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若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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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参与试读：
文前辅文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研究”之最终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10006）
本书由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岭南海洋人文研究”项目资助出版
《环南中国海研究系列》总序
主编 麻国庆环南中国海指北至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海峡，东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至越南与马来半岛的狭长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及与南中国海具有经济、政治、军事等重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该地区自古以来就发生着复杂的人口迁徙、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互动，形成了一个整体性与多样性共存的多中心文明体系。本丛书所推研究成果，力图结合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地理学、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聚焦于环南中国海区域复杂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该地区人口迁徙、物的流动以及区域网络的研究，分析环南中国海地区不同时期的多种网络关系及其网络化过程，探讨空间、区域与人的动态关系与历史脉络，进而阐述社会与国家的共生以及全球—地方化背景下网络与社会、市场的互动作用。
中国南部陆疆和海疆毗邻东南亚国家，因地缘关系和长期的历史发展，这里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具有深刻联系的区域。这一区域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经济高速发展，贸易十分活跃，同时也演绎着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海上争端时有发生。为了维护国家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减少分歧，促进区域发展，我国抱着合作共赢的诚意，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框架下，着力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方面推动互联互通，释放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以期使这个区域命运共同体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我国促进区域发展的整体构想和采取的积极措施，为解决争端、实现共赢打开了思路，开辟了道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构想与措施中也蕴含着一系列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据此，我们主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南部边疆与南中国海区域历史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二是南部边疆与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网络的建构与流动；三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四是南中国海区域非传统安全、资源利用与海事合作；五是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发展态势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新定位等。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对这一区域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推出相关的研究成果，纳入到此套丛书之中。“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持续对该领域进行调查研究。如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海上丝路为广东留下许多考古遗迹和历史传说，促使一批学者开展研究，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中山大学是该领域的研究重镇，从新中国成立前中研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到现在中山大学的多学科研究，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基础。中山大学在该领域的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不同侧重点，但一直薪火相传，随时代变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作为海洋中国重要部分的华南，其构建的主体是数量众多的华侨，沿海地区渴望与航海而来的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当地居民，沿珠三角水系、海岸线及海岛生活的水上居民。尤其是唐代以后，海上民众增长迅速，活跃于华南等沿海地区，形成了海洋中国的冒险精神和人文气息。如华侨的流动也是一种双向流动。特别是在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华侨选择回归原居地。但是，他们通常面临着“回不去了”的客观实际，他们无法回到原居地生活，只能被政府集中安置。“回不去了”的另一层涵义是，他们在东南亚已经习得（或基本习得）当地生活方式，当他们回到祖国大陆时，他们面临的是再次的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再一次的“华侨化”。
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途径，通过人口迁徙、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族群互动保持密切的社会交往，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体系。今日的世界日益被各种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搅合在一起，带来边界的重置与并存，因而跨界本身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其中尤以人口跨国流动为甚，社会与文化所赋予的重重界限被流动人口的活动所打破。人口的流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流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频繁的跨国实践行为带来不同文化要素在跨族群、跨国家、跨区域的场域中高速的传播与流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作为不同文明间社会交往时空过程的具体表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纷繁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时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与机制保障。
当然，我国与东盟各国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着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各民族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受到各国政治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对利益的诉求也不一样。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就应该了解区域内民族、社会、文化活动的纽带和机制，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通过官方协商、民间合作的形式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与社会整合，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充分认识区域内文化交流的历史、现状与挑战，才能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建设共享的人文价值。找到适合区域各国国情的人文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建构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柱。
