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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蓝尼 埃布斯泰因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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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经济学派试读：

致当代自由主义者序

这部作品论述了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我在经济政治思想史方面所著的第十本书，也是我专门讨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五本书。承蒙读者厚爱，备感荣幸。

我从2008年开始创作此书。在此期间，美国以及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鉴于此，我在结尾处提出了芝加哥自由市场传统在当前形势下的延伸思考。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7年一场关于他的良师益友亨利·赛门斯的讲座上说道：“比起盲目追随某人的准则，对他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是更加真实的致敬。”1本书则提出，通过恢复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来实现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中更大的经济平等。希望读者多加关注和支持。

本书所推荐的政策与传统芝加哥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在当代的应用一致。我呼吁回归到早期芝加哥学派关于适当的政府和经济政策的思想上，特别是赛门斯对更大公平和累进税收重要性的观点。本书倡导的政策实际上是那些在战后至1980年期间美国实施的政策。当时，尤其在累进所得税率达到最高值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国内外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和之前的大部分学术作品不同，我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区分开来，强调了他们各自在七八十岁时所持的激进的新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与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所表达的观点大相径庭。应该摒弃两人后来的观点，转向他们早期更加温和的立场。和几年前相比，现在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去评价两人的职业生涯。我希望，尤其是青年弗里德曼和晚年弗里德曼的区别能成为文学中的准则。当弗里德曼转向拥护政策时，包括安格斯·伯金、布莱恩·多尔蒂和威廉·鲁格在内的许多作者呼吁人们关注他渐进的激进化。

我对当代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对保守主义也颇有微词，不过我希望这是合理和公平的。我关注的焦点是强调公共政策的芝加哥经济思潮。芝加哥经济学在公共政策方面成果卓绝。我希望，通过展示和剖析若干世纪以来很多经济学家的思想，能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立的和衍生的贡献。正如芝加哥大学基于历史观点所理解的那样，古典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强大的平等主义元素。这种平等主义元素通过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获得。

我关注最多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有J.劳伦斯·劳克林、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亨利·赛门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首先对他们的前辈（从亚当·斯密到威廉·格雷厄姆· 萨姆纳等人）展开论述。我希望，这些论述加上后面的文献篇，能够提供和当代文献一致地看待亚当·斯密的全新视角。我之所以强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我希望能对他们的思想和发展进行崭新的阐述。

感谢这些为我之前的作品提供过采访的人们。本书中也包括了这些相关的采访内容。感谢莱斯特·戴尔瑟、托马斯·索威尔、萨姆·佩兹曼、史蒂芬·斯蒂格勒和埃德温·米斯。我还采访了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艾伦·沃利斯、D.盖尔·约翰逊、拉里·斯亚斯塔德、拉里·哈耶克和亚瑟·塞尔登。他们都已辞世。我与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米德、罗伯特·福格尔等人有过信件交流。他们也都已故去。最近，有机会采访了乔治·舒尔茨并和大卫·斯托克曼进行了交谈。闲暇时，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查阅了相关档案，尤其是一些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相关的档案。

此外，我还要感谢与我在共同领域辛勤耕耘的许多学者。从他们的著作中，我受益匪浅。这些学者包括：安格斯·伯金、罗斯·埃米特、J.丹尼尔·哈蒙德、克莱尔·哈蒙德、乔治·纳什、约翰·范·奥弗特韦德、罗伯特·李森、菲利普·米卢斯基、罗伯特·范·霍恩、托马斯·斯泰普尔福德、谢莉尔·卡斯珀、马克·斯考森、马尔科姆·卢瑟福、唐纳德·温奇、罗伯特·史纪德斯基和已故的沃伦·塞缪尔斯和亨利·斯皮格尔。每月与我共进一次早餐的好友约翰·巴斯比、鲍勃·卡西、约翰·凯、彼得·麦克道格尔和斯坦·罗登以及我的老教授汤姆·施罗克、纳尔逊·利希滕斯坦和杰瑞·詹姆斯在结论部分提供了建设性的思想，给我启迪。感谢艾伦·布拉德肖为手稿所做的工作。本书的错误和瑕疵与这些人无关。也许会有很多人对本书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代自由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持否定态度。我希望说服他们，或者被他们说服。蓝尼·埃布斯泰因加利福尼亚 圣巴巴拉2015年7月20日引言芝加哥经济学之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对芝加哥经济学的由来进行深入挖掘，会发现其最重要的根源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头几十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以及英国政治哲学家和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作品中。斯密和边沁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边沁很多灵感都是从斯密那里获得的。两人与伟大的约翰·洛克（1632—1704）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一道，成为辉格党最初的古典自由主义队伍中最伟大的四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们也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最伟大的四位自由主义作家和思想家。

斯密的著作促使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斯密的作品中，国家经济被视作一种独立自主的自我维持的制度。它由政府构建但不由政府决定和指导。在斯密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斯密精辟的见解包括以下几点：当双方参与贸易时，均从中获益；比起利他主义，明智的利己主义是更为可靠的社会基础；比起不太复杂的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更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经济活动、收入和财富在道德层面是有益的。斯密采纳的是完全现代化的方法。正如边沁所说，利他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数是衡量对错的标尺。”1

