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建文帝卷(上、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渭源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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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建文帝卷(上、下)试读：

自序

拙著《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2009年版，以下简称《朱允炆卷》）出版后，承蒙广大读者朋友的厚爱，不仅畅销于中国大陆各地和宝岛台湾，而且还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收藏。所有这些都是当初我所不曾想到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2012年我到美国做讲座时，还应邀对建文帝的相关历史开了专场，赢得了海外朋友的肯定。对此，美国三大华文报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都曾做了专门的报道。能有这样的结果，是海内外广大朋友对我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拙著《朱允炆卷》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既然是第一部，又要全方位地把握好，确实不易。因为这位当政只有4年的大明天子自失国后在明朝官方文书中基本上一直是个被扭曲的人物。大约到了400年后的清朝乾隆时期官方主流才正式为他“扶正”，但即使这样，清人撰写的《明史·恭闵帝本纪》及其相关传纪也讹误多多，语焉不详。这些都是某些人封为圭皋的“正史”状况，那么野史呢？自明中叶起非官方的或言民间建文探寻之热浪却在不断地涌动着，有关建文帝和建文朝史迹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版本越多，说法各异，历史谜团也就越发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要想写好《朱允炆卷》谈何容易？为此我陷入了深深的困苦之中。就在这时，我在南京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群教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启示：如实地将已知的建文帝之事写出来，至于建文帝相关谜案目前揭秘到了何种地步，也一一呈现给读者，让大家一起来关注谜案，提供更多、更全面和更有力的证据，或许不久将来人们真的一一揭开历史的谜底。

就此，我对建文帝之谜问题开始了一一梳理。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个皇帝会像建文帝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谜，也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允炆那样能引发海内外人们那么多的探秘热情。不过，倘若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有关建文之谜其实也不外乎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朱允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皇帝？第二，建文“新政”到底怎么啦？是不是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样破坏“祖制”和复古倒退，从而引发天下共愤，直接导致了燕军“靖难”？第三，建文帝为什么会失国？第四，建文帝最后下落如何？（一）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建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按理说，一个皇帝的好坏自有公论，也有历史典籍记载为凭。可明朝的这位皇帝却实在是个谜，谜之症结就在于抢夺了他帝位的“好叔叔”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朝官方档案进行了肆意的清洗，而几乎与此同时又开始在官书和官史中重新“勾勒”和塑造建文帝的形象，将其描绘成嗜杀成性、好色荒淫，甚至与禽兽相类的昏君闇主，是历史上无法找出第二个比他更坏的皇帝。不过当我们读到明代非官方人士对建文帝的描述时却发现，其情况大相径庭。

明代学者顾起元这样说道：“（建文）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革除”）这怎么可能？一个“荒淫、残忍”的皇帝治理下的国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治”景象；就连这个“坏皇帝”失国时也竟然“哭声震天”。无独有偶，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历史名著《国榷》一书中记载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清初学者谷应泰在他的史学著作《明史纪事本末》中也说：“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而建文朝文臣投降朱棣的却只有29人，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比例题与历史谜案。更有近世以来，海内外此起彼伏地有人出来爆料，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连“老外”也不甘寂寞，前不久法国足球明星里贝里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裔。

如果建文帝真是一个“坏皇帝”，谁愿意出来将历史的屎盆子扣到自己或自家祖先的头上？我还没见过有谁自己主动出来说我是历史上某个大奸贼的子孙的呢！

因此，于史于理，我们都不难看出建文帝不是明代“正史”中所描述的“坏蛋”，而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对此，清人在纂修《明史》和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撰写《明史考证》时对以往的史料作了一番甄别与清理，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这为今人全方位地正确认识建文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

那么历史上的建文帝为什么会留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影像”？这就要我们从建文继位与“建文新政”说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孙，如果不是他父亲朱标太子早亡的话，接替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朱元璋帝位的应该是朱标，朱允炆理应是大明帝国第三代君主。但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它并不按照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洪武晚年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数”，迅速地将个性文弱的朱允炆从大明帝国第三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将他“卷入”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怪圈与漩涡之中——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奇怪景象：开国皇帝后的第二代君主要么经历一番惊涛骇浪后才得以登位，要么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宁，甚至会影响到了整个王朝的寿命。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惠帝短寿；东吴主孙权死后皇帝如走马灯地换个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后期发生了骨肉相残；宋太祖临终时居然上演了“斧声烛影”一幕……明朝也不例外。

作为一代雄主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问题的潜在危险性，他在通过一系列的征伐与杀戮后，不仅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个人魅力效应——克里斯马型权威，而且还通过“洪武”尚武，严刑峻法治国理政，丧心病狂地大肆屠杀开国功臣勋将，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建立在克里斯马型即“个人魅力效应”上的权威，是一种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它“是形容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的禀赋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德】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241）。当这个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伟人”向世人谢幕以后，极为自然地引发出权威危机。所以在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洪武”之后，大明帝国居然朝着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发展，出现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叶伯巨传》卷139），甚至是“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局面。（【明】解缙：《大庖西上封事》，《明文海》卷47）

对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未来君主所面临的治国的严峻性。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在洪武晚年他就适当地让他所寄托“文治”厚望的皇长孙朱允炆参与国政。但就实而言，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之后，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克里斯马权威”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恰恰相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乐此不疲地种植的“罂粟花”——分封制，随着“后朱元璋时代”的到来却结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国君位争夺战暗波汹涌。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生性文弱的书生、只有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大统，并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施政纲领的“建文新政”。（【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1；【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七）“建文新政”这个说法最早是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提出的（详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5页），它是对建文朝实行的一系列维新举措的总体概括，在笔者看来，至少应该包括“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与推行“削藩”等五个方面（详见本书第3章和第4章）。

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贯彻着一个核心精神，即“宽和”的“文治”。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尊重文臣学士，放手让臣下做事，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从制度设计上建立约束规谏皇帝职能权限的左右拾遗；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注重礼教与德化，由此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改革中央官制，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此同时，进行地方官制改革，“省并州县，裁撤冗员”，减赋全国、减赋江南，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轻刑典，宽刑疏法，纠正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仅是对洪武严刑峻法的纠偏，而简直是一大“反动”，更是明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步关键。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叛乱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君权限制意识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许许多多文臣学士看来，与将儒士位列妓女之后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无端杀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百年难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建文帝失国之际，建文朝大臣压倒性多数选择了“出亡”或“殉难”，演绎了一出出极为悲壮的“建文悲歌”（笔者首创）。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妨将之归结为“建文情结”（也是笔者所创新论）。而这一情结一旦形成，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600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的传言层出不穷，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赘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但历史的无情也就在这里，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只执政了四年，就匆匆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由此拷问了一个古老的历史命题：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三）“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话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在整个这段话里，孟夫子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条成功的秘诀：要想得天下—→必须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须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须对其实施仁政，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得天下”理论的完整内涵。简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言，似乎让人觉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宽政即可成功了，可问题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矫洪武酷政，广施仁政、宽政，最后却失国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这里既有建文帝个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国“狼群中的羔羊”。而政治权力角斗场向来是不会同情弱者的，因此说建文帝失国有着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个性使他一次次地错过了机会；又有治国理政实践中他采纳的指导思想不是“外儒内法”的汉代以后的儒学，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学主张，过分强调礼教、德治，对最大的也是最为阴险的政敌朱棣大讲“亲亲”，即使到了“靖难”战争白热化时，还要告诫自己的北伐将士：不要伤了朕之叔叔，让朕背负杀叔的罪名。这简直是将北伐将士的手脚全给捆住了，反而帮了政敌朱棣的大忙（【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再有就是用人严重不当，对于李景隆等“至亲”过于信任与重用；而最高层领导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文帝靠着相投的趣味来组建他的领导班子，这样就造成了建文朝廷领导核心全是书生，没有人精通军事。随之也就构成了另一大致命失误——没有掌握好军队或言“枪杆子”。坦率而言，建文朝廷军队将领中不乏有勇有谋又善战的军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的养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可他们被压在了“绣花枕头”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战事发生后才逐渐地被发现。但即使这样，还没有及时地得到大胆的提拔和尽其所能地发挥军事作用，这就大大地制约了建文朝廷军队自身力量的有效发挥，挫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造成了他们越战越没劲而燕军却越战越强的尴尬局面，想来就让人昏闷不已。（《明史·瞿能传》卷142；《明史·平安传》卷144）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一个政权是否牢固与民心向背并没有过分直接的关联，绝不像孟夫子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它更多更直接的与是否掌握军队有关，换言之，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掌控天下。建文帝政敌朱棣之所以能夺得天下，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他多得人心——试想一个灭人“十族”、活剥人皮、挖人祖坟和轮奸别人妻女的魔鬼怎么会得人心？由此追问下去：那朱棣靠什么夺天下？又是靠什么来稳住天下的？（前提是只要它对占据人口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不过于暴虐）

答案还是军事武力或言枪杆子！不过对于这样的答案，有人可能要质疑了：建文帝在位时，军事武力绝对优势掌握在他那里，而不是在朱棣手中呀，怎么能说朱棣是靠掌握军事才得了天下的？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的：

第一，朱棣最初“靖难”的主要资本就是他“老爸”给的护卫军事势力和特殊的军事优惠权，虽说建文帝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随即对燕王府的军事势力进行了抽调和分解。但这是表面上的，其实朱棣造反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就已经起意，并开始有所秘密准备（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⑦《永乐帝卷》上册），真可谓蓄谋已久又树大根深。而从他逆杀封疆大吏张昺、谢贵那一刻起与随后打出的“靖难”大旗和一夜之间占据北平城等相关事情来看，皇位争夺战争正式开始时建文朝面临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已经是相当之严峻。

第二，朱棣夺得天下是靠军事赌博赌来的。打了近四年的“靖难”战争，一直到建文三年底和建文四年初时，经人提醒，高皇帝的这位“好儿子”才领悟到，成功的秘诀不是一城一池一地的争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利用建文朝廷军队重兵在外、京师空虚之际，直趋南京，占据帝国的心脏地区，然后号令天下。至于全国臣民如何反应？

第三，朱棣自起兵造反那一刻就满口谎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忽悠了全国臣民。当然这种政治家的忽悠伎俩也没什么新鲜的，自古以来，夺得皇帝宝座或占据高位者多非善主，要么卑鄙龌龊，阴谋多多，既强词夺理又巧施粉饰，糊弄小民；要么巧舌如簧、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盗名，等到了功成名就之时再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甚至对自己不雅的长相也要进行极度的“矫正”与美容，大明开国君主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么他的所谓的“好儿子”朱棣呢？简直就是朱元璋的克隆产品！就实而言，在治国才能方面他还赶不上自家的老爷子，但在欺世盗名方面可要比父皇强出百倍、千倍。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七日，朱棣把将士们召集在一起，举行起兵誓师仪式，正式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他慷慨激昂地对“靖难”将士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追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2略异）

在这200字不到的“靖难”誓言中朱棣瞒天过海地撒了两大谎：

第一大谎，说自己是嫡出的，言下之意自己有继承皇权的天然优势与优先资格。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呢？中国臣民向来很听上面的话，只有肚子吃饱就没有更多的要求，绝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对“绝对真理”的理性追求。所以说朱棣也就根本用不着担心下臣或小民们向他讨要他是高皇帝嫡子的证明看看。在一般人的眼里，管他是不是嫡出的，反正都是高皇帝的皇子就行，就连建文铁杆支持者铁铉治下之人似乎也曾这么认识的。在济南市民向朱棣递交的诈降书中曾这样说道：“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虽说名义上是诈降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当时普通人还真可能弄不懂朱棣到底有没有继承皇位的合法依据？

第二大谎，说自己“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那么朱棣真的守法了吗？明代官史已被粉饰得漂漂亮亮了，不过出乎朱棣及其子孙意料的是朝鲜《李朝实录》中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乙酉五年（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六月辛卯“领议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赵浚卒”下记述了赵浚经历之事：“辛未六月（即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以赞成事入贺圣节，道经北平府，太宗皇帝在燕邸，倾意待之，浚退语人曰：‘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太宗恭定大王李芳远实录一》上编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第1册，P209）

洪武二十三年老皇帝朱元璋和皇储朱标都活得好好的，朱棣这般“倾意”善待朝鲜使者，究竟为何？据《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人似乎比当时的明朝国人看得更清楚：“（燕）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这话说得再白一点，就是讲当时朱棣就起意要谋反并在暗中准备着。明成化年间苏州太仓籍进士陆容在他的笔记中也有相类的记载（【明】陆容：《菽園雜記》卷11）。密谋造反是传统社会里“十恶不赦”重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可到了朱棣的嘴里却变成了“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

由此说来，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家说的话人们千万别当真，而所谓的“正史”、“官史”更不可盲信！不过这是我们后人经过理性思考和反复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600年前的当朝人与寻常百姓哪会顾得上这么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铁定真理”铸成了既定的历史，这或许就是从建文转向永乐那段非常历史的比较妥帖的注释吧。由此可以这么说，政治场有时堪称野兽角斗场，而在明初的那场政治群兽角斗中，不具备政治野兽特性的建文帝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性的失败者。那么失败了的建文帝究竟下落何处？（四）

建文帝最终下落何处？这是大明帝国第一号谜案。从朱棣“靖难”成功那天起，人们一直在寻找建文帝的最终的下落之谜。

目前为止，海内外有关建文帝下落的说法可能不亚于200-300种，笔者秉着兼容并包的理性态度曾在2008年制作了《明清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学说简表》，放在2009年3月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6章内，引起了海内外广大朋友的普遍关注。

但就实而言，在这么多的建文帝最终下落之谜的“学说”中有着十分浓烈的非理性成分。尤其是近年来，各地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大打历史旅游品牌，什么样的历史人物都可能挖出来，哪怕是坏蛋或文学虚构的人物，都成为了地方政府争抢的“宝贝”。最令人可笑的是有两个地方为了抢大淫棍西门庆的故里而几乎对簿公堂。那么对于历史上的好皇帝朱允炆就更不用说，谁都争着要。凡是发现老祖宗留下的某个不认识的“宝贝”，就用建文帝御物这个帽子罩着，甚至还有所谓的祖传家谱一类，言之凿凿。更有个别媒体记者可能从来也没读过《明史》或《明实录》一类的基本明史史料，就能以他的常理来判断某物是否与建文帝有关，这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其实有些所谓的文物、古物，只要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曾经有地方上抬出一枚螭首官印来，说是建文帝御宝。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假，无论是《明实录》还是《清实录》，对于礼制的记载都十分清楚，皇帝御宝是用龙的，也只有皇帝才能用这。螭首章印肯定是由比皇帝级别低的人使用，所以某地一抬出螭首官印来，道里人便知其在炒作。地方上在炒作，学术界也不敢寂寞，有些人明明知道就不说，或者绕着弯子说废话，什么也说不死，什么也不肯定、也不否定，由此造成了建文帝下落之谜的“学说”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

在建文帝出亡各地说中，笔者先前觉得“苏州说”相对证据充分一点，不过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夏秋之交起应福建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等多次前往当地去考察，发现那里的古墓、袈裟与建文帝有着较多的联系，随后便力主“宁德说”。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新闻、综合等频道都予以了报道；而后承蒙中央电视台的厚爱，我与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学教育》频道的《百科探秘》栏目，讲述我们的考古发现。几乎与此同时，与我和潘群教授素昧平生远在美国的华人记者柯伊文先生赶写了新闻稿，分别发给全球1400多家新闻媒体，建文帝出亡宁德说就此开始为海内外人们所熟知。详细内容，请读笔者的另一专著《破解大明第一谜案》。（五）

再说本书初版于2009年1月，原名为《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当时正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讲座特别热之际，笔者有幸受邀南京电视台、江苏教育电视台、安徽电视台、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学堂”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人文讲堂”等单位与机构，主讲中国历史与文化，常常应接不暇，因而原书稿是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赶写而成的。若从单句和叙述来看没什么问题，书的发行量也挺大的，但事后自己读读，总感到遗憾多多，老想着能否及早修订一番。2009年夏秋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时，我曾想做个整体性的大修改，但实在没有时间，因为好多地方还等着要书呐。一晃四五年过去了，接到东大出版社朋友的电话，说他们打算整合我的《大明帝国》系列，重新出版，且为全媒体出版。我感到这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又有无限的压力，但无论如何我得抓紧时间，对《朱允炆卷》做个整体性大修订。如今修订的稿子已经出来，除了基本骨架没变外，增加了第1章《明宫“淫魔”与历史谜团》，大修了第7章《建文“蒸发”与谜案追踪》，第2章至第6章主要在文字上做了大修改，之所以这样：第一，防止“盗版”。说起这事十分让人愤懑，现在我们社会中的有些人为了迅速地“脱贫致富”居然明火执仗地盗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气不过的是连引用研究成果的作者也不署名），据说还要做大做强，一点也不脸红。发生在文明古国里的这种事比比皆是，笔者反而倒为其感到害臊，文明古国里的某些文人之文明都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倒是人家没多少建国史的老外文明之举让人感慨不已——前不久美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想要参用笔者在澳门发表的论文内容，到处寻找笔者的联系方式。中外之间的差异仅此而已？第二，力求更加正确，更加完善。2009年版的《朱允炆卷》相对粗糙，有很多史料出处注释来不及进一步核实到位，仅仅大致注一注。这次修订版做了细化，便于研究者检验、审阅；第三，力求更加全面化。建文帝研究如果仅从朱允炆个人生涯角度来讲，就以他的出生到最后出亡大致勾勒清楚就行了，但事实上有关建文的事情贯穿有明一代，延续到清代和民国，甚至现代。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是明成祖朱棣的子孙，他们看待建文帝问题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万历帝似乎除外）。清代按理说应该好的一点了，但入清后有关朱三太子的下落问题困扰了清初统治者，因此在看似简单的建文帝问题实际上却十分复杂，为了给读者朋友一个完整的了解，本次修订增加了第1章。另外，考虑到原书名字较长，不易记忆，此次修订正式更名为《大明帝国》系列之④⑤《建文帝卷》（上、下）。

目前研究建文帝的论著不少，但全方位又客观地论述建文帝却没有。因此说，本书是国内外首创，既然是首创，又要客观、全方位地把握，是否真的做到了，笔者不敢妄自尊大，偏失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马渭源2013.11.21

第1章　明宫“淫魔”与历史谜团

明宫幻境“淫魔鬼怪”，大明帝国“天怒人怨”？

据篡位皇帝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奉天靖难记》和《明太宗实录》所载：“荒淫无道”的建文帝这颗种子本身就有问题，他的老爸朱标太子在播种时，播种的地方不对，他没有播在正宫，而是撒到了“二奶”地里。朱允炆的母亲为吕氏，即后来官至太常寺卿吕本的女儿。当初吕氏“嫁给”太子朱标时是个地地道道的“二奶”，人称其为“宫人”，因此说朱允炆是庶出而不是嫡出，这在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什么资格来继承皇位的。更为严重的是，朱允炆这颗“色鬼淫魔”种子的遗传基因就出了问题。

“色鬼淫魔”遗传基因就出了问题

这段史料是说：当初朱标在当太子时言行举止多有失范，这就使得皇父朱元璋大为恼火。老朱皇帝曾亲自监督其改过自新，但谁知朱标怙恶不悛，一退下正殿就口出怨言，平日里常常在东宫暗处狂念咒语，将皇父画在纸上，诅咒他尽早归天，自己好早日登上大位。这事连老天都为之愤怒，猛然间响起了震雷，刮起了大风，将东宫里的灯火全部吹灭了。但这个大逆不道的朱标太子却什么也不在乎，更不用说是害怕了。过了没多久，他又偷偷地招募了3000多名勇士，自己亲自执掌这支敢死队。

皇帝老爸朱元璋听说后，就跟皇后老妈说：“想当初，我和你同甘苦共患难，经过无数的战火，才有了今天的帝国伟业啊！可是长子朱标却是这般做法，这难道是为大明江山社稷的未来考虑吗？你说怎么办？”马皇后回答说：“事关天下社稷的安危，臣妾一个妇道人家，不敢掺和其中，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惟愿陛下深思！”皇父朱元璋说：“我这么多的皇子中只有四子燕王朱棣最为仁孝，能文善武，将来安抚我大明的，我看也就非他莫属了！”马皇后听到这里，赶紧跟皇帝丈夫说：“陛下说话要小心，不能随便表态啊。一旦泄露出去恐怕就会引发大祸！”但谁知还是有人听到了，他偷偷地告诉了朱标太子。太子加紧了活动，日夜窥伺与刺察皇父的言行，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明太宗实录》卷1；《奉天靖难记》卷1）

十拿九稳的皇位继承人朱标在绝对强势皇帝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居然迫不及待地组织3000多人的敢死队，但又迟迟不付诸行动，随后反而帮起了与自己皇位继承有着冲突的三皇弟朱来，并莫名其妙地中伤“没有任何野心的好弟弟”朱棣：“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自此性益猜忌，荒淫无度，丑声日闻于外。又好弄兵，擅杀人。一日无事，以军马围村落，屠无罪二百余家，其惨酷尤甚。常饲恶犬，以啮人为乐，犬不啮人，即杀其犬。小儿为犬所啮，死者甚众。臣下无敢谏者，谏即挝杀之。太祖闻之怒，召晋王谴责之。晋王见太子，乞为解释，太子曰：‘尔所为者，父皇焉得知？此自燕王发之也。’晋王信其言，由是渐生嫌隙”（《奉天靖难记》卷1）。

太子朱标薨世前几年，由于他与老皇帝朱元璋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冲突自然也越来越多。就连远在山西的三皇弟朱也听到了南京明皇宫里大哥朱标太子与皇父意见常常相左的消息，不过他可没有四皇弟朱棣那么沉得住气，闻讯后顿时就欣喜若狂，还偷偷地跟人说：“过些日子，父皇要更换太子了，按次序轮差不多也该轮上我了！”朱不仅说着，甚至还偷偷地忙活起当太子所用的乘舆法物，但后来又怕被人知道，于是干脆就叫人把准备好的乘舆法物藏到五台山去。可谁知还是走漏了消息，朱发现情况不妙，就赶紧派遣心腹前往五台山，将那些乘舆法物一把火给烧了。

销毁了犯罪证据后，朱就无所顾忌了。他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找美人玩，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淫欲，真是荒淫透顶。有关晋王的坏名声不仅在山西，而且在别的地方甚至在大明帝国的首都南京都传开了。当朱得知自己臭名远扬时，就怀疑是四弟燕王朱棣在暗中捣的鬼，他不但不好好地闭门思过，反而变本加厉，舞刀弄枪，要是一言不合，就将人给杀了。有一天，朱吃饱了撑着实在无聊，就命令手下的护卫军队包围了一个村庄，将村中200多家无辜的村民给一一杀害了，真是残酷到了极点！

晋王朱还养一些恶狗，平日里要是没事的话，他就将这些恶狗放出来，让它们咬人，每每见到此番情景，他就会开怀大笑；要是碰上哪条狗不咬人，他就立马将它给杀了。好多小孩都被晋王的恶狗咬过，甚至还有许多小孩被恶狗咬死。

对于朱此等残暴无耻之行径，晋王府的下臣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要是手下有哪个吃错了药，向晋王爷提意见的话，朱就会二话不说，将他给杀了。

皇父朱元璋听到晋王所犯的罪孽后相当恼怒，命令将他召回到南京，打算狠狠地责罚一番。此时朱才发现情况不妙，皇帝老爸要动真格了，怎么办？他顿时想到了太子朱标，乞求大哥在父皇面前多多美言。朱标听到三弟为这等事来求救，他立马反问朱：“三弟啊，你在远隔千里之外的山西做的那些破事，父皇怎么会知道的呀？”朱说：“我也不知道老爸怎么会知道的。”朱标听后狡黠地一笑：“你呀，一点也不动脑筋，这不明摆着，还不是老四朱棣暗中告的黑状！”经过这么一点拨，朱对大哥朱标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也开始对四弟燕王朱棣恨之入骨了。（《奉天靖难记》卷1）

就在太子、晋王和燕王这三条朱皇帝培育出来的小龙仔在老皇帝的眼皮底下斗得像乌眼鸡时，老天开眼了，“坏事做尽”的太子朱标死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日，“太子（朱标）薨，太祖愈属意于上（指朱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托矣。’翰林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已年长，可继承矣。’太祖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耳。’遂立允炆为皇太孙。”这样，既是“好弟弟”又是“好皇子”的朱棣继承皇位之好事一下子全给那该死的老学究刘三吾给搅黄了。（《明太宗实录》卷1；《奉天靖难记》卷1）

淫乐了漂亮美眉、老太太，朱允炆还不解渴，居然还临幸母猪母羊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英雄”了一辈子又算计了一辈子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噩耗传出，整个明故宫哭声一片。

闰五月实际上是六月，农历六月相当于我们现在通用公历7月，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只要你挪动一下脚步，就有汗珠“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连明皇城内外小树上的蝉儿也被热得“哧—哧”直叫。走过明皇宫，出了朝阳门（即今天的中山门），当滚烫的大火球西下时，你就会听到从那燕雀湖岸边传来无数只蟾蜍和青蛙此起彼伏的鸣叫，好像是在为那位从凤阳乡下来的农民皇帝吟唱着送别的挽歌。

盛夏时分，火烧天气，闷得让人发慌，热得让人炫目。只见得明皇宫内有个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20岁出头，苦着脸，穿着一身的丧服在大明高皇帝朱元璋遗体前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时有人走上来向他请示着，大伙儿各自忙碌开了，挂白灯笼、发丧服、给明皇宫“穿”素服……一直忙到半夜时分，大明礼部官员派了一拨子人来到了那小伙子前头，给刚刚升仙却引来了一群群苍蝇的大行皇帝“沐浴更衣”，随后便是入殓。

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小伙子的认同下进行，这个小伙子便是大明第二任皇帝朱允炆，人称建文帝。

老皇帝走了，皇太孙在为皇爷爷主持着丧事。按照逝者的遗嘱，已经就藩于各地的老皇帝儿子藩王爷不得入京奔丧，就地遥祭高皇帝（《明史·太祖本纪三》卷3，本纪第3）。这着实使得藩王爷们昏闷不已，于是幻觉出现：

皇爷爷死了，皇太孙朱允炆“矫遗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明太宗实录》卷1）。大丧期间他叫来了一大帮子的乐队，咪哩嘛啦地吹奏起来，用一种叫桃茢的东西来作巫术，以此来破除宫中之禁；用硫磺水在明皇宫前前后后洒了一遍，想来消除死人带来的晦气；还焚烧了各种各样的秽物，说是为了规避鬼神。这样的胡闹折腾了一周，到了第七天，朱允炆终于急不可待了，命令下葬皇爷爷朱元璋。

出殡那一天，朱允炆和他的三弟朱允熥背靠着明皇宫的宫门，各自拿了一把宝剑，横眉竖眼，指着皇爷爷的梓宫骂骂咧咧：“看你还能骂我们？看你还能责怪我们吗？”骂了一阵，狂笑一阵，不说其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表情，简直就是一对精神病兄弟。（《奉天靖难记》卷1）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元璋的“好儿子”、“来路不明”（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7《永乐帝卷上》）的四皇子朱棣却“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就是讲燕王朱棣在北京听到南京传来的噩耗，顿时就哭得死去活来，几次差一点断气，且每天都这样，面朝南方恸哭着。（《明太宗实录》卷1）

不过，哭归哭，朱元璋的“好儿子”朱棣又十分“关心”地观看着南京明皇宫里由新皇帝朱允炆和齐泰、黄子澄等“大奸大恶”主演的一幕幕“闹剧”：

建文“朝廷政事一委黄子澄、齐泰，二人擅权怙势，同为蒙蔽，政事悉自己出。变更太祖成法，而注意削诸王矣”（《明太宗实录》卷1）。这是讲朱允炆一即位就把朝廷一切政事委托给齐泰和黄子澄两个大臣去打理，而齐、黄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奸臣”，他们擅权怙势，蒙蔽、欺骗年轻皇帝朱允炆，今天想到什么事，就照着自己的意愿去做，明天想到另一个主意就再变换，太祖高皇帝的祖制成规全让他们给破坏了。他们一天到晚拿着放大镜照着各地的藩王们，总想为年轻皇帝找些由头和借口，将那些藩王叔叔一一给废了。

齐、黄为了能使得年轻皇帝下定决心削藩，竟然派人在朝廷上下散播谣言，说燕王朱棣的同胞兄弟朱谋反了！起初朱允炆还不信，但谣言重复了一万遍，就成为“真理”。年轻皇帝最终相信，周王朱真的谋反了，于是就以加强北疆军事防务为名，命令开国大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兵北上。当快要走过河南开封时，李景隆突然转向，冷不丁地对周王府发起了袭击，逮捕周王及其僚属和家眷，拘押至南京，随即削爵为庶人，迁徙云南，后又被逮回南京。堂堂周王爷，最终落魄到了囚犯甚至是猪狗一般的境地，他与妻子、儿女分开关押，一日三餐都是通过墙洞递入。（《奉天靖难记》卷1）

这事没过多久，建文朝廷“遂罪代王。已而罪湘王，逼其阖官焚死。又籍齐王，困于京师。又诬岷王，降为庶人，流于漳州”（《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1）。

齐、黄“奸臣”在干出这等“坏事”时，那个“弱不更事”（《明太宗实录》卷1）的新皇帝朱允炆在干什么？

据明朝官方文献记载：“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婬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荒眈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倚信阉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棰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遍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犯斗，飞煌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奉天靖难记》卷1）。

上面这段史料是讲：诸王连坐被废时，新皇帝朱允炆高兴得几乎手舞足蹈，他日益骄纵，目空一切，居然将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与孝慈高皇后即马皇后的画像收集在一起，然后点上一把火，将它们烧为灰烬。他还下令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建造新宫，结果弄得劳民伤财，怨嗟盈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一人的私欲。朱允炆淫佚放恣，无所不为。

本来朱允炆当皇太孙时，东宫里就有几个专门为他提供性服务的女人，可他还不满足，派上宦官奔赴全国各地去精选漂亮美眉，一选选了一堆又一堆，“堆”满了整整一个后宫。有了这么多的美女，朱允炆可来劲了，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猫”在后宫里与美人们一起用餐，一起嬉戏，且边饮食边让美人们唱歌跳舞。有个被宠爱狎昵的美人在用餐时，发现吃的羊肉不肥，没吃头，就发起了嗲劲，撒起了娇。朱允炆立马屁颠颠地跑前跑后，为她服务。当皇家厨师回禀说：再肥的羊肉已经没有了！朱允炆竟毫不含糊地下令，再多杀几只大肥羊，来满足美人的要求。

为了更加博得美女们的欢心，朱允炆还令人制作了许多奇技淫巧，让人在宫中表演给美人看，弄得美人们时不时地发出浪声淫语。朱允炆甚至穷奢极侈，暴殄天物到了这般地步，就连他与美眉们相拥而卧时穿的内衣内裤，不是锦衣绸缎，就是饰有珍珠玛瑙等稀世珍宝的极品衣裤，也不顾及自己与美眉们体内排出的那些脏物会不会玷污了如此高档的衣料。（《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1）。

有了这么多精选出来的美眉陪着玩玩了，朱允炆还嫌不够。高祖皇帝一口气生了26条龙仔，除了朱标以及其他2个皇子早年夭折外，存活下来大约有23个龙仔藩王，按照辈分来说，即使他们年龄再小，也是朱允炆的叔叔。叔叔家里都有漂亮的女人，那是高皇帝配给他们享受的，有名位的藩王府女人就王妃几个人，没名位的宫人可多着呐。不过无论怎么说，无论她们多么年少，都是朱允炆的“婶婶”，既然是“婶婶”就少不了要到大明皇宫里去走走。可谁曾想到她们却被“淫魔”侄儿朱允炆给盯上了，凡是有点姿色的“婶婶”都给留下来过夜，陪着“大侄儿”好好地乐乐。（《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中删除此内容）。

朱允炆这般好色好淫却给自己带来了一大问题，性器官正常功能跟不上，身体严重透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听信佞言，派人去物色淫药。当手下人将淫药奉上时，朱允炆不要命地抓了满口大吃，没想到那淫药特别燥，吃后顿时感到体内血气狂乱，好像有几百条虫子急着要冲出去似的，忍住、忍住……再忍住，可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找了几个漂亮美眉好好发泄发泄，不料年轻姑娘没经验，或因害羞而不配合，朱允炆的狂乱性欲不仅没能得到满足，而且越发厉害，几乎到了癫狂的地步。此时宫中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年轻姑娘不管用，就找经验丰富的过来女人——老太太。连找了几个老太太来云雨一番，可年轻皇帝的狂乱性欲问题还是没能解决，那怎么办呢？这时宫中又有人出“高招”，找母羊、母猪来，肯定能搞定！听到这里，朱允炆立即下令，让人绑来母羊、母猪，然后一一轮番“临幸”……（《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中删除此内容）。

狂乱性欲问题解决了，朱允炆累得也够呛了。由于荒眈酒色，昼夜无度，他浑身虚汗，两腿发软，眼前一片漆黑，昏睡一夜还是没能恢复，第二天临朝理政，精神恍惚，两眼直冒金星，不一会儿就把头给低了下来。底下大臣奏请国事，他一股脑地“喔，喔，喔……知道了！”

自己穷奢极欲，但又怕别人跟着学坏，于是朱允炆下令，在明皇宫中建造起大觉殿，大觉殿内放上轮藏佛经，随即请来尼姑，让大明皇家公主们拜尼姑为师，学会清静寡欲。殊不知这等礼敬佛门，已经狎侮了我大明宗庙啊，可朱允炆却不管这些。（《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1）。

该玩的都让他玩遍了，该乐的都让他乐尽了，为了寻求刺激，朱允炆让手下人变着法子玩心跳。有一次他与手下人核计：让一个妖艳的女子趴在一只盒子里，随即将盒子盖子给盖上，再叫人将盒子抬到了大明皇家祭祀祖先的神圣殿堂——奉先殿内，以此作为祭祀祖先活动的新内容。可当那盒子一放稳，盖子打开时，盒内那个妖艳女子便向周围的人群挤眉弄眼，刹那间一脸严肃的皇家祭祖人员被这挖空心思的嬉戏节目弄得了笑破肚皮。（《奉天靖难记》卷1）。

明宫闪现“妖魔鬼怪”，建文朝廷“天怒人怨”

嬉戏玩乐，朱允炆有着一套又一套的“高招”，但对于国事却毫无作为，他“倚信阉竖，与决大事，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凌辱衣冠，虐害良善，纪纲坏乱”（《明太宗实录》卷1；《奉天靖难记》卷1）。