隐于国际合作背后的、并与之休戚相关的因素就是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交流、沟通与理解。本丛书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就是希望对于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和交流，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也希望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能够建立人类文化共生的心态观，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导论
一 缘起
1.东南亚国家发展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东南亚国家普遍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普遍特征。如都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泰国除外），大都经历过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政治民主、社会生活现代化等。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在政治上长期是威权统治，其特有的军人政治、家族政治、庇护政治和金钱政治制约了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发展。
东南亚国家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它们在历史上从不是统一的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也不相同，分别为英国（马来亚、文莱、沙巴、沙捞越、缅甸）、法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荷兰（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和美国（菲律宾）、葡萄牙（东帝汶），不同的殖民统治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从国家政权性质来说，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家政体来说，有共和制国家（越南、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东帝汶），也有君主制国家（文莱、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从经济发展程度来说，有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也有落后的农业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从民主化程度来说，有民主转型国家（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东帝汶）、威权国家（新加坡、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也有极权国家（文莱）；从文化和宗教来说，有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小乘佛教国家（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基督教国家（菲律宾、东帝汶），儒教国家（新加坡和越南）。
东南亚国家发展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其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政治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这深深影响到他们民主的发展程度和民众的政治参与，也深深影响到妇女的政治参与。2.东南亚妇女在政治舞台上的“在场”与“缺席”
说到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参与，有三种现象最引人注目。
第一种现象是历史上的东南亚妇女被公认地位高于同时期东亚、南亚、西亚、欧洲的妇女。东南亚盛行双系制，婚姻是从母居，女儿可以继承财产，妇女活跃在农业生产和商业领域，在政治上也发挥一定作用，历史上有多位女王执政。可以说，古代东南亚社会的性别制度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男外女内、男女隔离的严格性别规范，妇女当然要承担起家庭责任，但同时也承担经济责任，甚至政治责任。那么，这种不严格的性别规范对后来东南亚妇女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何影响？
第二种现象是东南亚有四个国家的妇女在“二战”前就获得了选举权。从世界范围看，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其争取政治参与的关键步骤，欧美国家妇女解放运动起步最早，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集中争取选举权，并在“二战”前取得丰硕成果：大部分欧美国家的妇女取得选举权。在亚非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妇女也在争取选举权，但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妇女在“二战”前取得这一权利，其中就有四个东南亚国家：泰国（1932）、缅甸（1935）、菲律宾（1937）和印尼（1941）。如果考虑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妇女都是在“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独立后才取得选举权，这少数几个国家就特别引人注目。那么，这几个国家的妇女是如何取得选举权的？选举权与殖民政府和西方女权运动有何关系？与本地民族独立运动和妇女运动有何关系？早期选举权给女性政治参与带来了什么？
第三种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涌现出多个女性领袖，特别引人关注。她们是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她领导群众运动推翻了执政长达20年的马科斯政权，并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缅甸的昂山素季，她崛起于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一直领导反对党民主联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印尼的梅加瓦蒂，与其他人一起领导了推翻执政长达32年的苏哈托总统的民主运动，在2001年成为印尼第一位女总统；马来西亚的旺·阿兹莎，崛起于1998年的马来西亚民主运动——“烈火莫熄”运动，她是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反对党领袖。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菲律宾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借助反对总统埃斯特拉达贪污腐败的人民力量，成为菲律宾第二位女总统，并连任两届；泰国的英拉·西那瓦在2011年大选中获胜，成为泰国首位女总理。东南亚这几国长期是威权统治和军人统治，为什么在民主运动和民主转型中涌现出众多的女领袖？她们与西欧、北欧、大洋洲、南亚、拉丁美洲众多女领袖有何相同或不同？她们对女性政治参与有何影响？
