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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云乡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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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乡丛稿试读：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民俗文化

风俗、历史、文化——民俗琐谈

风俗是既有传统，又富有变化的；历史是时间的延续，不断前进的；文化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因为写了几本有关北京和《红楼梦》的风俗旧事的书，又参加拍了一部《红楼梦》电视剧，挂了一个“民俗指导”的衔，便被朋友们一会儿叫作“红学家”，一会儿叫作“民俗学家”，真是感到惭愧得很，只不过比年轻朋友多活了几年，杂七杂八地看了几本无用的书，照《儒林外史》马二先生所说，都是些无用的“举业”，既不能做官，也不能发财，哪里配称什么“家”呢？只是爱好此道，喜欢结合书中所写，神游今古；结合生活经历，留心俗事赏鉴生活而已，岂敢望成家哉！

现在民俗学是很摩登的，因为外国人也讲求此道，大范畴来讲：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小范畴来讲：宗教学、民俗学……具体到实际上，饮食、衣着、建筑、礼仪、婚丧、娱乐等等生活习惯，因国家、民族、地区而异。中国过去说：百里不同风。各地区差别都很大，至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那就各有传统，差异更大了。地区差异而外，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不断变化着。距离越远，时代越长，差异越大，隔阂也越多，而人类又富于好奇心、求知欲，文化越发达，知识越广泛，来往越频繁，就越想多知道一些不同的奇风异俗，或以好古之心，想了解其历史；或以好奇之心，想探索其源流；或以爱美之心，鉴赏其表面；或以好善之心，雅爱其淳真……总之，人们对于这样一些知识学问感兴趣，去注意它，去研究它，出发点总是好的，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总是起到丰富作用的，对精神文明的建设说来也是有益的。

民俗学来源于民俗，民俗来源于生活，这样说大概不会错。民俗按我国古语习惯，也可以说成是民间风俗，在历史传统上，虽然不大说民俗，而风俗却是说了有两千多年的老话。什么叫“风俗”，《汉书》中解释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大抵人类的生活，总不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的、二是人为的。前者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物产等等，后者如政治、宗教、教育、文化、战争等等。再加历史的因素，前者形成其传统特征，后者又促使其不断变化。这样“风俗”两字，概括的面更全更广，似较民俗的内涵更有概括性，因此如把进口的“民俗学”，转称为内销的“风俗学”，不是也很好吗？

广阔的世界、悠久的历史，要把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的各种民俗或风俗了解个大概，这真是比一部“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四史”，还要“不知从何说起”，真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难免要望洋兴叹了。宏观既难，微观实也不易，有时候“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时某地风俗中的一桩事，尽管好多人在做，却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手头有一本六十二年前顾颉刚先生编的《妙峰山》，这是当时北京延续了几百年的最盛大的庙会，年年四月庙会开时，有组织的朝山赶庙的善会以百数个计算，有组织的香客和自行前往的有多少万人。顾颉刚先生和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同仁特地组织调查团，去妙峰山做了一次实地调查，参加的人都写了调查记或日记，详细记录了看到的一切。但调查虽然详尽，却也只是表面的纷繁的现象，只是留下了历史的实录，供后人去想象其盛况。本质的东西也很难了解透彻，如提到宏观理论上来看，那也就更难了。顾颉刚先生归纳了两点：一是虔诚的迷信活动，“有了国家的雏形”；二是风景特别好，“能给进香者满足的美感”。前者是宗教、政治因素，后者是自然环境影响；前者是迷信的心理在支配，后者是愉快的感受在驱使。而在千千万万的进香者中，也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心态，有的偏重于前者，有的偏重于后者，而其程度也各不一样，但不辞辛劳，朝山赶会的行动却是一致的，这就形成延续了几百年的妙峰山庙会盛况。作为民俗，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为风俗调查者、民俗研究者，就要微观它的表现，调查研究它的历史，想象分析它的成因，宏观它的社会影响，文化意义。或赞扬之、提倡之，或诱导之、改变之……我想这既是有趣的，又是有意义的，当然也是很难的，要踏踏实实读书、调查、研究、想象……总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风俗中每一桩小事，都有它广泛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群众基础，又有它岁月悠久的历史习惯，还有地理、物产、气候等等因素的良久影响，再有各种宗教、政治原因，在某些个时期，最后这种原因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我国历史讲，其特征政治总是主要的，宗教只是部分的，一直没有形成过全国的影响。）这些都能使好此者在某些小事上引起许多有趣的想象，比如近年发现的秦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俑”这一风俗的最大的表现，是极端迷信和专制政治的巨大表现，现代参观者有的人赞赏其伟大，这是人的某种本能迷信权势的表现；有的赞赏其精美，这是人的本能中爱美的感情的流露……这些感觉都是自觉不自觉产生表露出来的。如果以政治历史的知识看，就会联想到嬴政的暴政和专制，单为他个人修个坟墓，尽管埋的是泥人，不是活人，也不知动用多少劳役，掠夺多少当时活人的财富，才修了这样的坟，试想当时被劳役的、被掠夺财富的人的家庭，有多少怨恨、悲剧、诅咒……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今日参观，某些人可能唾骂之，又哪里值得赞叹呢？假如再从工艺上想象，则另有趣味，我先想那么许多大泥人，如果全是高手艺人去塑，那得要多少高手艺人，多少时间塑成呢？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想大概是模子脱的，先做成几十个模子，然后用胶泥去脱，这就可制造几百几千，方便多了。因此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玩过的泥人模子，这小小的玩具，似乎和两千年前的秦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在风俗演变，源远流长中，这样一个小事物，细想起来，也多么有趣呢？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人吃饭用筷子，欧美等国人用刀、叉、勺，亚洲、非洲有些国家人吃饭用手抓。我有时主观设想这一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呢？大概是最早开始在篝火中取熟食时，中国等地先民多吃芋栗之类干果，用两个木棍一夹就可取出，随便敲敲壳就可食用；欧洲先民多在火中取食渔、猎动物，要用尖锐有叉的硬的枝杈叉出，用锋利的石片切割；而南亚及非洲等处热带先民，熟食较晚，多以手采野果充饥，这样年代久远，世界上就形成用刀叉、用筷子、用手抓三种不同的吃饭的形式。生活所关，风俗所系，如何形成，年代久远，无法考证了，想象其原因也很难了。现代科学，促使人类交往日渐频繁，相隔万里朝夕可至，因而风俗的差异、互相的隔阂，也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隔阂也日见其缩小。即以用筷子而论，七十多年前，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时，他的房东老太太反复问他中国吃饭总是拿两根木棍吗？有一次吃通心面，又问他，难道吃面也用两根木棍吗？到此闻一多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一直以为用筷子也像用刀叉一样，是一只手拿一根。这就是风俗，也可以说是民俗的隔阂，时至今日，欧美到处都有中国菜馆，用筷子吃饭对在欧美大都市中的人说来，似乎已不稀奇了。

民俗中不少活动，有迷信的成分，这和宗教的信仰是很难严格划分开的。如妙峰山庙会，便是这样。但对当时京、津二地手工业者及四乡农民，却是一种很健康的、有益身心的活动，不但使个人通过朝山的活动，身心双畅，而且培养了一种自觉热心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比强迫其做这做那，或空口说教，宣传其做这做那有效得多。因而重视、讲求、研究民俗，其意义更在于引导民众发展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

民俗中落后的、愚昧的、甚至于很坏的、犯罪的成分都有，外国有，中国传统的也不少，要防止其沉渣泛起，就要从文化、教育入手，提倡、宣扬其好的方面，抑止，甚至防范、禁止其坏的东西。在提倡民俗学的同时，我想也必须注意到这点。

元人词中之北京风俗——欧阳玄《渔家傲南词》解说

八十年代初，我为一新闻社写北京感旧专稿，常常阅读北京风俗旧籍，多为明、清以来者，元以前者较少。读欧阳玄《圭斋文集》，有《渔家傲南词》十二首，写元大都岁时风俗，极为旎丽，十分可喜，每思为之解说，惜时代久远，多有不可能者，一时难以说明。只曾写一短文，刊于《北京晚报》“百家言”栏目，赞赏其写北京五月风光：“月傍西山青一掐”，用俗语状景俊俏。迥不同于宋人词婉约，豪放之典雅用语，似为元人词语之特有风格。自此而后，十五六年间，仍未忘情于此十二首《渔家傲》，时常翻阅吟诵，而迄未敢写解说长文。今年夏秋之间，先后收到华盛顿大学陈学霖教授寄赠的研究北京建城传说的学术专著《刘伯温与哪吒城》，这是陈教授用二十年时间完成的学术专著。接着又收到堪培拉大学柳存仁教授的长篇巨著《大都》，是直接以元大都作书名，以民国初年北京风俗为背景写的故事。又读留学研究元史的傅乐淑教授的《元宫词百章笺注》。读了以上这些学人专著后，不禁想象元大都的朔漠繁华、燕山旧事，又想起欧阳玄的《渔家傲》，于是找出《圭斋文集》，元史、元人诗、曲等寒舍存有的一些破书，以及北京古籍出版社新刊的《析津志辑佚》、三十年代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等书，并印证瞿兑之先生“旧注”。东翻翻，西查查，七拼八凑，用这十二首《渔家傲》，印证自己幼年北国所见，并一一加以介绍说明，以完成此十五六年之心愿。在正式解说词篇之前，先将作者欧阳玄作一介绍。

欧阳玄，字原功，湖南浏阳人，是北宋欧阳修的后代。欧阳修后人分籍庐陵和宜春。欧阳玄籍宜春，其曾祖父、祖父在湖南做小官，爱浏阳山水，就定居浏阳。欧阳玄生于元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幼小很聪明，八岁就能作文。后从宋进士受业。元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下诏设科取士，并命各省访求遗逸。玄以《天马赋》中第一，赐进士及第，即俗称“状元”。先后官平江（苏州）、太平路芜湖等地。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时召为国子博士，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年）试进士于礼部。不久授翰林待制，奉议大夫。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诏修《皇朝经世大典》，书成后，升艺文大监，旋拜翰林直学士、中宪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元代泰定、至顺间，政局不稳，二三年间，换了四五个皇帝。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欧阳玄在大都做官已七八年，久客思乡，又感于政局及大都之风俗繁华，写了《渔家傲》十二首，其前有《序》云：余读欧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王荆公亟称赏之。心服其盛丽，生平思仿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窃官于朝，久客辇下，每欲仿此作十二阙，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他日归农，或可资闲暇也。至顺壬申二月，玄修大典既毕，经营南归，属春雪连日，无事出门，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数刻，腹稿具成。枕上不寐，稍谐叶之。明日笔之于简，虽乏工致，然数岁之中，耳目之所闻见，性情之所感发者，无不檃括概见于斯。至于国家之典故，乘舆之兴居，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此亦可见其大略矣。

对于写这些词的时代背景、写作情况，序中说的十分清楚，不必多赘。欧阳玄是元代后期的重要文臣，官至中书省右丞相。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三十五年间，做了二十年官，于至正十七年十二月死在大都崇教里寓舍，葬京西香山石井村；留有《圭斋文集》十六卷。欧阳原功居官平易近人，当时有孙凤洲《赠欧阳圭斋》诗云：“圭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门前车马动如雷。”颇为传诵一时。

序中所说鼓子词，始于北宋，一个曲调反复歌咏，中间可夹杂散曲言词。形式有似诸宫词，唯诸宫调为连续不同宫调之套数，而鼓子词则只用一个曲牌。著名者如赵令畤之《蝶恋花》十二阕，欧阳修之《渔家傲》十二阕。《渔家傲》词、曲均有此牌名，最著名者为范仲淹“塞上秋来风景异”起句之《渔家傲》；清万红友编《词律》，选周邦彦“灰暖香融消永昼”作为《渔家傲》之例词。

三十年代初，瞿兑之先生写《杶庐所闻录》，曾介绍欧阳玄之《渔家傲》词，并加注意，只是过于简单。今在逐月解说之前，先全抄瞿注，以便印证。《杶庐所闻录》先刊“申报月刊”，后出单行本，唯早已绝牌，难以见到。近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收入此书，唯错字较多，均照《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一一校阅，予以改正。二、解说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见了。朝回早，阙前褫帕欢相抱。　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瞿氏原注，按，此言都城气候至正月仍寒冽也。褫帕未详，相抱为蒙古相见礼。“金搭脑”二句见汉、蒙妇女妆饰之异。都中妇女元旦后五日不出门，故灯节后数日尚拜年，今厂肆庙会尚至十六日闭会，可见其来旧矣。“骤”、“后”韵与“峭”、“到”不合，盖欧阳氏以其乡音入词。

北京旧历新年在立春前后，在五九、六九之间，即冬至过后五十余日，冰尚未化，寒风仍大。室外温度均在零下六七度，雪后可能更低。历代诗文笔记中写到春寒的很多，明人袁中郎《满井游记》一开始就写道：“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花朝尚有余寒，何况春在正月，就生活情况，季节感受来说，还与严冬差不多。但风向已转，太阳的威力渐增，湿气上浮，如果苑囿临水背阴的地方，就有一种明显的暖洋洋的春的感觉了。过去在北京做学生的时候，于南海迎熏亭、太庙后河沿紫禁城下玩，都有过明显的感觉。因而开头两句写大都的正月，几百年间并没有改变，同后来是一样的。

正月初一，朝廷元正受朝，历代都是一样的。各朝都有详细规定。《元史·礼乐志》之一，就有“元正受朝仪”，记道：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侍仪使……导至大明殿外。……

然后再到皇后处，皇后也出阁升辇，两宫同升御榻，左右大臣官吏等分班报班，宣赞唱拜兴之礼，群臣依次拜兴、平身、搢笏、三叩头山呼、舞蹈等等礼数，十分复杂。直到“僧、道、耆老、外国蕃客以次而贺。礼毕，大会诸王、宗亲、驸马、大臣，宴飨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凡大宴，马不过一，羊虽多，必以兽人所献之鲜及脯、，折其数之半。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四品以上，赐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这就是“元日班行”的过程。《析津志辑佚》“岁纪篇”也记道：正月一日，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二日后，内外百辟朝贺饮宴。

所记均可印证《元史》记载及欧阳词所咏。“欢相抱”，蒙古人礼节，西域人亦均此礼，现在外国这种礼节还很普遍。而“褫帕”一词，帕是幞头，褫即夺字，难道是互相夺了幞头相抱吗？好像说不通。因而疑是“褫魄”之误。手头只有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乃据明成化本影印，作“褫帕”。而“褫魄”一词，见张衡《东京赋》：冈然若酲，朝疲夕倦，夺气褫魄之为者也。“酲”是酒醉初醒的样子，元日朝贺四品以上赐宴，五品以下赐酒，散班之后，必然都喝的醉醺醺的。阙前相见，欢欣拥抱，犹有醉意，因用“褫魄”一典，十分形象。或笔误，或刻错，也是有的。但不能确定，只能存疑了。“金搭脑”，汉女装束；“金貂帽”，国人侍姬装束；“国人”，蒙古人。金貂帽，貂皮小帽子，直到今天，仍然时兴。虽然样式不同，其貂皮帽子则是一样的。至于汉女，只是金国人，包括女真和北几省的汉人，江南人叫南人。金搭脑是金头饰，挂在头上的，两边椭圆形或梭形的两片中间连在一起较狭，两边包在两鬓，亦可护耳，中间额前外面镶金饰或珠宝之类，既可护暖，又有美观妆饰，但不同于帽子，上面无顶。冬天既可保暖，又是华丽妆饰，几十年前，北方老年妇女戴这种妆饰，大多是乌绒的，中间脑门处钉珠子、玉一类饰物。“绣毂雕鞍”就是华丽的车和马，这是一般的形容，只是形容其节日里往来频繁，十分热闹而已。“拜年直过烧灯后”，热闹情况见《析津志辑佚》“岁纪篇”：正月一日……京官虽已聚会公府，仍以岁时庆贺之礼相尚往还迎送，以酒醴为先，若肴馔，俱以排办于案桌矣。……至十三日，人家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岁如常。每于诸市角头，以芦苇编夹成屋铺，挂山水翎毛等画，发卖糖糕、黄米枣糕之类，及辣汤、小米。又于草屋外悬挂琉璃葡萄灯、奇巧纸灯、谐谑灯与烟火爆仗之属，自朝起，鼓方静，如是者至十五、十六日方止。……十六日名烧灯节。

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仍叫正月十六为落灯节。六七百年中，由大都到世纪前期北京、北平，正月风俗几乎是一贯的了。

二月都城春动野，引龙灰向银床画。士女城西争买架，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　水暖天鹅纷欲下，鹰房奏猎催车驾。却道海青逢燕怕。才过社，柳林飞放相将罢。瞿氏原注：银床画灰未详。元代以南苑为飞放泊，育凫雁，为射猎之所。海青，鹰名也。社后罢猎，所以顺天时育万物也。

按“引龙灰向银床画”，为二月二龙抬头风俗，并以草灰从大门外引起，沿院中墙角不断，蜿蜒直到内宅卧床脚绕一圈，再到厨房水缸下绕一圈，再到财神龛前为止。一是熏虫蚁，有消毒作用。又有迷信求财思想，由门外联绵不断，直到财神龛前。由北京直到北省各乡间，均有此俗，或叫“引龙回”，或叫“引钱龙”。《析津志辑佚》“岁纪篇”记云：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

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云：“都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云：“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明人去元代未远，所说“引龙回”、“引龙”均如词中所说，如何引呢？就是用草灰或谷糠由大门外墙根引起，上台阶，沿墙角，弯弯曲曲向里引进去。一定蜿蜒不断，十分好玩。二三十年代间，童年住故乡山镇祖宅，四五进院子，卧室、厨房、财神牌位均在三进院子内，年年二月二引龙回，一条灰线，沿墙角直入财神供桌下，历历如在目前也。“士女城西”至“迎佛”句，乃元代大都二月之盛典，见《元史·祭祀志》：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缎，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寿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

据以上记载，可见元代大都二月迎佛是极为隆重热闹的风俗盛事。光绪时樊彬《燕都杂咏》有诗道：“白伞迎诸佛，皇城几度游。帝师多福利，膜拜遍王侯。”诗后注云：“元每岁白伞迎佛，名游皇城。”就是后人咏唱这一古老风俗。“城西争买架”，什么是“架”呢？旧时北京称为“几架”、“几架”的有鹰。元代蒙古风俗，买鹰春猎，也完全讲的通。而且同后半阕“鹰房奏猎”句吻合。但是为什么要加“城西”呢？难道只有城西有卖鹰的吗？似乎有疑问。又与“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句连读，及前引《元史》，文中“都城士女，闾阎聚观”、“西镇国寺迎太子”、“西门宫外垣”等句理解，先可落实“城西”，即城西最热闹。这样“买架”一词，即非买鹰，必与看迎佛盛会有关，因而“买架”，是买“抬架”，即用木架由二人抬起观看。现在救伤员抬人仍叫“单架”，只抬一人谓之单。而元时之“架”，必有抬两人甚至多人者，在高处看的清。不用搭台，而用架，便于移动。“官家”一词，即天家、皇家。明周祈《名义考》中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称官家，犹言帝王也。”按“官天下”、“家天下”之说，见汉刘向《说苑》。宋、元两代，称皇帝多用“官家”一词。“水暖天鹅纷欲下”句，二月冰化水暖易于理解。天鹅就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的鹄，动物学中列鸟类游禽类，学名“Cygnus bewicki”。体长三尺余，形似鹅，颈长，上嘴有黄色之瘤，全身纯白，脚黑，尾短。栖息河湖近旁水滨，繁殖于寒冷地带。陶宗仪《辍耕录》称之为“迤北八珍”，即“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液、玄玉浆”。元代宫廷各种宴席，八珍中最重天鹅。宋末度宗时，钱塘汪元量，字大有，善琴，供奉内廷。宋亡，随三宫北去，入元代宫廷。后还钱塘，为黄冠，即道士，吟诗多记元宫诸事，人称“史诗”。有《十筵诗》、《湖州歌》，吟到天鹅者有：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十斤。御厨请给葡萄酒，别赐天鹅与野麕。雪子飞飞塞面寒，地炉石炭共团。天家赐酒十银瓮，熊掌天鹅三玉盘。夜来酒醒四更过，渐觉衾裯冷气多。踏雪敲门双敕使，传言太子送天鹅。《析津志辑佚》“物产”条亦有记载：天鹅，又名驾鹅，大者三五十斤，小者二十余斤，俗称“金冠玉体乾皂靴”是也。每岁，大兴县管南柳中飞放之所。彼中县官每岁差役乡民，广于湖中多种茨菰，以诱之来游食。其湖面甚宽，所种延蔓，天鹅来千万为群。俟大驾飞放海青、鸦鹘，所获甚厚，乃大张筵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

从上面所引《析津志》记载中，对这首词的后半阙会有更具体的理解。狩猎事自唐宋以来，即有五坊之设，即“雕坊、鹘坊、鹞房、鹰坊、狗坊”。元代鹰坊（坊亦写作房）十分重要。因元代统治者蒙古人北起朔漠，本为游牧民族，十分重视打猎，鹰房是专管狩猎的官署。《元史·百官志》：“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总管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此官各省均有。另见《元史·兵志》“鹰坊、捕猎”条云：“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蒙古语译音），盖鹰人也。”又据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记：“打捕鹰房万户府，岁用喂养肉三十余万斤。”可以想鹰房规模之大。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昔宝赤，鹰房之执役者，每岁以所养之海青获头鹅者，赏黄金一锭。头鹅，天鹅也。以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且以进御膳，故曰‘头’。”词中说“海青逢燕怕”，上引文又说“海青”。海青是什么呢？是专捕天鹅的一种“鹰”。海青出自辽东海外，又名“海东青”。鹰之种类甚多，海青乃鹰之极品。《析津志》“翎之品”记云：海东青，辽东海外隔数海而至，尝以八月十五日渡海而来者甚众。古人云：“疾如鹞子过新罗”是也。努而干田地，是其渡海之第一程也。至则人收之，已不能飞动也。盖其来饥渴困乏，羽翮不胜其任也。自此而后，始及东国。有制，犯远流者至此地而能获海青者，即动公文传驿而归，其罪赎矣。尝诹昔宝赤云：海青之外一翅，七日至七八日始至努儿干，其气力不资或饥而眼乱者多溺死，凡能逮此地，无不健奋。故其于羽猎之时，独能破驾鹅之长阵，绝雁鹜之孤褰，奔众马之木鱼，流九霄之毛血。云间献奏，臂上功勋，此则海青之功也。论其贵重，常以玉山为之立（按指白海青）。欲其爪冷，庶几无病，冬月则以金绣拟香墩与之立，夜则少令其睡。其替毛观其粪条，揣其肥瘠，进食而加减之。二替者则又有其说。按食之际，加药食次第焉。其首笼帽，多奇巧金绣，以小红缨、马尾为束紧之制。爪脚上有金环束之，系以软红皮系之。弗以红条，皆革也。若欲纵放，则解而纵之。横飞而直上，可薄云霄。“昔宝赤”者，国言养鹰之蒙古名，亦一怯薛请受而出身之捷径也。夫事鹰鹞之谨细养护，过于子之养父母也。于是松云子为之歌曰：“饥饱有则，调摄有时，有添心、补心、泻心之法，有布轴、毛轴、药轴之施。飞则击鼓敲鱼以助其力，收则俯摹解渴以慰其饥。一出二出为止，一替二替三替为奇。海青则立乎饥玉山，鸦鹃则立乎绣皮。（按此二句费解。）撇条验其肥瘠，补翅助其奋飞。海青亦有数种，玉嘴玉爪为稀；黄鹰仍有几般，黄眼黑眼为异。”养喂之效，备见于斯，松云是说可采。乃亦想其庶几援翅者，以其翅别取翅接而补之。

