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蛰存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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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全集·诗百话(中册)试读：
中唐诗话
43张志和：渔歌五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篛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
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
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
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我们讲过李颀的《渔父歌》，也提到过高適有《渔父歌》，岑参有《渔父》，储光羲有《渔父词》，同样都是描写渔人生活的，作者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诗人。这里再讲《渔歌》五首，作者张志和，时代稍后，他从仕宦而至退隐，都在肃宗、代宗两朝，应当属于最早的中唐诗人。《唐诗品汇》把他列入盛唐，恐怕不很适当。
张志和的传记资料不多，生平情况也不很能知其详。现可知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他是颜公座上客。颜公又亲自看见他的死，还替他作了墓碑文，就是现存《颜鲁公文集》中的《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此外有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也有关于张志和的记载，因为他又是著名的画家。《太平广记》卷二十七引用了一篇《续仙传》，也记录了张志和升仙的情况，后世遂相传以为张志和是一位得道成仙的异人。以上这些资料，都是唐代人的记载，尤其是颜真卿的那篇墓碑铭，应当是最可信的史料。此后，则有《新唐书》的《张志和传》、宋人计敏夫的《唐诗纪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其中亦有关于张志和生平的记载，但都是第二手资料了。
综合诸家记载，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张志和，本名龟龄，东阳金华人。父名游朝，清真好道，著有《南华象罔说》十卷、《冲虚白马非白证》八卷。这两部书都没有留传于后世，看来是一位道家兼名家的学者。志和的母亲姓留，梦见枫树生在肚子上，因而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张龟龄。龟龄十六岁入长安，为太学生。不久，以明经擢第，大约是在天宝年中。安禄山乱后，龟龄献策于肃宗，深蒙器重，令其为翰林待诏并授官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又命他改名志和，字曰子同。不久，降官为南浦尉。此后又获得恩准量移，志和不愿赴任，辞官回家，遭逢亲丧，从此不再从政，泛舟垂钓，漫游于三山五湖之间，自称烟波钓徒。
以上这一段传记，在关键处都没有交代清楚。他向肃宗献策，获得肃宗器重，献的是什么策？肃宗为什么要他改名？为什么不久就降官？降官一定是由于得罪了朝廷，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得罪？量移是唐代政治制度，指对贬谪官员的初步宽赦，意思是酌量转移一个较高的官职，或转移到一个较近的地方。可是，当时张志和量移到什么地方去任官，又没有说明。因此，张志和从入仕到归隐，这期间一切重要情况，现在都无法知道。
张志和曾著述一部书，名曰《玄真子》，凡十二卷三万字。由于这个书名，便又自称为“玄真子”。此外还写了一部研究《周易》的书，名曰《太易》，凡十五卷二百六十五卦。这两部著作，现在也失传了。现在所有的一部《玄真子》，恐怕是后人托名的伪书。
大历七年九月，颜真卿从抚州刺史调任湖州刺史。大历十三年初，离湖州入朝，升任刑部尚书。在五年的湖州任期中，吴越一带的文士诗人，都在颜真卿幕中，或有来往，著名的诗僧皎然和张志和也成为颜真卿的门客。张志和在这几年中的生活，我们可以从颜真卿的墓碑文和皎然的诗中见到。最突出的是张志和的画，颜真卿的碑文说：“玄真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泛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崿以缣帐请焉，俄挥洒横抪而纤纩，霏拂乱抢而攒毫雷驰，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贻。”皎然诗集中有一诗一文，都是描写张志和作画的神情的。一首诗是《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其诗有云：“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尺波澶漫意无涯，片岭崚嶒势将倒。”又一首文是《乌程李明府水堂观玄真子置酒张乐，纵笔乱挥，画武城赞》，其句云：“玄真跌宕，笔狂神王。楚奏铿，吴声浏亮。舒缣雪似，颁彩霞状。点不误挥，毫无虚放。蔼蔼武城，披图可望。”从这里都可以想见张志和作山水画时豪放的姿态。他喜欢在音乐、歌舞、宴饮的环境中作画，他的画是与乐舞同一节奏的。李明府，是乌程县令李晤。
颜真卿的碑文中还提到他曾为张志和重造一条新的渔船。此事亦有皎然的诗可以参证，诗题曰：《奉和颜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舴艋舟歌》，诗云：“沧浪子后玄真子，冥冥钓隐江之汜。刻木新成舴艋舟，诸侯落舟自兹始。得道身不系，无机舟亦闲。从水远逝兮任风还，朝五湖兮夕三山。停纶乍入芙蓉浦，击汰时过明月湾。”可知当时颜公为张志和造成新船，还为此举行了落至典礼。落，就是落至，也就是现代所谓“下水典礼”。舴艋舟是小船，形容它像昆虫蚱蜢一样。