上述引人注目的现象，提醒人们东南亚妇女在政治舞台上的“在场”。除了这些，东南亚妇女还参与了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缅甸的妇女积极参与民族独立运动，越南妇女参与从独立到与南越和美国的多年战争。所有国家的妇女积极参与选举，她们构成选民的一半，投票率也较男性高，各国妇女组织积极推动法律改革和社会进步。菲律宾、缅甸、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妇女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她们是反对专制、反对暴力，要求民主、要求人权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东南亚妇女参与所有政治活动，表明她们实际上是政治舞台上的“在场者”，却被人们所忽视，成为被动的“缺席者”，人们不知道东南亚妇女如何参与政治，不知道她们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这种“缺席”是因为东南亚政治研究不关注女性而被加强。主流东南亚历史和政治研究著作除了书写少数几个女王和女首脑外，几乎没有涉及妇女参与政治的踪迹。国外学界关于东南亚政治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尤其近年对政治民主化的研究更加丰硕，举其要者，有《东盟国家政治》《东南亚政府与政治》《东南亚政治：民主或缺失》《印尼的选举与政治》《印度尼西亚政治》《印尼议会与民主化》《印尼的地方权力和政治：分权与民主化》《抗议和可能性：为马来西亚政治改革的公民社会与联合》《马来西亚民主：话语与实践》，等等。这些名著几乎不涉及女性的政治参与，也不进行性别分析。中国学界有关东南亚政治的著作也不少，如《当代东南亚政治》《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东南亚经验的研究》《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泰国的政治变化：民主和参与》《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威权》《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1962～2006）》《战后菲律宾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主义起源研究》《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等等。这些著作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角度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威权政治、民主政治、政治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几乎不提及妇女的政治参与活动，有些书虽然提到科·阿基诺、梅加瓦蒂等女首脑，但只是将其视为政治家来探讨，而不会关注身为女政治家所面临的不同于男政治家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界，主流东南亚政治研究著作不会从性别视角分析父权制主导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对女性参与政治的影响，以及妇女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3.研究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
本书主要研究当代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女性政治参与是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以往妇女在历史、政治书写中被有意无意的“缺席”，因此，挖掘、梳理、厘清东南亚女性参与政治的方式、过程和影响，有助于深入探讨妇女在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本书的研究将揭示东南亚妇女如何参与民族独立斗争，如何争取选举权。在民族国家独立后，妇女如何通过参与政党和选举来参与政治，如何通过参与革命和战争来追求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理想，如何通过参与妇女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来争取妇女权利，如何通过游行和集会来表达民主和民生诉求。本书不仅关注女政治家的权力政治参与活动，也关注普通妇女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更关注妇女组织的政治活动，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全面和深入探讨有助于丰富对东南亚政治发展史的研究。
其次，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女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特点，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对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东南亚也几乎集中了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模式，为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女性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如民族独立运动、抗击外国侵略、民主运动等，东南亚妇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妇女面临大致相同的机遇和挑战。所以，通过研究东南亚女性不同政治参与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女性政治参与模式的共性和差异，规律和前景。
最后，从性别视角探讨东南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仅仅揭示妇女在东南亚政治舞台上的“在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分析东南亚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治文化对女性参与政治的影响，这就要引入性别分析视角，才能深刻揭示父权制主导的威权政体、军人政治、政党制度、家族政治、庇护政治、金钱政治与女性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以东南亚引人注目的女领袖现象为例，可以深入探讨父权制、威权政治、家族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探讨下列问题：女首脑现象代表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吗？女首脑现象喻示着父权制的式微吗？民主政治对女首脑有利吗？为什么世界各国女首脑参政方式有所不同？其与社会发展、妇女地位和父权制之间是何关系？
二 主要概念界定
本书使用多种概念，在此主要对重要概念加以介绍和界定。1.性别（Gender）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性（Sex，生理性别）相对，也有人将其译为社会性别，本书采用“性别”译法。性别是指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制度，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男性被认为具有果断、理性、勇敢、竞争、侵略、暴力等特征，女性被认为具有柔顺、感性、被动、顺从、合作等特征，通常人们称之为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
性别特征导致性别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指人们对男女应具备的心理特征和所从事的活动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以及概括性的看法，这包括四个方面：外表形象（如女性柔弱优雅，男性高大）、人格特性（如女性情绪化，男性理性）、角色行为（如女性照顾家族孩子、男性从事经济、政治、军事等公共活动）、职业（女性适合当护士、幼儿园老师，男性适合当政治家、科学家、建筑工人等）。2.女性主义（Feminism）
亦译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及一种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女性主义认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男人统治女人，控制着性别建构权力：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设置中，男人优于女人；在知识生产方面，男人控制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实践方面，男人享有特权，主导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通过对女人的剥削和边缘化，将男性经验上升为整个人类的实践。女性主义分为多种流派，主要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等，它们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性别平等的目标和方式有不同观点。3.父权制（Patriarchy）