所记十分全、十分细，可作“海青志”读。《草木子》亦有记载，但较简单。所记海青的养法，旧时北京玩鹰的鹰把式都懂得。只是“逢燕怕”未写明。海青乃俊鹰，为什么怕小小的燕子呢？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元初钱塘白珽（字廷玉）《续演雅十诗》之一道：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海青羽中虎，燕燕小隙沉大舟，关尹不吾欺。

陈衍辑《元诗纪事》引《辍耕录》注云：“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缘扑之即坠。物受于所制者，无小大也。”但查对中华版新印《南村辍耕录》却无此条，可能是所据版本不同。

社日，见《礼记·月令》篇，是古代春天祭祀的重要日子，据唐李林甫注，即春分前后，小燕春分前后，飞到北方，秋分前后，飞向南方。社日后即不再狩猎，正如瞿注所说：“所以顺天时育万物也。”

三月都城游赏竞，宫墙官柳青相映。十一门头车马并。清明近，豪家寒具金盘饤。　墦祭流连芳草径，归来风送梨花信。向晚轻寒添酒病。春烟暝，深深院落秋千迥。瞿氏原注：十一门者，每面三门，北面独二门。与今制相同。惟齐化、平则二门，居人尚用旧称。

元代以北京为大都，都城城垣共有十一门，《元史》及各书均有记载。今引张江裁《燕都风土丛书》所收乾隆时昆山顾森、字云庵所辑《燕京记》云：元至元元年于中都东北置京城，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左文明，右顺承；正东曰崇仁，东之南曰齐化，东之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南曰平则，西之北曰肃清；北之西曰建德，北之东曰安贞。四年徙都之，九年改曰大都。

所说“中都”，为金之中都，位置在今北京西南，即广安门、右安门一带。元代都城在金中都东北。为什么东、西、南各三门，只有北面两门，而设十一座城门呢？史书记载，最重要的设计、建造者是元代名臣领中书省事的刘秉忠。而且还有传说，是按照三头六臂的哪吒身躯俯伏形状建造的。前三门即三头，左右各三门即六臂，北面二门即双脚。哪吒本是梵语Nata的译音，原是佛教四大天王之一的毗沙门天王（Vaisravana）的第三太子。因佛教密宗经典被译作中文，传入我国，不少传说神话与中国道教结合，这样哪吒就变成道教神祇，成为唐初名将李靖即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了。写入《封神演义》中，更是变化多端。据传刘秉忠建北京城，就以他的身体形象，作为鸟瞰标准了。元庐陵人张昱《辇下曲》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里，长似天王衣甲兵。

可见元代建城之初，即有“哪吒城”之说法，来解释其十一门之根据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陈学霖教授对北京建城传说，用二十多年时间，深入研究，最近出版了《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一书。明代北京城，还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兴建的，这样传说又把刘秉忠的业绩扯到刘伯温身上了。“清明近”直到下半阕“深深院落秋千迥”句，都是写元代大都清明、寒食的游赏情况。元熊梦祥《析津志》“风俗”云：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然有无各称其家道也。

清明寒食立秋千架玩秋千的风俗，早在辽代就已形成，沿习至元代。但明以后，立秋千之风俗已渐渐消失了。踏青扫墓的风俗一直保存着。《析津志》中亦有词记道：三月京师寒食早，苑墙柳色摇宫草，太室荐新皇祖考。培街道，元勋衔命歌天保。　紫燕游丝穿翠葆，桃花和飰清明到，追远松楸和泪扫。莺花晓，人心莫逐东风老。

此词亦《渔家傲》，但未注明作者，亦可与欧阳原功词参看。所说“豪家寒具”，与此词之“桃花和飰”均是寒食时节食品。“寒具”自汉代以来即有此名称。因寒食日为纪念火烧绵山被烧死之介子推，民间此日禁火，预先油炸食品，是日冷吃，谓之“寒具”。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并引南宋林洪《山家清供》，说“寒具”就是后来的馓子，现在街头还到处有卖的。而“飰”字，即俗体饭字。“桃花和饭”又与扫墓，即“追远松楸和泪扫”连在一起，是一般叙述、描绘春天呢，还是别有所指，就不知道了。

四月都城冰碗冻，含桃初荐瑛盘贡。南寺新开罗汉洞，伊蒲供。杨花满院莺声弄。　岁幸上京车驾动，近臣准备銮舆从。建德门前飞玉鞚。争持送，蒲萄马乳归银瓮。瞿氏原注：四月始卖冰，以碗相击作声，至今如此。建德门即今德胜门。

按首句即写冰碗卖冰，瞿注过简，人阅之不易理解。明刘同人《帝京景物略》“春场”记曰：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编氓得买卖，手二铜盏叠之，其声磕磕，曰冰盏。冰着湿乃消，遇阴雨天，以绵衣盖护，燠乃不消。“冰碗冻”，就是街头卖冰人以二浅铜盏卡在一只手中上下相击，铮铮作响，曰“打冰碗”。幼年夏日街头，到处皆是，声音特别清脆，十分好听，而这一小小风俗，自元代流传，七八百年，且影响各地，据清顾铁卿《清嘉录》记载，苏州也有这一风俗。“含桃初荐瑛盘贡”，即向皇帝荐新进贡，用玉盘盛樱桃荐新。“含桃”即樱桃，典出《礼记》“羞以含桃”句。郑玄注：“今之樱桃。”另《吕氏春秋》高注：“莺鸟所含食，故言含桃。”《烬宫遗录》云：“四月尝樱桃，以为一岁诸果新味之始。”宫廷以樱桃荐新，自唐代即开始，数见王维、杜甫诗，至元代仍如此。《元史·祭祀志》“荐新”条云：“樱桃、竹笋、蒲笋、羊，仲夏用之。”民间风俗亦如此。直到三十年代，余童年在北京街头所见敲冰盏卖樱桃者，仍一幅风俗画也。“南寺新开罗汉洞”句，南寺不知何寺。据旧本《顺天府志》引《析津志》寺观条记云：位于城南者，有归义寺、圣恩寺、大圣安寺、弘法寺、大悯忠寺（即现在之法源寺）等，均在辽旧城，即现在宣武区一带，均在元大都之内，但已是大都城外。另有宝集寺、宝塔寺、三觉寺等均注明在南城。其中以宝集寺为唐代旧刹，几经兴造，为大蓝若。所说“南寺罗汉洞”，或即指此寺欤，终不能确指，甚憾。至“伊蒲供”三字，简言之，即素斋供佛也。按“伊蒲”梵语，即未出家之男性佛门弟子。此语入中国甚早，《后汉书》楚王英传中即有“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句，“伊蒲塞”亦即“伊蒲”。“伊蒲供”即以伊蒲馔供佛，词人在此用典也。

元代皇帝每年四月去上都避暑，亦如清代前中期的皇帝去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

其地在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滦河上游，清代称多伦诺尔旗，其地有多伦泊水域。遗址在多伦县西北四十公里。当时元代是蒙哥汗六年（即南宋宝祐四年，公元一二五六年）十月，忽必烈命刘秉忠于此筑宫殿、建都城的。三年而成，赐名开平府。后十五年，才建大元国号。至元至元二十年大都才建成。即开平元代宫殿在前，大都宫殿在后。两处宫殿多同名者，如清宁殿，大都、上都均有。另据《元史》诸本纪及前人元代宫词，上都元宫有大安阁、万安阁、歇山殿、鹿角殿、棕殿、崇福殿、洪禧殿、慈仁殿、穆清阁等建筑。北京在北纬四十度之南，而上都在北纬四十二度之北，尚在清代避暑山庄承德之北，自然夏天更为凉爽，是避暑胜地。元代各皇帝每年四月下旬去，八月回京。《析津志辑佚》“岁纪”云：四月吾皇天寿……十七日天寿圣节，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遵成宪也。吉日预前期定。火室房子，即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先起本位，下官从行。国言火室者，谓如世祖皇帝以次俱承袭皇后职位，奉宫祭管一斡耳朵怯薛女孩儿，关请岁给不阙。此十一宫在东华门内向北，延春阁东偏是也。自驾起后，都中只不过商贾势力，买卖而已……

皇帝去上都，大臣等人自然也要跟了去，谓之“扈从”。至正间参知政事周伯琦《扈从诗前序》道：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按“纳钵”，乃元人袭用辽人语、契丹语，即文言“行在”之意。近臣百官，追随銮驾向北行，出城门时，自然车骑纷拥了，此即所谓“飞玉鞚”也。但瞿注说“建德门”即今“德胜门”，不确。因元代大都北面城墙在明、清北城墙北面十里处，现在北京三环路经过北郊时还可看到元代残存之城墙遗迹，离德胜门甚远。因而元建德门不能与后来之德胜门划等号。虽然都在北面左侧同一位置，但向北尚有十里之遥，过了黑寺才是建德门旧址呢。因上都在滦河上游北岸，即滦河之阳，所以又名“滦阳”，又名“滦京”、“上京”。元代大臣随扈，不少诗人都留下咏上都的诗，如萨都剌《上京即事》、杨允孚《滦京杂咏》等。

车驾北幸，大臣随扈，自然有许多送行、送礼者。送酒是最重要的。“争持送，薄桃马乳归银瓮。”句中所说蒲桃即葡萄酒，《草木子》中记云：“蒲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所说“答剌吉酒”即马乳酒，俗名马奶子酒。据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引《黑鞑事略》云：其军粮，羊与涕泲马（注曰：手捻其乳曰泲）。马之初乳，日则听其驹之食，夜则聚之以泲，贮以革器，洞数宿，味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忽迷思也）。

蒙古语“哈剌吉”即黑色马乳酒，列入八珍，谓之玄玉浆。我幼年，二舅父是走草地去蒙古经商的商人，到过乌里雅苏台（即现在伊尔库茨克），常听他说起喝马奶子酒，大概现在蒙古族牧民仍会做这种酒。“银瓮”则是锡镴大酒瓶，现在蒙古族仍在使用。

五月都城犹衣夹，端阳蒲酒开新腊。月傍西山青一掐。荷花夹，西湖近岁过苕霅。　血色金罗轻汗褟，宫中画扇传油法。雪腕彩丝江玉甲。添香鸭，凉糕时候秋生榻。瞿氏原注：五月衣夹，正是北都气候，凉糕亦肆中应时食品也。

据说现在世界气候北半球变暖了，此说未知确否？唯今年端午节前后去北京，天已较热。唯回忆五十余年前，抗日胜利前一年五月端午，陪侍先父汉英公北海闲逛，于靠近北门蚕坛大墙外树下露椅坐一时许。先父穿咖啡色旧哔叽夹袍，余穿咖啡色条子旧线呢夹袍，闲谈北京旧事及亲友消息。往年物价便宜时，均在茶座吃茶闲话，吃点心等当便饭后再回家，而此时十分穷，已无力于此，只能坐露椅上观赏风景，闲谈以消永日矣。因而印象特别深刻，正是“犹衣夹”之时，亦即瞿注所说之“北都气候”。自元以迄于本世纪中叶六七百年间，世事千变万化，而气候始终差不多。而端午蒲酒，亦自元代以前，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明、清以迄现代。《舆地广记》中记云：“五月五日，家悬五雷符，插门以艾，午具角黍，渍蒲酒，阖家饮食之。以雄黄涂耳鼻，取避虫毒之义也。”端午风俗，全国都差不了多少，蒲酒各地都有。“开新腊”，即头年腊月以前酿的隔年酒，新开封也。“月傍西山青一掐”句，十五年前，我曾因这句词写短文在报纸上介绍过元人词的特殊处，五月白天最长，西山看新月一勾，天尚未黑，一派蔚蓝沉碧，作者用“青一掐”，以“掐”字用在新月一弯上，以北京方言说的极为形象。而又押入声合、洽韵，极为俏劲。在宋人词中是不多见的。

西湖即今日之昆明湖，元代、明代均称西湖。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记云：凝香儿，本部下官妓也……京城北有玉泉山，帝于夏月尝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做采菱小船，命宫娥乘之，以采菱为水戏。时香儿亦在焉，帝命制采菱曲，使蒿人歌之。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瓮山耶律丞相墓”条记云：瓮山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锄犁咸置垣下。西湖当前，水田棋布，酷似江南风景。

另明沈榜《宛署杂记》“水”条记云：西湖，在县西二十里玉泉山下，泉水潴而为湖十余里，荷蒲菱芡与夫沙禽水鸟出没隐映于天光云影中，实佳境也。“苕霅”是苕溪和霅溪，源出天目山，流入太湖，在浙江湖州境内，唐诗人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苕霅”是唐宋以来有名的风景优美、江湖隐居之地。“过苕霅”者，说西湖已超过苕霅了。可见元时昆明湖、瓮山一带已成为游览胜地。

下半阕“血色金罗轻汗褟”，十分漂亮，写当时宫廷民间妇女时装。明初朱有燉《元宫词》之六道：上都四月衣金纱，避暑随銮即是家。纳钵北来天气冷，只宜栽种牡丹花。

傅乐淑笺注引杨瑀注云：“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塞金纱’，以为节序之称也。”上都妇女时装，自是向大都学的。这是暑天的艳装，而金纱似并非黄色，而是朱红闪金光的，因说“血色”。另有“单红梅花罗”、“紫罗”、“大红织金罗”等。“汗褟”一词，就是汗衫，老北京话中，到现在还有人说。而在元人词中就有了，这可以说是研究北京话历史的好材料。另朱有燉诗中“纳钵”一词，亦蒙古沿用辽契丹语，意即车驾行幸住宿之地。“宫中画扇传油法”，虽“油法”的具体方法，不得而知，而宫中画扇，却是元代盛事。《析津志辑佚》“岁纪”篇纪云：五月……中书、礼部办进上位御扇，扇面用刻（即缂）丝作诸般花样，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极其工致，妙绝古今。若退晕、淡染如生成，比诸画者反不及矣。仍有金线戏绣出升降二龙在云中。以玉为柄，长一尺，琢云龙生。上以赤金填于刻文内，又用金线绦缚之如线条。或扇团以银线缠之，如是者凡数样，制俱不同。有串香柄、玛瑙、犀角，或雕龙凤，金涂其刻……太子詹事院并如上仪进。将作院进彩画扇、翠扇、金碧山水扇、金纱、金罗、白索等。……宣徽院为首，领八作司等院，其三宫詹事院属司，并如上年式。是节诸项进呈，所费五千余定。（按，“定”指银锭，每锭十两。元宝五十两。）滦都行在资政院织染总管府，差官一员，乘传赴上都，进上位及三宫后……

历代宫廷均聚集天下能工巧匠，制造各种生活工艺用品，专供皇上及其宫妃等人使用，是谓“内造”。由欧阳原功词直到曹雪芹《红楼梦》都特别描绘这点。而其能工巧匠很少流传，种种绝艺，大多失传，就以上引文，可见其制扇工艺之精美多样，固不止“传油法”一点。此段引文甚长，除皇家宫中外，也记到官吏及市井百姓各种各样过节事物，如云：是节上自三公宰辅、省院台，俱有画扇、彩索、拂子、凉糕之礼；中贵官同，故其费厚也。都中于节前二三日，小经纪者于是中角头阛阓处芦苇架棚挂画，发卖诸般凉糕等项。市中卖艾虎、泥大师、彩线、符袋牌等，大概江南略同。

以上文字和词中“雪腕彩丝红玉甲。添香鸭，凉糕时候秋生榻”对照看，不更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元代北京端午节时的风俗画吗？

所说“雪腕彩丝”，就是用五色丝线搓或编在一起系小孩、少女腕子上，谓之“长命缕”。樊彬《燕都杂咏》所谓“巧分长命缕”也，现在不知如何。而自元、明、清以来，直到三十年代，北京及乡间还盛行此俗。我幼年时，年年端午节都要额头画雄黄酒虎字，系“长命缕”，街头一起玩的小孩，家中不十分富有，系五色棉线搓成的，色彩不鲜，无光泽。而我则是母亲等人用粗的五色珠子丝线编成的，十分灿烂，洗手时弄湿了也不掉颜色，常和小朋友比，印象十分深刻。“红玉甲”是用凤仙花梗叶加矾捣烂包红指甲，要包一夜，指甲变成朱红。这也是古老的风俗，可能现在山乡中女孩子还用此法染红指甲。色是朱红，较自然，比之红指甲油染的像鲜血一样不那么使人害怕。“添香鸭”是鸭炉里面焚香。香炉大体说有二种，一是给神佛上香，摆在供桌上的香炉；一是家中为驱散气味焚香用的炉，有的叫熏炉，鸭形香炉是后一种，焚散香，即香面子，点燃后慢慢燃烧，一缕烟冉冉自鸭嘴中散出。朱有燉《元宫词》之三十五：“金鸭烧残午夜香，内家初试越罗裳。芳容不肯留春驻，几阵东风落海棠。”即“添香鸭”也。“凉糕”元代特别重视。《析津志辑佚》中亦有《渔家傲》五月词，其中云“五月天都庆端午……进上凉糕并角黍”。而且后面也说到典饮局、光禄寺凉糕和酒，多是先提凉糕，后说粽子，或只说凉糕，不说粽子，足见元代风俗对凉糕的重视。凉糕是用软糯米饭中间加一层豆沙或枣泥，极软，切成小块凉吃，甚至放在冰上镇着，吃时又糯、又软、又甜、又凉，三十年代，街头常有卖的，大概现在还有吧。北京不吃热粽子，和江南是大不相同的。

六月都城偏昼永，辘轳声动浮瓜井。海上红楼欹扇影。河朔饮，碧蓬莲花肺槐芽沈。　绿鬓亲王初守省，乘舆去后严巡警。太液池心波万顷。闲芳景，扫宫人户捞渔艇。瞿氏旧注：元制，都城有警巡院。至饮食之俗，今已不可得考矣。

农历六月夏至前后，是夏天白昼最长的季节，所谓“日长如小年”，因以“昼永”形容之。《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云：六月进肴、蔬、果。京都六月内，月日不等，进……青瓜、西瓜、甜瓜……

从远古到元代，从元代到现在，我国每年夏季吃瓜，南北各地都是极重要的。不过北京在吃瓜上，元代和现代有两大不同。一是古代鲜货瓜类长途运输不便，因而北京当年，不要说元代，即解放初期，也只能吃郊区种的瓜，远处是无法运输的。二是没有现代电冰箱等冷藏设备。那么如何吃凉沁沁的瓜呢？把瓜丢在井中，瓜比水轻，浮在水面，井下温度冬暖夏凉。夏日井中犹如现在之冰箱，吃时用辘轳水斗绞上来。北京井都不太深，一般不过一丈五六尺深，取放都较方便。而辘轳绞水，则是每个井口必备之物。现在则不要说北京难以见到辘轳，即小城市也难见到，恐怕要到很偏僻的乡村才能见到了。为此在京、沪等大都市，似乎应该有几处农村实物、手工操作的博物馆。“海上红楼欹扇影”，这是描绘海子两侧夏日的旖旎风光。北京西郊高梁河的水，从辽、金以来就引向东南，但那时聚水处还在城外东北，元代刘秉忠以聚水处为中心营建大都，又加水利专家郭守敬的经营，连通高梁河和通惠河，经二闸可连接运粮河。漕运最发达时，粮船可直抵积水潭。同时又由积水潭、什刹海，入皇宫构成太液池、金水河等宫苑水网系统。元代统称之曰“海子”，见于文献甚多，如《析津志辑佚》“工局仓廪”篇云：丰裕仓，至元十九年十月内，于海子岸东胭粉库置仓厫、仓赤，轮流管领收支……“河闸桥梁”篇云：高梁河，源出昌平县山涧……逶迤自东坝流出高梁，入海子内，下万宁闸，与惠通河合流……“古迹”篇云：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南海子桥……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

此皆禁城以外之水域，均名海子。可以想见“红楼欹扇影”之风光。“河朔饮，碧莲花肺槐芽沈。”两句在字面上写的特别漂亮，在似懂非懂之间，给人一种直观的美观感受。但如仔细研究，又不能明确地说清楚，只能试释之。“河朔”是指黄河北面，朔方，北方也。《书·泰誓》：“王次于河朔。”注释：“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同这里“河朔饮”根本联系不上，接上句“海上红楼”而来，实际还指的是海子，即海子边河沿也。北京什刹海边上的老住户，一直叫“河沿”。“海朔饮”，实际就是在海子边酒楼上喝酒。“碧莲花肺”，“肺”音霈，《诗经·陈风》“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意为杨柳茂盛，碧莲花肺即碧莲花茂也。而北京旧时又有莲花白酒。元时始有白酒，《草木子》中“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极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所说“碧莲花肺”，按字面讲，是莲荷茂盛，海上欹楼、河边饮酒之眼前景物，是否与白酒有关，暗指莲花酒，就不得而知了。“槐芽沈”，沈是汁水的意思，这个好理解，是冷面的意思，正是夏日饮食佳品，而且很古老，唐杜甫诗《槐叶冷淘》：“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这一长安夏日美丽的风俗画面，到了元代大都，就成为欧阳原功词中的“槐芽沈”了。可见北京的风俗，是源远流长的。元代前接唐宋，后连明清，以迄晚近，说来有趣，但也不断变化，夏天各式冷面，今天仍受欢迎，而槐叶汁、槐芽汁我却没有吃过。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吃？“绿鬓亲王初守省”，按字面解释：“绿鬓”，即黑发青年，“亲王”即皇太子。皇子封亲王者，“初守省”，即开始留守中央。细释之，先说“留省”。元代政权建制，中央设中书省，各地设行中书省。中书省为中央皇帝下之最高权力机构。《元史·百官志一》记云：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至元十年，立皇太子行中书令。大德十一年，以皇太子领中书令。延祐三年，复以皇太子行中书令。置属，监印二人。

夏季皇帝銮驾北幸开平上都，大都有留守司，《百官志六》记云：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