颜真卿的碑文虽然详细地叙述了张志和的生平，但关于张志和的死，却说得非常含糊。此文最后只说：“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置怀，寄诸他山之石。”铭文结句云：“辅明主，斯若人。岂烟波，终此身。”这里所谓“忽焉去我”、“烟波终身”，都是隐隐约约地叙述张志和的最后。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使后世读者无从了解。幸而《续仙传》留下了一段记录：“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啸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这样一说，就明白了。原来张志和采用了道家水解的方法，在吴江平望结束他的生命。在世俗人的观念里，他是像屈原一样的自沉于水；而在道家的术语里，这是用水解的方法上升成仙。颜真卿不是道家思想者，不说张志和浮水升仙，只好说是“忽焉去我”、“烟波终身”。《渔歌》五首是张志和的作品，颜真卿碑文里虽然没有记录，但别的文献中却都提到了。《历代名画记》说：张志和“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续仙传》说：“颜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西塞山前’云云。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尚。”又《唐朝名画录》也说：“鲁公宦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依据这些记载，可知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张志和，每人都做过五首《渔歌》，而张志和还为这五首《渔歌》画成卷轴。《渔歌》唱和二十五首和《渔歌图》五轴，在当时一定曾经广泛传抄或临摹。但《渔歌图》已不见于宋代的记载，而其影响则极为久远，宋、元、明代有许多画家画过渔歌图。《渔歌》的失传，年代更早。文宗时宰相李德裕有一篇《玄真子渔歌记》，他说：“德裕顷在内廷，伏睹宪宗皇帝写真访求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原来唐宪宗皇帝李纯在位时，仰慕张志和，要访求其所作《渔歌》，可是始终没有见到。于是画了一幅张志和的像，并题了字，记录了他的遗憾。李德裕在宫中见到宪宗留下的这幅画像和题记，对先帝的爱才思贤，非常感动。因为他家与张志和家有旧交，就注意访觅，才获得张志和《渔歌》五首的全文。他把这五首《渔歌》录存在他的文集《会昌一品集》中，并附了这篇题记。我们现在还能见到《渔歌》五首，应当归功于李德裕。从大历末年到宪宗元和末年，不过四十年。以皇帝之力，还无法得见《渔歌》，可知当时这些诗已无人知道了。
张志和《渔歌》五首的内容，与李颀、岑参、储光羲诸家所作，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歌咏逍遥自在的渔人生活。但在文学形式方面，张志和却采用了三言七言混合的长短句法。他将一首七言绝句的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而且在第二个三言句尾协了韵。这样，这首诗的音节就离开绝句较远了。到了唐末五代时，有和凝、欧阳炯、李珣等人，也作同样形式的渔歌，被选入《花间集》，改题为《渔父》，正式被定为曲子词了。到宋代，又被改名为《渔歌子》，与《教坊记》所载曲名《渔歌子》相混。从此《渔歌子》成为一个词牌名，而张志和这五首《渔歌》也被视为唐词了。
张志和这五首《渔歌》描写他到过的各处江湖胜景。第一首写西塞山前的渔人生活，这是湖北的西塞山。陆放翁《入蜀记》云：“大冶县道士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词所云者。”韦应物有《西塞山》诗云：“势从千里来，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刘禹锡有一首著名的《西塞山怀古》诗，怀的是“王濬楼船下益州”的故事。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云：“中妇桑村挑菜去，小儿沙市买蓑归。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可知唐代诗人所歌咏的西塞山，都是在湖北大冶县境内突出在长江中的一个石矶。但明清以来，许多人注释张志和此诗，常引用《西吴记》的一条：“湖州磁湖镇道士矶，即张志和所云‘西塞山前’也。”由于张志和的渔钓生活，见于文献的，都是在休官归家之后。而且选本所录张志和的《渔歌》，一般都不是五首全部选取。因此，编《词林纪事》的张泳川，竭力申辩这个西塞山是在湖州，他甚至说张志和“踪迹未尝入楚”。可知他非但没有见到《渔歌》五首全文，连张志和的传记资料也没有看过。张志和曾降官为南浦县尉，南浦县就是现在四川省的万县。如果说张志和生平踪迹未尝入楚，他怎么能去做巴东的南浦县尉呢？而且《渔歌》第五首中所提到的青草湖与巴陵，难道也在湖州吗？《渔歌》第二首写的是严子陵的钓台，这是富春江上的渔人古迹。“长江白浪”，应该是泛指富春江。第三首写的是霅溪湾里的渔人生活，这就在湖州了。第四首是写松江上捕蟹的渔人，松江就是吴江。“菰饭莼羹”是用晋代松江人张翰的典故。张翰在洛阳，因秋风起而怀念家乡的菰米饭、莼菜和鲈鱼。菰，就是茭白；菰米是茭白的籽。古代茭白结籽，可以做饭，现在退化了，不再有菰米饭。