至关重要的是，斯密和边沁坚称个体在体验幸福的权利上是平等的。因此，他们支持民主政策（边沁比斯密更甚之），支持一种能让财富总额和个人所获财富及收入数量达到最大化的经济体系。斯密和边沁对待平等主义者的态度都是温和的。他们不是极端的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收入和财富平等，这对于提升人类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贵族阶级。这个阶级毫无生产力，却能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他们力图改变那样的世界以及那个阶级的状况。他们属于今天所说的政治左翼派。斯密追求的是国家财富，即所有人的财富，而非一小撮阶层的财富。

斯密，尤其是边沁，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的继承者们一样，并不惧怕推动政府履行其职责。他们明白，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们支持通过政府行为来创造标准。他们倡导政府公共工程和学校，认为政府在货币机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赞成新兴的福利国家活动。人们普遍认为斯密、边沁和一般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极端反对政府活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雅各布·瓦伊纳认为，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斯密“在上帝的指导下，以自然和谐秩序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他的道德体系”。2在《国富论》（1776）中，斯密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经济范畴。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斯密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上帝力图创造出最大的幸福的世界。

斯密在《国富论》中最伟大的见解是劳动分工，我们今天也将其称作劳动专业化。他所举的著名的别针制作的例子至今记忆犹新。可以将其看作量化经济学的开始。如果一个人要去干别针制作过程中所有的工序，“他可能一天也就勉强做出一枚，肯定不可能做出二十枚”。但若采用分工流水线的方式来做，“十个人……可能一天就能做四万八千枚”。3使得国家财富产生成为可能的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恰恰是劳动分工。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分工不明确，个人生产力也就更加有限。

此外，最有效的劳动分工需要自由的市场和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如果没有自由的市场，人们之间的贸易交往受到限制，经济就不会有应有的繁荣。同样，如果没有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无论是什么，并非全部），人们也就没有创新和尽可能去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力。应该尽可能地让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开放。市场越大，劳动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越大，全民的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让这些最能充分利用资源、生产效率最高的人来掌控资源。他们能在特定的任务中提供最好的服务，或者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特定的产品。该市场并不总是完美运行，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和民主一样，虽然自由市场是一个不尽完善的制度，但它是我们所拥有过的最好的制度，能确保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出最多样化、最高质量的商品并提供最好的服务。

斯密的智慧在于，他发现只要允许人们互相交换商品和服务就能鼓励经济生产。“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造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不是和他们的人性交谈，而是和他们对自身的爱交谈。”4正是这份社会自然的利益和谐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为他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社会也就更加富有，总体经济也才会更加繁荣。

斯密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中的财富和收入应尽可能均衡分配，因为国家财富不是其他，正是组成它的所有个体财富的总和。斯密的理论体系反对不平等，除非有必要创造更多总产量，并且能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更高的收入和财富。他和启蒙运动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致，提倡本质上的人人平等。他尤其反对导致财富集中的土地继承相关法律。他在《国富论》中评论道：“完全为自己，从不顾及他人，这似乎是人类在每个时代里的卑鄙格言。”5他认为商业、土地所有和官僚阶层在道德本质上不可靠，相关的评论贯穿《国富论》始终。

斯密支持旨在使全体民众而不只是其中一小撮群体获益的政府行为。瓦伊纳这样概述斯密的观点：“当政府行为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时，是正常的，因而是有益的；但当它伤害了社会的总体利益时，则是不正常的，因此是恶劣的。”6在《国富论》中，斯密认可以下领域的政府角色：参与货币制度；检定诸如“盘子上的英镑标记和亚麻及羊毛布匹上的印戳”7等生产实践；要求支付工人现金而非货物形式的规定；关于各种垄断的规定；包括街道清扫在内的卫生标准；提高公共卫生标准以阻止疾病传播；包括高速路、桥梁、运河和港口的修建与运营在内的公共工程；政府对公园的所有权和运营；专利和出版权法律；房贷规定；利率规定（他认为最大利率应为5%）；邮政服务运营和提供公共教育等。

瓦伊纳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斯密支持政府对个人行为的限制，这些限制不涉及公平和防卫。其唯一的目的是提高个人行为对资本的投资、商业过程和劳动力雇佣的指导性”。8斯密赞同用税法来削弱包括烈性酒消费的一些现象，而且支持对豪华车辆征收高于货车的养路费，借此，“很容易让富人（可能）的懒惰和虚荣为救济穷人做出贡献”。9他提倡对租赁协议做详细的规定，以及对这些被政府提高了价值的土地征收高于平均水平的税收，且支持累进税制。在《国富论》中，他写道：“让富人为社会开支做贡献是合理之举，贡献值不但和他们的收入成比例，而且应当高于此比例。”10斯密认为，存在一只自然自发秩序的“无形之手”，它能使总体幸福最大化。这只“无形之手”包括推动公益和社会平等的重要政府行为。11

但是，仅仅或者主要把斯密描述成国家福利萌芽期的支持者却并不准确，尽管他的确是。斯密的主要贡献是阐释了一个系统，该系统不由政府控制和引导，就能获得最大的经济生产力和经济生产总值。他的作品均完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他于革命的第一年去世了）。他可能并未预想到这次革命能给社会带来的实际变化。若是他能活得更久一点，必定会支持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斯密备受早期法国革命领导人的敬仰。他支持美国革命。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并非宗教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寻求的是今生的最大化幸福和最高生活标准（两者在他看来同义）。

