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燕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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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你一生的100个时尚故事试读：
黄帝的变革
在石器时代，人类的衣着材料，大多取材于兽皮、树叶等。在中国黄帝时代，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黄帝时代，衣饰上的重要改变是：发明了“衣”和“裳”。黄帝确立了“上衣下裳”的制度。在黄帝以前的时代，穿衣是不讲究上衣和下衣的，人们用兽皮和树叶制作的衣裳，统一包裹住全身。衣服按上身和下身分别穿戴，显示出了在原始人类的意识中，已经开始自觉地产生了羞耻感。黄帝时期，衣裳的改革，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这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此外，衣裳的变革，还标志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变化。黄帝时期，开始赋予了衣裳等级观念。人们在衣饰上，加上一些特殊标志，以显示衣服穿戴者的社会地位。
黄帝还发明了冠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帽子。冠冕在后来也被视为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黄帝通过对衣饰的规定，来判别部族支系之间的亲疏远近，以及每一个人职位的高低。黄帝将衣服的发明和使用，和天尊地卑的社会取向联系起来。所以，黄帝改变了原始人类最初的服饰观念。
战国丝绸
到了我国的战国时期，丝绸产品已经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了，它逐渐普及到了民间，民间富裕的家庭，也能够穿丝绸制成的衣裳。由于丝绸的普及和平民化，织、绣、染的技术，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为汉代大规模地开通“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商周时期，丝绸的花纹还仅仅限于单调的几何图纹。但是，在战国时，丝绸的花纹已经突破几何纹的单一局面，表现形式多样，形象趋于灵活、生动、写实、大型化。和商周时期的图纹不同，战国时期的丝绸图纹，也已经不再注重原始的图腾、巫术和宗教的含义。
在战国时期人们制作的丝绸上，纹样穿插、盘叠，或者是数个动物的合体；或者是几株植物体共生，色彩丰富、风格细腻，构成了“龙飞凤舞”的形式美。
因为龙凤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物，所以，在战国时期的丝绸上，出现了大量的龙凤图案。在我们马山楚墓中出土的大量龙凤花纹的丝绸，就是当时龙凤艺术的集中表现。丰富的想象，加上随心所欲的变化，使其与在明清时期服饰上的龙凤，有着天壤之别。
战国时期的龙凤极其苗条、秀丽，有着锋利的爪子、如花的尾巴和羽毛，经常与花藤枝蔓相缠连。而后世的龙凤，则已成为皇权的象征，威猛而高贵。
战国时期的大几何纹均以早期的小几何纹作为骨架，再填以小型的几何纹，因此，纹样较为复杂，循环度也大，织造起来有一定难度。
汉朝的织锦
在我们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中，在那漫漫的黄沙之下，坐落着被世人誉为东方“庞贝”的尼雅遗址，这里曾经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在公元4世纪，这个在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沉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它那宏伟的国都尼雅，也从此默默地沉睡在了大漠的深处。考古学家们在墓穴之中，发现了两具干尸，其中一具是身穿艳丽的华贵锦袍的国王，另一具是他的爱妃。在国王的手臂上，护着的那一块色彩鲜艳、图案奇特的织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这块织锦的图案十分奇特。它采用“山状云”作为骨架，如同波浪纹一样，沿着织锦的纹路，从右向左，连续铺展，中间又依次穿插了鸟儿、独角兽、老虎等动物图案，还伴随着铭文。其中，在铭文的旁边，还有两个圆点纹，它们代表着天上五星中的两颗星。整块织锦的图案不分色区，均用蓝、绿、红、黄、白五色织出，五星的图案恰好由这五种色彩表示。在这墓穴中，找到的另一块织锦的残片上，也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和“诛南羌”三字的铬文。专家们在考证后，确认这两块织锦是同一块织物。据历史记载，在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少数民族西羌，临行前，星占家占卜，认为金、木、水、火、土五星将聚集于东方天空，这是若干年才能一见的现象，说明此次军事行动将有利于中原。于是，宣帝赐书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这块织锦，可能就是墓穴里面埋葬的那位国王，帮助中原王朝打败了西羌后，中原皇帝给予的赏赐。