由此造成了我大明灾异不断，可朱允炆却一点也没有幡然醒悟。由于他的种种丑行触怒了天地鬼神，也引起了朝廷上下一片怨言。为了平息人们的不满甚至是愤怒，朱允炆在明皇宫内大摆夜宴，梦想以此来讨好人们。不料就在人们入席就宴时，四周点着的灯火突然间昏暗了下去，一刹那间，所有就宴的人都不见了。后来宫中寝宫造好了，朱允炆正满心欢喜地等着使用，没想到有人看见一个男人拎着血淋淋的人头，直奔宫内。朱允炆听说后大惊失色，赶紧令人进行地毯似地搜索寻找，找啊找，找啊找，再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那个拎着血淋淋人头的男人。

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离奇荒诞了，拎了血淋淋人头的男人没找着，明皇宫里忽然间又冒出了一大群一大群狐狸，狐狸们龇牙裂嘴，变怪万状，让人不寒而栗。为了对付这种恐怖的鬼怪，朱允炆叫人在明皇宫的各个角落里都放上鹰犬，可谁知那些狐狸鬼怪还时不时地冒出来。（《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中删除此内容）。

要说这个朱允炆当了皇帝，实在是“天怒人怨”，就连光芒万丈的太阳也开始变得没光了，天上星辰紊度，不祥之星扫帚星扫过军门（边疆或地方总督、巡抚一类的代称），驻守边关的将领们也由此开始变得惶惶不安。再说自然界，“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疾疫，在在有之”。明皇宫的文华殿、承天门及武库等又相继被天火所烧，可建文君臣却毫不在乎，“恬嬉不已”或言“酗乐自如”（《明太宗实录》卷1；《奉天靖难记》卷1）。

篡位皇帝：满口谎言；明都南京：惨绝人寰

不过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禽兽不如的“色鬼淫魔”皇帝朱允炆，处理国事来虽然一无所是，但他却很会搞阴谋。“（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指朱棣），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齐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太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乙酉，太祖崩。是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踰（通逾）月始讣告诸王，且止毋奔丧”（《明太宗实录》卷1）。

皇帝老爸死了，居然还不让藩王儿子回南京明皇宫家里奔丧，天下哪有这等道理？！更离谱的是“（朱）允炆嗣登大位，崇信奸回，委政近侍，改更祖宪，戕害诸王，祸机之发将及于臣（朱棣当年自称，笔者注）”（《明太宗实录》卷10）。

更改祖制，宠信近侍“奸恶”，“迫害”藩王叔叔，建文朝中出了“大奸大恶”，大明国家有“难”了。“正义天使”燕王朱棣不得不“举兵靖难”，“清君侧之恶，以为万姓请命”（《明太宗实录》卷1）。

经过四年的“靖难”战争，燕王“靖难军”最终打败了建文朝廷军，“（建文）四年六月乙丑，上（指朱棣）至金川门。时，诸王分守京城门，谷王橞守金川门。橞登城望上至，即开门迎，上遂按兵而入……上虑朝廷事急，加害周、齐二王，遣骑兵千余，驰往卫之。周王初不知上所遣，仓卒惶怖，既知，乃喜曰：‘我不死矣！’来见，上出迎之。周王见上，拜且哭，上亦哭，感动左右。周王曰：‘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言讫，复哭。哭不止，上慰止之。与周王并辔至金川门，下马握手登楼。上曰：‘身遭危祸，无所容生。数年亲当矢石，濒万死，今日重见骨肉，皆赖天地、皇考、皇妣之祐，得至于此。’周王曰：‘天生大兄，戡定祸乱，以安社稷，保全骨肉。不然，皆落奸臣之手矣。’时，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上慰遣周王归第，分命诸将守京城及皇城，遂驻营龙江。发哀，命有司治丧葬如仪，遣官致祭，布告天下，下令京师，慰抚臣民。是日，有卒于市取民履者，立命斩之。先是，京师飞蝗蔽天者，旬余不息，至是顿绝。而中外召募壮丁，闻上入京师，皆解散。远近啸聚山林者闻之，亦皆敛戢曰：‘真主出，毋自取灭亡耳’”（《明太宗实录》卷9）。

以上这段明朝官方史料是说：建文四年（1402）六月乙丑日，朱棣“靖难”军打到了大明帝国首都南京，兵屯金川门。当时侄儿皇帝朱允炆命令诸亲王叔叔分守京城各城门，刚好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负责守卫金川门。他俩站在金川门的城头上向外眺望，看到黑压压的朱棣燕军，顿时就吓破了胆，马上走下城去，打开城门，迎接“靖难”军入城。

这时，燕王朱棣想起了，狗急了要跳墙，建文朝廷落到了这步田地，保不准又要做出什么坏事来。尤其让燕王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同胞弟弟周王朱，自建文初年犯事后被囚至今已有好几个年头了，朱允炆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他以及“同命相连”的齐王下手？想到这里，燕王朱棣立马下令，派出2000人的骑兵小分队，火速赶往大明皇家囚室，营救周王和齐王。

再说此时的周王因为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看到军队的兵士冲进囚室，误以为是要将他开刀问斩了，顿时他两腿一软，瘫在地上。幸好前来营救的兵士善解人意，反复地向他解释了外面的情势。这下周王才破涕为笑，不停地唠叨着：“我不死了，我不死了！”边说边跟着来救的兵士一起去拜见自己的同胞兄长。见到“救世主”，周王赶紧跪拜，并不停地哭，哭得好不伤心，弄得“救世主”朱棣也跟着一起哭了起来。周王哭着说：“建文奸恶屠戮我皇家兄弟，全赖兄长您来救我们啦。今日我们兄弟能相见，小弟我周王真是三生有幸啊！”说完，哭得更加伤心了。幸亏“救世主”朱棣脑子清醒，老哭总不是事，他立马收起了眼泪，且劝住了弟弟朱。说说话，兄弟俩一起骑上马，合拉着马缰绳，得意洋洋地来到了金川门，然后下马步行，一同登上了金川门城楼。

展望着金川门内外黑压压的“靖难军”，燕王朱棣不无感慨地说道：“五弟啊，不仅是你们遭受了建文朝廷的迫害，兄长我当年也突遭横祸，无处容身，不得已才起兵的呀！你知道这些年兄长我是怎么过来的？餐风饮露不用说了，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濒临于万死之间，好不容易活到今天，我们亲兄弟才得以重见！这一切全依赖于天地、皇考（朱元璋）、皇妣（马皇后）的保佑啊！”周王朱更是激动万分：“天生大兄，戡定祸乱，以安社稷，保全骨肉。不然的话，我们皇家兄弟都将会落入奸臣之手，或早已遭遇了不测。”

同胞兄弟正亲密地说着，皇家其他藩王兄弟闻听“大救星”来了，岂肯错过这样的拜谒好机会呢？于是“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明太宗实录》卷9）。

这时，明皇宫里的那个“色鬼淫魔”建文帝也听说“聪明睿智仁孝友悌”（《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1）的“好叔叔”朱棣来南京了，他想组织一场欢迎仪式，可忽然发现自己过去极为宠信的近臣方孝孺等都不见了人影，只有孤零零的几个内侍像木头一样侍立在大殿上，建文君顿时觉得实在不好意思了，叹息道：“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我的四叔燕王呐！”说完，转身回到宫里，关上宫门，点起大火，阖宫自焚。“菩萨一般心肠”的“伟大领袖”朱棣岂能见死不救呢？看见宫中燃起了熊熊大火，立即派遣不男不女之人——宦官前去灭火救人。

当宦官们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大火将皇宫烧得不像样。有宦官从火堆里找出一具尸体，然后报告给了燕王朱棣。

一转眼的工夫，自己的侄儿皇帝没有了，“好叔叔”朱棣无论如何心理上也接受不了。他哭着说：“竟然这样，我的侄儿啊！你为什么痴迷得如此不明事理啊？叔叔我是来辅助你治国理政的，没想到你竟然一点也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而做出这样的傻事啊！”几天后的壬申日，燕王朱棣令人备礼下葬建文帝，并派官员代他祭奠，停朝三日，以示哀悼。（《明太宗实录》卷9下）。

就在朱棣指挥灭火救人的当口，有人将建文君的心腹大臣方孝孺给逮来了。见到方孝孺，燕王朱棣气不打一处来，他指着明皇宫燃起的火焰，责问方孝孺：“这都是你们几个干的好事，你们能逃脱得了罪责吗？”而此时的方孝孺早已被“吓掉了魂”，他不停地“叩首求饶”。燕王朱棣“善心大发”，令人将方孝孺等先看押起来，然后再慢慢地收拾……（《明太宗实录》卷9下）。

再说此时的大明首都一切都变了。原先飞蝗蔽天，整整有10天的时间南京城被覆盖得漆黑一片。而自从燕王朱棣“靖难军”占领南京后，忽然间那些铺天盖地的可恶的蝗虫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首都上空顿时阳光灿烂；再说那些原本响应建文朝廷号召，招募壮丁，组织义师，打算前来“勤王”的“勤王”诸军将领，在听到燕王“靖难军”攻占南京的消息后，纷纷宣布，解散“勤王之师”；就连那些在建文帝当政时遁隐山林之士或聚众造反者，在闻听燕王入主京师的“喜讯”后，也纷纷改辕易辙，大伙儿不约而同地说道：“现在真正的天下之主出现了，我等再也不能自取灭亡啦！”（《明太宗实录》卷9下）。

读到这里，读者朋友或许以为是笔者在大讲“山海经”或是在演绎地摊文学了，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是流传至今的最早明代官方有关建文皇帝和建文朝史迹最为集中的文字记载，也是我们社会中尤其是某些象牙塔里的学究奉为圭臬的官方“正史”，可信吗？有朋友读后跟我说了八个字：一派胡语，满纸谎言！那么这些由明太宗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正史中到底有没有留下一点儿真实的历史内容？哪怕是叙述事情的年份交代总该是真实的吧？很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那些也是有问题的。

为了发泄与报复建文君臣，靠着枪杆子武力篡位的朱棣从掌控政权那天起就发疯似地屠杀和虐害建文朝大臣，诛灭十族、肢解活人、“洗刷”犯人、油煎犯人、火烧活人、宫刑、剥人皮、“瓜蔓抄”、群体轮奸建文忠臣女家眷、挖祖坟……（其史料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7《永乐帝卷上》）250年后的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曾发出这样的愤慨：“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之种无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从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或分隶教坊，给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织室，才人下降于厮养，此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卷18）据后来清朝官方组织学者撰写的《明史》所载：仅朱棣的一条走狗“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明史·佞幸·纪纲传》卷307）。

除了残酷虐害建文忠臣，朱棣还用极端卑鄙的手段——暗杀，来消灭政敌建文帝的骨肉兄弟，让人无从查起，大不了就让大家猜猜谜吧。建文帝的三弟吴王朱允熥，太子朱标的第三子，“建文元年封国杭州，未之藩。成祖即位，降为广泽王，居漳州。未几，召还京，废为庶人，锢凤阳”。建文帝的四弟衡王朱允，太子朱标的第四子，“建文元年封。成祖降为怀恩王，居建昌。与允熥俱召还，锢凤阳”。永乐十五年，两兄弟在中都凤阳囚所突然暴卒。而建文帝五弟朱允，建文元年封为徐王，在朱棣篡位登基不久就遭受了迫害，先被“降为敷惠王，随母吕太后居懿文陵。永乐二年（朱棣）下诏改瓯宁王，奉太子祀。（永乐）四年十二月，邸中火，暴薨。谥曰哀简”（《明史·诸王三》卷118；《明史·成祖一》卷5；《明史·成祖二》卷6；【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

“千钩百索”建文史迹；“拨乱反正”半途而废

在对建文骨肉兄弟和建文忠臣进行极致肉体残害的同时，魔鬼暴君朱棣还施展了精神折磨。他让建文忠臣的女家眷遭受轮奸或当妓女，且规定每天接客人数，甚至还叫人去扒建文忠臣家的祖坟……这就是被后世某些人万般称颂的一代“伟人”所干的史无前例的“杰作”。除此之外，满口“仁义孝悌”的“好叔叔”篡位之后就没忘了对侄儿皇帝当政时期的所作所为来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大否定、大反动。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日，朱棣发布“最高指示”，一反建文“新政”，“命五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复诸殿门旧名，盖建文中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正前门为辂门，至是首命撤之，悉复其旧云……”（《明太宗实录》卷9）。

全面推倒建文“新政”，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并入洪武纪年，于是原本并不存在的“洪武三十五年”一类的纪年顿时从地里长了出来。

那么对于建文朝的那些公务档案和文书怎么办呢？“伟大的政治家”永乐皇帝也没忘了来一场彻底的大洗涤：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日，“上（指朱棣）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明太宗实录》卷11）。

清洗到了这一步总该满意了吧？还不行，“一代伟人”就是与众不同。永乐元年朱棣下令编撰《永乐大典》，尽管篡位皇帝说了编撰这部百科全书的很多理由与目的，但不可否定其有对当时流传于社会民间的各种书籍、笔记和抄本等进行一次全方位大检查的真实意图。

朱棣还继承“乃父”朱元璋之衣钵，实施“文字狱”。他公开下令，对于有关建文君臣史迹的文字记载进行血腥清洗：永乐年间朝廷下令：“藏（方）孝孺文者罪至死”（《明史·方孝孺传》卷141）。永乐三年十一月“杀庶吉士章朴，朴坐事与序班杨善同诖误，家藏有方孝孺诗文，善借观之，遂密以闻。上（指朱棣）怒，逮朴，僇于市，而复善官（【清】夏燮：《明通鉴》卷14）。其实不仅仅是建文忠臣方孝孺的诗文，就连他的名字，朱棣也不允许存在。宋濂曾有一首七言长古诗“送方生还宁海”，其中提到“方生”就是指方孝孺，“此诗有作赠郑楷者，盖遵革除之禁也。牧斋谓于内殿见《潜溪文粹》（宋濂的文集），孝孺氏名皆用墨涂乙，此可知矣”（【清】陈田：《明诗纪事》卷7）。明末学问家钱谦益看到明皇宫内殿收藏的宋濂文集《潜溪文粹》中有关方孝孺的名字全被墨水涂掉了。

除了方孝孺，建文朝忠臣练子宁等其他大臣的诗文也被朱棣列入禁止存世的行列：“革除诗文之禁，甚于元丰，然《逊志斋集》（即方孝孺集），金川玉屑之编（即练子宁集），而日星不灭也。是编（即指《金川玉屑集》）至正德中始出（【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5）。

对于如此恶行，明朝后期史学家朱国桢将其概括为“千钩百索，只字不留（【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可以这么说，除了“建文”作为叙事纪年概念在实在无法删除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地予以保留外，更多的时候是以“革除”来代指建文纪年；而建文帝出现在当年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国史《明实录》与明朝官方文献记载如《奉天靖难记》中的形象，不是懦弱无用之昏君，便是连畜生都要交欢的淫魔色鬼，就连“建文帝”也不叫建文帝了，而被改为带有蔑视性和歧义性的称呼，如“少帝”、“少主”和“建文君”（君字本身有几层意思，既可解释为君子，是个文雅、客气的称呼，也可解释为君主。总之就是不想承认建文帝曾经的君主地位）。

朱棣此般行为不仅把建文君臣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踏上一脚，让他们永生永世不得翻身，而且还给后世人们造成了建文帝研究真实史料极度阙失、迷雾重重的尴尬局面，当然其险恶的用心无非是想将与建文帝相关的史迹从历史的记忆中予以彻底地抹去。

可历史老人却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当这个无所不能、无恶不作的一代暴君在北疆战场上遭受蒙古人突袭而被吓成脑溢血刚刚“躺”下，一向不被他看好的皇储朱高炽在继承大明君主之位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以时人无法想象的魄力和勇气开始为过去自家对立阵营中落难或死亡的建文忠臣进行平反。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日，朱高炽试探性地给礼部尚书吕震下了个御札，说：“建文朝的‘奸臣’正犯早就给杀光了，其女家眷们被弄到教坊司去做妓女，男性被发配给军中功臣武将当奴隶，好多人被折磨而死，现在要是还有存活下来的，朕登基即位诏中已经宣布大赦天下了，他们也该被宽宥呀，官府得发还其被没收了的田地和家产。再有，先前因评说政事而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及其家属也该被宽宥为民！”（《明仁宗实录》卷4上；【明】吕毖：《明朝小史·洪熙纪·御劄》卷5）

要说洪熙帝的这个御札之意义实在是非同寻常，魔鬼父皇灭绝人性地残害建文朝文臣学士及其家眷，朱高炽要将他们中的幸存者宽宥为民，这不仅仅体现出明仁宗朱高炽的“仁爱之心”，而且还似乎隐含了新皇帝要推倒老皇帝的做法，建文朝臣大冤案有望平反昭雪，更有显示出了大明新君之绝大勇气——大明权力最高层的这番拨乱反正冒着两个不为常人所注意的巨大危险：第一，老皇帝朱棣夺权正当不正当，到底有没有合法依据？第二，一直流亡在外的建文帝原本就是大明的合法君主，那么朱高炽的这番举措是否给自己或刚刚开启的洪熙朝带来不利？或言之要是建文帝还幸存于世的话，朱高炽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的皇权统治带来麻烦？

对于这样的问题，新即位的洪熙帝似乎已经想到了，从他给大臣吕震御札这事本身来看就是投石问路。吕震不同于永乐—洪熙朝的主要文臣学士，他同建文帝没有直接的瓜葛，又是永乐朝的宠臣，所以洪熙帝的试探应该说是富有很大的智慧。那么吕震如何回应新皇帝的？《明实录》未作任何记载，但在一月后的“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条中却留下这样的一番话：“上（指洪熙帝）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家谪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明仁宗实录》卷5上）。

对照前面御札，不难发现，原本洪熙帝欲将壬午蒙受大难的建文朝文臣学士及其家眷全部宽宥为民之想法没能全部实现，他遇到了阻力，所以才下令给大明兵部：戍边的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留一人在戍所，其余全都释放回乡为民。

即位后四个月不到的时间洪熙帝两次发出御旨，宽宥建文朝文臣学士的家眷，除了原本洪武时代他与皇太孙朱允炆有着不错的个人关系以外（《明仁宗实录》卷1上），更多地表露出他的“仁慈”之心，所以说尽管朱高炽亲政时间很短，但被人称为“仁宗”，我看是名副其实的。可十分可惜的是，洪熙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突然驾崩，已经开启了的建文朝臣平反工作骤然被停。

历史迷雾：居然能放建文幼子，就不正视建文史实

继承明仁宗皇位的明宣宗尽管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大多沿袭了父皇朱高炽的做法，但在几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上，如还都南京和给建文君臣平反等，他更多地“照顾”到了皇爷爷朱棣的层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宣德皇帝朱瞻基自小就是由魔鬼朱棣一手调教出来的，其祖孙感情远远要胜于朱瞻基与他的父亲朱高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无论明君朱高炽，还是朱瞻基及其后世子孙，若要想为建文君臣彻底平反的话，都将不得不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境：承认建文帝合法正统地位，就意味着明成祖朱棣起兵夺位是非法的。既然成祖夺位为非法，那以后明朝列帝都是成祖的子孙，其皇位当然也是非法的，因此说后来明朝无论哪个皇帝都不愿意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但从另外的层面来讲，建文帝及建文朝毕竟是历史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想要抹杀就能抹杀得掉的。再说建文帝干了四年的皇帝工作，政绩怎么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明朝中期起不断有人上奏朝廷，要求恢复建文年号和建文帝的应有地位，编撰建文朝的实录。朱棣的“孝子贤孙”们尽管治国一塌糊涂，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一点也不糊涂，他们基本上沿袭了朱棣好皇孙朱瞻基的做法——拖着不办或议而不决。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自称是“建文帝”的90岁老和尚主动“送”上了门，着实让大明朝廷君臣紧张、忙碌了一阵子。明英宗时，90岁的“建文帝”主动找到朱棣玄孙朱祁镇的门上了

据《今言类编》、《七修类稿》、《尧山堂外纪》等书记载，明英宗正统初年，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和尚从云南来到了广西思恩府的一座寺院里，对寺僧说：“我就是建文帝！”寺僧一听吓坏了，眼前这位就是“建文帝”，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赶紧去报告官府。广西地方官府派人来寺院，但谁也不知道建文帝到底长成什么模样啊，眼前的这个老和尚又自称是建文帝，按辈分来讲，他是当今皇帝的叔爷爷了，怠慢不得啊，于是马上让人将老和尚请到靖江王府内安顿下来。只见老和尚南面趺足而坐，其气势还真有几分曾经的皇帝味；与此同时，广西地方政府立即发出了十万里加急信，飞报北京朝廷。据说皇帝朱祁镇知道后曾下过诏令，将自称为“建文帝”的老和尚从广西迎到了北京去。（【明】郎瑛：《七修类稿上·国事类》卷12）老和尚感慨万千，赋诗一首：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干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愁）。（【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国朝》卷78；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明】郎瑛：《七修类稿上·国事类》卷12。笔者按，诸书记载细节略异）如何辨认送上门来的这个“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

再说，老和尚被带到北京时，明英宗十分重视，召集大臣商议，最终决定：从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太监中挑选出与建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太监吴亮，让他来辨认辨认眼前这位90高龄的老和尚是不是建文帝。谁知老和尚一见到老太监就说了：“你不是吴亮吗？”吴亮故意说：“不是的。”老和尚说：“昔日我在便殿上用餐时，你正在我边上，我想想你也怪可怜的，于是就将一些肉扔在地上，你手里拿着一只壶，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地舔食完了那块肉，你怎么说你不是吴亮呢？”听到这里，吴亮趴在地上失声痛哭。

据说建文帝左脚上有颗黑痣，吴亮趴在地上帮老和尚揉揉脚，乘此机会仔细地检查着他的左脚，结果发现老和尚左脚上还真有一颗黑痣，吴亮再次伏地大哭，但什么也没说，回到明英宗那里作了汇报，当天夜里他就上吊自杀了。

明英宗知道以后，下令将老和尚迎到明皇宫里，入住西内，最终这个老和尚老死在宫中，葬于北京的西山，不封不树。（【明】郑晓：《吾学编》卷59，《吴亮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明】郎瑛：《七修类稿》卷12，《琐缀录》）

从《今言类编》和《七修类稿》等书的记载来看，正统年间冒出来的那个老和尚“建文帝”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但当我们打开正史查阅时就会发现，原来它是英宗朝的一大骗局。

明英宗朝官史记载说：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确实有个90多岁的和尚从云南来到广西，他跟人说：“我就是当年失踪的建文帝，张天师（道教的精神领袖）说我有40年的苦难期。如今当和尚期限已满，应该马上回我的朝廷宫苑去了。”说完他拿出黄纸，将自己的事情写了下来，随后命令他的徒弟清进拿了黄纸送往附近的广西思恩府（府治为广西武鸣）去。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一听说是昔日建文皇帝跑到我们广西来了，那可是当今朝廷的政敌，这还了得！赶紧派人前往寺院，将老和尚逮起来，送给广西总兵官柳溥处置。再说总兵官柳溥听说老和尚就是“建文帝”，哪敢擅自做主，立马叫人将老和尚一行人全部羁押起来，并派上重兵卫队，押往北京，交给英宗朝廷处置。

那么这个老和尚究竟是不是建文帝？英宗朝廷中那时还有好多个建文朝大臣健在，如大学士杨士奇、杨溥和杨荣等。所以说，明英宗尽管是个冲龄天子，但要想辨别真假建文帝还是很容易的。考虑到时隔已久，英宗朝还特别组织了朝廷官员集体会审了老和尚。会审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老和尚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建文帝，他原名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出家为僧，曾经游历了南京、北京、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听到人们都在传言：当年建文帝不是被大火烧死了，而是出亡了。至于出亡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于是杨行祥顿生邪念，冒充建文帝，不曾想到事情败露，最终被明英宗关在锦衣卫大牢里，4个月后老和尚病死狱中。他的12个同案犯都被发配了辽东边卫去戍边。（《明英宗实录》卷73）。

英宗朝发生的另一件与建文帝有关的事情，那就是释放建庶人。

天顺元年（1457）十月丙辰日，长期被软禁而后通过宫廷政变复辟上台的明英宗下令，释建文君子孙，安置凤阳。他降敕给太监雷春等说：“朕眷念宗室至亲，虽在不原，亦令得所。今遣太监吴昱管送吴庶人及其母杨氏等，共一十八名口，前去凤阳居住，每月令所司支与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十斤，木炭三百斤，听于军民之家，自择婚配，其亲戚许相往来，其余闲杂之人并各王府不许往来交通。若因衣服饮食之类，许出街市交易买卖，差出内使鲁博、黄父住、刘敬、潘成、赵玉、韦州，就与庶人看守门户，出入使令尔春等须要照顾防闲，令其安分守法，亦宜以礼优待，毋得忽慢，庶副朕眷念宗室之意。”为此明英宗在给朝廷文武群臣的敕谕中解释道：“朕恭膺天命，复承祖宗大统，夙夜忧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亲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悯此遗孤，特从宽贷，用是厚加赏赉，遣人送至凤阳居住，月给廪饩，以安其生，仍听婚姻，以续其后，庶副朕眷念亲亲之意”（《明英宗实录》卷283）。

可能由自己长期被囚禁的痛苦而引发的同情之心，明英宗在复辟帝位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内，下令释放建庶人，即建文皇帝的小儿子朱文圭。释放的理由很简单，明英宗说，本皇帝想让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怎么就忍心自己皇家宗室至亲至今还被圈禁呢！他还讲到，被释放的建庶人已被关了50余年，是“遗孤”，即没有长辈亲人存在了。

连囚禁了50多年的建文帝小儿子都给放了出来，出现这样的大好事是不是意味着建文之事将会在大明朝官方那里峰回路转了？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对于明英宗来说，释放建庶人是一回事，而重新论定与正视建庶人长辈亲人的大冤案以及给建文正名那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明英宗至此就不再愿意谈下去了。英宗以后，在明朝官方那里建文之事的正名又经历了一个个大曲折。

明朝官方当局对国初那段不堪的历史越不愿意面对或言越想回避，而有关建文皇帝及其建文朝历史的非官方版本或言民间版本却偏偏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模糊不清，以至于到了明中叶时就连朝廷官员对建文帝当政时限一类的事情都搞不太清楚了。

弘治十二年（1499）四月乙巳日，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向孝宗朝廷上奏：“臣昔忝礼官，窃谓朝廷之上正名为先，礼文不备，非所以示远也。臣间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皇帝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其后天命归于太宗，文皇帝遂兴征讨之师，入正大统，削建文位号，今百余年未蒙显复。夫建文虽以一时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实则生民之主也。若宪宗纯皇帝帝景皇而不以入庙可以为法，伏望皇上裁以大谊，仍复建文君尊号，如景皇帝故事，庶几裨益先圣，有光大孝上。”（《明孝宗实录》卷149）。

杨循吉说：“小臣过去枉忝礼官，私下以为，我大明朝廷应该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则言不顺。礼乐文书记载不完备，则无法昭示久远。小臣曾偶尔听说，我朝太祖洪武爷后面有个建文君，他是太祖高皇帝的嫡孙，曾直接从太祖皇帝手中接受大明神器，称帝三年（实际为四年零一个月，笔者注）。再往后天命归于我太宗皇帝。想当年太宗文皇帝（即指朱棣）发动‘靖难’之师实施行讨，随后入继大统，削除建文年号，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可建文纪年年号一直也没被恢复起来。要说建文君在位时虽然其周围所用非其人，进而得罪了宗室社稷，但他可曾是实实在在的百姓之主啊！昔日宪宗皇帝在位时曾‘还原’了被废黜的景泰皇帝应有的地位，恢复了景泰年号及其帝号，就差一点将其归入太庙了。小臣在此恳请陛下仿效宪宗皇帝的做法，恢复建文尊号，就如景泰一般，这样便有益于向后人昭示我大明皇家先圣的形象，也有利于扩大陛下您至孝的名声啊！”

对于建文帝及其相关历史沉案问题的官方定论，明朝历史上不多有的几个明君中的一员明孝宗竟然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他下令让大明礼部官员去讨论讨论，看看如何处置。但最终结果呢？不了了之。（《明孝宗实录》卷149）。

而后随着明宫真正“淫魔”的不断出现而带来的皇位继承危机和旁支继统问题，使得本来就十分棘手的建文正名及其相关历史沉案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甚至出现了历史大回复、大逆流。

成祖幻境“淫魔”真现，建文正名屡屡遭挫

明孝宗后10余年，大明皇家再次经历了皇位继统的考验，新上台的嘉靖皇帝果敢、执著甚至可以说是偏执，他力反传统与历史积弊，颇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势。见此，有朝臣向明世宗朱厚熜上奏，要求为大明皇家老祖宗建文帝以及建文朝相关事情正名，可没想到却遭到了嘉靖朝廷的一片斥责。这究竟是哪门子的事？

明宫奇观：“儿”皇帝恋上“万妈妈”，岂料种下无尽的苦果

事情还得从明孝宗及其父皇明宪宗说起。因为明孝宗的父亲明宪宗特别好色，且这种好色还十分变态，他从小就喜欢上了比自己整整大19岁的宫女“姐姐”万氏，即后来的万贵妃。从现在我们看到史料来看，明宪宗“碰”的第一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万贵妃，而这个万贵妃恰恰是个十分强势的女人；但因为年龄大，几乎可以当明宪宗的妈了（网上有人干脆就将其称为“万妈妈”），加上出身低贱，所以在明宪宗当皇帝时，她只得了个妃子的封号，没当上皇后。不过这也不碍事，人家皇帝的心向着她。明宪宗只要一有空，就往“万姐姐”或称“万妈妈”那儿跑。跑到后来，终于有了结果，成化二年（1466），“万妈妈”给明宪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由于“万妈妈”生育有功——明朝有了“国本”，一心恋着“万妈妈”的“儿”皇帝明宪宗可找到了借口，将“万妈妈”封为贵妃。至此，这对母子般恩爱的恋人可算是遂了心愿！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万妈妈”生的皇长子还没过一周岁，就一命呜呼了。“万妈妈”哭得死去活来，但无力回天，只得抓住一切机会，找“儿”皇帝明宪宗加班加点，再努力干呀！可是女人40岁开外仍有生育能力的，在那时还真不多，万贵妃又偏偏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无论自己与“儿”皇帝明宪宗怎么努力，就是不见小龙仔从那块专业地里产出。这时候“儿”皇帝明宪宗也有点灰心了，不过宫中漂亮的美眉有的是，本来就极好床笫之欢的明宪宗像只馋嘴猫似的，经常乘着万贵妃不注意的时候去找漂亮美眉云雨一番。没多久，那些被云雨的“美眉”肚子逐渐地隆了起来，这下可把“万妈妈”给气坏了。得赶紧采取措施啊，于是她一方面竭力缠住“儿”皇帝明宪宗，不让他接触到别的美眉，以此来确保自己那边专业地里尽早产出小龙仔来；另一方面将被“偷腥”过且怀了孕的美眉给搞掉或将隆起的肚子给搞下去，当时“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明史·后妃一·万贵妃传》卷113，列传第1）。

但俗话说得好，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即使万贵妃防范再严厉，终有疏忽的时候。不久“儿”皇帝明宪宗临幸过的柏贤妃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朱祐极。老没有儿子的明宪宗这下高兴透顶，成化七年（1471）他将小娃娃皇次子朱祐极立为皇太子。可谁知，没多久，这个叫朱祐极的皇太子小娃娃及其母亲柏贤妃都莫名其妙地相继死去。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怀疑：是宪宗皇帝的老情人“万妈妈”干的好事，但就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明史·诸王四·宪宗诸子》卷119，列传第7）。

就在大家为皇次子的诞生和立皇太子之大喜事忙碌的前后，明宪宗又瞒着老情人“万妈妈”去“偷腥”了。

有一天明宪宗看到一个正在宫中干活的小个子女孩，长得水灵灵的。他就上前搭讪，打听女孩来自何方，芳龄多少，等等。一问才知，女孩姓纪，是广西地方土司官的女儿，因为当地发生了瑶、僮等少数民族的叛乱，明朝出兵征讨，将这个姓纪的女孩给俘虏到了宫中来，安排她干杂活。明宪宗个性懦弱，但感情却非常细腻，在女孩子那里很受欢迎，加上他又是大明帝国第一人，所以当他接近纪姓女孩时，两人一下子可“来电”了。一番云雨后，龙种悄悄地在纪姓女孩专业地里生根发芽了。

再说明宪宗的老情人“万妈妈”仗着“儿”皇帝的威势，独霸后宫。她还派出自己的亲信宦官与宫女到处侦查。要说明宪宗与纪妹妹之间的那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一定让人给看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妹妹的肚子渐渐地大了起来，这下可纸包不住火了。万贵妃知道后简直就要气疯了，她立马下令，让宫女们将那个纪姓妹妹带来修理修理。但由于万贵妃平时太霸道了，派出去的宫女可能出于打抱不平或报一己私仇，她不仅没有向万贵妃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谎称纪姓妹妹不是怀孕了，而是得了一种让人害怕的痞病。因此她建议：当务之急是不能再让那纪姓妹妹在原地方呆了，为防止祸害到别人，最好将她撵到宫中极端冷僻的地方，像存放死人的安乐堂什么屋子去。万贵妃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为了防止万一，她还是命令手下人给纪姓妹妹强行灌下了堕胎药。幸好纪姓妹妹与她腹中的孩子都命大，没受到大伤害。后来在安乐堂，孩子给秘密地产下来了，他就是后来明朝第9位君主明孝宗朱祐樘。（《明史·后妃一·孝穆纪太后传》卷113，列传第1）。

朱祐樘这个名字是后来给取的，当时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没户口”的“黑孩子”。即使这样，还是给万贵妃知道了，气急败坏的万贵妃命令在安乐堂看门的门监张敏将“黑孩子”给扔了。可张敏没有照办，一个人私下里惊呼道：“皇上还没有皇子，怎么能将孩子给扔掉呢？”于是他就与纪姓妹妹一起将“黑孩子”给藏好，并在暗中保护着。“黑孩子”朱祐樘就这样在东躲西藏的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灰色童年。你信吗？作为皇帝明孝宗他只爱皇后一人

一转眼五六年过去了，成化十一年（1475）的一天，明宪宗在宫中美容，刚好那个叫张敏的门监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了宫中，为宪宗皇帝梳发。梳着梳着，明宪宗发现镜子中的自己已经有了白发，不由得哀叹道：“朕老了，可至今尚无子息，真是悲哀啊！”不料，宪宗皇帝刚说完，张敏“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十分沉重地说道：“奴才死罪，还来不及向陛下启奏。陛下，您已有皇子啦！”明宪宗惊讶得半天都合不上嘴，后来不停地嘟囔着：“那……那……那皇子在哪儿呀？”张敏说：“奴才讲完就死，但陛下一定要为皇子做主啊！”这时侍立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怀恩也赶紧跪下，不停地磕着头为张敏作证：“陛下，张敏所言极是，皇子就在西内偷偷地养着，今年已经6岁了，我们都不敢说，可他是陛下您的亲骨肉啊！”听到这里，明宪宗高兴极了，当天就移驾西内，派人将皇子给迎接了出来。（《明史·后妃一·孝穆纪太后传》卷113，列传第1）。

