡一旦发生灾难性变化，彻底不利于机体的再生或复苏，细菌就来接盘了。这时生命无法挽回，死亡必将到来。比如说，多数情况，我们在家里亲人的陪伴、医院或急救中心的看护下死亡，准确的死亡时间可以被直接记录下来。但当有人独自死去，或是突然发现了可疑的尸体，我们就得估算尸体死亡的日期和时间，以完成法律和医学程序。我们尽量从尸体给出的信息确定死亡间隔时间（TDI）。所以法医人类学家不仅要掌握身体的构建过程，还要知道身体的分解过程。死后变化有7个可辨识的阶段。第一个是皮肤苍白样改变，这一改变在死后几分钟就开始出现，持续约一小时。我们说某个不太舒服的人看起来“白得像死人”，就是指这种现象。心脏停止跳动以后，毛细血管循环作用停止，血液从皮肤表面退去，并由于重力作用开始聚集到身体的最低处。这种现象在死后很早就发生，因此对确定死亡间隔时间意义不大。这也是一种主观特征，很难进行量化评定。第二个阶段是尸冷，在身体开始冷却时很快发生。（有些情况尸体可能会升温，这取决于周边环境温度。）尸体温度最好从直肠读取，因为皮肤表面通常比深层的组织冷却或升温得更快。不过，虽然从直肠温度的冷却速率相对稳定，也不能断定在死时尸体的温度就是正常的。有许多因素能影响体核温度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