又译为男权制，是指以男性掌握权力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它是男性用来统治女性的一整套社会关系，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以男性权力为中心，限制女性平等地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4.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包括两个方面，即权力参与和大众参与。所谓权力参与，是指进入国家、地方及社会事务的各个管理层面，参与立法、决策和公共管理过程；而大众参与是指参与政党、选举、游说、团体、投书报章、示威游行、罢工、暴动、革命等。5.极权、威权与民主（Totalitarianism，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政治学者将现代政权为分为极权、威权和民主三种形式。
极权的定义有多种，以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定义最为全面，他们认为极权包括六个特征：（1）全面的意识形态；（2）单一政党的一元领导；（3）建立秘密警察；（4）严密控制大众传播媒介；（5）严密控制军队；（6）对经济企业活动加以限制，建立中央计划统制体系。
威权是处于极权与民主之间的政权形式，林兹认为“威权政体是一种政治体系，其为有限且不负责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有系统、条理分明、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心态；没有广泛密集的政治动员，但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也会动员人民；此类政权大都是一人统治或寡头统治。”威权政体有以下特征：“其一，它是非民主的制度；其二，它是集权式统治，但不是极权的制度；其三，它拥有一种变异了的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几乎完全受到政府的控制；其四，宪法和其他法律无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
民主的定义多种多样，从简单的“人民当家作主”，到洋洋万言的论述。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民主的定义包括下述八项指标：（1）建立和参加组织的自由；（2）表达的自由；（3）投票的权利；（4）获得公职的权利；（5）政治领袖为了获取支持而进行竞争的权利；（6）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7）自由和公正的选举；（8）使政府政策依赖于投票及其他表达偏好的方式的制度。本书采用其对民主的定义。6.民主化、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Democratization，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民主化是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戴维·波特认为民主化是“由较少负责的政府到较多负责的政府；由较少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小的（或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简单地说，民主化旨在建设一个更加多元、更具参与性和更少权威的社会，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能得到保证，进行公开和透明的选举。民主化始于美国和法国，继而扩展到欧洲大陆、美洲、大洋洲、亚洲、非洲，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将世界各国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过渡的民主化进程分为三次浪潮，即第一波（1828～1926）、第二波（1943～1962）和第三波（1974至今）。
学界一般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包括两个阶段，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阶段。所谓民主转型，是指从威权转至民主或极权转至民主的过渡阶段，行为者致力于建立（恢复）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发展经济、完善法治、开放言论、建构公民社会，但民主政体很不巩固，贪污腐败、贿选、街头政治、暴力仍是常态。
民主巩固的定义以林茨和斯泰潘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他们认为民主巩固包括三方面内涵：（1）行为上，没有重要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或者制度性的行为者将重要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政体，或者用于暴力；（2）态度上，绝大多数民众都相信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反体制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少；（3）制度上，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力量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习惯于在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而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产生于新生的民主程序。7.配额制（Quota）
所谓配额制，是指为某个群体确定一定的代表名额比例或人数，通常规定最低比例，如20%、30%、40%或50%，或为两性规定最高或最低比例，如每种性别代表比例不低于40%，不高于60%。为了加速促进更多女性通过选举进入权力政治，女性主义主张改革选举制度，为女性设立保留席位或配额制，以保证女性在议会中达到较高比例。这种做法是基于标准量（critical mass）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旦女议员的数量达到一定量，她们的行动更鲜明”。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在立法会中女议员达到30%的标准量时，就能改变政治话语和政策议程的性质。因此，女性主义者通常追求30%或1/3的配额制，认为配额制确保女性与男性都能参与政治决策，有助于迫使政党提名更多女候选人，使得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进入决策领域成为可能，确保女性的实质性参政而不仅仅只是做花瓶。
尽管性别配额制对增加女代表的比例卓有成效，但对它的反对也始终存在，甚至一些女性主义者也不支持性别配额制。反对的理由认为，配额制可能使不合格的女性占据了合格的男性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政治家的推选应该基于其任职资格以及政治信仰而非其性别；配额制是非民主的；配额制歧视男性；配额是非自由的，是一种“搭便车”行为，有悖自由竞争的原则；配额制侵犯了女性的权利，女性并不希望仅仅因为性别而当选；配额制并非必要，女性可以凭其努力做到；配额制并不能解决女性在政治中的关键问题，例如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但支持配额制者强调，无论男性或女性，任何一种性别都不能真正完全代表对方，如果不能帮助弱势人群获得参政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他们也强调，配额制只是克服性别不平衡的暂时手段，妇女的目标是致力于消除束缚女性参与政治的社会经济机制的父权文化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取消配额制。8.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别主流化是女性主义的新概念，其定义是“以推动性别平等为目的，在政策的制定、实施、检测和评估整个过程中加入性别的视角。性别主流化意味着要评价政策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的影响，同时要采取行动应对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主流化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性别平等在生活中成为现实，各种组织和社区有平等的生存空间。在绘制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的过程中，在将这个共同愿景转变为现实的道路上，性别主流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女性主义由强调法律上的平等转向事实上的平等，承认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个方面存在性别问题。立法和决策的性别主流化最初由非政府组织推动，得到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响应，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后得到推广，1997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性别平等局的一份报告进一步指出：“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一个过程，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行动计划，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战略，把女性和男性的关注点和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以使女性和男性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