这时的“黑孩子”朱祐樘虽说已经是6岁了，但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胎毛还没被剃掉。自来到这个世上起，朱祐樘就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由于居住在宫中冷僻之处，条件极差，营养严重不足，加上母亲纪姓宫女在怀他的时候被强行灌下了堕胎药，致使他头顶间留下了一处无发的“荒原”，且体弱神虚。

朱祐樘的这段童年经历给他后来的帝王生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从小就是个苦孩子，当政以后他很注意勤政，关注社会底层，在十个九个凶的明朝列帝中朱祐樘算得上是个“仁孝”的好皇帝了。苦难童年给朱祐樘带来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在登基前后对于两性生活相当有“节制”。由于自身身体差，他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即孝康皇后张氏，这就导致了后来明孝宗子嗣稀少，“孝宗二子，武宗、蔚王厚炜，俱张皇后生”（《明史·诸王四·孝宗子》卷119，列传第7）。张皇后为明孝宗生了两个儿子，次子蔚悼王朱厚炜只活到了3岁就夭折了。这样一来，明孝宗的子嗣中就剩下一根“独苗苗”长子朱厚照了。由于自身身体因素，明孝宗与他的孝康皇后张氏都极为宠爱长子，只要不太过分，大多都由着“独苗苗”朱厚照的性子来了，这样就为后来的大明朝培养了一位游龙戏凤的荒唐皇帝。

明宫“淫魔”真现：“广爱博种”南北中国，最终却“颗粒无收”

明武宗的荒唐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我们暂且不说别的，就讲讲他的两性生活。

明武宗登基即位时曾立了南京上元人夏氏为皇后（《明史·后妃二》卷114·列传第2）。尽管在册立皇后时，还选置了几个妃嫔，但明武宗朱厚照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都不感兴趣，后来就干脆搬到豹房去逍遥了。后宫佳丽再多也没劲，要玩各色美女就上豹房去

豹房最初设立于明初，永宣时期的《明实录》中就有豹房的记载。而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武宗时代的豹房与明初还不太一样，《明武宗实录》中“正德二年八月丙戌”条记载：“盖造豹房公廨前后厅房并左右厢房歇房。时上（指明武宗）为群奸蛊惑，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明武宗实录》卷29）。至此，明武宗似乎还不满意，又下令在大内之外的西苑大肆扩建豹房，从正德二年一直造到正德七年还没有造好。当时新造房屋200多间，花费银两约240000两。工部官员看到这样下去，国家财政就要吃不消了，于是赶紧向武宗皇帝上请，恳求罢停豹房兴建，可明武宗哪肯呀。（《明武宗实录》卷93）。

造了这么多富丽堂皇的屋子干什么用？明武宗将其当做办公、娱乐和淫乱的逍遥宫。就像现在有些腐败官员那样，前面是办公室，旁边或后面就是与漂亮妹妹乐天乐地的逍遥处。不过明武宗可没这么“寒酸”，他在豹房内设有专门的办公室，专门的校场，专门的动物园，专门的佛寺，专门的娱乐房，还有就是数不清的密室迷宫，在这里专门“圈养”着各式各样的绝色女子或者有“绝活”的另类美眉，她们随时都准备着为大明武宗皇帝提供极品的性服务。明朝正史记载：“回回女晢润瑳粲，大胜中国。上（指明武宗）悦之。”锦衣卫头子对特务工作不感兴趣，专门研究床笫之欢，并献技皇上

当时有个锦衣卫都指挥同知叫于永的，见到武宗皇帝特好床笫之欢，干脆自己的特务工作也不干了，专门研究男欢女爱的学问，最终“修得正果”，“善阴道秘戏，得幸于豹房”。于永本是色目人，可能就是出身于西北少数民族，因此他对明武宗钟情于色目美女心领神会。听说色目人都督昌佐家有好多的色目美女，她们不仅人长得标致，而且还擅长西域歌舞。于永就以当今圣上需要为名，直接向都督昌佐索要。既然是皇帝需要御用，做大臣的岂有不给之理！于是12个身份不明的绝色西域美女被送进了豹房，专供大明天子享乐之用。但擅长歌舞的不一定就是床笫之欢的好手，于是武宗皇帝又下诏，将侯伯家中原本色目籍的“过来人”老妇女召到豹房里来，言传身教。玩着、乐着，时间一长，明武宗又觉得乏味了，要来点新鲜的。他老早就听说，“善阴道秘戏”的锦衣卫高级领导于永家的女儿长得不赖，心想：擅长床上戏的色目人生下的漂亮小妞，肯定错不了，于是武宗皇帝在召见于永时就直奔主题，开口便要他女儿入宫“陪侍”。平时以糟蹋别人女儿为能事的于永听后顿时傻了眼，但皇帝的圣旨不能不接，于是他就以邻居家的白种回回女子（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俄罗斯女子）冒充自家的女儿，送到了豹房里，专供大明天子嬉戏娱乐。（《明武宗实录》卷33）。

那么，豹房内到底圈养了多少个美女，恐怕明武宗自己也没搞清楚。这里边的美女既有内臣进献的，也有皇帝自己游幸各地带回来的，有高丽女、有色目女、有西域舞女，有扬州处女、寡妇，有仪真妓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卷21）也有教坊司的女乐，即相当于陪夜的明星演员和“三陪女”。十分有趣的是，明武宗的性取向很奇特，似乎他对正儿八经的女人或言大家闺秀不感兴趣，却对另类女人着了迷。

在北京豹房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荒淫无度的生活后，明武宗又觉得乏味了。有人给他出主意，到大明北疆边关宣府去，那里可有特别好玩的。明武宗正愁着没好去处，听到这样的“金点子”，当然就不肯错过了。

来到宣府，远离了朝廷大臣喋喋不休的政治与道德规谏，减轻了朝廷公务的日常压力，又能随心所欲地到处闲逛瞎玩，明武宗亲切地称宣府为家里，将宣府的各大小妓院给玩了个遍。因为是皇帝临幸妓院，御用妓院当然要提升档次了，原本黑漆巴拉的妓院大门由于大明天子的大驾光临而改换了门庭，漆成了大红的宅门。据明代后期著名学者沈德符所记：直到万历时期，宣府尚有两三家妓院因为当年明武宗临幸而漆成的大红门，虽然那时门枢等都已脱落了，但还能从颜色上依稀“见识”其当年的“殊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卷21）。

明武宗在宣府的风流荒唐史远不止于此，据《明实录》所载：他还遇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且甘愿当人家孩子的“现成”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

玩了别人家怀孕的美女，正德皇帝觉得味道好极了

有个都督叫马昂的，因为工作上出了纰漏而被革职，可他不死心，总想着要来个大翻身。刚好明武宗在宣府巡幸，马昂听人说起，武宗皇帝不喜欢寻常美女，有着特殊的性爱好，顿时他想起了自家的那个美如天仙的妹妹马氏，可马氏已作他人妇，且肚子里还怀着小外甥呐，这可如何是好？马昂吃不透皇帝到底有着怎样的性嗜好，于是就通过关系结识了在正德皇帝身边转悠的太监张忠。张忠一五一十地将这位另类皇帝的性喜好告诉了马昂，马昂顿时就来劲了。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妹妹不一定有问题，关键是那个小军官妹夫毕春肯定不愿将自己的美妻给让出来，更不会甘心将自己即将降世的毕家骨肉随随便便地充当别人的后代。马昂将自己的苦衷告诉了正德皇帝身边的红人太监许全。谁想到这样的事情在许太监看来，简直就是不成为什么问题，当场他就带了马昂、马昂的弟弟马炅等一伙人，冲到毕春家中，将那个怀了孕的马家妹妹马氏一下子给抢走了，直把小军官毕春愣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明世宗实录》卷12）。

再说那个马家妹妹可谓非常女子，当哥哥将她献给皇帝老爷享受时，她不仅不吵不闹，还十分配合。由于擅长马背上射箭，又能说少数民族语言，精通少数民族歌舞，马美女时不时地露一手，直把武宗皇帝给乐癫了。于是马氏大受宠爱，就连已经落职了的“大舅子”马昂也一下子红了起来，被提升为右都督，可能相当于军区副司令员，且还能时不时地到“妹夫”皇帝那里走动走动。皇帝近侍们见到马昂无不恭恭敬敬地尊称其为“马国舅”。马昂的弟弟马炅也跟着沾光，兄弟俩一并被召入朝中，“妹夫”皇帝明武宗赐给他们无比珍贵的蟒袍服用。尝到了甜头的“国舅爷”马昂为了感谢“妹夫”皇帝的一片洪恩，随后又将自己的美妾杜氏献给了明武宗。明武宗当然也不会亏待“国舅爷”了，马昂的弟弟马炅随即被提升为都指挥，守备扬州边上的仪征，那可是主管南粮北运的一个肥缺啊。马炅也不傻，懂得知恩图报，在仪征任上时利用职务之便，买了4个绝色扬州美女，进献给“妹夫”皇帝笑纳、享用，且美其名曰：“谢恩！”（《明世宗实录》卷12）。

马家兄妹虽然受宠，但为时不是很长，至于龙恩衰微的原因，有人说是明武宗喜新厌旧，但也有人说是“妹夫”皇帝朱厚照玩玩美女又玩出格了。据说有一天明武宗一时兴起，想到宠臣“国舅爷”马昂家去看看，这不看不要紧，一看便把皇帝的魂给勾掉了。原来马昂家还藏了一个顶级美人，她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要多风骚就有多风骚。武宗皇帝尽管已经不知玩了多少个女人了，可就是没玩过这类美人，当即他就提出要在马昂家过夜，并让那马家的顶级美人提供舒适的夜间服务。可没想到的是，皇帝金口一开，居然遭到了“马国舅”的拒绝。要说这个顶级美人，虽说在马家位居“小三”、“小四”，在马昂的心目中可是绝对的心肝宝贝，所以尽管皇帝开了金口，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弄得堂堂的大明天子灰头土脸的，好生没趣，只好怏怏告辞。从此以后，马昂兄弟以及马家妹妹再也没有往日的风光，因为武宗皇帝对他们已经没什么兴趣了。（《明武宗实录》卷141）。

携手别人老婆带了部队，明武宗从北方玩到南方

这时的明武宗在山西迷上了另一个美女，说起这个美女的来历，还真叫人替万岁爷害臊。正德十三年（1518）明武宗巡幸太原，但他人还没到，就叫手下先到太原城里去搜罗一批美人来乐乐。底下拉皮条的都知道，当今万岁爷好玩女人，但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他可不要，或许是这样的女人放不开，而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那些另类女人倒是成了当今皇帝的最爱。“皮条客们”在太原城搜了个遍，结果弄来了好多好多的边缘女人，任由皇帝享用。在这么多的女人中，有个叫刘良女的顿时引起了武宗皇帝的无比兴趣。刘良女原本是大明皇室晋王府的乐工杨腾的妻子，天生尤物，不仅人长得特别美，而且还有一副好嗓子。一听到刘良女放声歌唱，明武宗那色迷迷的眼睛就再也没离开她的身上，最后两人黏在一起，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古时候乐工地位很低，他们除了要为权贵们提供歌舞娱乐服务外，女性家眷如果出面演出，一旦被权威高势能者看上的话，就要提供免费的性服务。因此说，这个叫刘良女的乐工妻子自从被武宗皇帝看上后，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指指戳戳着。可人家是大明第一人，既然是第一人，就是与人不一样，明武宗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干净不干净，吃饭、睡觉等一切生活起居都与刘良女成双入对，形影不离。近侍们要是一不小触怒了皇帝爷，只要私下乞求刘良女出面，请求宽恕，据说没有不成功的。因此武宗身边的宠臣江彬等，都将刘良女视为武宗皇帝的正妻，干脆喊她“刘娘娘”。“刘娘娘”听了，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而明武宗呢，就更不用说了。（《明武宗实录》卷16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卷21）。

明武宗朱厚照从小玩大，玩遍了北方，总觉得有个遗憾，南方姑娘到底什么滋味，作为天下第一人居然还没品尝个够，这实在是天下第一号遗憾事。于是他就与佞幸宠臣筹划着如何南下。

机会往往是给有心人准备的。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发动叛乱，明武宗听到消息后异常亢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南巡的借口，能以此来堵住大臣的嘴巴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那个叫朱宸濠的宁王水平真是太臭，也实在没什么花头，你想造反就拿点真本领出来，人家正德皇帝将部队整合好，出发了没多久，走到河北涿州一带就接到了前方的奏报：宁王叛乱已被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平定了，这下可让武宗皇帝大为扫兴。皇帝南巡本来就不容易，要是朝廷大臣们知道宁王之乱已平定，就非得要豁出命来，将当今圣上从错误的道路上给拉回来。明武宗当然能预见这一切，于是立马做出反应，要求相关人员将宁王之乱平定的消息给封锁起来，这样自己好堂而皇之地打着皇帝亲征的旗号，继续南巡。

明武宗一边走一边玩，玩到山东临清时，突然思念起自己的“另一半”刘良女来了。要说皇帝与这个刘良女还真是恩爱，几乎是如胶似漆。武宗皇帝要南巡，按理说刘良女也得陪着，否则就空有“刘娘娘”的称呼了。但谁知就在皇帝出发前，刘良女突然病了，不能成行，不过刘良女还是让武宗皇帝先行，并含情脉脉地送给他一个簪子，让皇帝“老公”日后想念她时，就派人拿了这个簪子作为信物来接她，见其物如见其人。哪料到皇帝“老公”一路玩耍一路颠簸，早就将簪子给弄丢了，丢在哪里？朱厚照自己也不知道了。他到了临清顿时特别想念“露水妻子”刘良女，于是就叫手下人赶紧回去接“刘娘娘”。哪想到“刘娘娘”没见到簪子信物就是不肯走，这下可把武宗皇帝给急坏了。他赶紧命人往回走，一路仔细寻找，可再怎么仔细找也找不着了，这可怎么办？

幸好这个“刘娘娘”属于可爱型的美女，不刁蛮，也不钻牛角尖，她发出话来：“皇帝把我的簪子信物给弄丢了，其实也不要紧，只要皇帝亲自来接我，就可以了。”朱厚照听到美人这般通情达理，顿时就喜上眉梢，立即吩咐手下人准备好快捷的小船，迅速掉头北上，到达潞河时就接上了“心上人”，然后再一起携手南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卷21）

妓女、寡妇皇帝都要，扬州城里上演真实版“拉郎配”

这样大约走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正德十四年十二月，明武宗与他的“亲征”大军终于来到了南京对岸的历史名城扬州。其实在到达扬州之前，就有人向明武宗朱厚照介绍，扬州自古产美女，据说当年隋炀皇帝下江南，最终客死在那儿，曾将一些宫中美人胚子给留下了，由此造成了扬州的美女特别多，也特别好玩。朱厚照一听到扬州美女好玩便来劲，命令近侍太监吴经火速赶往扬州，先找一些朱漆大门和有着广阔府宅庭院的人家，将里边居住的人全部赶走，改称其府第为提督府，我大明天子将要移驾于此，并在里头与美眉们好好地乐乐。尽管全国臣民都知道本朝皇帝特爱美人，但与美人嬉戏总不能在旷野吧，那叫什么？那叫苟合，难听死了，本朝皇帝要的就是舒心。

找房子作淫窝固然很重要，但最关键的还得要找美眉啊！至于什么类型的美眉，宦官吴经等可知道呐，还用多说！

再说吴经一行人赶到扬州，岂敢懈怠武宗皇帝的“重托”，他们挨家挨户地搜寻着处女和寡妇。扬州城一下子炸开锅了，到处都是逃避祸乱的人。家中有女孩子的人家赶紧为女儿找个男人，不管年纪大的、小的都行，什么彩礼、聘礼哪顾得上。这下可好了，扬州城的老光棍们立马解决了长期的性饥饿问题，有的小工、长工本来一辈子也没指望能娶到老婆的，顿时从天上掉下了“林妹妹”，可把他们美死了。但绝大多数人家还是在极度惊恐中度日，到处都是大哭惊叫，人们争着将没来得及出手的女儿赶紧送走或藏匿起来，扬州城乱成一锅粥。（《明武宗实录》卷181）。

这时，扬州知府蒋瑶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跑到太监吴经那里为百姓们求情。没想到吴经暴跳如雷，反问蒋瑶：“你区区一个知府小官，也不看看自己长了几个脑袋，想脑袋搬个地方？”蒋瑶大义凛然地反驳道：“我蒋瑶是个小官，如果忤逆了圣上，按罪论处，无话可说。只是老百姓是我大明朝廷的老百姓，一旦激起事变，恐怕将来要有所责任追究吧？”吴经顿时被说得哑口无言，他气急败坏地下令，将蒋瑶撵出去！随后便带了一拨子狗腿子偷偷地在扬州街头转悠，秘密侦查：哪家有漂亮的美眉，哪家有处女，哪家有寡妇，哪家有娼妓，并一一做好了暗号。等到深更半夜时，他就带了一群骑兵突然打开扬州城门，让人高声叫喊：“圣上驾到！”随即在道路上点起无比耀眼的灯火，亮得如白昼一般。此时吴经就领着人冲到做了记号的人家家里，将屋内的女人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抓出来；

要是有人坚守不出，吴经就让人扒了屋子，将女人给撵出来。为此，不知道有多少扬州百姓给毁了家。（《明武宗实录》卷181）。

再说那些被逮住的女人有的呼号，有的哭泣，据说当时的哭声就远达几里之外。可太监吴经却不管这些，他要为武宗皇帝一一把关，先将那些长得不好看的或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女人送到尼姑庵里或庙里去，然后对于那些脸蛋与身材好看的，不管是处女还是妓女，不管是寡妇还是有夫之妇，都要进行细细的检查，再送到都督府里去，专供大明正德皇帝慢慢享用。有的良家妇女受不了这般羞辱，干脆就绝食而亡，其场景十分凄惨。扬州知府蒋瑶知道后，动用官府资金买了棺材，将不堪受辱而自尽的妇女入殓下葬。不过后来扬州人也学乖了，只要家中富裕一点的，就赶紧给吴经等人奉送孝敬。吴经拿到了钱财，立马放人，于是后来被明武宗临幸的都是那些家境贫困的女子。（《明武宗实录》卷181）。

在扬州玩腻了，明武宗又来到了南京，玩了将近一年。正德十五年夏秋之交，朱厚照结束了他的特别南巡，开始北回。走到淮安清江浦时，他突然来了兴致，要在一个积水池里钓鱼，没想到坐的那条船在他钓鱼时突然弄翻了，这下可好了，堂堂大明天子一下子成了落水狗。可能是出生于北方的缘故吧，明武宗不仅溺水受惊不小，而且还着了凉，加上他长期纵欲淫乐，身体虚弱，由此开始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三月，31岁的明武宗最终在他心爱的北京豹房里玩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明史·武宗本纪》卷16·本纪第16）。

大明皇统继承危机与旁支继统招来的风波

明武宗死了，当年他的老祖宗明太宗朱棣幻觉中的建文帝版“色鬼淫魔”所导演的一出出荒唐闹剧，也随着武宗皇帝的归天而一一收场，紧张、郁闷的大明臣民们总算可以喘上一口气了。不过从大明皇家角度来讲，武宗之死不仅仅是前朝闹剧的终结，同时也隐含着新的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由于皇帝家的“独苗苗”一下子没了，尽管这根“独苗苗”广爱博种，阅女无数，但最终却是颗粒无收，所以由老祖宗明太宗朱棣没脸没皮从建文帝手里拼死抢来的大明君主之位，就面临着继统、继嗣等类的大问题、大危机了。15岁嘉靖回音：我是来北京当皇帝的，不是来给人家当儿子的！

这个时候最为着急的，要数武宗皇帝的老妈慈寿皇太后即明孝宗的正妻张皇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这老头老太反复核计着，觉得只有在大明皇室中寻找与朱厚照血缘关系最近的堂房兄弟来继承皇位才最合适。朱厚照的堂房兄弟也就是明宪宗的其他几房孙子，以此来查看：宪宗皇帝共育14子，长子为万贵妃所生，早早便夭折；二子朱祐极就是前面说过的，生出来没多久，便被立为皇太子，后来又莫名其妙地死了；三子就是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四子朱祐杬，邵妃所生；朱祐杬还有两个同胞兄弟，即岐王朱祐、雍王朱祐枟，以下就毋庸赘述了。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继承法角度来讲，再在明孝宗朱祐樘以上寻找皇位继承人，那就绝对是个白痴了，只能往下找。而往下找，唯有明宪宗四子朱祐杬距离明孝宗最近，也是最为合适的宗支。朱祐杬老早就被封为兴王，藩地在湖北安陆，不巧的是这位兴王爷在正德十四年死了，留下了一个13岁的儿子朱厚熜继承王位。（《明史·诸王四·宪宗诸子》卷119·列传第7；《明史·世宗本纪一》卷17，本纪第17）。

杨廷和与张太后打听清楚了，这个继承兴王爵位的朱厚熜尽管年纪不大，但在王爷的工作岗位上已经干了两年了，小小年纪将兴王府打理得十分得体，颇得人们称誉，由此看来似乎他要比那个刚刚过世的荒唐堂房兄长明武宗要强多了！杨廷和与张太后最后决定，派遣宫中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和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等，前往湖北安陆去，以明武宗遗诏的名义，迎接兴王朱厚熜来北京继承大明君主之位。（《明史·世宗本纪一》卷17，本纪第17）。

与此同时，首辅杨廷和以明武宗遗嘱、遗诏的名义，“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还设计逮捕了武宗身边的佞臣江彬等，在最短的时间内十分麻利地将武宗朝的积弊给一一除去。（《明史·武宗本纪》卷16·本纪第16）。

正当大家翘首以待迎接新天子、祈盼开辟新局面之际，兴王朱厚熜来到北京近郊，余下的就是他入京举行登基仪式，演戏给全国臣民看，大明新皇帝君临天下了。这本来没什么悬念，只是时间与程序的问题了。可谁也没想到，从湖北来的这位少年兴王爷走走不走了。什么理由？朱厚熜跟人说：“武宗皇帝的遗诏是叫我来北京继承皇帝之位的，没说要我来给人家当皇太子的。可从北京朝廷大臣现在给我的有关登基仪节来看，他们让我从皇宫的东华门进入文华殿，再挑个黄道吉日给我举行登基仪式，这是让我先给我堂房哥哥武宗皇帝当皇子，然后才继承皇位，我可不是奔着来给人家当儿子的！”（《明史·世宗本纪一》卷17，本纪第17）。

15岁的朱厚熜来了这么一手，大大地出乎杨廷和等大臣的意料，未来新皇帝已经走到了北京大门口，他在闹情绪，就让他闹吧？或者退回去，换个皇室后代？这叫什么话，大明帝国头等大事岂是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游戏！换，是肯定不能换了，那么未来新天子不肯走，怎么办？这时张太后也听说了这事，派人来问杨廷和等大臣：能不能以朝廷群臣劝进的方式，绕开那些令双方不快的程式？杨廷和等大臣本来并不怎么肯妥协，但看到事情弄到这一步，真有点骑虎难下，再说皇太后出面说话了，也不得不给她个面子。于是最终决定：由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入京履行登基仪式。对此，少年朱厚熜并没有表示什么异议，一切就按照劝进登基的形式进行着。

那天日中朱厚熜从明皇宫的正大门大明门入宫，随即派人入告太庙，他自己则去拜谒堂兄大行皇帝明武宗几筵，然后便是朝见张皇太后，最后才来到奉天殿即皇帝位，并下诏将明年改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这个新登基的朱厚熜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嘉靖皇帝。（《明史·世宗本纪一》卷17，本纪第17）。

从表面来看，少年嘉靖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朝廷大臣在皇帝登基仪礼上达成了平局，但在实际上却揭开了嘉靖朝“议礼之争”或言“议大礼”的序幕。什么？我喊我爸为叔父，喊我伯父为爸爸，这是哪门子的事？

坦率而言，有关嘉靖即位仪礼问题，在现在看来，很多人可能认为，嘉靖皇帝更有理。但一定时期的典章制度与社会规制都是一定时期的产物，也是一定时期人们的行为与道德的规范和底线。从传统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来讲，继统先为继嗣，本无可厚非，而嘉靖皇帝的所言所行就有点“无理取闹”了。从根本上来讲，张太后与杨廷和等朝廷大臣捍卫的是当时社会规范的底线，但最终以折中的方式解决了矛盾的冲突，这就在客观上为嘉靖帝的君权至上起到了助威装势的作用，于是这个少年皇帝愈发任性，一发不可收。

在皇帝统系断裂的情况下，以旁系宗支入继帝位的少年嘉靖感觉好极了。就在自己登基后没过几个月，他就要求朝廷大臣给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已故）和母亲兴献王妃议尊号。正德十六年五月，礼部尚书毛澄等会合相关大臣反复讨论，最终议定并上奏说：根据先儒程颐等人的理论，“‘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极矣。’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皇上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妃，皇上俱自称侄皇帝，则隆重正统，与尊崇本生恩礼备至，可以为万世法”（《明世宗实录》卷2）。

这话的大致意思是说，你既然要当皇帝，继承的是伯父家里的帝位，那你就得给伯父家当名义上的儿子，而要改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叔父母，这也是我们历代的传统做法！但考虑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至尊至大，应该有个比较特别的尊称，那你就称你原来的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母亲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祭祀兴献王时你就自称为侄皇帝——因为你事实上已经过继给了伯父皇帝家，不再是兴献王家里的成员了，只有这样，才吻合社会礼制规范！

但嘉靖皇帝不认可，总觉得这样做，自己家还是比伯父明孝宗家矮了一截，无论如何不能输在这事上，于是他多次召见首辅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等朝廷大臣，命令他们给兴献王拟就一个带有“帝”字的主祀尊号。可朝廷大臣却坚决守望伦理道德，绝不退让。双方交锋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嘉靖皇帝动用了皇权，于正德十六年九月为自己已故的父亲“捞”了个“帝”字称号，他跟礼部尚书毛澄等人这样说道：“卿等累次会议正统之大义，本生之大伦，考据精详，议拟允当。朕已知之，钦奉慈寿皇太后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明世宗实录》卷6）。

嘉靖帝尽管年纪很小，但为人十分精明，为了堵住朝廷大臣的嘴巴，他打着慈寿皇太后即明孝宗正妻也就是嘉靖帝伯母的旗号，为自己的兴献王父亲弄了个兴献帝的称号，生母弄了个兴献后的称号，这下总算与伯父皇帝家的尊号相差无几了？不，在嘉靖看来，还是差了一点，最好还要加个“皇”，于是他让杨廷和等朝廷大臣再讨论商议。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杨廷和等上奏说：“今日兴献帝后之加，较之前代尊称已极揆，诸典礼亦已过矣，若复欲加一皇字，而与孝庙、慈寿并焉，恐非尊无二上之义也，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臣等有不得辞其责者。愿罢归”（《明世宗实录》卷9）。

杨廷和等朝臣对于嘉靖皇帝一再得寸进尺的过分要求有点火了，但说得还相对比较温和：“皇上你的老爹老妈的尊号为兴献帝、兴献后，这已经是自古以来最为尊崇的了，也远远超出了历代典章礼制的规范。如果现在再加上‘皇’字的话，那么就与真正当过皇帝的明孝宗、慈寿母后即你的伯父、伯母没什么差别了。这种过重于自己的本生而忘了过继为人之后的职责，只顾自己的私恩而丢弃了国家大义的行为，臣等不能再做下去了，只求这把老骨头能带回老家去就满意了！”杨廷和忍无可忍，最后以辞职相要挟，嘉靖朝君臣矛盾对立由此开始急剧升级。18岁皇帝一次下令逮捕134号大臣，严刑拷打，就为自己亡父上尊号？

就在这时，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地位低下的少数“议礼派”上奏给少年皇帝嘉靖，他们从传统典籍的边角与夹缝中为当今皇帝爷的过分要求，寻找立论依据，以求得自身政治上的迅速“进步”；而嘉靖帝也适时地满足了张璁、桂萼等人的愿望，将他们调入朝廷，以此作为反击杨廷和、蒋冕、毛澄等朝廷正统派的主将。就此而言，事态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杨廷和等朝臣看来，与不学无术、钻营旁门左道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同朝为伍，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为了表达对“议礼派”的愤怒和对皇帝过分要求的不满，杨廷和、蒋冕、毛纪等相继告老还乡。（《明世宗实录》卷41）。

事情到此还没有打住，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上朝结束，一大帮子的朝臣们以先前上奏，提出正当想法的奏章被留中为由，相约到左顺门集体跪伏，以示抗议。因为人太多，形态各异，有人默跪，有人大喊太祖高皇帝，有人直呼孝宗皇帝，声彻宫廷内外。那天刚好嘉靖帝斋居文华殿，听到大臣们大呼小喊，就派了司礼监太监前往左顺门去规劝，让大家早早退去。可群臣坚持跪伏不肯起来，声称除非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收回成命。而嘉靖皇帝也不退让，叫司礼监太监再去左顺门传话：“我家老爸兴献帝的尊号现已定为恭穆献皇帝，且神主即牌位也做好了，即将运到宫里来，还有有关的册文、祝文也都已经拟定好了，你们还是早点退去吧。”但群臣还是跪伏不起。这样双方僵持到了中午，嘉靖帝终于大动肝火了，下令将跪伏左顺门的大臣名字一一给登记下来，然后派人将为首的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等8人逮捕下狱。这下可激起了群愤，翰林院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等不停地拍打着左顺门，放声大哭，其他的大臣也跟着一起痛哭起来，哭声一片，响彻皇宫阙廷。嘉靖皇帝听到哭声就更火了，下令将员外郎马理等134个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员姑且待罪，即等待皇帝的发落。（《明世宗实录》卷41）。

通过绝对皇权，滥施淫威，朱厚熜最终在嘉靖三年七月和嘉靖七年七月分别为自己的生身父母获得了章圣慈仁皇太后和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的尊号。（《明世宗实录》卷41；《明世宗实录》卷90）。不按规矩出牌，旁支继统的嘉靖皇帝的父亲居然也能“称宗祔庙”？

事情弄到这一步，嘉靖皇帝总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还没有满足，自己当了皇帝，皇帝的已故父亲就得进入大明皇家的太庙，接受最高的祭奠祀礼，这也就是古时候人们常说的“称宗祔庙”。既然要进入太庙，那就得称什么宗，譬如朱棣为明太宗，嘉靖的伯父为明孝宗，等等。问题是“称宗祔庙”有个绝对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这个被称为什么宗的人，生前必须是在位称帝过，否则就没资格进入太庙。而作为嘉靖的父亲兴献王原本就一直是个藩王，如果要将他安置在太庙里头，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可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管不了这些，他授意“议礼派”挑起争端，争论得越激烈，嘉靖帝越好充作仲裁者。从正统大臣角度来讲，他们认为皇帝的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头了，史无前例。嘉靖老爸兴献王如果真的要入太庙的话，他的神主放在什么地方呢？按照入庙先后为序，那就要将它放在明武宗之下，形成侄儿在上、叔叔在下的格局，长幼倒序；如果将它放在明武宗之上，辈分礼节对了，但政治秩序给弄乱了，兴献王尽管是叔叔，但活着的时候一直是侄儿皇帝明武宗的臣子，现在死了反而臣下凌驾于昔日君主的头上，这叫什么秩序呐？说白了，这种事纯粹是吃饱了撑着。可嘉靖皇帝不这么认为，他一直要做，且做得很隐秘，花费时间也很长，在“议礼派”与朝臣正统派争斗中，他隔岸观火，乐在其中。十年后的嘉靖十七年九月辛未日，朱厚熜终于下谕给礼部，以钦定的方式，完成了“称宗祔庙”的夙愿，为父亲上庙号为睿宗，谥号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位居明武宗之上。（《明世宗实录》卷216）。

旁支继统暗合成祖篡位，建文正名再遭挫折

朝廷上下“议礼之争”的风浪一个接一个，嘉靖皇帝既偏执又果敢的个性特征在宫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去“议礼之争”，嘉靖初年，朱厚熜的所言所行比起他的堂房兄长、荒唐的游乐皇帝朱厚照来说要“可爱”得多，甚至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于来自远离大明帝国首都的地方藩邸，朱厚熜对于昔日明廷尤其武宗朝的弊政，要比原本就在宫中的人看得更加清晰，他的观点很接近于民间百姓，所以在登基即位一开始，就雷厉风行地推行新举措：“卹录正德中言事罪废诸臣，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罢大理银矿……纵内苑禽兽，令天下毋得进献……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馀人”，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要数对锦衣卫的整顿和对宦官的严厉抑制，仅正德十六年七月，嘉靖帝就一次性“革锦衣卫所及监局寺厂司库、旗校、军士、匠役投充新设者，凡十四万八千馀人”（《明史·世宗本纪》卷17，本纪第17）。

嘉靖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宦官的严厉抑制。自永乐以后，明朝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宦官的，宦官气焰日益嚣张。明英宗时代的王振、武宗时代的刘瑾等都是绝对大腕级的大裆，宦官为非作歹，祸害四方。曾在地方上做过藩王的朱厚熜对此十分清楚，因此自即位起他就严厉管束宦官，武宗时期作恶多端的宦官，如魏彬、谷大用等都被他一一收拾了，有罪的立即予以杖责，有的宦官身子骨单薄还被当场打死，打死了还没完，命令陈尸示警。除此之外，对自己从安陆带来的宦官，嘉靖帝虽然予以重用，但也管得十分严格，谁要是有什么出格的，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处置，所以整个嘉靖45年间大裆宦官危害施虐现象并不多见。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嘉靖初年的这些新气象视作为“维新庶政”（《明史·夏言传》卷196，列传第84），甚至还有人将朱厚熜的所作所为视为明太祖之遗风。

说到明太祖，久违了，除了每年礼节性的祭祀外，几乎没什么人再提他老人家了，因为当今是嘉靖“新时代”。但有人例外，他想起来了，不仅想起了明太祖，而且还想起了明太祖后的历史大谜案、大冤案——建文帝及其建文朝之事，这人便是吏科给事中杨僎。杨僎看到嘉靖皇帝一反传统、“革故鼎新”，他就想起了大明历史沉案也该“正本清源”或刷新一下了。

嘉靖十四年（1535）七月乙酉日，杨僎向嘉靖皇帝上奏说：“我朝历史上革除之变（实际上应该说是‘靖难’之变，可能是杨僎照顾到了当时的官方定论，笔者注）时，忠心不二的大臣，如尚书铁铉、张、陈迪、齐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都御史景清、陈子明，太常寺卿黄子澄、侍郎方孝孺等，都奋不顾身，以义自殉，视死如归，不为时势所屈服，而被后人录为忠恤之士，但我大明朝廷至今为止还没在史书典籍上予以正式的记载。小臣恳请陛下下令，让朝廷史局将铁铉等忠节死难者的真实事迹记载下来，编辑成书，褒扬忠烈，以昭后世；同时应该给那些忠节死难者追赠谥号，选录他们遗存下来的后代子孙到我朝廷来当官；传谕给那些忠节死难者家乡所在地的地方衙门，让他们建造祠宇，以便人们祭祀和纪念。”（《明世宗实录》卷177）。

