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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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近境试读：
村上春树的中国之行
——《边境·近境》与《奇鸟行状录》之间林少华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这期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等游记和随笔。
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一译诺门坎）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边境·近境》之中。
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时《挪威的森林》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的，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
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往外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我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起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
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太平洋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辨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
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惧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惧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惧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边境·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于窥海斋时青岛水仙初谢迎春乍黄
1991年秋天，一家信用卡公关刊物委托我写一写东汉普顿。我因为要去参加纽约马拉松，正好参加完了去，就答应下来了。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和我同行。东汉普顿固然风景优美，但若说我的个人意见，我却是懒得住在作家聚集的地方——美国也罢日本也罢其他什么地方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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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说要去东汉普顿，几个出版方面的熟人当即举出当地居住的熟识作家的名字，叫我务必前去见见。出版社负责宣传的吉里安举出[1][2]的名字是汤姆·沃尔夫、戴维德·勒维特、E·L·多克托劳。《纽约客》[3]的编辑林达·亚莎举出了卡特·冯内古特的名字。吉里安和林达都是纯粹的纽约客，但都在汉普顿有房子，这些作家是住在其附近的熟人（遗憾的是，冯内古特也好多克托劳也好勒维特也好这回都未能见上。同汤姆·沃尔夫后来倒是在纽约见到了）。
总之，对于舞文弄墨的人来说，东汉普顿这地方类似某种圣地——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总之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有房子。自不用说，其大半是成功作家（东汉普顿的地价相当高）。东汉普顿喜好成功作家，成功作家也喜好这个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美国作家来说，这里或许是后天的、便宜的圣地。
作为高级避暑地为文人所喜欢的，在日本有轻井泽和镰仓一带，而实际前往东汉普顿一看，其漂亮程度和规模之大，即使轻井泽和镰仓加起来再放大一倍也远远无法相比。来到这样的地方，同样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积蓄资本的巨大所折服。
东汉普顿位于长岛的东边，距纽约正好一百英里，开车两个小时多一点即可。若有余钱，租直升飞机半小时就到。若更有钱，也可以开私人喷气式飞机前往。当然，作家这类人是不那么有钱的，所以大体驱车往返。他们之中的多数在纽约市内拥有公寓套间，有工作就来纽约，工作完了就回汉普顿悠然写作，这是在此居住的作家的基本生活模式。以前我在纽约见约翰·欧文时，他告诉我在汉普顿和纽约往返的汽车上听狄更斯小说的朗读磁带来着。“毕竟时间长，路上听那样长度的磁带正合适，”他说。不过，欧文氏现已移居加拿大（看来他不中意美国这个国家），正在卖房子。“怎样，村上你不买？”他笑道。
在汉普顿有房子的不但是名作家，也有其他方面很多名人，如拉[4]尔夫·罗兰、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彼利·约埃尔、卡尔文·克莱因、[5]罗伯特·德尼尔、保罗·西蒙等等，不胜枚举。