三 相关理论梳理
1.性别与父权制政治政治领域一直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因此，男性特征渗透了政治，“历史上，政治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产生更多更明确的男性认同，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排他性地限制在男子的范围中，而且比其他任何社会实践都具有更加激烈的、自我意识的男性特征”。政治的核心是行使权力，“长期以来，掌握和运用权力是男子的特权，几乎全部妇女在社会中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
男性主导政治领域植根于长期存在的父权制理念和实践。（1）男尊女卑。从古代社会起，世界上几乎所有文化都确立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性别观，男人被认为是优越的、尊贵的性别，女人被认为是劣等的、卑弱的性别。中国汉代大儒董仲舒指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因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印度教则认为无论妇女是何种姓，她都不能获得解脱，除非来世生为男人，因为女人是卑劣的，生为女身就是恶业的结果。佛教虽然认为人人可以成佛，但又强调女人不能直接成佛，必须先将女身转化为男身，才能成佛，表明女性相对于男性是较为卑下的。（2）男主女从。由男尊女卑可以推导出男主女从，几乎所有文化都强调男人是主人和主导者，有权控制女人，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尤其是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必须统治他们的妻子，“男女间的关系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中国有古训“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印度教经典之一《摩奴法典》则规定：“妇女少年时应该从父，青年时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始终不应该随意做主。”相距遥远的三种文化用几乎相同的语言规定了女子要服从男子，不能不令人惊叹父权制的共性。（3）男外女内。世界上几乎所有父权文化都以“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式规范了男人和女人的分工模式，进而形成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相信：“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中国性别秩序是“男外女内”和“男耕女织”。父权制强调男人的主要活动领域是政治权力、军事、农耕、商业等公共领域，而妇女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家庭等私人领域。实际上在大部分父权社会，妇女从事经济活动是普遍现象，尤其是在东南亚，可以说经济领域并没有排斥妇女的参与。但政治和军事领域确实排斥妇女，这两个领域被认为属于男人，妇女参与政治和军事斗争尽管不绝于史，但被认为是反常的。（4）男强女弱。男人和女人的最初差别体现在生理上，男人身高力大，女人身矮力小，女人有月经、妊娠和生育等，在妊娠和生育时，女人的体能下降，于是，形成了生理上男强女弱的看法（尽管身矮体弱的男子和身强力壮的女子始终存在）。父权文化将生理上的男强女弱扩展到性格、智力和能力等方面。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就天赋来说，夫唱妇随是合理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基于男强女弱，父权文化认为男性是理性的、果断的、竞争的，而女性则是感性的、顺从的、被动的、柔弱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而且，男性特征优于女性特征。
父权制性别观念和秩序深深影响了妇女对公共事务，尤其是对政治的参与，世界各地的父权文化尽管有差异，但在排斥妇女参与政治上空前一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到位”地道出了父权制的权力等级结构，为了维护父权制秩序，中国有古训“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历朝历代都反对后妃干政，甚至北魏有处死太子生母的制度。雅典城邦民主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但雅典妇女却被完全排除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她们既不能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投票，也不能参加这类会议，更不能担任民众法庭的陪审员和城邦的管理与行政的职务。
但古代妇女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事实上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贵族妇女因其皇后、太后、公主的身份而成为女主、女王，以“垂帘听政”、幕后操纵、直接上台的方式掌握最高权力的大有人在。这种理想与事实的背离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因为这是君主制的内在机制造成的。君主制是一种家族统治，家国同构，国事被视为“家事”，当皇帝突然去世而又没有指定继承人，或者皇帝年幼不能理事，或皇帝无能，就需要有人充当君主的代理者，后妃、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就很容易获得干政、甚至登上王位的机会。但是，父权制的父系血缘继承和性别分工原则，决定了女人涉足男人控制的政治领域是“反常的”，因而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几乎所有父权文化都宣扬“女祸论”，夸大和渲染妇女参政的危险，将朝代更替、国家灭亡的原因归结到女人身上。2.女性主义对政治学的批判和重构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由欧洲最先开启的民主化浪潮对专制政治造成极大冲击，西方思想家卢梭、狄德罗、洛克、霍布斯等人高举“人人生而平等”的大旗，提倡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并将之视为民主社会的基石。但他们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似乎只是男人的平等，并没有包括妇女在内，相反，他们有意无意地附和父权制性别秩序，继续将妇女排除在政治之外。卢梭认为男女生而有别，“一个是积极主动和身强力壮的，而另一个则是消极被动和身体柔弱的，前者必须具有意志和力量，而后者只要稍微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就行了”。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温柔，是取悦丈夫，他强调妇女对公民权具有天然的、政治上的颠覆性或破坏性，政治秩序要求公共领域必须符合性别秩序。狄德罗认为妇女过于感性，有歇斯底里症，以致达到荒唐的程度。霍布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家庭中的父权是妻子和孩子的绝对领主。”洛克区分了三种不同权力：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认为：“夫妻权力……是每一个丈夫处理有关家庭中私人事务的权力，作为财产与土地的拥有者，在一切有关他们的共同事务上，丈夫的意志优于妻子的意志。”