嘉靖皇帝接奏后没表态，随即将杨僎的奏章交给了礼部官员，让他们讨论一下。讨论结果，礼部尚书夏言等上奏说：所谓的“革除”忠臣，实际上是指我太宗文皇帝发动‘靖难’之役时那些殉难的大臣，虽然他们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建文君的赤诚忠心而最后选择了殉节，但像齐泰、黄子澄一类人却负有误国之罪。当年太宗皇帝就将他们称为建文君身边的大奸大恶，声讨其罪行而最终将其诛杀了，这些都一一记载在实录当中，明白可考。要不是当初我太宗皇帝应天顺人，内靖外攘，我高皇帝的万世帝王之业不知会被这些人折腾成什么样呐，也正因为我太宗皇帝拥有无限的神功圣德，他老人家这才被后世奉为百世不迁的祖宗。而如今吏科给事中杨僎所说的那些话，全是民间野语讹传，殊不知我朝国史（指《明实录》，笔者注）中对于此类事情早已秉笔‘直书’了，更何况褒扬忠烈之事要是能做的话，在太宗皇帝时早就做了，但现在就是不能做。吏科给事中杨僎是新科进士，刚进入官场，不懂得什么叫忌讳。因此说，他所奏的事情，皇上您是万万不能应允的。”听了夏言的这番“高论”后，嘉靖皇帝开始责备起杨僎，说他“不谙事体，轻率进言”，但最终还是宽宥了杨僎。（《明世宗实录》卷177）。

从杨僎上言遭斥事件本身来看，十分耐人寻味。嘉靖皇帝初不表态，而要内阁阁臣、礼部尚书夏言等拿主意。夏言本是正德十二年进士，出仕后在朝廷任兵科给事中。嘉靖上台后，夏言一路官运亨通，迅速成为新皇帝的近臣与宠幸。（《明史·夏言传》卷196，列传第84）针对杨僎的建议，夏言据“理”反驳，但毫无新意，无非是重复朱棣篡位以后的“既定方针”论调，甚至他还信口雌黄，说什么“今（杨僎）所奏是徒闻野语流传之讹，而不知国史直书之可信”。不过夏言所说的话中倒是有一句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我高皇帝万世帝王之业当未知何所底定，此我太宗神功圣德所以宜为百世不迁之宗也”，即夏言将旁支篡位的明太宗朱棣提到了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同等地位，这不仅迎合了明太宗子孙、当今天子的口味，而且还将历史上本来列于明太祖之后、只是位居列宗之中的“明太宗”一下子给突出出来，无形之中强化了旁支继统的重要性，这与嘉靖皇帝处心竭虑要突出父亲“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的地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看来，夏言的政治“高论”是吃准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而感发的，无疑会大受肯定。

3年后的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辛未日，皇帝朱厚熜在为已故父亲兴献王称宗祔庙的诏谕中就曾这样说道：“朕为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皇祖文皇帝也。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称祖号，我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荐宗称，矧今大享已成，议奉皇孝配将当举事之期，先用荐上鸿号，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皇孝（指朱厚熜称自己父亲兴献王）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九日预告郊庙、社稷，二十一日恭举大亨明堂之祀于奉天殿，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上帝。是日礼毕，即诏示天下，所有礼仪，礼部会同翰林院恭议以闻，敬哉！”（《明世宗实录》卷216）。

嘉靖皇帝的上述“最高指示”中将原本“父子”关系、嫡传与旁支关系的“祖”与“宗”给并列了，称我皇祖高皇帝朱元璋、我皇祖文皇帝朱棣，原本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一般只有一个“祖”的，到了嘉靖时可变成了“两祖”。而嘉靖皇帝可不同于明朝武宗、熹宗等王八蛋皇帝，他很有学问，当政前期脑子也十分清晰，之所以打破传统，除了强化旁支继统的重要性外，还是否隐含着他掌握了大明皇家头号秘密——原本“来路不明”的明太宗朱棣有着一段不可启齿的身世来源，作为其子孙就完全应该强化、突出自己祖宗另开一统的功德？（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7《永乐帝卷》上）朱厚熜曾这样说道：“我太宗当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坏，复兴起之，便是再创一般，今同太祖百世不迁，此乃报崇之正。然称号太宗，未免无异于列圣，当以祖字列之，庶见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谓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令概以宗尊之？太宗所谓有功者焉，可同宗称之，此当别之者也云”（《明世宗实录》卷213）。

左一声“我皇祖文皇帝”，右一声“我太宗再创”，嘉靖皇帝心目中的我祖更多更重要的不是明太祖朱元璋，而是明成祖朱棣。与隆盛明成祖朱棣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嘉靖朝对明太祖的正传嫡系子孙建文皇帝则大加贬斥。既然大加贬斥，那就更不可能为建文正名或将建文历史真实记载于官方文书或明代国史当中去了。如此格局在明朝中叶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直到嘉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帝上台后才有所改变。

200年只等来一个名号，建文历史谜雾越来越浓

明隆庆六年（1572）七月辛亥日，登基才一个多月的万历帝发布诏书，公开褒扬建文朝忠臣节士的忠义，要求各地官员查清建文忠臣的出生地，为他们建造忠节祠以示旌表。（《明神宗实录》卷3）。

万历二年（1574）十月的一天，12岁的万历皇帝又在文华殿听课时与老师张居正堂而皇之地讨论起建文皇帝之事，这也是朱棣后明朝皇帝首次公开正面谈及建文生死出亡问题。

万历问：“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璧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国。’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时年已七八十矣，后莫知其所终。”“上（指万历帝）因命居正诵其诗之全章，慨然兴叹。又命书写进览，居正退而录其诗以进，因奏：‘此亡国之事失位之辞，但可为戒，不足观也。臣谨录《圣祖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进览，以见创业之艰难，圣谟之弘远，伏望皇上览而仰法焉。’次日，上于文华殿，又谕先生：‘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居正因奏言：‘自古圣人受艰辛苦楚未有如我圣祖者也，当此流离转徙至无以糊口，仁祖及淳皇后去世，皆不能具棺歛，藁葬而已。盖天将命我圣祖拯溺亨屯，故先使备尝艰苦。正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故我圣祖自淮右起义师，即以伐暴救民为心，既登大宝，衣浣濯之衣，所得元人水晶宫漏，立命碎之，有以陈友谅所用镂金床进者，即投于火。孝慈皇后亲为将士补缝衣鞋，在位三十余年克勤克俭，犹如一日，及将先逝之年犹下令劝课农桑，各处里老粮长至京者皆召见，赐食问以民间疾苦。臣窃以为我圣祖以天之心为心，故能创造洪业传之皇上。在皇上今以圣祖之心为心，乃能永保洪业，传之无疆。’上曰：‘朕不敢不勉行法祖，尚赖先生辅导’”（《明神宗实录》卷30）。

少年万历帝对建文之事兴致盎然，但辅臣张居正并不愿意多谈，而是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来教育万历帝，转移其视线，不过他也说了一些万历初年明廷所掌握的有关建文帝的信息。

如果我们将张居正所讲的与《明英宗实录》中所载的正统五年杨行祥假冒建文帝案做个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万历时代的人们对建文史迹似乎越来越模糊。但由于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朝纲松弛，政治败坏，君权衰微，而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宽容度和包容度却越来越大，加上万历皇帝朱翊钧自登基上台起就表现出对建文之事的极大兴趣。这样一来，自明朝中期起积聚在非官方层面的探寻建文之谜的热浪如地火一般迅速地涌现出来，社会上各色各样的有关建文帝之谜的书籍纷至沓来，真假难辨。相对于过热的民间，万历初年明朝官方似乎还保持着很大的拘谨，这或许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不提倡有关。

到了张居正死后的万历十三年，这一切就开始变了。《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日，“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明神宗实录》卷159）。

三年后的万历十六年二月丁丑日，大明国子监司业（可能相当于大明第一大学的教务长）王祖嫡率先上奏给万历皇帝，提出了要为建文正名、恢复建文纪年和补写建文朝历史等建议。他大致是这么说的：“补修朝廷缺失典籍，叙述完整历史，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具体来说，当今我朝应该将被‘革除’的那段建文历史给补修起来，把被并入《英宗实录》中的《景泰实录》也予以单独正名。小臣对所谓的‘革除’一直持怀疑态度。什么叫‘革除’？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最终才拥有了大明天下。他老人家弥留之际将我大明神器交予建文，这本身就吻合嫡长子继承制的大经大法。太宗文皇帝举兵‘靖难’而握有大明神器，哪有‘革除’之由？！

小臣以为建文纪年不可泯灭有五大理由：第一，自古无道之君，天人共弃，但小臣只听说过有改朝换代，没听说能革除其纪年的。太宗皇帝当年举兵‘靖难’，明明不是什么复仇，哪来要将海内外都奉为正朔的（建文）给革除掉呢？第二，‘靖难’功臣当年十分起劲，不断构陷建文之过，无非是为了表明他们自身的功劳，这本身就不是成祖皇帝的原来想法了。更何况后来成祖皇帝也幡然感悟，进而鄙薄、数落起对建文朝没什么上言建树的大臣李贯，并告诉吏部要不念旧恶，不久以后又罢黜了‘革除’之议。成祖皇帝还曾下令，自建文四年六月庚午之日起，朝廷各部院行事规制与公文档案记载一律改用洪武旧制，改称那年为洪武三十五，这是一时而为之，也是受了阿谀之臣的蛊惑才这么做的，后世人们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说成祖独断，这是将历史的罪过归咎于君父，很不应该啊！第三，有人说成祖安定国家，功劳大到了等于再造帝国，如果说他还要‘革除’，那么当年他老人家起兵就没有什么名堂了。大明天下是太祖皇帝的天下，太祖看待成祖，就同看待建文，后两者都为太祖的子孙吆。可现在有人将父子祖宗的太祖、成祖看做为‘二祖’，这是很不应该的。他们说，不‘革除’就不能充分体现成祖之心，那么‘革除’了，就能体现太祖皇帝的本心呢？撰写‘靖难’之类的历史是为了彰显成祖再造之功，现在如果不搞‘革除’，那就是如实记载建文在位的史迹，我怎么也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第四，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史、野史同存于世时，人们往往相信野史而怀疑有所忌讳的国史。既然建文纪年都被革除了，那么有关那一朝的人与事的记载就自然而然地流于民间野史之中。如今书写建文及建文朝历史的就有几十家，谬误百出，惨不忍‘读’，国朝有着一段缺失的历史，这难道是件小事吗？第五，当年要实施‘革除’的人无非是想要天下后世之人不再知道有建文这档子事，但千万世后的人们难道就真能以洪武虚年来代替建文的实际存在吗？大书特书‘革除’，固然能解决得了一时，但无法做到永远。与其这样，倒不如现在我们如实撰写建文历史！”（《明神宗实录》卷195）。

王祖嫡的这篇上疏文“喊”出了当时朝野上下成千上万正直之士的心声：恢复建文纪年和建文帝号、补修建文朝历史。尽管其说得并不全有理，但大都还能站住脚，最后王祖嫡还引述了万历帝刚刚上台时发出的一份诏书作为说服的理论依据：“伏读隆庆六年，上两宫圣母徽号，诏书内一款曰：革除年间死事之臣，有司以时祀之，而建文以太祖嫡孙临御四载，别无他过，不得援诸臣之例，以慰幽魄，恐成祖之心，亦必有未安者。今宜复建文位号，仍付史馆，将四年事绩修辑为录，尽废野史不经之说”（《明神宗实录》卷196）。

万历帝接到王祖嫡的这份分量不轻的疏文后做出什么反应呢？他“疏下礼部”，即让礼部官员讨论讨论。大约一个月后，大学士申时行上奏说：“礼部对王祖嫡请复建文年号，改正景皇帝实录两事进行了讨论，今已查明，景皇帝实录已经改正。只是建文年号自‘靖难’之变以来，前朝历代一直都没有上请成功。恢复建文帝号、纪年年号和撰修建文实录，这些工作都属于创举性的，不经过朝廷大臣集体会合讨论，我等礼部大臣不敢擅自定夺，伏乞皇上圣断。”万历帝尽管在自己刚登基时表露出要对建文之事来个全面的“拨乱反正”，但那时他只有1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明成祖的子孙都明白，如果全方位地为自己祖宗之政敌正名，那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王祖嫡上奏那一年，万历帝刚好26岁，26岁在古时候不算小了，再说那时万历帝的皇帝工龄已经有16年，见也见多了，当大学士申时行将“皮球”踢回来时，他当场批示：“景皇帝位号已经恢复，其实录就等着纂修；而改正建文年号之事仍等一等再说吧！（《明神宗实录》卷196）。

这一等又等了7年，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有个叫杨天民的礼科给事中向万历帝上言，再次请求改正革除建文年号。而后御史牛应元、礼官范谦等又相继上请万历帝，“命史局于高庙实录（即《明太祖实录》，笔者注）中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本纪。”这一次万历帝有些进步了，他下“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就是说正式恢复建文纪年年号，但是同时要求在编写明朝国史时，将建文朝事迹附在太祖高皇帝之后，也就是说否定了礼科给事中杨天民提出的传统修史方法——将当政过的建文皇帝单独立个本纪的做法。（《明神宗实录》卷289）。

随后的万历三十年、三十七年，给事中黄起龙等官员又上奏万历皇帝，一再请求恢复建文正朔，在懿文太子朱标庙的边上另建一座建文庙，以便“四时致祭”（《明神宗实录》卷374；《明神宗实录》卷463），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建文帝的庙号一直到南明皇帝手里才解决，“弘光初，追尊惠宗让皇帝，入太庙，复其年（【清】查继佐：《罪惟录·惠宗帝纪》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P69）。至于建文帝谥号的敲定，那就更晚了，清“乾隆元年，谥明建文帝曰恭闵惠皇帝，庙祀之，位次太祖”（《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本纪第4；《清史稿·礼三吉礼三》卷84，志59）。

由此我们再来反观建文帝在明朝后来的遭遇：历经200年的反反复复，明末时建文之事虽然在政敌篡位皇帝朱棣子孙的手里，也就是明朝官方当局那里有了点肯定的说法，即恢复建文纪年年号，但也仅此而已，至于万历帝诏书中所说的建文朝历史编写，人们再也没有看到了。

与明朝历代官方竭力回避和遮掩相反，自明中叶起非官方的或言民间建文探寻之热浪却在不断地涌动着，有关建文帝和建文朝史迹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版本越多，说法各异，历史谜团也就越发扑朔迷离。

综合起来看，至今为止人们最为好奇的不外乎这样几大问题：第一，堂堂大明帝国合法皇帝朱允炆怎么会打不过一个地方藩王？第二，建文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皇帝？第三，建文四年朝政究竟是不是一塌糊涂？第四，建文帝失国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臣殉难而去？第五，建文帝最终又怎么啦？是不是如篡位皇帝朱棣所说的那样，被宫中大火烧死了？等等。

而要想解答清楚这些历史之谜，我们就必须要从建文帝朱允炆当年生存的环境及其即位前后的那些事说起……

第2章　皇家狼群与帝国羔羊

朱元璋：大行“分封制”；朱允炆：接手“火药库”

中国历史上开创大一统帝国的平民皇帝一前一后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了，这两个平民皇帝不仅祖籍是老乡——同为徐州人，而且处事与治国风格也极为相似。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历史时间的先后，后世的朱元璋实际上是刘邦的“千年知音”，隔世“粉丝”。

汉高祖刘邦在建立西汉王朝后，曾得意地对他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卷1）。

刘邦因为年少时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经常受到父亲刘太公的斥责。经过亡命的博弈，刘邦登上了大位，他要回敬父亲大人当年的训斥，这就大言不惭地说了上面的这番话。在刘邦的眼里，大一统的汉帝国就是他家最大的产业，因此，为了守好这份家业，也为了刘汉江山长治久安，他铲除异姓王，大封刘姓子孙为地方藩王，孰知这为后来接任帝位的子孙埋下了一颗“炸弹”——“七国之乱”。

朱元璋大行分封制的原因

一千多年以后祖籍同为徐州的朱元璋也将他开创的大明帝国视为自家的产业，从而把它分封给自己的龙子龙孙。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家与国是不分的，所以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大行分封制也在“情理之中”。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当时叫应天）城里刚刚登基称帝之时，就发出了这样的一番高论：“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者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明太祖实录》卷29）。于是他就追封起了自己的先祖：朱元璋的高祖考被追封为玄皇帝，曾祖考被追封为恒皇帝，祖父被追封为裕皇帝，父亲被追封为淳皇帝。接着朱元璋又追封起他的外戚来，洪武二年（1369）五月，追封皇外祖考陈公为扬王，追封马皇后之父马公为徐王（《明太祖实录》卷42），追封马皇后的义父郭子兴为滁阳王（《明太祖实录》卷49）。除了郭子兴之外，这些被追封的人活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被追封至多也就在祭祀他们时，隔世享受一下人世间莫大的风光，除此之外，什么影响也不会有。

实际上最有实质性影响的就是朱元璋对自己的龙子龙孙们大行分封。它跟历史上刘邦、司马炎等实行的分封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无非是将大一统帝国当作自个儿的家产分给儿孙享用，这是明初实行分封制的第一大原因。

不过朱元璋实行分封制时就没有说得这么直白和露骨了，“上（指朱元璋）惩宋、元孤立，乃依古封建制，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遣就藩服，用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清】夏燮：《明通鉴》卷3）。这话是告诉人们：鉴于宋、元两代败亡之际朝廷孤立无援的经验教训，为了巩固朱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依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古制，挑选天下名城大都与要害之处，作为除太子以外的诸王子就藩的藩地，这样就能形成在外有着强有力的军事保卫，诸子藩王共同扶持和屏卫中央皇室，大明江山就会长治久安。这是明初朱元璋实行分封制的第二大原因。600年前暴发户的心态：龙子尚小，册宝备好。

朱元璋做事的风格向来是要么不做，一旦做起来就雷厉风行。他打定主意要分封诸子，但诸子年龄实在太小了，最大的儿子朱标太子也只有十几岁，其他的还在尿裤子。可朱皇帝管不了这么多，他要事先准备着，这种急切的心态犹如当今社会上许多有钱人家的父母那般，儿女刚刚结婚就要为其孙辈买好别墅和保险什么的。朱元璋甚至还要急迫，因为他是大明帝国的第一人主啊。所以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他就诏命中书省编《祖训录》，定下“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明太祖实录》卷41），后又让大明帝国的礼部制作精美的诸王册宝并准备册封之礼仪。

诸王的册宝说白了类似于今天精美礼盒包装的“官印”一般，不过它是用黄金打造而成的，册宝上用篆体刻上“某王之宝”，这是藩王的官方“证明”，册宝不用时放宝座上，宝座外面有个宝匣，其上面雕刻蟠螭等图案，精致、高贵。（《明太祖实录》卷51）。

在做分封准备时，诸事进展得都比较顺利，不过还是有一件事使得当时的洪武皇帝十分头疼。朱元璋自己文化水平低——南京紫金山北麓的徐达墓碑文就是朱皇帝亲自撰写的，至今为止无人能读通。但他对撰写分封诸王册文的要求可不放低，要找具有一流文采的才子来撰写诸王册文。可偏不巧的是，当时徐达率领的大明北伐军正在前线与蒙古人浴血奋战，就连朱皇帝的第一谋臣李善长等文臣也因军事所需而外出公干了。要说当时南京城里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秀才”还真是不多。那有人说，这册封诸王的册文比起大明帝国军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找个识文断字的人胡诌几句不就成了！？不，朱元璋可不这么认为，他不仅对诸子册封之事乐此不疲和急不可待，而且还讲究精益求精。既然分封诸子的册宝是用黄金精制的，那么分封诸王的册文当然也就必须与此统一规格和档次！那怎么办？大明雄主实在霸道，“唐明星”差点魂被吓掉。

朱元璋早就听说了，大明军中有个叫唐之淳的后生，特“有才”，经常在军中撰写“露布”（类似于今天的军事通讯和战地宣传文章）什么的，文笔优美，是当时大明军中的文化名人，就连皇帝朱元璋也曾“领略”过他的文笔风采，甚至可以说朱元璋差不多是唐之淳的“铁杆粉丝”。但唐之淳的这个“粉丝”实在霸道，也很心急，一旦想起“唐明星”来，他可不含糊，马上下令叫人飞马快骑，前往军营去将“唐明星”召回到南京城来。可底下的人不知皇帝朱元璋的真实意图，只知道要将“唐明星”弄到京城去，于是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军营，见了唐之淳，立马将他捆住，又急匆匆地将他押回南京城去。（【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再说这个唐之淳犯糊涂了：自己没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啊，但眼前的这番阵势实在是让他不寒而栗，心里翻江倒海似地倒腾起来，会不会是自己的父亲唐肃在先前出任大明帝国的翰林应奉时得罪过朱皇帝，现在皇帝老爷要连坐我唐家子孙，否则怎么会这样急吼吼地抓我回京呐？看来今天的事情是凶多吉少啊！唐之淳正在冥思苦想着如何应对眼前的这场劫难时，他已经被带到了南京。

这时，唐之淳灵机一动，跟皇帝的使者说：“我家姑妈就住在前面这条路边上，我是一个将死之人，恳求你们能否帮我叫我姑妈出来一下，让我们姑侄俩见上最后一面？”使者一听，觉得这个唐家也怪可怜的，父亲不走运，现在儿子又将遭殃。算了，做人还是多积积德吧，于是，他就将唐之淳的姑妈从家中叫了出来。

见了姑妈唐之淳就号啕大哭，嘱咐姑妈为他收尸。由于朱元璋有令在先，赶紧将唐之淳弄到明皇宫里来，所以唐之淳与他姑妈也只能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可还没说完，就被朱元璋使者打断了，只好继续赶路。

等赶到南京明皇城的东华门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东华门大门紧闭，使者去叩门，但守门的人说：“皇上有旨：将唐之淳用布裹住，然后从屋顶上传递到皇宫里面去（【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洪武年间法令严酷，有哪个敢不执行的？使者在听到皇帝朱元璋下达了这等指示后，就马上动手将唐之淳裹好，东华门城门头上的人用绳子将唐之淳吊起，然后开始往里传，传了好几手，最终才传到了明皇宫里。

这时，皇帝朱元璋的晚餐早已用过了，空下来没事，他正准备读书，突然底下有人来报：“皇上，您要找的唐之淳现在已被传到皇宫里来了！”朱元璋立即命令便殿召见。

唐之淳虽然当场被人松了绑，但还是不明就里，一身的冷汗，整个人像根木头似地竖在明皇宫的便殿上。这时，朱元璋走近他，开口便问：“军中露布是你起草的？”唐之淳全身魂魄都出窍了，内衣也全湿透了，但皇帝的问话他还是听清的，好不容易壮了壮胆，抖抖嚯嚯地回答说：“回……回……回陛下，臣……臣……臣昧死草之。”

朱元璋没说什么，明皇宫空气凝固了，唐之淳只好耐心地听候皇帝的发落。过了一会儿，只见几个太监抬了一个短几（类似于今天的茶几模样）到唐之淳面前。这时朱元璋发话了，让唐之淳在短几旁双膝跪地而坐，然后将自己早就拟好的一份封王册文递给了他，命令他“少为润色之”。这下唐之淳总算明白了，皇帝老爷风风火火地绑自己来究竟是为何事，但天底下谁有那么大的胆量敢改皇帝的御笔？于是他只好拼命地磕头，嘴里不停地说：“臣万死都不敢当！”朱元璋一看这个样子，赶紧换一种口气说了：“你不敢也罢了，那就在御文旁边作些注吧！”唐之淳一听皇帝这样说话，当场就十分清楚他的真实意图，于是就操起笔来，一口气把11份分封册文全给“注”好了。（【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朱元璋龙颜大悦，好好地夸奖了唐之淳一番。唐之淳“注”完册文时已经是深夜了，朱皇帝命令他“原路”返回，明天一大早来明皇宫正式朝见。

这下唐之淳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任由皇宫中的人一一“搬运”自己出明皇宫。

此时的唐之淳全无睡意，他来到了姑妈家，报个平安。这下可把姑妈家的人给乐坏了，原来侄儿没有罹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夜，姑妈家为唐之淳好好地庆祝了一番。

第二天天刚刚亮，唐之淳就上明皇宫去朝见皇帝朱元璋。朱元璋问：“你祖上有人当官吗？”唐之淳回答说：“家父唐肃曾是陛下您的翰林应奉……”朱元璋当即就命令唐之淳继承父亲的职位。（【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第一轮大分封：先封龙子龙孙，再封勋将功臣

朱元璋风风火火地赶制了十一个儿孙的藩王册宝与册文后不久，就在明皇宫的奉天殿（今南京明故宫午朝门公园内）上举行了隆重的亲王分封受册礼仪。那是洪武三年（1370）四月的事情，朱元璋将10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为藩王。为此，他昭告天下：“朕荷天地百神之佑，祖宗之灵，当群雄鼎沸之秋，奋起淮右，赖将帅宣力，创业江左，……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上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诸子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为秦王（藩邸在西安，笔者注，下同），第三子为晋王（藩邸在山西太原），第四子棣为燕王（藩邸在北平，即今天北京），第五子为吴王（后改封为周王，藩邸在河南开封），第六子桢为楚王（藩邸在湖北武昌），第七子榑为齐王（藩邸在青州，即今天山东益都），第八子梓为潭王（藩邸在长沙），第九子为赵王（3岁时即洪武四年死了，未有封国藩邸），第十子檀为鲁王（藩邸在山东兖州），从孙守谦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及诸种礼仪皆有定制。于此，奉天平乱，实为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兹诏示，咸使闻知。”这是大明帝国史上的第一次大分封。（《明太祖实录》卷51；《明史·太祖本纪第二》卷2）。

那时，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璋就这样对毫无寸尺之功的龙子龙孙们实行大分封，会不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呢？

朱元璋是个细致之人，当然会想到这一层。为此，他曾于洪武三年四月在明皇宫奉天门及华盖殿举行的册封藩王大宴群臣之际发布了这样的谕旨：“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51）。

你看人家朱元璋不愧是当皇帝的料，就是会说话，明明是为了朱明江山和朱家儿孙分封，而他非得讲是“朕非私其亲”，实在是“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这就叫“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而大明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大臣们也不含糊，纷纷表示要紧密地与朱皇帝保持高度的一致：“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明太祖实录》卷51）。

朱元璋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顶尖人物，当然不会被这些大臣们表面上的“政治和谐”所迷惑，他聪明得很，为防止大臣们的心理失衡，洪武三年十一月下令对大明开国功臣进行了第一次大封爵，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徐达被封为魏国公，李文忠被封为曹国公，邓愈被封为卫国公，冯胜被封为宋国公，常遇春已死，其子常茂被封为郑国公，还有汤和等28个功臣被封为了侯，这就是大明帝国最初被封的“六公二十八侯”（《明史·太祖本纪第二》卷2）。

但朱元璋大封功臣与大封龙子龙孙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明朝藩王位居皇帝、皇太子之下，公、侯与内外大臣之上。

第二，明朝功臣的功劳再大，活着时所封之爵位最高也不能高过公，只有他死后才能被追封为王。

第三，被封为功臣的功劳哪怕再大，他也不像朱家龙子龙孙那样领军护卫，独居一方。

第四，除了按照一定规制建造起来的自己的公侯宅府以外，功臣们也不像朱元璋的诸子藩王那样拥有自己的藩地。（《明史·诸王传赞》卷120）。

所有这些都是朱元璋对外姓人不放心、防止他们对大明帝国皇家构成威胁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从洪武皇帝内心深处来讲，任何外姓人他都不会相信，大明江山只有掌控在自己的亲骨肉手里才最为放心。因此，朱元璋不仅一口气封了11个藩王，而且还初步设计配备给他们良好的军事设施与数千人的护卫军，主要打算将来让他们去守卫大明帝国最为头疼的北部边疆沿线。

但从当时实际来说，洪武三年第一次分封时，朱元璋的这些龙子龙孙实在是太小了。太子朱标除外，诸王中最大的就是二儿子朱樉也只有15岁，最小的是十子朱檀，当时只有两个月大，由别人抱着接受分封。因此说，诸王根本无法马上就藩，于是朱元璋就把相对大一点的皇子送到中都凤阳去，一方面派遣大明帝国最为优秀的将领，如徐达、汤和、傅友德等去教授他们军事本领；另一方面又选派鸿儒学士如刘基、宋濂等去对他们进行儒家伦理文化教育。老朱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他的龙子龙孙们既能文又能武，个个都是合格的大明江山事业的接班人。但实际的培养结果是，这些龙子们似乎更多地对军事产生了兴趣，逐渐地展现出军事人才的禀赋与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地向着与朱元璋初衷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着。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分封制上。县学校长管起了皇家之事，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监狱里。

要说这个分封制还真不是个玩意儿，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实行过，且都曾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对此，是不是以淮西农民新贵为主干的朱元璋集团因文化水平低而没有觉察到它潜在的巨大威胁吗？

非也。问题是在于当时大明帝国刚刚建立，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得朱元璋的个人人格魅力效应无限地放大，震慑了满朝文武，人们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从众心理和合群思维：皇帝朱元璋大搞分封实乃历史上早已有之，是“遵古先哲王之制”，也是“天下万世之公议”。心理学上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从众心理和合群思维往往会影响决策过程的理性思考，最后导致了领导层实行非理性的决策，明初诸子藩王大分封就是这样出笼并大行其道的。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难道大明朝野真的没有一个清醒的明白人吗？

有！

洪武九年（1376）年初起，大明钦天监的官员不断地向皇帝朱元璋报告，他们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到了五月份，天上居然出现了“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怪象。（《明太祖实录》卷109；【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卷14）。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天人感应观念，这种“七政皆乱”的异常天象是上苍对人世间发出的警告——它将降灾于人类。对此，作为天神、地神的化身，人主朱元璋一定要反躬自省，检查为政之得失，以应天变。于是就在该年的闰九月初九日，他下诏，要求各地各级官员直言大明朝政之得失。

诏令下达不久，山西平遥训导（相当于平遥县学校长）叶伯巨就以星变为由上书，指摘洪武政治之缺失。

叶伯巨说：皇帝陛下您下诏，要求我们畅所欲言，为国分忧。以小臣之愚见，当今我们大明帝国有三件事情做得太过头了，那就是“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明史·叶伯巨》卷139，列传第27）。

叶伯巨首先指出了朱元璋大行分封之弊端，他说：“按照上古时代的先王之制，诸侯王的都城最大也不能超过天子国都的三分之一，这叫上下等差有别，各有名分，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尊尚天子地位，加强中央力量，削弱诸侯国的势力，遏制割据和动乱的潜在势力啊。现在皇帝陛下您分封了这么多的藩王，并让他们各有自己的藩地，这大概是惩戒宋朝和元朝末年动乱祸起之时皇室孤立无救之弊端吧。但现在陛下您分封的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没有一个不是拥有几十个城邑，他们的城郭宫室仅次于京师南京，皇上还配给他们相当规模的护卫军。小臣担心，不过几代之后恐怕就要尾大不掉了，到那时再去削减他们的封地，剥夺他们的藩王权，这就恐怕要结下很深的怨恨了。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藩王会伺机起事，让人防不胜防。

或许有人说，现在分封的诸王都是皇帝陛下您的亲骨肉，分封区域也很广阔，所立规制与法度又很严密，哪会有将来的诸侯王造反这档子事呐？但小臣我私下里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人们为什么不吸取历史上汉代与晋朝的经验教训？汉景帝是汉高祖的孙子，吴楚七国诸王都是汉景帝的同祖同父的兄弟子孙，汉景帝一开始削藩，这些同祖同父的兄弟子孙们就举兵叛乱，矛头直指汉帝国中央。西晋时所分封的诸王都是晋武帝的至亲子孙，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晋惠帝一即位，那些藩王子孙们就开始相互攻伐，中原大地立刻成为‘八王之乱’的主要战场，这就大大削弱了晋帝国的统治力量，给北方胡族的刘渊、石勒南下作乱造成了可乘之机，由此也就葬送了西晋王朝。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分封逾越了一定的规制，其祸乱就会马上到来。以古为镜，当今分封的一切后果应为明了了。这就是小臣我认为分封太过的理由啊。

汉初实行大分封后，文臣贾谊就曾规劝汉文帝将已经分封给诸侯国的领地全部再分给诸侯王的子孙。要是当初汉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的话，哪会有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小臣今日谏言，希望皇帝陛下您在这些龙子诸王还没有就藩之前，就能限制诸王都邑的规模，减少他们护卫的兵马，缩小他们的领地疆土，并以此办法来对待诸王他们的子孙。此等制度一旦定下来了，以后诸王中有贤有能的，可以入朝为宰辅，其余的则世代为边藩屏障，这样就会使得他们与大明中央政权同呼吸共命运。割舍一时的亲情，创造万世之利益，消除日后的隐患，稳固国家社稷，没有什么事情比这还要急迫的啊”（《明史·叶伯巨传》卷139）。

接着叶伯巨又批评了朱元璋“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两大弊政，他以宋、元两朝作为历史参照，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先与民休息，重视农桑，减轻徭役赋税；重视教化，适度使用刑罚，这也是宋元两朝国祚长短不一的根本原因。

给皇帝的上书写好以后，叶伯巨对朋友说：“当今天下只有这三件事情最令人担忧的，其中‘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这两件事情，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得出来，但它们的后患却来得很慢，而只有‘分封太侈’这个问题，现在的人们一般是很难看出它的隐患来的，但它的祸害一旦迸出，其速度是相当之快的。即使当今皇上不下诏，我也要将它们讲出来，更何况现在皇帝已经下诏求言了，那我就更应该畅所直言”（《明史·叶伯巨传》卷139）。

当时叶伯巨在官场的地位是相当之低的，属于大明帝国公务员行列中最低的那一级。但他从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发，管起了大明帝国“栋梁之才”——满朝文武大臣才应该管的大事来，其积极有为的精神实在是可嘉可敬的。

诚然，叶伯巨所说的明初分封藩王之事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看问题的眼光确实极其敏锐。很可惜，在洪武年间政治高压的形势下，小官叶伯巨的政治远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引起大明朝野的共鸣和巨大的反响，反而给他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朱元璋在接到叶伯巨的上书后暴跳如雷，大骂开来了：“这小子简直是在离间我们亲骨肉！来人啊，马上给我把那个吃了豹子胆的臭小子逮到京师来，我要亲手射杀他！”底下人听到皇帝朱元璋的口谕后，岂敢怠慢？他们立即上山西去，把叶伯巨逮捕了，并押到了南京。当时中书省还没有被撤销，丞相府主事的官员心里明白：叶伯巨讲得在理，只是他的上书触到了皇帝朱元璋的痛处，所以他们都很同情叶伯巨，没有马上向皇帝报告，叶伯巨押来了。等到有一天朱元璋心情好的时候，丞相府主事的官员就乘机上报说：“皇上，您要逮的那个山西平遥官学校长叶伯巨已经给押到了，您看怎么处置他？”朱元璋说：“将他关到刑部大牢里去”（《明史·叶伯巨传》卷139）。

