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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4 19: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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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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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讲义

国学讲义试读: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门类,甚至是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那个时期是国学流行的年代。数年之间,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刊物、书籍层出不穷。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国学”要义。章太炎先生正是这股“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他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人们所周知,但章先生更著名的是他在国学上的地位。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国学热”,并渐成“显学”。这种热潮无疑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因不满、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实事求是”(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我注六经”)的学风,而兴起“汉学”。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对于这种不发表思想、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清代后期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时值今日,再兴国学,是求其思想,而并非整理古籍,辨别古书真伪,校正古书文字,考释名物制度等。

现在,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等人的不遗余力之考证后,到我们这一代,考据学似乎已没有必要再深加究了——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我们所要鉴借的只是国学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法家的“废私立公”“国之四维”等等思想。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也正因为今天国学的意义已然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有不同,所以尽管今天关心国学的人似乎更多了,但整体对国学的深入程度以及贡献恐怕还是难以企及那个年代。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相关的学院,却难说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有着深厚学养的国学大家了。能读懂这些一意深研的大师所留下的著述已非易事。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但留下了众多专深的研究成果,还在无意间用平实浅近的方式给初学者提供了一条门径。时下热卖的相关书籍中,多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正是一本能让普通读者感到颇具参考价值的小书。

关于国学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以思想分,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以《四库全书》的分类,则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本书以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为基础,附以他的另一本著述《国学讲演录》的一部分。前者是章太炎先生的一次演讲记录,是以经学、哲学、文学的不同角度进行的讲述,非常浅近,易于理解,我们以这本小书作为本书的主体;后者则是系统地讲述国学,分别是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子学略说和文学略说等几个部分,是一本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讲解著述。考虑到今天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及主体部分的体例,我们选取了其中的经学、子学和文学部分分别附于《国学概论》的相应章节之后,以便于读者的阅读。编者

曹聚仁《国学概论》小识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因此可以说:学者是青年们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饲育和扶持两种责任的。太炎先生是当代的学者,我们读他所著的《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问答》等书,就可明白他辟出多少灿烂的境地!先生以前在东京、北京,这次在上海,把国学为系统的讲明,更可见他对于青年们扶掖的热忱。我在听了讲演以后,心里自然有无限的感激,所以不计工拙,把先生的话记出。并且看到青年们有求知的热狂,而因时地关系没能亲聆这次讲演的很多,所以又把记录的稿印出,希望传播得比较的普遍些。在下文还申述些浅薄的见解。

学术界近来颇有研究国学的倾向,确是好的现状。但是大部分对于为什么要研究国学这个先决问题,还是持迷离混沌的态度,或者竟是盲从的。在讲演会中,第一次,就听到两种可怪的论调,在他们原以为是妥适的理由哩。

这两种论调是:

一、西洋人研究中国国学的很多,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学,哪可不研究?

二、当代有太炎先生这么淹博的国学学者,我们哪可不赶快去研究?

持这般论调去研究国学,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根本上没有明白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想到要去研究国学的原因,只不过因循的盲从,胡乱提倡些国学,做冒牌的圣人之徒,替青年造成进化的障壁!中国数千年来,不是没有讲论国学的人,却很少真正研究国学的人。所以国学愈讲愈失其真,荆棘蔽途,苦煞后生小子!在现在不研究国学也罢,否则非彻底了解研究国学的主因,便不能得着效果。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呢?可把他分做四层讲明:

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适从。在取舍问题亟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

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我们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的整理起来,或者能够观察明白,使后人也得着好处。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这是第二层原因。

大部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新”,要想接受他;但社会上“旧”的势力膨胀到极点,稍一反动,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要找出国学的真面日,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功夫。这是第三层原因。

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这是第四层原因。

可见我们研究国学,决不是盲目的,原含着以上四种急迫的需求。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且细看他讲的话,自然明白了。