另大都留守司、上都留守司，都设有警巡院机构。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又设有左、右警巡二院。其主管官均正六品。所以元朝皇帝年年去上都几个月，大都中书省及具体宫廷、地方均有以皇太子、即“绿鬓亲王”为首的留守机构，宫廷戒备森严，十分安全。欧阳原功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中状元的。（据危素所撰《行状》：“延祐元年，会下诏设科取士，治《尚书》，以《天马赋》中第一，明年赐进士及第。”）是年三十一岁。《元史·兵志》“巡逻军”记云：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丞相铁木迭儿奏：“每岁既幸上京，于各宿卫中留卫士三百七十人，以备巡逻，今岁多盗贼，宜增百人，以严守御。”制可。仍命枢密与中书分领之。延祐七年五月，诏留守司及虎贲司官，亲率众于夜巡逻。

据此则词中下句“乘舆去后严巡警”一句，亦十分清楚，有着落矣。另张昱《辇下曲》三十四云：“千门万户严扃钥，留守司官莫自闲。仰候秋风驼被等，郊迎大驾向南还。”正好注此词。欧阳原功入翰林院，任翰林院直学士等职，在元顺帝妥懽帖（亦作铁，均蒙古文译音）睦尔即位之初，其间三十余年，都在大都，所写正是元代后期三十余年北京风俗景况。顺帝十三岁即位，元统、至元、至正三个年号，共三十五年。欧阳原功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在大都崇教里寓舍去世，终年七十四岁。至正二十七年，明兵陷大都，顺帝北走，元亡。欧阳原功在元亡之前十年去世，其《渔家傲》写作年代是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是年末，迎妥懽帖睦尔于广西，明年六月，即帝位。因此其写词时，约在至正十年之前，正是元代后期政治、经济稳定时期，按《元史·诸王表》：“顺皇帝三子，长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余二子蚤世（蚤世即早逝）。”所说“绿鬓亲王”，也包括这位皇太子了。

后半阙接写“太液池心波万顷。闲芳景，扫宫人户捞渔艇”。现在北京北海、中南海，六七月间波光依旧，又谁能想象六七百年前“闲芳景”的景象呢？元代宫廷管理，分工极细，均按行业分工设官管理支应差役之民户，打扫宫殿，亦有人户。《元史·百官志六》，“大都留守司”项下记云：仪鸾局，秩正五品。掌殿庭灯烛张设之事，及……洒扫掖庭，领烛剌赤、水手、乐人、禁蛇人等二百三十余户。……

这些人户在皇上去后，夏天十分闲散，只是摇小船捞捞鱼了。

七月都城争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笊。龙袖娇民儿女狡。偏相搅，穿针月下浓妆佼。　碧玉莲房和柄拗，晡时饮酒醒时卯。淋罢麻秸秋雨饱。新凉稍，夜灯叫买鸡头炒。瞿氏原注：笊为竹器，其用未详。娇民亦未详。淋麻秸为制灰也。炒鸡头今犹有卖者，但不多。

七月乞巧，是古老的风俗，并非自元代大都开始，但元代大都却继承延续了这一民间风俗。《析津志辑佚》“岁纪”篇引另一首《渔家傲》词云：七月皇朝祠巧夕，化生庭院罗金璧。彩线金针心咫尺，堪怜惜，星前月下遥相忆。　钿盒蛛丝觇顺逆，觚稜萤度凉生腋。天巧不如人巧怿。年光掷，长生殿里空尘迹。

就词论，没有欧阳原功的词好，但也记录了当时大都的风俗。唐陈鸿《长恨歌传》中写道：玉妃出。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取金钗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果，焚香于庭，号为乞巧。”

这是有关乞巧风俗最有名的记载。唐人文字写的实在好，原只引一段，后感不足，又把前面一段也引在上面。这样《析津志》中《渔家傲》“钿盒蛛丝”句的出典也有着落了，即所谓“长生殿里空尘迹”也。

瞿注所谓：“笊为竹器，其用未详。娇民亦未详。”按“笊”是笊篱，淘米、捞面条的工具，过去是竹篾编、柳条编的厨房用具。家家户户都用，人人都懂。但作者此处入词，却是借来叶韵，按口语语音作动词用。何以见得？且看下面所引《析津志辑佚》“岁纪”条七月所写：都中人民，此日迎二郎神赛愿。富人家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买纸钱冥衣烧化为于坟，谓云送寒衣，仍以新土覆墓。市中小经纪者，仍以芦苇夹棚，卖摩诃罗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买者纷然，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做大棚，张换《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合。称曰女孩儿节。觇卜贞咎，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亦古今之通俗也。

看《析津志》所记，便知“荷花旖旎新棚笊”，乃口语“罩”字，因北京棚匠搭棚，用杉槁，各种竹竿、芦席、麻绳，作者便借用“笊篱”之笊叶韵，作动词用，即“新棚罩”也。“罩”字古字，效用“笊”字俗字，入巧韵，亦读抓，入效韵。词中上、去通押。另《析津志辑佚》“岁纪”九月条下，有句云：“是月九日，都中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亦于阛阓中笊荚芦席棚叫卖，如七夕、午节。”或是竹编、柳条编之意。“娇民”自是指“女孩儿”了。龙袖或是指宫掖中女子。陶宗仪《元氏掖庭记》云：九引堂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也。

另“穿针月下”，有的《圭斋集》亦印作“穿针日下”。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引《舆地记》云：七月七日之午，妇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绣针则浮，视水底针影，巧则喜，拙则叹矣。十五日诸寺建盂兰会，夜乃水陆放灯以度鬼。祭扫如清明时，曰秋祭也。

穿针应是“月下”，而看针影则是“日下”。但连前面“儿女狡”、“偏相搅”字样看。狡者，狡猾，故意戏弄；“偏相搅”，故意用手搅动水面，似作“日下”亦合理。（按，李家瑞《舆地记》，不知所引为何书。有《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久已佚。乾嘉之际，阮元得影抄宋本残书重刊。《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宋欧阳忞撰。李氏或从《舆地广记》择录，书名脱一“广”字，后面书目中亦漏记。手头无书，未能核对，特别注明。）明、清以后各书所记乞巧风俗，亦多记“日下”。如明沈榜《宛署杂记》记云：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曝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刘同人《帝京景物略》记云：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茹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刘同人所记更细致。其后《燕京岁时记》，甚至三十年代《民社北平指南》等书，均记“以碗水曝日下”之俗，无记“月下穿针”之俗矣。而唐、宋以前文献，如宗懔《荆楚岁时记》云：穿针乞巧，是夕（七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诸书，均有“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妇女望月穿针”的记载。而据《北平风俗类征》引同光时让廉《京都风俗志》稿本云：“七月七夕，人家多谈牛女渡河事……而穿针乞巧，今皆不举。”而明末刘若愚《酌中志》（即《明宫史》）记“七月”云：初七日七夕节，宫眷内臣穿鹊桥补子。宫中设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针。

似乎明代宫中尚有七夕月下穿针之举。“碧玉莲房和柄拗”，这是摘的带柄的鲜莲蓬，可以剥鲜莲子吃。这风俗一直自明清以来，延续到三十年代。小时随大人逛北海、什刹海，买鲜莲蓬，十个一把，每把当时卖五角。按那时物价说，并不便宜。吃起来，也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美味，只是那情调好，吃过的都会留下美丽的回忆。这可能也就是各种美好风俗的魅力。“晡时饮酒醒时卯”，晡时是申时，见《淮南子·天文》，即现在下午四五点钟。吃晚饭时，酒醉之后，一觉就是大天亮，日上三竿，即早上六七点钟，夏天太阳老高了。写大都人生活之富庶闲散，家给人足也。“淋罢麻秸”，据前引《析津志》“七月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的风俗，就是家中祭祀祖先已了。“秋雨饱”则连下句意，即“新凉稍”也，即北京迄今仍流传之谚语：“一番秋雨一番寒”也。北京夏秋之间，气候多变，迄今仍如六七百年前之元代。旧历七月初至盂兰节之间，先是三伏余热，所谓“秋后老来热”，即南方所说之“秋老虎”，但忽然一场秋雨，便新凉顿生，一派秋意矣。岁时季节变化，地方物产，与生活情调，风俗形成，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北京水网多，湖泊多，城里城外都有水面，种荷花，种菱芡，秋风一起，菱角、鸡头就上市了。“夜灯叫买鸡头炒”结尾一句，意境又好，押韵又妙，一幅美妙北京七月风俗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六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街景跃然纸上，有闻声见影之感。世纪初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云：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

这则正好给六百多年前欧阳原功的词作注。

北京过去搭棚的手艺，乃天下绝技，这首词中留下了珍贵的工艺史料，可惜这项手艺解放后慢慢失传了。

八月都城新过雁，西风偏解惊游宦。十载辞家衣线绽。清宵半，家家捣练砧声乱。　等待中秋明月翫，客中只作家中看。秋草墙头萤火烂。疏钟断，中心台畔流河汉。瞿氏原注：中心台即鼓楼，在元时当都城之中心也。“八月”一首，欧阳原功写自己情绪的较多，写当时大都风俗的较少。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部分八月、九月均未选欧阳原功《渔家傲》，或因其所写风俗较少关系。“八月都城新过雁”一句，此时雁已开始南归。大雁与小燕不同，小燕春来秋去，要飞过大洋，到南半球，明春再飞回来。而大雁却不同，春间飞过北几省，到外蒙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度夏，俟秋八月九月之间南飞经过华北数省至湖南、江西一带湖泊过冬。在长江以南，一到春天，大雁飞往北方去了，小燕归来檐间筑巢。因而留下了“鸿如客去，燕似宾来”的成语。而在北方，包括北方及北方各省乡下，春天大雁先来，小燕后来，所谓“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秋天大雁、小燕都向南飞走。因而我小时对“鸿如客去，燕似宾来”的成语，一直纳闷，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后来知道大雁、小燕，虽同是候鸟，却大不相同。大雁冬天只飞到洞庭湖、衡阳一带便停止了。而欧阳原功是湖南浏阳人，小时在长江以南生长，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中状元之后，又在平江（现苏州）、芜湖等地做官，均在江南。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授翰林待制，在大都做官，到写《渔家傲》时，在大都已经十年，而其时正是元代后期内乱的时期。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于泰定五年（一三二八年）七月死于上都之后，上都诸王立泰定子阿速吉八为帝，而怀王图帖睦耳在大都称帝，于是上都兵与大都兵大战，上都败，陕西兵、四川兵助战，其后两三年中，改了好几个年号，换了四五个皇帝。在天顺三年，政局不稳定，已经四五年，有的皇帝只立一两个月便死了。欧阳原功均在大都，遭遇动乱，自有很深感触。因而写到大雁南归，便不免“西风偏解惊游宦”之感了。“十载辞家”，离开湖南，游宦大都已十年了。衣服都破了，开绽了，半夜不寐，听到捣衣声，自然更加凄凉。《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中纪云：海子，东西南北与枢密院一带人家妇女，率来浣濯衣服、布帛之属，就石槌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词中的“砧声乱”，与此记载印证，更能想象当年之情调，词人之感情。又据朱有燉《元宫词》百首之八十五云：“白露横空殿宇凉，房头捣洗旧衣裳。玉栏金井西风起，几叶梧桐弄晚黄。”盖秋风起，天气渐寒，均拆洗衣服准备冬衣也。“等待中秋明月翫”，“翫”即玩字，玩月也。而元代中秋似不如明清以后热闹，据《析津志辑佚》“岁纪”所纪：是月也，元宰奏太史师婆，俱以某日去，大会于某处，各以牝马来，以车乘马潼（详见岁仪驾回）都城当诸角头。市中诸瓜果，香水梨、银丝枣、大小枣、栗、御黄子、频婆、柰子、红果子、松子、榛子诸般时果发卖。宣徽院（正三品，掌皇家饮食供应，分属机构庞大）起解西瓜等果、时蔬北上，迎接大驾还宫。宫中怯薛（蒙语译音，即各种差役）官与留守官，此一月，日陈铺设金绣茵褥，请旨赴锦褥纳失失（蒙语译音，不知何意），胖褥、氍毹地衣，便殿银鼠壁衣，大殿上虎皮西番结带璧幔之属，并利用监、貂鼠局、茶迭儿局（均大都留守司机构）人匠铺设，仍各怯薛主之。北城、南城内外多人，咸望圣驾回日近，买卖资羡，例有喜色，实人情感圣泽之至望也。

以上这些记载，也只是平平而过，并无民间玩月之文，只是后面记到上都“山子殿、上位每于中秋于此阁燕赏乐”，然而上都远在开平，在北京以北上千里，因而“然入八月，则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矣。多人南归之心，早已合矣”。呆在开平的那些人，早已想回大都来了。“客中”、“家中”、“墙头秋草”两句亦只是秋日眼前景物，或“墙头秋草”稍显北京旧式建筑之特征。因墙头、瓦上，下面用黄泥多，年代久远，夏日便长草，秋日草枯，自无萤火。若在江南石灰砌砖墙、屋瓦平铺，下面无泥，所以江南老屋，屋顶墙头均不长草。此句亦可见大都之地方特色，与后来北京房屋之感觉相同。“中心台”句如瞿注，中心台即现在之鼓楼。《析津志辑佚》“古迹”篇中云：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牌，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庙之前。

又记“齐政楼”云：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

按，现在鼓楼在前，钟楼在后。钟鼓下有台、上有楼。元代大都城在明代城北，中心台即现在之钟楼，齐政楼即现在之鼓楼，大约均明永乐时在元人旧址上重建者。元中心阁与中心台分为二处，与齐政楼均在元大都之中心。今则台与阁合二为一，乃明清以来之钟楼，非鼓楼也。

九月都城秋日亢，马头白露迎朝爽。曾上西山观苍莽，川原广，千林红叶同春赏。　一本黄花金十镪，富家菊谱签银榜。龙虎台前鼍鼓响，擎仙掌，千官瓜果迎銮仗。瞿氏原注：龙虎台在德胜门外，迎銮处也。西山观红叶至今为胜事。

九月已入深秋，云天高爽。“秋日亢”，亢即高也。《广雅·释诂》：“王肃注乾卦曰：穷高曰亢。”早起应官，骑马外出，有晨露朝雾。去游西山，观林木苍莽，东南望川原广阔，这是北京特有的秋景，直到今天仍然如是，只是当年大都官吏都是骑马去西山游山，而今是坐汽车罢了。《析津志辑佚》“岁纪”九月有“九月登高簪紫菊，金莲红叶迷秋月”句。九月登高，菊花是主要项目，红叶要到九月下旬，才能经霜变红。西山概括面较广，明清以来则专指西山八大处，即卢师、翠微二山。翠微原名平陂山。卢师山隋末沙门僧卢师居此，山之半有秘魔崖，山顶狮子窝，俯视昆明湖似盂，浑河如带。翠微山因明代宣德翠微公主墓改名，元时应按原名。其中香界寺，创建于唐代。再远则潭柘山有潭柘寺，马鞍山有戒台寺，均隋唐古寺。俗谚云：“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些在元代当都是春秋游览胜地，秋山看红叶，必到之处也。另据《析津志辑佚》“寺观”条记：灵应万寿宫，元自开国始创建于西山，赐上名额，实自太保刘文正公之主也。其祖坛在上都南屏山，即太保读书处，有碑文纪事。

刘文正是元初名臣刘秉忠，是元大都的缔造者，其神主即供于西山灵应万寿宫，也可以说这庙就是为他建造的。可见西山在元代大都是多么重要。

九月菊花，是从古就有的。《花月令》：“是月也，菊有英。”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九月重阳，都下贵菊有数种，其黄白色……”元代大都，当亦如此。“金十镪”言名种菊花之贵。“签银榜”是菊花山子，名种比赛，排菊谱。当时尚重上都滦京的紫菊，杨允孚《滦京杂咏》中有“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句。当时尚有年逾七十老画师潘子华，以画紫菊著名。故前引诗句中有“九月登高簪紫菊”句，即当时紫菊较黄菊名贵。

九月大都，最重要的节目即大驾还都。《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中记道：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宫中菊节，自有常制。京都街坊市井买卖顿增。驾至大内下马，大茶饭者浃旬。

另有“岁纪”篇亦记云：大驾于八月内或九月初，自李陵台——纳钵之后，次第而至居庸关南佛殿，亦上位自心创造，并过街三塔，雄伟据高，穹碑屹立。西则石壁，东则陡峻深壑，蔚为往来之具瞻，界截天堑，古今重名，此其一也。过此有黄堠店人烟凑集，回视山北景物则不侔矣。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上位、三宫、储君至此，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忭之至……

看来龙虎台是元代皇帝年年去上都时所经过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具体在哪里呢？瞿注说“在德胜门外”，不够确切。第一要确指元大都城门位置，当时还无“德胜门”只能说是建德门外。第二门外较近，如稍离，似不宜只说门外。元至正间周伯琦《纪行诗》二十四首，是专门记扈从元皇帝去上都的纪行诗，序中详细了各站驿程。说到龙虎台云：视事之三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犹汉言顿宿所也。龙虎台在昌平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

周记详记路程日月云：“十九日抵上京，历纳钵凡十有八，为里七百五十有奇，为日二十四，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伯琦往年分署上京，但由驿路而已。黑谷辇路，未之前行，因忝法曹，肃清毂下，遂得见所未见，实为旷遇云。”经过的“纳钵”，即住宿地名，有居庸关、瓮山、车坊、黑谷、色泽岭、龙门、黑石头、黄土岭、程子头、磨儿岭、颉家营、白塔儿、沙岭、黑觜儿、失八儿秃、察罕脑儿（汉言白海，有行宫亨嘉殿，沙井甘洁，酿酒上用。土屋鹰房，秋必校猎）、郑谷口、明安驿、泥河儿、李陵台驿、双庙儿、桓州、六十里店、南坡店、上都。现在在地图上仍能找到居庸关外的龙门、黑山咀等地名。再往东北，即滦河、伊逊河上游，有御道口。御道口地名，大约就是元代白海秋猎地，清代木兰围场了。

去时龙虎台是送行处，回来龙虎台是迎驾处。元代皇帝年年去上都，嫔妃、内侍、扈从大臣、羽林军，春秋两次，上万人走这条路，其规模之庞大，现在人几乎难以想象。不少扈从汉大臣，都留下了扈从的纪事诗，只录几首有关龙虎台的，以印证欧阳原功的词。杨允孚《滦京杂咏》之一、二道：北顾宫廷暑气清，神尧圣禹继升平。今朝建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注：此下多述途中之景，行幸上京，盖云避暑也。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远，万岁声传龙虎台。注：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纳钵”。

马祖常《石田集》有《龙虎台应制》云：龙虎台高秋意多，翠华来日似鸾坡。天将山海为城堑，人倚云霞作绮罗。周穆故惭黄竹赋，汉高空奏大风歌。两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苍生乐至和。

又一首《驾发上京》：苍龙对阙夹天阍，秋驾凌晨出国门。十里貔貅骑腰褭，一双日月绣旗旛。讲搜猎较黄羊圈，赐宴恩诂白兽尊。赫奕汉家人物盛，马卿有赋在文园。

上引两绝、两律，均足印证欧阳词中“龙虎台”至“迎銮仗”三句。

以上引诗作者周伯琦字伯温，号玉雪坡，江西饶州人，由上舍生以荫生入官，官至江浙行省左丞，招谕张士诚，留平江（即现苏州），有《近光》、《扈从》二集。杨允孚字和吉，江西吉水人，布衣，追随马祖常、虞集、柳贯等文人大官，游历的地方很多。《滦京杂咏》五十余首，所记甚细，且有注，是研究元代风俗的极好资料。马祖常则是西夏人，字伯庸，世为永古特部，高祖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因号马氏。祖常延祐初乡、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至御史中丞，有《石田集》。《元史》记载其应制诗，被文宗（名图帖睦耳）赞赏，说“中原硕儒惟祖常”云云。其诗中“周穆故惭黄竹赋”句，用《穆天子传》典：“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我阻黄竹。’”用以对汉高祖《大风歌》。把元代皇帝，比作周穆王，且在北地风雪之地。不但用典恰当，奉承也极为到家。蒙古皇上也极为赏识，看来当时蒙古皇帝学习汉文化已十分高深了。

十月都人家百蓄，霜菘雪韭冰芦菔。暖炕煤炉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　貂袖豹袄银鼠襮。美人来往毡车续。花户油窗通晓旭。回寒燠，梅花一夜开金屋。瞿氏原注：菘韭、炕炉，均冬日景物。“高昌家赛羊头福”，未详。纸窗加油以取明，今小户犹然。都城梅花甚珍贵，置暖室中可促其开。“十月”一首，全是大都风土材料，对了解元代北京人民生活状况，十分重要。全词咏唱，首先是冬菜，《诗经》中说：“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所以“都人家百蓄”，是继承了传统风俗的。第一是大白菜，经了霜的大白菜，直到今天，北京不少人家，还买许多棵放在家中过冬，慢慢吃。菘就是大白菜，上海叫黄芽菜，又叫“胶菜”，以山东胶州所产的最好。雪韭，积雪压着的韭黄。北京传统以干马粪和草、土压在韭菜根上，压处不冻，上面又有积雪，十分湿润，因而下面韭芽特好。红萝卜、白萝卜是大量的冬季菜。罗卜、芦菔、萝蔔等等不同叫法，虽然文字不同，也都是一种东西。这些冬菜同本世前后期差不多，只是当时似乎还没有白薯、土豆，这些大约确是明代以后才引进、大量普及的了。《析津志辑佚》“物产”篇“菜志”记有：白菜、莙荙、甜菜、蔓青、同蒿、葫芦、萝蔔（红、白）、葫芦服（黄、白）、王瓜、茄（白、紫、青）、天青葵（即藿也）、赤根（菠菜）、青瓜（蛇皮瓜）、稍瓜、冬瓜、蒲、笋、葱、韭、蒜、苋、瓠、塔儿葱（层葱）、回回葱。

可以印证词中所写，只是“莙荙”不知是什么菜。“暖炕煤炉香豆熟”一句，首先是热炕，这是北方苦寒地区最重要防寒设备，现在北京不知还有没有了，而在四十年代中还有不少。至于明清以前，那就更为普遍。清初康熙时《群经别解》中说：燕齐之俗，人家土炕，多近窗牖，疑古亦然。宋琬《安雅堂集》中《狱中诗·土炕》云：欲破愁牢用火攻，融泥施锸罕人口。琅珰作枕铺牛荐，瓦缶为炉马通。

前一首未说明是火炕，后一首说是“马通”，即烧马粪，自然是火炕，也即是欧阳词中所说的“暖炕”，可见火炕在元代的大都（北京）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热炕是要盘的，即在修建时，由灶口将火道用方砖或土基竖着砌出如曲折水沟一样，弯来弯去，弯到墙壁下烟囱处，直接通风上去。原理同现在锅炉管道一样，十分科学，只是较为简单原始，不用计算，只凭经验，灶上火焰，却顺此通道盘旋，余焰由烟囱散出。在通道竖立的砖或土基、泥坯上盖薄石板，或大泥坯，然后用细泥抹平扎光，再铺上席子、毡子、褥子等，就可起坐睡卧了。