就这样，叶伯巨因为响应皇帝的号召，上书直言，结果反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且再也没有出来过。皇帝大打“太极”作“政治秀”，芝麻官哪壶不开提哪壶。

或许蹲在刑部大牢里的叶伯巨至死都没有弄明白：明明是皇帝老爷您下诏令要臣下畅所欲言的，现在怎么把我这个谏言者给关起来了？明明是一个求言纳谏的“贤君明主”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一个刚愎自用的凶神恶煞？

其实，朱元璋下诏求言，实出于无奈，是在打“太极”。从当时大明整体形势来看，在历经元末大动乱之后，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帝国秩序逐渐进入有序状态，军事上除了北方与蒙古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外，还有的就是西南地区正在被大明纳入经略的范围。总体而言，大明帝国的形势一片大好，皇帝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更是好上加好，他之所以下诏求言，还不是因为洪武九年一开春起天上连续出现了异常天象，弄得本来就迷信十足的朱元璋诚恐诚惶，“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他还告诉臣下：“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明太祖实录》卷109）。

其实，朱元璋是在打“太极”作“政治秀”，过过场，以应天变。内心深处他压根儿就不想让臣下再提及他一开始就竭力标榜的“朕非私其亲”实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的诸子分封制。这一点似乎在当时的大明帝国朝廷上下都已经形成了政治上的默契，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比芝麻官还要小的小教官叶伯巨居然哪壶不开提哪壶，朱皇帝当然要火啰。在朱元璋看来：“我是谁？”“朕乃……天生圣天子”（朱元璋自诩之语，【明】徐祯卿：《翦胜野闻》）。那“天生圣天子”的孩子呢？龙子龙孙啊！岂由尔等小臣任意离间和亵渎的？！所以最终的必然结果是，朱元璋将叶伯巨关到了大牢里，大明朝廷上下再也没有对分封藩王之事说三道四的乌鸦嘴了。“安全阀”——《昭鉴录》、《祖训录》实际上都成了“稻草人”。

也不愧为“天生圣人”，朱元璋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伟大领袖”不同于凡人的地方。对于分封诸子藩王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朱皇帝似乎也早已意识到了，就在明初第一轮诸王大分封之前，他就命令礼部尚书陶凯和秦王傅文原吉等人开始为诸子藩王编撰一部有关历代亲王善恶言行的历史教材——《昭鉴录》，作为诸子藩王的一面明镜，要求诸子藩王以此“自律”（《明太祖实录》卷80）。几乎是与此同时，他又诏令宋濂等人编撰《祖训录》。《祖训录》中对诸子藩王的权力与责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赋予了他们守卫大明帝国边疆军事重任的同时，也设置了政治“底线”，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言行。

所有这些“设计”所要达到的美妙效果，就如编撰《昭鉴录》和《祖训录》的文臣宋濂等所赞美的那样：“天子如首，诸王如手足，故可称为同气一体。”朱元璋当然是满心欢喜，尤其是对《祖训录》，他格外重视，不仅亲自为它作序，而且还规定：要将《祖训录》抄录在大明皇宫（即明故宫）内谨身殿的东庑和乾清宫的东壁以及诸子藩王的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他的子孙后代们时刻牢记和遵守《祖训录》，使其成为大明诸子藩王的行为准绳。更为极端的是，朱元璋还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明太祖实录》卷82；《皇明祖训序》）。也就是说他告诫子孙后代对《祖训录》不可更改一字，必须照着执行。

按一般人的想象，做到这一步应该算是比较保险的了。不，朱元璋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到位，于是又嘱咐大臣们监督子孙后代有无“变乱”祖训：“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明太祖实录》卷80）。但对于诸子藩王要是不遵守《祖训录》，该如何处置或制约？朱元璋却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授权于臣下。

因此，这等殚精竭虑地设计的大明江山的“安全阀”说到底实际上是等于一个“稻草人”。

第二轮大分封：没事找事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朱元璋的内心深处，大明江山要永保天禄，传之万代，惟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只有他们朱家的龙子龙孙了。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在洪武十一年（1378）春正月，朱元璋又进行了第二轮龙子大分封，他将他的十一子朱椿封为蜀王，藩邸在四川成都；十二子朱柏封为湘王，藩邸为湖北荆州；十三子朱桂封为豫王，后改封为代王，藩邸在山西大同；十四子朱楧封为汉王，后改封为肃王，藩邸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十五子朱植封为卫王，后改封为辽王，藩邸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先前被封为吴王的朱，因为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之前曾称吴王，为了避讳，他将朱改封为周王（《明史·太祖本纪第二》卷2；《明太祖实录》卷117）。

至此大明帝国已经有15个地方藩王了，对于朱元璋来说，凡是出世后只要能活下来的儿子都被封为藩王了。

就在朱元璋进行第二轮龙子大分封之后的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沐英统帅的西征大军凯旋而归。为了安慰这些为大明江山社稷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为了表白“朕非私其亲”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朱元璋进行了第二次大封功臣，仇成、蓝玉、谢成等20来个将帅被封为了公或侯（《明太祖实录》卷127）。与第一次大封功臣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大封功臣在规模上就没有第一次那么大。

之所以如此，有的人说，朱元璋小气，不大情愿将爵位授予人，更有的人说，朱元璋是个苛求完美的人，眼中只有顶尖的军事人才才可封为公侯，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我们打开《明史》仔细考察时，就会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初第一次大封爵中受封的功臣往往居功自傲，不守大明的法度，甚至像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等总计有1公14侯13个将军居然还“参与”到了洪武中期的“胡惟庸谋反”活动中去，这就使得本来就疑心病十足的朱元璋不仅对功臣勋将更加猜疑、厌恶，而且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与其让受封的功臣勋将惹是生非和胡作非为，还不如尽可能地少封些，尽可能地将潜在的麻烦与危险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否则不就没事找事做？

第三轮大分封：大明江山靠谁最为安全

朱元璋的封子荫孙心态到了洪武晚期就越发强烈。因为尽管经过了十几年的励精图治，但就洪武中晚期整个大明帝国的形势而言，还远没有达到高枕无忧的地步，离朱皇帝心目中的“大治”还有一大截距离。尤其是大明与蒙古之间不断进行的战争，使得朱元璋越发感到守边与掌控军事对于大明江山千秋大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因为他自己就是靠着军事手段登上大明天子宝座的，因此对于他来说，比谁都清楚：掌握了军事就掌控了大明的江山社稷。文臣不懂军事，武臣勋将实在太“危险”——洪武二十六年不是爆发了“蓝玉谋反案”吗？想起来就会让人冒出一身的冷汗，最后还是皇帝高瞻远瞩，决策英明，一举粉碎了“蓝党分子”的叛乱阴谋，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除了文臣武将，还有谁最为可靠的？

朱元璋当然会这样想：与那些让人不省心、不放心甚至是讨厌的功臣勋将相比，大明的千秋江山还是应该由自己的亲骨肉掌控才最为安全。这种念头到了洪武晚年尤其朱标太子死的前后就越发强烈了。于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又开始新一轮诸子藩王的分封——主要是将他新近产出的小龙子们分封下去，这是明初洪武年间的第三次大分封，其中十六子朱被封为庆王，藩邸在宁夏；十七子朱权被封为宁王，藩邸在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十八子朱楩被封为岷王，藩邸在岷州（今甘肃岷县）；十九子朱橞被封为谷王，藩邸在宣府（今河北宣化）；二十子朱松被封为韩王，藩邸在开原（今辽宁开原）；二十一子朱模被封为沈王，藩邸在潞州（今山西襄坦）；二十二子朱楹被封为安王，藩邸在平凉（今甘肃平凉）；二十三子朱□被封为唐王，藩邸在南阳（今河南南阳）；二十四子朱栋被封为郢王，藩邸在安陆（今湖北钟祥）；二十五子朱被封为伊王，藩邸在河南洛阳。（《明史·太祖本纪第二》卷2；《明太祖实录》卷208）。

就这样，这位大明朝最为高产的皇帝朱元璋，他的26个龙子中除了嫡长子朱标被封为皇太子和26子早早夭折以外，共有24位皇子全部被封为地方上的藩王了。朱元璋分封的24皇子（朱允炆24皇叔）藩王简表（上表史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51，卷117，卷208；《明史·诸王一、诸王二、诸王三》卷116-118；【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卷15，P225-230；黄云眉：《明史考证》，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

明初分封制之特点及其影响

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天始，为了使得朱明江山长治久安，传之万代，朱元璋就处心积虑地推行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多次淘汰了的分封制。尽管当时大明朝野还有一丝微弱的反对声，但朱皇帝一意孤行，急不可待，只要有小龙子从为他进行性服务的“妹妹”那儿一产出，他就急吼吼地进行分封。但话得说回来，朱元璋毕竟不是历史上的昏君，而是一代雄主，他对历史上由分封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还是有所认识的，因而也就“创制”出与历史上有些不同的分封制，并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

具体地说，明初分封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分封诸王的就藩地点来看，明初分封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明朝以前的分封藩地要么是在交通要冲或军事要地，要么是经济中心或重心。汉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虽说吴楚诸藩所在地不是当时汉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区，但它们是汉帝国东南方的军事要地和东南沿海的经济中心；魏晋南北朝时分封藩王更是不甚注意，南朝很多皇帝往往将自己的皇家骨肉分封到军事要地，西晋王朝更是将中原许多地区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分封给皇家子弟。这些朝代的如此分封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一来许多地区经济中心被藩王占有，削弱了帝国中央的经济实力；二来许多军事要地被藩王占有，要是藩王与中央翻脸了，就很容易闹独立和割据；三来将帝国核心地区封给藩王，一旦祸起萧墙，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明初朱元璋大搞诸子藩王分封时就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南京（包括今天江苏与安徽两省）和两浙等地不行分封，要封就封得远一点，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布防分封，主要让这些诸子藩王来保卫北部边疆，辅佐大明中央皇室所以明初分封封到长江以南的很少，这是朱元璋创下的“定制”，后来的皇帝对此也心领神会——他们都不肯将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拿出一小部分来分封给诸子藩王。

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诸子藩王时，5子朱曾被封为吴王，但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迅速就藩，“（洪武）七年，有司请置护卫于杭州。帝曰：‘钱塘财赋地，不可’”（《明史·诸王一》卷116）。

永乐年间，朱棣大行分封，宁王朱权在靖难战争开启时就被朱棣挟持，其军队全被吞并，当时朱棣曾夸下海口：“事成，当中分天下。比即位，（宁）王乞改南土。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亲制诗送之”（《明史·诸王二》卷117）。

第二，从分封诸王的血缘关系来看，明初分封的诸藩王绝大多数是朱元璋的儿子，是后来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的叔叔，血缘关系十分近，不大像历史上的分封——有的朝代往往将皇族里隔了几代的皇亲国戚也列入了分封的重点对象。当然明初朱元璋的这种大封亲生骨肉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保卫边疆，辅助皇室。

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美妙设计罢了，而实际上它给后来继任大明帝国帝位的建文帝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从政治地位来讲，朱允炆与他叔叔们是君臣关系；但从血缘关系来说，诸王都是建文帝的亲叔叔，即使是15叔朱植以下的诸王个个年纪都比建文帝小，但他们都是建文帝的长辈，在心理上和伦理上就占有了很大的优势，这就使得建文朝叔侄君臣关系很难处理，尤其是对建文帝来说，他对别人可以“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但对于那些藩王叔叔们还得要讲辈分啊。这也是皇爷爷朱元璋给皇太孙出的一个尴尬的政治难题。

第三，从分封诸王的政治地位来看，朱元璋规定：诸子藩王位于皇帝、皇太子之下，公侯百官之上，“公侯俯伏拜谒，内外大臣，礼无与钧”（《明史·诸王传赞》卷120）。

朱元璋将诸子藩王的政治地位定得这么高，只有皇帝与皇太子才能制约藩王，在正常情况下，它既可体现出朱家血脉的高贵，又能维护中央皇帝的最高权威；但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当皇帝或皇太子无法驾驭藩王时，藩王就会成为脱缰野马，任意胡为，或成为明火执仗的强盗，起兵造反，他要的就是皇位。

第四，从分封诸王的优厚待遇的有效期来看，朱元璋确立了他朱家高贵血统拥有特殊待遇的“永恒性”。

鉴于历史上汉朝等实行的分封制及其所带来的世袭藩王日益坐大的弊端，也鉴于自己早年的贫寒与苦难，朱元璋实在是不忍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受罪”了，于是他对诸子藩王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作了制度上的规定，予以实实在在的特殊待遇的保障：“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诸王列传》卷116）。

藩王们及其后代拥有这等的优厚待遇，其所造成的后果至少有二：第一，大明皇家从此开始出现了一群无思无虑、不思进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和生育机器；第二，大明帝国从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后来的大明帝国的君主们在“当家”时常常入不敷出，老百姓的经济负荷日益加重，其影响了整个大明王朝近300年的历史。明朝皇帝的诸子藩王特殊地位世袭相传简表

第五，从分封诸王的权限来看，明代藩王的权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尽管朱元璋给诸子藩王定的政治地位极高，但他不给诸子藩王封地（藩王府邸除外），也不让他们治理地方上的百姓与经济，不让他们插手地方上的民政，所有地方上的事务都归朝廷任命的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治理。这就是《明史》上所说的“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明史·诸王传赞》卷120）。

朱元璋如此限制诸子藩王的权力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藩王坐大，发展到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步，以免重现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但从明初朱元璋大搞分封的最主要目的来说，它就是要让诸子藩王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中坚力量，以此来拱卫大明中央皇室，因此朱元璋实际上采取了矛盾的做法，一方面限制藩王的经济、民政等方面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却不断地赋予诸子藩王以极大的军事权。

在明初第一次诸王大分封后的第三年，即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下令成立“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规定每个亲王府（即藩王府）“准设三护卫”（《明太祖实录》卷71），每个藩王“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明史·诸王传序》卷116）。

到了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时，朱元璋又进一步地扩大了诸子藩王拥有的军事权力，不仅规定诸子藩王拥有藩国内护卫军的军事权，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就连藩国所在地镇守军的军事指挥权也归给了藩王。《祖训录》是这样说的：“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甚至还规定，地方镇守军的调动除了要有皇帝的御宝文书以外，还必须要有该镇守军所在地的藩王的命令：“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兵卫条”）。就此而言，明初地方藩王的军事权力得到了几乎是毫无限制的扩张。

更为糟糕的是，虽然洪武初年朱元璋对诸子藩王的护卫军军士数目做了一定的规制，什么“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实际情形却并不是这样，诸子藩王护卫军的规模几乎没有多大的限定。燕王朱棣镇守北平时，朱元璋让他一次带去的中、左二护卫侍从将士就达5770人。洪武晚年，驻守大宁的宁王更是兵多将广，他“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宁王传》卷117）。

最为要命的是，诸子藩王所统帅军队的规模不受限制，还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那就是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其中有条规定说：“王府指挥司官并属官随军多少设置，不拘数目”（《皇明祖训》，“职制条”）。

皇爷爷怎么这么健忘，竟将一座火药库留给了皇太孙

从明初朱元璋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分封制的表象来看，经过洪武时代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运动和经济、社会的秩序恢复，大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洪武时代的使命，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功臣勋将随着洪武年间的两大案——“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党案”的深度挖掘而被杀戮殆尽。与此同时，朱元璋处心积虑地推行分封制，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培养成为大明江山的拱卫者与“中流砥柱”，完成了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家国一体化”，出现了“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想格局。为防患于未然，朱元璋在实行诸子大分封时，对诸子藩王的经济权、民政权和封地等方面实行极度的限制，仅授予他们军事权——目的是让这些龙子龙孙们拱卫大明皇室，看家护院。

但对于接任大明帝国大位的第二位君主朱允炆来说，皇爷爷的这等制度构建，实在是将他置于炭火之上。皇爷爷怎么这么健忘？60多年前，您老人家从老家凤阳出来时除了一顶破僧帽和一身能蔽体的“百衲衣”外，还有什么？后来您老人家拥有了大明的天下，靠的是什么？优厚的经济权、民政权，还是什么封地？什么也没靠，靠的就是军事。而今您将大明的江山交给了皇太孙，却赋予诸叔藩王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的军事权，虽然皇叔叔们的藩邸大多分布于远离大明帝国心脏地区的北方边境，但掌握着几乎毫无限制的军事权的皇叔叔们一旦要有了什么非分的念头，那么，我大明岂不是一座随时都会引爆的火药库？

皇爷爷，您是将一个置之于火药库上的皇位交给了皇太孙啊！

大明皇家的“狼群”与不露山水的“好皇叔”

当然，火药库的爆炸是要有人去点火的。如果人们恪守制度、做事本分，那么就会永享和平与安宁。但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是五花八门，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遵纪守法者，也有干犯纲纪伦常的；有心善的，也有心恶的；有羔羊，也有豺狼……不幸的是，朱元璋后的大明帝国第二位君主朱允炆就是生存于一群充满野心和血腥的皇家狼群中的一只羔羊。

要说大明帝国的皇家“狼群”指的是哪些人？说来还真叫人大跌眼镜，他们就是大明帝国第二位君主朱允炆的皇叔叔们——朱元璋一直自视高贵血统的龙子龙孙。当然，若把朱允炆的25个皇叔叔全说成贪婪成性的豺狼，那未免打击面太大了。事实上，朱允炆的这25个皇叔叔也不全一个样，细细考察，我们把他们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对朱允炆帝位没构成威胁的皇叔藩王

在这一类皇叔藩王中主要有秦王朱樉、晋王朱、潭王朱梓、赵王朱杞、鲁王朱檀和26叔朱楠等6人。他们或生出来没多久就薨世了，如九皇叔朱杞、二十六皇叔朱楠；或人倒是长大了，也就藩了，但死在朱允炆即帝位前，如二皇叔朱樉、三皇叔朱、八皇叔朱梓、十皇叔朱檀。其中秦王朱樉、晋王朱为马皇后所生，是嫡出，《明实录》就这么说的。（《明太宗实录》卷1）。

第二类：对朱允炆帝位还不懂得制造威胁的皇叔藩王

朱允炆皇叔中第二大类型是，他们的年龄比朱允炆还要小好几岁。这些小叔叔们在朱允炆继任大统时，他们大多少不更事，有的甚至还被人抱在怀里，压根儿还不懂给自己的大侄儿制造麻烦和威胁，更不可能出来捣乱了。他们是二十皇叔朱松、二十一皇叔朱模、二十二皇叔朱楹、二十三皇叔朱□、二十四皇叔朱栋、二十五皇叔朱等，也是6人。（《明史·诸王三》卷118）。

第三类：对朱允炆帝位不曾表露出个人野心的皇叔藩王

朱允炆皇叔中的第三类是学者文人型和正人君子型，他们分别是六皇叔楚王朱桢、十一皇叔蜀王朱椿、十五皇叔辽王朱植和十六皇叔庆王朱，共4人。他们对侄儿朱允炆帝位不曾表露出个人野心，其中十五皇叔辽王朱植对建文朝政治有着较多的影响。

辽王朱植是朱元璋第15个儿子，生母是妃子韩氏，洪武十年生，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岁。洪武十一年被封为卫王，二十五年改封为辽王。第二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朱植就藩广宁。辽王朱植17岁到辽东就藩，22岁那年皇帝老爸病逝时，他在辽东已经待了有5年的时间。在这五年当中辽王的“业绩”如何？《明史》留下这样的记载：“（朱）植在边，习军旅，屡树军功。”也就是说尽管辽王年纪轻轻，但他已经相当熟悉边疆军事，屡立军功。纵然有关辽王的史料在经过朱棣“清洗”过的正史中留下不多了，但我们从朱元璋临终前的重托与新皇帝朱允炆上台后他的表现来看，辽王不仅是个忠臣孝子，而且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天才，如果没有后来的朱棣谋反事件和“靖难之役”，他很可能成为大明帝国北部边疆一员杰出的、忠实的军事统帅。（《明史·诸王二》卷117）。

第四类：对朱允炆帝位充满野心的无赖恶棍似的皇叔藩王

朱允炆皇叔中的第四类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比侄儿朱允炆大16岁的五皇叔周王朱，最小的是比侄儿朱允炆还小2岁的十八皇叔岷王朱楩和十九皇叔谷王朱橞，其中间分别有比侄儿朱允炆大11岁的七皇叔齐王朱榑和大3岁的十三皇叔代王朱桂及大1岁的十四皇叔肃王朱楧。尽管这些皇叔年龄跨度大，且各自又“特有个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品行不端，自恃皇子身份，胡作非为，并对大明未来君位充满了野心；但因他们的素养差，又没城府，所以先后都被一一收拾了。齐王朱榑没朱棣那样的阴谋家素质，想造反却被人告发了

齐王朱榑是朱元璋的第7个儿子，朱允炆的七皇叔，生母是达定妃，朱榑与八弟朱梓为同胞兄弟。至正二十六年（1366）生，洪武三年被封为齐王，但没有马上就藩，而与他的几个哥哥同被送往中都凤阳去进行军事训练与文化学习。洪武十五年，朱榑17虚岁，正式就藩青州（今山东益都）。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命令三子晋王朱和四子燕王朱棣率领大明军进攻塞外的元朝残余势力，让齐王朱榑率齐王府内的护卫将士及驻扎在山东的徐、邳的大明军作为增援力量，开拔到北部边疆前线，协同晋王朱和燕王朱棣作战，这是大明初期皇子藩王第一次群体合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年轻的皇子虽然平时不咋样，可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他们不要命似地冲杀，使得大明军最终获得了较大的胜利。第二年老爸朱元璋又命令齐王朱榑率护卫骑士出击开平一带的元朝残余，这是齐王朱榑第一次单独指挥军事战斗，老爸朱元璋想得周到，怕他出错，给他配了一员老将耿炳文，调发山东都司各卫的军士作为他的侧翼，协助他作战，结果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明史·诸王一》卷116）。

此后，齐王朱榑又几次率军出塞，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且都能取得胜利。军事功劳大了，朱榑开始沾沾自喜，目无法纪，恣意妄为。与同在北方边关取得重大胜利的四哥朱棣相比，齐王就没有他四哥那样沉得住气或者说老谋深算；相反他是凡事都写在脸上的那一种人，开心的时候不能自已，愤怒的时候就要胡来了，他性格中可能更多地遗传了他父亲朱元璋凶暴的基因吧，一旦发火了，不是打就是杀，因此做出许许多多违法犯罪的事情，要不是身份特殊，他的坟头上早就茅草几尺了。但皇子的事，一般人能忍则忍，一向“铁面无私”的皇帝朱元璋居然对这个儿子的态度出奇的宽容，既没把他关起来，也没去责罚他。这恐怕不仅仅是虎毒不食子的缘故，而是考虑到齐王在北方军事防务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老皇帝没有修理好这个恶棍似的儿子，朱允炆登基后，这个向来不知法纪为何物的衣冠禽兽似的皇叔当时36岁，比建文帝长11岁，属于长叔类，于是他就更加胆大包天了：你小皇帝算是什么东西？什么本事也没有，还不是我们这几个皇叔在北方边境上给你看着门，你才能当个太平的舒服皇帝，凭什么要老子给你卖命？老子也是高皇帝的龙种，也可以当皇帝啊！齐王越想越觉得自己与皇帝宝座的距离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于是开始干起了谋反的勾当。

齐王朱榑虽然是龙种，但实在不具备做政治家或阴谋家的“素质”，既没有城府，也不注意“团结”部下，让他们为自己造反当皇帝而卖命；相反他虐待手下人，异想天开地通过与燕王朱棣串通起来，密谋造反，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

建文初年，正当齐王沉醉于美妙的帝王梦境之中时，手下人将他的阴事秘密地报告了新天子朱允炆。建文帝下诏，把齐王朱榑召到京师南京，废为庶人，并将他与另一个阴谋造反的周王朱关在了一起，于是大明皇家狼群中咆哮得最为凶狠的两匹豺狼只得“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南京皇家监狱里，直到朱棣“靖难”成功时才被放出。（《明史·诸王一》卷116）。

山东齐王够坏的了，可在山西还有一个比齐王还要坏的朱元璋播下的“龙种”——代王朱桂。朱元璋“一夜情”的“杰作”？为非作歹于大同的恶棍、色狼——代王朱桂

代王朱桂是朱元璋的第13个儿子，朱允炆的十三皇叔，洪武七年生，生母是谁？按照《明史》上的记载，她应该是郭惠妃，但按照野史和民间传说所述，代王的生母是个妓女。我们在《大明帝国》系列之3《洪武帝卷下》中已经讲过了，在此不再唠叨。上述两种版本中究竟哪个对？换句话来说，代王到底自哪儿产出的？恐怕只有去问朱元璋自己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这“一夜情”不仅让他人爽了一回，而且还留下了一颗“好”种子。而朱皇帝似乎对这“一夜情”带出来的种子还蛮满意和蛮疼爱的。洪武十—年代王朱桂5岁时就被他风流老爸封为豫王，但没有马上就藩。洪武二十五年朱桂19岁时被改封为代王，并于当年正式就藩山西大同。

当时大明与元朝残余势力之间的战争时不时地还在进行，鉴于“南粮北运”的不易与艰辛，朱元璋下令代王朱桂在山西等地建立军队的卫所，实行军屯，以此来解决大明军饷北运的困难。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命20岁的代王朱桂率领代王府的护卫军士出塞，接受三哥晋王朱的指挥，共同打击蒙古。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时，25岁的代王朱桂已经是大明北方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统帅了。

朱桂个性上有三大特征：第一，极度风流。可能朱桂在这方面较多地遗传了他老爸朱元璋的德性——见到女人不论她是谁，想干就干；不过，他老爸见了美女还要讲点“政治原则”，可这个儿子朱桂见了女人就掉魂，连身边的女仆他也要给她们喷撒雨露，播点种子。由于代王妃是只母老虎，她对代王外出看得紧，于是代王朱桂只好来个“对内搞活”，从代王府的下人中找乐，尤其那些侍女，个个年轻，长得不一定漂亮，但这不耽误玩啊。开始时代王朱桂“偷腥”还不太为人所知，但时间一久，连他的老婆也看出来了。要说这代王的老婆还真有来头，她是中山王徐达的小女儿。徐达的大女儿嫁给了朱棣，即后来的仁孝文皇后，她十分贤淑；可徐达的这小女儿与姐姐恰恰相反，她相当泼辣、骄横，而且还是个醋坛子。这倒与她老公代王朱桂配得上一对狗男女，不过，这一对狗男女也有矛盾。朱桂吃了“窝边草”，可把徐达小女儿给气坏了，但她知道丈夫是什么东西，无赖、恶棍，找他是没得理可说的，她就拿代王府里被朱桂糟蹋过的那两个侍女出气，强迫她俩喝下油漆，她要看看现在成了哑巴的这两个小妖精还怎么能勾引她的丈夫啊。“最毒莫若妇人心”，这女人发起狠来还真厉害！母老虎发威了，无赖丈夫朱桂也拿她没辙。（《明史·诸王二》卷117）。

代王朱桂第二个特征是为人凶狠，下手残暴，尤其是他的下人与佣人，要是服侍不好，他不是打就是杀。正因为如此，代王周围的人常常是朝不保夕，惶惶不安。

代王朱桂的第三个特征是“特有经济头脑”，可能是他父亲朱元璋一夜情“应急发挥”所产生的特别效果，朱桂拥有相当的“超前意识”——金钱第一，他到处敛财。要是碰到不给的，他就打、砸、抢，甚至还杀人，看你们还有谁敢不给？所以说朱桂是个民愤极大的大坏蛋，是一匹充满血腥的豺狼。

建文帝登基那年，朱桂26岁，这个比侄儿建文帝大3岁的恶棍皇叔也开始蠢蠢欲动，密谋造反，但他没有他四哥朱棣那样善于伪装，加上平时任意胡为，积怨甚深。他刚想行动，有人就向建文朝廷密报，说代王朱桂图谋不轨。建文帝下诏，将这个为非作歹的十三皇叔废为庶人。（《明史·诸王二》卷117）。

朱棣“靖难”成功后，恶棍代王朱桂被“平反昭雪”，可没过几年他又干出了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当时的大明朝廷都为之侧目。

就在朱桂作恶山西大同的前后，其下面依序有个同父异母的十四弟叫朱楧，也在西北的兰州做出了许多违法犯罪的事情来了。大明西北边地迟后发威与咆哮的豺狼——肃王朱楧

肃王朱楧是朱元璋的第14个儿子，朱允炆的十四皇叔，洪武九年生，生母是郜氏。洪武十一年朱楧3虚岁时被封为汉王。洪武二十四年，16岁的朱楧接受父亲朱元璋的命令，奔赴山东临清与辽王、谷王、庆王、宁王、岷王一起练兵。洪武二十五年朱楧被改封为肃王。第二年，18岁的朱楧告别父母，就藩本应该到甘州，但因为陕西等地的各卫兵士没有来得及组织好，老爸朱元璋让他暂住在平凉。两年以后才正式就藩甘州，皇帝老爸朱元璋让朱楧总理陕西行都司下属的甘州五卫的军务。洪武三十年朱楧接到朱元璋的新命令：让他督军屯种军粮，一旦与北方蒙古之间发生战争，长兴侯耿炳文协助并听从朱楧的指挥。

洪武三十一年即老朱皇帝死的那一年，朱楧23岁，比当时的大明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大1岁，也许是年纪相近的人容易沟通的因素，也许是朱楧过去也没有什么过失的缘故吧，建文元年，朱楧向朝廷提出了将其藩邸内迁的要求，建文帝答应了，让他移居兰州。

但从后来朱楧的“表现”来看，这位肃王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为何事，肃王府有3个卫卒惹恼了肃王爷，结果被朱楧活活打死了；西域哈密因畏惧耀武扬威的大明军而主动示好，送来了良马等礼物，朱楧也居然一一“笑纳”了……虽然朱楧干的这些违法犯罪之事发生在强势皇帝朱棣当政时代，但我们换种思维来说事，如果不是朱棣谋反篡位，急骤赶走建文帝，文弱的书生皇帝继续当政下去的话，这位十四皇叔保不准要捅出更大的娄子来了，因此说朱楧是大明西北边地迟后发威与咆哮的皇家豺狼。（《明史·诸王二》卷117）。

朱楧作恶兰州，远在万里之外的云南却在这之前经受了朱元璋的另一个龙子——岷王朱楩的折磨。藩地在云南的岷王朱楩找不到北了

岷王朱楩是朱元璋的第18儿子，朱允炆的十八皇叔，洪武十二年生，生母周妃。洪武二十四年，13岁的朱楩被封为岷王，藩地在岷州。洪武二十八年，有人提出云南收归不久，好多地方还不怎么安定，需要有军队驻扎，最好由亲王去镇抚。朱元璋接受了建议，将十八皇子朱楩改封到了云南。

朱楩要到云南去当藩王，可那里还没有藩王府啊，有关衙门就向洪武朝廷请示，准备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朱楩在云南好好修造一个藩王宫殿；但朱元璋不同意，他下令叫朱楩暂住在棕亭，等过一段时间老百姓日子好过些了再开工营造。

朱楩性格可能遗传他老爸朱元璋凶残的一面比较多，与七皇兄朱榑、十三皇兄朱桂等更相似，凶狠残暴，横行不法。洪武三十一年老皇帝朱元璋驾崩后，这个比侄儿朱允炆还小2岁的皇叔突然间感觉好起来了，且好到了不能再好的地步——找不到自己了。他认为：当今的皇帝是他的侄儿，虽说做叔叔的还比他小2岁，但毕竟是他的叔叔啊！我是谁？老爸朱元璋的亲儿子，当今皇上的亲叔叔，这个新皇帝见了我，还得行晚辈之礼。朱楩越想越找不到北，于是更加大胆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他都敢干。

朱楩的种种不轨行为尽管都是在天高皇帝远的云南干出来的，但南京城里的建文帝还是知道得一清二楚。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沐英的二儿子）看到朱楩图谋不轨，就上奏建文帝，列举他所犯下的罪过。建文帝接到奏章后下令，将岷王朱楩召回南京，废为庶人，后迁徙漳州。靖难战争后，朱棣夺得了皇位，马上将建文帝囚禁的那些恶棍、无赖藩王给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爵号与封地。岷王朱楩回到了云南的藩邸，这下可更加骄横跋扈，无恶不作，当然这是后话。（《明史·诸王三》卷118，列传第6）。谷王朱橞为皇兄朱棣开城门，“开”没了建文江山

谷王朱橞是朱元璋的第19儿子，朱允炆的十九皇叔，洪武十二年生，生母是郭惠妃。洪武二十四年朱橞13岁时被封为谷王，但因年幼而没有马上就藩。直到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朱橞17虚岁时，才正式就藩宣府（今河北宣化）。宣府，就是古代的上谷郡，故而朱橞的藩王号为谷王。

谷王朱橞是朱元璋晚年分封到北方边关重镇中最为年少的一个皇子，皇帝老爸朱元璋驾崩那一年，他只有19周岁。这个比侄儿皇帝还要小2岁的叔叔似乎对当时的政治还不是太懂或者说不敏感，因而，从洪武到建文新老皇帝之间的交替，谷王朱橞的表现好像不怎么“突出”。建文元年，朱棣在北平发动“靖难”叛乱，其真实目的十分明确，要的就是大明的帝位。而此时距离北平并不太远、建藩于宣府的谷王朱橞听到朱棣叛乱的消息后，他的反应与他同在北方边关前线的几个哥哥不一样，可能是年纪较小和没有经历多少世面的缘故，他马上就放弃了自己的藩府，逃亡到京师南京去，向比他大2岁的侄儿皇帝朱允炆汇报了北方骤然急变的情势。建文帝见到这个小叔叔还算“忠诚”，于是将他留在了京城，委以重任。

谷王朱橞与辽王朱植是“靖难战争”爆发后唯独投奔建文帝的两个皇叔，但从朱橞来南京以后的“表现”来看，可以说是不尽如人意。这是客气话，客观地说，他对建文帝的江山社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朱棣“靖难军”逼近南京时，朱橞与李景隆急忙将坚如磐石的金川门打开。这金川门一开，可把建文帝的江山“开”没了。（《明史·诸王三》卷118，列传第6）这一点下面我们将要详细讲到的。马皇后管住五皇子朱的法宝：“御衣”和“御杖”