但是,我们一方面完全承受先生的讲演,一方面却须用批评的眼光去观察,要记牢“我爱先生,我更爱真理”一语。

最后,我更对邵仲辉先生表示谢忱,因为稿中许多地方都承先生指正。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聚仁识于上海第一章概论

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甲、国学的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乙、治国学的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甲、国学的本体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晋郭璞《山海经》宋淳熙七年刻本《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其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作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再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作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亟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礼记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灵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么?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呆子一般,这样愚呆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于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水浒传》中英雄排座次乙、治国学的方法一、辨书籍的真伪

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一)《吴子》

此书中所载器具多非当时所有,想是六朝产品。但从前科举时代把他当作“武经”,可见受骗已久。(二)《文子》《淮南子》为西汉时作品,而《文子》里面大部分抄自《淮南子》,可见本书系属伪托,已有人证明他是两晋六朝人做的。(三)《列子》

信列子的人很多,这也因本书做得不坏,很可动人的原故。须知列子这个人虽见于《史记·老庄列传》中,但书中所讲,多取材于佛经,“佛教”在东汉时始入中国,哪能在前说到?我们用时代证他,已可水落石出。并且《列子》这书,汉人从未有引用一句,这也是一个明证。造《列子》的也是晋人。(四)《关尹子》

这书无足论。(五)《孔丛子》

这部书是三国时王肃所造。《孔子家语》一书也是他所造。(六)《黄石公三略》

唐人所造。又《太公阴符经》一书,出现在《黄石公三略》之后,系唐人李筌所造。

经、史、子三部中的伪书很多,以上不过举个大略。此外,更有原书是真而后人参加一部分进去的,这却不能疑他是假。《四子书》中有已被参入的。《史记》中也有,如《史记》中曾说及扬雄,扬在太史公以后,显系后人加入,但不能因此便疑《史记》是伪书。

总之,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看,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们彷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二、通小学

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作文章尚须略通小学,可见在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小学在古时,原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但到了现代,虽研究到六七十岁,还有不能尽通的。何以古易今难至于如此呢?这全是因古今语言变迁的缘故。现在的小学,是可以专门研究的,但我所说的“通小学”,却和专门研究不同,因为一方面要研究国学,所以只能略通大概了。《尚书》中《盘庚》《洛诰》,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现在我们读了,觉得“佶屈聱牙”,这也是因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所以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古书原都用当时的白话,但我们读《尚书》,觉得格外难懂,这或因《盘庚》《洛浩》等都是一方的土话,如殷朝建都在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的土话,所以比较的不能明白。《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这因《尔雅》是诠释当时土话的书,所以《尚书》中难解的地方,看了《尔雅》就可明白。

总之,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后的文章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了。《尔雅注疏》

研究小学有三法:(一)通音韵 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这大概和现在的人写别字一样。凡写别字都是同音的,不过古人写惯了的别字,现在不叫他写别字罢了。但古时同音的字,现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难明白。我们研究古书,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转讹,先要明白古时代的音韵。(二)明训诂 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伸某义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狭而少,后义较广而繁。我们如不明白古时的训诂,误以后义附会古义,就要弄错了。(三)辨形体 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古书某字的某义。

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

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子”诸书,连寝食都不离,可是纠缠一世,仍弄不明白。实在,他在小学没有功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事事和朱子反对,但他也不从小学下手,所以反对的论调,也都错了。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清代小学一门,大放异彩,他们所发现的新境域,着实不少!

