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莹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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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重庆:国统区小说研究的一个视角试读：
作者简介
尹莹，女，1981年9月生，湖北仙桃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任浙江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分院文秘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文秘专业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近年来，主持、参与省部级、省厅级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序
城市作为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它既以自己的物质形态凝聚了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又以自己的文化内涵镌刻着人类走向文明的印痕。随着城市的发展，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城市、塑造城市形象，甚至想象未来的城市，表达自己对城市的种种感受及其评价也就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城市功能的不断扩展与完善而日益明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表现。如果说催生这两股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思潮的主体性原因是作家们从各种艺术意图、文化意图和社会意图出发的自觉追求的话，那么，导致这两股文学思潮形成的客观原因则是城市所提供的各种生产与生活的规范、秩序、规则、方式，以及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存在对人的种种规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城市为对象的文学书写不仅因为与以乡村为对象的文学书写在文学的内容与风格方面的迥然不同而显示了自己的特有价值，而且，这种书写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城市化作为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工作和直观的标志，不仅在客观上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表现或反映的对象——城市，使文学有了建构自己艺术世界的客观条件，而且，也在现实上促使文学作为社会形象载体的功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如果说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文学负载的是农业文化的内容，那么，在工业化的时代，文学更多地负载了工业化的种种形象和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情感及价值取向。而城市，正是工业化的集中领域，它既是工业化的基础，又是工业化的产物。有时候我们了解一个城市，不管是国外的城市，还是我国的城市，特别是这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我们固然可以借助于地理教科书，或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著作，甚至还可以借助于旅游说明书或官方的有关介绍，但这些教科书、著作、说明书、介绍文字能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判断性的认识，却不能让我们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更无法满足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情感体验，而文学作品在这些方面却能大显身手。通过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城市的种种景观，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命运、遭遇、成功或失败等悲欢离合的故事，所歌咏或悲叹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种种情愫，我们不仅能感性地触抚到那个城市的文化脉动和生活在那个城市的人的精神与情感的脉络，而且也能从一个特殊的方面了解这个城市的社会、政治、军事、教育、宗教、建筑，甚至风俗民情。
如果说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具有其他意识文化与城市的关系不可比拟的长处的话，那么，研究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也当然具有自己的理论优势和言说的长处。尹莹的博士论文《小说中的重庆——国统区小说研究的一个视角》正体现了这种理论优势与言说的长处，其选题不仅新颖，而且也有效地革新了既往此类研究的框架与角度。
论文的副标题是“国统区小说研究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不仅是一个能经受住逻辑检验的视角，而且从学界有关国统区小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它还当之无愧地是一个新的视角。在学界此前关于国统区小说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以专著的形式面世的成果，还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的成果，或者从本体的角度对“国统区”小说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情感倾向、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展开研究；或者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研究国统区小说的思想倾向，以及所形成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特色；或者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国统区小说与重庆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关系；或者从国统区小说与抗战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或者从国统区小说与五四小说、左翼小说、现代派小说、孤岛小说，甚至解放区小说比较的角度展开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的成果尽管就所涉及的课题来说，大多还不是很丰富，也还缺乏相应的深度，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关于国统区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但尹莹却独辟蹊径，既没有从完善前人研究的某种格局的角度展开自己的研究，又没有从城市对小说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的触角，而是从“小说中的重庆”的角度展开自己的论述，以书写重庆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作家在小说中对重庆的描绘，研究作家在小说中所塑造的“文学重庆”及其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并以此观照作家对现实重庆的情感态度。如此的角度和立意，搜索过去和当今学界关于国统区小说研究的成果，的确难以找到与之一样的角度和立意。说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想来也是不为过的。
论文在研究格局上，主要以作家类别为单元研究这些作家在小说中所构建的重庆形象，其中，既论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成名的著名小说大家，如茅盾、巴金、老舍、张恨水等人在重庆时期创作的小说中对重庆形象的建构及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又论述了其他一些作家，如端木蕻良、徐、路翎等作家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小说中对重庆的言说及显示的倾向。其中，既分析了他们对重庆形象塑造的具体内容，包括对重庆的外在形象的塑造，对重庆文化的书写，以及对生活在重庆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书写，又有意识地将一些作家对重庆的书写与这些作家对其他城市的书写对照起来论述，从而不仅很有效地凸现了他们对重庆书写和形象塑造的特色，以及与这种书写一致的情感倾向和理性判断，而且持之有据地论述了这些非土生土长的重庆作家作为“外来者”对重庆如此形象塑造的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尽管有一些论述还留存着年轻人毛手毛脚的疏漏，但绝对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弊病，读来还是言之成理，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对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的论述，更是可圈可点，从容顺畅，不仅材料的选择与观点的搭配恰如其分，而且也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和研究这些著名作家的小说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新的视角。
在研究方法上，该论文较好地实现了观点从材料出、论述依对象行的研究意图，完全消除了生吞活剥某种外来理论为自己论述展开依据的痕迹，更没有遁入生扯硬拽时髦的词汇填塞自己论文的泥淖，整篇文本文从字顺，表述清楚而准确。
当然，该论文也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既然是以“国统区”为范围来研究这一领域的小说，那么，其论述的对象就不应只局限在“当时生活在重庆的作家”所创作的小说这一范围内，而应该将其他地区，如昆明、湖南等属于“国统区”的地区，和这样一些地区的作家写的与重庆有关的小说也一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如此的结果，在我看来，不仅会使研究的对象更丰富多样，而且，由于那些身处“国统区”却不在重庆的作家对重庆的想象与书写和身在重庆的作家对重庆的书写在内容和方式上的不同，而为论文提供更多可以言说的话题，也会使论文的内容更为丰满。
尹莹自从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就一直师从于我，在与她十年的师生交往中，我对她的个性和做学问的特点也有相当的了解。她2003年考到我门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后，由于在科研上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我的推荐下她免试直接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她选定要研究“小说中的重庆”的论题后，她不仅多次与我讨论有关的问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在2008年，当她的论文大纲拟定后，她还专门自费到重庆去考察了一趟。在她成行之前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如此做，她说，之前对重庆的了解都是从书本上或别人的转述中获得的，自己没有亲历重庆，不知道重庆是怎样的，更不知道作家们在小说中所写的重庆与现实中的重庆是否一致，所以，她决定亲自去感受一番，这样再研究起作家们对重庆的书写来就有了感性的依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尹莹的确是一位做学问很踏实的学生。
今天，尹莹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我作为她的老师，当然由衷地为她高兴，也希望她今后更加努力，收获更多的成果。许祖华二零一三年夏
引论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在中国的文学中，“重庆”以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特别的城市文化性格，刺激、吸引过无数的文人墨客对她进行叙写。精彩的重庆书写，是重庆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现实、命运所催生、滋养的结果，是作家们对那个时代和那块土地的思考与表达。
1.历史文本中的重庆
重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就已印在这片土地上，并揭开了最古老的文明篇章。重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商周时期，因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功勋显著，那里（江州）被周武王封为巴国的都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在作为巴国的都城以前的历史，迄今未见到有文字记载。
从“巴”到“重庆”，其地域名称和政区几经历史变化：战国时，巴人以江州(今重庆)为首府，建立了巴国。秦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316年挥戈西进，派兵攻取巴，设巴郡，此后汉承秦制。南北朝时，梁武陵王在巴郡设置楚州。公元581年，隋文帝时期，因渝水(嘉陵江的古称)绕城，所以将楚州更名为渝州，成为以后的重庆的简称。公元1102年，北宋徽宗崇宁元年，渝州被更名为恭州。公元1189年，南宋光宗先封恭上于此，后即帝位，值此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自此，重庆作为正式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公元1279年，元朝时，重庆府改为四川行中书省重庆路。到明代，重庆为四川省十三府之一直到清朝。近代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辛亥革命时期重庆建立蜀军政府。1929年重庆建市。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成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重庆逐渐成为了西南地区的中心，成为中央直辖市。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我国史籍中有不少关于重庆史实的记载。在古代，史籍如《华阳国志·巴志》，在精细审慎考证的基础上，对巴地的历史沿革、方土风物、贤官酷吏，以及历史、神话等都进行了记叙。如对其先民的记载：先民“其属有濮、、苴、奴、儴、夷、蜓之蛮”。对其疆域的描绘：巴国入川后，向西、向北发展，其疆域极盛时“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控制了以嘉陵江、长江、乌江流域为腹心、包括今重庆、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在内的地区。对其农业情况的描绘：“川崖惟平，某稼见黍，皆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酒谷旨酒，可以养母”。对其经济作物种植情况的描绘：“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者，有桃支、灵寿”，并盛产桑、麻、漆等物。对其民俗风土的描绘：民俗淳朴而尚武好勇，巴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到了现代，有关重庆的专史、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论，硕果累累，从不同侧面记述了重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积淀的深厚性，如《重庆通史》《重庆简史和沿革》《重庆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等，都通过真实、确凿、具体的历史事实，再现了重庆的发展历程。这些资料叙事简要，说理深刻，史料翔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尽管有关重庆的记载可以见于史书、地方志、地理类笔记之中，但就丰富性和形象性而言，文学作为重庆的一种蕴涵丰富的文本资料，是其他材料无法取代的。
2.文学文本中的重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夜雨寄北》，是写给远在北方的妻子的诗，也是写给重庆的诗。小诗直书其事，直写其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蕴无限深情于质朴无华的词语之中，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
巍峨的巴山、秀丽的渝水、神奇的三峡、迷人的传说、艰苦卓绝的巴人，无不催生灵感，启人文思。古往今来，文人骚客留下的抒写巴渝的作品不绝如缕。
在古代，巴渝是文人出蜀、入蜀的必经路线，其壮伟奇丽的山川景色，吸引了众多骚人墨客好奇的目光。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巫山、夔州、忠州、万州、涪州、渝州等地构成的一座座风景优美的山水屏障，嘉陵江、北温泉、南温泉、九龙滩、佛图关、白云寺、缙云山、平都山、石宝寨、涂山等风景名胜，历代宦游文人都毫不惜墨。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由夔门出蜀，沿途游赏两岸风景，凭吊先贤，一路歌咏创作，有《南行集》传世；范成大任四川节度使，入蜀、出蜀两次途径巴渝，不仅创作了大量反映巴渝山川风情的诗作，还写下了优秀的散文集《吴船录》。除此之外，像李贻孙的《夔州都督府记》、孙樵的《龙多山录》、董钺的《制胜楼记》、陆游的《入蜀记》、王士祯的《蜀道驿程记》、王廷献的《秋山拾遗记》、王我师《巴岳初游记》、沈青士《渝州觉林寺碑记》、刘天民的《雨中得游南禅寺记》等都是描写巴渝山势水貌的佳作。当然，巴渝不仅有奇险的自然风光，而且还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有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而修建的禹庙；有古时巴国将军巴蔓子的墓冢；有朝云暮雨的巫山神女庙；有汉代公孙述称雄天下而建的白帝城；有三国时诸葛亮摆设的八阵图和祭奉他的武侯祠；有纪念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将领张飞的云阳张飞庙；有刘备临终托孤的永安宫及先主庙；等等。这些历史传说和人文景观让文人们目不暇接，于是激情荡漾，文思泉涌，纷纷作诗作文，为后世留下了锦绣华章。如陈子昂的《白帝城怀古》，杜甫的《上白帝城》《武侯庙》《八阵图》《夔州歌绝句》，刘禹锡的《蜀先主庙》《观八阵图》，苏轼、苏辙的《屈原塔》和《八阵碛》，苏洵、苏轼的《题白帝庙》和《白帝庙》，陆游的《入瞿唐登白帝庙》《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屈平庙》，王士朋的《题诸葛武侯祠》《至东屯谒少陵祠》《夔路十贤》，以及马永卿《神女庙记》，安刚中的《张飞庙记》，张廷玉《秦良玉传》，等等，都是出色的凭吊怀古之作。然而，所谓“蜀门去国三千里，巴路登山八十盘”，巴渝作为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僻之乡”，处处荒山瘠岭，经济文化落后，因此，许多文人寓居于此时，对当地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以及人民的疾苦感触颇深。如杜甫在云安目睹地方军阀作乱，真实记录了“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的社会动荡史；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不满国家每年把大量钱财花在过多的“非礼之祀”，痛心当地百姓贫穷、学校废弃而写下了《奏记丞相府论学事》。当然，也不乏让人欣慰的事迹，像李植的《云安橘官堂记》，称赞云安县令张坤之随在偏僻之地为官，却不曾“汩汩于货殖”，而是尽心职守，怡然自乐；王应熊《冯缙云先生传》，记叙了任丰节尉、江源县丞等官的缙云先生除奸弊、均赋税、救民于火的德政。总之，古代历史上的许多文人一入巴渝之境，便灵感激发，情动于中，或游览名胜、模山范水，或凭吊古迹、咏古伤今，或描摹世俗、穷形尽相，让读者领略了巴渝的山水风情。