周王朱是朱元璋的第5个儿子，朱允炆的五皇叔，至正二十一年生，生母是碽妃。据野史与文人笔记所载，朱小时候十分顽皮，父亲朱元璋为他与其他皇子请了一位老师叫李希颜，那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老学究，做事一板一眼，他可不管教的学生是不是皇子，就一股子劲地从严要求。朱当时年小但鬼点子多，经常给老师李希颜捣蛋。

有一次，老师李希颜逮住了朱，盛怒之下用毛笔管戳破了朱的额头。朱“呜呜”地哭到皇帝老爸朱元璋那儿。朱元璋心疼地摸着儿子的额头，越想越火：你李希颜原来是一个乡角落里的穷书生，是我大明天子看得起你，才把你请到了皇宫里来教皇子，我可不是叫你来打我皇子的，真是胆大包天了。朱元璋马上要处置李希颜，一直在旁边的马皇后连忙劝住，她开导朱元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人家拿圣人之道来教育我们的儿子，而我们回过头来要对他发火？”经马皇后这么一说，朱元璋顿时火气消歇了，随即将李希颜升为左春坊右赞善。这时马皇后将朱叫到一边，狠狠地训斥道：“你身为皇子，理应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分忧。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下次你要是再搞什么鬼把戏、恶作剧的话，我绝不宽宥！”

尽管后来朱棣篡改的《明太祖实录》中，把马皇后说成是朱棣、朱的母亲，但其实不然，朱棣、朱的生母是碽妃，而马皇后是朱元璋的第一夫人，具有后宫的最高权威，皇子们没有见她不害怕的。这个朱经过马皇后的管教后来也就老实多了。

不过，查阅正史，上述故事的小主人公未被载明就是朱，而是某皇子。（《明史·李希颜传》卷137）。

朱的情况，正史是这样记载的：洪武三年10岁的朱被老爸朱元璋封为吴王。但因他年纪小，也就没定好吴王的藩地。洪武七年，有关衙门向朱元璋请示：是否将朱的吴王藩地定在杭州？朱元璋予以坚决的否定：“杭州是我大明帝国的财税重地，怎么能封给亲王作藩地？”就这样，一直拖到洪武十一年才定下来，考虑到朱元璋称帝前已称过吴王，于是干脆将朱改封为周王。同时朱元璋命令朱和他的哥哥燕王朱棣及弟弟楚王朱桢、齐王朱榑等前往老家凤阳去学习军事与文化。洪武十四年朱21岁时正式就藩河南开封，以开封的宋宫作为周王的藩王府。（《明史·诸王一》卷116）。

民间有句话，叫“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朱从小就不老实，现在要到开封去当地方上的藩王，从民间底层上来的马皇后十分担心这小子，怕他远离了父母以后就更要胡来了于是她叫人给赶制了一件“御衣”和一根“御杖”，命令宫中的江贵妃随同周王朱一同前往开封，马皇后向江贵妃交代清楚：“要是周王旧病复发，任意胡来，你就给我穿上这件‘御衣’，用这根‘御杖’代我狠狠地教训这个逆子！要是再不管用，你就上南京来告诉我，我来好好地修治他一番！”马皇后这样管制朱，朱到了开封以后还算老实。后来马皇后死了，朱少了一个管制他的人，老毛病就开始复发了。朱在开封8年待腻了，于是想到要“常回家看看”

洪武二十二年，已经在藩邸待了8年的朱可能是觉得在开封待腻了，不好玩了，想起了自己的老家凤阳乡下生活，于是就心血来潮地赶回了凤阳。朱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朱元璋精心制定的《祖训录》的有关条规——藩王未经皇帝的许可不得擅自离开他的藩地。朱元璋听到了周王朱又在“乱来”的消息后十分恼怒，决定要把朱迁徙到云南去，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朱皇帝放弃了这个念头，将他叫到南京来居住，至于开封周王府的事务就由周王朱的儿子朱有燉来处理。朱在南京住了两年多，可能老实些了，朱元璋才让他回到自己的藩地开封去。朱两个没想到：儿子会告发老子，文弱侄儿拿叔叔开刀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时，朱与他的四哥燕王朱棣处于40来岁的中年，他们俩的兄弟感情不同于跟其他的皇家兄弟，因为同是一个母亲碽妃所生，年龄又仅差1岁，不存在年龄代沟问题，且同在北方从事对蒙古的战争事务，自然双方的来往也就比较密切。朱棣在暗中密谋准备造反，而这个弟弟也没闲着，也有“异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王府内又发生了内讧，朱的二儿子朱有燑突然向建文朝廷告密，说他老爸朱正在密谋，打算与燕王、齐王、湘王等联合起来造反。（《明史·诸王一》卷116）。

这种突然的变局使得周王朱做梦也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一向文弱的书生侄儿在推行“削藩新政”时首先拿他开刀，这是后话了，我们将在第四章里详述。

总之，上述这类朱允炆的皇叔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周王后来改弦更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外，其他几个藩王都是在做尽坏事后被强势皇帝朱棣收拾了，不过这等事都发生在永乐年间。在此之前即从洪武转向建文的那个年代，这些藩王要么蠢蠢欲动，密谋造反；要么坏事做绝，恶贯满盈，让人一看便知其为大明帝国的危险分子。其实对于大明第二位君主朱允炆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这些坏蛋叔叔，而是那些具有天大野心又深藏不露的皇叔叔。

第五类：对朱允炆帝位具有最大威胁却深藏不露的皇叔藩王

这一类共有3人，其分别是湘王朱柏、宁王朱权和燕王朱棣，实际上他们是朱允炆帝位的最大的威胁者。因为城府极深，老皇帝当政时，他们表现为乖乖孩，好藩王，但皇帝老爸一躺下，这类皇子可来劲了，首先他们活动活动心眼，对南京城里的皇帝宝座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压根儿就没把侄儿皇帝朱允炆放在眼里，但他们不像上一类的诸藩王那样表现拙劣，行为乖戾或作恶多端，而是表现出极好的“涵养”，加上心机多，所以没有马上行动，而是采取“投石问路”的方法开始暗暗地叫板起侄儿皇帝，这类藩王中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朱允炆的十二皇叔湘王朱柏。皇帝老爸朱元璋一躺下，韬光养晦的“紫虚子”湘王朱柏终于按捺不住了

湘王朱柏是朱元璋第12儿子，朱允炆的十二皇叔，生母是胡顺妃，洪武四年生，洪武十一年朱柏8虚岁时被他老爸朱元璋封为湘王。洪武十八年朱柏15岁就藩，藩地在荆州。

在普遍尚武的大明初年皇家兄弟中，朱柏与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朱元璋的第11皇子朱椿倒是有点相似，他从小就胸怀大志，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常常勉励自己将来济世安民。为此，他极为勤奋好学，小小年纪经常读书读到深更半夜才上床休息。就藩荆州后，他在自己的湘王府里修了一座十分典雅的景元阁，招纳优秀的文人学士到那里，与他们在一起探究学问，校核、整理并刊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目的在于从中汲取治国安邦之经验。（《明史·诸王二》卷117）。

朱柏虽然与十一皇兄朱椿很相似，好学儒雅，重视文化；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朱柏与朱椿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朱椿似乎更加文弱一点，而朱柏则不然，他“膂力过人”，十八般武艺几乎样样精通，尤其擅长在马背上舞刀弄枪，还有百步穿杨的射箭好功夫，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朱柏是大明初年诸子藩王中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其本领绝对不亚于后来篡位上来的四皇兄朱棣，但他又不像朱棣那样尚武，难能可贵的是朱柏文武双全，这么有才的皇子藩王恐怕是在大明诸子藩王中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

据史料记载来看，在“文”方面，湘王朱柏不仅好交文人朋友，优待文人学士，收集与整理文化古籍，而且还表现为对读书极度的爱好，甚至可以说读书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嗜好，即使是上前线打仗，他还手不释卷。

洪武三十年五月，朱柏接受父皇朱元璋的谕令，协同六皇兄朱桢率师出击古州叛乱诸蛮。就在战斗前线，出入军营视察作战阵地时，朱柏还身背书囊，一遇闲暇就取出书来细心阅读，用今天话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书痴”。要知道，在战争前线，弓箭之类的远程武器是不长眼睛的，如果说昔日在湘王府里朱柏吟诗弄月、招揽文人骚客略有政治作秀之嫌的话，那么在战阵前沿，命悬一线之际，他还是这般好学恐怕不是装所能装得出来的。可惜他的好学并没有为自己“捞来政治好处”，老爸朱元璋似乎光注意到了“蜀秀才”朱椿而没有更多留意这个“湘秀才”。

朱柏常常探幽访古，每每遇到山水胜境就要驻足徘徊好几天，他喜欢阅读道家的书籍，向往道家远离尘世的清修生活，为此，他还自己取了一个“紫虚子”的道家法号。

从外表来看，文武双全的湘王朱柏如此之行为似乎表明他已跳出了六尘外，但这是假象，他在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从洪武转向建文，朱柏表现得十分平静，其实他的内心恰似翻江倒海似地折腾着。大约等了一年，也就是到了建文元年四月时，湘王朱柏终于憋不住了，先是伪造大明宝钞，见没人把他怎么的，他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了，手下有人劝他不要这样，湘王哪听得进去，一怒之下将那人杀了。而此时建文朝廷早已开始了“削藩”行动，湘王的不法行为很快就被建文朝廷侦查到，并受到了严厉的斥责。（【清】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卷4，丛书集成本）

就在这时，28岁的朱柏又卷入了一场政治大漩涡——朱棣密谋造反事件。建文帝登基即位后，燕王朱棣就很不买账，在暗中加紧策划，让周王朱、湘王朱柏等诸藩王跟他一起起来造反，燕王府还派出秘密使者前往荆州去，联络湘王朱柏，朱柏似乎未置可否。但不巧的是，这件事情被人知道了，有人向建文朝廷密报，说朱柏与朱棣相勾结，密谋造反。

建文帝随即派了官员到荆州来调查和审问，朱柏见到朝廷的调查员来了，立马意识到自己与燕王谋反事件脱不了干系了，再怎么说自己也说不清；而想要说清楚，就非得要让法司部门的官员“好好地”审问一番，朱柏受不了，他说：“我在洪武年间曾经见过那些被逮起来问罪的人，他们饱受法司官员的侮辱，我是高皇帝的亲骨肉，岂能忍受此等奇耻大辱！”打定主意，朱柏关上湘王府的大门，最终来了个“阖宫自焚”。

建文帝听到湘王自焚的消息后，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下令取消了湘王的藩号。朱棣当上皇帝前后，利用湘王之死大做文章，永乐年间他给十二皇弟朱柏的谥号为“湘献王”，并建了祠堂以祭祀。（《明史·诸王二》卷117）。

湘王之败原因很多，同为老皇帝的龙种血脉中的“佼佼者”对此还是心知肚明的，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盲动意味着在皇家帝位抢夺战中的自取灭亡，素有“善谋”之誉的宁王朱权和“胸怀大略”的燕王朱棣一直在暗中蛰伏着、算计着。不过“宁王善谋”却似乎是空有其名，因为他首先就被人算计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燕王善战，宁王善谋”，孰是孰非？

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17儿子，朱允炆的十七皇叔，洪武十一年生，生母是朱元璋的妃子杨氏。洪武二十四年朱权刚满14岁时就被封为宁王。过了两年，16岁的朱权离开了绿肥红瘦的南国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北方，正式就藩大宁（今辽宁锦州附近）。大宁位于喜峰口外，东连辽西，西连宣化，自古以来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在与朱权一起受封北部边疆的差不多都是同龄的藩王当中，比朱权大4岁的13皇子朱桂，被封在了大同；比朱权大2岁的14皇子朱楧被封在了甘州，他们都没有被安置在北方前线最为紧要的军事要塞上，而当时只有16岁的朱权及比他大1岁的15皇子朱植却被他们的皇帝老爸朱元璋分封在大宁和广宁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边关重镇，由此可见宁王朱权与辽王朱植在他们的皇帝老爸眼里不同于一般，想必其能力与天赋也是出众的。由于皇帝老爸朱元璋看重，史书记载，当时宁王朱权镇守大宁时，“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当然朱元璋给这个17皇子配置这样的军事武装绝不单单是他偏爱朱权，而是因为这个宁王朱权能力非凡。他依靠这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与其他藩王一起出塞打击蒙古，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当时在军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燕王善战，宁王善谋”（《明史·诸王二》卷117）。

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时，年仅21虚岁的宁王朱权已经是一员威风八面的军事统帅了。而新即位的皇帝朱允炆是自己的侄儿，从表象来看，这对宁王朱权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坏事，但问题是这个叔叔又比皇帝侄儿小1岁，这样尴尬的事实使得大明帝国在老皇帝朱元璋驾崩后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从宁王一生来看，他个人很有才气，具有军事天赋与战争谋略。20岁刚出头就是勇冠三军的军事统帅，又是龙种，他绝不是甘居于人下者，或许说，他极有可能是深藏不露的未来皇位争夺者。但不久爆发的“靖难”战争打碎了宁王的政治雄心之梦，由此也就改变了宁王的人生轨迹。

那么，这个改变宁王朱权人生轨迹的人究竟是谁？

燕王朱棣！“潜力股”朱棣——最有本事的阴谋家

据正史记载，燕王朱棣，至正二十年生，生母是马皇后，但实为碽妃。关于朱棣身世之谜，我们将在《大明帝国》系列之7《永乐帝卷上》里再作展开，这里仅简单地说说。朱棣不是马皇后所生，他在明朝高产皇帝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排行第四，在他的前面还有3个哥哥，即老大朱标太子，老二秦王朱樉，老三晋王朱，这三位仁兄不仅排行在前，而且他们还是“嫡出”，即正史所说的马皇后所生（但有人考证说，马皇后没生育过，3子皆由李淑妃所生，详见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这比庶出的朱棣占了很多的优势。那时的人们或许谁也不会预料到，在有这么多的“嫡出”皇兄的情形下，朱棣这么一个庶出皇子后来居然能当上大明帝国的天子。

洪武九年（1376），朱棣等皇子被送到中都凤阳去，跟随当时大明帝国顶尖军事将领徐达、傅友德等人学习军事，同时又让他们继续接受文化知识教育。但朱棣、朱樉、朱等皇家兄弟似乎对军事更着迷，这些本来就是要培养成守疆护土的军事统帅的诸子藩王们不负父皇朱元璋的厚望，几年之后个个都成为威风凛凛、独挡一方的年轻将帅。尤其是朱棣，可能是庶出的因素，他表现得十分低调，为人处世谨小慎微，一门心思提高自己的军事本领，与骄傲自大的诸王子相处，他总能让着、顺着，由此赢得了一生疑心重重的老皇帝朱元璋的认同与好感，大明皇家中起初并不为人注意的“潜力股”就此培育起来了。朱棣已经是藩王了，胸怀大志意味着什么？

洪武三年（1370年）乙丑日，明“太祖封建诸子，以燕旧京且近北虏择可以镇服者，遂以封上（指朱棣，笔者注）。（洪武）十三年三月壬寅之国。上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明太宗实录》卷1；《奉天靖难记》卷1）。明代官书的这段记载是说：朱棣相貌奇特英伟，有一对漂亮的八字胡。换句话来说，当年朱棣是个大帅哥。心理学研究表明，外表俊秀的人往往十分自信，朱棣当然也不会例外。而据流传下来的正史来看，朱棣的优势还不止于此，他智勇双全，胸怀远大志向与韬略（《明太宗实录》卷1）。问题是朱棣已经是藩王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比藩王更大的远大志向又将是什么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了。

以上这些说法基本上都是我们从朱棣后来当了皇帝以后清洗过的所谓的“正史”记载中得来的，换言之，这是站在朱棣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我们以价值中立的角度来看朱棣，那么他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历史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人们不希望或努力要消除的，但事实上恰恰又出现了。朱元璋费尽心机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地灭绝开国功臣，目的就是要把大明帝国的潜在危险消除到零状态。但自从他实行大分封的那一刻起，大明帝国就置身于一座随时都会引爆的火药库上，而这个燕王朱棣就是当时老皇帝朱元璋亲自埋下的最为危险、最为隐蔽的重磅炸弹。读到这里，有读者可能要问了，一生精明过人的朱元璋难道没有觉察到吗？“好弟弟”、“好儿子”、“好臣子”，又是军事家、政治家和阴谋家

没有！或者说朱元璋基本上没有觉察到。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朱元璋治国安邦的某些错误认知所导致的，即在他看来，欲使大明长治久安，就必须铲除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异姓功臣勋将，将大明江山全交给自己的亲骨肉；另外一方面由于朱棣个性中有着极深的城府，他善于伪装和作秀，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孝子贤臣”，忽悠了老辣又多疑的老皇帝朱元璋。不过，话得说回来，朱棣也确实是“有才”，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以后，在大明帝国优秀军事将帅徐达、傅友德等人的帮助下，朱棣与他的几位兄弟一起出色地守卫着大明的北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要数洪武二十三年对北元残余势力的军事战斗了。

为了肃清蒙古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在大明帝国建立之际就开始了北伐与“清沙漠”行动。（洪武四年五月乙亥日，朱元璋在“免两浙秋粮诏”中首次使用“北清沙漠”，见《明太祖实录》卷65）不过洪武前期的“清沙漠”行动都是由大明异姓开国功臣将帅主持的，但到了洪武中晚期以后，朱元璋逐渐地重用他的龙子藩王担当起“清沙漠”的军事统帅了。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下令由晋王朱和燕王朱棣节制并指挥大明北部边境的各路兵马，共同进攻元朝残余势力乃儿不花。那是农历三月份，“胡天三月仍飞雪”。朱棣他们冒着漫天大雪，出其不意地进军到乃儿不花的驻营地迤都山，给乃儿不花来了个措手不及，俘“获乃儿不花及其各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槖驼数千”（《明太宗实录》卷1）。朱元璋听到北方传来的捷报后，极为高兴地对群臣说：“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明太祖实录》卷201）。

据《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记载来看，朱棣这次北伐可谓是出尽风头，而向来也十分勇猛的三哥晋王朱却表现得十分胆怯。战后朱棣名声大噪，威风八面，由此引来了三哥晋王朱的妒忌。朱开始盯上了四弟，派人到北平去刺探燕王的言行，朱棣忍而不发。于是晋王朱更加猖狂了，有一次朱与朱棣同上京师南京去朝觐，气度狭小的朱肆意怒骂和侮辱了四弟朱棣，作为弟弟的朱棣居然十分大度，不与他哥哥一般见识，借口有病就一个人先回北平去了。但晋王还不罢休，竟然又派人到燕王府去窥视四弟朱棣的动静，并向老爸朱元璋打小报告，说燕王如何不好，但朱棣却始终不与三哥计较。（《明太宗实录》卷1）。

朱棣的“大度”更加表现出了天生帝王之才的“良好素质”，当然光有这种良好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上与当权的老皇帝保持高度的一致，或者说至少应该做皇帝“老爸”的“好儿子”、好臣子，而朱棣又全做到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朱棣听说了北平永清卫军屯的田地里生长出了“嘉禾”。所谓的嘉禾就是颗粒特别大一点的庄稼棵穗，在今天看来这是件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事情了，但在古时候那是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全靠皇帝治理天下好了才出现的这样的“瑞祥”，也只有地方上治理得好才会有这样的“天赐之物”。因此向皇帝进献“嘉禾”是件“双赢”的事情，朱棣岂能错过这种绝佳的自我表现的机会呢？为此，他叫人从地里采了8株嘉禾送到南京去，赶紧向皇帝“老爸”朱元璋报喜啊。果然，明皇宫内“群臣表贺，太祖大喜，为诗一章赐之”（《明太祖实录》卷240；【明】高岱：《鸿猷录·封国燕京》卷7）。

如此“光灿灿”的历史，表明了燕王朱棣是个“特有才”又有远大韬略的杰出的领袖级人物，更是一个重农爱民的好藩王和皇帝“老爸”朱元璋的“好儿子”、好臣子。

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尽管以《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为代表的所谓的“正史”已经过朱棣及其御用文人的全方位“清洗”，但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和旁证史料上看出真实的朱棣是如何做他的燕王的。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任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明军20万，出关进兵辽东，逼降东北地区北元残余势力纳哈出。军事胜利后，身为朱标太子妃的舅舅、明军将帅蓝玉居然莫名其妙地讨好起燕王朱棣来了，因为他知道燕王朱棣喜欢骑马驰骋，便将自己从纳哈出那里得到的一匹名马送给了燕王。谁知，就此惹恼了燕王，朱棣不仅没收了那匹名马，还狠狠地教育起蓝玉来了：“你身为大明的将军，难道不知战场上所俘获的就该交予朝廷，怎么能作为自己的物品私自送人呐，这难道是一个尊君孝父的臣子所应该做的吗？”据说蓝玉被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他与燕王之间结下了芥蒂。后来蓝玉就偷偷地跟太子朱标说：“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明太宗实录》卷1）。

一个屡次被高皇帝训斥而命悬地狱一线却又粗鲁得浑然不知的武夫，在朱棣及其御用文人的笔下顿时变成了一个细致入微之人，朱棣在正史上的蹩脚的作假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了。其实朱棣后来钦定的这些所谓“正史”无非是要向后世人们表白：被分封在北平的“战功赫赫”又胸怀大志的燕王朱棣不仅是一个宽宏大量、不与“妒忌成性”和“贪生怕死”的三皇兄朱一般见识的好弟弟，而且还是敢于向“太子党”人叫板的“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的好臣子。三个嫡出皇兄的突然薨世让庶出皇子朱棣兴奋不已？！

朱棣的韬光养晦之策略一直坚持到了洪武二十四、五年，从那时开始，由于一系列突发的事件的爆发，使得“雄才大略”的朱棣快要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了。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他的二皇兄朱樉犯错，被皇帝老爸朱元璋召回到京师南京，并且还被禁锢起来，后来由于太子朱标替弟弟朱樉求情，朱樉才得以重回自己的藩地。接着三皇兄朱也犯错了，私自离开藩地，跟着大哥朱标回南京，也被皇帝老爸好好地训斥了一番。这时，在朱元璋的这些比较年长的皇子藩王中大概就四子朱棣没出过错。朱棣政治表现中的第一步骤——成为皇帝“老爸”的“好儿子”做到了。

而接下来大明皇家发生的一系列的变故更使“雄才大略”的朱棣内心兴奋不已。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太子的突然病逝，第一次大大地激活了原本抑制在朱棣内心最深处的政治野心。据“正史”史料来看，朱标死后，朱元璋本来是要立朱棣为太子的，但由于老臣刘三吾的规谏而改主意了（《明太宗实录》卷1；《明史·刘三吾传》卷137）。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日，“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指朱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托。’翰林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长，可继承矣。’太祖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耳。’遂立允炆为皇太孙”（《明太宗实录》卷1）。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段史料的真假，但它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了，朱标之死给朱棣带来了走向大明帝国未来君主宝座的希望，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的发展到此还没有打住，洪武二十八年朱棣的二皇兄朱樉突然薨世，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也就是老皇帝朱元璋驾崩之前的三个月，朱棣的三皇兄朱又薨世了。至此，朱棣前面的3位嫡出兄长一个也不在了，而马皇后所生的皇子也就这3个，其余的皇子都是庶出。按照中国古代皇位继承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法则，如果没有已故的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继承皇位，那么朱棣已经是庶子当中的老大了，此等情势就更加刺激了朱棣那颗本来就不安分的心，使其兴奋不已。

不仅朱棣的非分之心随着3个皇兄戏剧般地依次谢世而被一次次地“激活”，而且连那个从小就不“本分”且还不太懂“政治”的朱棣同胞兄弟周王朱及其他皇子兄弟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周王更是迫不及待，他在暗中与燕王、齐王、湘王等相联合，打算相互呼应，密谋将侄儿皇帝朱允炆从大明帝国君主的位置上赶下去。

凡是看过《动物世界》的朋友都可以想象，此时的大明皇位争夺与保卫就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群凶残的土狼正在暗中蛰伏，随时准备掠杀那只无辜的羔羊。不容多说，我们现在讲的那只羔羊就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

皇家狼群中的“小羔羊”

朱允炆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朱标太子的第2个儿子。虽然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很早就被朱元璋立为了皇位继承人，但在这位皇位继承人的儿子当中朱允炆不是长子，朱允炆前面原来还有个哥哥叫朱雄英，所以按正常的皇位继承程序来说，应该是朱标继承朱元璋的皇位，朱雄英继承朱标的皇位，而位居朱家长房老二的朱允炆是没有机会继承皇位的。

但大明帝国初期的皇家这段历史颇为奇怪，朱家的特征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是“长房不旺偏房旺”。更为令人好奇的是，朱元璋的长房后代子孙越是小辈越是比他的父辈“走得快”。先是朱标的长子朱雄英生下来后没活几年就死了，走在了朱标的前头，接着朱标又走在朱元璋的前头。如此的“天灾”变局使得算计了一生的雄主朱元璋实在措手不及，也使得本来很有可能在皇家大院内以探究学问来度过自己一生的文弱书生朱允炆一下子从历史的后台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太子“二奶”生的“半边月亮”

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1377）十月，母亲是太子朱标的“二奶”。朱标原有正妻即太子妃常遇春女儿常氏，这个常氏就是朱标的长子、朱元璋的长孙朱雄英的母亲。而朱允炆的母亲吕氏是后来官为太常寺卿吕本的女儿，这个吕氏最初“嫁给”太子朱标时是地地道道的“二奶”，当时称之为“宫人”，因此说朱允炆也是庶出而不是嫡出，实际上与朱棣等人身份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朱允炆刚出生时很不受人重视，生下来一年多后才有名字。也就是在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太子妃常氏薨世后，朱允炆母亲吕氏由宫人升格为太子妃，这时皇爷爷朱元璋才想起自己的皇太子还生有一个皇孙，于是赐名为朱允炆。朱允炆6岁时，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朱雄英死了，16岁时他的父亲朱标薨世，因此说朱允炆的早年也很不幸。（【清】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卷4，丛书集成本）

朱允炆之所以一出生就没受重视，除了母亲地位低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据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骨歪得很厉害，整个头型看上去像个弯弯的月亮。皇爷爷朱元璋看到孙子这番模样就很不喜欢，曾经一边轻轻地抚摸着朱允炆的头，一边叫他为“半边月亮”。老朱皇帝十分迷信，总担心这个孙子将来不得善终。（【明】黄瑜：《双槐岁钞·咏初月》卷2，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35-36；【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国朝》卷78；【清】褚人获纂：《坚瓠三集·半边月》卷1）

但长相并不太雅的朱允炆却天性文弱、孝顺。洪武二十三年他14岁时，父亲朱标身上长了一个大大的疖子，疼痛难忍。（朱允炆）“侍侧含泪抚摩，昼夜不暂离”（【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何炳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P14，以下略；《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本纪第4）。即讲朱允炆不分白天黑夜地侍候在父亲朱标病榻前，不离一步。最终朱标病好了，朱允炆自己反倒骨瘦如柴。皇爷爷朱元璋看到这样的一对父子，颇有感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

朱允炆还有一个优点：人很聪明，喜欢读书。史书是这样说朱允炆的：“少聪慧慈仁，性至孝，好读书。侍宴命题赋诗立就，太祖深爱之（【清】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卷4，丛书集成本）。

洪武二十四年，即朱允炆15岁那年，刚好是皇爷爷朱元璋60岁大寿，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忙着准备给皇帝朱元璋送一份像样的寿礼，朱允炆不慌不忙地将自己平日的嗜好用上了，他挑选了几百枚精妙绝伦的南京雨花石，将它们拼凑起来，镶嵌成了“万寿无疆”等几个遒劲有力、流光溢彩的大字，作为一份特殊的寿礼送给皇爷爷朱元璋，顿时受到满朝文武的啧啧称赞，也赢得了皇爷爷朱元璋的好感。自此以后，朱元璋对朱允炆更是刮目相看。

然而，迷信十足的朱元璋心目中的那个死结还没打开——总担心这个长相不雅的皇孙没有好结局，于是就用对诗的方式来预测一下他的未来。

有一天晚上，在明皇宫里朱允炆和他的父亲朱标正侍立在朱元璋的身边，朱元璋抬头望见一轮新月高挂天空，顿时来了灵感，就以新月为题材，要求朱允炆与他的父亲朱标各赋诗一首。据说，朱标的诗是这样：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明】梁亿：《遵闻录》）虽然不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朱标刚吟完诗，朱允炆接上来了：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明】黄瑜：《双槐岁钞·咏初月》卷2，中华书局1999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年12月第1版，P35-36；【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国朝》卷78；【清】褚人获纂《坚瓠三集·半边月》卷1）

如果纯粹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讲，朱标、朱允炆父子俩的“答诗”称得上是才思敏捷，但缺乏蓬勃的活力，更别提那气吞山河的帝王之气了，尤其那“不得团圆”、“影落江湖”之语在迷信十足的朱元璋看来那是不吉之兆，所以他听后就一直闷闷不乐。（【明】吕毖：《明朝小史·建文纪·蛟龙不敢吞》卷3；【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清】褚人获纂：《坚瓠三集·半边月》卷1）

现在我们没有更多的史料来考证到这段类似谶语式的对诗是真还是假。但不争的事实是后来朱标走在他父亲朱元璋的前头，那是一场意外的“天灾”，而朱允炆的不幸结局却不是自己的错，完全是他那个魔鬼般凶残的四皇叔朱棣制造的。如果要从根本上来讲，那是将皇位传给他的皇爷爷一手种下的苦果。若要说朱允炆有错的话，那也是他“仁弱”的性格所“招惹”的。

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要问：为什么强势皇帝、铁腕雄主朱元璋竟然会找了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朱允炆来继承皇位？

“国本”立了25年，可最终回到了原点

其实，朱元璋在大明开国之时就已经考虑好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了。他吸取了历史上皇位继承的经验教训，洪武元年，在大明开国那天朱元璋就宣布了朱标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他在给朱标太子的册文里是这样说的：“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田野，与群雄角逐，戡定祸乱，就功于多难之际，今基业已成，命尔标为皇太子……尔生王宫为首嗣，天意所属，兹正位东宫，其敬天惟谨，且抚军监国，尔之职也；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尚慎戒之”（《明太祖实录》卷29上）。

正因为将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看作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以朱元璋极为重视对朱标太子的文化素养与道德品质教育。他在南京明皇宫里建了大本堂，收集天下古今图书典籍，延聘了宋濂、刘基、李希颜等名儒学士充作朱标太子的老师，挑选德才兼备之士给朱标作伴读。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即有意识地让朱标开始参与国政，并跟他这样说道：“人君治天下，日有万机，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苟无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明太祖实录》卷113）。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又向皇太子朱标发出这样的谕旨：“人君之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长保天位者，未之有也……尔等当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业”（《明太祖实录》卷208）。

同年八月，朱元璋命朱标巡抚陕西，据说是为了考察未来都城迁移的事宜。朱标不负父皇之厚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临回来时向父皇朱元璋进献了陕西地图。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朱元璋将朱标当作了永保大明基业的接班人，而朱标尽管与父亲朱元璋在个性方面的差异很大，治政也有着很多的意见分歧，但不可否认，他还是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皇位继承者。

但后来的历史却与皇帝朱元璋开了天大的玩笑。就在从陕西一路风尘仆仆赶回南京之际，本来就身子骨单薄的朱标偶感风寒，病倒了。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39岁的朱标太子带着他父亲无限的厚望，撇下朱允炆等五、六个尚未成年的儿女，驾鹤西去。后葬于明孝陵之东，谥号懿文。（《明太祖实录》卷220）这对一心欲使大明帝国稳如磐石和长治久安的老爸朱元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朱标死了，苦心经营了二十五年的大明“国本”没了，老皇帝朱元璋面临着重新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问题又回复到二十五年以前的原点上了。

中国历代皇位继承的“游戏规则”

当时的朱元璋必须面对的皇位继承的“游戏规则”有三个：

第一，兄终弟及法。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两代较多实行的是这种王位继承法。这种君位继承法的优点是长君主政，从表象来看似乎可以避免幼主继位所带来的权臣弄政和外戚干政的祸乱，但实际上这种君位继承法也是麻烦多多。当了皇帝以后的兄长一般都不大愿意将自己的君位传给兄弟，总要千方百计地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引发了皇位继承的争夺战。所以自西周以后，中国历代君位继承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兄终弟及法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有着很多的反复，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他的弟弟赵光义之间的皇位传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宋建立以后没多久，宋太祖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生了一场病，病得很厉害。作为儿子赵匡胤亲自以汤药侍奉着母亲，不离左右。由于赵匡胤等人细心的照料，或许是看到儿子的孝顺而心理上得到更多的宽慰，后来杜太后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她马上宣召宋朝开国重臣赵普进宫去接受懿命，并且问起了侍候在身边的宋太祖赵匡胤：“皇儿啊，你可知你为什么能取得天下，当上皇帝呀？”赵匡胤回答说：“全仗我们赵家祖上和您太后的恩德！”杜太后不以为然，她说：“你说得不对。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后周国君周世宗柴荣将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要是当初他有成年的皇位继承人继位的话，你怎么能有现在这样的权位呢！所以说，你百年以后，应当将皇位传给你弟弟光义，光义百年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你们的小弟弟光美，而光美之后再传给你的儿子德昭。天下博大宽广，如果册立了年长的君主，那才是国家社稷之福啊！”赵匡胤痛哭流涕地说：“儿怎么敢不听母后的教悔啊！”杜太后又回过头来对赵普说：“你给我一同记住我的话，不准违背！”赵普就在杜太后的病榻前写下了誓书，并在誓书的末尾署上了“臣普记”，接着就将誓书藏在金匮里，命令宫中言行严谨缜密的宫人认真掌管着。（【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金匮之盟》卷10）

开宝九年冬十月，宋太祖赵匡胤得了一场病，壬午那天夜里，他下诏让弟弟赵光义进宫，想交代一下后事，但左右近侍都不得在边上旁听。这时，有人远远看见烛光底下晋王赵光义忽儿离席站起来，好像是在向哥哥作谦逊避让的举动。赵匡胤手持柱斧砍在地上，大声说道：“你好自为之！”不多一会儿，宋太祖赵匡胤驾崩，这时已是四更天了（将天亮）。赵匡胤的正妻宋皇后见到赵光义在宫中，她极度惊讶，但又马上反应过来，跟小叔子赵光义说：“我们母子身家性命全掌握在您手中啦！”赵光义哭着说：“我们共保富贵，皇嫂千万不要有什么担心啊！”（【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金匮之盟》卷10）