东汉普顿大多是这类“又新又软的有钱名人”。但这些有钱又有名的人士来此居住一般是在夏天（他们当然是在私人海岸悠然自得地游泳），偶尔在周末或感恩节、圣诞节来一来，其他时间住在城里。每到夏去秋来落叶纷飞时节，剩下的只有当地居民和只要有打字机或电脑在哪里都能写作的那类作家。“这是个很好的模式。”住在东汉普顿的作家彼得·斯威特说，“一年中的大约一半日子，这里到处是人。有晚会，人们走来串去，热闹得不得了。不久，到差不多厌倦了的时候，正好秋天来临，人们统统回城，而我们留下静静写作。谁也不来找麻烦，什么干扰也没有。而在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单调起来，希望有什么刺激的时候，正好5月再次到来。你不认为这对作家很理想？”
在东汉普顿，作家每两周开一次会。所谓开会也并非搞什么特殊活动，不过是住在这一带的作家相聚吃喝罢了。“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他说，“巴德·舒尔伯格（剧作家，菲茨杰拉德小说《美梦破灭》的改编剧执笔者）、皮特·哈密尔（不久前离开了这里）、达特逊·莱达，还有许许多多。下次开会是明天晚上，你也一定要来。”遗憾的是，我明天早上必须赶往纽约，没能参加那个会。
从东汉普顿开车往北行驶二十分钟左右，有个叫萨格·哈巴的港城，汤姆·哈里斯（《沉默的羔羊》）、多克托劳、品特罗等人住在这里。纳尔逊·阿尔格伦（《漫步荒野》、《拥有黄金手臂的人》）也曾在此居住。向我讲起阿尔格伦的是经营“卡尼欧书店”的卡尼欧：“十一年前在这里开旧书店的时候，一天关门时来了一个两眼放着凶光的汉子，贼溜溜地在店里看了一圈——他就是阿尔格伦。“‘喂，你就把这个叫书店？我家卧室书架上的书比你还多！’说罢就回去了。不料三天后，他把快抱不过来的书抱了过来，并且这么说道：‘喏，把这些摆上卖了！’倒是个痛快人。芝加哥出身的莽汉，总之粗言粗语不讨人喜欢，可心地非常善良。”
当时的阿尔格伦是个被遗忘的作家，年轻读者几乎没人看他的小说。他在这个多少保留着作为捕鲸港的昔日荣光的萨格·哈巴小城像隐士一样生活着，但在卡尼欧的书店召开其作品朗读会的时候，店里听众挤得满满的，这使得阿尔格伦心里充满了幸福。“两个星期后阿尔格伦死了。”说着，卡尼欧摇了摇头。
我住在一家名叫“THE PINK HOUSE”的旅馆里，主人罗恩是个年轻的建筑师。他买了位于东汉普顿头等地段的这所旧房子，自己改建成了旅馆。“女朋友苏一眼看见这房子就说要在这里开旅馆，两年前的事了。”他说，“在她的劝说下开始了这个买卖。改建的事彻里彻外是我做的，从揭墙纸到配管配线、涂漆，全我一个人包了。”
如果说打理房子是罗恩的职责，那么苏的任务就是做饭。她做的早餐十分了得，胡萝卜、面包、脆皮松饼、葡萄干全麦饼、薄煎饼，[6]全是她亲手做的，非常可口。这里是所谓Bed and Breakfast，只管早餐，但每天的早餐确是一种享受。
这家旅馆另外值得一看的是家具等用品。“为开业特意买的东西几乎没有，用的全是我们以前搜集的或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果气氛十分沉稳。”看了这些东西，我不能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某种健全性——买下18世纪建造的房子，自己动手里外翻新，再用亲手收集的家具等家居用品装扮一番，端上自己做的实实在在的饭菜。以日本说来，大约就是从公司离职的简易旅馆经营者，但在罗恩和苏身上看不出自负之处，就像把过去极其自然而然地承袭下来一样。这让人心情愉快。“感觉上与其说是旅馆，倒不如说是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所以也不怎么做广告。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大家来了，在客厅和餐厅里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放松下来就行了。前不久还在这里集中留宿过参加斯皮尔伯格婚礼的客人呢。那时真够开心的。罗宾·威廉斯啦马丁·肖特啦罗布·劳啦，那样的明星坐在那里的客厅一起喝酒，听音乐，唱歌。那才叫不同凡响咧！”
到了10月，东汉普顿街头大凡可称为娱乐的东西统统没了，往下只有看书或写作。看腻了写烦了，只能散步。不过还好，这里确是散步的理想场所。地方有点儿过大，像在轻井泽那样骑自行车往来兜风怕也不坏。有各种各样有名的宅院，有许许多多有名人物住的房子。有上个世纪20年代建成的林格·拉德纳的有名的宅邸，有萨拉和杰拉尔德·迈菲住的粉红色房子，有菲·唐纳薇的房子（菲向镇议会申请在自家院子修游泳池而未获批准，一气之下，前不久离开了）。紧挨卡尔文·克莱因的房子的，是斯皮尔伯格的房子。
为什么名人如此集中住在东汉普顿呢？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东汉普顿的呢？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来东汉普顿也这样问了很多见到的人，回答委实五花八门：地理之便、风景优美、环保到位、治安良好、人文景观。最能说服我的是这样一种回答：“名人反正就是喜欢和名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是最能让人放心的。”或许是这样的，我想，惟其如此，圣地才得以存续到20世纪，在21世纪也将存续下去。
[1]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Tom Wolfe，1931—）。
[2] 美国犹太裔小说家（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著有《延迟时间》等。
[3] 美国小说家（Kurt Vonnegurt，1922—）。著有《自动钢琴》、《母亲之夜》等。
[4] 美国电影导演（Steven Spielberg，1947—）。执导有《大白鲨》、《外星人》等影片。
[5] 美国歌手（Paul simon，1941—）。
[6] 意为“住宿加早餐”。
1990年8月。说起无人岛，脑海中难免浮现出带有某种浪漫和冒险意味的岛，可那太一厢情愿了。一读您就会明白，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玩意儿。同行者是松村映三君。这篇文章发表在《Mother Natures》杂志上。热情接待我们的岛的主人村上先生几年后去世，乌鸦岛那以后怎么样就不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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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游览过濑户内海的人想必晓得，濑户内海的岛实在多得数不过来。从大的淡路岛到小得地图上几乎不出现的，反正到处是岛。不过岛再多，若提起为个人所有的岛，数字也少得惊人，这点我以前倒是不知道的。