不过，这些作品尤以诗歌、散文见多，小说寥寥无几，笔者认为原因有二。第一，鲁迅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我国的古代，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正统文人，都十分轻视和鄙薄小说。孔丘就曾对他的学生子夏说过，“小说”一类东西，“是以君子不为也”。只要是“君子”，就不会去写“小说”。这就把“小说”贬斥到极其低贱的地位。孔丘的影响所及，使历代文坛都不重视小说的创作和理论的研究。例如，西汉时期的刘歆，就曾把先秦和汉代初年的思想家、文学家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小说家被排列为最末，所以东汉班固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第二，古代小说中较多被提起的城市，要么是历朝历代的古都，如长安、洛阳、开封、东京、临安、汴京、南京和北京，要么是富庶又风光旖旎的江浙一带，如苏州、杭州和上海。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我们能查到的只有《俗话倾谈》的二集四卷十八则中才有写到有关重庆府的故事。其实，一个城市在中国的地位，甚至在文学中的地位，首先是由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决定的，像重庆及附近地区，在古代的一个长时期内，由于自然条件较差，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上也是“不学少儒”，所以不为文学家所重视也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前面所提到了描写巴渝山山水水的作家们多是外地文人，他们或是因为贬谪，或是由于宦游，才有机会寓居在巴渝大地上领略那里的独特风情。“重庆”真正受到文学的青睐，应该说是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抗日战争时期，机遇降临了重庆，重庆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时代风云际会的舞台和“大后方”文化的中心。许多作家从全国各地迁往重庆，他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也许带着几分不情愿，也许怀着几丝希望，然而一旦他们进入就无法简单地脱离，重庆以它的特质吸引了文学家的目光，他们或描摹，或剖析，或赞美，或批判，在作品中书写各自心中的重庆形象，形成了一整套关于重庆的文学话语。只不过随着抗战的结束，几乎所有的文学资源都纷纷远离了重庆，作家之中也少有人再叙写重庆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重庆是直辖市建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许多作家又汇聚在那里，文学史上再次出现了一些有关重庆形象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由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更是将有关重庆的文学推向了全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格局开始多元化，众多具有自身独特历史、地理、人文、风情积淀的地域都开始有了“地域文学”的意识，重庆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小说创作方面，许多本土作家开始将表现重庆独特的人文渊源、精神气质和群体性灵作为追求的目标。如黄济人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只在战场》和长篇小说《重庆谈判》是作者在重庆文化和红岩文化精神感召下所结出的文学硕果。又如欧阳平的《金头颅》《黑凤凰》《雾谷情孽》等多部长篇小说，都在竭力营造一个浸润在巴渝风情、巴渝人文生态氛围中的小说世界。不仅如此，近年来，还产生了许多表现三峡移民题材和重庆市民生活的小说，如余德庄、陆大献和王雨的优秀小说；产生了表现长江三峡民众顽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凌、表现巴渝风情和峡江航道沧桑巨变的小说，如欧阳玉澄的长篇《巴水苍茫》；产生了反映长江三峡腹地社会变迁、展示重庆社会生活广阔时代画卷的小说，如曹黎民的长篇《暮雨潇潇》；等等。虽然这些作品还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是它们在发扬重庆特色文化，大力表现重庆人性格的热情奔放与真诚淳朴上所显示的浓厚地域特征，是很为读者所称道的。
3.抗战时期文学中的重庆
十分密集地瞄准重庆、大量地书写重庆，要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学作品了。在中国，没有其他城市像抗战时期重庆一样经历了极度的繁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庆简直成为了漂浮在纸张、政治和流言上的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而这种辉煌无疑是重庆作为战时中国临时首都的位置和大量资源的迁渝所造成的，它一旦形成，就给文学史留下了许多可供深入讨论的话题。
抗战时期，重庆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赢得了国民政府的信赖，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开始大迁徙到重庆。在文学方面，大批的出版社、报纸期刊、文艺团体、高等学府迁渝，大批作家也重新在重庆聚集，重庆的文艺队伍空前壮大。根据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的统计，抗战期间迁往重庆的知名作家达130余人，但这也并非完全统计。当时在重庆的文坛上，既有一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梁实秋、张恨水、沙汀、艾芜、萧红、端木蕻良、田汉等，又有一批新的作家，如吴组缃、路翎、田涛、姚雪垠、万迪鹤、碧野、丰村、白朗、草明、肖蔓若、郁茹、黄贤俊等涌进重庆抗战文坛，重庆可谓人文荟萃，文化厚积。作家们来到重庆后，创作的热情十分旺盛，一批批新作频频问世。所以，战时重庆文坛，虽然处于严峻的内忧外患的生态环境之中，然而，文学活动盛况空前，文学创作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态势，硕果累累，成就显著。
重庆给了作家们足够的艺术驰骋的舞台，而作家们也给重庆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丰碑。在作家们的生命历程中，在重庆这座城市中的生存与挣扎、融合与摩擦是十分独特的一页。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不仅有着前线的硝烟战火，更有着大后方重庆的种种世态和人文风情，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让重庆充当了作品的文学背景和描写对象。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重庆，禁不住抒发激动的心悸：“在抗日烽火高举的岁月/我，一个初中毕业生/怀着破碎的心/告别了破碎的家乡/跋涉过流亡的长途/爬上你破乱，拥挤/而又高高的朝天门。”在激动过后，作家们开始置身于重庆城市之中，他们开始观察重庆和重庆的生活，他们惊异于重庆漫长的石阶、弯曲的马路、依山而建的房屋，如叶圣陶的《我与四川》、张恨水的《山城回忆录》、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冰心的《力构小窗随笔·做梦》；他们痛心于重庆被轰炸的满目疮痍，如李华飞的《在轰炸中成长》、流沙的《骚动了，久睡的山城》、巴金的《还魂草》、郭沫若的《惨目吟》；他们有感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民百姓，如巴金的《寒夜》、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路翎的《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家》《卸煤台下》；他们更是愤怒于腐朽、糜烂的陪都世相，如刘盛亚的《点金术》、宋之的的《雾重庆》、袁俊的《山城故事》、张恨水的《八十一梦》《魍魉世界》《纸醉金迷》、茅盾的《腐蚀》、老舍的《残雾》等。读这些作家的书，仿佛被书中人物引领着游历重庆的大街小巷，呼吸重庆的气息，欣赏重庆的色彩，聆听重庆的节奏，感受重庆的心情。可见，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散文、诗歌和戏剧中，重庆都是一个共同的主题。
郭沫若曾说：“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世界，诗是情绪的直写，小说、戏剧、散文是构成情绪素材的再现，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的确，作家们身处重庆，他们对重庆的经验都凝结为文字散落于作品之中，各种文体都只是他们想象、叙述重庆的一种方式，但就体裁来说，小说对重庆的反映是最集中最突出的。我们可以找到一大批书写重庆的小说作品，如茅盾的《腐蚀》《过年》《某一天》，巴金的《寒夜》《还魂草》《某夫妇》，张恨水的《偶像》《八十一梦》《傲霜花》《魍魉世界》《纸醉金迷》《巴山夜雨》，老舍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找房子》《嘴唇》《火腿》，萧红的《山下》《孩子的讲演》《朦胧的期待》，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嘉陵江畔的传奇》《中国胜利之夜》《家》《滩上》《卸煤台下》，李辉英的《雾都》，姚雪垠的《戎马恋》，郁茹的《遥远的爱》，草明的《南温泉的疯子》，靳以的《泥路》《乱离》，刘盛亚的《点金术》，周文的《救亡者》，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李华飞《博士的悲哀》，陈翔鹤《傅校长》，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重庆成为文本的指定空间，小说家们以各自的姿态描绘着重庆的形象，探寻着重庆的脉搏，勾画着重庆的灵魂。
的确，重庆独特的地域环境、特殊的民风民俗、特别的城市文化性格，引发了许多小说家对它进行小说叙事的个人欲望，不管它是让人憎恶还是让人喜欢。当重庆进入小说家的视野后，作家对它进行再现、表述和塑形，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美学理想与审美情愫。小说家们精彩的重庆叙写，是他们对那块土地的思考和表达。从这个角度出发，透过作家个人的重庆生活经验及其文学作品，分析作家所关注的问题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从文献上看，作家们十分密集地书写重庆，当属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统区的文学作品，而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散文、诗歌和戏剧中，重庆都是一个共同的文学主题，从这个视角出发，通过文本对重庆进行解读，同时，因为解读而丰富了文本的研究。其次，对于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评说，我党秉承与时俱进的原则表现了对事实的尊重和非凡的理论勇气，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相比，我们的一些文学研究者似乎有些畏首畏尾，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迈不开步子。抗战时期的重庆应如同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香港一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作家们塑造的重庆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的画廊，而且扩展了国统区文学甚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范围。在全面展示战时重庆生活的叙事中，透视小说中的重庆描写，解析文本中所呈现的重庆形象，客观考察作家对现实城市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是国统区小说研究者很少关注的角度，这无疑为国统区文学的研究展示了一片新的视野。再者，从城市叙事上看，研究作家笔下的文学重庆形象有助于城市文学的研究。在小说中，作家用小说“说”出重庆的故事，用语言构造了一座立体的、丰富的、文学的重庆，呈现出抗战时期重庆的风情、人情百态，并且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经验。作家用手中的笔对城市的话语化不断赋予实体的城市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这影响了我们对“真”的城市和城市的真实面貌的多重期待。从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城市文学的研究与创作，无论历史的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借鉴。
二、研究概说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状况来看，研究小说中重庆的文学形象，很少有人涉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为笔者提供了研究的起点和对象。
1.关于国统区文学、国统区小说的研究
回顾国统区文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37年至1949年；第二个时期，1949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第三个时期，“文革”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在我们一般根据地缘政治，把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的现代文学分成三大区域：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因为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和具体的作家创作中，抗战文学在主题、风格和形态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不过，最初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并没有这样明显的分区，有关国统区文学的研究是涵盖在抗战文学之下来展开的。
第一个时期，由于抗战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几乎同步演进，所以这一时期有关“国统区小说”的研究表现出即时性和指导性的特点。只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始终处在激烈动荡的斗争漩涡中，对抗战文艺来不及也无法进行长远的、整体性的学术研究，所以当我们追寻研究的足迹时，几乎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专著，许多都是对国统区小说研究的单篇文章，而这些文章要么是对小说的创作局面或全面性的回顾，如罗荪的《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以群的《关于抗战文艺活动》，要么是对单篇作品的评价和概述，如杨晦的《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胡风的《忆东平》、麦青《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读〈鸭嘴涝〉》、茅盾的《读〈乡下姑娘〉》《关于〈遥远的爱〉》，等等。不过集中起来看，当时研究者研究的焦点最多的是：第一，强调作家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与判断，强调作品主题积极的社会政治意义，如茅盾的《八月的感想》、老舍的《我怎样写小说》；第二，沿着小说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各种各样的现实的人物这一思路，强调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茅盾的《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姚雪垠的《论目前的小说创作》、巴人的《救亡时期的文学问题》；第三，强调素材的收集与提炼，如欧阳凡海的《1940年上半期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第四，强调语言的锤炼、结构的安排以及景物的描绘，如郭沫若的《略论文学的语言》、葛琴的《关于写景》。蓝海(田仲济)1944年写成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可称得上这一时期里比较系统的文学史研究。这是一部将抗战文艺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写成的断代文学史专著，它从文学运动、文学现象、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发展概况等方面论述了抗战文艺的历程，第一次对抗战文艺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回顾和学术研究，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本书也是在抗战文学的名目下，专门辟章节从创作状况以及题材类型对小说进行了研究。抗战胜利不久，内战随之爆发，理当进行的抗战文艺总结和研究还来不及广泛深入地展开，冯雪峰、茅盾等人就已经开始批评国统区文艺的“右倾”。茅盾等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领导和组织者，在肯定抗战文艺的成绩之外，提出了国统区文学的“右倾”论。如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列举了“将思想斗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等四种表现，认为国统区文艺的显著错误是“思想上的右退”，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也这样写道：“试虚心自问，八年来我们的作品有多少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不幸是既少而又微弱。倘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即使说过去八年来的文艺工作主要毛病是右倾，大概也不算过分吧？”这一观点其后直接为第一次文代会报告所沿袭并成为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一种结论。