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却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

桐城派也懂得小学,但比较的少用功夫,所以他们对于古书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这是消极的免除笑柄的办法,事实上总行不去的。

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藉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比如朱文公研究理学(宋之理学即哲学),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便召非议。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为“穷物”。可是训“格”为“来”是有理,辗转训“格”为“穷”,就是笑话了。又释“敬”为“主一无适”之谓(这原是程子说的),他的意思是把“适”训作“至”,不知古时“适”与“敌”通,《淮南子》中的主“无适”,所谓“无适”实是“无敌”之谓,“无适”乃“无敌对”的意义,所以说是“主一”。

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三、明地理

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史、经)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且把地志讲一讲。

地志可分两项: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脉络之类。山自古至今,没曾变更。大川若黄河,虽有多次变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关于天然的,比较地容易研究。人为的就是郡县建置之类。古来封建制度至秦改为郡县制度,已是变迁极大,数千年来,一变再变,也不知经过多少更张。那秦汉时代所置的郡,现在还能大略考出,所置的县就有些模糊了;战国时各国的地界,也还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国战争的地点和后来楚汉战争的地点,却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为的比较地难以研究。

历来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时有《水道提纲》一书。书中讲山的地方甚少,关于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在《水道提纲》以前,原有《水经注》一书,这书是北魏人所著,事实上已用不着,只文采丰富,可当古董看罢了。研究人为的,有《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府厅州县志》。民国代兴,废府留县,新置的县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舆纪要》和《府厅州县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县志》,也是研究人为的,只是欠分明。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李申耆五种》,其中却有直截明了的记载,我们应该看的。《山海经》图

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为对于地理没有明白的观念,看古书就有许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战国的战争和楚汉战争,史书上已载明谁胜谁败,但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关于形势的很多,就和地理有关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还可以明白,最难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东晋以后,五胡闯入内地,北方的人士多数南迁。他们数千人所住的地,就侨置一州,侨置的地方,大都在现在镇江左近,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的地名产生。我们研究《南史》,对于侨置的地名,实在容易混错。元人灭宋,统一中国,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位置。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广,关于西北(伯)利亚和欧洲东部的地志,《元史》也有阑入,因此使我们读者发生困难。关于《元史地志》有《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因著者博证海外,故大致不错。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南北朝时南北很隔绝。北魏人著《水经注》,对于北方地势,还能正确,记述南方的地志,就错误很多。南宋时对于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郑樵所著《通志》,也错得很多。——这是臆测的谬误。中国土地辽阔,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纠缠不清。——这是纠缠的错误。古书中称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诸实际,相距却是甚远。例如:诸葛亮五月渡泸一事,是大家普通知道的,泸水就是现今金沙江,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现在四川宁远。后人因为唐代曾在四川置泸州,大家就以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在此地,其实相去千里,岂非大错吗?——这是意会的错误。至于河阴、河阳当在黄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还是仍旧,也容易舛错的。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己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如若不明白这变迁的理,要产生两种谬误的观念。

一、道学先生看作道德是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作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

二、近代矫枉过正的青年,以为古代的道德是野蛮道德。

原来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随着环境变更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古今人情的变迁,有许多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于平民的。这是比较而说的。《大学》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语,《传》第九章里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语,这明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且看唐太宗的历史,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这岂不是把《大学》的话根本打破吗?要知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所以孟子说:“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种制度县之下,《大学》里的话自然不错,那不能治理一县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

第二,古代对于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尸位素餐,都很恭维。史家论事,对于那人因为犯事而灭家,不问他所做的是否正当,都没有一句褒奖。《左传》里已是如此,后来《史》《汉》也是如此。晁错创议灭七国,对于汉确是尽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对他生怪了。大概古代爱家和现代爱国的概念一样,那亡家也和亡国一样,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这种观念,到汉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复盛了。

第三,贵族制度和现在土司差不多,只比较的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的本身一样看待。他的兄弟在王去位的时代都有承袭的权利。我们看《尚书》到周公代成王摄政,觉得很可怪。他在摄政时代,也俨然称王。在《康诰》里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这王明是指周公。后来成王年长亲政,他又可以把王号取消。《春秋》记隐公、桓公的事,也是如此。这种摄政可称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后世便不行。后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掳、景泰帝代行政事等。但代权几年,却不许称王;既称王,却不许取消的。宋人解释《尚书》,对于这些没有注意到,所以强为解释,反而愈释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诸侯一样,凡是家臣对于主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种制度,西汉已是衰落一些。东汉又复兴盛起来。功曹、别驾都是州郡的属官:这种属官,既要奔丧,还要服丧三年,俨有君臣之分。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他们虽未称王,但他们属下的官对于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忧去官一件事在汉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的风在那时很盛。唐时此风渐息,到明代把他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总之,道德本无所谓是非,在那种环境里产生适应的道德,在那时如此便够了。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五、辨文学应用