那么，那些岛到底是谁的呢？大部分好像为自治体所有，或者为[1]若干人共同拥有。希腊有几座岛由以奥纳西斯为首的超级富豪作为另一处住宅所拥有（带游艇码头和直升机场，未获许可当然不得进入），夏威夷的尼豪岛长达几十年绝对不许外人上岛，作为固守往昔生活方式的顽固的“锁国岛”而闻名，可是濑户内海不存在那种富有个性我行我素的岛，尽管我觉得有一两个也未尝不好。
位于山口县的乌鸦岛是为数不多的难得的私有岛之一。拥有这座岛的是一位姓村上的，遗憾的是此村上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村上先生住在乌鸦岛的对面。原本是老字号酿酒铺的主人，如今停业了，在面对大海的古老大宅院里修补古书，过着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
乌鸦岛就在村上宅正对面大约八百米远的海湾里，面积为六千坪[2]。别以为只隔八百米，游过去也没关系。这一带在全国也以潮大闻名，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游的，仅限于涨潮和退潮没有潮流的时候才能游。涨潮时游到岛上，在那里等一阵子，等退潮时游回来。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过去这一带的孩子若能游到岛上再游回，就被认为是长大成人了。只是，岛上没电没煤气没自来水，全然没有，住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即世人所说的无人岛。[3]
人虽不住，但岛上立有一座若山牧水的大歌碑。歌碑平时孤零零浮出水面，退潮时可以从岛上步行过去。蛮好的歌碑，极有情趣。上面刻有一首和歌：“寂寞乌鸦岛，绿荫白浪黑石礁，船近观千鸟”。歌是牧水在村上家（父辈村上）逗留时吟咏的。村上家是所谓地方名门，同文人代代交往，同牧水交情尤深，这次我也有缘在村上家逗留。我固然也是以写文章为业的，但远远不敢称为文人，即使搞摄影的松村君——这么说是不大好——怕也很难说是文人。
我们这回所以跑来这里，是从村上先生一个和我老婆有私交的亲戚那里听到这座乌鸦岛的缘故。拥有一座六千坪之大的无人岛，却又别无用场，扔在那里不闻不问，此事到底非同一般。虽说是一座岛，[4]但以换算成日本通货的资产价值而言，也许北青山的一个公寓套间[5]的价值更高一些，但此是此，彼是彼，艇是艇，fuck是fuck（没过看电影《舍利·瓦伦丁》[Shirley Valentine]的人怕不明所以）。我想，拥有一座岛的人生和在北青山拥有一个公寓套间的人生无疑是不相同的。如此思来想去，渐渐涌起了上岛一看的念头。如果可能，想拿钓鱼竿在岛上住几个晚上。在日本，夜宿无人岛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有机会很想尝试一下。这么一说，村上先生回复说那么请过来就是，于是欣然前往。
但不管怎样，一个人去无人岛还是有些不安，便邀搞摄影的松村君同行，松村君满口答应：“一块儿去好了！”事情当即敲定。“不过得多买咖啡过滤器才行。”他说，“无人岛上没水，需要咖啡过滤器。”“这是为何？”“要把海水过滤成饮用水，是吧？”
这么一说，我也渐渐为这个那个事情不安起来，沉思了好一阵子。不过好歹还是把帐篷、塑料桶、睡袋、食品、餐具等物品备齐了，装车上路，冒着刮得正紧的台风往山口县赶去。
当天先在村上家住下，翌日上岛。台风刚过，风平浪静。一大早就坐附近一位老伯的渔船大致绕岛一周，然后在岛上惟一的沙滩卸下行李。岛上此外还有一处漂亮的沙滩，但涨潮时被水淹没。这里涨潮落潮之差非常大。岛上当然没有码头，只能像诺曼底登陆时那样，扛着行李在海水中“扑通扑通”蹚水。海水清澈得令人吃惊。
说起登陆战，听说二战期间陆军还真在这海滩上作过登陆战演习。在军方申请用来军训的时候，村上家曾把小岛交给了国家。但战争结束又归还了，前面说的歌碑就是军方为答谢村上家而建造的。虽然世上歌碑不知多少，但陆军建的歌碑似乎仅此一座（想必）。岛小是小，但再小的岛也自有其复杂的历史。
岛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原生林，人几乎不能涉足。竹子多得很，战争期间有专人来砍，现在没人肯费这番周折了。树木密密麻麻，一般人很难进到里边。林中有大白鹭垒了好几个巢。白鹭大得离谱，第一次目睹时不由瞠目结舌，竟误以为是鹳，便是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船靠近时，它们很不耐烦地“扑愣扑愣”猛飞起来，仿佛在说讨厌呀、你等何苦来此！后来落在树枝上敛翅歇息。岛简直成了野鸟天堂，有鸽子，却无老鹰。不用说，乌鸦——一如岛名——也有。鹭和乌[6]鸦同栖一林，看起来很有点儿像奥赛罗游戏。
林中除了鸟还有什么谁都不晓得。有人说有蛇，但无确凿证据。也有人说某人带来兔子放了进去，这也没有实证。林中不时分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估计是鸟，但究竟有什么不得而知，反正情形有些让人放心不下。
行李全部卸完后，船返回港口。村上先生特意乘船一同来岛。“真的在这里宿营三天？”分手时村上先生再次叮问。“嗯，如果可能，想待上三天。食品和水都准备好了。”我说。二十升容量的大桶水两桶，矿泉水半打，应该足够用了。
船走后，四周好像彻底静了下来。距本土不过八百米，房屋举目可见，往来渔船也能见到。所以我想，倘有什么，一招手或大喊一声就可得到帮助。说是无人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同动漫中出现的只长有一棵椰子树的无人岛大异其趣。话虽这么说，无人岛终究是无人岛。除了我们的确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么一想，两人突然奇妙地沉默下来。