第二个研究时期是1949年至1976年“文革”。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抗战文学的研究似乎被人“遗忘”了，虽偶尔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发表，但多是浮光掠影的描述，缺乏真知灼见。之后，抗战文学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并作为专章讲述。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叶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对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之争、作家作品有所评述，不过都比较简略。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延安的文艺运动被置于革命文艺的正宗，所以，有的研究者基本上以延安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作品和左翼革命作家作品为抗战文学的全貌，对于国统区、沦陷区等地的作品持否定或批判态度，甚至干脆不在文学史中提及。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三个时期。因为直到1979年，上面这种落后和迟缓的研究局面才被打破。这一年开始，一批地区性抗战文学研究会相继成立，如重庆师范学院组成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室，收集和整理以大西南为主的文艺史料；四川省社科院、重庆市文联、西南师院联合召开研讨会，成立了“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并创办了国内第一个专门刊物《抗战文艺研究》，开展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的研究；桂林市文化局成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陈列馆筹备处”，对文化城史料进行广泛的采访和征集；武汉成立“武汉抗战文艺研究组”，集中力量搜集抗战初期文艺资料，撰写《武汉抗战文艺史稿》。这一系列的活动和组织，揭开了重新认识、研究国统区抗战文学的序幕。这一时期出版的研究专著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史料的整理上，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的《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篇目索引》及其续编，四川教育出版社编的《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史料选》四种，重庆师范学院编的《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廖全京、王大明、文天行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苏光文编的《抗战文学纪程》，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卷，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编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11种，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武汉文学艺术史料》三辑，等等。在论文方面，研究也开始摆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基本格局，呈现多样化趋势，对国统区的大部分作家作品开始重新挖掘与评价，如文振庭的《试论“七月派”》、徐翔的《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高远东的《论七月派小说的群体风格》，等等。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时期，以区域划分的国统区文学的研究更系统更深入了。就专著而言，出版了一系列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如苏光文的《大后方文学论稿》《抗战诗歌史稿》，廖全京的《大后方戏剧论稿》，尹鸿禄的《大后方散文论稿》，杨中的《大后方的通俗文学》，吴野的《战火中的文学沉思》，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周恩来与国统区抗战文艺》和《火热的小说世界》，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在这些著作中，作家们都以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深入研究，对所研究领域的文学成就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对作家、作品能从文学蕴涵和审美价值的角度评价，而非政治的标准。这一时期，对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但是关于国统区小说的系统研究，总体上数量不多，对国统区小说的关注也往往锁定在国统区小说的主题、主要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创作方法的概述上。例如，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将国统区作家划归为后期社会剖析派，并将他们归纳为四个方面，视其为该派的纽带。归纳之外，并未就他们的共同点结合作家作品展开论述，对于整个国统区小说创作的系统把握仍有欠缺。还有些关于国统区小说的研究便是常散见于一些小说研究史之中，如文天行的《火热的小说世界》、房福贤的《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些小说研究史常常是分单个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评论。其中，文天行的《火热的小说世界》，这本学术著作不仅从整体上概括了大后方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与美学精神，而且将作品分为纪实小说、乡土小说、讽刺小说、浪漫色调小说、通俗小说五类进行分析，最后还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作家结合其作品来考察。真正以“国统区小说”的名义进行整体研究的还要算一些现代文学史和教科书了，不过这些文学史常常按题材和表现倾向来笼统地概括国统区的小说，如钱理群、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知识性地概括了国统区小说作家的创作之外，把国统区的小说分为“暴露与讽喻”“体验与追忆”两大类来描述。
总而言之，有关国统区文学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多是放在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艺论争方面，大批资料的发掘、收集和整理使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面貌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但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国统区小说的研究相对薄弱，大多研究都是散见于有关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研究的著作，以及现代文学史和许多单篇文章、论文之中，鲜有相关的专著。而且对国统区小说的关注点也比较局限，更缺乏对国统区小说某些共性或个性特征的系统研究，以致研究始终呈现出一种相对松散的姿态。这种研究状况可能与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战时由于时局动荡、作家流徙、出版困难等因素影响而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这种偏见，以及曾经的“右倾”论有关。其实，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文学，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断地进行苦斗而发展起来的，这跟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有相近之处，但由于它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斗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更高。而且，由于战争的洗礼，作家对宇宙、自然、生命有了新的理解，国统区的文学在描写抗战时期的战争与生活时，也是包含着深邃的生命哲学内涵和人性内涵的，是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的。
2.关于“重庆”的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各地都有了“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意识，而“重庆”也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吸引着大家的研究。例如，1999年，重庆的《涪陵师专学报》就开辟了“重庆文学史”的专栏，很多名家学者在栏目上笔谈“重庆与中国文学”，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意见和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不少研究者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了重庆和抗战之间的关系。许多论文都是着力于重庆作为陪都之后由于文人汇聚给重庆带来的文化繁荣，探讨其对重庆本土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如郝明工的《试论陪都重庆的文化建构两维度》，分析了抗战为重庆文化发展所提供了时空维度；周晓风的《现代性、区域性与20世纪重庆文学》，提出伴随抗战军兴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所带来的现代重庆文学在30年代的勃兴状况；李怡的《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指出抗战文化给了中国的区域性文化重新发展的机遇，并对以后重庆文化的发展、研究提出要求；石世明等的《民族解放意识与文学现代化的双向突进：对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现象的思考》，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为落后的封闭的重庆文学提供了时代、政治、民族和文学艺术的一体化、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这些论文都指出了抗战为重庆文学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它极大地提升了重庆文学、文化的历史文化品位，并以某种异质、新质的因素激活了重庆本土文学的发展。
把重庆作为一个区域范围，专门对重庆的抗战文化和文学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不仅有论文还有一些著作。著作方面如郝明工的著作《陪都文化论》就是研究重庆背景下的抗战文化运动；靳明全的《重庆抗战文学论稿》分析的是重庆的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的情况；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也是分析重庆背景下的文化运动、文化论争以及文学创作；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重庆抗战文化史》分析了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外交、文化、文艺、教育等的发展情况。论文方面如黄曼君的《反思的诗神文化的交响——重庆与4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展》，详细地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以重庆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特征；薛新力的《略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特点》，指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具有战斗性、大众化、广泛性、辐射性、高水准等主要特点；郝明工的《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战时性论略》分析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战时性的基本特征，《陪都重庆小说叙事的审美特征试析》则通过对重庆小说进行文本的考察与分析，探讨了陪都重庆小说叙事的审美特征，还有《略论抗战后期重庆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则分析了抗战时期重庆小说从纪实性的文本叙事向着史诗性的文本叙事的转向。但是这些研究都是把重庆看作整个民族战争的一个具有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来切入的，重庆在研究中只是一个背景城市，他们要研究的只是这个背景城市之下的文化和文学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论文真知灼见地提出应该关注重庆背景下文学的独有特征。如李祖军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重庆背景下的抗战文学风貌》就认为应该从重庆独特的地域环境、民风民俗的角度去分析整个抗战文学的风貌。还有一些文章也说明了作家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如魏洪丘的《巴金与重庆》《老舍与重庆》，韩西芹的《冰心在重庆》《郭沫若在重庆》，颜坤琰《萧红在重庆》，张大明的《漫说沙汀在重庆》等，都简要说明了作家抗战时在重庆的生活工作状况，说明到其创作与重庆紧密关联。更难得的是郝明工的论文《论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地理性》和《简论抗战时期重庆小说的史诗建构》则提到了重庆生活进入了作家的创作视野，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的确，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多种因素作用，常常会形成具有区域文化特点的风貌，发现它，探索它，将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本书的研究是以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学为基础，以书写重庆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作家个人的城市经验及其文学作品，勾勒小说中的重庆形象。书中主要考察点有三个：第一，以作家在重庆的生活为依据，分析他们与重庆的关系，探讨他们在重庆的生存境遇和话语空间；第二，通过作家在小说中对重庆的描绘，研究作家在小说中所塑造的“文学重庆”及其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并以此观照作家对现实城市的情感态度；第三，考察作家所关注的重庆城市问题和作品的主题，探讨作家写作的审美空间及其对国统区小说乃至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意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研究的小说中的“重庆”是从当时重庆的行政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
我们知道，作品是作家对生活带有主观倾向和个性色彩的感受与体验，而且，这种主观倾向和个性色彩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因为，每个作家都是依凭特定的情感、情绪、心态和每个人在特定时空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心理结构来观察、感受生活。正是特定的情感、情绪、心态与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相结合，构成了每一个作家认识生活的独特心理定式和视界，支配着作家获得对生活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体验和认识。所以，当我们从一个地域看一个作家或一批作家在这里的文学活动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域大舞台上的作家们的生存方式、创作特点和从中可能看到的共同关注对象，更是看到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时，各自感受的差异。在具体到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史实的描述与价值评判的统一，在这样的原则下，本书注重文本分析，结合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文化学批评、叙述学和意象批评，对作品中的重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从各个角度全面地揭示小说中的重庆形象，并表达出自己对文学重庆的理解。在写作方法上，从“谁说”“说谁”与“怎么说”入手，来考察作家书写重庆的叙事范式和所建构的重庆文学形象，对于某些作家的作品，还会结合他们笔下其他城市的描写来论述，通过比较，突出作家笔下重庆形象的独特性。这不仅仅是“文学重庆是怎样的”、传统的文学史命题研究，更是将关注的焦点转向“重庆是如何被言说的”“文学重庆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更有揭示性的命题研究。综上所述，本书将分不同作家来谈他们在小说中所建构的重庆形象。
第一章，“重庆与文学”，主要是分析文学重庆艺术生成的主客体条件。从客体上讲，抗战时期重庆的崛起与繁荣对重庆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家纷纷来到重庆，并且书写重庆。正是有了这些思想的存在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文学活动，才把重庆变成了艺术之都，并给这座城市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当然，一个城市如同一个文本，作家首先是阅读城市，然后才是对城市的书写。重庆的都市空间、文化上的本土性和混杂性，以及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极大地影响了作家对城市的美学认知，它们给了作家一种特殊的视野和感悟力，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影响了他们创作的形式。从主体上讲，由于作家的世界观、文化素养、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生活阅历以及性格气质等各方面的差异，他们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广度不一，探讨重庆的侧面也各不相同。因此，当我们从一个地域看一批作家的文学活动时，看到的不仅是地域大舞台上作家们共同关注的对象，更是他们同饮一江水时，各自感受的差异。
第二章，“‘大家’笔下的重庆：在政治与文学之间”，选择了茅盾、巴金和老舍这三位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家”的作品，探讨他们笔下的重庆形象。从属于党派作家的茅盾，对重庆的叙写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重庆当作延安的“她者”来书写；特别注重个体生命投入的巴金，在重庆历经了社会的黑暗、故家的败落以及朋友的贫病死亡之后，誓愿“要替那些小人物申冤”，真切地表现发生在重庆家庭中的悲欢离合；一直眷恋北京的老舍，北京永远是他的生命之根、写作之源，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始终痴情不改地想北京、写北京，重庆在他笔下，只是一个配角。
第三章，“通俗作家笔下的重庆：在消闲与责任之间”，分析的是张恨水作品中的重庆形象。在重庆，新的地域经验、生存体验使张恨水的精神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放弃了早期的“幻想人生”的写作，开始切实的“叙述人生”。他以一双记者的眼睛，以一种报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致，把重庆城里里外外拿来打量。他观察重庆的社会人生、世俗风情，并借以小说进行淋漓尽致的表现，真实地记载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特有的都市风情。在他的笔下的重庆，不仅仅是非理性的各色欲望的化身，而且也是处处有着象征意味的文化之都的形象。
第四章，“‘边缘’作家笔下的重庆：在浪漫与现实之间”。这一章主要是选取端木蕻良、徐訏这样无法归于某一个流派或团体的，散兵游勇式创作的作家，研究他们的作品。这两位作家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他们笔下的重庆像是漂浮在战争、政治、历史之上的浮云，常给人以虚幻不切实际的感觉。不过，他们的艺术是灵动的，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但是他们创作的底色是深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把握。他们用独特的浓墨重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创造艺术，不仅在描绘现实时散发着化外之味，而且在展示理想时又不失几分人间的烟火气。
第五章，“年轻作家笔下的重庆：在激情与理智之间”，主要是以来自民众、来自战地，呼吸着抗战大时代的空气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作家书写重庆的作品为主。这群有着蓬勃朝气的年轻人，他们最敏感时代与社会的神经，有着充沛的活力与热情、执着的思考与追求。重庆的生活给了他们既希望又绝望迷雾般的感受，这激起了他们小说叙事的个人批判。在这激情飞扬的年轻作家之中，路翎的创作尤为突出。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作家还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重庆的儿童，这不仅仅因为儿童是城市的一道风景，更是因为作家们想通过笔下的儿童形象对那个时代进行或焦虑或希望的隐喻性刻画。