烧炕的灶头，可连柴锅，也可连煤灶。一种是连着锅台的，所谓锅台连着炕。一般有锅台、有风箱，灶中可烧的甚多，柴、谷秸、豆秸、谷糠、煤等均可烧，既烧饭，又烧炕。另一种是只烧炕，即是只住人不烧饭的房间，大户人家，由王公府邸到宫廷，这样的房间太多了。不但炕下有火道，连地下亦有火道，谓之“地炕”，东北尚有“火墙”，即墙中有盘曲火道。这样火炕、地炕，冬天最暖，要烧掉大量的煤，元代大都煤是十分多的。《析津志辑佚》“风俗”条中记云：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则难行矣。往年官设抽税，日发煤数百，往来如织。二、三月后，以牛载草货卖。北山又有煤，不佳，都中人不取，故价廉。

燃料易得，价格不贵，惠及贫民。直到现在，北京郊区大多睡热炕者；煤炉于城里住老式房屋的仍离不开。因为北京一到旧历十月，家家户户，不管穷富，都要笼火。光绪时人徐兆丰《风月谈余录》记云：京师地气苦寒，向于每岁十月朔生火，至二月朔，然遇极冷之日，虽火不温。

这类记载很多，自元代至晚近，都是一样的。“香豆熟”三字十分传神，就是过去冬日热炕头，家家妇女孩子们要有些零食，最普通炒蚕豆、炒黄豆、炒豌豆，这是纯粹的北方冬日风俗。小时在北方农村炕头上，一窗大太阳，围坐吃豆谈笑的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也。“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元人蒙古、西夏，游牧民族，入主中华，以北京为大都，狩猎习惯，吃鹿肉、麅子、麞子，十分普遍，都是野味。元与清都是少数民族，明代虽是汉族当政，但自永乐后，宫中习惯，亦多受北方影响，看刘若愚《酌中志》所记饮食即可知。元代大都由宫廷到民间，种族较明、清两代均为复杂。皇帝贵族是蒙古人，官吏和百姓里面蒙古人、西夏人、汉人、南人、辽人、色目人、大食人、高丽人等等，不少风俗也不一样。所说“高昌家”，应稍作解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兀儿之地……臣于契丹。岁己巳，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即遣使入奏……遂以金宝入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有《高昌王世勋之碑》一文，详细介绍高昌国的肇始及发展到元代的情况。其开始是神话传说，起自和林山下秃忽剌、薛灵哥二水树瘿上生五小孩，最小者名卜古可罕，既长，遂有人民土国，成为君长，传三十余君，至唐代，与唐人攻战，久之和议，唐以金莲公主妻其国王之子。后又数世，其国多灾，迁居交州，即元之火州。按此“交州”，乃唐之交河郡，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田石岭，西临西蕃。居此一百七十余年，而至元初，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入朝元太祖，太祖嘉之，妻以公主。就是现在的吐鲁番一带，元名“火城”。高昌人少。其“赛羊头”见张昱《辇下曲》之一首云：高昌之神戴羖首，仗剑骑羊气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蔔面饼贺神节。

看来是十分隆重的民族风俗，只不知如何赛法？现在新疆维吾尔族是否还有此俗。

下半阙写元代蒙古美人极为生动，先是皮衣、貂袖、豹袄、银鼠襮。北方游牧民族，冬日苦寒，重视皮衣。貂、豹、银鼠等均为细毛皮货，由宫廷至民间，均极重视。据《元史·舆服志》，虽多述各服饰之花纹，然亦不少地方述及皮货，如云“天子质孙（汉言一色服）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荅忽’……”元代官服只有“貂蝉冠”，似无清代服貂褂之规定，但元朝有专管皮货之“貂皮局”、“软皮局”以及“手号军人捕千户”，专管捕猎野物皮货。《析津志辑佚》“物产”记“鼠狼之品”云：银鼠，和林朔北者为精，产山石罅中。初生赤毛青，经雪则白……贡赋者，以供御帏幄、帐幔、衣、被之用。每岁程工于南城貂鼠局。诸鼠唯银鼠为上，尾后尖上黑。青鼠，其毛有青惨色，光润莹软，腹下有白毛寸许。制衣青为衣，而白者缝缀为搭护，仍以银鼠缘饰，或水獭、黑貂并不佳。青貂鼠，毛色微青黄，差小，冗厚，轻软，制衣亚于银鼠……黑貂，黑而毛厚者为上，多以之为领缘。达官以为衣，多以前面衿饰以纳失失，间丝之异，表而出之。有以银鼠带尾为衣饰，缘以黑貂，尤为精美。黑貂间白毛者谓之浣毛。

所说“青鼠”，即现在所说之灰鼠。青貂鼠，即一般貂皮，另有紫貂，毛色深咖啡色，有亮光。黑貂最名贵，现人工饲养者甚多。“搭护”似围巾、护领之类。“饰以纳失失，间丝之异”云云，不知如何点断？也不知何意。或即现在皮衣之“出风”。“缘以黑貂”之语，亦可证词句之“貂袖豹袄”，是装饰作用，即貂皮袖头，现在女衣亦多有此种饰。豹皮此中未述及，而前面“兽之品”条中有金钱豹，未述及其它豹种。朱有燉《元宫词》之五十五云：比胛裁成土豹皮，着来暖胜黑貂衣。严冬校猎昌平县，上马方才赐贵妃。

豹之品种亦多，云豹、雪豹、金钱豹。云豹、雪豹均灰白毛有不规则黑色云斑者，十分柔软。金钱豹黄毛黑色大小圆斑，十分好看，现在妇女仍用之制皮大衣。傅乐淑氏注《元宫词百章》，谓土豹皮为猞猁狲，甚是。《清一统志·盛京志》：“失利孙，俗作猞猁，亦作失利，一名土豹，乌拉诸山皆有之。”词中“豹袄”即猞猁袄也。另“比胛”即现在之长马甲。《元史·后妃传》：昭睿顺圣皇后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有仿之者。

毡车是车上面用毡作围子。此种车辆，自元代以来，历经明、清到本世纪初，各种围子轿车，大鞍小鞍，层出不穷。北方乡间或仍有实物保存到现在。五年前参观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就保存着一辆旧轿车。“花户油窗”句，康熙时钱芳标《莼渔词话》记云：京师冬月，即以纸糊窗，格间用琉璃片，画作花草人物，嵌之。由室中视外，无微不瞩，从外而观，则无所见。此欧阳楚公十月《渔家傲》词所云“花户油窗”也。盖元时习俗已尚之。

按幼年在北国山乡所见，所说琉璃片，亦有用云母片者，有透明感。而油窗，东北亦有用油纸糊窗者，以其耐风雪不潮湿。花窗则窗上贴窗花。“回寒燠，梅花一夜开金屋。”这两句词，只能在北京冬天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其洋洋暖意，扑鼻梅花香味。在江南苏、杭、上海等地生活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的。只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清冷苦寒，只知“梅花香自苦寒来”，全不知高堂华屋，冬日暖香醉人之富贵气象，未免过于寒酸。北京冬天只有盆梅，迄今没有能在户外形放的梅花。而旧时不管房间大小，朝南房间，炉火旺，太阳光照足，盆梅都是丰台花农养的洞子货，买来放在室中，及时开放，一树缤纷，冬至以前至春节间都能开放。和江南梅林看梅花，完全是两种感觉。柯九思《宫词十首》中有云：延华阁后春归早，百种名花腊日开。为是君王行不到。国官讲殿进盆梅。

此诗正好为这句词作注。

十一月都人居暖阁，吴中雪纸明如垩。锦帐豪家深夜酌。金鸡喔，东家撒雪西家噱。　纤指柔长宫线弱，阳回九九官冰凿。尽道今冬冰不薄。都人乐，官家喜爱新年朔。瞿氏原注：暖阁者，于室中别以木匡为小屋，居之以避寒也，宫中多有之。

首句“暖阁”一句，瞿氏已注，但似乎不够明确。在此我再作些补充。一般四合院北屋或西屋，北屋三正两耳，西屋三间。北屋中间三正，如一堂二屋，左右各一间卧室。如右室炕临窗，左室炕靠后墙。主人夏居左室，冬居右室。在炕前装一考究的木雕花罩，或装炕沿上，或装炕沿下，离炕约一尺五寸许，如江南老式两重床架大木床。冬天挂上棉帐子、呢帐子，甚至灰鼠皮壁衣围帐。晚间人睡在里面，放下帐子，一点风也进不来，这就叫暖阁。也有一条炕三分之一横着装一小木花架，内铺卧具，挂帐子以挡寒风的，也是小暖阁，现在故宫中、颐和园乐寿堂中还有许多实物，可以参看。

北京人住房，过去习惯用白纸糊墙，所谓“雪洞似的”，同江南老式房间木板墙，冬天也开着大窗户，手捧手炉的感觉完全不同。而这种白纸糊墙从欧阳词句看，自元代已很普遍。“吴中雪纸”是指北京好纸都是江南来的，主要产地是安徽泾县，而非苏州。但是南唐最有名的澄心堂纸，是从金陵出名的，笼统说也算吴地吧，所以叫“吴纸”。“明如垩”，“垩”字见《说文》，又是动词，又是名词，据段玉裁注：以白物涂白谓之垩，因而白土亦谓之垩。北京得天独厚，西郊房山出产白土，而且有粘性，十分细腻，粉刷墙壁，较石灰又细又白，又不脱落，俗名“大白”，价钱很便宜。裱糊铺将预裁好一样大小的土纸，刷上大白，考究的还在套印暗花，如福、寿字，云鹤、折枝图案等，晾干压平。为人裱糊房屋墙壁顶棚时，直接使用。“锦帐豪家”、“金鸡喔”、“东西家”句，写大都人冬夜夜饮之欢乐。夜酌直到金鸡报晓，送客者撒雪、嘻笑之场景。而“撒雪”亦似为宫廷游戏。元张昱《庐陵集》有《宫中词》二十一首，其中有：“内人哄动各盈腮，谈自西宫撒雪回。报与内司当有宴，羊车今晚早将来。”似如现在北方冬日儿童之打雪仗。

下半阙“纤指柔长宫线弱”是宫廷故事。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记云：刺绣亭，冬至则候日于此，亭边有一线竿，竿下为缉衮堂，至日命宫人把刺，以验一线之功。

按此风俗，民间亦有，所谓“冬至往前验，一日多一线”。这个谚语，在幼年山乡居住时，常常听老奶奶们说起。《析津志辑佚》“岁纪”篇十一月中亦有“南郊驾幸迎长至，绣线早添鸾凤翅”的词句，“绣线”句亦咏刺绣亭之仪式。“阳回九九宫冰凿”，这是“阳回九九”与凿冰藏冰两件事。冬至画九九消寒图，自元代就形成风俗，由宫廷到民间都有。杨允孚《滦京杂咏》之三十七诗云：试数窗前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初回。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注：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画一圈，八十圈既足，变作杏花，即暖回矣。

这种风俗，自元、明、清以迄本世纪，都以各式各样方式流传着。冬至后，天气最冷，坚冰至，凿冰藏冰，是过去没有人造冰、只用天然冰的时代，冬天最重要的工作。有专业冰窖、冰局子，冬藏夏卖，有官有私。四月词中曾写到“四月都城冰碗冻”。另《析津志辑佚》“风俗”篇记酒槽坊云：“酒槽坊，门口多画四公子……夏月多载大块冰，入于大长石枧中，用此消冰之水醖酒，槽中水泥尺深。”这些冰哪里来的呢？全是冬至后三九天海子边、护城河，各处水面凿冰凿来的。《燕京岁时记》记云：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内凿之，声如錾石，曰打冰。三九以后，冰虽坚不能用矣。

北京冬天天气越冷，上游水大，则冰结的越厚，冬至后到三九、四九，这一个月期间，是打冰的最重要的季节。打冰有特殊工具，一支钢矛，长尖甚坚硬，近一尺处，有一倒钩。打冰时，在冰面按宽一尺，长二尺五寸长方垂直用钢矛凿，四周凿空，一方冰浮水面，便可用倒钩钩上来。用草绳一系，冰甚滑，拖着走十分方便，拖到岸上，冰窖边，顺坡道滑下去，以一方方冰如砌墙般堆起，上盖草顶，再覆以土，把窖口封上，往明年四月再开封取冰，此即四月词句之“四月都城冰碗冻”了。凿冰时冰越厚越好，不但藏冰多，明年夏天用冰也丰富，因而词中说“尽道今冬冰不薄”。由元代至清代，宫廷给大臣颁冰都是很隆重的仪式。外省官吏送给京官的钱，谓之“冰敬”、“炭敬”。由元到清末，冰对北京宫廷及民间说来，是太重要了。“都人乐，官家喜爱新年朔。”简单说，就是写元大都都人的欢乐，“官家”是皇帝的代称，前面已曾说明过。新年朔，就是大年初一，宫廷、民间大家欢欢喜喜等着过大年了。同时此句还与进日历有关。柯九思《丹丘生稿》中有《宫词》十五首，其十三道：珠宫锡宴庆迎祥，丽日初随彩线长。太史院官新进历，榻前一一赐诸王。注：每岁日南至，太史进来岁日历。“彩线长”即前面所说“宫线弱”，“南至”即冬至，因太阳至南回归线已到头了。“新进历”即“官家喜爱新年朔”了。此诗正好为欧阳词后半阙作注。另据《析津志辑佚》“岁纪”篇记：十一月……太史院于冬至日进历……历有四等：国子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并上进……内廷之历，非士庶可详，姑识其闻见耳。

亦可见当时大都民族之复杂，历书都要用四种文字印。

十二月都人供暖箑，宫中障面霜风猎。甲第藏钩环侍妾，红袖，笑歌声送金蕉叶。　倦官玉堂寒正怯。晓洮金井冰生鬣。冻合灶觚饧一碟。吴霜镊，换年懒写宜春贴。瞿氏原注：暖箑未详，灶糖之风则无处不然也。“暖箑”何物，确切具体解释，尚未找到根据，但可想象之。即北京冬天腊月十分寒冷，而且风沙大，户外行走，要御寒挡风的东西。《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中记：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显宦有“鬼眼睛”者，以为之，嵌于眼上，仍以青皂帛系于头。

这种东西叫“眼罩”，后来一直有。同样有“耳帽”，明刘若愚《酌中志》记云：暖耳，其制用玄色素纻作一圆箍，二寸高，两旁缀貂皮长方如披肩。

明徐树丕《识小录》记云：冬至乃赐百官戴暖耳，俗谓之帽套，加纱帽上，虽入见亦然。

直到现在，冬天仍卖耳朵套者，但很少。而明人书中所记“暖耳”，即后来之风帽，可套在帽外，现在戏台上亦常见。而“箑”是扇子，扇子是用来摇风的，但明代宫中有用来遮阴之“撒扇”，据刘若愚《酌中志》记：“其制木柄，长尺余，合作作小股二十余根，用蓝绢裱糊，两面皆撒大块金箔，放则遮日，收则入囊。自礼监掌印至管事牌子，皆于宫中夏日用之。只是取阴，不能取风。”不过虽不能取风，却能挡风。但要用手持，手也照样冷，因思“暖箑”，虽以箑名，恐怕与明代之撒扇尚非一种。只能说是挡风、遮脸、取暖的一种面具吧。“甲第藏钩”是王府贵戚家的游戏。元初杨奂《还山集》有《汴梁宫人语十九首》之四道：翠翘珠掘背，小殿夜藏钩。蓦地羊车至，低头笑不休。

按，藏钩之戏，原是汉武帝的典故。武帝钩弋夫人少时手拳，帝披其手，得一玉勾，手得展，因为藏钩之戏，后人效之。周处《风土记》有记载，原是很古老的游戏。历代宫廷宫人多有此戏。唐李白《宫中行乐词》：“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古诗中吟到者甚多，欧阳词此句亦是用常典写大都豪贵侍妾环绕，金杯饮酒，藏勾博彩，笑语声中负者送“金蕉叶”，即金蕉叶杯饮酒之热闹场面。正照应下半阙之倦宦也。

下半阙“倦宦”，乃作者自况。南方人在大都做官，自然怕冷。早起在井头汲水（金井，古人称井栏之井习惯用语，唐王昌龄诗：“金井梧桐秋叶黄。”）胡须都结冰了。鬣，即胡须。腊月二十三日，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直到今天，各地还有此风俗。“饧一碟”，一小碟麦芽糖祭灶，十分寒冷，用“冻合”一语，呼应前文之“寒正怯”也。“吴霜镊”，自言老也。刘讷言《谐喙录》云：王僧虔晚年恶白发，一日对客，左右进铜镊，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

韦庄诗亦云：“白发太无情，明朝镊又生。”此处“吴霜”喻似吴盐之白发。按，宋、元吴盐乃最洁白之盐，所谓“并刀似剪，吴盐胜雪”，亦是喻其洁白。

宋元时过年，尚不时兴贴春联，而只写“春帖子”，《宋史·欧阳修传》：在翰林日，仁宗一日见御阁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对曰：欧阳修之词。乃悉取宫中诸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李清照集校注》中亦载《皇帝阁春帖子》、《贵妃阁春帖子》，均五言绝句，其《贵妃阁》云：金环半后礼，钩弋比照阳。春生百子帐，喜入万年觞。

都是吉祥语。欧阳原功当时是翰林院待制，腊尽春回之际，礼应给皇帝写宜春帖子，而却写“换年懒写宜春帖”，正是有感于当时几年中的朝廷混乱，倦勤思激流勇退也。三、后记

用了近二十天时间，逐月写完了欧阳原功《渔家傲》十二月，感到十分欣慰。不只是完成了久已想做一做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沟通今古，感到虽是六七百年前的事，却和我幼年生长北国小镇、近十岁时来到北京生活的情况差不多，有一种极为亲切的感觉。如北国的热炕、暖阁、窗花纸……似乎一闭眼就能见到、感觉到一样。六七百年是个漫长的历史岁月，而从古老的生活风俗习惯来说，似乎只是短暂的一瞬。如二月二的引龙回，小时候提着一个小罐桶，装半桶谷糠，从大门外的下马石边上墙角处，一头白头发茬子的老张掌柜，戴一顶旧古铜色毡帽，用勺子一溜洒在墙根，沿着一直洒到里面去，我看看好玩，也要洒，但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肯，只让我提着桶跟着……当年的童趣，每读“引龙灰向银床画”句，便一下子想起来了，止不住地想把这故事讲讲清楚。前人诗句“北来风俗犹近古”，应该改成“山乡风俗多近古”，因为当我小时到北京，即当时北平时，这“引龙回”的风俗似乎已没有了。因为大都会客居者多，岁时风俗大多简化，远没有乡间热闹了。但是仍有不少元代就流传下来的。如搭棚，北京过去搭天棚之精湛技艺，其高难度之构思及漂高之高难度熟练动作，都不是三五代人的经验智慧所能积累完成的。读欧阳词《七月》中“荷花旖旎新棚笊”句，并参阅《析津志辑佚》所记，才感到这项技艺，早在元代就十分讲究了。又如“雪纸明如垩”，这更是北京过去四合院家家户户都要用白纸贴墙、糊窗的风俗流传有自，因而感到北京旧时古老风俗，基本上自元代已经形成了。明、清两代，大多还是继承了元代的旧俗。往前还可探到辽、金，往后延续到民国初年、“七·七”战前。辽、金、元、明四代城郭虽各不相同，但其衔接处，重叠处，都有许许多多老百姓连续不断生活着，在空间上、在时间上，也就使得风俗习惯也像水一样，不断流传到今天了。溯本求源，顺流而上，是十分有意思，也是十分有趣味的。

遗憾的是，毕竟六七百年不是一个短时间，民间的风俗习惯，种种名称，细小的事，实在难以准确说明了。如《二月》中“士女城西争买架”，什么是“架”呢？我虽作了解释，仍感吃不准。如《十二月》中“暖箑”一词，意思虽能想象，而具体是什么，就说不清楚了。因此希望得到各方专家们的指教。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丙子冬至前五日，云乡记于浦西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

酒与民俗

但严格分析起来，这二者并不完全一样。“酒与民俗”，以酒为前题，即酒在民俗中的反映与影响等。如果改为“民俗与酒”，那将是以民俗为前题，只是论述其中酒的方方面面了。

既是以“酒文化”为前题的讨论，自然题目也是前者而非后者了。

讨论题目明确以后，还要把“民俗”一词作一解释。

目前“民俗学”很流行，在世界学术领域，“民俗学”（Folklore）被认为是人类人文学科的显学。

日本人将这一名称译为“民俗”，传到中国来，就直接用了这一学名。“民俗学”的历史并不长，或者说是很短的。

这一英文名称（Folklore），是一八四六年英国人托马斯（N.G.Thoms）所创，迄今还不到一百五十年。

它所注重研究的是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等比较原始民族的东西，当时正是英、法等国殖民地政策变换时期，即将武力奴役掠夺财富，转变为将殖民地作为原料资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目的是要研究殖民地中各种较为落后的民族习俗，所以民俗学流行起来。

因不少地方的土著民族比较闭塞，奇风异俗很多，却又文化较为落后，没有较多的文献可征，因而便从采集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入手，以了解其民族特征。

七十多年前，这门学问传入中国来，因其特征，有人译为“谣俗学”，从事歌谣和民间故事的收集工作，后来又有人直接用了日本的译名“民俗学”。

这样“谣俗学”这一名称未流传开来，而民俗学却叫开了。但却因此引起某种程度的混淆和实质上的这一学科的内容或者叫“内涵”上的变化。这就使具体的、内容狭隘的“民俗学”与中国人常说的“民间风俗”这一概念混淆甚至等同起来了。

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中国幅原辽阔、历史悠久，民间风俗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民众对此极感兴趣；

原因之二，是中国几千年来，早就有重视民间风俗习惯的传统，源远流长，历久不衰，而且是一贯的，从未间断过；

原因之三，是文献历史资料十分丰富，人们一提到“民俗”，自然想到本国的风俗人情和传统习俗，想到常说的风俗，而忽略了西方民俗学的特定含义。

这样，中国人所说的“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很自然地便是民间风俗、传统习俗，而不可能是单纯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等了。