不管怎样，先撑起帐篷再说。随后扑入海中：这回可要大游一场了！无浪，水又漂亮，心情舒畅极了。不料刚进海湾口就给水母蛰了一下。我一向不喜欢水母。高中时代远游时曾游进水母群，心脏当时差点儿停止跳动。慌慌张张游回岸边一看，双腿肿出一条条蚯蚓般的红痕。时近秋季，又是台风过后，正是水母出动的时节。只好怅怅地放弃游泳，一丝不挂躺在礁石上享受日光浴。这也是在无人岛务求一试的活动之一。我特喜欢脱光身子——有什么好遮掩的呢——从头到脚任凭太阳晒个遍。不试不知道，这玩意真叫舒坦。可惜在日本只有无人岛上才能得逞。靠着礁石，一边看安妮·比蒂的短篇小说（至于是否适合赤条条在无人岛阅读自是很成疑问，无奈只带此一本）一边悠悠然晒太阳，晒了两三个小时。岛和本土之间不时有中型货船和渡轮驶过。阳光很强，周围景致扑朔迷离，温情脉脉，呈现出濑户内海特有的情调。我已彻头彻尾放松下来：喏喏，活该！至于针对谁我也说不准，反正心情变得放荡不羁，很想这么一吐为快。这怕也是无人岛的一种效用。
吃罢午饭，钓了一会儿鱼。我们准备了钓白丁鱼的直抛式钓具，但实际一试，却因是石头海底，钩子当即刮住，全然无计可施，只好放弃。结果，游泳和钓鱼全都泡汤。烤白丁鱼也没吃着。现实这玩意很难让人顺利得手——我们本以为游游泳、钓钓鱼，三天一晃儿就过去了。看来我们不适合钓鱼，上次在土耳其黑海沿岸钓鱼时就一条也没上钩。这么着，往下只能不屈不挠晒着太阳看安妮·比蒂了，而这一旦天阴下来也只能作罢。
我们的悲剧从这时开始慢慢上演，命运的指针一味朝着不顺利的方向摆去。
4时退潮，礁石露出，我们决定步行绕岛一周。松村君说想照相，我也想转一圈看看岛什么样。除了极小一部分，岛的周边全是陡峭的石崖，要转只能在退潮时转。退潮时，在探出海面的礁石上蹦蹦跳跳，行走如飞。但别的地方还得脱鞋进入水中。松村君把莱卡相机挂在脖子上准备照相，岂料入水刚一迈步，脚底板就被牡蛎壳霍地划出口子，条件反射地手拄旁边礁石时手心又被一下子划开。众所周知，牡蛎壳那东西着实锋利得很，而无人岛北侧的礁石上布满牡蛎。
血出了不少，赶紧回帐篷处置。消毒，缠绷带，但伤口相当深，血怎么也止不住。大体带了一套急救用品，但无论用来消毒还是用来包扎，量都没那么多。这种时候无人岛可够伤脑筋的。又不能游泳去药店。这还不算，宝贝莱卡也泡在海水里完蛋了。那可是爱不释手的古典莱卡相机，里边还有照完的胶卷。“糟糕！”“啊，不怕的。”——这么说的时间里，天黑了下来。不一会儿虫子出来了。
虫子！
从傍晚吃饭时开始，我就觉得虫子多得不行，但那时没怎么介意，心想毕竟是无人岛，虫子总会有的，一边拨掉一动一动爬上身来的虫子一边吃饭，吃罢看着暮色中的大海喝酒。但随着四周天色变暗，虫[7]子如启示录一般多了起来，形形色色。先是海蛆。这些家伙白天就满礁石都是，但没爬来这里，不料天黑后大概来了勇气，来了相当不少。不用我说，海蛆并非让人亲近得来的虫类。其次是长腿蜘蛛模样的家伙，四下里一忽儿一忽儿飞来飞去。危害倒像没有，但被这些东西围拢起来到底令人不快。再往下就是类似草履虫的家伙了，有太阳的时候它们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缩爬上来找吃的，密密麻麻。想必是平时压根儿没人来的地方有人来吃东西，食物把虫子引了过来。
打开手电筒一照，发现虫子已无孔不入。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机盒也好餐具也好帐篷也好，都有虫子大举进攻。我们慌忙把要紧的东西收进密封式帐篷，将已经侵入的虫子赶走，然后窝在帐篷里一动不动。看见那么多虫子，完全没了外出的心绪。帐篷狭小闷热，这样的地方关进两个大男人，一点趣儿也没有，可出去又有虫子。虫子们连帐篷顶端都聚了上去，在头上沙沙、沙沙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到了夜晚，这些小小的夜游生物便统治了地表。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入侵者，牢骚发不得的。虽说小，但无人岛自有无人岛特有的独立生态系统。白天感觉不明显，而到日暮黑透，我们就被它们团团围在中间，于是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软弱无力，无[8]处可逃。夜间是它们的世界。我不由想起布莱克伍德的《多瑙河的柳林》。
之后，潮水在夜深时分“哗啦哗啦”涌了上来。前面说过，这一带潮水涨落之差非常大。因为晓得这点，所以把帐篷支在沙滩最里端。尽管如此，潮水还是涨到帐篷脚下。我睡觉一般很实，然而似睡非睡中听到了潮水逼到脚前的声音，到底放心不下。不过毕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随它怎样好了，兀自睡了过去。松村君担忧得几乎没睡，够可怜的。莱卡掉进海里，手脚划了口子，虫子袭扰，彻夜未眠，好事一桩也没有。
天亮之后，虫子们了无踪影，但见沙滩上留着草履虫钻入的无数小孔。试着用锹一挖，昨晚的那些家伙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处一看，慢慢蠕动着又挖孔钻入地下，仿佛在说什么呀烦人别打扰人家！我心想烦什么人？装蒜（渐渐变得没了品位）。本打算统统挖出来出口恶气，但挖着挖着又觉徒劳，于是再次脱光身子，接着看安妮·比蒂。
上午村上先生坐渔船过来。“怎么样？可有什么问题？”他从船上向我们打招呼，是放心不下特意赶来的。
我和松村君再没情绪和虫子们住一晚上了，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再说伤口也让人有些担心。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听罢，答说海里的伤口用海水一洗就干净了，应该不要紧的，虫子倒是还可能来。这样的想法的确也成立，但无论我还是松村并非坚决前来寻求艰苦的体育磨练的，我们是打算悠悠然歪在无人岛沙滩上想入非非，再不想两个大男人在被虫子围得风雨不透的闷热的小帐篷里一连困上几天，于是请村上先生傍晚开船前来接回。倒是够对不起他的。