结语部分，“意义与缺失”，总结了作家所建构的重庆文学形象的得与失。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形象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被作家们神话化，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中的现实，它是希望、失望、快乐、痛苦、富有、贫穷、欣慰、恐惧的象征。作家们以各自的方式书写重庆的故事，以不同的话语表达着重庆的历史与现实，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小说文本，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和重庆艺术形象的多面性，这不仅体现了作家对国统区生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丰富了国统区小说的内涵与外延，而且促使重庆形象得以融入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视界，促成中国现代小说正常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别具异彩的一章。不过，由于重庆和作家们自身的局限性，又使得重庆形象的书写仍然存在一丝缺憾，当我们将其置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中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它还远未达到其应该达到的辉煌。
第一章 重庆与文学
抗战伊始，寇焰方张，万民涂炭，国运艰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民政府衣冠西渡，迁都重庆，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艰苦卓绝的八年中，重庆星光灿烂，它像磁石一般吸引了全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文人、学士和艺术家纷至沓来。如果说抗战岁月是一批文学巨匠创作和人生历程中重要的时期，那么，重庆就是这批文学巨匠创作和人生历程中重要的一站，他们选择重庆、留在重庆，或者离开重庆、抛弃重庆。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精英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在重庆的活动，把重庆变成了艺术之都，并赋予这座城市丰富的人性。
重庆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们足够驰骋的舞台，这些思想精英们也给重庆留下了辉煌的文学艺术丰碑。重庆以其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为文学艺术的想象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激发了大量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力。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当时人们比较可见的“创造物”，不断地回响在文学艺术中，它的形象引发许多作家文学叙事的个人欲望，作家们纷纷在文学中书写各自心中的重庆形象，从而使得重庆能够借助文学艺术穿越时空而被广泛体验，成为永恒的城市。当然，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有机复合体，每一个人对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一个城市如同一个文本，作家首先是阅读城市，然后才是对城市的书写。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方式，城市的生活节拍、声光行色，都给作家们一种特殊的视野和感悟力，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并深深影响了他们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
第一节 重庆的崛起与重庆文学的繁荣
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发展史上，重庆与北京、上海一样，有过光华灿烂的星空，创造过文化与文学的辉煌：北京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上海为左翼文化与文学的策源地；重庆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与文学的中心。如果从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一视角来考察重庆大后方抗战文化和文学中心的形成，就不得不把重庆文学放在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观照，进而就会发现重庆文学的发展与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特别是与重庆的崛起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抗战：重庆的辉煌时期
地势如半岛，山脉一行，巍然屹立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假如说它在古代所经历的最壮烈的岁月是南宋末年的钓鱼城保卫战，那么，它在近现代所创造的激动人心的传奇，就非抗日战争时期莫属了。可以说，重庆的历史，因神圣的抗战而纵横经纬，重庆的壮伟，令世界仰止、全球瞩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中国。8月，北京、天津相继陷落，接着淞沪抗战失利，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遂成为日军进攻的直接目标，岌岌可危。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已处在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于抗战前途》的讲演，明确策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向全国和各国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移住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须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直辖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所有机关全部迁到了重庆。12月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及其他有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办公，不久，其他各军事机关也相继迁抵重庆。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通令，明定重庆为战时“陪都”：“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初，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式，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弘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都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织同盟国中国战区。9日，林森代表中国，在重庆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国、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正式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至此，重庆历史性地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步入了它几千年历史未曾有过的辉煌：不仅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中心，一举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堡垒，成为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城市，成为中国人熟悉的地名之一，成为许多海外人士知晓的名城。当然这一切，源于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决心“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的结果。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数年，重庆便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对外开埠港口的地位，逐渐成为四川的政治、经济和水陆空交通的中心，加上其得天独厚的天地山河结构——坐拥两江、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而且当地物产资源丰富，可保障战时供给之需，为国民政府迁都此地坚持长久抗战并建设国家提供了天然的金池汤城，因此自然成为了战时陪都的理想选择。不过，战时的重庆不仅是抗战的大后方，更是战争的最前沿。“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对我国大举进攻，相继攻占了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首都南京、九省通衢的武汉、中南重镇长沙和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之后进逼宜昌，兵锋直指重庆。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争并没有实现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为了摆脱困境，日军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一方面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日本法西斯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昆明、桂林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而其中以重庆遭受的空袭最为严重。日本企图通过军事上对重庆轰炸、政治上对国民党诱降，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以及国民政府的崩溃，从而动摇国民党抗战的军心、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在这样的战略部署下，重庆便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据资料统计，1931—1941年遭受轰炸268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也非封锁可以摧毁的。尽管日本的军事进攻异常残忍暴虐，但是在这座英雄城市之中，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大家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其团结抗战救国的决心，在残酷的空袭中不但丝毫不减，反倒愈加坚强。
当灾难、牺牲的血与泪洒满重庆时，历史的机遇也降临了重庆。炮火不仅把国民政府赶到了重庆，炮火还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赶到了重庆。伴随着国民政府的迁渝，全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也全方位的大转移。于是，在短短几年内，重庆这座城市呈跃进式、突变型发展：城市建设迅猛、经济空前发展、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进步，重庆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不仅是当时的大后方的政治中心，而且很快也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真可谓灾难与机遇同行，危难与兴盛同在。
二、重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自“五四”以来，北京、上海一直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大批声望卓著，直接对文坛产生着重大影响的作家，许多英气勃勃、才华横溢构成新文学运动的第二梯队的青年作家，都聚集在这两个文化中心城市里，或以它们为中心而被联结起来。有影响的反映着文坛潮涨潮落的文学刊物和文学书籍，大多在这里形成，再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四面八方。”不过，抗日战争粗暴地打破了这种文化的格局。
当日寇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展开疯狂的进攻、侵略时，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中南，大半个中国顿时陷入熊熊大火之中。旧有的文化中心北京、上海也不幸先后落入敌手，不复存在，不仅刊物停办，而且作家也星流云散。对此，以群在《关于抗战文艺活动》中就曾指出：“近几十年来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先遭受了敌人的侵袭，苦战三月，终于沦陷，连租界的‘安全’也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全沪的出版业，就都被迫陷于停顿状态中。而一向定居在上海，靠卖稿维持生活的作家们的生活秩序，也就完全破坏了。为着工作，为着生活，他们不得不离开安定的故居。”“一方面毁灭了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则建立了无数新兴的文化堡垒。跟随着作家们的踪迹，较小规模的文艺团体和刊物也陆续产生了；这使一向很少或不曾接触到新的文艺的内地，也开始发芽滋长起了文艺的花朵，而文艺读者的范围，亦有猛速的扩广。”的确，在时代激流的裹挟下，许多文化资源开始向新的文化堡垒聚集。战事初期，虽然武汉、长沙、广州都一度具备成为文化、文学中心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这些地方只可能是大家暂时的避难之所而并非久留之地，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去处还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一般来说，中国西部文化中心主要是指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但抗战爆发后，“中国西部文化中心”的内涵从地域上并不只限于四川的成渝两地，还包括了新崛起的几个文化精英集中地，如以西南联大为标识的云南昆明、以抗战文艺团体为主的广西桂林、以中共边区文化为主的陕西延安。这些新的文化堡垒，都是西迁的移民文化和本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就这些文化中心之间的关系来看，重庆不但是最大的堡垒，更是抗战时期起着领导作用的整个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社会，政府中不仅集中了大批的知识精英，而且社会的文化教育资源也多由政府控制和调配，所以必然会出现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政府所在地紧密相连的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重庆，既然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作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必然会得到最多的文化资源。随着国民政府的迁渝，全国一流的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和科学技术机构，以及人才也大量荟萃于重庆，重庆一时间人才济济、群贤毕至。
当时，中国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士云集重庆，形成了一道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风景。一大批几乎囊括了所有优秀文化工作者的名字辉耀在巴山渝水之间：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阳翰笙、张恨水、柳亚子、田汉、艾青、冰心、梁实秋、胡风、宋之的、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洪深、熊佛西、吴组缃、田涛、赵清阁、石凌鹤、于伶、臧克家、李霁野、陈衡哲、张秀亚、丰子恺、陈鲤庭、顾颉刚、章泯、葛一虹、应云卫、陈瘦竹、周彦、宗白华、沉樱、钟敬文、潘孑农、陈子展、梁宗岱、方令儒、李四光、钱穆，等等，都在重庆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正如司马长风所说，“战时首都的重庆，作家之多为各地之冠”，在抗战时期里，没有一个城市像重庆那样活跃着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各种文化工作者，这些数量众多的各种文化人常年集中在重庆并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遂使这一时期的重庆文化呈繁盛状态。
伴着作家的迁徙，文艺组织、刊物、出版社、高校也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迁移。战时最大最广泛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938年在武汉成立后不久就迁往重庆，并在重庆坚守至1946年。除了“文协”外，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剧协”)、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简称“音协”)、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简称“影协”)、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简称“美协”)、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简称“漫协”)、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木协”)等也都定居重庆。迁入重庆或在重庆创办的文艺刊物则有《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中原》《文学月报》《天下文章》《中国诗艺》《诗歌丛刊》《戏剧岗位》《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木艺》，等等。
在新闻出版业方面，许多机构也纷纷在重庆择地办公。抗战爆发前1936年，重庆仅有十余家报纸，全属地方性质，其中存在时间较长的只有《国民公报》《新蜀报》和《商务日报》等几家，也仅在四川省内有一定影响。抗战爆发后，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新闻出版业迅速空前发展。据重庆市档案馆的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先后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有133种，杂志有604种，先后设立的通讯社有36家，居全国首位。在图书出版界，不仅闻名全国的七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文通书局迁入重庆，而且还有一些名流、学者创办的出版社，如文化生活出版社、群益出版社、文津出版社、作家书屋等也都集中在陪都。据统计，抗战期间，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出版、发行机构共404家，加上未登记注册而出版的单位，共644家，出书8000余种，出期刊近2000种。报纸方面，当时迁入重庆的主要新闻报纸除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扫荡报》，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之外，还有南京的《新民报》《南京晚报》，北平的《益世报》，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大美晚报》，汉口的《自由西报》(英文版)，等等。不仅如此，外国的新闻媒体也纷纷向重庆派驻办事机构及人员，如英国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苏联塔斯社、德国海通社等著名的通讯社，以及《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巴黎日报》《消息报》等著名的报社都纷纷在重庆建立了分社或记者站。
