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全彩插图增强版)(新增5万字史学专论,130幅历史插图和老照片,3万字图说增补资料)(豆瓣评分9.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4-04 20: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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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廷黻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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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全彩插图增强版)(新增5万字史学专论,130幅历史插图和老照片,3万字图说增补资料)(豆瓣评分9.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全彩插图增强版)(新增5万字史学专论,130幅历史插图和老照片,3万字图说增补资料)(豆瓣评分9.4)试读:

编者序

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温故知新、明鉴是非、陶冶情操、开阔眼界,增强历史使命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提高,时代要求我们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重塑中国文化和精神,而如果不了解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支撑,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社特意选取了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予以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蒋廷黻(1895-1965年),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外交家。他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教学期间,他所培养的弟子中有很多人都成为日后史学界的栋梁中坚,如费正清、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姚薇元、吴相湘等。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正如郭廷以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本《中国近代史》被誉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写于1938年。全书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起,一直叙述到抗日战争爆发,主题鲜明,史论兼具,更将近百年的历史浓缩在短短的5万余字之中。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对今天的读者和社会亦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此次,本社以1938年初版本为底本,另附有蒋廷黻先生的另外两篇论文——《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因产生于民国时期,距今已远,故表达方式与当今社会已有不少差距。但为了尊重蒋廷黻先生的原著和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除对极少数地方予以处理外,其他一概保留旧貌,以期为读者奉献一部原汁原味的《中国近代史》。此外,我们还为本书插入120余插图,这些插图均是相应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同时之作,或出自当时的新闻报刊插画,或出自当时的摄影者之手。每一张图片我们还特意作了较为详细的图说,可作为正文的有益补充。因为图说出于现代,故年代、数字等表示法均采用现代出版规范的形式,以作为与正文的区别。总之,我们希望在阅读原著的同时,图片可以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社会氛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本书一定还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谨识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取代人力,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的篇章。此图描绘的是1835年在英格兰兰开夏郡的纺织厂中,工人们利用机器劳动的场景。↑圣彼得堡始建于1703年,1712年彼得大帝迁都到此,一直到1918年,圣彼得堡都是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图是18世纪中叶的一幅油画,正描绘了涅瓦河上繁忙的商贸往来景象。图片下面正中央处是一艘悬挂了英国国旗的商船,这也说明了圣彼得堡在俄罗斯近代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近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无不源于彼得大帝时代。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摘自第一章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留守北京。——摘自第一章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摘自 第四章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辛亥的秋天,清政府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缘故有关。我们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摘自第四章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1.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做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当中国还关起国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时,英国人早已取得了海上霸权,使其皇家舰队驰骋于世界四大洋之上了。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图中所绘为广州港,岸上建筑为各国商馆。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一七九二年来华。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本土的朴次茅斯港出发,于1793年的夏天到达中国,由天津登陆,在北京稍事停顿后就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英国人被安排在1793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这天谒见乾隆皇帝。上图描绘的即是英国使团在等候皇帝仪仗队时的场景。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有很大不同。英国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因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右图是英国人所绘的觐见时的场景。但无论如何,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是以失败告终了。随后,英国使团在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踏上了归途。但此次接触也不是全然没有意义,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就像马戛尔尼在访华后说的:“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做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2.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本组图片展示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和储存鸦片的工艺流程:图1是分捡;图2是搅拌;图3是赋形;图4是干燥;图5是仓储。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据估算,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者大约要占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鸦片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厦门志》上甚至记载,当时有不少富裕的人家为了避免孩子跑到外面赌博或惹是生非,不惜以鸦片为诱饵,而把孩子圈在家里吸食鸦片。图中所绘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因烟瘾发作,而持刀威胁自己的母亲和妻子。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3.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质上还不是在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了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殆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是他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禁绝,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两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乱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借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申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以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英军突然向虎门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进攻。守将陈连升虽率军坚决抵抗,但因援兵不至,英勇战死,炮台遂陷落。图中所绘为英军进攻炮台时,英舰与清水师战船展开炮战的场景。此役,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1月25日,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条约》。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犟: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做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订立《南京条约》。

4.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道光帝,爱新觉罗·宁(1782-1850年),清军入关之后的第六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力行节俭,勤于政务,但清王朝在其统治时期却进一步衰落。鸦片战争败给英国之后,他苟安姑息,得过且过,没有采取任何向西方学习、振兴王朝的措施。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和林则徐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代表,是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5.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其实早在《穿鼻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人就已迫不及待地占领了香港,随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还为此下发多道谕旨,但清军始终不能达成目的。这是因为英国人早就认为香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在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就是一个荒岛,岛上只有南部和东部有一些小渔村,全岛居民总共约有3000人。此图即是当时画家对香港的描绘。1860年,清政府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至此,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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