斯密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削减政府和传统观念的作用。政府和风俗习惯对经济活动的禁令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斯密认为，他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然的自由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自由交换和显著政府作用基础之上。在该系统中，经济生产总值能够达到最大化且分布均衡。他的重点是政府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和行动的相融并济，能够给人们创造最好的生存环境。

斯密最亲近的也可能是最要好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曾写道：“斯密相信，基于对人类本性和人类历史的观察，建立一门真正的人类科学是可能的。这门科学不但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组织原则，还能解释开明的统治者遵循的政体和立法原则。这些统治者想让国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想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12因此斯密主张的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不作为或小作为。芝加哥托马斯·索威尔和詹姆斯·布坎南也非常赞同该观点。索威尔指出：“于斯密而言，平等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13布坎南说：“一个原原本本的亚当·斯密和现代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相距甚远。”1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亚当·斯密、里卡多和马尔萨斯的作品中没有‘放任主义’这个词。这样的观点也从未以教条的形式出现在这些作者身上。”15极端反政府主义的观念与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哈耶克的“伪”个人主义16）更加类似，而不是英美的历史实用主义传统。在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之前，伟大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呼吁政府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他们是宗教上的左派——不可知论者、温和的自然神论信仰者、无神论者或是谦逊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某种科学家（最初被称作“哲学家”），会遵循真理的引导，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存在教条主义者。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明确表明了他的功利主义立场：

有观点认为，神圣的上帝在永恒之中用仁慈和智慧设计并管理着宇宙这个大机器，从而能始终创造最大化的幸福。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崇高的观点。……管理宇宙大系统，关心所有理性和感性的人们的普遍幸福，这不是人类的事，而是上帝的事。上帝分配给人类的是一项更为微末的任务，即关心其自己、家人、朋友以及国家的幸福。这项任务与人类薄弱的力量和有限的理解力相匹配。17

和后来的功利主义者一样，斯密寻求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

杰里米·边沁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斯密。边沁所激励和领导的英国功利主义者最后都成为斯密最重要的拥护者。他们在民众面前和国会上捍卫着斯密提倡的经济改革。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功利主义者与其他改革者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成功地确立了自由择业、自由交换土地、国内自由贸易以及对外自由贸易。18这段时期还形成了许多重大的立法。其中，改革后的《谷物法》取消了对外国粮食征收的禁止性进口税；《英国济贫法》减少了济贫中的费用。

边沁的另外一项努力是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享有选举权。他认为，民主扩张和健全政府扩张事实上如出一辙。1832年的《改革法案》取消了人口稀少的“有名无实选区”的席位，为新的城区提供了代表席位，扩张了公民权。在边沁去世的前几天，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历史上，以民主与重要的政府角色为一方，自由市场与最大经济生产总值为另一方，这双方息息相关，携手前行。

和斯密不同的是，边沁在多年后的著述中，更加高亢地支持能够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活动。在芝加哥瓦伊纳最具权威性，他指出：

在英国，大部分源于边沁的系列改革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我仅列出部分：多数领域的基本法改革；监狱改革；包括成年女性在内的普遍选举权；自由贸易；殖民地政府改革；贸易联盟合法化；政府负担的大众教育；自由言论和自由宣传；无记名投票；行政部门任人唯贤；废除高利贷法；普遍财产登记；地方政府改革；商业航运的安全代码；卫生改革和政府负担的预防性医药；系统性搜集统计资料以及对穷人的自由正义。19

瓦伊纳认为，边沁是一位“成功的社会改革家。在历史上，除了卡尔·马克思外，他比任何人都更成功”。20

其他芝加哥学者也赞同瓦伊纳对边沁的高度评价。如亨利·赛门斯写道：“斯密，特别是边沁，是杰出的现代民主政治哲学家。”21乔治·斯蒂格勒称其为“伟大的边沁”。22哈耶克认为：“杰里米·边沁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23弗里德曼在评论斯密思想在英格兰的传播时写道：“边沁、里卡多、詹姆斯·穆勒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积极地致力于这些思想的传播，并促进它们在政治上的发展。”24赛门斯则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政策方针：“我尝试要说的所有观点，在边沁和边沁主义者那里都有更好的陈述。”25

边沁模式的本质和核心是功利观。功利像太阳，他的其他思想则像行星绕着功利旋转。他在早期的一部未发表的手稿中写道：“幸福是所有人类行为和人类思想的目的。为什么是幸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这是针对那些有时似乎竭力对它表示质疑的人所说的。”26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的开篇，边沁写道：“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之下：痛苦和快乐。它们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同时决定我们能够做什么……它们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话语和思想。”27

边沁和他的芝加哥继承者以及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世俗功利的最大化，即最大化的人类幸福。实际上，由于可实证的功利最大化原则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后人把边沁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述“边沁的格言”：“每个人都指望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认为。”28平等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分化为极少数超级富裕的创造者和大量贫困的工人和穷人的社会。然而，美国的现实情况是数以千万的人正在步入这样的社会。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当代自由主义作家和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或许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尖锐的、不平等的经济秩序。这是两大主要政党的一个含蓄甚至明确的目标。可以说，社会正实践和经历着极端的不平等。然而，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但可能是一个当代自由主义或者当代保守主义的社会，也就是说，当代自由主义者和很多保守主义者把追求不平等作为他们的最高现实目标。