战争年代，许多学者思索的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是否应该给军事工作让路？不过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大学能够不断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意识，像在台湾和东北地区，日本推行的就是皇国文化，企图用日语来代替汉语。因此，日军所到之处，对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任意肆虐，我国的教育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例如，在“七七事变”之后不过三个星期，日军就以飞机大炮猛烈袭击天津南开大学，并纵火焚烧，使之成为一片颓垣断壁。日军为何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摇篮如此仇恨？正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师生有着强烈反日的民族精神和意识。为了中国建立起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前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抗战之前，重庆有普通中学20所，师范及职业学校9所，加上巴县的8所普通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总共才37所，而且高等院校也只有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两所。随着战事推进，这种以中等教育为主的结构得到了大的改变，逐渐形成以高等教育为主，中等教育次之，初等教育为辅的格局。就高等教育而言，先后迁到重庆的大专院校就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陆军大学、兵工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立音乐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等。另外，还有一批中学及专科学校也由江苏、湖北、安徽等省迁入重庆。这些迁到重庆的学校，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的沙坪坝、北碚和江津白沙镇，形成好几个著名的文化区。
总之，大批的文化人、大量的文化团体、众多的新闻媒体机构等的内迁，使这一时期的重庆文化空前繁荣，重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国大后方的文艺中心。汇聚于重庆的文学家、艺术家纷纷利用文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抗战文化活动，推出了一批批文化的力作。
三、重庆的文学地形图
卢那察尔斯基曾说：“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抗战时期的重庆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产生文学艺术的氛围，面对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势，文艺家和全国同胞同仇敌忾，激发了空前高涨的爱国热忱和创作欲望，使重庆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根据在重庆的文学家的足迹，我们几乎可以勾画出一幅重庆的文学地形图：“雷电”诗人郭沫若自武汉失守以后，1938年12月27日来到重庆，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办公地点和寓所分别在重庆市区的天官府四号和歌乐山下的赖家桥，在重庆，郭沫若做了大量的反战和抗日宣传工作，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剧作、杂文、随笔和诗歌小说；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抗战期间辗转流徙，几经颠簸，几次来到重庆，先后住在观音岩附近的枣子岚垭良庄、风景区南温泉、江北唐家沱新村等地，其间担任“国讯文艺丛书”主编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的领导工作，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把心交给读者”的巴金，1940年来到重庆，供职于文化生活出版社，常年居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创作了他两部十分重要的作品《寒夜》和《憩园》；现代市民文学的开拓者老舍在1938年7月30日，武汉沦陷前夕，带着“文协”总会印鉴入川，8月12日到达重庆继续主持“文协”的工作，待1943年夫人胡絜清带着小孩历经千辛辗转逃到重庆后，全家在北碚定居，住在林语堂先生留下的一座小楼里进行创作；被日寇大力搜索的夏衍，化名乔装商人于1942年4月9日下午，从桂林飞抵重庆，先后住在天官府文委会和北碚等地长达三年之多，创作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极具水准的作品，为推动建立重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爱心大师”冰心1940年冬天同丈夫吴文藻一同来到重庆，借居在重庆郊区的歌乐山，在“潜庐”里用爱的歌吟染浓了抗敌的硝烟；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家曹禺，在巴山渝水之间度过了八年难忘的岁月，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剧本，并将它们搬上舞台，轰动整个山城；“吹芦笛的诗人”艾青1940年6月带着长诗《火把》来到重庆，在山城举起“火把”；著名的学者、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自“七七事变”以后离家独自来到重庆，任国民参政员，在重庆北碚中央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担任科教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创作了卓著盛名的《雅舍小品》；中国戏剧的开拓者之一洪深，1939年冬天来到重庆，他热情似火，以戏剧为武器，坚持抗日宣传，创作并导演话剧，深受观众欢迎；命运坎坷的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1938年12月初，一家人从湖北辗转来到重庆，担任远在重庆郊区北碚的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全力投入到《七月》杂志和《希望》杂志的创办中，发表文论数十篇，出版译文、杂文、评论集四种，作各种报告上百场；擅长于写讽刺喜剧的剧作家陈白尘在重庆时期达到了他讽刺喜剧创作的高峰，他大胆地站在山城画“鬼”，为重庆抗战剧坛增添了光辉，享有很高的声誉；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1938年1月，由武汉坐小火轮西上，奔向重庆，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举家迁到南温泉的陶子沟，住在“文协”的三间破茅屋里，而且一住就是几年……
正是这样的人文荟萃，所以战时的重庆文坛，虽然处于严峻的内忧外患的生态环境之中，但是文学创作却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态势，硕果累累，色彩斑斓。就拿小说的创作来说，当时汇聚于重庆文坛的新老作家的小说仅先后结集出版的创作丛书就达50余种之多，如《文学丛刊》《文季丛刊》《七月文丛》《大时代文艺丛书》《每月文库》《山水文丛》《绿叶文丛》，等等，而那些尚未入集、散见于近百种报刊上的小说则更是数不胜数了。抗战后期，是重庆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许多作家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的亢奋狂热和抗战中期的冷静思考之后，开始高扬创作的主体意识，进行具有个性的艺术创造。当时，不仅新老作家创作小说，就连诗人、戏剧家、理论家，诸如夏衍、陈瘦竹、阿垅、靳以等也都纷纷加入小说家的行列，从事小说的创作。像那些在抗战之前已闻名文坛的知名作家创作热情十分旺盛，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较高较稳定，把握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力也非常强，他们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锻炼》，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火葬》《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总是以严肃的创作态度、遒劲的现实主义笔力，热情而忧愤的色彩，描绘时代的风云，剖析战时中国的社会与人生。而一些新成长的作家也勤奋耕耘，文思敏捷，各具特色，频频在大小刊物上发表小说，他们的作品如姚雪垠的《戎马恋》《重逢》《春暖花开的时候》，碧野的《肥沃的土地》《风砂之恋》《湛蓝的海》《没有花的春天》，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田涛的《潮》《地层》《沃土》等长篇小说，大都从个人身边的人与事入手，从生活的各个角落，展现大时代的特征，把个人命运放在民族命运中去描写，形象地显示出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真谛。
其实，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乃至巅峰之作，都是创作于重庆的篷门陋巷、山程水驿之中。如果说抗战岁月是他们创作和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时期，那么，重庆就是他们创作和人生历程中的重要一站。重庆，似乎成为他们之中许多人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像抗战时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后的萧红，常常有种孤独和寂寞的情绪，她说：“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像是离不开自己的国土的。”萧红是东北人，而当时的她却将仅生活了一年多的山城重庆当作自己的家园，当作日思夜想的故土。虽然她在重庆过着一年数迁的动荡生活，并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但那里的民众、那里的山水、那里的知交故旧给她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令她时常怀念。陈白尘，在1983年重游抗建剧场时曾动情地说过，他出生在江苏，却在重庆、成都生活八九年，也算半个四川人了，对重庆尤其有感情。冰心，抗战时在重庆居住过的歌乐山“潜庐”，是她梦中永远思念的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冰心到重庆视察，又到过歌乐山，去造访那个难忘的抗战之家。臧克家也曾说，重庆等于他的第二故乡，感情很深，他说：“我在歌乐山住了好几年，我写了首诗，很有名的：歌乐山，歌乐山，我离开歌乐山。歌乐山，歌乐山，我永远怀念。”
重庆，这个抗战时期文化人的大舞台，许多人与这里发生过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因缘，在这里留下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脚印。而正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说的那样：“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宿。以城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这些漫步于重庆城内的作家，当他们游览重庆的街巷、欣赏重庆的色彩、呼吸重庆的气息、聆听重庆的节奏、感受重庆的心情之时，他们一定会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发现一个新的审美话题——把重庆当作主要的思考对象和想象对象。毋庸置疑，人，人的思想、情绪和性格，一定会是许多作家所要着意刻画、并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与关注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构成文学描写的唯一因素，除此之外，与人有关的一切，比如人生活的城市，其实也是作家感兴趣的对象和读者所关心的内容。所以，在当时形式繁多的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中，重庆的生活图景得到了一些作家丰富的展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着前线的硝烟战火，更有着大后方重庆的种种世态和人文风情。相信在这些作家们的生命历程中，在重庆这座城市中的生存与挣扎、融合与摩擦是十分独特的一页，他们让重庆或远或近地充当了作品的文学背景和描写对象，他们写重庆城的生活空间，他们写重庆城内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他们的言说方式反映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感情，体现了他们与这个生存空间的关系。
第二节 重庆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R.E.帕克曾指出：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人员等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不只是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上的一个单位，它同时还是文化学上的一个单位。城市，是一种文化形态，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任何一个文化地区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类型。
一、城市的空间
城市如何影响文学，文学又是如何反映城市，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总是根植于一方水土，而作家的创作势必也会体现这一方的文化意识和色彩。这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社会内涵、特性，以及都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对作家的美学认知是有极大的影响的，城市的性格、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生产方式，会给作家一种特殊的感悟力，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并深深影响了他们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
对于影响艺术创造的诸多因素，人们进行过很多方面的研究，出现过许多学说，如广为人知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说、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和斯太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等等。在这诸多因素中，较于其他一些因素而言，人们对城市的空间对于艺术活动的影响关注甚少。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对于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了。其实，就空间本身而言，它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态的，大到山川平原、江海湖泊，小到亭台楼阁、房屋居室。而就人类的生存空间来说，则是有两种空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城市与乡村。当然，对于重庆来说，无论是城区内林立的高楼、惑人的灯光、逍遥的消费场所、喧嚣的人流，还是城区之外的贫瘠旷野、蛮荒矿区、强悍的乡场，都已成为表现重庆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人的性格、趣味和文化心态的影像符号。也就是说，城市的空间已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和居所，也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表意元素，它已内化为城市人的人格，成为城市人人格的一种表征，而这些，又都是可以通过文学的具象表现出来。
当然，城市还是一个多彩纷呈、包容异已、具有多元文化的空间。在城市里，不是一种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价值标准，而是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标准。城市的空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脉络”——“你轻易从文化的空间，走入商业的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限模糊，它们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在这些空间中流连，逐渐发掘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相信，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的甚至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历史潮汐。城市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中，不断延续自己的文化生命，也不断地吸取个中文化素养，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城市文化一方面以自己顽强执著（着）的地域性文化性格，保留了自己民族性的文化本质；另一方面则以传统文化赋予的包容性胸怀接受外来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样，抗战时期的重庆也呈现着多元的文化景观。生活在这样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文化氛围里，任何人都能感知到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任何文化在这里都畅通无阻，任何外来的事物在这里也总能找到它的一席之地。不过，当一个城市在大量吸收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外部释放物质能量，输出传播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居住在城内的人接收到，特别是那些敏锐的作家们。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疯狂的进攻与狂轰滥炸的步步追逼之下，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亭子，离开家乡，突破狭小的生活圈子，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到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中，到各色人混杂的难民群中，到农村和城镇中，投向了广大而陌生的世界。对于那些来到重庆的人来说，重庆斑驳的文化和新奇的感官冲击使他们觉得新鲜不已，他们的文学视野为之扩大。在重庆，作家们获得了许多新的感受，他们的世界里出现了从来不曾见过甚至未曾想到的景象，他们的心灵中翻滚着太多的情感体验，他们迫不及待地要透过手中的笔把它们倾泻出来。而正如鲁云涛先生所说，文学是“处在一定社会生活的‘场’中，即由上述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文学天才、社会心理、民族性格、自然环境等等构成的文化场”。这里的“场”源自物理学中的电磁学理论——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可产生电场或磁场，电场或磁场又反过来受到电力或磁力的影响。像美国动力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温就将“场”引入心理学研究中，提出了“心理场”或“生命空间”的概念，对人类行为的模式进行描述。在这，我们也可以将文学放置在“文化空间”里，即“文化场”中，来研究重庆文化对文学的孕育。