在中国，“民俗”的内容有大量的生活传统现象、丰富的历史史料，文字的和实物的均可供研究。

世界上某些文化落后的区域，长期缺乏文献史料，研究者只能靠深入土著，收集民间歌谣、谚语、故事等口头资料及观察其非宗教的习俗来研究其民族习俗传统。

在中国，说到民俗这一外来语时，自然会和“民间风俗”、“风俗”等词汇等同起来研究。这不是有意或无意的混淆，而是自然和必定的融汇。

谈到“酒与民俗”，也是中国民间风俗的大概念，而非西方“民俗学”的狭隘概念，或者叫“酒与中国风俗”也可以。

在论述正文之前，先说清楚题目的特定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二

酒在我国历史悠久，风俗在我国源远流长，民俗如果可以——自然也应该——说成是民间风俗，那酒与民间风俗的关系，如加以论述，自然也必须从古老的历史说起了。

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古陶器中的酒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制酒器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这些年代久远的出土文物，均将酒与民众生活关系的原始状态表现了出来。

这些五六千年前的社会生活状态，在今天要细致而具体地说明其习俗状况已经很困难了。用句古话说：因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征也。但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周朝，中国文化经历了夏、商的上千年的孕育成熟，突放异彩。春秋时代，经典著述，从无到有，中国文化有了系统的文字记录。

酒与民俗的关系，关于酒的种种风俗习惯，规则制度，不但在生活中已经全部形成，而且文字记载也已十分详尽完备了。

民间风俗在我国传统上习惯叫“风俗”，而不叫“民俗”，其所指实际也就是各地民众生活中一些传统的习惯、习俗，小至吃饭使筷子，大至岁时节令种种故事，婚丧嫁娶种种礼仪。

虽然各个地方、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但其本质却又有久远的历史传统。

中国早在二三千年前对此就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就有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解释。

早在周代，就有每年八月采诗观风的制度。《诗经》中不但“十五国风”是采集的各地歌谣，反映了当时各地的风俗，即《大雅》、《小雅》也同样记录了当时不少风俗资料，说明人们很早就知道了解不同风俗是了解不同社会的重要手段。《荀子·强国》篇中说：“入境，观其风俗。”《史记》中说：“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荀子说明重视不同习俗的传统，而太史公则说清楚了博采“风俗”——亦即博采反映民间习俗的诗歌之重要意义。

这些与西方民俗学研究者比较，其本质完全相同，而内容更为广泛，其在历史时代上，也早了二千多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汉书》中具体解释“风俗”的意义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序中也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这两条文献，都对风俗这一概念，作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大体概括地说：风是偏重于自然界的影响，俗是偏重于人事的影响，而人类社会各地、各个时代不同习俗的形成，总是受到自然和人事的影响的。

说到酒，同样也是在二者的影响下形成的。客观上因自然因素给酒的出现和不断生产，为人类所利用准备了条件；在人事上，又因各地、各个时期人为的因素给酒的发现、生产、改良、发展，创造了更完善的条件。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但很早就已出现，而且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习俗也发生密切关系，造成很大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献的先秦群经、诸子中，大部分书中都有关于酒的记载。如从历史传统上研讨酒与民俗的关系，那先秦诸子经典中关于酒的记载，就是最好的文献资料可供征引了。其中尤以《诗经》和《礼记》二书，把酒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作了大量的记载，详尽而生动，是关于酒的十分可贵的民俗材料。

人们生活中，喜欢喝酒的人，喝点酒是最大的乐趣，兄弟和睦，家人团聚，喝点酒，那就更是其乐融融。《诗经·小雅》中《棠棣》云：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这不是一幅很好的兄弟对酌风俗画吗？《国风·七月》写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

也都是当时农民秋收以后欢乐饮酒的风俗诗。

在人们互相交往中，接待宾客是十分重要的。而酒又是接待宾客的重要饮料。《诗经》中一说到宾客，就说到酒。《小雅·南有嘉鱼》章云“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句，反复四章，都诵到同样“有酒”和“嘉宾”。《宾之初筵》章，也是反复诵唱“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其未醉止”、“其曰醉止”等等。

其他诵到“旨酒”、“嘉宾”的章句还很多。《礼记·少仪》中还细写了待客礼貌规矩，如云：客爵居左，其饮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凡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燋。客作而辞，然后以授人。执烛不让、不辞、不歌。《曲礼》中记明“侍长者饮酒”的礼貌。《玉藻》篇中还记明饮酒之后，如何转过身来告辞穿鞋起立的规则。可见以酒待客这一习俗之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年前就十分普遍，讲究礼数了。

周秦以前先民，去远古蒙荒时代未远，但文化已逐渐发达。在春秋时代前后，中华文化突发异彩，各种典籍，六经诸子斐然问世，这是文化典籍从无到有的第一批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

那时，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自然现象，但已初步具备了宇宙观、生死观、社会观等等认识。

在此思想状态下，有两种认识特别注重，即对自然天地的崇拜和对宗亲的慎终追远。

因而对祭天地山河和祭宗庙祖先，由国家王侯到庶民百姓，一样重视。

而祭祀时最重要的就是酒。

在《礼记》《郊特牲》篇中、《月令》篇中都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祭祀时献酒、用酒的情况。

先秦典籍中除此之外，各种经、子书中，写到祭祀的还不少，而每写到祭祀，总会联系到酒。

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和殷商周钟鼎铜器，大小祭器酒具是最多的，均可说明酒在祭祀中的重要性。其习俗很古已形成，在先秦典籍中有大量记载。

婚丧嫁娶各种典礼，也都离不开酒，这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亦形成风俗。《礼记》中记云：妇至……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礼同尊卑以亲之也。

陈皓注疏：合卺而酳者，酳，演也。谓食毕饮酒演安其气。卺谓半瓢，以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酳。

说明合卺的具体饮酒情况，似乎还带有表演性。

娱乐性的赌酒、饮酒的风尚，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也已形成。《礼记·投壶》记云：投壶之礼……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命酌，曰：请行觞。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投壶的游戏虽然早已失传，但这投壶赌酒饮酒的习俗却留下了生动的文献记载。

另外《礼记·乡饮酒义》篇中，还详细记载了乡人以时聚会饮酒取乐的习俗。什么“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等等习俗礼数，都写得十分清楚。

综上所述及征引文献，可见饮酒在三千多年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形成风俗习惯，都已有了明文记载。在此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演变，酒的生产、饮用，愈演愈繁，成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物质，形成更多更繁杂的与酒有关的风俗习惯。

直到今天，以及未来。三

写学术性的文章，有几种不同情况：

一是要论证一个结果，这样便要论点、论据、论证，按逻辑顺序写出结论。

二是历史考证性的，也要有疑点、有问题，假设结论，求索证据，证实假设。

三是调查性的，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最后分析、归纳出结论……不过还要看不同的题目、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条件。“酒与民俗”这个题目，如论述其重要性，自然也可得出结论，但这不必要，因为大家都知道酒在民间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中的是少不了的，其重要性人皆知之，又何必繁琐地论证呢？

如从考证方面来写，考证其最早的产生或考证其他结论的错误等等，在此题目下，都没有考证的条件或必要。

因为第一酒的出现，几乎是与中国文化史、中国先民生活习俗的形成同时开始的，现在出土文物都证实了这点。《周书·酒诰》中说：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

根据文献，只知其古老，但也并无明确结论，说明其产生的时代、与民俗关系的原始等等，所以也很难考证其是非，辨明其真伪。

这个题目，如果到各地、各个民族做一番“酒与民俗”的调查，倒是很有意义，一定会收集到很多关于酒的风俗习惯材料，可以编写一本有价值的大书，但是没有这个条件，说来也是枉然。

那么我在前面一节介绍了先秦酒与民俗的情况之后，下面如何写呢？

我想就民间风俗有关方面分类阐述一下酒在这些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历史演变，这虽非重要发现、发明，不能得出重要结论，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间风俗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回顾一下酒与民俗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介绍，想来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吧。

民间风俗的可爱之处，首先在于从先民以来，重视节令，点缀生活，使生活更富有情趣，酒在其间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西方社会，也有类似习俗，但没有中国民间那么重视，那么讲究。逢年过节不但要饮酒，而且要饮不同酒的风俗传统。如过年饮屠苏酒，端午饮雄黄酒，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这是酒民俗中十分有趣味的传统。

现在人们过春节，家家户户总要吃酒，如写诗文用典故，也可说是饮屠苏酒，自然实际并不是屠苏酒，只是传统习惯叫法而已。按历史上元日饮椒酒、屠苏酒。《四民月令》云：正月之旦……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后来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记云：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椒酒是把花椒放在酒中，屠苏酒当是把屠苏草浸在酒中。《通雅》植物门记有孙思邈“屠苏酒方”。可是究竟什么是“屠苏酒”，唐宋以来已说不清了。

元旦酒是肯定喝的，而不管什么酒，总是要借个“屠苏”名，苏东坡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这样，屠苏便成了元旦一切酒的代名词了。

过年还有饮柏酒的习俗，周处《风土记》云：“元旦进柏叶酒。”所以人们把过年饮的酒，也可叫做“柏酒”。

只是旧历年吃的酒，就有这样多的不同名称，可见传统习惯是多么丰富了。宋僧人道世《法苑珠林》记道：唐长安风俗，每至元旦以后，递饮相邀迎，号传坐酒。

正月里亲朋好友，排日请吃春酒，这一风俗习惯源远流长，一二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酒与民俗”，只此一点，亦可见其关系之重要了。

五月端午节，吃雄黄酒。用酒浸雄黄抹在小孩耳朵眼上、鼻孔上，在男孩额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这些风俗，直到今天，不少乡村还保留着，儿童们都感到十分有趣。

这是古代家居生活夏日来临，预防病虫害的习惯。

早在孙思邈《千金月令》中就有记载云：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

所用材料虽然不同，但其辟解毒虫的作用是一样的。也有用艾酒的。《玉烛宝典》即记云：洛阳人家，端五造术羹艾酒。

但到明清而后，各地端五多饮雄黄酒。

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白蛇”故事。许仙被恶僧法海教唆在五月端五，用雄黄酒醉倒白素珍，使她现了原形。旧时乡间人经常看戏，十分熟悉这一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端五喝雄黄酒。我小时候生活在北方山乡，这一习俗从儿童时就知道。后来知道江南也是一样的。

清代顾禄《清嘉录》“雄黄酒”条记道：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

蔡云《吴歈》云：“称槌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余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巽墙隈。”

后面并引《江乡节物词》、《九县志》、《昆新合志》等书记载作为旁证。杭州风俗同样如此。可见雄黄酒这一习惯是十分普遍的。

除此以外，尚有重阳节的菊花酒也十分著名。葛洪《西京杂记》记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云：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

另外周处《风土记》也有同样记载，说明这风俗在六朝时十分讲究。不过这毕竟是文人雅士的事，对于一般民众，则远没有雄黄酒那么普遍了。

岁时节令饮酒的习俗，迄今仍十分普遍。但是据说这是从古代先民岁时祭祀而演变成的习俗，远古祭祀之后再饮酒，后世祭礼废而饮酒如故，成为岁时节令习俗了。清康熙时张尔岐《蒿庵闲话》中分析这一现象道：俗节饮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诰》云：“祀兹酒。”古人无泛然饮酒者，率皆祭毕而后饮，祭有常期，故饮亦常时。后世祭礼废而饮酒如故，遂成俗节。如元宵始于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时祠到明，后世仿以为灯节……古人因祭而饮酒，后人崇饮而忘祭，不胜三代未逮之感。

张尔岐举了许多古代祭祀节日的例子，除元宵而外，什么中和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等等，大发思古之幽情，这且不去管他，但是中国民间传统中祭祀酹酒却是普遍存在的。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国山村中，后来在北京长期生活中，逢年过节，祭神供祖，供桌上总要放上酒壶、酒杯，在酒杯中总要斟上半杯酒，放在供桌边上。然后焚香下跪，接着就烧纸。

如是祭神，不管是佛堂观音大士，还是财神龛财神菩萨、天地桌天官之仙、灶王、井台……或是祠堂祖宗神主前，都要烧，所不同者，祭神焚黄表（是道教习惯，黄色薄纸折成三折，高八九寸，宽三四寸），供祖给鬼焚白纸（折法大小同黄表一样）。主祭者在焚香下跪之后，从供桌上取一张烧纸，将一角在蜡烛上点燃，双手高捧，挺身直跪，俟纸焚烧至三分之二，下余无多时，扔在烧纸盆中，取案上酒，往火焰中一倾，一缕兰火并青烟随之而起，这是祭祀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仪式，俗称“奠酒”。奠酒之后再叩首，这样才算礼成。

奠酒正式名称为“酹祭”。苏轼《大江东去》词中最后一句：“一樽还酹江月。”就是说用一杯酒洒在江中祭祀明月。

按，“酹”字见《说文》，段玉裁注曰：《广韵》曰：“以酒沃地。”《史记》：“其下四方地为啜食。”盖啜、酹皆于地。啜谓肉，故《汉书》作啜。酹谓酒，故从酉。

所以在传统习俗中，自周秦以来，从《礼记》所载的酒与祭祀关系密切的文献，直到近代，酒在祭祀中，总是不可少的。

这是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俗。

祭祀之外，就是酒在婚丧嫁娶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风俗也是从周秦以来一直沿袭到今天。

这些礼仪中，饮酒的规矩，在《礼记》的《丧大记》及《少仪》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前面说到古代酒与民俗的关系时，曾引用了一些文献，现不多赘。只是简单地作些阐述。

中国历史上从古以来就把婚丧嫁娶以及过生日祝寿当作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俗称“红白喜事”，把寿终正寝的老丧，即子孙满堂的老人去世，都当作“喜事”来办。

所有的喜事都以“酒”字来代替称之。娶妇、嫁女等叫“喜酒”，过生日祝寿叫“寿酒”，过满月叫“满月酒”，其他建房、开业、迁居等，无一不以饮酒为祝贺方式。

这一习俗，从古至今，似乎未来也还会这样。

古今在具体礼仪上或有差异，但酒总是要喝的。所以在传统习俗中，酒与各种喜庆事项是牢不可分的。人们常常为此做大量工作，做长期准备。绍兴的“女儿酒”是十分著名的。此事来源甚古。

晋稽含《南方草木状》云：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时，置酒瓮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女酒”就是女儿酒。因酒坛均施彩绘，又名“花雕”。这是民俗中有悠久传统的有趣风俗，却是与嫁娶宴饮有密切关系的。

徐珂《清稗类钞》中引有“吟女儿酒”的长歌云：越女作酒酒如雨，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儿家住东湖东，春槽夜滴真珠红。旧说越女天下白，玉缸忽作桃花色。……

诗句把女儿酒写的极美。原诗较长，略引数句，聊供吟赏吧。

说到“女儿酒”，这里不妨再说一下传统酿酒的风俗。从古以来，人们饮酒，分家酿、沽酒。另外还有宫廷及达官贵人制造各种名酒供帝王贵戚饮用者，那不在“民间风俗”范围之内，可以不说，这里只说民间沽酒和家酿的习俗。

我国从古以农立国，一般农产品副食品在乡间大多自己生产、自己制造、自己使用。只有少数是市上去买，第一是食盐，必须去买；第二是油、酒、醋等，有的自己家中做，有的则市上去买。

买酒卖酒均谓之酤（或作沽）酒，是很古老的事了。《史记·高祖本纪》记云：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按《索隐》解释说：借雠为售……今亦依字读。盖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也。

这是刘邦做皇帝以前的事，可见最晚战国到秦代这一时期，卖酒的商人已是很普通的事了。

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夫妻二人当垆卖酒，这是最古老的关于卖酒的浪漫故事。

其后不妨引用著名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来证明卖酒的古老风俗。

因为卖酒，所以古代就有酒税，有管酒税的官。

又因造酒要用粮食，在灾荒之年，不免要影响民生，这样历史上就常有禁酤的命令。《汉书·景帝纪》云：“夏旱禁酤酒。”就是禁止卖酒。

顾炎武《日知录》中，特别写了《酒禁》篇。

中国从远古直至唐宋时代，一直是用曲、用米、用麦等粮食、蒸煮发酵，压榨过滤而制成的酒，水份多，酒精浓度小。

直到元代，才出现了用蒸馏法生产的烧酒。

李时珍《本草纲目》“烧酒”条集释云：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自从有了烧酒，民间便叫它作“白酒”、“白干”、“曲酒”，而管榨出来的酒，习惯叫做“黄酒”、“米酒”等等。生产烧酒比较复杂，都是酒商生产。北方叫缸房、烧缸，南方叫糟房。而黄酒、米酒制法较简单，除去商人生产，南北农村中不少都在家中制造，文言文中谓之“家酿”。“女儿酒”就是家酿的一种。在古老的传统风俗中，沽酒而饮和家酿“瓮头寿”，都是因酒给人们生活带来善美而醇厚的欢乐。酒与民俗的可爱处也正在于此。

清人顾禄《清嘉录》“冬酿酒”条记云：乡田人家以草药酿酒，谓之“冬酿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叶清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名“三白酒”。其酿而未煮，旋即可饮者，名“生泔酒”。

蔡云《吴歈》云：冬酿名高十月白，请看柴帚挂当檐。一时佐酒论风味，不爱团脐只爱尖。

这是江南人家中造酒的记载。至于北方，大体也是这样。农村中黄酒大都是家中自酿的，市沽则只有烧酒。酒的家酿与市沽，在南北各地风俗中，也多有相似之处。

在中国传统风俗中，酒与游戏，亦大有可述者，外国风俗也有类似者，但不多。在风俗中酒与游戏的关系大约有三：一是游戏以酒为处罚；二是以游戏助酒兴；三是游戏与罚酒相结合。《礼记》中所记投壶饮酒的罚则，那是最古老的。后来进一步演变为文人作诗的罚则。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如诗不成，罚以金谷诗数。

便是以酒为罚则的最有名的故事。

以游戏助酒兴，最有名的当是“曲水流觞”的故事，大家坐在水边，浅浅的酒杯在水中漂浮，漂到谁面前，谁就喝酒。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记载的饮酒游戏，直到今天好事者还模仿进行。

民间传说中饮酒游戏的故事，在此不多赘了。

第三种酒与游戏和罚酒相结合的习俗流传最久、最广。

文雅一点的就是酒令，通俗一点就划拳，文言叫“拇战”。这一风俗，遍及南北各地，远及海外华人生活聚集的地方，好喝酒的人，没有一个不会划拳的。

据说高声喊叫，可以抒发心肺，增加酒量，而输了拳要被罚酒，这就要吃更多的酒。“划拳”和行酒令，文人雅士称之为“觞政”，有人为此写了不少专门文章和书，如明代袁宏道的《觞政》、清蔡祖庚的《嫩园觞政》、黄周星的《酒社刍言》等。《红楼梦》中《鸳鸯女三宣牙牌令》和《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二回中写酒令最热闹，但这中间也写了湘云划拳的豪情，臂上镯子碰的玎珰乱响，想见其兴高采烈。这是写吃酒划拳最生动著名的文章，可见其雅俗共赏了。“划拳”的饮酒游戏，可以说是中国人喝酒风俗中最有风趣的创造。

酒是交际的工具，这在中西风俗上似乎是一样的，什么重大的争端，在正式场合中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挥拳动武，大到酿成战争。而在觥筹交错之际，却可谈笑风生，化干戈为玉帛，这是酒的力量。

有名的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便是靠了酒的力量，和平地解除他手下大将的武装。

在民众中间，大小争端，也常常用酒来调解。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又说：“喝酒交情越喝越厚。”可见在传统风俗中酒对人际关系多么重要。

远道客人来了，接风用酒。送人出行，饯行用酒。

客人来了，总要以酒招待。“深夜客来茶当酒”，因无酒而表示无限歉意，说明在人际关系中，酒比茶要重要得多，敬意主要在靠酒来表现。

敬酒的风俗自然要比敬茶早上千年。

所以从“酒与民俗”的角度讲，酒文化远比茶文化历史悠久得多，地域广泛得多，可以说从人类有文化开始，形成“民间习俗”开始，就与酒有密切的关系了。

酒在中国民间习俗中，宴饮时劝酒、敬酒、赌酒和罚酒种种习惯，有时敬酒、劝饮，要你非喝不可。北方有些乡间宴客，敬酒者会捧着酒杯跪在你面前，非让你喝下去不可。

清人黄周星《酒社刍言》说：世俗之行苛令，无非为劝饮计耳。而不知饮酒之人有三种：其善饮者不待劝。其绝饮者不能劝。唯有一种能饮而故不饮者宜用劝……

酒中含有酒精，对人身体有反应，喝多了可以醉。

而每个人的天生禀赋又不一样，有的人滴酒不饮，有的人少饮即醉，有的喝很多也不醉。

这样习惯上叫有酒量或无酒量，酒量大的称作海量。

有人量小却爱喝，有大量的却不爱喝，因之有量无量与爱喝不爱喝以及嗜酒如命并不完全一致。

这样就有借酒浇愁者，有因酒误事者，甚至因酒送命者都有。

在传统习俗上，人们对于酒，也有时列为嗜好，甚至和不良嗜好混在一起。

历史上有不少著名戒酒、止酒、禁酒的故事，最有名的是刘伶的妻子劝刘伶戒酒的故事。

陶潜也写过著名诗篇《止酒》，说什么“平生不止酒，止酒情不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等等。后面虽然说什么“今朝真止矣”，恐怕也还是没有止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能够给人生活、心身两方面带来很大的欢乐。

固然酒精过量，也能中毒死人，但那是极少见的。因为从医学观点上，适量的酒，对人身体是有益的。四

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桂海酒志》中说：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顷数仕于朝，游王公贵人家，未始得见名酒。使虏，至燕山，得其宫中酒，号金兰者，乃大佳……及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

范成大说是“不能酒”，而自谓知酒，看来多少是喝一点的，不过看来总非酒人了。不能酒而知酒、谈酒者，古今除范石湖外，尚不乏其人。我也不会喝酒，于今却写了一篇《酒与民俗》的长文章，虽不敢妄比古人，自思亦是十分滑稽的了。

实际这篇《酒与民俗》所谈的也都是酒与中国传统民间风俗习惯的事。

但酒是世界性的，欧、美、亚、非各大洲的人都爱喝酒，因而“酒与民俗”这个题目，除去说中国的外，也应谈谈外国的。但所知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因而外国的酒与民俗的情况，我是不能谈的。这里只就中西酒与民俗的不同点，略作比较，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一是中国传统上有热饮的习惯。《礼记·月令》中说“乃命大酋”，“酋”字在注释中就解释为热酒，现在讲究喝黄酒的人，还要喝热酒的。《红楼梦》中薛宝钗就对宝玉大讲要喝热酒的道理，是很美的故事情节。中国人，尤其北方人喝白酒也要热饮。这种习惯在西洋人似乎是没有的。

二是西方人喝酒，只是干喝，并不要下酒菜。而中国人从古代就讲究“旨酒佳肴”，一定要有点下酒菜。孔乙己再穷，还要吃几粒茴香豆下酒呢！

传统上有“汉书下酒”的故事，等于没有菜。但还是强调下酒物，似乎从不空口喝酒。而西方人喝酒，单是喝酒，从不强调下酒菜。迄今海内外华人乃多保持此习惯。

另外中国传统是祭祀饮酒，传统的酒是米、麦等粮食酿的。这似乎也与西方以葡萄等果品为原料酿的酒不同。

以上一些不同之处，如多收集一些资料，在酒与民俗的传统习惯上，作一些细致的比较，追本求源，明确其原因，也可写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可惜在我来说，力有未逮，只能有待于学贯中西的专家了。