当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化身艾茵·兰德描写过这样一段人物独白。主人公凝视着城市的灯火，喃喃自语道：

看看它，一个崇高的成就，不是吗？一个英雄的成就。想想成千上万的人为创造它而努力，数百万的人因它而获益。据说要没有从古至今遍布四周的十二个人的灵魂，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如若果真如此，便会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态度是这十二个人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都被他们灵魂洋溢出的华丽瑰宝滋养，我们很高兴地怀着感恩和手足情谊接受这些瑰宝；另一种态度是这十二个人通过绚烂的成就让我们看清了自己。我们比不上也保持不了他们的成就。我们不想接受他们免费赠送的辉煌。如果山洞和木棍是我们创造力的极限，那么沼泽旁边的山洞和钻木取到的火就好比摩天大楼和霓虹灯。29

很多（可能大部分）的当代自由主义者都深受兰德和她激进的、不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们和他们的保守派盟友们认为，在一个合适的理想社会中，人们之间获得和持有的收入和财富非常不均等，比如当代美国，在整个政治领域中，人们听不到任何一个代表平等的词。事实上，当人们之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拉大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对政府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批评，而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这种批评尤甚。30年轻时候的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以及赛门斯都倡导通过大量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来减少经济不平等，但兰德及其追随者们对平等的渴望并不是古典自由传统的一部分。

继赛门斯及一系列英国古典自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后，芝加哥经济学家通常提倡旨在为所有人而非一小撮人带来最高生活水平的公共政策。从斯密到现在的所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目标都是使每个人的幸福最大化，并且认为人们拥有平等的体验幸福的权利。即使在老年时期，弗里德曼也不时地表现出他的平等主义情结。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指出：“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被划分成了‘有’和‘无’两个阶级……如果被分为两个阶级，我们这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31 实际上，当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差距远小于现在。

可能更多的学生是通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1859）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穆勒是颇有造诣的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而穆勒父子俩都是边沁的学生和门徒。

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领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新兴高校体系的权威教科书。《论自由》曾经是，也将继续是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最好论据，是个人主义的高亢赞歌。《代议制政府》（1861）影响了议会改革。作为议员的穆勒提出了赋予女性选举权的法案，这比最终通过的类似法案早了半个世纪。穆勒的《自传》（1873）影响了社会改革。《功利主义》（1861）一直是鼓舞人心的道德文章。创始于1884年的英国费边社是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之一，其早期成员都读过穆勒的著作。

穆勒尤其强调天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和全人类相比，仅有寥寥无几的天才所做的尝试是对既有惯例的改进，因此这些极少数天才是世界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会停滞不前。

强调天才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赞同。除此之外，穆勒还支持通过运用世俗功利最大化原则使所有人以及最终一切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过上高标准的生活。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功利主义者。120多年来，追随穆勒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一直信奉着这个信条。无论他们在技术、哲学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分歧，芝加哥经济学家和普通经济学家一样，绝大多数都坚持功利主义世界观。

穆勒预测，一个实现所有人的更高生活标准的社会是有可能达到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在1861年预见性地写道：

任何人，只要他的观点值得片刻考虑，都不会怀疑世界上大部分有积极因素的罪恶可以自动移除。若是人间世事继续进步，这些罪恶最终都会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暗示煎熬的贫穷可能完全消失……那些最棘手的敌人、疾病，也可能被无限地减少……同时，科学的进步承诺未来将会更加直接地征服这些可恶的敌人……总之，在很大程度上，所有人类苦难的根源几乎全部被人类的关爱和努力战胜。32

穆勒是一位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相信理性的对话能说服社会。他是首批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在职业生涯中并未过多地参与直接的政治活动，但是却对公众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他在不同学科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道德和经验主义的论辩。这些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等。

在18—19世纪期间，除了斯密、边沁和穆勒，还有其他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19世纪最后几十年影响力最大的可能是科学领域。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以其他书籍从未有过之势在知识界横空出世。或许只有《圣经》和《古兰经》才有和它旗鼓相当的影响力。达尔文对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观提出挑战。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有生命的万物都可以被解释为自然的进化过程。凯恩斯指出：“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财富、商业和机械都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自由竞争创建了伦敦。但是达尔文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自由竞争塑造了人……可以把适者生存的原则看成对李嘉图经济学的归纳和概括。”33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经典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达尔文主义国家。英国将达尔文推向了世界，但是美国极其迅速地接纳了达尔文主义，并与其惺惺相惜。”34霍夫施塔特补充说：“在所有人当中，赫伯特·斯宾塞做了最大胆的尝试，试图使演化的启示在生物学之外的领域系统化。他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高于在他自己的祖国。”35

达尔文为人类意识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观。过去，人们认为上帝直接创造了地球上生物物种的最终形式。人们相信，人类所知道的现存的动植物种类多半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唯一物种。然而，在近代早期（16—19世纪），越来越多的化石和其他灭绝物种的遗骸被逐渐地发现。另外，地质学家和其他人士在不同的地方辨别出过去不同的气候，并且推测地球的年龄远远超过《创世记》中所说的6000年。为什么会这样？

达尔文的贡献如此巨大。人们很难透彻理解或掌握它。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自然进化思想，但是达尔文的著作却是最包罗万象，最有说服力并且最具独创性的。达尔文世界闻名，他的《物种起源》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36