汉式织锦是西汉至魏晋时期，我国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之得以传播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汉式织锦在图案上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当时，汉代统治者热衷于道家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所以，这一时期的织锦，纹样图案，也多取材于巫术：织锦上，在连绵起伏、流动飞扬的云气间，布满了各种奔腾活跃的“祥”禽“瑞”兽，并在纹样的空隙中，还横向穿插着“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等寓意吉祥的隶书铭文，显示了汉代艺术的飞动之美。
东晋锦鞋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这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丝履，是中国古代男女在日常生活中，常穿着的一种鞋子。图中的这一双彩色的锦鞋，是在一九六四年，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它长22.5厘米，宽8厘米，高4.5厘米，是东晋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朝的遗物。这双鞋的色彩保存得十分完好，上面有大红、土黄、草绿、灰黑、浅黄、普蓝、白等颜色。在鞋的侧面，一共有四条彩色的横向条纹。条纹的最上面，是大红色的鞋口沿，然后分别是以普蓝、土黄、蓝绿作地色的三个显花纹彩条，纹样基本都是一样的，但色彩却不一致。在普蓝色的地彩条上，显白色和大红色的花；在土黄色的地彩条上，显白色和灰黑色的花；花纹都为有四个花瓣的茱萸花。
在鞋的正面，一共有九道横向的彩色色条：最上边，是红地白花的彩色条纹；然后是一道以白色、灰黑色为主的过滤彩条；接下来，在白色的条纹上，分别用红色、灰黑色、黄色等颜色，织出了“富且贵”、“宜侯王”、“天延命长”三行汉隶铭文，这是这一双鞋最精彩的地方；接着，依次是红地绿点花、白地蓝色对兽纹、红白相间的锯齿纹，以及红白色对鸟花四道彩条。
这双鞋的图案层次简朴，其中的茱萸、对鸟、对兽与寓意吉祥的铭文，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基本纹样。
这双鞋最独到之处在于它的编织法。鞋面是由两组彩色丝线和一组与之垂直的丝线，互相绞绕，编织而成。
南宋贵妇的大袖袍
一九七五年，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的浮仓山北坡，发掘了南宋黄昇的石塘墓穴，出土了南宋时期流行的女式衣饰、衣料、被褥等丝织品一共三百五十四件，这是当时出土宋代服饰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其中，在这次墓葬出土的丝织品中，罗织物占了一半以上。
在众多的南宋流行服饰中，有一件宽袖大袍最为引人注目。这件宽袖大袍，是绛黄色的，罗镶花边。它身长过膝，身长有120厘米，袖长有182厘米，腰宽55厘米，袖宽69厘米，袖口宽68厘米，下摆宽61厘米，在整件袍子的边缘，都用“印金”和“彩绘”的花纹镶边。其中，印金的镶边宽2厘米，大襟彩绘的镶边宽1.8厘米，领口的镶边宽2厘米。
因为这件衣裳的袖子极其大，袖子长度相当于袍子长度的一半，所以，在南宋时期，人们把这种衣裳叫做“大袖”，也称它为“广袖袍”。这种服装，通常是皇宫中的后妃，以及大臣们的命妇在隆重的仪式上，才会穿着的一种礼服。宋代的贵妇们，在平时，常穿的是袖子较小的窄袖袍。
这件大袍所使用的衣料十分珍贵，通幅都是罗织物，被染成了绛黄色。因为罗织物的质地轻薄、透气、凉爽舒适，所以，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在南方的民间，它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高级丝织品。
这件衣服上，主要的花纹是蔷薇。蔷薇是中国纺织物采用的传统图样，它代表吉祥、富贵、如意。这样的衣裳，穿在南宋贵妇们的身上，通常能够显示出她们华贵端庄的仪态。
南宋纱罗
如果说唐代的丝绸纹样是以艳丽、豪华、丰满为特点的话，那么，宋代的丝绸纹样则是以轻淡、自然、庄重为时代风格。丝绸的花纹风格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背景。因为在历史上，南宋王朝，是一个在政治上遭遇内忧外患，国力比较衰弱的朝代，它因为无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屈辱求和，后来偏安一隅，境况日下。因此，弥漫于宋代的审美趣味，早已没有盛唐时期那种富贵、奢侈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孤寂、伤感和忧郁的情调。南宋的书画艺术，主要寄情于世外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隐逸生活，强调平淡的天然之美，重视个体内在心灵的自由。这种审美情趣扩大了美的领域，美与个人生活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