文学的派别很多,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已明白罗列,关于这项,将来再仔细讨论,现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体讲一讲。

文学可分两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历来两派的争执很激烈:自从韩退之崛起,推翻骈体,后来散体的声势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经典都认为是散体,何必用骈体做宣扬的旗帜。清代阮芸台起而推倒散体,抬出孔老夫子来,说孔子在《易经》里所著的《文言》《系辞》,都是骈体的。实在这种争执,都是无谓的。清刊本《文心雕龙》

依我看来,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礼》用骈体,《仪礼》却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经》用骈,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凡列举纲目的以用骈为醒目,譬如我讲演“国学”列举各项子目,也便是骈体。秦汉以后,若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的骈文,了然可明白。他们用以序叙繁杂的事,的确是不错。后来诏诰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间,有《龙筋凤髓判》),这真是太无谓了。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作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韵,可达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优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韵的原故。

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始说明多一肄字,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汉书》记周昌“臣期期不奉诏”“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语,两“期期”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但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语录”皆白话体,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陆亦皆有语录,但二程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陆象山江西人,如果各传真相,应所纪各异,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呢?我尝说,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第二章国学之派别(一)——经学之派别

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但“国学”中也有无须讲派别的,如历史学之类;也有不够讲派别的,则为零碎的学问。现在只把古今学者呶呶争辩不已的,分三类讨论:一、经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依顺序先研究经学之派别。“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像歌谣一般的,夹入很少,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礼》载官制,《仪礼》载仪注),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已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引申他的意思,可以说《春秋》是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易经》却和近代“社会学”一般,一方面考察古来的事迹,得着些原则,拿这些原则,可以推测现在和将来。简单说起来,《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的。因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实在周末还不如此,此风乃起于汉时。《诗经·朱熹集传》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今文家乃据汉初传经之士所记述的。

现在要讲今文家,先把今文家的派别,立一简单的表:

汉初,田何传《易经》,伏生口授《尚书》,齐、鲁、韩三家治《诗经》,高堂生传《礼经》,胡毋生治《公羊》,瑕丘江公治《榖梁》,那时除了《乐经》以外,五经都已完备。后来《易》分四家,《诗》《书》各分三家,《礼》分二家,《公羊》分二家,汉室设学官,立十四博士(《榖梁》不在内),即以上十四家。十四博士在汉初还没十分确定,在西汉末年才确定下来。

今文家所讲的,虽非完全类乎宗教,但大部分是倾向在这一面的。《易》四家中,施和梁丘二家,我们已不能见,且莫论他。京氏治《易》,专重卜筮,传至汉末虞翻,则更多阴阳卜筮之说。《尚书》三家中欧阳也不可考,大、小夏侯则欢喜讲《洪范》五行之说,近于宗教。汉人治《尚书》,似乎最欢喜《洪范篇》。《诗经》三家中,申公所说,没甚可怪。《韩诗外传》(《内传》已失)也没甚可怪的地方,惟翼奉治诗,却拿十干十二支比附《诗经》了。高棠生的《仪礼》,已不可知,大、小戴中(现在所谓二戴,非汉时的大、小戴),也不少离奇的话。《公羊》的记载,虽和事实相差很远,还没什么可怪,但治《公羊》的今文家,却奇怪极了。胡毋生的学说,我们已不能见,即颜、严二家的主张也无从考出,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却多怪话。汉末何休注《公羊》,不从颜、严二家之说,自以为是胡毋生嫡派,他的怪话最多,照他说来,直是孔子预知汉室将兴而作《春秋》,简直是为汉预制宪法,所以那时有“春秋为汉制法”的话。孔子无论是否为预言家,孔子何至和汉家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