很快，达尔文的观点被用在了人类社会中。以达尔文学说为前提，赫伯特·斯宾塞是19世纪最为倡导限制政府作用的哲学家。这种姿态和大多数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战线的前辈们不同。斯宾塞父母的祖先都是英国和法国的新教徒、持异议者和反叛者。斯宾塞在他的自传中指出，他对政治、宗教和社会权威的蔑视可以追溯到其家族长期珍视独立和异议的传统上。1848—1853年，他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副主编，后来成为全职的自由撰稿人和公共知识分子。

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1873年斯宾塞在穆勒去世后写道：“对于我来说，似乎没有必要再去详述穆勒先生的成就，也没有必要坚决主张他对他所处时代思想的广泛影响。事实相当明显，也得到了所有尽晓前半世纪思想发展的人们的认可。”37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在两年前便指出：“过去20年，所有在我们两所大学中的任意一所待过的人都会注意到，穆勒先生的作品最有力地影响了几乎所有前途无量的年轻人。”38达尔文自己也在《人类的演化》中评价穆勒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39

在讨论政府的功能时，斯宾塞关心的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他认为，政府仅有两项适当的活动，即维持秩序和司法行政，其目的也仅仅是保卫人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政府没有权力促进宗教、控制贸易和商业、鼓励殖民地化、帮助穷人或者实施卫生法案。斯宾塞是最极端的19世纪放任主义的倡导者。

斯宾塞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其实真正创造“适者生存”术语的人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社会中，并由此得出自然选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在斯宾塞看来，富有的人自然比不那么富有的人更适合生存（一个近些年在美国卷土重来的观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富人天然的优势把他们领向成功；而穷人天然的劣势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对穷人任何形式的救济和支持都只能使得他们更弱小。正如凯恩斯所言，“社会主义对市场的干预不但不明智，而且不虔诚，阻止了我们自己从原始的淤泥里挣脱向前的强大进程”。40

受斯宾塞思想的影响，创建了芝加哥大学的约翰·D.洛克菲勒曾解释说，“大型商业的发展只是适者生存。……美国丽人玫瑰只有去除长在它周围的初蕾才能变得光彩夺目、芬芳四溢，给拥有它的人带去欢乐。这不是商业中的一种邪恶趋势，而只是一项自然和上帝制定的法则”。41斯宾塞自己也认为：“我只是把达尔文先生的观点运用到人类身上。……只有这些向前的人……最后才能生存。……（这些人）一定是他们同代人的精英。”42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是斯宾塞在美国的主要学术门徒，他写道：

生存的挣扎旨在反对自然。我们从吝啬的自然手中夺取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同伴是和我们争夺这些贫乏供给的竞争者。因此，竞争是一种自然法则。自然是完全中立的，她屈服于这些最坚决有力地攻击她的人。她对适者进行奖励，从而不会有其他任何顾虑。那么，如果存在自由，人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东西与其工作成正比，人们的拥有和享受与其状态和行为成正比……倘若我们不喜欢这点，并且尝试去修复它，那仅有一种途径。我们从更好的人那里拿来东西送给更差的人。我们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把罚金扔给这些做得更好的人……以此方式，我们减少了不平等。我们赞成不适应者的生存，我们通过破坏自由来完成。43

萨姆纳也指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为某项工作自然选出来的社会代理人。他们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但是这对社会来说是笔好买卖。”44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成功的商业是适者生存的表现。不成功的工人则是被淘汰下来的不适者。事实上，大经济环境或偶然性在决定经济成败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对放任主义产生的奖惩进行干涉违反了道德和物理法则，绝对做不得。通过政府改善或提高贫困群体的生活标准将只会增加穷人的数量，并且迫使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当中。同样，给予成功者更少的资源将会影响他们的事业发展。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是芝加哥大学创立初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经济保守派利益集团的科学信条。

18—19世纪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功利主义者、古典自由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是极其世俗化的。生活的目的是使世界上人类的幸福最大化。因此，他们倾向于不用自然权利术语为市场辩护。在他们那里，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利都是人为制定。

穆勒在《论自由》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我放弃任何源于抽象权利观点的有利论据，这种论据与效用无关。我认为效用是所有道德问题的终极标准。”45著名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哈耶克的一位导师，他跟其他人一样，在《古典传统中的自由主义》（1962）中论述了自由主义的物质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不过就是推动外部物质福利发展的观点”。46布莱恩·多尔蒂是《理性》杂志的高级编辑，对这段话评论道，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功利主义的；米塞斯支持经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任何精神和形而上的权利原则，而是因为他相信，通过理论和观察可以证明，自由主义保证了所有人的最大财富和物质富足”。47

在当代美国社会，继续高举传统古典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家有：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学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约翰·洛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埃德温·坎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韦斯利·米切尔、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莱昂内尔·罗宾斯、亨利·赛门斯、保罗·萨缪尔森、赫布·斯坦、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和年轻时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还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拉里·萨默斯、罗伯特·莱西、詹姆斯·赫克曼、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实际上，和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相比，可以认为已故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无政府主义立场在策略和方法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在别的作品中严厉批判了“建构论唯理主义”。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想要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改变的范围来看，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是比任何古典自由主义者都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老年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尤其是弗里德曼）对自己是激进分子的状态毫不避讳。他们拒绝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代之以全面重组社会的革命性提案，很少去关注过渡问题。弗里德曼后来提倡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新无政府主义社会，这样的思想在芝加哥大学建立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更加流行。因此，弗里德曼的思想是一种回归。第一章洛克菲勒的大学与政治经济系