南宋时期的丝绸纹样，大多取材于人们喜爱的花草鱼虫、飞禽走兽，色彩淡雅柔和，纹样更趋写实。
宋代丝绸纹样的配色，也深受时代审美思想的影响，与写实化的纹样形式相协调，总体色彩倾向于清淡柔和、典雅庄重。常用茶色、褐色、棕色、藕色等间色，或者复色作为基调，再配上白色，显得极为淡雅。
宋代织造的丝绸品种也与唐代的丝绸有很大区别。轻薄透气的罗织物是当时最流行的丝织物。中国的罗织物生产在南宋时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在南方，罗织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高级丝织品。其中，四经绞罗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但这种罗织物的织造技术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绸技术的历史之谜。
元代的锦绣夹衫
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了一件棕色的罗花鸟锦绣夹衫，这是目前所知在元代刺绣服饰中，最为重要的佳作。这件夹衫是对襟直领，前襟长60厘米，后背长62厘米，通长65.5厘米。衣裳的袖口是广袖直筒，袖长43厘米，袖口宽54厘米。这一件锦绣夹衫，虽然是元代制品，但它的形制仍然具有南宋流行服饰的风格，与在北方出土的具有游牧民族风情的衣物，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件夹衫的主要面料是用褐色的四经绞罗。四经绞罗是我国传统的一种罗织物，需要用特殊的罗织机子来织造，而在元代，这种罗织物已经逐渐少用。有趣的是，在这件衣服的衣领和前襟处，却是另一种织锦工艺，在这里，还插入了挖花工艺，挖花与后期流行的妆花工艺有直接联系。因此，这件夹衫在中国的织造技术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
夹衫表面的刺绣，是这件衣服最精彩的地方。刺绣的针法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苏绣，而且夹衫上刺绣的花纹图案极为丰富，多达99个，图样有凤凰、野兔、双鱼、飞雁，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花卉纹样等，在花卉纹样中，又以牡丹纹样的变化最多，而且最为生动。在两只肩袖之上，还有一对仙鹤。一鹤伫立于水的中央，一鹤飞翔于祥云之间，相望而呼应。在仙鹤的旁边，分别衬以水波、荷叶，以及野菊、水草、云朵等，显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衣服上，还有表现人物故事的图案，非常引人注目。这些造型设计特别富于江南风味，因此，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件夹衫可能是在当时的江南生产的，或者是由北方官营作坊中的江南织工们制作的。
别具一格的顾绣
顾绣，本来是在明代时候，在上海民间发展起来的一种刺绣，它出自于名门闺秀之手，是一种闺阁绣。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上海人顾名世在九亩地露香园收徒传艺，传授刺绣，所以人称“顾绣”，又称“露香园顾绣”。顾绣是中国古代妇女艺术的精华，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聪明才智。
在顾绣的发展过程中，以顾名世的孙媳妇韩希孟的手艺最为杰出。韩希孟在针法与用色上神妙独到，所以，也有的人把这种刺绣称为“韩媛绣”。她绣的山水、人物、花鸟，都已经达到了“无不精妙”的程度。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还曾经为韩希孟的刺绣书写过对题，并称其为“针圣”。后世也将这类绣品称为“画绣”。
顾绣独到的刺绣技法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半绣半绘，画绣结合。顾绣以宋元名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杰作为摹本，画面均是绣、绘结合，以绣代画，这也是它最为独特的地方。第二、它的针法复杂多变，经常创造新意，一般人很难掌握。第三、顾绣的色彩非常丰富，有间色、晕色、补色、套色等。
顾绣为了更形象地表现山水人物、虫鱼花鸟等层次丰富的色彩效果，还采用了景物色泽的老嫩、深浅、浓淡等各种中间色调，分别进行补色和套色。从而充分地表现原物的天然景色。
顾绣不仅是当时的服饰精品，而且也是中国刺绣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
皇帝的龙服
中国古代帝王们对龙的利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龙纹的把持与垄断。这主要体现在皇帝们对于带有龙纹形象的服饰的使用上。在东汉时候，九卿以下官员，都没有资格穿绣有龙纹图案的服装；在元代，皇帝不但不准平常人穿上面绣有龙凤图案的服装，而且市街店铺也都不准织造、出售有龙凤图案的布匹，违者不但要把物品没收给官府，而且还要把犯禁之人拘捕严惩。但是，由于龙纹的流行年代久远，所以，统治者一时又不能完全禁绝，只好又采取了变通的方法，他们把龙划分为三六九等，其中那种有双角五爪的龙的形象，由皇帝专用；其它的三爪龙、四爪龙的龙纹图案，则可以在民间使用。