汉代学者以为古代既有“经”必有“纬”,于是托古作制,造出许多“纬”来,同时更造“谶”。当时“纬书”种类繁多,现在可查考的只有《易纬》八种。明孙瑴《古微书》中辑有纬书很多。《易纬》所讲的是时令节气,仅如月令之类;《春秋纬》载孔子著《春秋》《孝经》告成,跪告天,天生彩云,下赐一玉等话,便和耶稣《创世纪》相类了。“谶”是“河图”一类的书,专讲神怪,说能先知未来,更近于宗教了。纬书西汉末年才出现,大概今文学家弟子迎合当时嗜好推衍出来的。

经有兼今古文的,也有无今文而有古文的,也有无古文而有今文的。汉代古文学家,可以列如右表:《仪礼》(当时称为《士礼》),在古文今文,只为文字上的差别。《周礼》在汉初不以为经典,东汉始有杜子春和二郑替彼注释。此外今古文便各自为别了。

今古文的区别,本来只在文字版本上。因为《六经》遭秦火,秦代遗老就所能记忆的,用当代语言记出,称为今文;后来从山崖屋壁发见古时原本,称为古文,也不过像近代今板古板的分别罢了。但今文所记忆,和古文所发现的篇幅的多少,已有不同;今文家所主张和古文家所说,根本上又有不同;因此分道扬镳。古文家异于今文家之点,在下文细说:

一、《易》以费氏为古文家,是刘向定的。因为刘向校书时,就各家《易经》文字上看,只有费氏相同,所以推为古文家。以《易》而论,今古文也还只文字上的不同。

二、鲁恭王发孔壁得《尚书》,《尚书》的篇数就发生问题。据《书传》(太史公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孔安国家藏《书传》,确自孔壁得来。)称《书序》有百篇,而据伏生所传只有二十九篇(可分为三十四篇),壁中所得却有四十六篇(可分为五十八篇),相差已十七篇。并且《书传》所载和今文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孟子是当时善治《诗》《书》的学者,他所引的“葛伯求饷”“象日以杀舜为事”等等,在今文确是没有的,可见事实上又不同了。《易经解义》

三、《诗》因叶韵易于记忆,当时并未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毛氏所传诗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所传多笙诗六篇,而所谓笙诗也只有名没有内容的。《毛诗》所以列于古文,是立说不同。他的立说,关于事实和《左传》相同,关于典章制度和《周礼》相同,关于训诂又和《尔雅》同的。

四、郑康成注《仪礼》,并存古今文。大概高堂生传十七篇和古文无大出入。孔壁得《礼》五十六篇,比高堂生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和今文中有大不同之点:今文治《礼》,是“推士礼致于天子”,全属臆测的;此三十九篇却载士以上的礼很多。二戴的主张,原不可考,但晋人贺循引《礼》,是我们可据以为张本的。

五、“左氏多古文古言”,《汉书·艺文志》说:《左氏传》是张苍所献。贾谊事张苍,习《左氏传》,所以《贾谊新书》引《左氏传》的地方很多。《左氏传》的事实,和《公羊》多不相同。《榖梁》中事实较《公羊》确实一些,也和《左氏》有出入。至经文本无不同,但《公羊》《榖梁》是十一篇,《左氏》有十二篇,因《公》《榖》是附闵于庄的。闵公只有三年,附于庄公,原无大异,但何休解《公羊》,却说出一番理由来,以为“孝子三年无改于父道”,故此附闵于庄了。