从19世纪的最后十年至今，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研究机构。其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机构，尤其是在经济学和物理学领域。这些获奖者多数是它现在的或者曾经的学生、研究者或者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调侃的口吻对潜在的获奖者们说：“到芝加哥大学去吧。” 1

芝加哥大学创建于1891年，1892年正式开课，其发展程度可以和任何一所高等教学研究机构媲美。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是位圣经学者，一名精明的学术管理者。他受到了芝大的主要捐助者和创始人——标准石油公司约翰·D.洛克菲勒的强大支持。

洛克菲勒于1839年出生于纽约力奇福德镇的一个富裕家庭。1854年，在他上高中的时候（能上高中的人当时还寥寥无几），他在一篇作文中描写道，“残酷”的南方奴隶主让奴隶们在“灼热的烈日下劳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能自诩为自由的国度”？2 1860年，他为亚伯拉罕·林肯竞选总统投票。1870年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并在20年间成为美国首富。在经历了极富争议的职业生涯后，他把精力投向了慈善事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洛克菲勒认为他能够在医学研究、科学和教育领域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那时候，科学和宗教不像现在这样存在分歧。实际上，最虔诚的宗教教徒通常也是最支持科学研究的人。

19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次扩张潮，这是一个大学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年来，洛克菲勒一直对建立一所和其信仰有关的重点学院或综合性大学饶有兴趣。1877年，芝加哥神学院浸信会联盟为了在芝加哥重建一所大学联系到他。在洛克菲勒做出在芝加哥建立一所重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决策中，哈珀是核心人物。时年31岁的哈珀是浸信会联盟的一位旧约学者。洛克菲勒很快便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他后来这样描述哈珀：“一个朋友和伙伴，在日常生活中，和他的交往比和其他任何人都愉悦。”3 1887年，哈珀致信洛克菲勒：“在这片大陆上，没有什么事业比在芝加哥或芝加哥附近建立一所大学更加伟大。”4

为什么对芝加哥情有独钟？建于1837年的芝加哥是典型的美国城市，而非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创建。到1890年，芝加哥的人口达到一百多万，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坐落于著名的1893年世界博览会旧址，该博览会旨在庆祝哥伦布的首次美洲之旅400周年。芝加哥大学则是建立在世博会的部分展览场地上。20世纪的芝加哥因为有了这所大学更加名声大噪。洛克菲勒担心，大学如果建立在东部地区，容易受到传统学术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建立在芝加哥，则会开辟新路，完全契合时代精神。5

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创建初期投入了3500万美元，比现在的10亿美元还要多。他特别慎重，不以任何形式参与学校的学术管理。他极少参观校园，也不出席董事会，在学术事务上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位美国首富为学校提供了大量资金，缔造出它的镀金时代。当然，这所新学校既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也遭到了不少抨击。

在公众的观念里，芝加哥大学是洛克菲勒的大学。早期的漫画讽刺了洛克菲勒向其空投大量现金的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写道：“连篇的媒体报道将芝加哥大学描述为洛克菲勒的最爱。1903年，《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富裕的洛克菲勒大学。漫画上一位女士高举着印有标准石油公司标志的灯，她的礼服上印满了美元符号。”6洛克菲勒和1929—1951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以及1946—1976年在那里执教的弗里德曼一道，成为迄今为止公众心目中和芝加哥大学最有渊源的三个人。

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南部，靠近市中心和密歇根湖。它在1892年10月1日正式开课。当时没有举办任何的纪念仪式。芝大在开课初期即步入正轨，就像仿佛早已投入运行一般。洛克菲勒向哈珀提供资金并嘱咐他创建一所全新而伟大的大学。哈钦斯的传记作者哈利·阿什莫尔说：“芝加哥大学没有受到强加给早期东部兄弟院校身上的狭隘的大学义务传统的束缚，摆脱了塑造新近建立的州立大学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它模仿欧洲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把对学术研究的关注放在首位，把推进人类知识的进步作为公开的使命。”7

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后来尤其是“二战”后的高等教育规模相比还很小。1900年，在美国，18—21岁的年轻人中，只有4%的人进入大学。8哈佛和耶鲁各自仅有大约1500个学生。大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到政府部门工作。19世纪末期，美国有几百所大学，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性和小规模的州立性机构、农业大学、师范大学、技术学院和普通教育大学。这些大学都是由州政府赞助，属于教派或私立性质。所有大学几乎都没有研究生课程，因此还没有“综合性大学”的说法。1850年，全国仅有8名研究生。到1900年研究生数量上升至5700人，1930年4.7万，到1950年达到22.4万人。9

哈珀用洛克菲勒的钱打造了一支出色的教学团队。芝加哥大学教职工的薪酬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几乎是最高的。它无疑属于美国首批“综合性大学”。莫迪默·艾德勒或许是哈钦斯最亲密的助手。他在1941年一篇广受欢迎的名为《芝加哥学派》（并未提及经济学）的杂志文章中评论道，“芝加哥大学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最年轻的机构之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去区分本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它就是一所最古老的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机构”。10艾德勒继续说道，在芝加哥大学之前，美国的综合性大学只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克拉克大学。19世纪后半叶，很多美国人由于国内机会太少，从而转赴德国攻读硕士。