在法国大革命卷起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女权运动兴起，妇女也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以争取平等政治权利为核心，并取得初步成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将批判矛头直指父权制，大大动摇了西方社会父权制的根基，对非西方社会也产生极大影响。
随着女性主义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对男性主导的政治学发起猛烈的批判，尤以西方女性主义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批判最为透彻。最早的两本批判著作是苏珊·莫勒·欧金（Susan Moller Okin）的《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和琼·埃尔希坦的（Jean Bethke Elshtain）的《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她们揭示了西方政治思想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这种划分对性别与政治关系的意义。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激进前景》、卡罗里·帕特曼（Carole Pateman）的《女性主义对公共私人两分法的批评》《性契约》和《女性的错位》等论著继续深入批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两分法。
其实，传统政治学，不论是欧美、还是亚洲，有许多共性，所以女性主义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适应于亚洲政治思想。女性主义对政治学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权力结构进行彻底批判，指出父权制是建立在阶级、种族、性别等级基础之上的，充满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在《性的政治》中首次运用父权制概念分析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她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权力，两性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这是一种父权制，其原则是双重的：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的有权支配年少的，“通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父权制“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哈特菲尔德（Hatfield）认为，父权制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其制度（政策、实践、机构、角色和期待）和行为授予男性特权，父权制的核心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的维护，并将其合理化。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基础，认为男女的差别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统治是自然的。“父权制是一种控制女性的性别结构，男性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
其次，女性主义批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认为这种划分是古希腊和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强调政治属于公共领域，家庭属于私人领域，前者属于男人，后者属于女人，从而系统地将女人排除出政治领域。女性主义学者深入剖析了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霍布斯、马克思等人的学说，指出：“对家庭的看法一直是影响哲学家的女性观和分析的最重要因素。那些把家庭看成是自然的、必要的机制的人，都根据性别、生育和抚养孩子等功能来界定女性。这导致人们在规定女性的道德规范和权利观念时，将她们明显地与男性区别开来。”女性主义强调：“女性是在两个层面上被排除出政治领域的。首先在个人层面上，女性因其生理功能而被归属于生育和抚养孩子的领域，其次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国家的形成和将这两个领域的划分制度化，规定了女性的所属领域。”可以说，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分法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父权制政治是如何将妇女排斥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合法化。
最后，女性主义批判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划分，在这种划分中，男性与理性、文化和精神相联系，女性与充斥着生育、生物性和生理功能的自然界相联系，进而把女性排除出政治领域。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一直被认为是对女性气质的超越。”“随着文化世界征服或作用于自然界，通过理性、勤劳和秩序改造自然界，女人也变成屈从于男人权力的人。”在近代思想家眼中，女性因其生育功能仍然属于“自然”，从事家庭领域的再生产。女性主义从霍布斯的“自然法”到洛克的财产理论，看到女性因为生育功能而附属于自然领域。女性主义深刻地指出，以性别为基础的文化和自然领域的建构，是父权制政治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要把女性排除于文化和政治生活之外。
在批判男性主导的政治学的基础上，女性主义重构政治学，提出“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意在消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划分。“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是女权运动的重要口号，它指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权力”无处不在，如政治权力规范着妇女的日常生活，包括她们的服装和行为；政治权力也规范着妇女的身体，如她们的生育和堕胎；政治权力也存在于丈夫和妻子的权力关系中，强迫妻子服从丈夫与强迫民众服从国王是一脉相承的。“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对于推动女性参与政治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颠覆了男人属于政治，女人属于家庭的二元划分，使妇女认识到，女人的经验、女人的事务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应该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二是对于国家立法者来说，政治也应该延伸到公共领域以外，国家要关注家庭暴力、孩子照顾、老人照顾等问题，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其实也是政治问题。3.性别与民主化
民主化与妇女的关系如何？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基本围绕两个命题进行：一是民主化为妇女带来了什么？二是妇女为民主化带来了什么？
首先看第一个命题：民主化为妇女带来了什么？民主化扩大了妇女追求平等和权利的空间吗？一般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民主化为妇女带来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权利提升。“第一，妇女自身能成为官员，有权力推行减少对她们歧视的改革；第二，更多的政治和公民自由能提供一个有益的环境，使得独立妇女组织出现，推动政府实施她们期望的改革。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政策能被用来放松和去除父权文化对妇女的限制。”但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认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妇女权利的巨大进步。”他们以苏联、东欧和拉美民主化为例，指出“近年来的民主化浪潮对女性的助益不大。在世界上，有很多地区正处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女性至少占据了区域人口数量的一半，但相较于男性而言，她们在这场变革中获益甚少。在东欧和中欧地区，男性在新生政党、选举政治以及在发展迅速的商业管理和中小型企业运营等经济领域中都有许多大展拳脚的机会，而现任政府随后推出的政策则在鼓励女性回归家庭，重新扮演其传统的角色。”“发生于八九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两个地区证明对妇女来说是失望的，妇女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中没有取得什么，至少在短期内。在苏联、东欧的民主化中，给妇女带来更多的问题和压力。”可见，民主化给妇女带来什么？不是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必须依据其所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分析。