六、《周礼》,汉时河间献王向民间抄来,马融说是“出自山崖屋壁”的。这书在战国时已和诸侯王的政策不对,差不多被毁弃掉,所以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荀子》中和《周礼》相合的地方很多,或者他曾见过。孟子实未见过《周礼》,西汉人亦未见过。《礼记·王制篇》也和《周礼》不同。孟子答北宫锜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却说是“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王制》讲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古代王畿千里,几和现在江苏一般大小,这一百二十个官员,恐怕不够吧!《周礼》称有三百六十官,此三百六十官亦为官名而非官缺,一官实不止一人,如就府吏胥徒合计,当时固有五万余员。

又有在汉时称为传记的,就是《论语》和《孝经》二书。《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治《论语》参取三家,不能分为古今文。不过王充《论衡》称《论语古论》有百多篇,文字也难解,删繁节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数上又有出入。《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孝经》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出自孔壁,汉代治《孝经》的已无可考,我们所见的是唐玄宗的注释。又有《论语谶》《孝经谶》二书,怪语很多,可存而不论。光绪年间写刻‘十三经’

宋代所称“十三经”,是合《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左传》《公羊》《梁榖》《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说的。这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什么深义,后人遂称为“十三经”了。《汉书·艺文志》扩充六艺为九种,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艺外,是并《论语》《孝经》《小学》在内的。

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的相信古文。在汉代没曾立学官的,三国也都列入学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兴。

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诗》 汉用三家,三国时尚毛氏。《春秋》 汉用《公羊》,三国时尚《左氏》。《易》 汉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国只崇尚郑康成和王弼的学说。《仪礼》 没有大变更。《周礼》 汉不列学官,三国列入学官。

学者习尚既变,在三国魏晋之间,所有古文家学说,都有人研究;就是从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时也改用古文家了。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颐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易》 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毛诗》 南北无十分异同。《左传》 北尊服虔,南尊杜预。《尚书》 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榖梁》(《公羊》用何休,《榖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北学”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贾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这是特例。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时之旧。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诗赋以经命名的,也不许抵触孔、贾的主张。当时有人作“当仁不让于师赋”,将“师”训作“众”,就落第了。邢昺作《论语正义》《孝经正义》疏,拘守孔、贾所己引用的,已是简陋,那些追随他们的后尘的,更是陋极。宋代改“明经科”为“学究科”,这“学究”两字是他们无上的诨号。

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的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因此宋代学者的主张就和以前趋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帜的人,首推孙复。他山居读书,治《春秋》以为三传都不可靠。这种主张,在唐人已有赵匡、啖助创议于先,孙复衍成之。继孙复而起,是欧阳修,他改窜《诗经》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辞》非出自孔氏,立说之中很多荒谬,因为他本是文人,非能说经的。同时有刘敞(字原甫)说经颇多,著有《七经小记》,原本今虽不存,但从别书考见他的主张,虽和注疏背驰,却不是妄想臆测。神宗时王安石治经,著有《三经新义》,当时以为狂妄。原书已难考见,但从集中所引用的看来,也不见得比欧阳修更荒谬,想是宋人对于王安石行为上生怨恶,因此嫌弃他的学说。王的学说,传至弟子吕惠卿辈,真是荒谬绝伦,后来黄氏有《缃素杂记》,把《诗经》看作男女引诱的谈论,和《诗经》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诗经》

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现且分别指明:

一、《易经》本为十二篇,郑、王合彖辞于经,已非本来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陈抟的《河图》《洛书》并入《易经》——《河图》《洛书》由陈抟传至邵康节,再传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经》。有清王懋竑为朱文公强辩,谓《河图》《洛书》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无谓了。因为朱文公对于道士炼丹之术,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参同契》(汉时道家书)作注释,在书上自署空同道士邹炘,“邹”“朱”双声,“炘”“熹”通训。他的本名已隐在里面了。这是他的过。分《易》是还原,为功很小。《河图》《洛书》是益迷信,过很大。可以说是功不掩过。

二、朱文公怀疑伪古文《尚书》,开后人考据的端绪,是他的功。他怀疑《书序》(今文所无、古文所有)也是伪托,他的弟子蔡沈作《集传》,就不信《书序》,是他的过。这可说是功过相当。