本文中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许许多多与酒有关的民俗也未说到，这也是限于条件和学识，只好俟诸异日，或用几年功夫再写一篇乎？

酒史三题——酒礼、酒政、酒榷

我国酒的历史，远过于茶，而且在很古的时候，酒的饮用即与礼仪有密切关系，明末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酒禁》一开始就说：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

同时黄周星《酒社刍言》一开始也说：古云：酒以成礼。又云：酒以合欢。既以礼为名，则必无伧野之礼；以欢为主，则必无愁苦之欢矣。

以上所引，就是说，从古以来，说到酒，首先突出一个“礼”字。即在古人生活中，长期的经验，理解了酒的特性，既知酒与人的好处，又知酒能乱性，多饮了就要醉。因之自帝王朝廷，直至民间百姓，对于酒，既能重视，祭祀、婚嫁、宴宾，均不可少，又要注意如何使用，谁多谁少，谁先谁后，长期形成了习惯、制度，各种礼仪，由远古的各种文物及文献典籍，都证明了这些。如《礼记》第十四篇《明堂位》记云：爵，夏后氏以，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现在都有传世的古铜器证明这些文献，也证明古代有关酒的礼仪是多么隆重。近人王国维氏《观堂集林》卷三有《说斝》一文，内称：“今传世古酒器有斝无散，大于角者惟斝而已……礼言饮器之大者，毕散角或斝角连文……”在此不必详述其考证原文，只足以证明：酒与酒器与礼仪，这三者从古以来，都是关系密切，确实存在的。《礼记》一书，对于酒的礼仪，各篇中都有记载、规定。首先是各种祭祀仪式，都要用到酒。古人对于自然界、人世间各种现象，只有初步的认识，没有现代这样的科学理解，因而对许多不能理解的，就归诸于神或鬼，用祭祀的仪式来祈求或感谢神鬼，祭天、祭地、祭神、祭鬼，不管是国家大事或民间小事、婚丧嫁娶，都要祭祀，都要用酒来表敬意，表诚心，就有许多细致的礼仪。比如说，春天天子要举行祈谷礼，《礼记》中《月令》篇说：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这就是直到清代末年为止，还在北京先农坛皇帝举行躬耕，执爵献酒祭先农的礼仪，前后延续了两三千年。《清史稿》卷八十三《礼志二》记载：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定岁仲春亥日行耕耤礼……届期，帝亲飨祭献如朝日仪……俟农夫终亩，鸿胪卿奏礼成，百官行庆贺礼，赐王公耆老宴……

其他祭天、祭地、祭社稷、祭蚕、祭宗庙……等等礼仪，对献爵、饮福酒等，都在历代史书礼仪志中有明文记载，不一一罗列了。《论语》中说：“有酒食，先生馔；有事，弟子服其劳。”古人对于君臣、父子、师生、长幼之间，饮酒的次序、各种礼仪，在《礼记》中也有许多规定，如《礼记》卷一《曲礼》中记云：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酹，少者不敢饮。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

又云“饮酒不至变貌”、“饮玉爵者不挥”等等。这些礼仪，已形成风俗，迄今各地如小辈和长辈在一起饮酒，懂礼貌的也还是很客气的。再如《玉藻》篇中记当时朝廷饮酒礼仪道：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取屦，隐辟而后屦，坐左纳右，坐右纳左。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飨野人皆酒。大夫侧尊用棜，士侧尊用禁。

文中所说“玄酒”，按另一段文字“故玄酒在室，醴酒在户，滦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后注云：“太古无酒，用水行礼，后王重古，故尊之名为玄酒。”说明“玄酒”就是水，“尚玄酒”就是“尚水”，为什么呢？下面注解说：“尊尚玄酒，不忘古也。”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周礼，还多是尚古的，现在想来，那就更古老了。

关于饮酒时的位次，也关系到礼仪。《礼记》在《少仪》篇中记道：尊者以酌者之左为上尊。尊壶者面其鼻。饮酒者、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尝羞。

又记道：凡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燋，客作而辞，然后以授人，执烛，不让、不辞、不歌。

这些礼仪规则，年代久远，有的解释起来很复杂，如尊与壶，均为酒具，皆有面，面有鼻，鼻宜向尊者。者，是沐而饮酒，醮者是冠而饮酒等等。详细说清，较为困难，也无必要。但有一点应予注意，即“酌者之左为上尊”，即尊重上座宾客；“未步爵，不尝羞”，即未举杯饮酒，不能吃菜，直到今天，大家还遵循这些礼仪。

结婚合卺之礼，俗名吃“交杯盏”，直到今天仍在中国各地民间普遍流传，这确实可以说是有关酒的源远流长的传统礼仪。《礼记》第四十四《昏义》中记载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礼同尊卑以亲之也。

注解说：“‘合卺而酳’者，酳，演也。谓食毕饮酒，演安其气。卺，谓半瓢，以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卺。婿与妇各执一片以酳。”

以婚礼上，除去合卺而外，还要行祭祀礼，献酒。公婆还要酌酒给新妇，新妇还要回敬公婆，行一献之礼。同篇中记道：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赞醴妇，妇祭脯醢，祭醴，成妇礼也。厥明，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以著代也。

文后注疏中说：“舅酌酒于阼阶献妇，妇西阶上拜受，即席祭荐，祭酒毕，于西阶上北面卒爵。妇酢舅，舅于阼阶上受酢，饮毕乃酬，妇更爵先自饮毕。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荐左，不举爵，正礼毕也。降阶，各还宴寝也。”各家注疏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只择录一家疏文，亦可见古礼多么复杂了。

婚礼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以至亲迎合卺，共为六礼。而与酒关系最密切，主要以酒表现礼仪的就是“合卺”。这一礼仪，历代由宫廷到民间，普遍实行。如《隋书》志第四《礼仪》记道：后齐皇帝纳后之礼，纳采、问名、纳征讫……有司先于昭阳殿两楹间供帐，为同牢之具……帝升自西阶诣同牢坐，与皇后俱坐，各三饭讫，又各酳二爵一卺。奏礼毕……《清史稿》志六十四《礼八》记皇后大婚仪道：帝御中和殿……皇太后率辅臣命妇入宫，赐后母及亲属宴，公主、福晋不与。时加酉，宫中设宴，行合卺礼。

又记同治帝大婚道：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纳采、大征、发册、奉迎，悉准成式……辇入乾清宫，执事者俱退，侍卫合隔扇。福晋、命妇侍辇入宫，宫中开合卺宴，礼成。

又记“皇子婚礼”道：吉时届……彩舆陈堂中，女官告“升舆”，福晋升……至皇子宫门降，女官导入宫，届合卺时，皇子西向，福晋东向，行两拜礼。各就坐，女官酌酒合和以进，皆饮，酒馔三行，起，仍行两拜礼。

以上是皇家合卺之礼。至于民间，《清史稿》志六十四记“品官士庶婚礼”道：“……届日，婿家豫设合卺宴……交拜讫，对筵坐，馔入，卒食，御取盏实酒，分酳婿、妇，三酌用卺，卒酳，婿出。”正史上记载，不管皇家、民间，均用“合卺”古语，而俗话则叫“交杯酒”或“交杯盏”。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五“娶妇”道：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扶入房讲拜，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

现在各地方志中提“合卺交杯”的风俗礼仪还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征引了。《隋书》卷六《礼仪志》前言中就说过：“群饮而逸，不知其邮，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又说：“汉高祖既平秦乱，初诛项羽，放赏元勋，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叔孙通言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请起朝仪而许焉，犹曰：‘度吾能行者为之。’微习礼容，皆知顺轨。”从所引文中，可以看出酒与礼仪互相关连的重要意义。因而在《礼记》第四十五，特别有《乡饮酒义》一章。文前释题解释内容说：乡饮酒者，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也。因饮酒而射，则谓之乡射。郑氏谓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率其吏与其众，以礼宾之，则是礼也。三年乃一行，诸侯之卿大夫贡士与其君，盖亦如此。党正每岁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但此礼略而不载，则党正因蜡饮酒，亦此礼也。先儒谓乡饮有四：一则三年宾兴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四则党正蜡祭。然乡人凡有会聚，当行此礼，恐不特四事也。《论语》：“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乡人而言之。

简言之，所说四点，第一点同后来科举制度有关，第二与后来举贤、敬老有关，第三与武事有关，第四与蜡月祭祀有关。但此礼中心意思，在于维护社会宗法秩序。《礼记》在《乡饮酒义》篇后，就是《射义》，一开始就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这一礼仪后代又与祭孔联系在一起。《隋书·礼仪志四》写道：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丙日给假焉。

据此可知：隋时虽然还没有科举考试，而已有国学，春秋已祭孔释奠。按“释奠”之词，见《礼记》第八篇《文王世子》文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就是荐馔、献酬奠酒。汉以后祭祀孔子，即释奠专指祭祀孔子了。隋代之前已如此，且与乡饮酒礼连在一起。《唐会要》卷二十六，记“乡饮酒”云：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轸叹。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兹俗弊。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之，庶乎时识廉耻，人知敬让。

唐贞观六年是公元六三二年，其后永隆元年（六八〇年）又敕：“乡饮酒礼之废，为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酒礼。”开元六年（七一八年），又颁乡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十二月行之。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言“乡饮酒礼仪”事。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敕：“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其所贡之人，将申送一日，行乡饮酒礼，牲用少牢，以现物充。”这就是明令“乡饮酒礼”和科举贡士联系在一起了。“少牢”是羊、豕二牲，见《礼记·王制》。“乡饮酒礼”在《五代会要》也有记载道：后唐清泰二年九月，中书门下帖太常以长兴三年敕诸举人常年荐送，先令行乡饮酒之礼，宜令太常草定仪注，班下诸州，预前肄习，解送举人之时，便行此礼，其礼速具奏闻。

按后唐清泰二年是公元九三五年，其时科举制度已普遍。但引文后面小注说：“以古礼无次序……竟不能行。”可见当时这一礼仪已渐渐失传了。

明、清两代，乡饮酒礼在形式上也延续了下来。《清史稿》卷八十九《礼志第八》，有“乡饮酒礼”的记载，而且还详细记录了各府、州、县“乡饮酒礼”的仪式，到雍正、乾隆两代，仪式略有改变。但自道光之后，也就很少举办了。原因是各地举行乡饮酒礼仪的经费，都取之于公家，后来此项费用移作军饷，地方上就没有钱举办了。《清史稿·礼志八》“乡饮酒礼”最后记云：……初，乡饮诸费取给公家，自道光末叶，移充军饷，始改归地方指办。余准故事行，然行之亦仅矣。

自然，自此之后，也再没有人提到这一“乡饮酒”的古代礼仪了。《礼记》第四十七篇《燕义》，也写了饮酒的礼仪。其写接待宾饮酒礼道：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

但这里所说的“燕”，即同“”、同“筵”、同“宴”，留待《饮宴》篇中再说，在此不多赘。只是古代对于酒，在礼仪的考虑上，多从现在所谓人际关系、社会秩序、国家君臣诸侯、家庭亲子、夫妻关系诸多方面考虑，规定有时是很细致的。如《丧大纪》载，“既葬，主人疏食水饮……始食肉者，先食干肉；始饮酒者，先饮醴酒……”《礼记》中说“玄酒”，是指水；说“醴酒”，是指薄酒。连饮什么酒，都作了细致的规定，也可见古代有关酒的礼仪等事，多么细致具体。

再有《礼记》记有“投壶”之礼，这和现在饮宴罚酒类似，但这形同射箭，有比胜负的意思，但是“胜饮不胜者”，就是胜利的不喝酒，而失败的要喝酒，礼仪也很细致，如说：投壶之礼，主人奉矢……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命酌，曰：请行觞。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这些礼仪都和酒有关系，而且礼仪记载多么周详具体，只是早已失传，后来好古之士，虽也有人偶然好奇试试，但年代久远，在社会上知道的就很少了。只是后来的饮酒者，不管赌吟诗也好，赌酒令也好，赌划拳也好，所谓“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都是胜利的不饮，失败的饮酒。如果这也包括在“礼仪”之内，那就是这点也和古代礼仪一样了。其他民间敬酒、劝酒礼仪，古今大体一样，细说又较繁琐，只能从略了。酒政

我国酒的历史非常悠久，《战国策·魏策》记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是在公元前两千一百多年的事。由于酒的历史悠久，所以有关酒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也很早就有了。关于酒的典章、制度，大体是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饮酒、荐酒、献酒等规章制度。二是关于酤酒、私酿、官酿以及禁酒的典章、制度。三是有关管理酒政、酒税的官吏。这三方面，其一形成的最早；二、三两方面的典章制度比较晚些。

在先秦文献中，关于酒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诗经》、《书经》、《礼记》中，不少地方都记到酒，而不少都是属于当时的典章、制度，如《礼记》中《礼运第九》记云：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

这是祭祀的规则，都要用酒，而注中详引周礼，说明次序。所谓太古无酒，用水行礼，尊为玄酒，祭则设于室内。醴是酒之一宿者，周谓“醴齐”（按，齐即斋字）、盏谓“盎齐”，陈列于室内稍南近户。“粢醍”，即周礼醍齐，酒成而红赤色，又卑之，列于堂。“澄酒”，周礼“沈齐”，成而滓沈，又在堂之下。此五者各以等降而设之。这就是祭祀时陈列不同的酒的规则。《礼记》中类似这样的记载还很多，如《坊记》第三十中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

又如《乡饮酒义》第四十五中记云：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按，莫即暮字。）《礼记》所说都是周代关于祭祀时，接待宾客时、乡居宴饮时，关于酒的礼节制度，由天子到诸侯、庶人，当时都有传统典章制度。如结合殷商、西周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来验证，就更可看出远古以来，关于酒的典章制度，在祭祀、饮宴典礼中，已经十分齐备了。当时已有卖酒者，即所谓“酤”，但是还未官卖，也没有税，但已极为普遍。

先秦文献中，有关酒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流传至今，最重要的，莫如《书经》中的《酒诰》一文。这是周武王写给康叔的，文中告诫康叔及其领地“妹邦”，要注意酒的节制。因在题注中说：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恶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酒诰》教导告诫他。按“妹邦”，《诗经·鄘风·桑中》“妹”字作“沫”，现河南淇县北有妹乡，就是这个地方。康叔，周武王同母少弟，名封，初封于康，故称“康叔”。周公旦既诛武庚，以殷遗民封康叔为卫君，能和集其民，民大悦。其时在公元前一〇六五年间。《酒诰》乃中国有关酒的法令的第一篇，因商代酗酒的人太多了，以其遗民封康叔于妹邦，如继续酗酒，必将步商纣的后尘，因酗酒而亡，因此武王特颁《酒诰》告诫之。并引文王的告诫：“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唯祀，德将无罪”等等，这是最早有关酒禁的文献，全文作为资料引至后面。

由春秋、战国之时，到秦代，酒已很普遍，酤酒亦很普遍，无所谓私酿、官酿。直至汉代，始有酤律，即关于饮酒卖酒的法律规定。汉文武即位，赐民酺五日。时在公元前一七九年。（按，文帝名刘恒，高帝刘邦子，初封代王。）其时有酒酤、酒禁律，据《文献通考》卷十七：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酤酒有税，自汉武帝始。

据《汉书·武帝纪》：“天汉三年（前九十八年）……初榷酒酤。”而到了昭帝时始元六年（六年）诏罢榷酤，就是不收酒税。榷酤至此，前后已百年之久。《文献通考》谓：“以律占租者，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如实，则论其律。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据此，知汉律不但有酒税，而且限价。

公元六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前后虽只十七八年，但改革颇多，创“五均六筦”之法，于酒则立酒官，令官作酒，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价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王莽为此两下诏书，后面再择抄其一禁私酿的诏书，供参考。

东汉以来，因天灾伤稼，造酒要大量消耗粮食，所以曾几次禁酤酒，据《文献通考》所记：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一〇四年）诏兖、豫、徐、冀四州雨多伤稼，禁酤酒。顺帝汉安二年（一四三年）禁酤酒。桓帝永兴二年（一五四年），以旱蝗饥馑，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汉末建安时，曹操表奏酒禁，孔融争之。

三国时，魏、蜀、吴三国关于榷酤、酒禁等典章制度，并不一致，资料亦少，《吴志》卷七《顾雍传》记道：“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自王莽时，榷酤即为富贾所控制，成为营私舞弊之源，虽严刑不能制，至三国时，仍然有此弊端。

西晋后期，中原大乱，战争连年，造酒要粮食，直接影响民生，继曹操之后，于公元四世纪初，羌人石勒成为大军阀，“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行之数年，无复酿者”。说明以武力禁酒，强制执行，还是有效果的。

南北朝时，北朝均官酤，后魏百官岁给常酒。《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载：后魏明帝正光后……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

南朝方面：“宋文帝时，扬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议禁酒，从之。”据《通考·征榷考四》记载。陈文帝时天嘉中，虞荔等以国用不足，奏请榷酤，从之。

据《通典》卷二《食货志十一》。自两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取利于酒，夺民酤而榷之官，比承平时责利数倍”等等弊端，直到隋朝统一后，才有所改变。据《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四》所载：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八三年），先时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罢酒坊，与百姓共之。

不过其三百年中，嗜酒之风特甚，名酒人如陶潜、刘伶、阮籍……名酒如蒲桃酒（即葡萄酒）、千里酒、桑落酒、缥醪酒、河东酒、菊花酒等，名色众多，均见之记载，说明其时酒之工艺更精，家酿、坊酿、官酤、私酤，均极普遍了。

唐代开国，初年尚无酒禁，《通考》卷十七《征榷四》记云：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乾元元年是公元七五八年，已是安史乱后。唐自六一八年开国，迄今已历百四十年，贞观之治，开元、天宝的繁华盛世，百余年中，似无榷酤，亦无官酤，想见其物阜民丰之社会。至代宗广德二年（七六四年）始“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切禁断”。至大历六年（七七一年）：“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年）“罢酒税，三年复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私酿者谕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七八六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钱，其酒户与免杂差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曲而已。”以上各条具引自《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四》。有两点值得注意，即具体酒价榷价，每斗税百五十钱。《通考》作者加批云：按，昔人举杜子美诗，以为唐酒价每斗为钱三百，今榷百五十钱，则输其半于官矣。

这还只说到税率过高，为百分之五十。而淮南等四地，又征曲税，这就更严格，造酒一定要用曲，先把曲上了税，就更可堵私酿之漏洞了。于此亦可见税率越来越严密。

唐代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罢京师榷酤。据《通考》所载：“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此条可见唐代酒税总收入。《唐会要》卷八《榷酤》中亦有同样记载。

唐代后来，酒禁更严，会昌二年（八四二年）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处禁止私酤，官司过为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间不免咨怨。为此朝廷敕各地：今以后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曲，罪止一身；同谋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有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兼不得没入家产。

唐朝自公元六一八年李渊称帝，至公元九〇七年哀帝禅位于朱全忠的梁朝，经历了近三百年（实际二八九年）的统一，又开始了分裂动乱，即五代十国的局面。梁、唐、晋、汉、周政权迅速更替，其他蜀、南汉、吴越、南唐、后蜀等地方政权，政令不统一，酒税亦不断变化。梁开平三年（九〇九年），“敕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而过了没有几年，政权改变，后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年）：敕三京邺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曲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征纳，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应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月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后，管数征纳榷酒户外。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仰纠察。

另外又敕：“依中等酒户纳榷，其村坊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从此时开始，先把曲税纳入田亩，夏秋开征。每亩五文，后特放二文，只收三文。城镇照收酒户税，村坊不在纳榷之限。这一办法，一直延用到五代结束，其律十分严酷，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二《五代盐曲之禁》云：其酒曲之禁，孔循曾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注：私曲五斤以上皆死）。……汉乾祐中（九四八年，五代刘承祐政权，只三年），私曲之禁，不论斤两皆死。周广顺中（九五一年，郭威及其养子柴荣政权，前后十年），仍改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曲，即处极刑，亦可见法令之酷矣。

赵翼的感慨，亦可见乱世五斤曲即可草菅人命，如此典章律例之残酷，有法甚于无法。

酒法榷酤，至宋朝统一后，征收更胜于前朝。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云：今之秋苗有曲脚钱之类，此事起于五代，后唐时虽纳曲钱，而民间却许自卖酒。时移事变，曲钱之额，遂为定制，而民间则禁私酤矣。

就是既从地亩中收曲钱，又置官酿，民间禁私酿。乡间或许民酿，但定其税课，每年若干。就是为酒，民众有三重负担：一所谓曲脚钱之曲税，随田亩征；二官酤之营利；三乡间酿酒之酒税。因之宋代酒榷收入甚多。但多为募富贵之户承包，即后代的包税。据《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四》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诏：先是募民掌茶盐榷酤，民多增常数，求掌以规利。岁或荒俭，商旅不行，致亏常课。多籍没家财以偿，甚乖仁恕之道。今后宜并以开宝八年额为定，不得复增。

太平兴国元年是公元九七六年，开宝是周朝柴世宗年号，八年为九七五年。即宋代建国之初，承周之旧，至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年）又下诏：榷酤之法……不得复议增课。直到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全国各州酒课。四十万贯以上二处：东京、成都二十八务；三十万贯以上三处：开封三十五务，秦十八务，杭十务；二十万贯以上五处：京兆二十三务，延十二务，凤翔二十五务，渭十三务，苏七务；十万贯以上：西京、北京、齐、郓……等三十二处；五万贯以上：南京、青、密、莱等七十三处；五万贯以下：沂、涨、曹、光化等四十五处；三万贯以下：广济、随、金、均等五十四处；一万贯以下：登、信、阳、信安、保定等二十处；五千贯以下：十六处；包括郴、渝、桂阳等地。无定额十九处，包括辰、沅、剑门关等处；无榷（即不收酒税）十五处，包括夔、黔……福、汀、泉、漳、兴化及广南东西两路州军。

至道二年（九九六年），收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一千余贯，京城卖曲四十八万余贯。

天禧末（一〇二一年），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卖曲增三十九万贯。

皇祐中（一〇四九—一〇五四年）酒曲岁课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贯。

以上均引自《宋会要》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一可见当时各地繁华程度，与现在比较，颇有不同者。二可知宋时经济发达，税收充沛之情况。三应注意其税收增加之原因，一是酒场不断增加，二是酒课不增，增收利钱，解京数增加。增加成色钱，无额上供。如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直到上色每升添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其钱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计、一分提刑司等等。此已是渡江之初，建炎时的事了。