船离去后到傍晚之前，我们再次绕岛一周，松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机照了相。那时间里我观察了石滩生物。退潮后，石滩上的生物实在是多种多样。它们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到处慢腾腾地爬来爬去。海葵啦虾蛄啦海螺啦见所未见的虫子啦螃蟹啦都在拼命活着。仔细看起来真是百看不厌。昭和天皇好像乐此不疲地观察了这些活物好长好长时间，它们身上确有一种容易让人忘情的地方。愣愣地注视之间，时间很快过去了。说不定驾崩的先帝也曾这么看着石滩生物放松身心，久久回不过神来——且容臣村上诚惶诚恐地如此妄自推断（敬语可该用这个？完全没有自信）。
如此一来二去，太阳步步西斜，黄昏渐渐临近。正当在地下安眠的数万条草履虫窸窸窣窣地伸着懒腰准备爬上地面的时候，村上先生开渔船来接了。把行李装上船，最后再次请他开船绕岛一周。大白鹭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见我们靠近，赶紧“扑愣扑愣”飞起，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说“什么呀什么呀，怎么又来了，莫名其妙！”船离岛之后，那里重新回归无人岛，重新成为草履虫、石滩生物、林中栖居的什么以及白鹭和乌鸦的领地。岛在法律上归村上先生所有，但对于“乌鸦岛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来说，法律问题全然不在话下，[9][10]Hey Man， fuck of，与己何干！岛终究是它们的。法律是法律，无人岛是无人岛。艇是艇，fuck是fuck。
这么着，虽然遭遇了种种出乎意料的灾难，但无人岛毕竟是奥妙无穷的地方。虽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却同样有其独特的冲击力，这点务请日后计划夜宿无人岛之人——这样的人全日本能有几位自是无从推定——牢记在心。不管怎样，给山口县柳井市伊保庄的村上先生添了一场大麻烦，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1] 希腊实业家，船王，著名富豪（1907—1975）。
[2]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每坪约3.3平方米。
[3] 日本歌人（1885—1928）。著有《海之声》、《别离》等。
[4] 位于东京中心区，为黄金地段。
[5] 性交的隐语。
[6] 台面游戏的一种。64张圆牌表里涂成黑白两色，两人在64目盘里互相挟击，取目多者为胜。
[7] 《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
[8] 英国幻想小说家（Algernon Henry Blackwood，1869—1951）。
[9] 意为“喂”（男人间比较随便的招呼语）。
[10] 意为“滚蛋”。
1992年7月。前半段我一个人乘大巴旅行，中途同松村映三君和兼做我翻译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两人驱车从新泽西州远远赶来——汇合。文章载于《Mother Nature》杂志。旅行结束后不久，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附近发生了原住民大规模叛乱，其后也不断发生暴力事件。那般悠闲的旅行恐怕不可再得。不过，墨西哥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迟早还想去一次。衷心祝愿和平返回当地。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在墨西哥旅行了一个月，那时间里碰到的几个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来墨西哥”，每次都问得我有些困惑。因为我觉得问话里含有一种微妙意味，仿佛说我何苦选择墨西哥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这以前我游逛了几个国家，记忆中几乎从未有人提出过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是本源性的疑问。例如，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土耳其抑或德国，基本没人问“你为什么来希腊（或土耳其、德国）”。总的说来，他们似乎认为人们来自己国家旅行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这是相当地道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旅行者，而旅行者无论哪个地方都要去的。正因为有他或她提着包买票前往某个地方，旅行才得以成立。对吧？假如旅行者必然去某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就去不得土耳其或希腊或德国抑或墨西哥呢？
从这样的语境说来，那么对于“你为什么来墨西哥”这一问话，我甚至可以反问——不失天真地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来墨西哥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在不怀有能够诉诸书面语言的理由或目的的情况下到访墨西哥呢？
比如说，如果向来日本旅行的外国人提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来日本旅行），想必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当然前提是去掉因某种不得已的缘由而无论如何都必须来日本的人——归根结底，其回答只有一种，即他们想以自己的眼睛看那个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里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个地面上、以自己的手触摸那里的东西。