其次看第二个命题：妇女给民主化带来什么？妇女促进了民主化吗？一般人们只关注上一个命题，很少关注第二个命题，他们只看到男人为民主和自由抛头颅洒热血，为设计民主制度绞尽脑汁，为民主巩固殚精竭虑，而看不到妇女的贡献。其实，妇女促进了民主化，她们在每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各个阶段——民主运动（独立运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中——都积极参与，在民主运动中，她们站在示威游行的前列，同样为推翻专制政权（殖民政权）抛头颅洒热血；在民主转型中，她们积极参与制定法律和各种制度，以完善民主机制；在民主巩固中，她们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轨道。当然，妇女给民主化带来什么也不是一句简单的肯定语所能概括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妇女对其的促进作用经历了曲折和反复，也要依据其所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分析。
妇女与民主化是一种互动关系，从长期看，民主化促进妇女权利的提高，而妇女也促进了民主化，这可以从民主化浪潮和女权运动浪潮的互动关系来看。第一波民主化浪潮（1828～1926）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欧洲、北美、大洋洲一些国家的卷入，其标志一是公民参政权的不断扩大：先是有产成年男性，之后是无产成年男性，再后是男性奴隶，最后扩大到成年妇女。二是行政官员由选举产生。第一波女权运动（19世纪中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源于欧美，扩展到亚非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妇女致力于追求选举权并取得部分成功。第二波民主化浪潮（1943～1962）始于“二战”，欧洲、拉美一些国家卷入，亚洲一些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建立短期的议会民主，其标志是成年男女获得选举权。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美国，很快扩展到西方国家，以彻底批判父权制为目标，并在第三世界得到部分回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74年至今）始于南欧的葡萄牙、希腊，80年代扩大到拉美、非洲、东欧、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90年代扩大到东南亚多国，21世纪以来扩大到中东、亚洲一些国家。第三波女权运动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起源于西方，以后现代主义为中心，致力于解构父权文化，注重差异。图0-1 民主化与女权运动的互动关系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女权运动浪潮有高度关联性。一方面，每一波民主化浪潮早于女权运动浪潮，民主化浪潮促进了女权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妇女对政治的参与，所以，从长期来看，可以得出“民主化扩大了妇女追求平等和权利的空间”这一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虽然当时对促进苏联、东欧和拉美妇女权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在其他地方：南欧、南非、东亚、东南亚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随着民主巩固，拉美妇女权利也取得长足进展。另一方面，每一波女权运动都有助于民主的深化，不仅扩大了妇女权利，也扩大了政治议题，促进民主巩固。事实上，每一波女权运动浪潮虽晚于民主化浪潮，却承启了下一波民主化浪潮，为其注入新的议题和活力。
基于上述事实，可以深入分析民主化与性别的密切关系。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民主权利的扩大是建立在阶级和性别基础上的。在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早期，只有有产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之后扩大到成年自由男子，之后扩大到成年解放了的男性奴隶，再后来扩大到有产成年妇女，最后扩大到成年妇女，至此，男女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才取得法律上的平等。在这一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欧美民主化起步早水平高，工人运动、废奴运动、女权运动促进了民主化不断扩展，亚非拉民主化起步晚，民族独立运动、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女权运动推动了民主化。（2）民主议题的扩大与阶级和性别密切相关。过去政治家只关注经济、税收、军事、安全、秩序、暴乱、权力巩固等所谓公共领域的议题，而不讨论家庭、福利、妇女权利、弱势群体等议题。随着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子，无产阶级所关注的八小时工作制、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议题进入政治讨论。随着女权运动高涨和选举权扩大到妇女，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政治议题扩大到私人领域，女性所关注的、与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家庭暴力、强奸、性骚扰、堕胎、托儿所、带薪产假、弱势群体、同性恋等议题受到政治家的关注，上升到立法层面。可以说，工人运动和女权运动推动了民主化的扩展。（3）民主机制的完善与阶级和性别密切相关。近代早期民主政治存在缺陷，上流社会的男性精英在政治机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女性和下层男性缺席，这导致民主政治充满偏见：阶级偏见、性别歧视、民族（种族）偏见、宗教歧视。而民主是要求所有公民，不论其阶级、种族、宗教和性别，都有权利参与到政治机构中，“民主化不仅包括竞争性选举制度，而且包括减少利益代表中的偏见”。民主化的过程是更具多元、包容、公开的过程，有助于减少和消除偏见、歧视、对立。更多女性参与政治，扩大代表基础，纳入草根阶层，使政治更具多元和包容，有助于民主机制的完善。4.性别与选举
妇女参与选举，进入立法机构和担任其他公职，是妇女参与权力政治的重要标志。而选举是高度性别化的，它影响了男女两性的参政意愿和投票意愿。
首先，性别观念深刻地影响两性参与选举。
按照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政治被视为男人的领域，家庭是女人的领域；政治被认为需要理性、强硬、果断、勇敢、进取，只有具有所谓“男性特征”的男人才适合从事政治，而女性被认为是柔弱、优柔寡断，感情用事、缺乏主见，因而不适合从政；政治被认为是肮脏的，充满尔虞我诈、阴谋和暴力，而女性的善良、纯洁使她们不可能适应肮脏的政治。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导致在选举中选民一般不愿投票给女候选人，更导致妇女一般不愿成为候选人：她们要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卷入肮脏的政治，对从政缺乏抱负和自信，等等。
但是，妇女必须通过选举参与政治，也必须克服父权制障碍，女性主义策略性地利用传统性别观念。西方女性争取选取权时，“将反对扩大参政权的观点完全颠倒过来，用来作为支持扩大参政权诉求的基础。是的，男人是邪恶的，不道德的，而且通过政治而使一些事情变得肮脏。确实，女人更为纯洁、更有美德；看看女人使私人领域变得高尚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做的是，让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从而把私人道德的外衣盖上公共领域”。亚洲女候选人也以女性的“纯洁”“温柔”“非暴力”作为“卖点”，吸引渴望廉洁政治和变革的选民的支持。
其次，选举环境影响两性参与选举。