二、山城文化的本土性“越是具有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城市文化资本，越具有资本再积累的功能与价值”，可以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就是这个城市形象的灵魂。说到重庆文化的“本土性”，其实是指重庆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品性。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重庆独特的山水地域环境，塑造了重庆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本地作家不必说，外地作家历尽艰辛万苦，从率先触及现代化气息的北京、江浙沪地区，辗转迁徙到环境艰苦、经济相对落后的内地重庆生活，他们隔江听涛，出门登高，耳濡目染之中，不免受到重庆特质文化的感染。重庆本土的文化形态会对他们的生活和思维产生影响，使他们不自觉地以一种地域文化的思维来进行创作，使他们的作品放射出独特的具有“重庆情怀”的文化光辉。
去过重庆的人都知道，重庆临江倚山，风貌别致，处处遍布曲折陡峭的石梯、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和闻所未闻的平街楼窗。那闷热的天气、沉重的雾气、奔腾的嘉陵江、吆喝着的纤夫、凶恶肮脏的老鼠、滑溜溜的滑竿，还有那半夜陋巷的“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和乡间凄清的杜鹃啼声都让人难忘。不仅如此，重庆依山而建，整个城市七弯八拐、上坡下坎、遍布石阶，这让习惯了在平原生活的人叹为观止、叫苦连连。20世纪30年代来重庆工作的美国医生西贝尔，在回忆录里就曾写道：“所谓街道者，那是一排一排的石级所构成……这些石阶数百年来为尘土所积，又被数千万的人所踏，因此有些石块上的陷落之处，深的可以做一个婴儿的摇篮。”而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走旧式街道动辄需上石阶，下石阶。出门一趟走五六百级，回来上气不接下气了。想来多锻炼一些时候，脚力也许会强健起来。”对此，张恨水的叙述似乎更为生动：“重庆半岛无半里见方之平原，出门继续升或降……有坡上而望坡下，行人车马，宛居天半。”而且正因为在重庆有这种不得不爬坡上坎的行走方式，所以山城上的轿夫也给内迁的作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靳以在小说《乱离》中就写道：“果然是一条吃力的上坡路，这座城原来是建筑在山上的。下来的车子，车夫的脚尖轻轻点着光滑的路面，全身像悬在空中，一股不可见的力推着它飞奔下来；可是向上去的车，却是一寸寸地拖着，车夫的身躯俯下去，两只手臂拉得长长的，汗水就不断地淌下来，她恨不得跳下去帮他的忙，可是她已经注意到走在路上的，坐在车上的，早已都把奇异的眼光投过来。”作家将重庆的地域文化甚至地理环境的精神融入文学之中，虽然不是重庆人创作的作品，却包含了重庆人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感受，给了读者新奇的感受。
又如嘉陵江畔的纤夫，可以说是最具有原生态的重庆劳动民众，他们的身姿也常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抗战时期的重庆，乘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嘉陵江浪高滩险，当作家们乘船的时候，自然就会接触到大量的纤夫。“船夫光着铜色的背脊，摆着健壮的臂，纤夫喏喏地打着号子，船夫露着多毛的手，遮着耀眼的阳光，纤夫匍匐着，鼓着多毛的腿肚，纤夫挨进沙滩，一步步地爬了过去，爬过一片沙滩，又爬过一堵巉岩，低沉地叫出了负荷的沉重，缓缓地吐出胸间的气力。”这样的场景使很多作家心潮澎湃不已，从而写下了大量关于纤夫题材的作品。如阿垅的《纤夫》：“偻伛着腰/匍匐着屁股/坚持而又强进！/四十五度倾斜的/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这动力是/创造的劳动力/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又如路翎的短篇小说《滩上》，写黎明的江岸，纤夫们发出甜美而宏阔的声音，应和着赵青云嘹亮动情的歌唱，踏着挣扎在急流中的沉重木船上的鼓动，组成了肉色的、向前倾斜的紧张的整体，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带有原始山野气息的“嘉陵江纤夫图”。作家们对这些本土风物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国统区文学的表现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具有地方色彩的小说，如果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便失去了作品的文学意义，而不过是一种“风物志”“地方志”似的介绍。因此，作为地域文化小说，它所不可或缺的是对斑斓色彩的多种文化内涵的揭示。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本土文化标识其实还只是外在的，倘若从内在的角度讲，重庆的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以及享受生活的休闲方式和逸乐传统，对作家们的审美观念更是有着极大的影响。
就城市类型而言，重庆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城市。由于地理上的水运优势是四川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古代的重庆充分开发和利用长江、嘉陵江的水运，发挥自己转口贸易的优势，遂成为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乾隆年间重庆城内已有街巷240条，来自两湖、江浙、山陕、广东等地的商帮有25个之多。鸦片战争前，重庆城市人口17750户，65286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商业人口。到了近代，1890年3月31日，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又称《重庆通商条约》)在北京订立。条约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烟台条约》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使英国单独取得了在重庆通商的特权。自此，重庆开始了自己近代化的步伐。开埠后的重庆不再以内贸为主，它开始具备外贸功能，进出口贸易成为重庆城市的一个主要功能，其商业贸易的发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商人、企业家、官员来此投资、开发。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从朝天门码头到南纪门，形成了一个长达3.5公里的下半城，下半城商店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重庆的这种商业经济经历，以及所形成的小商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市民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物资缺乏的情况下，陪都重庆仍是巨大的经商热扑面而来。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由初期的1007家，增加到27481家。各商业同业公会有123个。1946年，重庆的商业从业人员更是多达26.2万人。表现在文学中，像刘盛亚的短篇小说《点金术》中，“我”的表弟才二十多岁就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商业头脑。他整天满嘴生意经，和人聊天时也只是敷衍性的对话，心里一直在盘算生意，即使休息时脑子里也全是怎样赚钱。又如宋之的的剧本《雾重庆》中，妻子林卷妤在重庆收集物资价格消息，丈夫沙大千则在香港采办奇缺物品运回重庆囤积销售，随时准备“待时而沽，将本求利！”整个城市文化的商业意识十分浓厚，上至经理、官员，下至脚夫走卒都做着投机买卖。
不仅如此，重庆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封闭、稳定而保守的。重庆处于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盆地的东部，在大中国的版图上僻处内地。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加上城市里的居民一般都有一官半职或一产半业，因而整个城市形成了奢侈、享乐的生活习惯与悠闲、淡逸的精神追求。在城市中，有大量的休闲享受的场所，如茶馆、饭馆、澡堂、戏院，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大多讲究休闲的生活态度、追求闲适安稳的价值观，即使是卖菜的小贩、无业游民家徒四壁，也要享受抽烟喝酒的快乐，时常坐茶馆、吃小饭馆。甚至在抗战的岁月里，在硝烟和弹坑之下，生活在重庆的市民们似乎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同样过着闲适的生活。人们忙着看电影，还常常因排队买不到电影票而大吵大闹。甚至是书场、戏院，“不论唱京戏，唱大鼓，十个歌女九个红，尽管红得已经发了紫，或者像淡绯色那样刚染了一些红气，你也捧，他也捧，自有那些捧的人，捧得没有一天不卖满座。如果是秦淮移植，那是头等道地，不红也会红起来。其次是汉皋解佩，来自名流，也不失其为真正红种。再次是巴江土产，比较上不免略逊一筹。但经济学原则，究竟要看供求相应的比例如何。物以稀为贵，何况是人？所以重庆的歌女只要能上台，能在台上哼得出声音来，便不怕没有人捧了木瓜当佛手香。每逢彩排之期，不论小广寒大广寒，自有那批忠实信徒，无远无近，巴巴地赶去献金。要是略为迟到一点，不用说请坐，便想将就些找一处站站脚尖儿的地位，也早给人家占完了。”对此，周文的《救亡者》里也有生动的描述，当张振华准备认真工作时，周围的许多声音向他袭来：麻将声很清脆的拍打着桌面，砰砰石訇石訇的，中间还夹着胖大的喊声：“和了和了！”接着就哄起一阵哈哈。这是从上房那家人家传来的。对面厢房那家，则在放着留声机：“桃花江是美人窝……”那种淫靡中带着肉麻的尖脆声音，很刺耳的不断涌来。的的打，的的打，窗外的街上，那卖担担面的，很响的敲着梆梆。“花生呵！脆花生呵！”“桔（橘）子！甜桔（橘）子！”这各种各样的声音，混杂着，沸腾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把他的脑子完全扰乱了。他竭力不去听它，收紧自己的注意，看着稿纸，但那些声音却更加在他耳朵里吵得厉害。
总之，重庆的人们以极大的兴趣、乐趣品位生活，享受生活。他们这种好享乐、寻闲适、求稳定，崇尚土地生活的传统习性，在相当程度上是保留着农耕文化的印记，并且不会因为抗战而中断，而这些都被居住在重庆的作家们捕捉到并且通过作品细腻地表现出来。
三、码头文化的混杂性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它不断地在填入新的内容，而且人们对一个城市的感觉也在不断变化。重庆自开埠以来，一直到抗战时期的内迁，由于人、物、信息和媒介的流动，整个城市呈现一种混杂的空间。“混杂”，是考察重庆文化的另一个向度。重庆似乎是一个在多种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码头，它的文化具有开放性、杂交性，其混杂文化的特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二元冲突所构成的内在张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重庆城市书写的一个深刻主题。
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位初到重庆的人曾这样描写道：“沿江的外观非常坍败，不堪入目，只见沿岸高高低低，很峻峭的山城，排着破旧不堪，用长木支柱的板屋，和七倒八斜的茅屋，使初到的人看了心想重庆号称西南的都会，怎么潦倒这种样子？这和香港、上海等处的码头上一比，真相差太远了。但如进去里面一看，就显出一派都会的气象来。诸如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院，咖啡室、西餐社，油壁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这和江边的情形一比，又显得别有天地了。”沿江破烂的景观与城市里面呈现出的都会景象，说明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不可否认，重庆曾经是一个保守、闭塞的内陆腹地城市，但是，自开埠以来，城市的功能，以及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埠后的重庆，在外国资本主义强力渗透下，由封闭走向开放，市民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和物在重庆纷然杂陈地出现。如果说开埠使重庆走向了近代化，那么抗战则使重庆走向了现代化。重庆因内迁而盛，因救国而兴，整个城市不仅政治地位大幅度升高，而且经济大发展、城市建设空前迅速。现代化的机场在重庆出现，电力、电话、电灯、自来水、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新式建筑——银行、饭店、影剧院、咖啡店、舞厅、图书馆、医院、办公大楼、教堂等林立街头，与旧城区鸽笼式木架结构的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重庆城市的现代要素。例如，靳以《乱离》中的女主人公，当她只身置于重庆时，立刻被重庆的繁华吓住了，“她想不到后方还有这样堂皇的大城，高贵的人们抬在肩上，汽车无声地溜着，那里面坐着花一般的女人和长毛的狮子狗。”在宋之的、袁俊、茅盾等人的剧作中也常常出现暴发户的江边豪宅，新式汽车和女人的进口口红。也许，不曾到过重庆的人，“总以为她是内地落伍的不堪想象的一个城市；但实情一经入他眼帘之后，他就要疑心他是置身于繁华的上海了！”不过，这些现代性的文化必然是会给传统带来冲击的，像从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里就可以看出划子(小火轮)影响到了船夫的命运，在以前大家总会搭木船，但是现在不是划子搭掉了，是没有人来的。
当然，在这些新的、现代的文化标识物的周围，也有着旧的、落后的文化生活圈。在茅盾的《某一天》中老赵家所在的那条小巷子外边，那地形高起的沿马路一带有着高矗的楼房，一到晚上就灯火辉煌，而老赵家住的小巷子里，尽是破烂平屋里闪出的点点桐油光。在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中，除了黄经理家宽阔的洋房外，更有林雨生不堪入目的破屋：“泥地上凹处颇多，邻居的老母鸡，拼命的用脚爪在抓开土。老鼠探出头来，眼睛十分有神奇，有时突然从床下的洞边飞穿到对墙的角落里，吱吱的叫着，大约是在耍。”“屋顶瓦间的洞洞明亮亮的，墙尽是烟黑的，几只古老的应该摆在客堂里的旧式坏靠背椅上，杂放着孩子们的尿布，破衣裳，坏铁罐子之类。台子上更乱，缺口的碗，坏茶杯，撕过的残破的书籍，油瓶，开花的毛笔，打孩子们的小竹竿，等等。窗子尽是破洞，两只竹床也有些歪，旧圆帐子的纱料子和旧方帐的夏布料子拼起来的方帐子，也补了许多块。被子，衣服，枕头，给孩子们搅得乱糟糟一团。”在重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在绚丽繁华之下，还有挤满了陋鄙的棚户区和散发着恶臭的石板巷。在人们的生活中，既有着有西式现代的舞厅、西餐馆、咖啡馆、玩梭哈的消费方式，又有着一派中国传统情调的吊脚楼、茶馆、书场、酒肆、戏院、玩麻将的娱乐方式。拿喝茶来说，“渝人上茶馆则有特嗜好，晨昏两次，大小茶馆，均满坑满谷。粗桌一，板凳四，群客群坐，各于其前置盖碗所泡之沱茶一，议论纷纷，喧哗于户外。”像张恨水笔下的许多人物，常在工作之余，邀两三个好友，寻一个僻静的小茶馆，闲谈上下古今事，就连《纸醉金迷》中的范宝华，那么现代派的一个人，平时和伙伴洽谈生意也是在街边的茶馆里。
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在城市中，不同种族的世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技术传统，都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融合。他说：“这样的流动与混合甚至还会带来特有的生物学方面的有利影响，因为在城市中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广泛的生物学杂交开始了。对于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还知之甚少，还不能对其做出哪怕是很有限的评价；虽然如此，由此类推到植物和动物的繁殖，我们可以推知，都市的融合作用，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至于文化方面相互融合的好处，就不存在多少怀疑了。”按照刘易斯·芒福德的看法，城市中的陌生人、外来者、流浪汉，甚至是入侵之敌，都在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曾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对于重庆来说，抗战时期输入的外来移民文化也是如此。
抗战爆发，沿海沿江及其他地区的人员大批往西南地区迁移。对于重庆而言，1936年时有人口47万余人，而在之后8年多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在1936年的基础上增长2.5倍以上。其中在1939年和1940年，由于日本空军对重庆进行频繁的空袭，国民政府通令人口疏散，使城市人口出现锐减。1941年日本对重庆的空袭遭到遏制，重庆市区再次扩大，城市人口重新又呈现成倍的增长，到1946年达到了124万余人的历史高峰。大量移民的流入，使客籍居民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对此，陈瘦竹就曾回忆道：“牛角沱江边有座生生花园，游人人多，大都是盛装华服的青年男女，还有一些军官挽着涂脂抹粉的女人的膀子。……这些游客很少本地人，大多操着外地口音，有的谈笑，有的吟唱，十分悠闲自在。”司马訏在《重庆客》中也写道：“一幢小小的三层楼，往往居住着四个到六个省籍不同的家庭……主人们使用着若干语系中的若干方言，一如他们的不同的身份，各自保持其不同的趣味与尊严；晚间则唱出各式的歌：秦腔，河南坠子，楚剧，北京的‘秦琼卖马’，苏州的‘泪洒相思带’……”在这些迁徙至重庆的难民中，以江浙沪一带的人口最多。由于他们地处长江下游，因此，川人称呼他们为“下江人”。不过，随着内迁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个称号不再仅仅限于长江下游的人，凡是外省来的，不管南北都被称为“下江人”。由于下江人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工作和生活理念更趋于现代化，他们在重庆开店开场，打理生意，一时间下江人的饭馆、绸缎店、照相馆等新店铺和新招牌满街都是，处处可见“南京”“上海”等招牌字样。仅就当时的菜馆而言，“如粤菜有冠生园、大三元，江浙菜有状元楼，北方风味有燕市酒家，还有苏州的陆稿荐、松鹤楼，扬州的瘦西湖，宁波的四明宵夜，湖北的四像村，河南的梁园等”。这些活跃的“下江人”给重庆的文化带来了鲜活的滋养，他们的活动逐渐渗透重庆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重庆本地人的眼里，下江人要么是温文尔雅的文人，要么是家事显赫的官员，要么是手腕灵活的商人。像萧红的小说《山下》写的就是淳朴的小女孩“林姑娘”在抗战中期，得以服侍下江客人的欢欣，和失去服侍机会的悲哀。善良活泼的林姑娘一直自豪于在下江人的家里帮佣，因为下江人在她眼里都是有身份的有钱人，他们对待佣人也十分慷慨大方，可是后来林姑娘由于生病而失去了这份工作，从此她便郁郁寡欢。这个故事说明了下江人的到来是会给当地人的心灵造成一定冲击，假如这些下江人所携带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因子与重庆本地人发生冲突时，也必然会引发一些不满。
四、意识形态的角力场
重庆作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中国战时首都，作为中国正面战场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指挥中心，作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重要舞台，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暧昧的政治意味。在那里，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有许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化色彩的多元文化群体，除少数汉奸之外，大都随国民政府西迁，在抗战救国的共同思想激励下，集中到大后方，其中当然尤以集中在陪都重庆的为最多。各种文化在重庆交流、摩擦、碰撞、冲突，重庆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政治舞台。当然，最能体现重庆这种多元的政治文化格局的是中共南方局周恩来领导的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核心报刊聚集的大批共产党人及进步文化人士，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为首的20世纪30年代即已知名的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也在重庆，这些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属于国民党文化“围剿”对象的进步知识分子，来到重庆后不但具有合法存在的地位，而且还被安排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所使然；二是国民党缺少第一流文化人才的必然结果。其实不是国民党不需要人才，而是它在20世纪的30年代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围剿，把“五四”以来一大批第一流的“大家”赶到共产党周围去了。据有关资料，在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面对面的国共杭州谈判中，蒋介石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这种文化多元的格局表现在文学上即是左翼的文学，民主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文学，与表现为所谓右翼的文学，在重庆都得到了生存与发展。