保罗·塞劳的一部小说有个场面，说一个来到非洲的美国女孩讲述自己为什么满世界跑来跑去。很久以前看的，具体词句记不准确了，错了请原谅。大致内容我想是这样的：“会在书本上读到什么，会在照片上看到什么，会听到什么，但我若不亲自去那里实际看看就理解不了，心里就不踏实。举例说，我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摸一摸希腊卫城的柱子，不能不把自己的脚浸入死海的水中。”她为了触摸卫城的柱子而到希腊去了，为了把脚浸入死海而到埃及去了。她没办法停下来。她去埃及登金字塔，去印度顺恒河而下……也许你说那么做并无意义，何况还是没完没了的。可是，若把各种各样的表层理由一一抽掉，旅行就无从谈起了。说到底，我想这恐怕就是旅行所具有的最正当的动机和存在理由。没有理由的好奇心。对现实感触的希求。
不过墨西哥的情况略有不同。旅行前我同一个美国新闻界人士交谈，告诉他往下自己要去墨西哥旅行四个星期，他给我这样一个忠告：“到了墨西哥，他们肯定问你出于何种理由来墨西哥旅行那么长时间。”“唔。”“到时候你这么回答即可，”他以认真的神情说，“就说自己准备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记住了？墨西哥菜！这是能得到他们理解的惟一理由。这样就会一帆风顺。”“原来如此。”“不过这里边也有个小小问题。”“什么问题呢？”“一旦说起墨西哥菜，他们会永远说下去：我母亲的拿手菜如何如何，我奶奶的拿手菜如何如何……”
结果，我决定不提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这个话题。
在瓦哈卡偶然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在广场前面的咖啡馆和她边喝冷啤酒边闲聊的时候，她问：“来到墨西哥的感觉，你还没怎么有吧？或许该说是不适合吧。你为什么选墨西哥作为旅行目的地呢？”
经她那么一说，我渐渐觉得自己这个人真有可能不适合墨西哥这个国家。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人是由于错误动机来到错误场所的错误存在。说老实话，迄今为止我本身并未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同自己之间有什么隔阂。而一旦介意，隔阂感的可能性简直就像癌细胞一样异常迅速地繁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不具有足以反驳的理论根据——不能说“没那回事，我并非不适合墨西哥的人”。我只是像塞劳小说中的女孩那样，以就是想看看它、就是想摸摸它这一单纯的理由去了“那里”来了“这里”，是“想去墨西哥那地方看一眼”这一简单的心情把我带到了这里。
不过，这样的回答（无论回答得多么真诚）大概是不顶什么用的。我想，恐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在墨西哥旅行期间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在墨西哥遇到的外国人大多具有自己此时、如此置身于墨西哥的明确理由。居住在墨西哥的理由，游览在墨西哥的理由，为墨西哥这个国家所吸引的理由。有人为阿兹台克和玛雅文化及其遗迹如醉如痴，有人为墨西哥的美术心往神驰，有人对墨西哥的自然风物一往情深，有人为墨西哥人之所以为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性深深折服。某种美国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美国性相对立的存在加以把握，某种日本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日本性相对立的存在予以解读，他们讲述墨西哥时带有一种特殊的眼神。每次遇上那些人，我都强烈而深切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日本意识的缺失，甚至产生类似愧疚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墨西哥未尝不可以说是个奇妙的国家。
我开始认为，这个国家有可能在护照和观光卡以外，要求入境者提供某种有明确目的的东西，那是能够用语言表明和说服他人的明确目的，例如说一句“好的，明白了，原来你是为此来这里的”，而后“砰”一声盖上印章。如果解释说“不不，我是想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不看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几乎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当然，如果是乘喷气式飞机前往阿卡普尔科和坎昆等旅游胜地游泳三四天后直接返回，那样的旅行另当别论，而像我这样花上一个月时间慢慢观看寻常的墨西哥，这样的旅行势必需要提供更加明确的理由。
不过，并非自我辩解，我的人生——我想也不仅仅限于我的人生——是由无限偶然性大量堆积而成的。一旦越过人生某个点，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其堆积体的模式，从那一模式中觅出某种个人含义。而且，如果我们有意，我们还可以将其命名为理由（reason）。然而，纵使那样，在根本上我们还是要受偶然性的支配，还是不能超越其领域的疆界——这一基本状况不会有所改变。无论学校老师提出多么富有逻辑性和整合性的解释，理由（reason）这玩意仍然不过是针对本来无形之物的、勉强捏造出来的临时性框架罢了。那种能够诉诸语言的某物又有多大意义呢？真正有意义的，难道不是潜伏在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里面的吗？但是，我踏入墨西哥这个“场”、呼吸这里的空气后所首先感觉的，乃是某种无奈——即使说出来也肯定不适用于这里的无奈。