芝加哥大学从建立伊始就强调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哈珀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制度规划，包括创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加强图书馆建设，鼓励院系创办期刊，以及从全国招聘顶尖教师。招聘的第一批教师团队中包括九名大学校长。切尔诺写道：“哈珀抢来了大批常春藤教员，以至于那些被他掠夺的对手抗议这是严重违规的行为。”11此外，芝加哥大学不歧视犹太人。后来有关本科生而非研究生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30年代，接近1/3的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都是犹太人。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因为其他大学限制犹太人数量，所以芝加哥大学成为全国独树一帜的学校。12芝加哥大学从一开始就允许男女生同校，这也是高等教育新兴的发展方向。非裔美国人和亚洲人也获允就读该校，但其数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只占了不到全校人数的2%。13

在1895年，艾德勒指出，哈珀说：

大学教员仅仅完成所分配的授课和讲座任务是不够的。这些任务固然重要，但如果他们不同时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能对大学之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事情上，大学便不能被称为大学……真正的大学是思想的中心。人们在这里思考和人类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组成它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首要的义务便是研究和调查。14

正如后来艾德勒所说：“芝加哥大学在成立的前10年里，执着地坚持并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使命，这让它获得了相当高的声誉。”15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是早期政治经济系的首任系主任。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让学生获得独立的能力和工作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观念”。16劳克林是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他为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提供了实用而广泛的学术上的重要支持。他和共和党关系密切。

芝加哥经济学院历史学家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认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观点是劳克林经济学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穆勒的观点。”17劳克林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878—1888年在哈佛任教。在此期间，他是放任主义的支持者，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在哈佛他创立了一个政治经济俱乐部，萨姆纳是其中的成员。

劳克林在1884年编辑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节略本。由于受到该节略本的影响，美国人把穆勒看作一位严格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然而在英国，由于费边社和其他因素，人们更加强调的是穆勒观点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首次出版，1868年推出第六版，也是最后一版。人们应当正确地估计该书的重要性。虽然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因为穆勒的《论自由》和《功利主义》而记住了他，但在19世纪，他的巨大影响力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世界经济文献中的一本伟大的经典著作。

劳克林在节略本中强调了斯密的《国富论》。他用一篇“政治经济历史简述”来引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克林说：“亚当·斯密的最大成就是对原理连贯而全面的把握。”《国富论》是“后来政治经济领域中所有讨论和发展的基础”18。他进一步阐述道：“亚当·斯密开启了政治经济历史上的一段崭新时期。”19关于穆勒的著作，他写道，这本书“涵盖了整个政治经济研究领域，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最具明晰性和系统性的一本著作。”《原理》是相关主题的“最为系统的著作”20。

这本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节略本，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在展望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未来而非回顾过去，该书针对美国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有趣的是，劳克林在节略本中运用24张统计图片来阐述穆勒的观点，并将穆勒的观点延伸到对美国情况的关注上。劳克林对当时萌芽的经济理论数学化现象未持任何正面之辞。在引言里，他这样评论穆勒和其他人：“W.斯坦利·杰文斯教授反对上述所提及人们的观点。他将数学程序用于政治经济学中，但是没有新的收获。”21 一直以来，区别于统计数据展示的对经济理论相对非数学化的展示，是这里所讨论的大多数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典型特点。

斯密认为，政府对产业的调控计划是站不住脚的。指导个人如何使用资本的做法要么有害要么无用。他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邻国繁荣起来，这个国家也会变得更加繁荣。22在劳克林看来，自由市场需要庞大的私有部门。然而，自由市场并不排斥重要的政府作用，事实上它们往往协调一致。在工业时代及近些年的民主社会中，自由市场和政府发挥的重大作用历史性地携手前行。当然，政府的作用也并非万能。

洛克菲勒在公众中树立了芝加哥大学的声誉。劳克林在最初的24年中担任政治经济系主任。毫无疑问，在新生的经济学学科中，芝加哥大学树立了保守派的口碑。劳克林和很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出色继承者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强调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在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性概括中，他敏锐地观察到：“通过讨论货币以及金银向欧洲的异常流动，人们可以瞥见政治经济学的首道微光。其中，金银的流动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开发导致的。”23

在1916年以前，劳克林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此后他继续参与学术和公共活动，直到1933年去世。他有很多年没有参加新兴的美国经济学会组织。然而该学会使得芝加哥人和经济学领域的其他人产生了早期的专业分歧。这种分歧曾经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长期存在。但现在不再是这样的情况。劳克林在其终身教职生涯中曾经聚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些曾经出现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和雅各布·瓦伊纳。他们都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克林强烈倡导在芝加哥建立一所商学院。他还创办了《政治经济学期刊》。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在早期的经济学课本《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87）中论述道：“基督徒的品格是工业进步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获得自我掌控的能力，学会如何使用个人力量去达到既定的目标，并且认为未见的未来的美好超过可见的眼前享受……他就有能力抵达一个远好于其人生初始的地方。”24在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理查德·艾伯林看来，劳克林“为接下来几百年的系部发展奠定了基础”。25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初使用的系名是“政治经济学系”而不是“经济学系”。虽然有关政治的论述至少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就已经存在，但是有关经济学的主要著作直到17世纪左右才真正产生。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指出，社会生活和社区秩序的目的是“舒适地生活”，本质上这是幸福的功利性标准。约翰·洛克在其革命性著作《政府论（下）》中将个人幸福作为社会秩序的目的基础，为今天的个人财产提供了最好的辩护。著作中还做出了其他贡献，包括阐明了价值的劳动理论。但是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政治相关的。