有关赵匡胤与赵光义之间的帝位交替在历史上存在着很多说法，我们不去一一赘述，但宋初这段历史中的兄终弟及所隐藏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赵光义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再也没有将帝位传给他的弟弟赵光美。但赵光义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可没有公然违背祖制，而是弟弟赵光美后来自己“不争气”，弄出了谋反这等“十恶不赦”的“罪孽”来，赵光义自然而然地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宋代的这段兄终弟及皇位继承的经验教训在后继的元朝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元朝的帝位继承极度混乱，元朝国祚短暂尽管原因很多，但皇位继承的失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对此朱元璋是极为清楚的。大明建国前后，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参酌唐宋”或“悉仿唐宋之制”（《明太祖实录》卷36下；《明太祖实录》卷64；《明太祖实录》卷74；《明太祖实录》卷85；《明太祖实录》卷106；《明太祖实录》卷226）。因此说，聪明过人的朱元璋应该是不会选择这种兄终弟及继承制的。

洪武晚年朱标太子突然薨世，朱元璋痛不欲生，一生勤政的他居然有六七天不理朝政。有大臣出来为国分忧，提出让二皇子朱樉或三皇子朱继位，但都被朱元璋一一否定了。

第二，立爱立贤法。这种皇位继承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很多的先例，最为有名的要算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威逼李斯立了先帝秦始皇的“爱子”胡亥为帝；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废了太子杨勇而立了“爱子”杨广为太子。这种以先帝所爱而立为皇位继承者，实际上是无规则可言，相对随意性很大，且最为关键的是极有可能引发老皇帝死后的皇位争夺战或皇族内讧、权臣干政与外戚专权。

这里顺便多说一下“立贤”，所谓的“立贤”，这个“贤”也是以先帝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的，中国历史上充满理性的好皇帝很少，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由此可以说，所谓的“立贤”，用今天话来说就是“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因此说，在很大程度上来看，所谓的“立贤”实际上是等同于“立爱”，它的祸害也绝对不亚于“立爱”。

对于立爱立贤的皇位继承法，尽管人们都知道它的危害性，但奇怪的是历史上这种先帝立爱立贤的事情还真是不绝如缕，而且有趣的一个历史现象是，这些立爱立贤的先帝都是一些很有作为、很杰出的帝王，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如此，隋文帝也是如此。

蹊跷的是，聪明一生、精明过人的朱元璋曾经也动过立爱立贤的念头。据“正史”记载，朱标太子死后，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在大臣的劝解下，稍稍镇定了一下情绪，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是这样记载的：

就在朱标太子死后的第三天，朱元璋在明皇宫的东角门召集朝中重臣，讨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朕老了，太子朱标不幸西去，我们大明遭此厄运，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啊。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个国家要是有年长的皇位继承人的话，那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啊。’朕第四子燕王朱棣贤明仁厚，英勇威猛，雄才大略，他很像朕，朕想立他为太子，诸位爱卿认为如何？”朱元璋刚讲完，翰林学士刘三吾马上应对说：“陛下所言极是，但是陛下要是立了燕王为太子，那么将燕王前面的2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放在什么位置了？”朱元璋无法回答老臣刘三吾所提的问题，于是又伤心地大哭起来了，重立太子的事情就此打住。（《明太祖实录》卷217，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

从洪武君臣的这段对话来看，刘三吾的潜台词是在说，皇帝您要是跳过老二、老三而立了老四为太子，这将隐伏了巨大的麻烦与危险啊！朱元璋是个聪明人，他当然听懂了老臣刘三吾的弦外之音，最终放弃了“立爱”的念头，不得不采用最为普遍和“保险”的君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

第三，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晚出现的君位继承法，它的确立最早是在西周，后来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应用得比较普遍。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嫡长子继承制具有相对“价值中立”的“游戏规则”。兄终弟及法很容易导致占据皇位者不愿再将皇位传给兄弟而要传给自己儿子的局面，由此隐伏了皇族内讧的祸根；立爱和立贤法更是弊端百出，什么是“孝子贤臣”？会拍马屁就行，君主的眼睛只有两只，君主的耳朵也只有两只，因此“立贤”很难不偏，“立爱”那就更是一无是处了。而嫡长子继承法基本上可以克服上述两种皇位继承制之弊端。

所谓嫡长子是指皇帝正妻所生的长子。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全是按照人们设想的那样，嫡长子继承制也有一定的风险：首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那就是嫡长子“先走”了——老皇帝没死，老皇帝的皇太子倒先死了，这时应该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皇位，如果这个嫡长子的嫡长子也死了，那就按正妻所生的儿子长幼顺序以其最长的儿子来继承，明朝初期朱元璋、朱标、朱雄英、朱允炆之间的皇位继承关系就是这样的；其次，皇帝正妻不育的风险。这里既有皇帝得了不育症的原因，也有皇帝因为漂亮“妹妹”太多纵欲过度导致不育的原因，还有皇帝“种了庄稼却颗粒无收”或“不种庄稼”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有较多皇帝对由父母等长辈指定的正妻即皇后不感兴趣，或没有激情，或者有了激情却当了回“杨白劳”，龙种就是迟迟不见由皇后产出，这时就要考虑由妃子们或者宫女们所产的皇子来继承皇位了。明万历帝的皇位继承人明光宗就是宫女所生的。

但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皇帝不像西方中世纪的皇帝那样可怜，信奉基督教，坚持一夫一妻制，而是坚信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子嗣传承观念，所以一般皇帝都是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生出了可能多得连皇帝自己都记不住他们名字的龙子龙孙，要在这么多龙种中寻找皇位继承者，那必须得有法则，否则很有可能诱发龙种们骨肉相残。为此，古代中国人设计出了在立嫡无望的情况下立庶长子的规则，就是在妃子或者叫小老婆们所生的孩子中立最长的儿子继承皇位。这种皇位继承法则的优点在于“客观性”——看谁最早来到这个世上。因此相对前两类的皇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基本上可以杜绝皇位继承所引发的危机或祸害，故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遍实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朝每代都能很好地照此执行，恰恰相反，真正做好这种皇位继承制的皇帝与朝代并不太多，但它确实是家国一体化的传统社会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皇位继承法了。所以一般来说，最为安全的储君方法应该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为确保大明帝国万无一失地和平过渡而作出了理性的选择。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标太子的突然薨世，明故宫里顿时哭声一片，朱元璋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数日之后他的头发、胡须全都花白了。朱元璋悲痛的不仅仅是自己老年丧子，而且还隐含了他对大明江山社稷未来的担忧。后来他多次召集群臣，讨论大明国事，在考虑皇位继承时，先后否定“兄终弟及法”和“立爱立贤法”，最终选定了“嫡长子继承法”，这是他听从了老臣刘三吾的“皇孙世嫡承统，礼也”之建议后做出的决定。该年的九月朱元璋正式册立了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明史·刘三吾传》卷137）。对于仍然选择嫡长子储君法，朱元璋是这般说道的：“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明】大岳山人撰：《建文皇帝遗迹》）。

虽说皇太孙朱允炆年少，缺少为政经验，但可以慢慢培养么。这是朱元璋明智又无奈的选择，但绝不是一种错误的决策，至少说在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的。对此，明代嘉靖年间的文人高岱曾经这样剖析朱元璋的无奈心态：“所以欲易储而不果，盖亦有甚难处者于其间。何也？创业之主，其所为即后世之所程法。况继体垂统，大事也，祖训著有定制，岂容所行之不符也？盖欲易储者，所以贻一世之安；而终不易者，所以定万代之法。是故有权衡轻重其间，而又况有秦晋二王在，尤难处也（【明】高岱：《鸿猷录·封国燕京》卷7）。

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大明皇位继承者

从确保大明帝国长治久安出发，朱元璋最后坚决地选择了朱允炆作为帝国皇位继承人。清人撰修《明史》时是这样描述朱允炆的：“（建文）帝生颖慧好学，性至孝。”朱允炆聪明，且“忠君、孝父、友弟”。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的父亲、太子朱标染病卧床，当时朱允炆只有16虚岁，但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本分，精心护理父亲，任劳任怨。后来父亲死了，朱允炆“恸哭哀慕，事事如礼，水浆不入口者五日”（【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18）。同样沉浸于悲痛之中的皇帝爷爷朱元璋实在不忍心看到孙子这般悲伤，将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弄得骨瘦如柴，几乎见不着他原来的影子了，于是劝慰道：“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18；【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1，P786）

听了皇爷爷的话，朱允炆这才吃了点粥，但他向皇爷爷提出了自己要为父亲朱标服丧3年的想法，当场就被朱元璋否定了。不过朱允炆在以后的3年守孝期间确实做到了“三不”：不饮酒吃肉，不闻乐观舞，不碰自己宫中的“妹妹”，完全按照先儒制定的礼法行事。有人看不下去，劝他不要这样做，朱允炆回答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他是说，丧服可以按照礼俗的规矩到时候脱了，但父子之间的亲情却时不时地使我沉浸于对父亲的怀念之中。

朱允炆不仅对君对父尽忠尽孝，而且还努力做到儒家礼仪规制中的“仁明孝友”和“兄友弟恭”。父亲朱标死后，年仅16岁的朱允炆主动地将3个弟弟接到东宫里，亲自抚育他们，白天跟他们一块儿吃饭，晚上跟他们一块儿睡觉，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一天老皇帝朱元璋突然到东宫来看朱允炆，发现四兄弟全在朱允炆的东宫里头，当时他就随口来了一句：“兄弟相怀本一身。”朱允炆回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看到此、听到此，朱元璋还有什么不放心和不高兴的呢，于是他大大地夸奖了朱允炆一番。（【明】吕毖：《明朝小史·建文纪·祖孙继体》卷3；【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18；【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1，P786）

有朋友看到上述这段史料后可能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朱允炆这样“忠君孝父友弟”会不会是政治上作秀呢？我认为，不是的。恰恰相反，它说明了朱允炆的慈仁与文弱。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一个16虚岁的孩子死了一个也是文文气气的父亲，留下3个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朱允炆肯定比谁都要悲痛。自古道“无情最是帝王家”，朱允炆父亲没了，帝王家可能的变数与劫难随时都会降临，如果父亲在，做儿子的多少有个靠；现在父亲不在了，他心里当然是极其难受了；如果说朱允炆会作秀，我认为这就太抬举了这个迂腐的书生。要是朱允炆这么小的年纪真懂得政治权谋的话，那么5年之后在他登上大明帝国大位时定会不失时机地一个一个地好好收拾他的潜在敌人——藩王叔叔；相反他迂腐透顶，到了四叔朱棣谋反旗帜公开打出时，他还告诉北伐的将士：“千万不要伤了我的叔叔！”再说要是真是朱允炆作秀，精明、老辣又猜忌成性的朱元璋不会不做出一些反应，反而后来让他当上了皇位继承人？朱元璋大声责问朱棣：“何为打皇太孙？”

事实上朱允炆的文弱与迂腐，朱元璋还是心知肚明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在经过近半年的犹豫和反复斟酌后，朱元璋终于拿定主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即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九月十三日这一天是册立皇太孙的大典，听到上朝的鼓声，诸子藩王都早早地来到了明皇宫，站立在奉天殿的两侧。唯独燕王朱棣姗姗来迟，且径直走到了皇太孙朱允炆的身旁，用手重重地拍打了侄儿的后背，并说：“不意儿乃有今日！”（“小子唉，真没想到你还有今天这样的福分！”）这时坐在金銮殿上的老皇帝朱元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大声责问：“何为打皇太孙？”（“老四，你小子怎么这般无礼，竟然在大殿上打我的皇太孙！”）这时朱允炆赶紧出来给四皇叔朱棣解围，说：“臣叔父爱臣故耳！”（“皇爷爷，不是四叔打我，他是喜欢我”）（【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24）。

朱元璋向来对国法家规极其重视，对儿孙的管教也不放松，他当殿厉声斥责朱棣：“你难道不懂礼法与忌讳吗？来人啊，给我将他关起来！”数日后，被关的朱棣老实多了。朱元璋怒气也消了些，最终下令放了朱棣。不过有人考证出来说，朱棣没被父亲当场处置，而是被臭骂了一通，他吓坏了，连夜从地下涵洞溜出南京城（今南京城有古燕王河为证），然后偷偷地渡过长江，一路落荒而逃，直奔北平。

从这段历史故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朱允炆个性的仁弱，明明自己被朱棣打了还要帮四叔辩解。这倒不是朱允炆自贱，因为在他的眼里叔叔爱侄儿是天经地义，也是孔圣人所教导的，哪有那么多的“不仁不孝”，所以做侄儿的自己首先要表示出晚辈对长辈的“孝”和“敬”。但还有人说，这是朱允炆故意演戏给人看的。是吗？我们不妨看看，当时朱允炆只有16虚岁，他要是那么厉害，那就后来不至于败得那么没名气；要是朱允炆那么有心计，这次朱棣在朱元璋面前挑衅侄儿岂不是朱允炆收拾朱棣的一个好机会？！事实恰恰相反，朱允炆没多大的心机，最终才落得个亡命天涯的悲惨命运。

我们不妨再看一例：《建文年谱》载：“上（指朱元璋）不豫，多暴怒，遭谴戮者甚众。太孙（指朱允炆）入侍必恭承颜色。服药则亲尝以进。去后则亲扶以起，唾壶溺器，靡不手提以献，而愉色婉容蔼然可掬。太祖气亦渐平，多所全宥。当更深夜分，侍御酣寝呼无不应，应无不起，盖终夕未尝交睫。太孙体素丰，至是积劳骨立矣（【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26）。

朱元璋本身就脾气不好，晚年更为乖戾，尤其是临终前常因病暴怒不已，弄得明皇宫里服侍他的人时不时地获罪遭戮。见此境况，朱允炆于心不忍，主动地承担起料理皇爷爷朱元璋的一切生活之重任。朱元璋要吃药，朱允炆先自己尝一尝；朱元璋要如厕，朱允炆亲手扶着；朱元璋要吐痰，朱允炆马上就提唾壶……即使是深更半夜人们进入梦乡之时，老皇帝朱元璋一有言语，朱允炆闻声即起，并和颜悦色地上前侍候。如此这般，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周围的许多人也因此保住了生命。（【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明】谈迁：《国榷·洪武三十一年》卷11，P787）

朱允炆的这等行为是作秀吗？不可能，也没这个必要讨好下人。恰恰相反，这进一步地证实了朱允炆仁厚的品性。

一个人个性仁厚，当然受欢迎，但在政治场可就不行。因为仁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文弱和任人主宰，在政治斗争中则意味着失败。

有这样的父亲，居然叫人抬一箱白森森尸骨给儿子看

事实上朱允炆的文弱性格很大程度上是遗传了他父亲朱标太子。对此，老皇帝朱元璋是深有感触的。

宋濂是朱标太子的老师，在近20年的大明官宦生涯中他兢兢业业，谨小慎微，颇得朱元璋的赞赏，老朱皇帝曾这么评价宋濂的：“‘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明史·宋濂传》卷128，列传第16）。

就这么一个比君子还要完美的贤人在晚年一不小心出错了。洪武十年68岁的宋濂主动提出退休，皇帝朱元璋亲自设宴予以饯行，并令宋濂孙子宋慎一路护送爷爷归老家乡。宋濂大为感动，临走前一再伏地叩首谢恩，还颤颤巍巍地说道：“谢主隆恩，老朽在世时日不多，不过只要还活着，每年圣节（皇帝的生日）老夫必将前来朝见陛下，祝福万岁！”宋濂说到做到，归老后每年都能践约，皇帝朱元璋由此对他更是充满了爱怜之意。洪武十三年大明爆发了“胡惟庸谋反案”，本来就胆小怕事的宋濂顿时被吓坏了，最终就连当年自己的承诺也不敢去兑现。这下可惹得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大为不快，他马上将在朝中当官的宋濂儿子中书舍人宋璲、孙子殿廷仪礼司序班宋慎找来问问看，宋老先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宋璲和宋慎回答说：老爷子身子骨大不如以前，只恐怕是有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了。朱元璋听后没信，总怀疑宋家是否与“胡惟庸谋反案”有关，也怀疑宋老先生今年故意不来南京朝见。想到这些，他立即派遣锦衣卫上浙江金华去，偷偷观察宋老先生在干什么。不看不要紧，一看才气呐，宋老先生好得很！这下朱皇帝怒火万丈，宋家一门三代都在欺骗圣上，这还了得，难怪有人讲宋濂长孙宋慎是“胡党分子”，看来一点也不假。于是老朱皇帝下达敕令，缉拿宋慎等“胡党分子”。这下整个宋家可倒大霉了，宋慎等被杀不用说了，老先生宋濂也不能幸免。（《明太祖实录》卷110；《明史·宋濂传》卷128，列传第16）。

宋濂被逮到南京后，他的好学生、仁慈的朱标太子听说后顿时慌了神，他紧忙赶赴父皇朱元璋的办公地，边哭边为老师宋濂求情，他说：“儿臣愚戆，也无其他牵肠挂肚的老师，现在听说宋先生家出事了，恳请父皇哀矜，饶了宋先生吧！”朱元璋正怒火中烧，哪听得进朱标的劝谏，他冲着皇太子咆哮道：“等你当了天子后再来宽宥他吧！”朱标见到这般情势，不知如何是好，刚好旁边上有水池子，一气之下，“噗通”一声，就投水自尽。左右侍卫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呆了，有反应快的侍卫顾不上脱衣服，赶紧跳入水池中，去救那朱标太子。

朱标被救起了，但皇帝朱元璋的火气还没消，不过方向转变了，他下令对刚刚跳入水中救太子的人进行登记，凡是不脱衣帽鞋子跳入水中者升官三级，而脱了衣帽鞋子再跳入水中的拉出去斩首！老朱皇帝边下令还边嘟嘟囔囔着：“太子掉入水里了，等你们脱好了衣服、鞋子再去救，还不把他给淹死了！”（【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皇家父子之间的观点冲突，传到了后宫，可急坏了后宫第一人马皇后。那天马皇后在为朱元璋准备晚餐时全部换上了素食。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朱元璋眨巴眼睛望着马皇后：“这是干什么呀？吃斋念佛似的……”马皇后一脸铁青似地，没好声好气地回答：“听说宋先生被连坐，要开刀问斩了，臣妾没办法为这位大明皇家先生做点什么，只能吃吃素食，为他送行祝福了！”朱元璋顿悟，下令宽宥宋濂死罪，改为谪居茂州。（【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朱标不仅对自己的老师很仁爱，而且对其他人包括犯罪人的处置都比较宽厚，尤其是见到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使得成千上万无辜之人人头落地，他实在看不下去，经常竭力劝谏：“陛下杀人过多，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一听就来气，想想这个皇太子实在是太“不争气”、太不领情，于是就吩咐手下人到外面去弄了一根荆条，把它扔在地上，回头叫皇太子朱标去把它捡起来。荆条上到处都是刺，朱标见了大为惊讶：这叫我怎么拿呀？此时朱元璋颇为得意又十分诡秘地冲着儿子这般说道：“你怕荆条上的刺了吧？不好拿了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这些荆条上的刺都给去了。这样一来，你不就好拿了！我杀的那些尽是天底下奸险恶徒，把他们一一清除掉了，将来你当大明之主不就稳妥了！”令老朱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话音刚落，朱标立马予以反驳：“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句话的意思是，上面有怎样的皇帝，下面就有怎样的臣民。这下可把老朱皇帝给惹得暴怒起来了，他拿起椅子就砸了过去。朱标躲闪及时，没被砸着，趁机溜了。（【明】徐祯卿：《翦胜野闻》）；（【明】吕毖：《明朝小史·洪武纪》卷一）

其实朱标活着的时候，与父亲朱元璋之间的意见分歧时常会发生。据说为了将儿子朱标的性格由文弱改变成果断、刚毅，朱元璋想尽了办法，曾经叫人将一箱白森森尸骨抬进了明皇宫，故意在朱标面前晃悠，当时就把朱标吓得魂飞魄散。（【明】徐祯卿：《翦胜野闻》；【明】吕毖：《明朝小史·洪武纪》卷1）这事正史上没载，是否属实尚须考证，但朱标性格文弱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的这种性格还具有极大的遗传性。对此，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的。

在朱允炆被立为皇位继承人后的某天，朱允炆、朱棣与朱元璋等同在禁中看打猎，有马从前面飞驰而过。朱元璋兴致盎然，出句让在场的朱棣、朱允炆叔侄对诗：“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回对：“雨打羊毛一片毡。”朱棣对句：“日照龙鳞万点金。”从对诗角度来看，朱允炆与朱棣都算对得工整，但从气魄上来看，朱允炆的对句远远比不上朱棣，显得相当之文弱。“太祖览之不悦，以其口气非吉兆也（【明】郎瑛：《七修类稿上·国事类》卷9；【明】吕毖：《明朝小史·建文纪·雨打羊毛》卷3；【清】褚人获纂《坚瓠三集·半边月》卷1）。

不知是谶语还是巧合，朱允炆不仅自己在与皇祖、皇叔的对对子里面以绵羊作为主题来回对，而且在不久以后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在大明帝国的皇家狼群里他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只软弱的皇家羔羊。

皇家“小羔羊”的警觉与自救对策的寻找

朱允炆个性文弱，并且有点迂，但决不呆。事实上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16岁时他被立为皇位继承人的那天，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叔叔朱棣打了。当时年少的朱允炆本能地按照圣人的教诲来处理眼前的“突发事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书人的迂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明白了一些道理。既然四皇叔朱棣竟敢在皇爷爷面前藐视自己，那么背地里的事就更不好说了。朱允炆十分清楚《祖训录》虽然规定诸藩王府“准设三护卫”，“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明史·诸王传序》卷116）。但实际上他们拥有更大的军事权，如对敌作战需要，就连驻扎在地方上的帝国军队也要听从地方藩王的节制和调遣，这十几号藩王个个都拥兵自重，舞刀弄枪，耀武扬威，不说别的，见了就会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然而，朱允炆的个性本质上是文弱的，即使他有想法，也不会去告诉皇爷爷，否则就将自己置身于“不忠不孝”的境地。要知道这些地方藩王哪个不是皇爷爷的亲生骨肉、宝贝疙瘩，儒家先贤不是教导咱们要以“亲亲”为尚、为宗。因此说以朱允炆这样“性至孝”的性格，他是绝不可能在垂垂老矣的皇爷爷面前提出什么让人心堵的“想法”来。但他可懂事了，也开始警觉了。明皇宫里的黄龙与白龙

皇太孙在警觉，皇爷爷似乎对于晚年的局势也开始有所警觉。据说晚年朱元璋特别容易做梦，有一天晚上他梦到了这样一个情景：有一条白龙和一条黄龙邂逅了，但他们见面后很不客气，马上就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打到了明皇宫的大殿上，鏖战了好久，最终白龙抵挡不住，蝘蜒于地，而黄龙却得胜腾飞而去。（【明】郎瑛：《七修类稿上·国事类》卷12；【明】大岳山人撰：《建文皇帝遗迹》）

朱元璋被梦中的情景惊醒了，看看时间尚早，还没到上朝的时候，他就坐起来等了，但脑子里不停地想，这到底隐含了什么意思？还没想出什么头绪来，宫中太监已经走到跟前，对他说：“皇上，早朝时辰已到！”朱元璋赶紧穿衣戴帽，来到明皇宫的奉天殿临朝。他刚一坐下去就觉得眼前不对劲，燕王朱棣居然站在皇太孙朱允炆的左前方。按照明代的规制，左为上、为大，朱允炆虽说是朱棣的侄儿，但那是朱家家里的辈分，而在朝堂上则应以官方规制为准。朱允炆为皇太孙，是朱元璋帝位的接班人，其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朱棣即使是叔叔，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还是朱允炆的臣下，怎么能站到了皇太孙朱允炆的上方、左边呢？很显然他压根儿没把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元璋“读懂”这里的奥妙，马上下令将朱棣撵出明皇宫。（【明】大岳山人撰：《建文皇帝遗迹》）

据说这件事给了朱元璋很大的惊醒，他的儿子尤其是老四朱棣有野心，为防患于未然，洪武二十八年（1395）闰九月，他“于是重定《祖训录》，名为《皇明祖训》，其目仍旧，而更其箴戒章为《祖训首章》，上（指朱元璋，笔者注）以是编之，作将垂之万世，命大书揭于右顺门内西南廊下，朝夕谛览，斟酌损益，久而后定。既而遣使，召诸王至京，谕以量减禄米之故，且以《皇明祖训》赐之。”（《明太祖实录》卷242），并重定“诸王见东宫礼”，“诸王来朝具冕服见天子，毕次见东宫，已有定仪，其叙家人礼，王及东宫俱常服引。礼官请王由文华殿东门入至后殿，王西向坐，东宫东面。赞礼官赞四拜，王坐受相见礼，毕叙坐，则东宫正中南面，诸王列于东西”（《明太祖实录》卷246）。它强调“诸王来朝冕服见天子，次见东宫，先坐受拜，次叙家礼。坐则正中，诸王侍”。这就进一步强化诸子藩王做臣子的本分。（【清】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卷4，丛书集成本）

在做完了这些努力后，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朱元璋颇为得意地跟皇太孙朱允炆说了：“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忧，贻汝以安。”就是说：“我已经把边疆防御的重任交给你的那些藩王叔叔们，你可以太太平平地做个无忧天子了！”谁知皇爷爷朱元璋的话刚讲完，皇太孙朱允炆就反问起来了：“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就是说：“边疆上不太平的事情由我的皇叔叔们去解决；要是诸位藩王叔叔不安分，有了非分之心和非分举动，那又能派谁去摆平呢？”（【明】尹守衡：《明史窃·革除记》卷3）

朱元璋没想到皇太孙竟然会提出这样尖锐且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他沉默了一阵子，接着就反问皇太孙朱允炆：“汝意何如？”（“那以你的意思呢？”）朱允炆回答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如不可，则削其封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允炆讲了四步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步，以德义来感化藩王们的非分之心，以礼法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二步，如果上述的方法不起作用，那么就削了他们的封地；第三步，如果上述的方法再不行的话，那就废了他们的封爵；最后一步，如果前面这些做了都不管用，那就只有兴兵讨伐了。朱元璋听完后说：“是也，无以易此矣！”（“是啊，再没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了。”）（【明】尹守衡：《明史窃·革除记》卷3）

有人认为，从朱元璋与朱允炆祖孙两人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昔日朱允炆的那副文弱相至此荡然无存了。但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其实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很复杂，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朱允炆的角度来看，再软弱性格的人也会对皇叔们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作出一些本能性的反应。尤其是以燕王为首的十来个北方藩王叔叔拥兵自重，内地的好几个皇叔横行不法。如此情势，整个大明皇家就如同养了一群恶狼，朱明皇家危矣！

洪武三十一年：“非常时”；大明帝国：“三道坎”

就在皇家皇族危机四伏之际，大明帝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考验——洪武三十一年（农历戊寅年）的“三道坎”。先是开春后的不久，朱元璋的三皇子朱死了，过了3个月老皇帝朱元璋病重与驾崩，大明帝国临时作了一些补救性的调整与安排，接着就是少帝朱允炆登基与诸皇叔藩王临丧。那么大明君臣上下是如何面对这不期而至的“三道坎”？

大明藩王情势的重大转折：从诸藩并列到一王独尊

我们先讲洪武三十一年大明帝国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晋王朱之死与一王独尊。

经过多年的北方战争后，藩王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最强、资格最老的就要数晋王朱和燕王朱棣了，但晋王与燕王之间老是不睦，两个实力最强的藩王之间的不睦与诸王并存的局面会制约着他们各自的行动，自然也就减少了他们对大明皇权的威胁。然而随着洪武三十一年的新春到来，朱元璋对分封制所能带来的仅有的这个美梦被一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击得粉碎。

这年三月，朱元璋的三儿子晋王朱因病突然薨世，原本一直与燕王较劲并制约着燕王的晋王没了，大明藩王整体情势从晋燕较劲制衡、诸王并存顿时变成了一王独尊的格局。当时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的老皇帝朱元璋似乎没有马上感觉到这种情形所隐含的巨大危机，大明君臣对于这个洪武三十一年的第一道坎的悄悄来到，压根儿就没有真正意识到，更没有把它当回事（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56）。

迟到的第六感觉与补救性的调整

这大明第一道坎没过好，第二道坎又悄然而至了——老皇帝朱元璋病重时的安排。

朱元璋年轻时生活无着，四处流浪，属于“漂流一族”，别人“漂”久了很可能把自己身体都给搞垮了，可朱元璋却“漂”出了一身的好身板，在明朝列帝中他是最为长寿的一个。虽然朱元璋很幸运，赶上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施展了自己的才能，成就了一代伟业；但其实他也很不幸，命运多舛，少年没了爹妈，中年失去爱妻，晚年连连失子，先是朱标太子，接着是二儿子朱樉，临到他死之前3个月，三儿子朱又抢先走了。因此说晚年朱元璋极为孤独与痛苦，尤其是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从山西传来三子朱薨世的消息使得本来就心力交瘁的老朱皇帝悲痛欲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再次折磨了垂垂老矣的洪武皇帝，他终于病了。

病中的朱元璋尽管已经年逾古稀，但他脑子似乎还算清楚。据说人到了老的时候往往会想得特别多。朱元璋想起了贤惠的马皇后，想起了仁慈的朱标太子，他老泪纵横；想起了自己的十几个已经基本都成年的儿子，他心里有一丝丝的安慰，因为他们都已经分封就藩，保家卫国，大明边陲安矣；想起了大明的未来，看到眼前这位天天侍奉自己的“仁孝”又文弱的皇太孙，他的内心深处顿时泛起了阵阵不安。这皇太孙过于文弱了，前几年在朝堂上被他四叔打了还不敢直说，要说这老四还真是个人物，对，朱元璋想起了，老四朱棣胆子还挺大的。

洪武二十八年，朝鲜使臣来我大明朝贡，路过北平，老四朱棣跟使臣说：“听说你们朝鲜的马特别好，你们国王为什么不送我良马？”使臣立即明白，这是四皇爷向他们要马啊。他回去后赶紧向他们的朝鲜国王汇报了这件事。当时，朝鲜是大明的属国，面对大国和强国，朝鲜君臣很知趣，马上挑选出好马，还特地配了一副漂亮的马鞍，一起送给燕王朱棣。

再说朱棣从朝鲜人手中索要到了好马后，那心里美得没法说，但转而又想到了“父皇”制定的那些规矩的严厉和他的那些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的锦衣卫刺探本领的高超，燕王朱棣感到害怕了，他想了好一阵，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去“坦白”。朱元璋听到这事后极为恼火，将他臭骂了一通：“朝鲜王何得私交？”并告诫他下不为例。（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上编卷1，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册，P133）。

自从“索马事件”以后朱棣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大过失了，但会不会是伪装的？他既然敢当着我的面打皇太孙，又在背着我的时候向别人索要那么贵重的礼物，可见老四的胆子够大的，会不会还有一些他干的我所不知道的越轨事情？或者……朱元璋一生疑心病就特重，他回顾过去，由此联想到现在的大明局势，尤其是北部边防的军事部署，他似乎已经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第六感觉告诉他必须这么做，于是他就发出了两份敕书，可能当时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份敕书竟然成为朱元璋留给边关守将的两份“遗嘱”。

600年来天大的“秘密”被揭开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日朱元璋给武定侯郭英的敕文，据明朝正史《明实录》记载是这样的：“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孽末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候（堠），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提备。一切号令悉听燕（辽）王节制”（《明太祖实录》卷257）。

但明史专家黄彰健先生将郭英后代郭良编的《毓庆勋懿集》中洪武三十一年戊午日朱元璋给郭英的敕文原文与上述这份正史中记载的敕文进行比对，发现正史所载的敕文中的“燕王”应该改为“辽王”。600年来天大的“秘密”首次被揭开，朱元璋临终前压根儿就没将大明北方军事要务托付给燕王，恰恰相反，他在防着朱棣。朱元璋是这么说的：“朕打下大明江山以后，北虏远逃历时已久。但他们的残余势力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所以说我们不能不防啊。现在我命你为总兵官，都督刘真、宋晟为副总兵，你要把我给你的敕书命令给辽王看，他自然就会明白一切。在辽东的朝廷军队和在辽东的藩王府护卫军除了一部分守城外，其余的都要挑选精锐将士，统领好了就随从辽王开往开平北部地区，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屯兵驻守，以作好跟北虏的战斗。一切号令都要听从辽王指挥与节制”（参见黄彰健著《明清史研究丛稿》一书中的《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一文）。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五月戊午日当天朱元璋又给都督杨文发了敕文，《明实录》记载如下：“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拣精锐马步军士随燕（辽）王往开平提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燕（辽）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毋贰心而有疑志也”（《明太祖实录》卷257）。

台湾学者朱鸿先生经过研究，认为上述这份朱元璋给杨文的敕文也极有可能被朱棣篡改了。真实的敕文可能是这样的，朱元璋跟杨文说：“兵法上讲，对上不能有二心，对敌不能怀疑自己的意志。作为将帅你可不能不知这些道理啊。我的儿子燕王在北平，北平是我们大明通往北方的门户。今天我命你为总兵官，前往北平去参赞燕王，以驻扎在北平的朝廷军队和燕、谷、宁三个藩王府的护卫兵合在一起，挑选精锐步兵和骑兵跟随辽王开拔到开平，做好御敌的准备。一切号令都听从辽王，你等奉行就是了。凡大小官军全部听辽王节制，千万要谨慎，不要对我的这个命令有什么怀疑或别的想法”（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

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要问了：朱元璋大病期间为什么要发出这两份敕文？朱棣后来为什么要篡改这两份敕文？如此还原历史真相有依据吗？

朱棣必须篡改两份“遗嘱”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朱元璋大病期间为什么要发出这两份敕文？

因为在朱元璋临终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冥冥之中产生了第六感觉：老四朱棣生下来就是一个谜（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7《永乐帝卷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有的时候是靠第六感觉来预感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更何况朱元璋的这个第六感觉还是很有依据的：先前在大明朝堂上朱棣拍打皇太孙朱允炆；在皇家叔侄祖三代对对子时朱棣就曾以龙为题材——说明他极有野心；朱棣与三哥朱的明争暗斗也能说明问题，……如果老四朱棣真是那么坦坦然，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呢？更有老四朱棣军事上很有一套，原本老三朱就很能打仗，可到了老四面前似乎成了小学生……一生以权力斗争为业的老年朱元璋慢慢地想到这些事情。据说将死之人老会想着往日的每件事或每个人，大概这是心理上的回光返照吧。但可惜朱元璋已经太老了，更可惜的是他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太晚了，当发出这两份敕文后没几天，他就去找他的朱标太子去了。

朱元璋临终前发出的这两份敕文到了朱棣篡位上来后必须要改，原因是：“老爸”朱元璋压根儿就没给朱棣什么遗书，也没有授权他燕王节制北方边务，而是他自编自导自演出来的一出闹剧。因此，在正统社会人们的视野里，朱棣是个地地道道的乱臣贼子，其行为是对传统社会纲常的肆意践踏与亵渎，那要遭万世唾骂的，所以上台后的朱棣必须要篡改敕文。