重庆这种抗战文化多元的格局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包容在这多元格局下的国共两党两大“元”文化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1938年12月，周恩来从广西桂林来到重庆后，即根据党中央决定，和董必武、博古、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一起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内部先后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秘书处等10个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西南、南方地下党的工作，领导抗战大后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及其他工作，同时代表党中央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它对重庆及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宣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通过中共影响和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学术机构、学校社团、新闻报刊及文艺活动，通过南方局领导人的演讲、谈话和文章，通过中共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对重庆及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宣传教育。不过，由于国共两党政见的不同，国民党一面团结一面也长期推行限共溶共以至反共的政策，至抗战中期引起尖锐的冲突，史称“反共高潮”，最严重的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造成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危机。当然，两党之间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台面上，还表现在对文艺的引导方面，并且会被作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在田苗的小说《互替的两船夫》中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王和尚是一个船夫，他从十一二岁就开始推船，推了二十多年，推船似乎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全部，他很少想过推船以外的事情，甚至女人。木生是李保长的学徒，不幸被抽到壮丁，虽然可以出钱找人替代，但得用他的工钱来抵，而且要先付六个月的子金，木生为此发愁，赶紧去找王和尚拼凑。不幸的是，王和尚因此牵入了一场工人和军人之间的骚乱，当他正带劲时被警察不由分说地拖去坐了牢房，最终他成了木生的替代壮丁被送入了新兵服务营，而木生从此开始代替王和尚推船。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其实内藏深意。王和尚为什么被抓、被替当成壮丁，这不仅仅因为他参加混乱、扰乱后方秩序、有汉奸嫌疑，更是因为在他的船上发现有《×华日报》，怀疑他是××党，意欲造反。这些帽子可让王和尚惊呆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被牵扯进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了。其实，王和尚真的不懂政党之间的争斗，他不过是因为单调而苦闷的生活，参加了镇上的导生传习所，学了一些字和歌曲，平时无事时嗡嗡地哼着：“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即便是导生传习所的老师因为是“左军”，是“共匪”，走的走，关的关，书被烧掉几千本，他也只是觉得要是不烧掉那些书，要是那些老师不走，他不晓得还要学到多少字和多少歌。至于他的船上为什么会有《×华日报》，那也只是因为他认识字，知识的力量使他捡起垫在警察屁股下的《×华日报》来细细翻看。
政治权利、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残忍的、冷酷的。共产党所办的导生传习所的的确确给老百姓带去了文明和知识，像王和尚这个只懂推船的大老粗也开始识得字，开始有一种蒙昧的求知欲，他时常还为木生来迟了没能参加导生传习所而感到惋惜。可是，正是因为王和尚认识字，他才可以勉强认识到报纸上写着“强拉壮丁……”“老百……苦……旱”“……税……灾”“五丁是壮、×、病、死、光！”正是因为受到了启蒙，王和尚才会看着这些字默默想去，想到杨二嫂由于家里的杨老大被拉壮丁而在城里疯疯癫癫，想到自己被洋船划子欺负得吃不饱饭，以及娶不到老婆，进而当他看到工人被穿黄军服的人欺负时，他才起哄地加入嘈杂混乱中。当我们读到这时，恨不得感慨，假若王和尚不认识字，他大概不会发生这些事。政党之间的斗争是可怕的，国民党为了政治斗争，可以封闭导生传习所，不惜阻断老百姓迈向文明的步伐。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宁愿百姓大字不识，永远处在愚昧之中。所以最后的王和尚竟然也像阿Q一样，在自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一张写得很规矩的纸的左下角按上大拇指印，不知情地同意自己入了新兵服务营。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人民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随着战争的拖延，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也开始销蚀，对此，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武力威胁来保持它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是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而且1941年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除了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外，其他地区完全被禁止，而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都被逮捕。其实，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艺活动，但政治最终是国家、政党等政治实体所构成的权力机制通过营造某种流行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来对文艺施加影响。而且在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需求前，政治情感更是具有无法抵抗的感召力，文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揉入某种政治情绪之中。对此，赵园曾精辟地说：“中国现代史以更为巨大的吸引力，把知识者吸引到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这急剧的分化组合，一次次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从选择自己的理论立场，到选择政治信仰、人生道路。不是选择‘仕途’，——情况毕竟与以往的时代完全不同，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已不必以‘从政’为谋生手段，因而他们的选择更有自觉意识的支持，有现代人的政治意识、社会思想的基础。”“正是在知识者与政治、知识者与命运的关系方面，现代作家对人性的发掘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较大深度，创造出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文学典型。而这种开掘，离开了作家本人的政治意识则是不能想象的。”
第三节 文学对重庆的反映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作家生命律动的一种映现。英国作家劳伦斯就说：“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至于我本人，除了在有生命的东西之内，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根本看不到生命。用大写的字母“L”写的生命只表示活着的有生命的人，甚至雨中的白菜也是活的有生命的白菜，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令人惊异的，一切死亡了的都是为活的东西服务的”。因此，一个城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产物，与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对象一样，虽然自身并不具备或深或浅的生命形态和艺术价值，然而，一旦经过作家审美情感的观照和艺术心理结构的同化，也便成为一种具有生命形态的艺术实体。
一、重庆在小说中的镜像
在一些作家的审美意识里，“重庆意识”“重庆情怀”常被作为一种审美创造的目标来追求。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重庆也常作为作品的文学背景来加以描写。
重庆在作家们心中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在那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不及的”，在这样的心理感召下，作家们怀着跳跃的热心，来到了全国的“精神堡垒”，期待着新生：“每一个人如果不忽视他自己附有的一份力量，就应该投进这个大熔炉里来，把一切陈朽的坏东西烧坏掉，重新烧炼，打成铁，炼成器皿。也许材料只能做一枚小螺丝钉，这螺丝钉在最小的部分中却负有极大的工作效用，一枚小螺丝钉也可以牵动一个旋动的轮轴。望去了一己的存在与利害，大熔炉里自可陶熔出一种新的品格，新的生命，新的人出来。”这里的一切让他们感到奇特，他们发现：“在枯水的时候，嘉陵江的水是绿色的，长江的水是黄褐色。……两水一清一浊，成一直线，绝不相混。有时绿色水为黄色水所包围，形成一圆圈，一圈一圈的随流而下，蔚为奇观。”他们欣赏：“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岩石，茂林，夹谷，峰峦，山与山之间的窄小的平野，沿着山向上延展的梯田，村舍，零落在各处的村舍……构成了这旷野的粗壮而富丽的画幅。”他们惊叹：“重庆是忙，看在淡雾里奔来跑去的行人车轿。重庆是挤，看床上架床的屋子。重庆是兴奋，看那新年的大游行，童子军的健壮活泼和龙灯舞手的兴高采烈。”重庆这些独特的山川景象和城乡风貌让作家新鲜和兴奋，可是在这些激动之后，他们则开始和重庆一起沉重。他们痛心：“街两旁，巷两旁，在火光与月光下，到处是直立的砖柱，屋顶墙壁都被炸倒烧毁……”“踏过路上炸弹的大坑，像蛛丝一样遍地的电线，路边躺着满身灰土而断脚破头的尸体，婴儿死了还衔着妈妈的奶头……”他们愤怒：当前方战士浴血杀敌，这大后方的重庆不仅政权在黑暗下运行，一切罪恶都成合法，而且囤积倒卖盛行，大发国难财，处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民族危亡和国家生死简直成了空洞的口号，如茅盾的《腐蚀》、老舍的《残雾》、宋之的的《雾重庆》、袁俊的《山城故事》。他们同情：在国难商人们奢靡荒淫，花天酒地的同时，重庆社会上的平民却挣扎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温饱线上，街头常常流浪着乞丐、为生活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被丢弃的婴儿，如巴金的《寒夜》、司马訏的《小东西》，以及邱晓崧的《弃婴》，等等。对于作家们来说，这简直是生活在雾重庆的一个噩梦，他们无奈地说：“想来重庆，求天求地；到了重庆，怨天怨地；离开重庆，谢天谢地。”在这些众多表现重庆的文学作品中，就文学体裁而言，较之于散文、诗歌、戏剧，小说似乎更能凸显作家对一个城市的想象。
首先，从表现生活的广阔度来说，小说最能全方位地表现人和人的生活。有人说，各种艺术中语言艺术是最万能的，而在语言艺术中，最万能的乃是小说，它无所不到，无所不包，无不可以描摹。的确，诗歌表现的对象不是诗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诗人的全部感情生活中升华成生活经验的那一部分。虽然诗歌也描述和人的外在生活有联系的景物、事件，然而这种描述只是为了创造意象，抒发感情，它能表现的外在生活十分有限。同样，戏剧的剧本主要是供演出使用，而不是给读者阅读。虽然戏剧也是虚构的人和人的生活的模拟表演，但是它的内容总是受到舞台的限制。可小说不然，只要小说家认为需要，凡是人和人的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不论它们经过的时间是多么短暂还是多么漫长，不论它们发生的空间是多么狭小还是多么广袤，也不论它们是多么强烈还是多么微妙，都可以成为小说的表现对象。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具体的、抽象的存在，只要人的思维能够达到，小说都可以加以表现。
其次，从文学的文本特点来看，小说文体的最大特点是其情节性和故事化。为了多方面细致地塑造人物，小说必须有生动、复杂和完整的情节，用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小说作家有时候为了刻画人物，总是下大工夫从社会生活中选择、提炼并虚拟最为生动、复杂和完整的情节。如果将小说同戏剧、诗歌相比较，这一点就特别明显。一般来说，戏剧也有较为完整的情节，但是由于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的高度集中，情节发展中的许多枝蔓往往要被删除以突出主干，而小说则没有什么限制，情节可以多条线索并存，主干枝蔓可以同在。这个只要把某些改编的戏剧同原小说作个比较就会很清晰。所以，较之其他文学体裁，小说更能直观地反映生活的多样性，也最能体现文化的社会精神。以小说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阐释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是十分恰当的。
最后，从作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来说，小说的作者更能在人和人的生活的无限可能性的广阔天地里自由发挥和驰骋。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在著名的小说理论文章《小说家的技巧》中就给小说这样下定义：“小说是什么？我说，小说是一篇臆造的故事。”我们知道，“臆造”和“虚构”是同义的，用“臆造”，也许只是译法不同。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原文的标题是“The Art of fiction”，而fiction一词在英语中是一语双关的，既可译作“小说”，也可译为“虚构”。可以说，在中外的文学界、文艺界里，大家都承认小说是作家虚构的人和人的生活的描述。在这种“虚构的艺术”里，作家虚构出人和人的生活的这种可能，而不虚构出另外的那种可能，虚构出笔下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如此这般的种种可能，而不虚构如此那般的种种可能，在这里蕴涵着的正是小说家对现实社会的人和人的生活，人的处境和命运的感受、理解、发现和认识。这也就是说，小说不仅可以揭示城市之中人的存在状态，真实记录城市的社会历史经验，展示城市的社会文化精神，它更能够体现一个叙述者对一个城市的感情。像我们既可以从重庆小说去看重庆、了解重庆，又可以从重庆小说中细致地观照作家对重庆的情感态度。
在一大批书写重庆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小说作品，如茅盾的《腐蚀》《过年》《某一天》，巴金的《寒夜》《还魂草》《某夫妇》，张恨水的《偶像》《八十一梦》《傲霜花》《魍魉世界》，老舍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找房子》《嘴唇》《火腿》《义卖》，萧红的《山下》，徐訏的《春》，姚雪垠的《戎马恋》，李辉英的《雾都》，艾明之的《雾城秋》，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嘉陵畔的传奇》《中国胜利之夜》《家》《滩上》《卸煤台下》，郁茹的《遥远的爱》，草明的《南温泉的疯子》，靳以的《路》《乱离》，刘盛亚的《点金术》，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李华飞的《博士的悲哀》，黄贤俊的《回家》，梅林的《婴》，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重庆成为文本的指定空间，小说家们以各自的姿态描绘着重庆的形象。他们笔下的重庆既是现实重庆的表现，又是对现实重庆的重建与重塑。
二、身份各异的作家
探讨上面这些小说家的身份，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既有外来与本土之分，又有左右之别，还有老一辈与新一代的差异。
本土的作家，常“站在山城顶上以匕首短剑与汉奸敌人相冲”，他们用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把抗日救亡信息和中国必战的缘由最先传递给重庆人民，例如，李华飞的小说《博士的悲哀》。李华飞的这篇小说写的是“日本人攻打卢沟桥”造成“华北吃紧”时，重庆乃至四川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小说的主人公舒学高出生于重庆下面的一个小镇——乔镇。早在民国初期时，这个小镇还是一个闭塞的乡镇，满生乱树，隐立于葱茏的绿竹之间的全是赭红色土墙支持着的灰色的茅屋，小镇的整个图景是朴素保守的。那里生活的居民大多半商半农，每逢场期，街上就会变成蓝布衫、蓝布帕、蓝布短裤人的世界。不过，自舒学高留美归来，他给乔镇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气息，乔镇在舒学高的建议下慢慢开化起来：开办男女兼收的新学校，敬上帝，做祷告，主张女子不准缠脚……不过，舒学高这个人，个人的生活习气很洋化，他的衣着，他的饮食，都以西方的习俗为标准。他十分崇拜西方的工业文明，在内心里嫌恶自己的家乡。他这种洋化的态度让他的女友黄雪妮非常不满。黄雪妮是一个大学生，正处在精力旺盛的时期，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我们的国土时，她和许多的大学生一样被爱国的激情簇拥着，热血沸腾地要参加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她力邀舒学高一起参加，不料舒学高极力反对，他说：“这个可不行，我不能参加。雪妮，老实跟你讲，这样空口呐喊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救国……有政府，有官吏，那用得着你这些学生来管，定和约，放弃土地，这都是外交手腕，这都是军事上的策略……”为此，他决定去黄雪妮的学校演讲一番。可是，当舒学高“义正词严”地劝诫学生们不要去参加游行示威，还说“失土地不算可耻！苏联有‘堪察加’就能强盛，我们有四川，中国的堪察加！……为了国策，只要留下勘察加就行了”的话时，听他演讲的学生在台下掀起了山洪般的骚动，大家愤怒了，纷纷用痰盂里的水打湿了的纸团飞打在他的脸上，喊着：“打倒吃洋饭的亡国奴！走狗……”他们像洪流一般向礼堂外奔去，集合准备游行示威。这一切让舒博士震惊了、诧异了、惊慌了，他的尊严受到了践踏。带着深深的耻辱和怒愤，舒学高给司令室打电话告密。由于他的告密，当局派兵用武力来摧毁，用皮鞭打，用枪托击，不少学生被逮捕，也有不少受伤住进医院，而舒学高的女友黄雪妮也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篇小说写于“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23日，发表于同年9月出版的《春云》月刊上，作者笔调幽默、轻松，讽刺辛辣，颂扬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意识，暴露与讽刺“洋博士”舒学高在抗日浪潮冲击下胆战心惊、魂飞魄散的丑态，不失为一篇颂扬与暴露兼而有之的优秀之作，不过这篇小说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实际上当时书写重庆的本土作家比较少，相反倒是一批外来作家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无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文坛的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张恨水、端木蕻良、萧红等，还是来自战地、来自民众、呼吸着抗战大时代的空气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作家，如姚雪垠、路翎、郁茹、草明、梅林、黄贤俊等，他们来到重庆后，纷纷在小说中书写各自心中的重庆形象。