南宋偏安，中原锦绣地区沦陷，北方、西北也都成为异国。酒课所入，大大减少，主要依靠四川及浙江东西路。建炎初只四川一路，岁增至六百九十余万贯。两浙坊场多至一千三百三十四，收净利钱八十四万贯。江浙荆湖人户扑买坊场一百二十七万贯。以上均引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自北宋以来，除宋朝政权外，北方即有辽、金、元、西夏等政权先后存在。《辽史·地理志》记云：“头下军州……官位九品之下、并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惟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其后若干年，又禁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有始给文字始听。

金代榷酤继承辽、宋旧制，至天会三年（一一二五年）始命榷酤官，以周岁为满。天会十三年（一一三五年）诏公私禁酒。大定三年（一一六三年）诏严禁私酿，设军巡察，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见《金史·梁肃传》）大定二十七年（一一八七年）命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设曲课，听民酤。据《续文献通考》卷二一《征榷四》记载：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至是岁（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年）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至是年岁获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乃定通比均取法……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

据国书记载：元太宗二年正月，定酒课验实息，十取一。

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年）罢榷酤。元代百余年中，或因天灾旱潦，或因其他，各地禁酒之令时下。大德年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糟房一百所。糟房每所一日酝二十五石，岁费二十七万石。元代天下每岁酒课收入，据《续文献通考》记载：腹里（据《元史·地理志》，即指山东西、河北等地）五万六千二百余锭，河南、陕西、四川、江浙、湖广等地四十一万二千三百余锭，云南二十万一千一百余锭。

明代继元之后，太祖时即定征酒醋之税。但在初定金陵时，即定禁酒令，后又禁民种糯，令中有云：“曩因民间造酒，糜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颇有益于民，然非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今岁农民毋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但民间仍然造曲造酒，因之酒课照征，不过折收金银钱钞，且明令“凡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程者，笞五十。酒、醋一半入官，内以十分之三付告人”。《续文献通考》编者按语中道：臣等谨按：邱濬言，明朝不立酒曲务，唯摊其课于税务中。因而有酒曲税律而无榷酤、官酤，但钱钞照收。英宗正统七年（一四四二年）命各处酒课州县收贮以备用。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定酒曲每十块收钞税，可钱钞塌房钞各三百四十文。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光禄寺卿胡执礼奏：抽分曲块，不堪酝酿。尚书王国光议，岁收之数，每斤折银一分，解寺办用。时抽分曲共一十五万二千八百斤，内供应酒醋局一十万八千八百斤，光禄寺四万四千斤。此后酒醋局解本色。光禄寺折银四千四百两。又宁国府岁造酒瓶一十万件，送南京光禄寺交纳。

按，明代酒醋局专管制造供应宫中内用的酒醋。光禄寺自隋唐以来，历朝皆设，专管国家祭祀。至于税收，据《明书》卷八三《食货志三》所记：令天下税课司、局，诸客商货贿，俱三十而税一，赴司局投税讫，听平价以卖……酒课不设务，不定额，如异时。已榜谕各税课司局巡拦所办，令计额课逐日旬办，贮司局官按季收，而官侵欺，致巡拦赔纳者罪。

据此当知明代已将酒与其他物品，如盐、茶、醋、硝、铅、黑锡、石膏等物品，同样收商税窑课，俱折收金银钱钞输京师。就是说税收更细、更普遍了。

清代二百六七十年间，也无榷酤、官酤等等，查《清史稿·食货志》，有盐法、茶法、矿政等篇，而无榷酤或酒法等记载，大体承明代之旧，在《食货六》“征榷”篇中云：征榷　清兴，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仍明制。自海禁开，常关外始建洋关，而厘局之设，洋药之征，亦相继而起，三者皆前代所无，兹列著于篇。至印花税、烟酒加征，均试行旋罢，不具载。《清史稿·食货志六》中，只此处提到一酒字，其他均未述及。但这并不是说清代没有酒或不收酒税。原因一是清初禁酒，二是清代承明代之制度，在重要地区设关税，货物过境，就要收税，就是更普遍的货物通行税。国内各关称常关。如崇文门、天津、临津、江海、浒墅、淮安、九江、扬州、闽海、粤海、山海关、张家品……等处。

清初酒禁分区限制，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盛京禁造烧酒；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五省，规定禁止烧锅踩曲，违禁私烧者，照律杖一百；贩运踩曲之处，严行禁止；广收麦石、肆行踩曲者，杖一百，枷号二月；其地方官之处分，照吏部原议，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降一级。留失失察至三案降三级者，即行调用。官吏若有贿纵等弊，照枉法律计赃论罪。乾隆五年，北京禁止烧锅踩曲，律例也十分严格。主要北方各省，大多土地贫瘠，口粮紧张，而又拱卫京师，踩曲耗费粮食过多，要直接影响民生，所以禁止。

但仍有领有执照之烧锅，雍正后，通州各酒户，月征营业税，上户一钱五分，中户一钱，下户八分，其时烧酒已贩运于各地了。

乾隆以后，南北常关规定运酒过境，每酒十坛（二百斤）征银二分，其后渐增至四钱。咸丰十年，令各州县报告烧锅商户数，贩酒斤数于户部，每六个月向户部缴纳一次，每斤制钱十六文，当时酒价不过百文一斤，其税率将近十分之二。另清代咸丰后实行厘金制，各省设卡征收，或值百抽一或值百抽三，酒税为大宗，各地并不统一。以上是清代酒税大概情况。

酒税于清末已有改革，但不久停止。辛亥革命后民国政体，参照西方主税系，关于酒者：有输出入税（洋酒进口、国酒出口）、出产税（酿造税）、特许税（烧锅税）、通过税（厘金、常关税）、营业税、曲税等等。另外地方所加之捐，多种多样。且成立“烟酒专卖局”，各省设立分局，办法有根据财政部制订之暂行条例：有“官制官卖”、“商制官收商卖”、“官商并制官收商卖”三种，但实行有困难，后采取“官督商销”之办法。南京政府时，财政部又设“印花烟酒税处”，又设“整理烟酒税务委员会”，后又并入“税务署”，各省设“烟酒税处”。一九三〇年预算，烟酒税为三千三百二十余万银元。不过与烟并列，酒税占十分之几，则不得而知了。酒榷

关于酒的衙署和官吏，分为掌管酒之政策法令者、掌管祭祀奉酒者、掌管榷酤酒税者三种。分别略述之如后：

先秦之时，无榷酤，但有酒官。《周礼·天官》中记有“酒正”，其职权为掌酒之政令。又有“酒人”，其职责为掌管五斋三酒，主祭祀时供奉之职。另《书经·周官》：“萍氏掌几酒、谨酒。”注云：“几者，几察酤卖过多及非时者；谨者，使民节用而无彝也。”据此一条，春秋、战国时，似乎也有管理民间酤酒的官吏。

汉武帝天汉三年，《汉书·武帝纪》中道：“初榷酒酤。”注中引应劭《风俗通义》说：“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榷酤、酒税自汉代开始。

又《汉书·贾捐之传》：“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

王莽时设官自酿酒，即新莽之酒官。官名“斡”，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王莽行五均之法，置“斡官”，初属少府，后属大司农；另设“酒士”，掌管官酤。《后汉书·李业传》：“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前面所写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三国以后，据《通典》所载：“晋有酒丞一人；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曰良酝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置光禄卿。”盖三国之后，魏晋南北朝，各方割据，政令不统一，至隋代，南北统一。隋代承宇文氏周朝之后，起于北方，初时尚承周制。《隋书·食货志》记云：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

但不久即罢去。唐初禁酒，规定“非光禄祭祀，燕番客，不御酒”。置官有“光禄卿”之设，则如周官之酒人，掌五斋三酒，祭祀供奉之责。自唐之后，迄于明、清，朝廷机关均有“光禄寺”之设。据《明书·职官志二》记：光禄寺……移置法酒库、内酒库，又改寺为司，升从三品。置大官、珍羞、良酝、掌醢署……四署各署正一人（从六），署丞一人（从七），监事四人（从八），司牲、司牧局各大使一人（从九）。

其中良酝署，就是专管酒的。长官“署正”，从六品，级别比知县官高。清代光禄寺长官“管理寺事大臣一人，从三吕，四署仍如明代”，据《清史稿·职官志》记载：良酝供酒醴，别水泉，量曲蘖，并大内牛酪。

主管各官亦如明代有署正、署从（从六品及从七品），满、汉各二人。其下皆为满洲，银库司库满员二人，笔帖式满洲十八人。辛亥之后，再没有光禄寺，也没有掌良酝供酒醴的了。

唐代至会昌六年（八四六年），扬州八道，置榷曲并置官店酤酒，既有官店，便有酒官。酒官之名有“都务”、“酒坊使”等。五代时仍置都务以沽酒民间。

宋代酒官最普遍，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政和四年诏：酒务官二员者分两务，三员者复增其一员，虽多毋得过两务。”又据《文献通考》记：“仁宗时，河北酒务有监临官，而转运司复遣官，诏禁之。”当时规定，场务岁科三千贯以上者，以使臣监临。而当时宋朝酒课定额最多四十万贯以上，最少五千贯以下，三千贯以上便以使臣监临，那几乎全国主要城市，都有使臣监临。近年出版的《宋人佚简》中，印有不少张绍兴年间《在城酒务账》及《舒州在城酒务造酒则例》、《衙西酒店卖酒收趁则例》，都是八百多年前宋代酒务税实物，极有参考价值，其《衙西酒店卖酒收趁则例》后面所列管理人员职衔如下：提点官知录某、兼监官都监某、兼监官指使某。某衔为右文林郎录事、修武郎权兵马、进义副尉本州指使。另有攒司、酒匠、贴库、作夫等职工名称。

与宋朝政权同时存在于北方的辽、金、元三朝，榷酤酒官亦大多取法于宋朝，辽代酒税课金上纳于上京盐铁司，见《辽史·地理志》。金代命榷酤官，以周岁为满；中都有曲使司。元代立四品提举司，领天下酒课。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糟房一百所。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年）改江西茶运司为都转运司并榷酒醋税。以上所引均见《通考》及《续文献通考》。

明、清两代酒税未单设官，亦无官酤，只有常关税、执照税等。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有烟酒公卖局之设，以局长领之，征收烟酒税，后亦纳入统税局，直接、间接税局，不再专为酒税设官了。

附：

衙西酒店卖酒收趁则例衙西店谨具本店卖酒收趁则下项须至申者：一、本店元系本州于绍兴贰拾壹年内创置，支降本钱一仟五佰贯文，下本店循环作本，依公使酒库则例，造酒沽卖，收钱不以多存留本钱，在库循环作本，籴买柴米物料，并支破雇夫等钱外，每日趁净钱三拾贯文，省逐旬作钞，起赴州省库交纳，应副支遗官兵，近准使贴指挥，增作叁拾伍贯文省，伏乞照会。一、造酒则例造酒醅壹硕，取酒玖计用柴叁担、煎浆油壹两、椒壹两、葱五文足、黄壹两，新酒醅壹硕，取酒玖，计用糯米壹硕、支曲壹拾陆斤、柴壹担半煎浆油壹两、椒壹两、葱五文足。一、卖酒则例煮酒每一升正，收钱壹佰柒拾文，足共卖酒壹升贰合。正酒壹升耗酒贰合新酒每一升正，收钱壹佰五拾文，足共酒贰升五合。正酒壹升耗酒壹升五合。一、库官、匠、贴库、杂夫食钱，每日该叁贯陆佰文省，逐月终具申使府行下，本店于循环收到本钱内支给，即不侵损元降本钱，合解息钱。提点官知录盛文初每月食钱壹拾伍贯文省，兼监官都监冯修武每月食钱壹拾贯文省。兼监官指使王进义每月食钱五贯文省。已上三项共钱叁拾贯文省，每日计钱壹贯文省。攒司吴庭立每日食钱壹佰文省。酒匠毛翼每日食钱叁佰文省。贴库李文每日食钱贰佰文省。作夫汪德等捌名，每名日支食钱贰佰伍拾文省，每日共钱贰贯。右谨具申闻。谨状。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匠毛翼　（吴度立）进义副尉本州指使兼监衙西酒店王（琮）修武郎权兵马都监兼监衙西酒店冯（德）右文林郎录事参军提点衙西酒店盛（存之）

录自上海博物馆影印宋刊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用纸背面宋人书信本、公牍酒务文件。书名《宋人佚简》第五册，原件直行书写，迻录时改为横写，高低抬头大体如旧。结尾名下括号内字为签名花押文字，结尾年月日上，盖有“监舒州商税印”朱文印记。宋代舒州为今安徽潜山县。

“红令”与“金令”

宝玉先输了，说不出，黛玉代他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第一句古文，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第二句旧诗是杜甫《登高》名句。“风急江天过雁哀”，有的本子也作“风急天高猿啸哀”。第三句骨牌名“折脚雁”，是骨牌花九，并排白点六点，加斜着白的三点，象征九月大雁，但是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断了。所以叫“折脚雁”。一句曲牌名是“九回肠”。时宪书就是历书，最后一句“鸿雁来宾”是历书上的话。

黛玉替宝玉说完，接下来湘云输给宝琴，自己道：奔腾澎湃，江间破浪兼天涌，须要铁索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

湘云说的第一句“奔腾澎湃”，是欧阳修《秋声赋》的句子，原句是“忽奔腾而澎湃”，省了虚词“忽”和“而”字。第二句旧诗是杜甫《秋兴八首》中第一首的颈联。“铁索揽孤舟”是骨牌中的“幺蛾”牌，斜着三个白点，如铁索，一头一个红点即孤舟。可连接曲牌名“一江风”，因“么、孤、一”三者同一概念。“不宜出行”，又是历书上的话，而且词义联贯，首尾组织很好，显示了当时一般大家闺秀的文字水平和慧心。后来写到史湘云醉眠芍药圃，这位小姐在醉梦中又说道：泉香酒冽……醉扶归，宜会亲友。

这“泉香酒冽”，又是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句子，下面的旧诗、骨牌各省略掉了，这描绘醉人醉语时，应是必然的。《红楼梦》中写到酒令的地方很多，但人们特别爱看这一回中对于史湘云的描写，以及她所说的酒令，还有她说的“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等等，这些都是曹雪芹的神来之笔，是《红楼梦》一书中最绚丽的篇章。而且旧时听俞平伯老师说，这是《红楼梦》一书整个故事的分水岭，过此之后，就盛极而衰了。但是所写酒令，却非曹雪芹的创作，而是取法于《金瓶梅》的。《金瓶梅》中也有类似的诗令。第二十一回写吴月娘行令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合《西厢》一句。”下面吴月娘、西门庆、李娇儿、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孟玉楼依次说的是：掷个六娘子，醉杨妃、落了八珠环，游丝儿抓住荼架。（吴）“不犯”。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军，只听见耳边金鼓连天震。（西门）果然是个“正马军”，吃了一杯。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惊散了花开蝶满枝。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李娇儿）“不遇”。鲍老儿，临老入花丛，坏了三纲五常，问他个非奸做贼拿。（潘金莲）果然是个“三纲五常”，吃了一杯酒。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昼夜停，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李瓶儿）“不遇”。麻郎儿，见群鸦打凤，绊住了折脚雁，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孙雪娥）“不遇”。念奴娇，醉扶定四红沉，拖着锦裙襕。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孟玉楼）正掷个“四红沉”。月娘满令，叫小玉斟酒与你三娘吃……

这是孟玉楼过生日家宴行的令，是“掷骰猜枚行令”，一边掷骰子，一边念词，一边看骰子转着坐定后的点子，如两枚骰子坐定后，与所说相同，便赢了，可吃酒，与预先喊的不同，便是“不遇”。这七个人所说酒令儿，比之于《红楼梦》所说，就难懂的多。先说七个牌儿名：“六娘子”、“虞美人”、“水仙子”、“鲍老儿”、“端正好”、“麻郎儿”、“念奴娇”，这都是唐以来教坊曲名，宋人词牌名，元明曲牌名，这里说依照“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显然不是曲牌名，而是“牌谱”上的“牌儿名”。这牌儿名具体都是什么意思，比如吴月娘说的“六娘子”，这个牌谱是哪几张配在一起？是两张，还是三张，是什么牌？如说“掷个六娘子”是喊口彩，两枚骰子：一么一五、一二一四、两个三，都算“六娘子”，这是望文生义的理解方法。那么西门庆说的“虞美人”，又指哪些牌？“伤了正马军”，是什么意思？“果然是个‘正马军’，吃了一杯。”说明赢了，骰子掷的正好。但是两枚骰子掷几和几，才是正马军呢？也不知道。以下“水仙子”、“鲍老儿”、“端正好”、“麻郎儿”、“念奴娇”，都是曲牌名，又都是骨牌儿名，但都是什么牌搭配的，也不知道，这些牌名来源，有的知道，如“鲍老儿”，是宋代街头傀儡戏的丑角儿，杨大年诗、《水浒传》、《东京梦华录》都写到过，说是携大铜锣，想到骨牌，也可能是“么五”，一头红么，一头花五，像个锣一样。“水仙子”是宋代西湖游船名舞伎，象征骨牌几点，就不知道。“麻郎儿”是大麻子，可能是骨牌“大五”。“念奴娇”中“念奴”是天宝名倡，见元稹《连昌宫词》注。“虞美人”是唐教坊曲名，见《碧鸡漫志》。在牌谱中都是什么骨牌，就不知道了。

说了“牌儿名”，接着要说“两个骨牌”，都用俏皮隐语说的，今天看了，也很难理解。如第一则“八珠环”，可以理解为“人牌”，八个红点。“醉杨妃”是什么呢？可能是“长三”，六点分两行斜排。第二则“楚汉争锋”是什么呢？是不是“二板”，两头一边两点，势均力敌。或是“大五”，一边五点，代表行伍军队。第三则“二士入桃源”，是“么二”，一边红么，一边两白点。“花开蝶满枝”是“五六”，一边五代表梅花，一边六代表“蝶满枝”，一句《西厢》“落红满地胭脂冷”，也连的起来，只有“么二”的么是红的，其他都是“落红”，也就是落花了。第四则“临老入花丛”，是“么五”。么是经工点，五是梅花状白点。“三纲五常”是“花八”，一边斜着三个白点，一边五个梅花状白点。两枚骰子可掷出三和五，正好是“花八”。第五则“搭梯望月”是“幺蛾”，一边斜着三个白点如梯子，一边是一个红点幺如月。“等到春分昼夜停”是“二板”。一边两个白点，十分均匀。春分节又在农历二月。这则最好，恰合李瓶儿身份故事。第六则“麻脸儿”应是点子多，都是白点。“群鸦打凤”是几呢？“大五”、“五六”……还是半白半红的天牌呢？“折脚雁”同《红楼梦》中说的一样，应该是杂牌中的“花九”三六了。最后第七则“醉扶定四红沉”是杂牌中的“花七”，斜着三个白点，如醉人，一头四个红点，就是“四红沉”了。结果孟玉楼果掷个“四红沉”，即两枚骰子都是“四点”。骰子六面，只有么和四是红色，其他都是白色。古代骰子，除么外，其他各点都是白色或黑色。自唐代天宝年间，四点也赐绯，点成红色。看骰子材料而点色，如骨头、象牙骰子，其他各点涂黑色。红木、乌木骰子便涂白色。只有么和四的红色不变。“拖着绵裙襕”，想来应该是“天牌”，红点、白点各两排，共十二点，是牙牌中点数最多的牌。“地么”则是一头一个红点，是点数最少的。

对照二书，《红》明显有学《金》之迹。但《红》是古文呀、诗呀，明显是诗书人家的口气，而《金》则全是小城市市井生意财主家口气。“红令”容易看，一看都知道，都理解。即使不懂处，也容易查，书上都有。而“金令”说的都是当时特定地域的市井隐语，就很难理解，又无书可查，所以解释起来就没有把握。但是很有想法，很有趣味，是民俗的好材料，就勉强解释了一番，想来错处还是很多的。见香港友人案头一套印刷精美的《金瓶梅》，说是有校注。随意翻到这些酒令，看不懂，想查查注解，原来注解一个也没有。注的都是我都懂的，我不懂的都无注，好像故意卖关子，不禁哑然失笑了，便写此小文比较之，甚望精通此道者赐教为感！

红楼茶事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是家家户户不可少的。所谓“家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列酒而单列茶，可见茶的重要性、普遍性。在特定情况下，茶几乎是水的同义词了。人们日常生活，如何能离得开“水”呢？《红楼梦》是反映其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现实生活是怎样的，作品中也是怎样写的。在生活中，茶比酒更普遍；因而在作品中，写到茶的地方也远比写到酒的地方要多得多。

要解说《红楼梦》中的茶，要说的东西很多，这里为了便于说明，引起读者的兴趣，不妨先举一个小例子。第六回书，写刘姥姥第一次到贾府，周瑞家引她来见凤姐，进了凤姐的卧室，这时描写凤姐的神情道：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

这是一个极为美丽的红楼画面，有不少画家据此还画出了仕女图。“红楼”读者对此是十分欣赏和熟悉的。凤姐坐在炕上，这炕是“南窗下的炕”，凤姐坐在哪里呢，不会靠窗，而是靠炕沿边这面，可以随手取平儿盘中的茶。这是北方——自然是北京的生活方式，在江南是没有的。填漆茶盘、小盖钟儿等等，侍女捧着，站在一边，这又是京中贵戚之家奶奶、小姐们家常吃茶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一般读者中，虽难具体想象，但是还都可以大概理解。但是如果问一个问题，那“小盖钟儿”中，倒的是什么茶呢？这恐怕就很难回答了。

茶的名目繁多，凤姐盖钟中的茶是什么品名，作者没有写明，是谁也猜不出的。但如在大类别，即现在常分的绿茶、红茶、花茶三类分之，那凤姐盖钟中的茶多半不是绿茶，而是红茶或花茶二种之一。为什么这样猜呢？首先北京社会上不讲究喝绿茶，而专讲究喝花茶，或红花、普洱茶。尤其清代入关以来，更是如此。这有几个原因，使人们长期以来生活习惯如此。一是北方不出产茶，茶都是南方出产的。北京人不懂得讲究绿茶。二是北方冬天寒冷，北京都吃井水，纵然是甜水井，水也很硬。加以饮食油腻，饭后习惯吃花茶、红茶，沏得很酽，可以帮助消化。如吃绿茶，如龙井、旗枪、瓜片、炒青之类，弄不好就要腹泻。尤其在天冷或夏天阴冷的时候，吃完油腻，喝了绿茶，很快就要泻肚，这个我小时有亲身经历的。三是清代旗人家庭，从龙入关，生活习惯，主要是从关外带进来的，而且对于祖宗成法习惯，十分保守。曹家纵然在南京生活五六十年，也并不完全是江南生活。况且南京生活，也是汇合了南北的，并不同于苏、杭、湖、绍等地。书中所写，大体是这种生活习惯。