三、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离骚》以美人香草比拟,也同此意。朱文公对于《诗序》(唐时《本事诗》相类)解诗指为国事而作,很不满意,他径以为是男女酬答之诗,这是不可掩的过。当时陈傅良反对朱文公,有“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行淫之具”等语(不见于今《诗传》,想已删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释《丘中有麻》诗为女人含妒意为不通者。

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即吕祖谦),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二代中,经学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

清初,毛奇龄(号西河)首出反对朱子的主张。毛为文人,于经没有彻底的研究,学说颇近王阳明。他驳斥朱子的地方固精当,他自己的主张,和朱子一般荒谬。朱子注《四子书》,也有援引原注的,毛也一并指斥无余了。继起为胡渭(胐明),他精研地理,讲《禹贡》甚精当,对于《河图》《洛书》有重大的抨击。在那时双方各无所根据,凭主观立论,都不能立在不败之地,汉学便应运而起。

阎若璩力攻古代书籍已和汉学接近,不过对于朱子,不十分叛离,有许多地方仍援用朱说的。后江慎修出,对于音韵有研究,也倾向到汉学,但未揭明汉学的旗帜。

揭汉学旗帜的首推惠栋(定宇)(苏州学派),他的父亲惠士奇著《礼说》《春秋说》已开其端,定宇更推扬之,汉学以定。他所谓汉学,是摈斥汉以下诸说而言。惠偏取北学,著有《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书,以《周易述》得名。后惠而起有戴震(东原),他本是江永的弟子,和惠氏的学说不十分相同,他著有《诗经小传》等书,不甚卓异。

就惠、戴本身学问论,戴不如惠,但惠氏不再传而奄息,戴的弟子在清代放极大异彩,这也有两种原因:

甲,惠氏墨守汉人学说,不能让学者自由探求,留发展余地。戴氏从音韵上辟出新途径,发明“以声音合文字,以文字考训诂”的法则。手段已有高下。

乙,惠氏揭汉学的旗帜,所探求的只是汉学。戴氏并非自命为汉学,叫人从汉学上去求新的发现,态度上也大有不同。

戴氏的四弟子,成就都很多,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他的弟子已是摈除净尽了。今将其四弟子分别说明如下:

一、孔广森讲音韵极精,著有《诗声类》一书。

二、任大椿著有《弁服释例》一书,很确实的。

三、段玉裁以《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闻名。

四、王念孙本非戴的传经学生,戴在王家教授时,只不过教授些时文八股。王后来自有研究,所发明的比上列三家较多,《广雅疏证》一书,很为学者所重。

上列四家,孔、任尚近汉学,段已和汉学不同,王才高学精,用汉学以推翻汉学,诚如孟子所谓“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于是杀羿”了。

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引用汉代训诂,善于调换,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于是诘屈聱牙的古书,一变而为普通大众所能懂得了。历来研究经学的,对于名词、动词有人研究;关于助词,都不知讨论。王氏父子著《经传释词》,于古书助词之用法列举无遗,实于我们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如《孟子》中“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二句,本不易解,王氏训“乎尔”为“于此”“于彼”,便豁然可悟了。我以为我们不看《经传释词》,也算是虚词不通。

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常州派”自庄存与崛起,他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承继他的学说。庄氏治《公羊》,却信东晋《古文尚书》,并习《周礼》。刘氏亦讲《公羊》,却有意弄奇,康有为的离奇主张,是从他的主张演绎出来的,但他一方面又信《书序》。这两人不能说纯粹的今文学家。朱氏以《公羊》治《论语》,极为离奇,“孔教”的促成,是由他们这一班人的。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

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永、惠士奇(作《礼说》)、金榜(著《礼笺》)、金鹗(作《求古录》)、黄以周(著《礼书通古》)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梁启超与《新民丛报汇编》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罢。1附:经学略说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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