明代模仿前代，同样禁止老百姓使用龙纹图案，同时，明朝皇帝对大臣们的朝服的图案，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相比之下，倒是清王朝对龙纹图案的规定相对宽松一些，它规定文武百官们可以穿蟒服，但是，衣服上的蟒的数量和颜色，都各有等差。龙纹器物，除了皇帝的专用色——明黄以外，一般都不禁止。
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他们的服装极尽华丽，滥用龙纹图案，以表示自己帝王的权威。
封建帝主垄断龙纹图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使自己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因此，在任何时候，老百姓对龙纹图案的冒犯，常常被君主们视为是对专制皇权的冒犯，都有可能招致大祸。
隆重的祭服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一向有“礼仪三百熏威仪三千”的说法。事实上，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或多或少地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如：出生时有生日之礼，成年时有冠笄之礼，婚配时有嫁娶之礼熏死亡时也有丧葬之礼。
古人们将祭祀看作为“国之大事”，所以，祭礼被列于五礼之首。自然而然，人们在祭祀的时候，也有祭服。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服制中熏最为贵重的服饰熏就是从事祭祀活动所穿的祭服。
古代祭祀的名目繁多熏被祭祀的对象可以分天、地、人三类。由于祭祀本身有轻重之分熏公私之别熏所以，祭祀的服饰也有繁简之差。越是地位高的人，所需要参加的祭祀活动越多，他们的服饰也就越为完备，他们会根据不同的祭祀对象，选择不同的衣冠服饰。
例如：周代君王的祭服一共有六种，周朝皇帝们在祭天，祭祀先王，祭祀先公，祭祀山川，祭祀社稷时，都要穿不同的祭服。一般的小祀，就穿最普通的祭服。
古代贵妇们的祭服也是有规定的。女性的祭服要上下连属，合二为一，隐喻女性德贵专一。女性祭服用的衣料也是黑色的纱榖熏为了衬托出衣上的纹彩，又特地在衣内里，缀一层白色的夹里。与这些服装相配用的还有大带、蔽膝，以及袜舄等。
土家姑娘的织锦艺术
土家族的姑娘们，一向以善于纺织著名。土家织锦，就是由土家姑娘们，用一种古老的“木腰织机”，以棉纱为经，以五彩的丝线或者棉线为纬，完全用手工织造出来的手工艺术品。
土家织锦俗称“西兰卡普”。所谓的“西兰”，就是指被面；所谓的“卡普”，就是指花，这两句连接起来，就是一种“带花的被面”。这种传统的工艺品，土家族的人，过去都是自产自用，他们自种棉花自纺纱，自己织布绣花，鲜为人知。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家族的这种织锦艺术，才慢慢走出了湘西，走向了全中国和世界各地。
土家织锦的艺术品种，经过了两千年的演变，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个品种。除原有的“西兰卡普”以外，又根据时代的变化，织出了各种图案的壁挂、香袋、服饰、旅游袋、沙发套、坐垫、地毯、室内装饰等多种工艺美术品。
聪明的土家姑娘，她们心灵手巧，在织锦上表现出来的山水，人物，树木、花卉、飞禽走兽，都是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各种各样的服饰工艺品，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华贵的织金衣服
在宋、辽、金、西夏时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进行政权争战的时期。金、辽、元代的贵族统治阶级，他们生活奢侈靡费，为历代所罕见。由于他们对高档丝织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和需求，所以，极大地促进了丝绸的生产，丝织品的种类日益增多，其中以加金织物最具时代特色。
金织物主要有织金、绣金和印金，其中尤以织金锦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最高。织金锦本来是波斯的特产，在元代蒙文中，称它们为“纳石失”，这是波斯语的译音。这种织物，是用一种金线来显示花纹，从而在整片织锦上，显出金碧辉煌的效果。织工所采用的金线有“片金”和“圆金”两种，他们先将黄金打成金箔，再用纸或动物的表皮作为背衬，然后再切割成强丝线的片金；也可以将片金缠绕在一根芯线之外，即成圆金。
织金锦的织造技术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对明清流行的缎织物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方的游牧民族之所以酷爱织金锦，是因为北方寒冷少水，周围的色彩比较单调，唯有犹如太阳光芒一样的金光灿烂的金色，给生活在广漠中的人们带来了一丝生机。因而，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的上层达官贵人们的衣服都流行用金，并以此来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女真族也是一个酷爱在衣服上加金丝线的民族。织金锦的鼎盛期则在元代。当时元代的蒙古贵族们，不仅衣着满身红紫细软、组织华丽的织金锦，就连日常生活中用的帷幕、被褥、椅垫等，都是织金锦制成的，有时候，甚至连军营里用的帐篷，也是由这种织金锦制成的，绵延数里，场面十分壮观。