来之前看过墨西哥作家写的几本书，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了这[1]点。我看的是（或者想看的是）帕斯的《孤独的迷宫》和富恩特斯[2]的《我爱的外国佬》，但哪本都读不到一半就扔开了。作为读物没什么趣味固然是个原因（自不用说，这些书的文学价值因为我觉得没趣而减少的可能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存在），但同时也是因为我半叹息着认为“那或许是那么回事”。他们在那些书中写的，说到底，在我看来不外乎是重复同一事实，即“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旅行前一一看这东西，旅行岂非无从谈起了！老实说。而且，假如墨西哥这个国家果真要求本国的文学和文学家作如此切实的自我规定、自我解析，那未免也太不像话了，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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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十天我是独自旅行。我从洛杉矶乘飞机抵达太平洋岸边的旅游城市巴亚尔塔，再从那里乘大巴沿着海岸前行，在瓦哈卡这个内陆城市同驱车从美国本土赶来的摄影师松村映三碰头，之后两人结伴旅行。看望住在墨西哥的父母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也在大约十天后加入进来。阿尔富雷特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作为我真是求之不得。
但反正开头十天时间我是独自旅行的。回想起来，背着背囊独自旅行实在是久违的事了。学生时代常这样旅行来着，婚后也常和老婆两人背着背囊旅行。但某一天老婆向我宣布：我也上年纪了，再不能、也不想这样旅行了！往后我想住像样的宾馆（有淋浴用的热水，卫生间有抽水马桶，铺着没有跳蚤和虱子的正规床单），再不愿意背着十公斤重的背囊，从公共汽车站走到火车站了。毕竟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是的，她说的是有道理。就那种旅行来说，我们是多少上了年纪，再说做那种穷酸旅行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因为现在不同过去，又不是没有钱。
自那以来，我们便不再背背囊，而是提着SAMSONITE旅行箱，租用中型小汽车，住着不很差的宾馆，在不很差的饭店里吃饭，给行李工和女服务生不算少的小费——如此这般开始了世间普通的旅行。旅游指南也告别了面向斯巴达式学生的《LET'S GO》系列，而拿起了例如米其林那样的多少像样的版本。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换，也许你会称为堕落。但不管怎样，年过四十以后，至少在旅行方式这点上，我们大体成了成熟的大人。
可是这回，惟独最初十天我实行的是过去那种贫穷的背囊旅行。在巴亚尔塔机场下飞机背起背囊之时，坦率地说，我不由心生感慨：噢，就是这样的！其中确有自由的感觉。那是挣脱“自己”这一立场的自由，挣脱一种职责的自由，挣脱经年累月形成的自我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感包含在我肩头背囊的重量之中。放眼四周，认识我的熟人一个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所携带的全部装在背囊里，能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仅此一件。
我带来了新买的随身听和几盒磁带，以便旅行路上听。也带了几本书。因为我无从判断在墨西哥旅行时想听怎样的音乐，所以从所有种类中大致拿了几盒塞进背囊。B52'S带来了，克拉伦斯·卡特带来了，斯坦·盖茨带来了，塞隆纽斯·蒙克带来了，凯思林·巴特尔的莫扎特带来了，巴赫的平均律带来了，“南天群星”和井上阳水也带来了。但其中最想听的，无论怎么说都是从CD辑为九十分钟磁带的纳尔逊精选歌集。希望不要因为我一边在墨西哥旅行一边听纳尔逊的老歌而指责我，希望不要认为我村上是个没有思想性的、往后看的、以怀古为情趣的作家（弄不好是有这个可能，但希望不要把这篇文章都牵连进去）。我之所以一直听纳尔逊的磁带，说实话是因为旅行期间一直在看纳尔逊的传记。
倒是同墨西哥旅行几乎无关，可这本书极为有趣，看得我相当投入。众所周知——也许并不周知——纳尔逊作为热门电视节目“快[3]乐的纳尔逊”（日本也在星期日中午由NHK播放）的儿童角色，从懂事时起就赢得了全国性人气，走上歌坛之后成了直追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超级走红歌手。不过，他对于自己仅仅被视为英俊的偶像歌手这点常常怀有不满，而始终认真追求着音乐的阅历。在甲壳虫出现前后的1960年代，音乐风潮急剧转向，纳尔逊的人气发生下滑，即使在那以后，他也在默默追求着自己的拿手节目，坚决拒绝作为老歌歌手站在公众面前，为此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受到数万观众的谩骂。他便是那样顽固地拒唱往日走红的歌曲，纵然有此遭遇，他也并不妥协。他写了《花园晚会》来寄托那种炽热的情怀，他在歌中这样唱道：“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If memories were all I song， I'd rather drive truck）。”《花园晚会》畅销一百多万张，纳尔逊于是重放光彩。
尽管重放光彩，但也不可能一切大功告成。现实人生不同于好莱坞影片。现实人生乃是恼人的每况愈下的行程。纳尔逊后来被离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财产纠纷搞得心力交瘁，最后死于飞机事故。生前他对朋友这样说过：“有两种死法我不愿意碰上，一是空难，一是火灾。”然而在乘私家飞机时，机舱起火把他烧死了。死时，他剩下的惟有债款。
在墨西哥旅行时我看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同时倾听可怜的纳尔逊在一点都不可怜时唱的无数天真烂漫的走红歌曲。