16—19世纪，民族国家层出不穷。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期当中，时代精神变得更加世俗化、个人主义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人们加快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economics（经济学）”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eco（意思是房子）和noms（意思是法律）。经济学最初指的是家务管理艺术。久而久之，该词具有了更加普遍的内涵。1767年，第一本在标题中使用“政治经济学”的英文著作问世——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探究》。九年后，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在斯密的著作出版之后，其他人的作品也沿袭同样的方向。这些人包括：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些人物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密切联系和关注公共政治及公共福利。和其他人相比，马尔萨斯更多地指出了经济学的阴暗面。他认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由于人口过剩和资源有限造成的贫穷是不可避免的。26达尔文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影响，提出以下观点：只有少数个体能够繁衍，生存需要竞争。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文字的形式，而不是数学或几何的形式（虽然李嘉图指明了数学形式的方向），并且关注国家政策。古典经济学的目的是将新生的经济，从政府和社会管理的桎梏中以及传统和税收这些阻碍商品和服务自由交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8世纪，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国际学科。很多经济学家来自德国、法国、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以及18世纪末期的美国和英国。英国被公认为经济学理论的领导者。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形式和几何方式的呈现变得更加明确。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替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的转化，同时经济学的数学化和专业化也不断深化。到20世纪30年代，“政治经济学”消亡，“经济学”处于统治地位。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不仅是美国第一批拥有研究生课程的大学科系之一，还是美国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系。在此之前，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及政治社会科学合并在一起。劳克林的著作写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过渡的时期。和在他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相比，他的著作更多地保留了对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的强调，这和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芝加哥继承者的著作一样。

芝加哥大学从创建伊始就和很多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有联系。托斯丹·凡勃伦或许是20世纪前25年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起伏不定的职业生涯中，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间长于在其他任何机构。凡勃伦的职业生涯中充斥着性丑闻。他好色无度，以追求异性为乐（在芝加哥的时候，曾横跨大西洋，对一位女生穷追不放而遭到强烈批判）。虽然如此，他依然在学识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最著名的《有闲阶级论》（1899）猛烈地抨击了商业广告、富人和“炫耀性消费”27。他是《政治经济学期刊》的首任主编。他被认为是新兴经济学制度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为运动提供了启示。制度运动采用一种结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式，而不是理论的数学方式。

凡勃伦十分反对当时既存的秩序。他认为，那样的秩序被富人操纵，和穷人对立。他在《既得利益与普通人》（1919）中写道：“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们控制着市场，由此控制着这些不得不依靠市场进行买卖活动的人们的生活条件。”他同时还说道：“文明国家的人口分为两个主要阶层：富有之人和贫困之人。”28 或许，他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加谴责这样的观点，即富人有权拥有或应该拥有巨大的财富，并对财富精打细算。他还提出广告浪费的理念，该理念是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对资本主义否定式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社会派作家斯图亚特·蔡斯在提到凡勃伦时说道：“他的论点很简单。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不会主要为了有用的目的去使用社会给予他们的盈余。他们不会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去过更加智慧、更加有判断力地生活，而是力图向其他人证明他们有盈余。”29

虽然现在人们对凡勃伦的贡献有着不同的评价，他的盛名也不复存在，但是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他受到了高度推崇。商业编辑维吉尔·乔丹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说道：“凡勃伦对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能大于其他任何美国思想家。人们如果不了解凡勃伦和他的思想，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个国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30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很多顶级学术顾问都熟悉或曾经读过凡勃伦的著作。

凡勃伦受到斯宾塞和萨姆纳的影响，其中萨姆纳是凡勃伦的老师。达尔文的进化演变论犹如晴天霹雳降临学术界。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社会中人的生命，和其他物种的生命一样，是生存的斗争，是一种选择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结构的演变是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人类制度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被泛泛地理解为最优秀思维习惯的自然选择。”31然而，和达尔文社会主义者不同，像凡勃伦这样的经济制度主义者，强调人类能动性在决定社会方式和规则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秩序的结果并不一定反映自然秩序。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是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经济学，更笼统地说，是社会科学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是劳克林的博士生，也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米切尔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创立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或者任教的经济学家们都曾经与这个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生于1874年的米切尔在几个机构的很多领域都颇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担任了数年的研究部主任。任职期间，他指导过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项目。这些经济学家受到他着重经验主义和统计测量的研究方法的影响。32米切尔的主要个人研究领域是经济波动，他的《商业周期》是该领域多年来的重要著作。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卒于1948年。

米切尔通过讨论货币的使用，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辩护：

它是复杂价格体系的基础，个人必须要调节自己谋生的行为去适应这个体系……拥有卓越的挣钱能力的个人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新的领导者找到很多机会去剥削利用他人；但是，一般来说，努力挣钱的人是整个社会消费者的奴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货币经济中，这些能最有效地为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生产出他们所青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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