事实上从朱元璋临终两个月内的公文来往与所做的事情来看，“英雄”了一辈子的朱元璋在临近生命终点之时，还是对大明帝国的未来充满了极大的担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巩固大明帝国边疆安全角度来讲，少不了诸子藩王；而从帝国君位的稳固来看，又不能让藩王们的实力太过于强大，最好能够相互制约。原本实力最强的晋王与燕王相互看着，而现在晋王没了，燕王独尊，更何况燕王深不可测，这是很大的危险。臣下们权力失衡对于君主来说，是极度不安全的。那么靠谁去制约足智多谋或言城府极深、诡计多端的燕王呢？

朱元璋一生“所爱”与北方边疆军事托付

朱元璋自然会想到最为自己信任的亲信郭英与杨文，尤其郭英是明初洪武年间被分封的57侯中被朱元璋杀剩的两个侯爷中的一个（另一个是长兴侯耿炳文，下面章节有专述）。

郭英是大明初年受封为巩昌侯的郭兴的弟弟。1355年18岁的郭英和他的哥哥一起投奔了朱元璋。朱元璋十分喜欢他，叫他入值警卫宿帐，视之为亲信，并亲切地喊他“郭四”。后来郭英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屡立战功。

大明建国前夕，郭英曾跟随徐达等人，扫荡张士诚的苏北根据地；大明开国后，他又跟随徐达、常遇春等人进行北伐，立下了许多战功。洪武三年即1370年初，大明军再次北伐时，郭英作为部将，跟随大将军徐达远征甘肃定西，大败元朝残余察罕脑儿。郭英因此受到了朱元璋的表扬，被提升为河南都指挥使（相当于河南省军区司令）。（《明史·郭英传》卷130）。

郭英有个妹妹郭宁妃是朱元璋很喜欢的一个妃子。现在皇帝妹夫叫舅子到河南去主持那里的军事工作，虽然说河南不是与北方蒙古交战的前线阵地，但也属于交战的边缘地带，皇妃妹妹少不了要与哥哥好好道个别。一向抠门的妹夫皇帝朱元璋居然叫郭宁妃从皇宫中拿出20锭黄金送给郭英，且还赏赐了20匹战马。由此可见郭英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之高的。而郭英也没有辜负皇帝妹夫和皇妃妹妹的厚望，他在河南招徕流民，强化法纪，恢复生产，使得河南迅速地安定下来。五、六年后，朱元璋又将郭英调往北平去工作。洪武十三年，将他晋升为前军都督府佥事。

洪武十四年，郭英跟随颍川侯傅友德远征云南，克服水土不服和炎热天气等种种困难，终于攻占曲靖，降服大理，将云南归入了大明帝国的版图。由此，洪武十七年郭英被封为武定侯，食禄二千五百石。第二年郭英被朱元璋加以靖海将军，镇守辽东。洪武二十年，他协助大将军冯胜出击关外元朝的残余纳哈出，逼迫纳哈出投降，郭英再次被朱元璋晋升为征虏右副将军；蓝玉追击北元军，远征到捕鱼儿海，打败了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郭英也参与了这次远征军事战斗，立有战功。回来时为朱元璋所厚赏，之后受命回家乡休养。但在第二年又被妹夫朱元璋召回入京，在南京明皇宫上班，统领京师卫戍部队，负责皇帝朱元璋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了朱元璋对郭英极度的信任。（《明史·郭英传》卷130）。

洪武三十一年，老将耿炳文出任征西将军，郭英为征西副将军，率军西征，平定高福兴叛乱。就在郭英他们凯旋回京后不久，御史裴承祖上奏皇帝朱元璋，弹劾郭英，说他私养家奴150多人，又杀害无辜男女5人。但一向执法严厉的朱元璋居然对此不闻不问。接着，佥都御史（可能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助理或副部长）张春等官员还坚持不断地上奏，朱元璋实在拖不过去，只好将这个案件交给朝中大臣讨论，大家讨论下来一致认为郭英有罪，然而皇帝朱元璋最后竟然还是宽宥了郭英的罪行。

郭英之所以被朱元璋如此优渥，《明史》说：“（郭）英孝友，通书史，行师有纪律，以忠谨见亲于太祖。又以宁妃故，恩宠尤渥，诸功臣莫敢望焉”（《明史·郭英传》卷130）。

由此可见郭英为老皇帝的一生“所爱”，或言他是朱元璋最为宠信的功臣勋将。所以说朱元璋临终前将牵肠挂肚的北方事务托付于这个忠实的舅子也完全合乎情理。

郭英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是辽王朱植的岳父。辽王朱植品行端正，敦厚孝顺，又“习军旅，屡树军功”（《明史·诸王二》卷117），是一位理想又忠实的北方军事统帅，再加上杨文也是个忠臣，北方的事务交予这三个忠臣孝子，顺便让他们暗中看住燕王，岂不一举两得？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但朱元璋的临终这招实际上是一场徒劳，他既疏漏了对燕王的全方位的制约，又高估了郭英、朱植和杨文的能力，尤其是杨文在后来的靖难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由此可以说，朱元璋在解决藩王问题上的最后努力基本上都是“白劳”了。

如果上苍再给朱元璋的生命一段时间，或许他会较好地解决这个大明帝国皇家的第一大难题，或许他根本就没办法解决。但事实是，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71岁的朱元璋终于病倒在床，并且再也没有起来过。就这样，洪武三十一年大明帝国第二道坎在稀里糊涂中给绕开了，接着又在全国上下一片悲痛之中迎来了第三道坎——朱元璋的临终托孤和朱允炆登基。（《明太祖实录》卷257；【清】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卷4，丛书集成本；【清】夏燮：《明通鉴·惠帝建文元年》卷12，纪12）。

朱元璋临终托孤与“大灰狼”急速“奔丧”

事实上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再次病倒时，可能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了，于是他就开始对后事作了交代，他对大明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临终托孤：“燕王不可不虑！”

朱元璋最不放心的就是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能不能平安地登上并坐稳大明帝国天子之位，继承乃祖的未竟之业，使得大明江山长治久安。而此时的朱允炆早就哭成泪人了，自从朱元璋病倒后，朱允炆就一直侍奉在皇爷爷的身边，到朱元璋临终时，他已经是“形至骨立”，即瘦得只剩下一身骨头了。朱元璋看了实在心疼，他也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为这个文弱的皇太孙充当保护伞了，有些事干脆就向他挑明，反正这个皇太孙“性至孝”，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的，只有这样，大明潜在的危机才可能化解，于是他气若游丝地跟朱允炆说：“燕王不可不虑！”（【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0，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783）

但朱元璋还是感到不保险，于是又将自己最为喜爱的女婿——宁国公主的夫婿梅殷叫到了御床前，嘱咐道：“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朱元璋是说：“贤婿，你为人处世忠信老成，我现在将皇太孙托付给你。”接着他将早已准备好的遗诏，一边交给女婿梅殷，一边颤巍巍地说：“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明】李贽：《续藏书·梅殷传》卷5；《明史·宁国公主传附梅殷传》卷121）

当时在场一起受顾命的朝中大臣还有兵部侍郎齐泰等人。（【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0，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783；【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27）

明太祖遗诏

朱元璋的遗诏是这样写的：“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生民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有意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智，好善恶恶，过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佑，以福吾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帝勿异。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0，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783；【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卷15；《明史·太祖本纪三》卷3和万历《大明会典》等略有些不同，上文据《国榷》版校对）

遗诏至少透露出四个重要的信息或者说是朱元璋魂牵梦绕的关注点：

第一，皇太孙是我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大臣们，大家听好了，你们一定要对皇太孙“同心辅佑”。

第二，诸子藩王就在就藩地遥祭，不要上京师南京来奔丧。

第三，各藩所在地的文武官吏一律听从朝廷节制与调遣，只有藩王府的护卫军听命于各自的藩王。

第四，“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含义多多，但最为核心要表达的是，藩王除了拥有自己的护卫军外，不得染指其他，中央朝廷才是全国惟一合法的最高的权威。实际上这是朱元璋对自己执政三十一年政治“疏漏”进行“一网打尽”式的补救。

换句话，朱元璋是在说：全国的臣民们，我的那些皇家龙种小子们，你们全听好了，如今即位的朱允炆为核心的中央朝廷才是全国惟一合法的权力中心。

朱元璋终于走了，去跟他的贤妻马皇后与爱子朱标等一起作伴了，他给大明帝国留下了一群虎视眈眈的皇家狼群和一只文弱的羔羊。这些皇家狼群披着“为父奔丧”的外衣，想从藩邸奔赴京师南京来，无奈老皇帝有遗诏“止诸王会葬”，“诸王怒”但又不好发作，只有来自北方的特别凶险的又胆大的大灰狼——朱棣，他可管不了这些了。（【清】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卷4，丛书集成本；【清】夏燮：《明通鉴·惠帝建文元年》卷12，纪12）

一只从北方来的大灰狼

正当建文帝在南京城里为他的皇爷爷大办丧事之时，从北方来的那匹特别凶险的大灰狼，他似乎闻到了大明皇家里有着一股特殊的气息。其实那是他早已熟悉的侄儿——文弱的小羔羊朱允炆所散发出来的，招惹得他按捺不住内心的骚动，他要来皇家内院看看，探个究竟，这就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朱棣奔丧”。

据后来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日，“上（指朱元璋）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渐剧，乃焚香祝天曰：‘寿年久近国祚短长子孙贤否？惟简在帝心，为生民福。’即遣中使持符召今上还京，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即还。上不之知也，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闻雨降，喜形于色，遂崩。寿七十一，遗命丧葬仪物，一以俭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无所改，天下臣民出临三日，皆释服无妨嫁娶”（《明太祖实录》卷257）。《明太宗实录》也载：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太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明太宗实录》卷1）。

上述记载中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老皇帝在临终前似乎要将大明江山交给老四朱棣，他曾派了宦官到北平去召燕王进京，但朱棣走到今天江苏淮安时被朱允炆手下的人挡住了，而病危中的朱元璋并不知道朱允炆等人在捣鬼，他急切地催问身边的人：“老四来了吗？”其他的什么也不说。（《明太祖实录》卷257；《明太宗实录》卷1）。

看到这样的史料，人们往往以为朱允炆在搞宫廷政变，事实上朱元璋是有遗嘱——朱元璋一死，朱允炆就将皇爷爷的遗嘱公之于天下，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那四点；其核心一句话就是老皇帝传位给的不是老四朱棣，而是朱棣极度藐视的侄儿建文帝，朱棣的作假无非是要为他的篡位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朱棣钦定的“正史”中所说的燕王奔丧南下时被朱允炆手下的人挡了回去这档子事？

有。因为朱棣钦定的“正史”时不时地作假，使得人们很难相信其真实性了，所以我们只能寻找别的史料。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军一人自辽东逃来，本国人也，属东宁卫，以辽东役烦逃还。言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如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定宗恭靖王李曔实录》上编卷1，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第1册，P150）。《李朝实录》中讲，有个军队里的朝鲜士兵因为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役而自中国的辽东逃回了朝鲜，这个士兵回朝鲜后对人说，燕王朱棣想去祭奠高皇帝朱元璋，他带了军队上南京，但新登基的皇帝朱允炆只许燕王一个人进南京城，不许他的部队一起进去。燕王不干了，父亲也不祭了，带了他的人马就回北平去。

一个外国人应该是不会受中国政治的太多的影响，所以，从情理上来讲，这段记载也应该是真实的；换句话来说，朱棣南下奔丧还真有其事，不过这个朱棣带了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赴南京，这倒不像是去奔丧的，让人一看就可能认为他是去衅事的。所以新皇帝朱允炆不答应他这样做，要他单骑入城，这是很在理的，更有合法的依据，那就是老皇帝遗诏中有言“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说实在的，朱棣要是真的心中只有对“父亲”的一片悲痛与思念的话，他断然不可能到了京师附近了而不进南京城里去拜祭。所以说，朱棣这个被人们一向称颂的伟大的政治家本质上是何等之虚伪——他一直自称是“老爸”朱元璋的“好儿子”。

对于这段历史，《建文皇帝遗迹》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太祖高皇帝崩，遗命燕王不许渡江进香，除朝廷大事，许令藩臣赍表，毋得擅自离国。时诸王子皆得赴京奔丧吊泣，惟王中途闻此而止。王大怒，欲令进舟，见江口设兵以阻，遂不果。道衍进曰：‘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治命，反为不孝也？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王深然其意，遂返国（【明】大岳山人撰：《建文皇帝遗迹》）。

这是讲老皇帝朱元璋死时确实留下遗命，不许燕王等藩王渡过长江到南京城里进香祭奠，除非朝廷有大事，才允许藩王府的臣僚带了藩王的奏折上进给朝廷，而藩王本人不得擅自离开藩地。但老皇帝朱元璋一死，各地藩王的儿子们纷纷奔向南京，前去祭奠高皇帝朱元璋，哭声响彻南京城。走在奔丧途中的朱棣听到南京城里的这等事以后就不再往前赶路了，他在发火，要想让他的军队一同开进南京城。但在江北的长江口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朝廷水军官兵把守着各个口子，朱棣根本没法叫他的军队再前进了。这时，军师道衍和尚开始劝解朱棣：“大王您正因为拥有了一片至孝之心才奔走到了这个长江边，为什么现在要违背父亲的遗命，干出不孝的事情？我倒希望大王您马上回去，积蓄力量，养成龙虎之威，来日风云际会之时，殿下您只要振臂高呼，这长江就可被您军队将士用的马鞭所填满了。何必要计较今天这件小小事情的得失！”朱棣听后，觉得道衍说得不错，马上就带了军队回去了。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所谓朱元璋死后的“燕王奔丧”，实际上折射出这样几个信息：

第一，朱棣在朱元璋临终之前已经微微露出了点大灰狼的尾巴，但不明显，不严重，否则的话，很可能就给他的“老爸”朱元璋收拾了。而他“老爸”临终前的那些针对他及北方边务的决策到底隐含了什么？朝中有没有这方面的秘密，他要来探探，所以乘着老爸死的机会来试测一下风向，以便调整好他的“雄才大略”。

第二，朱棣奔丧是名，刺察京城防务和觊觎皇室帝位是实。若是真要哀悼“老爸”的话，朱棣岂有到了京师附近还不入城去祭奠之理？军队进不去，朱棣可以进去，即使大行皇帝留下遗命要藩王们在藩邸遥祭，但既然来了南京，新皇帝朱允炆是“仁明孝友”之人，很讲道理，总不会不让叔叔来尽尽孝么，但就是燕王的事多，一定要带军队一起进去祭奠。由此只能说明当时朱棣心很虚或言心术极不正。

第三，从治丧期间的大明朝廷来看，朱允炆尽管文弱，而且有点迂，但绝对不傻，对朱棣的鬼把戏还是有所警惕的。其实这是建文帝与藩王之首燕王的第一次正面的小小交锋。从朱棣迅速退回这事来看，一方面说明朱棣很狂妄，老子有的是本事，“半个月亮”的小皇帝，以后走着瞧；另一方面说明朱棣还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这从军师道衍的劝辞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事情到此暂时可以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新皇帝朱允炆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随后建文朝的君臣们似乎并没有对于这匹来自北方的特别凶残的大灰狼引起高度的警觉，相反他们踌躇满志地投入到了新政改革中去——“建文新政”。

第3章　建文新政与贞观再造？

建文登基即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一代雄主、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明皇宫西宫病逝归天。皇位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随即将朱元璋的遗诏颁示天下，大明朝廷内外一片举哀。“皇太孙治丧礼，披发哭踊，哀动左右。敕有司丧仪悉遵《周礼》，前朝后殿，各设座如生存，凡十有一所，京官四品以上，朝服执钺，立于诸陛。自初十以至十六，哭临如礼，昼不饮勺水，夜不就枕箪。群臣、百姓于大明门外望见其深墨之色，哭泣之哀，莫不举手加额，曰：‘天子纯孝，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明】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P28）。

闰五月十六日，朱允炆下令安葬了他的皇祖父朱元璋。同一天，朱允炆宣布正式登基即位，并发布了登基诏书。他的即位诏书是这样说的：“天祐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之命，统有万邦，宵衣旰食，弘济斯民。凡有益于天下者，无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规模宏远。朕以眇躬，纂承大统，恭依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祇惧，思所以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以无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其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于戏！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体朕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明】姜清：《姜氏秘史》卷1；【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1；【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七）。

朱允炆的这份即位诏书讲了四大要点：

第一，我是高皇帝的皇太孙，是受天命继承大统，接任大明帝国君主之位，大赦天下，从明年起改年号为建文，由此朱允炆就被人们称为建文帝。朱允炆的这番即位说辞的潜台词是在说，我是大明帝国惟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这是承应皇祖朱元璋遗诏而言的，也是他向内外大臣尤其是他的皇叔们宣告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第二，正因为我是承应天命即位，那么我要代天行事，凡是有利于我天下苍生黎民的事情，我都要努力去做好，国政教化尤其要强化，远播我大明之声誉与影响。

第三，现在我开始正式即位，但我日日夜夜都在思虑着：面对上天，我如何才能忠实地执行它的意志？面对皇祖，我如何才能不辱他老人家交付我的使命？我想恐怕也只有宽猛相宜，以宽矫猛，推行维新之政。

第四，我的为政观是实施宽仁之政。作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应当遵循先圣之教诲，他的最大之德就在于实施善政或言宽政，这种善政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与民休息。只有这样，才能开创和煦的太平盛世。

朱允炆的即位表明大明帝国翻开了新的一页——建文时代。

“建文新政”时代

建文帝即位时22岁，这个岁数正好是人生精力最为充沛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龄。据“正史”所载，朱元璋死后，正值“奔腾”年龄的建文帝一夜之间成了大淫棍，他“遣宦者四出，选女子充后宫，媚悦妇人，嬖幸者恣其所好，穷侈极奢，亵衣皆饰珠绣，荒淫酒色，昼夜无度，临朝之际，精神昏眩，百官奏事，唯唯而已”（《明太宗实录》卷1）。

但经数代史学家们的艰辛考证，已经查实：上述有关建文帝的荒淫之说，纯属一派胡言。不过，新即位的大明帝国君主建文帝确实是在忙乎着，但他忙乎所要解决的问题却不是自己的个人生理欲望，而是要以先秦儒家思想理念作为治国政治指导，来解决“朱元璋后”的问题，因为当时大明帝国的形势实在是不容乐观，其最为突出的焦点问题有四：

第一，洪武年间屡屡爆发大案要案，朱元璋丧心病狂地杀戮开国功臣武将，尤其是“蓝党”案爆发后，牵连甚众，“主犯”大将军蓝玉临刑前曾大呼：“朱公谓天下已定，何不留一二以防不测？”（【清】查继佐：《罪惟录·诸臣传逸》志卷3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册，P1077）可朱元璋就是那么绝，将大明洪武年间所封的11公57个侯几乎全杀了。

这样就不仅造成了洪武晚期大明中枢高级官僚梯队青黄不接的被动局面，而且也使得大明中枢的威望与权势渐趋衰弱。

第二，大明开国时朱元璋就认为：“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皇明祖训》洪武六年五月，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明抄本）。从这样的“法治”指导思想出发，整个洪武年间的大明帝国政治酷寒，法峻刑严，有人甚至描述其为“无一日无过之人（【明】解缙：《大庖西上封事》，《明文海》卷47）。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虽然使得大明帝国的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它不利于明初社会秩序的真正稳定与和谐，也就大大地妨碍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

第三，洪武年间尽管朱元璋多次下诏减免自然灾害发生地区农民的赋税与徭役，但这毕竟是有限的，加上大明刚刚开国，百业待举。就以都城建设而言，朱元璋在建造明皇宫和南京城的差不多同时，又在老家凤阳开工兴建中都都城与宫殿，伴随之又在南京城东修建明孝陵，这桩桩件件哪个不是动用几十万人的劳动力。

尽管农民出身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想做到轻徭薄赋，但就实际情况来看，他实在是很难真正做到。尤其是大搞“基本建设”，耗费的不仅仅是全国臣民的“义务劳动”，更多的是百姓用血汗换来的财税。而就宋元以来中华帝国的财政经济形势而言，“天下赋税东南出其半”。如此情势，使得大明帝国一开始就对江南地区实行重赋，向当地百姓征收了比全国其他地区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财税，加上朱元璋在洪武年间镇压与迁徙江南地区的豪民富户，这样一来，大明帝国尽管定都南京却不仅没有让江南人民享受到“红太阳”升起地方的温暖，反而雪上加霜，用建文帝在即位后第三年发表的诏书里的话来说“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这对定都南京的大明帝国可是极为不利的。

第四，朱元璋大行分封，欲以地方藩王来辅翼中央皇室，但又赋予他们极大的军事权，表面看来是为了御边。诚然，藩王们确实也起到了保卫大明边疆的作用，可大家千万别忽视了，给予地方藩王更大军事权的另一面，那就使得地方藩王日益坐大。虽说朱元璋活用“荆条除刺”理论，几乎杀尽了异姓功臣勋将，但大明新的武装动乱种子随着朱元璋分封制的推行而悄悄地播下了。更使人尴尬的是，这些地方藩王与大明第二位君主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但在皇族里是叔侄关系，明明是政治上的皇帝，可到了朱家自家家里却要向政治上的臣子行晚辈礼；明明是皇族里的长者、尊者的叔叔但到了政治层面却要向幼辈的侄儿行臣子之礼，这种双方错位的关系加剧了大明君主与藩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明太祖实录》卷125，洪武十二年六月甲戌；《明史·恭闵帝纪》卷4）。

在专制社会里，靠武力说话是根本，是硬道理。因此说，拥兵自重的地方藩王的存在终究是大明帝国的巨大安全隐患。

以上是建文帝即位之际的大明帝国存在的四大焦点问题。对此，新即位的建文帝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了“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施政纲领；应该来说，它是极其明智的，大明由此开始步入了“建文新政”时代。（据笔者所知，“建文新政”最早是由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提出，详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5页）。

“建文新政”的核心

在建文朝君臣看来，只有从“宽和政治”、“宽减刑罚”、“宽免赋税”等方面入手，将洪武年间的严刑峻法予以减缓，创造宽和的政治环境，以德治国，善政养民；同时以礼教来羁绊或约束地方藩王，调整中央与地方藩王的关系；如实在不行，那只有以裁抑的手段予以解决了。

既然“建文新政”是以先秦儒家的理想政治理念作为指导，遵循先圣之教诲而实行“德治宽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得其人”，即先秦儒家所说的“为政在人”。儒家经典“四书”中的《中庸》就这样说道：“（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对此，从小就喜爱读书、饱蘸儒家思想文化的建文帝再也熟悉不过了。为了尽早实现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王道”天下，建文帝于即位之初就表现出其急不可待的心理，在登基后的第六天他就下诏给臣下，要求他们举荐人才，“（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丙申，诏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各举所知，非其人者坐之”。不久，建文帝又颁发诏令，将他皇爷爷晚年提拔和重用的文臣齐泰由兵部左侍郎提升为兵部尚书、黄子澄由翰林院修撰提升为太常寺卿，“同参军国事”；接着他又将有“天下读书种子”美誉的时任蜀王世子老师的方孝孺召为大明翰林院侍讲，实际担当起“建文新政”的总设计师。（《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

“建文新政”智囊

齐泰，南京溧水人。最初他不叫齐泰，叫齐德。洪武十七年，明太祖在经过了一系列官僚选拔机制的调整抉择后终于作出决定，确立以科举作为大明帝国官员选拔的主渠道。齐德赶上的也正是时候，那年他从家乡溧水赶往南京城，参加应天乡试，中了“解元”（即乡试第一名）；第二年他又考中了进士。在明初科举刚开的时候，像齐德这样“有才”的人还真是不多。确切地说他是知识型的技术官员，这在小学文凭都没有的皇帝朱元璋面前他着实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长了脸。朱元璋也很喜欢他，让他先在礼部当主事（可能类似于民政部的副司长），后来又叫他到兵部去当主事（可能相当于国防部的一个副司长）。干了几年，齐德被升任为兵部郎中（可能相当于国防部的司长）。（《明史·齐泰传》卷141）。

齐德做事细致踏实，甚至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品德也很好，自从进入大明帝国权力中心以后，尽管他的官职在当时的官场上小得可怜，但他平日里时时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很得人们的喜欢，就连一辈子苛求完美的朱元璋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缺点。

有一次，明皇宫前朝三大殿的谨身殿遭受了雷劈，这在现代人看来，那是一件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事情，装个避雷针不就完事了么！可在600年前那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情，雷劈意味着上天对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发怒，而雷劈的地方偏偏又是在明皇宫，这还了得？一生什么都不怕的朱元璋就怕天了，他赶紧行动。按照当时的规制，天怒了，就要到城郊祭祀天地庙。祭就祭吧，我们民间常见的祭祀方法，不就是烧几张玉皇大帝开办的“冥通银行”所发行的纸钱。不，在那时，皇帝级别的祭祀礼仪还特别有讲究，在祭祀之前，主祭者皇帝不仅要吃斋沐浴，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还得保持六根清净，后宫里哪个“妹妹”再需要，朱皇帝也不能去“临幸”，哪怕是活动活动心眼也不行。对于这一切，什么都能忍过来的朱元璋都能做到，最难的是他还得要找在九年内没有犯过任何过错的官员一起陪祭。（《明史·齐泰传》卷141）。

洪武中晚期，朱元璋先是死了老婆马皇后、皇长孙朱雄英，后来死了皇太子朱标、二儿子朱樉、三儿子朱，皇帝权力再大也无法解决亲人远逝之痛的问题。这一切终使已经年近古稀的朱元璋常常会大发无名之火，朝中好多做官者都为之莫名其妙地把脑袋给做没了，所以说要找出在九年内没有犯过任何错的大臣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但最终没难倒一辈子细心和善于观察的朱皇帝，他想起了，在兵部的齐德就是这么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朱皇帝叫上齐德等人，一同上南京城郊去祭祀。有这样完美的文臣君子陪同，祭祀活动自然效果极好。朱元璋心里美啊，一时兴来，觉得齐德这个名字果然很好，向古代圣贤之嘉德看齐么，但朱元璋更要使他的大明帝国在齐德这样完美君子的辅助下稳如泰山，于是他下令赐名齐德为齐泰。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又将齐泰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大概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明史·齐泰传》卷141）。

齐泰可是个有修养的人，没有蓝玉之类的武夫那样肤浅，他当到了“国防部的副部长”，算得上在大明朝中有脸面了，但他还是很谦虚，也很好学，虽说自己是文人出身，却干起了管理武夫的事情，这难不倒已经将几万字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的“齐解元”、“齐进士”啊，他拿出了当今我们在地铁或公交车上经常见到的、为了考过那该死的“四、六级”而挤出点滴时间死背英语单词的大学生那股好学劲，其做法也绝对不亚于我们现在教育部门所追捧的标准化考试中阅卷老师死盯着标准答案忘我阅卷的认真相。

齐泰的“敬业爱岗”很有成效，有一次，皇帝朱元璋想起了这位“完美”君子，想考察考察他对工作业务的熟悉程度，于是就问他：大明帝国边关都由哪些将军在把守着？齐泰从东说到西，从南说到北，一个也不漏，直把朱元璋听得一愣一愣。朱元璋停了一会儿，又问齐泰有关大明各地的形势状况。没想到齐泰这次不说话了，随身取出一份天下地势图册献给了朱皇帝。该图册详简得当，令人一目了然，这下可把朱元璋惊讶得好长时间嘴都合不上。从此，他就从内心佩服这位“齐解元”、“齐进士”了。

齐进士这么“有才”，朱皇帝那般惊叹，终使洪武晚期在大明中央高端官僚人才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已经升任为兵部左侍郎的齐泰成为了从“洪武”转向“建文”的股肱之臣。（《明史·齐泰传》卷141）。

朱元璋生命最后时刻和建文初期所重用的大臣中还有一位比“齐解元”更有学问——在类似于今天全国性研究生学位统一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的书生大臣，他就是黄子澄。黄子澄——来自江西分宜的“会元”（全国会试第一名）

黄子澄，江西分宜人。与齐泰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黄子澄早年在江西老家苦读，洪武十七年参加地方乡试，他脱颖而出；洪武十八年黄子澄来南京，与后来的难兄难弟齐泰一同参加会试——全国性的举人统一选拔考试，齐泰在乡试时考了南京地区的第一名，而这个黄子澄更是了不得，在洪武十八年的会试中考了个全国第一名，不过古时候的人们不像现在有些人用词汇那么贫乏，老叫什么第一名，黄子澄在会试中考得个第一，人称“会元”。按照中国古代科举的习惯（宋代起形成的惯例），会试以后就是殿试，但事实上殿试并不难考，有时是过过场，当然绝非是可以作弊的，而是正儿八经地也考一场，然后分一下举子的名次，没有名额淘汰。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会试考好了，就等于殿试十拿九稳，黄子澄就是这么一个“特有才”的幸运儿。

因为在会试中考得好，黄子澄比起齐泰来就更占优势了，皇帝朱元璋对他特欣赏，让他先进大明翰林院当编修，这个翰林院相当于现在中央中枢机构研究院，翰林院编修可能就相当于中央中枢机构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后来黄子澄又升官为翰林院修撰，即研究院的研究员，并兼任东宫伴读。东宫伴读是个什么概念？东宫就是皇太子所在的地方，古时候人往往将之代称为皇太子、皇太孙，伴读就是我们民间老挂在嘴边的“陪读”。黄子澄出任东宫伴读，这是官方说的客气话，即让他陪同东宫里的皇太子或皇太孙一同读书，实际上他就是皇太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将天下一流顶尖人才收罗到东宫，那么未来的大明之主岂能没学问？（《明史·黄子澄传》卷141）。

朱元璋网罗天下给自己的皇位继承人朱允炆找了这么一位优秀的学问家来当老师，问题是学问家不一定是政治家，政治家不一定要有多少知识学问（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朱元璋就是一个连小学文凭也拿不出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搞政治的不一定有多大的学问，不是过去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么！一辈子老辣精明的朱元璋似乎表现出极大的无知，他将知识学问误作为政界的权谋，将书生和学问家当作了大明政治角斗场上的猛士或者说是稳操胜券的智多星。诚然，晚年朱元璋也有构建大明帝国文臣化中枢机构领导班子，以便他的皇位继承人能够顺利地将“洪武”过渡到“建文”的意向，这大概是朱元璋晚年“喜文爱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吧（其实，朱元璋骨子里还是右武抑文）。

殊不知，朱元璋如此“喜文爱才”的做法不仅将齐泰和黄子澄两书生送上了不归路，而且还将自己孙儿的帝位搭了进去，一同作为他晚年失误决策的殉葬品。当然，这是后话了。

老皇帝朱元璋为即位的宝贝孙子所配备的领导决策智囊可称得上是“双高”（高学历、高智商）精英了，朱元璋如此“爱才”算得上是爱到家了；殊不知，他的皇位继承人朱允炆比起其乃祖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爷爷将南京地方乡试的“冠军”和全国统考的“状元”配给了他，可这个孙子还嫌不够，于是在登基即位后没多久朱允炆又将更有学问的“文化名人”、有“天下读书种子”美称的方孝孺请到了明皇宫。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自小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常常足不出户，几乎到了好学成癖的地步。乡间里坊知之无不啧啧称奇，人们将他称呼为“小韩子”，即小韩愈，就是说他的学问可以与唐代的学问家韩愈相比。

方孝孺的父亲就是明初有名的好官“循吏”方克勤，洪武四年他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为政期间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大兴教化，使得济宁府“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在山东省内官府考绩中，济宁府名列山东各府之首。从此，方克勤的好官名声远扬，就连南京城里的皇帝朱元璋也早就听说了，他十分欢喜。洪武八年方克勤上京师南京觐见，受到了朱皇帝的赞赏和表扬，一向小气抠门的朱元璋还特地赐宴招待了方克勤。（《明史·循吏传·方克勤》卷281）。

但没多久，政绩与美名斐然的方克勤却遭到了同僚的暗害，被诬陷谪放到了广东的江浦去服役，干了近一年时间，将要被释放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却又在悄悄地降临了。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爆发，地方各州府县的主印官和主政官无一幸免均遭株连和杀戮，方克勤就此莫名其妙地被杀了，留下了没爹没妈的方孝闻、方孝孺等兄弟几个。（《明史·循吏传·方克勤》卷281）。

父亲方克勤被杀，使得方孝孺原本正常的生活和学业被打乱了。经过痛苦的抉择，方孝孺最终还是打定主意，遵循父亲在狱中的嘱咐，上南京去寻找名士宋濂，拜他为师，继续求学。

虽说方孝孺在南京求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但这一年对于方孝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好多明史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方孝孺后来跟建文帝亦师亦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年南京求学生涯有关。因为宋濂既是方孝孺的老师，又是朱标太子的老师，方孝孺与朱标都是温文尔雅的文人后生，同拜一师，关系不错。正因为如此，后来朱允炆一登基就马上召见方孝孺入朝，并委以重任，当然这是后话了。

洪武十年（1377）68岁的宋濂获准退休，回金华老家，方孝孺就跟随老师宋濂来到浙东乡下继续求学。在金华的3年，方孝孺学业“日有所进，而月有所获”，就连宋濂门下的一些学兄们都自叹弗如，甚至像胡翰和苏伯衡之类的学术界的老前辈也感到望尘莫及。宋濂曾十分高兴地说：“此生如果再加些岁月苦学的话，我们这些老辈的都要敬畏他了，当然我现在讲这个话可能有人认为我感情用事，但过了20年，人们就会觉得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头啊！”（《明史·方孝孺传》卷141；参见【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2）。

洪武十三年（1380），方孝孺回乡探亲，就在此时大明朝发生了惊天大案——“胡惟庸谋反案”，皇帝朱元璋穷追其党，好多无辜的人都被牵涉到了里边去。宋濂的长孙宋慎和宋濂的小儿子宋璲都因被指控为“胡党”分子而遭杀，就连泥土快要盖头顶的宋濂也受到了株连，本来要被处死的，但由于朱标太子和马皇后的竭力营救，最终才免于一死，发往四川茂州。消息传到宁海，方孝孺悲痛不已，他赶到了金华，与同门师兄弟及学友相约赶赴四川探望老师，但不巧的是因事未能成行。方孝孺只好借助笔端，写成《吁天文》，祈求上苍缩短自己的寿限来增加恩师之寿命，师生炙热感情跃然纸上。

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于吴沉等人的推荐，26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接受皇帝朱元璋的召见。朱皇帝对他进行了策试（当时科举没有正规化），方孝孺才思泉涌，奋笔疾书。卷子上交时，朱皇帝仔细端详了方孝孺的模样，发现此人举止端庄，言行磊落，便连连称赞，“此乃奇才也”。然后回过头对朱标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于是他就叫人准备了礼物送给了方孝孺，并将其遣送回家。可没多久，方孝孺又为仇家所告，被逮到了南京，听候皇帝的发落。朱元璋看到“罪犯”名单上有“方孝孺”的大名，马上叫人把他给放了。从此，方孝孺就一直在宁海老家读书做学问，期间“（方）孝孺顾末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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