不过，在墨西哥乘大巴旅行途中听音乐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静这一因素，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乐，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聋。所以，随身听的耳机往耳孔塞得再深，我要听的音乐中也还是有墨西哥音乐混进来。起初我尽可能把意识集中于“我的音乐”，但听到半途被迫作罢，只有躺在海边或步行时才听磁带。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误算。因为我原本计划在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行驶时间里随心所欲地听喜欢的音乐，极为乐观地以为这样一来，长时间的大巴之旅能变得容易忍受，岂料这番谋划转眼便一败涂地。五六个小时里，进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民谣：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泰基埃罗、米亚毛尔、铿锵铿锵铿铿锵。或许你说那也没什么嘛，不是说入乡随俗么？把当地音乐作为那里的存在之物好好受用不就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起初也是那么认为。可是我要说，一天六个小时不得不听不明所以的墨西哥民谣，正常人无论是谁脑袋都要出问题。比如乘新干线从东京去广岛，车厢[4][5]老是用大音量播放演歌（或者皇后合唱团），你不认为自己会不胜其烦？至少我会。若真如此，绝对不乘什么新干线。
在墨西哥，对于想从此地移往彼地的人来说，最要命的问题是几乎除了大巴别无移行手段可以选择。铁路经过的地方有限，且安全和准时也相当成问题。所以只能乘大巴。而且——这是我在墨西哥一直乘大巴旅行的实际感受——能够好端端地乘上大巴都必须认为是幸福的。如此这般，我每日都不得不听那墨西哥民谣。没有任何选项。每次乘大巴我都对天祈祷，愿车内音响发生故障。佛陀也好圣母马利亚也好夸察尔科亚特尔（墨西哥的古神）也好——无论哪个我都对之祈祷。然而车内音响绝对没出故障。这——这个也想大声说出口来——在墨西哥纯属奇迹。墨西哥很多东西都常出故障。一辆大巴冷气出了故障，热呀，热得差点儿晕过去。又一辆大巴椅子靠背倒下去就再不起来了，我必须摆出接受牙医治疗那样的倾斜姿势并保持好几个小时。车窗怎么也打不开或关不上。有一辆大巴几乎没有物件不出故障，喇叭按不响，窗户关不上，仪表一个也不灵。这不是夸张，实际上无论时速仪还是燃油表全都死得利利索索。然而，惟独车内音响还是引吭高歌。虽说声音差劲，歌词差不多都听不清了，但音乐的确响个不停。见此情景，我终于死心塌地了。在这个奇妙的国度，纵然所有机械都呜呼哀哉，所有理想和革命都寿终正寝，车内音响也将因某种奇妙的理由而长生不死！
这么着，我放弃了所有希望，将墨西哥民谣作为“那里存在的东西”接受了下来，如同接受灰蒙蒙的空气、死皮赖脸的蚊虫、石块一般又大又硬的硬币（足以毁掉所有钱夹和衣袋）、印第安小贩以及食物中毒那样。
惟独车内音响因某种奇妙的理由长生不死，我这样写道。但这类似一种修辞，其实墨西哥的车内音响所以不死，自有其相应的明确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墨西哥司机和乘务员无比热爱墨西哥民谣。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让音响好好存活。想必他们为此使用了想得到的所有手段，付出了所有的牺牲。有的人上车时不胜怜爱地抱着手提包，最初我以为装的是某种业务需要的贵重物品，后来才知道是盒式磁带便携箱。一盒磁带转完，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下一盒插入。箱里我想装有二三十盒磁带。估计他们一天也好两天也罢，反正就是要一刻不停地听这音乐。我也喜欢听音乐，但没那么大的干劲。沉默偶尔也是需要的。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所谓沉默就是必须由墨西哥民谣热烈地填满的未完成的空白。这么着，一如墨西哥所有的白墙都被信息、广告涂抹得满满的，墨西哥的沉默也被欢快的墨西哥民谣填塞得风雨不透。
大巴有形形色色的人上来。有带玛切提（砍山刀）的印第安农民，有去镇里购物回来的老婆婆，有看样子赶去某处工地的务工者，有肩扛货物的商人，有因某种理由正从A地赶往B地的父子。只是，在我乘坐的大巴线路上可以说全然没有见到背囊外国游客。没看见的不光是外国游客，更少的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墨西哥人。我坐的大巴上，只看见一次——仅仅一次——衣装得体的墨西哥人。混在印第安人、农民、乡下老伯和老婆婆中间，那位绅士（或者不如说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普通的都市生活者）看上去确实特殊。因为之前我在大巴上遇到的总的说来是接近底层的墨西哥人，所以这次才在视觉上深切感到墨西哥真是个分明的身份社会。那人头戴巴拿马帽式样的帽子，身穿泛白的上衣，看一本硬皮书。我用一塌糊涂的西班牙语同乘务员说话时，他插进来用英语中规中矩地翻译（在墨西哥，会讲英语是身份象征，他在翻译方面都很热情）。三十分钟午休时间里，仅有他在餐馆吃像样的鱼，众人（包括我）只是喝着冷水、“咯嘣咯嘣”嚼着面包或炸薯片充饥。
大巴也有叫人害怕的人上来：军人和警察。从一个叫库尤特兰的海滨小镇（位于曼萨尼约稍下一点）前往同是海滨小镇的普拉亚·亚思尔（位于拉萨罗·卡德纳斯稍微偏西的位置）的半路上，“扑通扑通”上来四个警察。我们在岭上的“山顶茶馆”休息二十分钟，或喝冷饮或去厕所，正要出发时他们风风火火赶来了。警察全都长得牛高马大，晒得黑黑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深色太阳镜，身穿防弹背心，而且腰挎大号自动手枪，端着AK47自动步枪，种类截然有别于那一带的普通警察。他们看上去分外剽悍，分外训练有素，衣袖带有“联邦警察”（估计）字样。
四个警察中的两个在助手席和司机席后面占了位置。原来坐在助手席的乘务员被赶去后座。另外两人在车厢正中间的席位分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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