选举环境包括民主化程度、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等。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是民主选举的重要基础，与选举质量成正比关系，同时，也与妇女参与选举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妇女参与选举和成为候选人的比例越高。
民主化程度对妇女参与选举影响较大。一般来说，极权国家没有选举或只有象征性的选举，女性或者没有选举权，或者参与选举率极低，女议员比例通常不超过5%，威权国家大都处于选举民主阶段，选举受到诸多限制，女议员比例通常不超过10%。到民主转型时期，妇女政治参与热情提高，妇女组织十分活跃，更多女性成为候选人，女议员比例通常上升到10%～25%，甚至更高。而处于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有成熟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妇女政治参与能力较强，女议员比例通常为25%～40%。
政治文化也对选举有重要影响，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具有崇尚自由、个人主义等特点，这种政治文化对出身于普通家庭而又有能力、有政治抱负的人有利，同样对普通女性参与政治比较有利。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具有家族政治、庇护政治、金钱政治等特点，这种政治文化对一般妇女参与政治选举特别不利，而对政治家族的女性相对有利，当政治家族的男政治家届满、去世或被驱逐时，他们的妻女作为政治替代者进入政界，家族的庇护关系和金钱资源有利于她们当选。
最后，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影响两性参与选举。
选举制度对妇女参与选举有重要影响。目前选举制度主要有三种，即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多数代表制（Plurality/Majority System）和混合制（Mixed-Member Systems），许多研究表明，比例代表制比多数代表制对女候选人更有利，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05年对88个国家女议员占比的分析表明，单一议会或者下院女议员由多数代表制选举产生的占10.8%，由混合代表制选举产生的占7.7%，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占21.1%。也就是说，来自比例代表制的女议员比多数代表制选出的女议员高两倍。在比例代表制下，政党为了吸引女选民，更愿意增加女性候选人。当然，也有例子表明采用混合体系的国家，比前两种制度能选出更多的女代表。还有研究发现女代表与选区大小有直接关系，通常选区越大，女代表越多。更多的研究表明，选举制度与女代表的正比关系并不是必然的，比例代表制本身不能确保较高比例的女候选人胜出，有很多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的女议员比例少于采用多数代表制的国家。所以，目前还很难得出结论何种选举制度对女性候选人更有利。尤其是，上述研究结果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适用，马特兰就认为比例代表制并不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女议员数量。
事实上，不能仅用选举制度来研究对女性参政的影响因素，还要加上政党制度和配额制的影响进行分析。
政党制度及其竞选策略对于女性参与选举影响重大。在大部分国家，有政治抱负的人都是通过政党取得候选人资格，代表政党参与竞选，政党对于候选人的重要性体现在：（1）有政治抱负者需要获得政党领袖的提名，成为候选人。（2）候选人在政党竞选名单上的排列位置决定了他们获胜的可能性，排列位置靠前，特别是前三名最有可能获胜。（3）候选人的选区对他们能否获胜有决定作用，选区通常有三种：确保选区、边缘选区和无望选区，确保选区是政党在某些选区获胜的关键，即使候选人的选举表现糟糕；边缘选区是指政党在某些选区的胜负是不确定的，假如候选人选举表现好，有可能获胜，选举表现糟糕，有可能输；无望选区是指政党在某些选区完全没有支持基础，即使候选人竞选表现再好，也不可能获胜。（4）候选人在竞选时需要政党提供金钱、人力等帮助。
政党通常由男性领袖主导，他们希望女性成为党的支持者，为党拉票，为选举服务，却较少提名女候选人，而且，为数甚少的女候选人排名通常被置于政党选举名单后面，或被放置在边缘和无望选区，较少得到政党的金钱和人力帮助，使女候选人竞选时面临更多困难。但随着女性政治意识的增强，女选民投票率甚至高于男选民，为吸引女性选票，政党越来越多地提名女候选人（见图0-2）。图0-2 选举系统资料来源：R.E.Matland and K.A.Montgomery，Women’s Access to Political Power in Post Communist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笔者对此图表作了修改。
四 学术史回顾
有关东南亚妇女研究主要分为三大主题：婚姻家庭、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济起飞，妇女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其中有几本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东南亚的劳动妇女：发展、依附和解放》《亚洲妇女与工业化》《工业的女儿》等。本书不打算对东南亚妇女研究做全景式回顾，仅对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研究进行评述。1.东南亚妇女运动研究
东南亚妇女运动与政治动员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争取选举权和参与民族独立运动。国内外学界对东南亚各国妇女运动有不少研究，主要见于论文集、专著和期刊论文中。
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和罗丝（Mina Roces）主编了多本有关亚洲妇女不同主题的论文集，一是《亚洲妇女争取选举权：性别、民族主义与民主》，该书收入“二战”前菲律宾、印尼、越南和泰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四篇论文，分析菲律宾、印尼、越南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以及与殖民政府、男性民族主义者、宗主国女权运动的关系，也分析了泰国妇女取得选举权的独特性。该书强调亚洲语境下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丰富了关于世界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亚洲妇女运动：女性主义和跨国行动主义》，收入有关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妇女运动的论文，该论文集强调从亚洲视角看亚洲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妇女整体进行研究的有孙小迎主编的《东南亚妇女》，内容涉及东南亚妇女运动和参政问题，但资料较为零散，分析不够深入。还有近年出版的《中国——东盟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此书算不上是对“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严格说来只是资料汇编，且资料来源大都是中国国内出版的论文和专著，再加上网上文章。但该书资料欠丰，分析不深，且有不少错误。
笔者在此主要按国别介绍关于东南亚各国从殖民地时代到当代对妇女运动的研究，前述论文集的内容将按国别进行介绍。
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在殖民地时代，在独立运动、国家建设和民主运动中十分活跃，与此相应，有关印尼妇女运动和政治参与的研究比较丰富，取得较高成就，主要体现在下述成果中：莎克亚·韦瑞卡（Saakia Wieringa）的专著《印度尼西亚的性政治》，主要研究印尼共产党妇女组织“格瓦尼”的历史。该书从20世纪初印尼妇女运动的兴起、发展及与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关系回溯起，探讨旧秩序时代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该书运用性别视角进行分析，关注的是印尼妇女运动及其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作者认为：“若要深刻理解印尼在1965年所陷入的那场危机，就不仅仅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更需要性别分析。性别分析可以揭示迄今为止依然让很多研究者不能明白的印尼现代政治史上的事件，并对那些被严重忽视的事件提出质疑。”该书资料丰富，分析深入。伊丽莎白·马亭（Elizabeth Martyn）的《后殖民时代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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