我们相信，“不同的作家以独特的禀赋与阅历酿就了各自与众不同的‘文学生命场’。这个‘场’既可能是静态的，比如童年和故乡；又可能是流动的，体现在更多作家身上，就是文学与人生的相互历练的问题”。抗战时，作家们四处流徙，最终投向重庆。在这个文学艺术家们异乡的栖地上，作家们在战火纷飞中的空间位移给自己带来了新的生存体验和文学成就。例如，路翎，重庆北碚令他少年成名，而他终其一生的创作里最为光彩闪烁的部分，也都是关于重庆北碚的；又如张恨水，在重庆他经历了创作与生命的双重磨难与蜕变，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有深度的作品；再如巴金，在重庆创作的《寒夜》《憩园》等，真正登上了他个人的文学巅峰。重庆，就这样在与作家们的生命的交互辉映之下，构成了其“文学生命场”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正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说的那样：“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这些作家外来者的身份一方面为他们写重庆带来了不便——陌生，但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观察、描写重庆带来了便利——他们以“外来者”的角度审视重庆，会不停地把重庆与之前的生存地域做比较，在比较中主动地、有选择地接受这个地域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因为情感上的眷恋而遮蔽对重庆客观、冷静的审察。像沈从文就是以几近奉神的虔诚态度去观照湘西。在1957年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沈从文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收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前后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至于文学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有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家乡和一条延长于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喜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这段话分明昭示我们，沈从文生命的成长环境，以及当地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对他是有明显影响的，而当他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其实，沈从文的故乡湘西是汉族、苗族、土家族等民族混居之地，是远离文明较为封闭的地区，可是当地的文化和生活在经过沈从文的审美观照后，竟然富于幻想和浪漫，呈现神秘、传奇、幻美等特点。无论是取材于湘西社会“过去”和“现在”真实生活的《边城》《长河》《萧萧》《丈夫》《贵生》《柏子》《雨后》等，还是以当地少数民族婚恋习俗和爱情传说为依据的《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样》等，沈从文都希望可以寻找并发现湘西人情中的美点，把湘西净化为具有超凡脱俗、纯洁质朴的爱情模式和富有人性、人情之美的理想之国。虽然这些小说中也有涉及湘西农村一些不美、不善、不合人性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童养媳制、卖淫制、氏族社会制度下野蛮落后的婚俗，以及军匪之祸，但是，在沈从文的审美眼光里，这些都经过了理想化的过滤。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那些叙写重庆的外来作家们来说，他们的书写角度会比本土作家更客观更现实。他们以城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他们既在其中又在其外。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里，但却常以外来者的敏锐眼光，打量重庆的城与人，力图展示别样的人文环境、城市文化性格和对重庆社会人生的感知。他们既是流亡者又是战斗者，既是定居者又是观察者。他们书写重庆的小说为我们记录了这个都市的社会历史经验，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城市的都市风景和生活形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生码头之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三、不同的书写方式
城市就像一个文学文本，拥有众多不同的读者，而且随着再解读的层出不穷，读者的视野也将得到更多的扩展和补充。面对重庆，作家们各自的交际往返、生命体悟、文学创作等构成了各自笔下文学重庆的独到个性。如果说现代文化启蒙与抗日救亡之声成为重庆文艺天空里最为嘹亮的乐章，那么，在重庆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文人墨客们的自我体验则成为重庆文艺天空里最有个性的华章。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的交汇处，四面有高山环绕，所以每年十月到第二年的六月，都会大雾弥漫，雾季的时间特别长。对于重庆的雾，有的作家盛赞它的美：“雾季正盛时，含水分少，轻而上浮，其色青。青雾终朝弥漫半空，不见天日，山川城郭，皆在愁惨景象中，似阴非阴，欲雨不雨，实至闷人。若为白雾，则如秋云，如烟雨，下笼大地，万象尽失。杜甫诗谓‘春水船如天上坐’，若浓雾终，己身以外，皆为云气，则真天上居也。”有的作家对它渴望有加：“俗语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重庆夏天的炎威，特别是今年，真晒得厉害极了。现在到了冬季，不要说‘负爆献枕’根本谈不到，简直自朝至暮谁也没有见过那些太阳究竟从什么地方升起来，从什么地方落下去，这样闷人的环境，岂不叫人扫兴？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正兴高采烈，欢迎那厚重的雾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得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飞机到重庆，在上空盘旋了半天，始终找不到机场，竟飞到了成都才停了下来，那样的糊里糊涂，更加欢迎。”更有作者还赋予雾以美好的感情色彩：“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当然，也有一些作家不喜欢雾：“一个迷漫的混沌的世界，雾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边，我迎着那细小的、隐约的、执拗的、损人健康的雾雨，我冲破着它”。他们把雾比作“一只惨白而又巨大的魔手”，比作灰色的囚衣：“雾/昏暗而浓重的雾/弥漫在山林，弥漫在山谷/像一幅苍白的纱幕/隐蔽了凋零，残朽了景物。”同样如此，对于重庆的雨，有的作家觉得富于诗意，怪可爱：“夜来一阵阵的冷雨，洒在树叶上，仿佛构成一种和谐的交响乐，要来伴我夜读……可是早晨出门，循江边走去，三合土的路面早已干了，红日正从对江的山后，射出万道光芒，夜雨已化成朝云，横在山腰，遮断了树身，只露出一簇簇的树梢，悬在云际，构成一幅绝好的图画，最使人悦目赏心，流连忘返。在这种环境之中，你想会有人不爱巴山的夜雨么？”而有的作家则认为是灾难，例如，在张恨水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重庆的疾风骤雨给住在“国难”房子里的普通市民带来的是巨大灾难。同样，面对奔腾的嘉陵江，碧野兴奋地书写：“第一次看见嘉陵江，多么惊奇而又欢欣，清清的江水，洗去了我这个从抗日战争前线到阿里年轻人身上的征程。”而高兰在《嘉陵江之歌》中却写道：嘉陵江没有耀眼的光辉，因为太阳从未明亮的照射过他！嘉陵江也没有猛烈的风暴，因为他天天沉闷的阴雨。嘉陵江是美丽还是忧郁的呢？嘉陵江是悲哀的！嘉陵江是悲哀的！
在高兰的笔下，嘉陵江不仅没有诗意，相反还成为了一个负面的符号。由此可知，虽然文学创作的背后是一个社会，它具有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更是一个作家的个人行为。一个作家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这是他自己所能选择决定的。对于富有才华的小说家来说，他对人和生活的探索、感受、发现的进程是同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创造的进程密不可分的。当小说家对人和人的生活有所感受、有所发现的同时，他的潜意识里也在探索、寻找和创造表现这种感受和发现的语言、描述视角、文体形式和结构手段。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城市，它在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中，都不应仅仅是一个空间框架，它还应负载作家个人自我的审美信息和审美观念。通过作家各自不同的生命激情的熔铸，使城市突破寓言式单一性意指功能而走向意蕴的多重性，而这种多重性同时也展示出作家们的不同风格。
总之，无论哪个城市，都“等待着无穷多样的诠释，没有终极的‘解’。任何诠释都不是最后的、绝对权威的。现有的诠释者中或有其最为中意的，但它仍在等待。它不会向任何人整个地交出自己，它等待着他们各自对它的发现。他们相互寻找，找到了又有所失落：是这样亲密又非无间的城与人，这样富于幽默感的对峙和和解。人与城年复一年地对话，不断有新的陌生的对话者加入。城本身也随时改变、修饰着自己的形象，于是而有无穷丰富不能说尽的城与人”。重庆，是一个过客的城市，它的生活方式多元、身份多变、形象多面，实在不是一个故事可以道尽她的“华美与悲哀”。相信，重庆的故事多种多样，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情节、不同的结局，重庆的传奇说也说不完……
第二章 大家笔下的重庆：在政治与文学之间
茅盾、巴金和老舍，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家，这三位中国现代最主要的、最有影响的小说大家在抗战时期都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茅盾在1940年10月由延安抵达重庆，1941年1月离开重庆去香港，1942年12月由桂林抵达重庆，1946年又离开重庆去香港。巴金在1940年10月抵达重庆，1946年5月离开重庆去上海，期间虽去过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地，但多数时间仍在重庆。老舍于1938年8月抵达重庆，1946年1月离开重庆去美国讲学。三位大家住在重庆的时间长短不一，可能都组织或参加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抗日民主运动与抗战文艺运动，都书写了有关重庆的文学作品。他们把重庆以外的如北平（北京的旧称）、上海、大西北，以及大后方其他地方的社会人生带到了重庆，同时也把重庆的社会人生带到了其他各地。
第一节 茅盾：作为延安的“她者”的重庆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始终以敏锐的政治穿透力和高度的责任感深刻地剖析中国的社会人生。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由上海而武汉、广州、香港、桂林、昆明、新疆、延安，三度到香港，两度到重庆。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他的人生战场与文学阵地。他对战时中国的社会人生，特别是当时有“陪都”之称的重庆社会人生的体验深切，感触深广，认识深透。所以，一直擅长写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市的茅盾在重庆生活时也书写了重庆。不过，这位“大家”在叙写重庆时，自身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是具有导向性作用的，他把重庆当作延安的“她者”来书写。
一、从属于党派的作家
提到茅盾，似乎首先应该想到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小说月报》改革后的第一任编辑，驰名文坛的文学家、评论家。不过，他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长篇论文《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写道：“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有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想起要做小说，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的确，看看茅盾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不像是一个文学家、评论家，或者说不像是一个“纯”文学工作者。
青年时期的茅盾，勤勉好学，富于才情，但是就其个人的兴趣而言，他是很热心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受家庭氛围的影响，茅盾少年时期就萌生了“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立志自强和企图除旧布新的思想情绪”，而这一情绪表现在他高小时所写的37篇作文中“写作最多的是史论。不管是评述历史人物，还是揭露时弊；是介绍科学知识，还是描绘山川风光，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他改革社会的意愿和对民主、自由、文明的期待和向往，充溢着他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的强烈欲望和责任感”。这种强烈的政治情结和社会责任感则常常驱使他积极热情地关注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茅盾便写起论述青年学生社会职责和妇女解放问题的政论文章，而在1920年参与《小说月报》的革新并担任其主编之后，仍未消减对社会改造运动的热情。他一方面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文学里，在文学使命和文学作用的反复强调中表达他试图通过新文学实现社会变革的愿望，一方面又在文学之外寻求参与世纪政治的机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茅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之一，并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从1924年开始，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之中，站在政治宣传工作的第一线。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中，没有谁像茅盾那样热衷于实际的政治运动。“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一直是对20世纪被正统的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作家的界定模式，而这实际上也是传统士大夫的文人与官僚身份在现代的转化。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士，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中。我们知道诸子百家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阐述各自的治理政事的谋略，各学派的思想其实无不与政治关涉密切。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孟子更是指出“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自秦以来，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大夫阶层都继承了孔孟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而具有了政治家与文人的双重身份。这种传统深深地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深陷民族危机的近现代，更是驱使了一批批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执着地将自己的学问用于匡时济世、扭转兴亡的政治大业。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里，文学与政治联姻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直面的是包括政治制度变革在内的现实社会革命，这注定了政治与文学有着割不断的天然联系，也正由于此，“文学家、政治家与革命家的三位一体，就成为‘五四’以来许多文化精英的重要角色定位”。茅盾，即是这些文化精英中的一位。不过，平心而论，在同时代的政治活动家中，茅盾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可能还不能说是最浓厚的，但在同时代的文化人中，茅盾的政治意识和心理积淀绝对说得上是非常浓厚的。例如，和茅盾同时代的文化人——鲁迅，他与政治的结缘程度与方式就和茅盾有重要的区别。对于政治，鲁迅在总体上处于边缘，而茅盾则处于中心；鲁迅介入却始终不忘独立，而茅盾投入则常常全神贯注。“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行为上看，茅盾与现实政治的距离都较鲁迅近得多。在茅盾的意识与文本中，政治实际上是‘轴心’，而在鲁迅的意识和文本中，灵魂才最重要。”鲁迅所从事的主要是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工作，他并不那么“政治化”，而茅盾尽管也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讨论，但他更为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变革。
总体来说，茅盾与政治的贴紧是不用回避的事实。在很长时间的社会政治活动中，茅盾显著地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从而使得他的内心政治归依感大于文化、文学的创造。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情况下，他转到文学上来，他也是以文学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继续从事他忠贞不渝的革命事业。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他的心态无形之中也有所调整，不大参加直接的政治活动，而着力于文学创作和评论。但是，多年积淀的政治意识不会突然完全消失，其中有些东西依然入骨。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即是茅盾的“艺术思维被与时代潮流、社会运动紧密联系的饱蕴着政治意识的社会思维和历史积淀而成的理论思维所有力渗透”。在茅盾整个艺术构思阶段的思维活动中，从创作冲动的激发到题材的选取、开掘，主题的酝酿、形成，形象的孕育、成熟，茅盾都是“有目的”地进行的。始终贯穿在这整个过程之中的，是他明晰的政治眼光和强烈的阶级意识。所以，无论是他的《春蚕》《秋收》《残冬》，还是《林家铺子》《多角关系》《子夜》，他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方面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难怪捷克的汉学家马立安·嘎利克说：“茅盾是一位政治的、社会的作家。‘个人的区区小事’是不能吸引住他的，只有那伟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最使他激动不安。他的作品充满了时代精神，现实感极强。”
抗战爆发以后，茅盾的这种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有加强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有更明显的针对性和迫切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F.斯通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意识形态深植于个人的信念和态度的网络中，通常是潜意识地持有某种意识形态，一个成熟的人很难有实质性变化。”依照此观点，可以说，对于茅盾而言，他青年后期已经趋于成熟和定型的心理类型及其所饱含和承载的较浓厚的政治意识，在以后是很难再淡化的，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社会政治意识不断高涨的时代。而且，茅盾在思想上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所从属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