珍贵的缂丝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古代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这种丝织品，经彩纬显现花纹，形成花纹边界，具有犹如雕琢缕刻的效果，且富有双面立体感。
缂丝的编织方法不同于刺绣和织锦。它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而且它有自己专用的织机——缂丝机。缂织的时候，先在织机上安装好经线，在经线下面衬上画稿或者书稿，织工透过经丝，用毛笔将画样的彩色图案描绘在经丝面上，然后，他们再分别用长约十厘米、装有各种丝线的舟形小梭，依照花纹的图案，分块缂织。同一种色彩的纬线不必穿过整个幅面，只需要根据纹样的轮廓或者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
因为缂丝能够自由变换色彩，所以，特别适宜制作书画作品。制作缂丝的织工，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在南宋时期，最有名的缂丝织工是朱克柔，她是南宋松江人，即今天的上海松江县人，是一位以绘画和缂丝为生的女艺术家。她制作出来的人物、花鸟、树石的缂丝，无不精巧绝伦，其技法非常娴熟，宛如用笔作画，有人称其“运丝如运笔，乃绝技也”，极受后世诵颂。
纺织改革家——黄道婆
黄道婆，南宋时人。在她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给人家当童养媳，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有一天，她由于劳累过度，在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并把她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走了，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黄道婆到了海南岛后，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她跟随黎族人民，努力学习和掌握他们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的同胞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她很快就了解并熟悉了各种棉和织布的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又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在海南生活劳作的黄道婆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20多个春秋。中年之后，她思乡之情越来越重。于是，她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
她回到家乡以后，将她在海南岛上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了改革，制成了一整套最新的纺织技术，在家乡进行推广，后又迅速地推广到全国，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
黄道婆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纺织专家，她为我国古代纺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踏板织布机
在我们古代，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名叫纪昌的人，他在学习射箭时，为了提高自己的眼睛的注意力，曾经卧在他的妻子的织布机下，眼睛盯着织布机不停转动的踏板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纪昌的妻子使用的织布机，是一种踏板织布机。因为这种织布机的经面与水平是倾斜的，所以，它又叫“斜织机”。这种机器，最大的优点是，它把织工的双手解脱了出来，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织布工具的进一步革新。踏板织机是华夏民族引以为傲的伟大发明。这种织布机，后来，经由“丝绸之路”，逐渐传到了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在这项技术上，西方比中国落后四百年，一直到了十三世纪，欧洲各国才开始广泛使用这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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