中国讲求茶事，远自唐代陆羽、宋代蔡襄而后，讲求最精的，则是明代嘉靖、万历之后，直到明亡。留下的专著不少，各种笔记中也有记载。但其作者，大多是江浙吴越间人。所讲求的茶，也都是绿茶。影响所及，到了北京宫廷，也能品味南茶。明代万历时太监刘若愚《明宫史》“饮食好尚”中说：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按，应是吴兴）岕茶、径山茶、虎丘茶也。

当时还不讲究“龙井”，“六安”则已著名，而所列多是绿茶。但宫中吃的，不同于一般民间饮用。民间日常生活中饮用的茶，纵然是官宦人家，日常也都购自肆中，而非像宫中太监一样，可以饮用贡品。刘若愚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太监，书中所列名茶，也都是当时一些文人论茶专著中所列名品。如陆树声《茶寮记》、屠赤水《考槃余事》、田艺蘅《煮泉小品》、高清《遵生八笺·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茶“释名”、“集解”等，至于笔记中写到茶的，那就更多了。清代从山海关外入主北京，皇上一下子住在北京宫中，太监还都是明朝的，但饮食生活习惯是关外带来的，尚食茶房太监必须投合新主所好服役。爱吃的是助消化的浓茶、酽茶，这同明人江南讲茶事的情趣完全不同。因而清代长期也没有什么讲求茶事的专著出现。清末震钧（满人，汉名唐晏）久住江南，在其所著《天咫偶闻》中有一段谈茶的，虽其论茶并无特殊发明，而其说明北京人不懂茶、无好茶却是一语中的。文云：大通桥西堧下，旧有茶肆……余数偕友过之，茗话送日，惜其水不及昆明，而茶尤不堪。大抵京师士夫，无知茶者，故茶肆亦鲜措意于此。而都中茶，皆以末丽杂之，茶复极恶。南中龙井，绝不至京，亦无嗜之者。

北京习惯喝“茉莉花茶”，统名叫“香片”。尽管茶叶铺的幌子上也写着：“极品芽茶、雨前春岕”，“六安瓜片、西湖龙井”等等。但一般卖茶叶的人，都卖“香片”，而且不讲品种，只以价钱来区别高下。茶叶京中消耗甚多。茶商从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把大量茶叶通过运粮河运到北京，再到北京茶局子密封，用茉莉花混在一起蒸熏，高级的用嫩春芽茶，加茉莉花熏两次，叫“小叶茉莉双熏”。这种茶叶不同于南方花茶，是南方茶在北京加工的。最高级的，花银元时代，也有卖到三十二元一斤的。即十六两秤二元一两，分包小包，每两五包，每包四角。这种风俗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虽无确切考证，但在清代前期肯定已形成了。因为《红楼梦》中所写日常生活的喝茶习惯和评价方式是一样的。喝花茶香片，不管是高级小叶茉莉双熏，或穷考究的“高末”。先讲究酒足饭饱来壶茶，讲究滚开的水沏茶，讲究沏好之后闷一会儿再喝，讲究沏几遍，讲究酽，讲究出色等等。在江南茶乡讲究茶艺的人看来，这都是外行的吃茶。而《红楼梦》中所讲的正是这些。如第八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家吃酒，略有醉意，写道：作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梗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酽酽的喝了几碗茶……

以茶解酒，讲究“酽酽”的。这是北京人喝香片的习惯。再如同回书说到“枫露茶”，宝玉问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

这“枫露茶”自然也不是好绿茶，如果江南明前、雨前嫩龙井、虎丘碧螺春等名茶，怎能早上沏了晚上喝，而且又怎能三四次后才出颜色呢。而且以“三四次后才出色”来评价茶的好坏，正是夸“茉莉双熏”，或红茶、普洱茶之类的茶叶。好绿茶讲究新，讲究嫩，讲究现烧水，现泡茶，现品尝。试想：如果明前春芽，不管是杭州、苏州、安徽的绿茶，早上泡上，闷在那里，晚上再吃，而且再泡上三四次，那又如何吃呢？江南有句话，叫“茶淡不如水”。好龙井、碧螺春，一泡二泡最好，三泡就淡而无味了。《红楼梦》中家常喝茶，大概是先沏上一壶茶卤，要吃时，先斟点茶卤，再对点开水，端上来。或者随吃随续开水。不妨再看第五十一回宝玉半夜吃茶时的描写：至三更以后……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绸小绵袄儿……下去向盆内洗了手，先倒了一钟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过了，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漱，吃了半碗。

从描写中可见，茶是预先沏好，而且是在暖壶中。这个“暖壶”不是今天的热水瓶，而是老式藤壳、棉花套包着瓷壶的暖壶。滚开的水沏上茶，渥在里面，在气温十度左右的冬夜，三更天饮用，倒出还有热气，这是旧时土办法。这是《红楼梦》生活中喝茶，而非“品茶”。这种“茶”，在北京，即使王公贵戚家，也不过是用好香片，不会是“龙井”等类绿茶。而且在北京，大冷天半夜里，口渴喝上一杯半冷不热的龙井绿茶，那是非泄肚不可的。因而回到前面，平儿伺候凤姐，站在炕沿边，捧着填漆茶盘、小盖钟儿。那钟中的茶，多半是先沏好茶卤，临时加热水端上的。多半是香片，纵是新沏，也非绿茶。况且日常生活中小盖钟也难新沏得开茶。这是分析所得，不是猜谜。《红楼梦》中不要说日常生活中吃的是花茶，连设想的仙家“太虚幻境”也吃花茶。所谓“此茶出自放青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红一窟”。似乎离不开“花”的。这样设想，恐怕也是和习惯喝花茶有关系吧。《红楼梦》时代，北京豪门贵戚之家，很讲究喝普洱茶。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林之孝家的查夜到了怡红院，描绘道：“……宝玉忙笑道：‘妈妈说的是……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了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这段描绘喝茶的生活场景也写的十分有情趣。所说普洱茶是红茶的一种，出自云南普洱，《本草纲目拾遗》“木部”记云：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清代宫廷中也很讲究普洱茶，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所记各省贡品，云南端阳贡品普洱茶是主要的。计进：普洱大茶五十元，普洱中茶一百元，普洱小茶一百元，普洱女茶一百元，普洱珠茶一百元。普洱芽茶三十瓶，普洱蕊茶三十瓶。

前面所说“闷了一茶缸子女儿茶”，所说就是贡品中的“普洱女茶”，不是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所说的“女儿茶”。明代“普洱”还不是府的建制，也不讲究“普洱茶”。《本草纲目拾遗》是后人所补，不是李时珍所记。近阅《王文韶日记》，他在杭州，那拉氏还赏他普洱茶，这一习惯，到清末还如此。

再关于普洱茶、女儿茶，乾隆时张泓《滇南新语》一书“滇茶”条有详细记载，文云：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前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又茶产顺宁府玉皇庙内，一旗一枪，色莹碧，不殊杭之龙井，惟香过烈，转觉不适口，性又极寒，味近苦，无龙井中和之气矣。若迤西之浪穹、剑川、丽江诸边地，则采槐柳之寄生以代茶，然惟迤西人甘之。

按，张泓号西潭，汉军镶蓝旗人，监生，书中记云：“今上辛酉岁，余始入滇。”辛酉，乾隆六岁。又云：“乾隆乙丑冬，余以新兴牧调任剑川。”乙丑，是乾隆十年，他由新兴州知州调剑川州知州。新兴即今玉溪县，在昆明南，过滇池、晋宁即是，是云南中心地带。剑川在滇西北，大理洱海之北。张泓在云南多年，累官至云南迤西道，著有《翼桐轩集》。他在云南做官的时候，也正是曹雪芹在北京写《红楼梦》的时候，都说到女儿茶，是很有意思的。可见太平盛世，极远边陲与北京的紧密生活关系。《红楼梦》中一般写到茶的地方，只是生活中的茶，或为解渴，或为待客，或为消食，总之都是日常生活所需，而非专门品茶、讲求茶艺。只有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是专门以写茶来点缀故事的。表演茶艺的主人是妙玉。书中写妙玉给贾母献茶道：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这是妙玉有准备地招待大家喝茶，先捧给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为什么说这句呢？好比二三十年北京人说，我不吃“龙井”，这等于“绿茶”的代名词。北京一般是不懂“绿茶”这一名词的，只知南方人讲究喝茶，“六安茶”名气最大，所以刘若愚《明宫史》说到茶，第一句就是“茶则六安松萝”。清代六安茶也是重要贡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记载：旧例：礼部主客司，岁额六安州霍山县进芽茶七百斤，计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两，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榷茶者，则六安州学正也。

清中叶社会上流传着一副名联：“彭泽鲤鱼陶令酒；宣州栗子霍山茶。”也是“六安茶”。因而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实际这句话就等于说“我不吃绿茶”。为什么不吃，这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吃完酒食油腻，既怕停食，又怕闹肚，更不能吃绿茶。妙玉自然知道这点，因而早已做好准备，回答一句：“知道。这是老君眉。”等于说：“知道，这是红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君眉”是红茶的一种，近人徐珂《清稗类钞》“茶肆品茶”条云：茶肆所售之茶，有红茶、绿茶两大别。红者曰乌龙、曰寿眉、曰红梅；绿者曰雨前、曰明前、曰本山。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

所说红茶中的“寿眉”，就是“老君眉”。“老君”就是“寿星”，这是很普通的叫法。《贾宝玉品茶栊翠庵》，重在描绘妙玉招待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品茶，其中宝玉为主，限于篇幅，文字上不再引，不再说了。读者可以自去欣赏。但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就是曹雪芹写此，只写到茶具、写到水，并未写到“茶”。只是一笔带过，写道“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什么茶呢？未说明。只借宝玉的口赏赞不绝，果觉“清淳无比”。是不是也是前面说“老君眉”呢？如不另换好芽茶，又如何叫“吃体己茶呢”！写“吃体己茶”，而没有写明特殊的茶叶，只说了半天“水”，不能不说是遗憾。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所写“闵老子茶”道：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以品茶论，比之张岱，曹雪芹不能不说是外行了。曹雪芹毕竟是“人”，不是“神”。写到“品茶”，也只是小说家的写法，是不能把他看作茶艺专家的。红楼茶事细说细考甚繁，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八旗”武事盛衰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明代末叶，辽东长白山一带，崛起一股以满族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组成“八旗”的体制，组织严密，讲求武事，势力逐渐扩大，构成明朝政权东北方面的一大威胁。后来趁着明朝政权的腐败和李自成攻陷京城的机会，经吴三桂勾引，满族军事力量入关，从而开创了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国的局面。

清初，满族统治者以“八旗”为中心，竭力讲求武事，重视军事教育。《清史稿·世祖本纪》记顺治十年：三月戊辰，幸南台较射。上执弓曰：“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猎，期练习骑射。今综万机，日不暇给，然未尝忘也。”

顺治十四年正月，又记福临的“上谕”道：我国家之兴，治兵有法。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

这都说明清初最高统治者对于“八旗”的武事，是极为注意的，尚武精神在“八旗”人丁中还较广泛地存在着。但是后来承平日久，习于晏安，费力气习武事的人越来越少，而图享受，摆谱儿，讲求吃、喝、玩、乐的人越来越多，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八旗”、“绿营”的军队一触即败，“八旗”子弟大多数只剩下玩鸽子、斗鹌鹑、养蛐蛐、哼二簧、唱八角鼓的水磨功夫，早年那种拉硬弓、骑烈马的尚武气概，再也找不到了。这一转变过程在《红楼梦》中都有真实的、生动的反映，主要反映在“骑射”、“射鹄”、“打围”等几个方面。现在根据《红楼梦》的内容和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先说“骑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写宝玉病愈之后，出来在园中闲逛，顺着沁芳溪走来，突见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地跑来，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了一张小弓儿赶来，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儿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

这两句对话不只是在文字上生动活泼，而且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即“骑射”二字在小孩口中随便说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实际背景的。那就是在清代，尤其是清代前期，对于骑射是十分重视的。在旗人中，制度规定：亲王、贝勒以下，要年满六十，才免去骑射练习。对于皇子从小就要训练骑射。福格《听雨丛谈》中“尚书房”一条记云：皇子年六岁，入学就傅……每日皇子于卯初入学，未正二刻散学，散学后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

又记云：每日功课，入学先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散学后晚食，食已，射箭。

从福格的记载中，可知皇子在宫中尚且从小学习骑射，何况一般的旗人权贵之家，自然更要练习。因此在贾兰口中所说的骑射，并非泛泛之词，而是当时的实际生活。

所谓“骑射”，骑是骑马，射是射箭。骑马因为在当时生活中更为广泛，所以《红楼梦》中写到骑马的地方很多。就以宝玉那样的人说吧，现在看书的人总觉得他是一个文弱的公子，却没有注意到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熟练的骑士。在第四十三回中作者对他的骑术作了很生动的描写：先写他“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下去了”。这个“一弯腰”，正是写他一提嚼子，身子往下一压，跨下一用力的熟练的马上功夫。所以下接“越发加了两鞭，那马早已转两个弯子，出了城门。焙茗越发不得主意，只得紧紧的跟着。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这是写宝玉的马跑得快。后面又用焙茗的话写道：“二爷好生骑着，这马总没大骑，手提紧着些儿。”又说明这匹马几乎是生马。如此上马熟练，奔驰迅速，又是生马，三者加在一起，就更显出宝玉骑术的高超了。这对于没有一点骑射训练的人说来，是很难办到的，说明宝玉是有过这种锻炼的。

清代对于旗人骑马一事，是有明文规定的。《清史稿·舆服志》载：满洲官……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

对于汉官则无此规定，一般都可以坐轿，有时甚至还有特别通融的地方，这里举一个林则徐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中记他道光十八年放钦差大臣召见时道：十一月十三日“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金城内骑马”。十四日“寅刻骑马进内……蒙谕云：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于此一例，亦可见清代在骑马一事上，对满、汉官吏的不同要求，其原因就是特别重视“八旗”有关武事的训练。所以《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等人都有一些骑马的功夫，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骑”之外，再说说“射”。清代所说的练射，不是从娱乐或从锻炼身体的目的出发，而是另有意义。从国家讲，其目的是为了武备，为了军事训练。从个人讲，其目的是为了显显“八旗”家世精神，或是为了下武场，考武举人、武进士。前者都是满人，后者多是汉人。“八旗”的组织，本来是以军事为主的。清代前期，讲求骑射，皇室本身，也不例外。乾隆做皇子时，就从贝勒允禧学射，从庄亲王允禄学火器。乾隆四年，十一月行大阅礼，连发五矢皆中的。（均见《清史稿·高宗本纪》）道光做皇子时，跟着乾隆打围，亲手射死过奔跑的鹿，受到乾隆嘉奖，赏花翎，黄马褂。（见《清史稿·宣宗本纪》）于此均可见清代前期统治中心对武事的重视，和皇子、皇帝射箭的功夫。

当时一般射箭，武功训练，都是按照武科的考试要求，由基本功练起的。主要的就是步射、马射、舞刀、掇石等科目，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武场考试项目如下：首场马箭射毡毬，二场步箭射布侯，均发九矢……更定马射树的距三十五步，中三矢为合式，不合式不得试二场。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为合式。再试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开满，刀舞花，掇石去地尺，三项能一、二者为合式，不合式不得试三场。

这是武科考试外场的内容，前引福格《听雨丛谈》所记皇子的骑射训练，也是步射、马射、挽竹板弓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弓的强度是以“力”计算，八个力以上的弓是硬弓，一般绿营勇壮、射箭练习是不用的。练习射箭的成绩，一看能拉开几个“力”的弓，二看能射中多少次“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母问贾珍说，宝玉的箭如何了。

贾珍回答道：“大长进了，不但式样好，而弓也长了一个劲。”

贾母道：“这也够了，且别贪力，仔细努伤。”

对话中“一个劲”、“贪力”，都是指弓说的。“长了一个劲”，就是说增了一个力，如原用五个“力”的弓，现在能开六个“力”的弓了。“式样好”，是说射箭时的姿势好看，所谓站步时“骑马蹲裆式”，射箭时“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等等，姿势是十分漂亮的。

以上所谈，都是《红楼梦》中所反映的骑射情况，“骑”术，因为在当时生活中还时时用到，所以像宝玉那样的人还能驾驭生马，挥鞭急驰，而对“射”，则只是摆摆式样了。这还是在《红楼梦》时代的情况，在此以后，再过若干年，等到“八旗”子弟讲究玩“十三太保”骡车的时候，那在贵胄子弟中想找一个能够骑“生马”的人，恐怕也不容易了。

第二再说“射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珍因在居丧期间，不得游玩，便生了个破闷的法子，以习射为由，请来世家子弟、富贵亲友来较射，并立了罚约，赌个利物。贾政不知就里，认为“文既误，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因而反让宝玉等人也来参加。而实际情况却是：“因此，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皆约定每日早饭后时射鹄子。贾珍不好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这些都是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绔……”

名义上是练武习射，因而“射鹄子”，而实际则是聚赌。特别写明贾蓉做“局家”，就是由他出面设局请人来赌，由他出面做局“抽头”，这就是局家。后面便说到“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大赌起来”。什么“抢快、赶羊、打天九”等等都来了。这就是以射为名，以赌为实，“一日一日赌胜于射”，这正反映了清代“八旗”之家在习射“射鹄”一事上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

那时射鹄子的地方叫鹄子棚，清代的律例：禁止聚赌，但为了奖励骑射，对于以射来赌是不禁止的。曼殊震钧《天咫偶闻》记云：定制，赌有禁，惟以射赌者无禁。故有大书于门曰：“步靶候教”者，赌箭场也。

这就是说，这种方式的赌博是奉官的了。设立鹄子棚的人家要有“箭道”，一头是“鹄棚子，箭挡子”，一头房舍中摆座位、笔砚、射签、茶水等，给射鹄子的人休息，记录胜负。据《天咫偶闻》记载，射鹄子也有几种：一种叫“射鹄子”，高悬栖皮，送以响箭。鹄子有许多层，一个圈，一个圈地重叠着，中间一个最小，俗语叫“羊眼”或“央眼”，也就是红心。鹄子棚中习惯把射箭技术最高，而射品又十分端正的人叫作“央眼儿”或“羊眼儿”。清代中叶旗人将军果益亭在北京鹄子棚中射箭出了名，外号就叫“果羊眼”。第二种叫“射月子”，满洲话叫“艾杭”，即“画布为正”，意思就是用布画个标志作为箭靶子。第三种是“射绸”，把一寸见方的彩色绸片，悬挂在几十步外的高处，作为靶子，射起来就更难了，小绸片在风中飘来飘去，近似乎射活把子。第四种是夜间射香火，晚上把线香点燃，插在一定距离外，用箭来把它射灭。这当然更难了。曼殊震钧《天咫偶闻》说：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大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鹄子”……

一切事物，常常有表面，还有里面；有开始的目的，还有逐渐的演变。“射鹄”也是如此。曼殊震钧的话是官正堂皇的话，《红楼梦》所写贾珍的射鹄子，则是“官面堂皇”的话的内幕，这不只是贾珍一处如此，所有“八旗”之家的鹄子棚都是一样的。清末北京俗曲“百本张”所印子弟书唱本中有一本《射鹄子》，把当时的鹄子棚写的极为具体和生动，这里不妨引几句，如写鹄子棚的风光道：有个平台儿小小五间盖在正北，将那鹄棚儿，箭挡儿都设在正南，且说那棚东（按，即局家——作者）清早将门进，忙唤人扫地开窗把鹄悬。掸了掸桌子调了调座，排了排笔砚拢了拢签……

如写“鹄子棚”的来客道：忽听得车声碌碌到门前站，进来位丰致翩翩的美少年，穿着件避雪遮风、风吹麦浪的羊皮袄，配着那盘花绕蝶蝶旋金丝的倭缎边，这边是荷包紧系鸳鸯佩，那边是刀鞘轻浮瑁斑……遥望见车驰马聚灰尘起，一霎时如风似箭到门前，进棚来仆从如云，众星捧月……这位爷翎管儿、顶托儿难分品位，皂靴貂褂才下朝班。

如写赌射者的赌博心理道：非是他箭箭红心不能撂箭，怕的是撂走了箭荡尔就要输钱……这总是练的事轻、爱财的心胜，恨不得一百戮——尔赢上个加三。

如写赌射者射箭时的丑态道：只见他迈步蹲身先抬后脚，张弓递箭又努前肩，后手札煞前拳乱，弓梢子拄地箭扣子朝天，本就是弓软、箭沉从高空掉，怎禁得一推一徕箭奔了东南，忽听得打箭的“哎哟”说“着了我的腿”，这位爷眼似漓鸡、脸都吓蓝……。

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来客，这样的赌博心理，赌射丑态，当年以鼓励练习射箭为主要意义的“赌射无禁”，大书“步靶候教”的鹄子棚，早在《红楼梦》时代，在宁国府中，就已变成这样乌烟瘴气的场所了。这也正是“八旗”武事由盛而衰，终于沉沦所表现的方面之一。

第三说说“打围”：《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写到了“打围”：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脸上有些青伤，薛蟠问他又是和谁挥拳了？冯紫英说，他自从打伤了仇都尉的儿子之后，记了，再不怄气，“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叫兔鹘捎了一翅膀”。这里说到了“打围”。“打围”就是“打猎”，这本是从古就有的事。不过古代虽有天子狩猎的制度，但到了后来并不那么重视，直到清代，“打围”一事，为了武备，才被特殊重视过一个时期。皇帝年年都要打围，其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打猎的快乐和获猎禽兽的所得，而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武备，为了军事演习。《清史稿·圣祖本纪》记康熙临去世前两个月的话道：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

从康熙皇帝玄烨的话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清初提倡打围的意义。玄烨自己年年都去打围，直到康熙六十年，他六十八九岁时，《本纪》中还记着：“秋七月己酉，上行围。”玄烨一生都是注意到这点的。诗人查初白曾扈从康熙去雍安岭、乌兰哈尔哈一带行围，有《观围恭纪》诗八首，收到《敬业堂集》中。其中一首写到玄烨的弓箭功夫道：“朴渥如飞掠草中，御前突通疾如风。万钧神艺无轻发，命中仍开射虎弓。”（按，“朴渥”、“突通”二词费解。）

这虽然有些奉承，但与事实相去也并不过远。《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做皇孙时，有一次康熙带他在木兰（热河承德）行围，在围场上他叫侍卫领着乾隆去猎熊，乾隆刚刚上马，熊突然扑了过来，“圣祖御枪殪熊”。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康熙能一下子把熊打死，自然是不简单了。清代前期几个皇帝都有点打围的功夫的。《高宗本纪》中记乾隆行围，好多次都“亲射殪虎”，也是不简单的。行围的主要目的既然在于军事演习，讲求武备，所以特别奖励猎获猛兽，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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