这五首《渔歌》的次序，看来在李德裕所得的抄本上，已经错乱了，我以为第五首应当是第二首。这两首是张志和回忆做南浦县尉时的渔钓生活。以下三首，是他归隐后从金华泛舟东下的情况。《渔歌》有颜真卿、陆鸿渐等四人的和作共二十首，李德裕的《玄真子渔歌记》中没有讲到，看来他当时仅得到张志和的原作五首，而没有得到和作。北宋初期，出现了一本词选集，书名《金奁集》，题云：“温庭筠飞卿撰。”这是《花间集》以后的又一部唐五代词的选集，虽然题作温飞卿撰，其实温飞卿的词只有六十二首，其馀都是韦庄、欧阳炯、张泌等人的词，多数已见于《花间集》。显然，这是一部投机牟利的出版物，东抄西袭，托名于温飞卿的。但是在这部词集的卷尾，却有张志和的《渔父》十五首，其中没有一首是附见于李德裕文集中的。据清末词家曹元忠、朱孝臧的研究，认为这十五首词本该题作“和张志和渔父”，历代传钞，被不学无术的人删去了一个“和”字，于是误传为张志和的作品。又因全书题作“温飞卿撰”，又好像这十五首是温飞卿和张志和的作品。《宝庆会稽续志》中有宋高宗赵构作的十五首《和渔父词》，有小序云：“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原来高宗在会稽看到黄庭坚写的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一时高兴，和韵作了十五首，写了一本给辛永宗。后人就从辛永宗家藏的高宗手迹抄录下来，编入《会稽续志》。宋高宗的十五首《和渔父词》的用韵次第，完全和《金奁集》中所有十五首一样，由此可知黄庭坚所写的，也正是这十五首。既然黄庭坚也以为这十五首《渔父》词的作者是张志和，而《金奁集》这部书的出现也正在黄庭坚的时代，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十五首词早已迷失了作者的姓名，在北宋初期已被误认为张志和的作品。《金奁集》的编者也以为这是张志和所作，或者以为是温飞卿的和作。这样看来，决不可能是《金奁集》的传钞本被妄人删去了一个“和”字。
南宋中期有一位藏书家陈振孙，曾收集张志和的《渔歌》及其有关文献，编成一部《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录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余尝得其一时唱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由此文可知在南宋中期，张志和的五首《渔歌》，只有第一首广泛地流传着，其馀四首，几乎无人得见。陈振孙收集到的“一时唱和诸贤之辞”，想必就是颜真卿、陆鸿渐等四人之词二十首。但陈振孙没有列举人名及篇数，我们就无法肯定。陈振孙还收集到柳宗元和南卓的和作，那么也应当有十首。《金奁集》中的十五首，到底是哪三家的和作呢？现在也无法知道。颜真卿、柳宗元的诗集中都没有《渔歌》和作，陆鸿渐、南卓等人，都没有诗文集留传至今。总计和者六人，应当有三十首，而现在只有失去了主名的十五首，还不能不感谢《金奁集》编者。《渔歌》在《金奁集》中已改名为《渔父》，并注明属黄钟宫，可见它已成为词调名。但苏东坡还无法唱张志和的词，他于是加几个字，用《浣溪沙》的曲调来唱。其小序云：“玄真子《渔父》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词云：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篛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补入44李冶：寄校书七兄
年轻时读唐宋名家诗，遇到好处，不觉拍案叫绝。与同学朋友们谈起，也常常有人表示同感。我一向以为既然大家都同样地欣赏这首诗，对于这首诗的了解一定也是彼此一样。当时还没有用详细分析的方法来讲解唐宋诗的出版物，有的只是注明典故的选本。编者批注了某一首诗好，我也以为好，就以为编者对这首诗的了解和我契合了。
近年来，在单行选本或期刊上看到许多唐诗的分析讲解，才常常发现许多人对诗的理解和我不一样。尽管对某一首诗，我们双方都以为好，可是好的理由却很不相同。
李冶，字季兰，是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一位风流放诞的女道士、女诗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选了她六首诗，还有一段评论云：
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尝与诸贤集乌程开元寺，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仿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馀。不以迟暮，亦一俊妪也。
高仲武在这一段短短的介绍中告诉我们，李季兰的形象性格像个男子，而诗意却很放荡，无所顾忌。接着高仲武记录了她和刘长卿的一次对答，这是一个当时传为雅谑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实质却十分不雅，因此有些刻本的《中兴间气集》中没有这一段。接下去，高仲武摘出了她的一联最著名的诗句，从而给她下了定评。
刘长卿、李季兰这一番对话，恐怕已有些人看不懂，不知为什么“举座大笑”。我只得用来译成一段白话文的《笑林广记》。原来刘长卿生的“阴重之疾”，中医称为“疝气”，俗名“小肠气”。病象是肠子下垂使肾囊胀大。这是中年男子的病，患者经常要用布兜托起肾囊，才可以减少痛楚。李季兰知道刘长卿有这种病，所以吟了一句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饮酒诗二十首》之五）这山气是借作疝气的谐音，意思是问刘的疝气病近来好些没有？刘长卿立刻也用一句陶渊明的诗来回答：“众鸟欣有託。”（《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之一）这个“託”字借作“托”字，而这个“鸟”字就是黑旋风李逵常用的“鸟”字了。
这个故事反映了唐代诗人的浪漫精神，男女之间谈笑谐谑，毫无顾忌。李季兰的风流放诞，也从这个故事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她的诗现在只存十六首，但是没有一首不是好诗。最为人传诵的就是高仲武摘句的一首：寄校书七兄
无事乌程县，差池岁月馀。
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
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
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
讲解这首诗，应当先说明情况。题目所谓“校书七兄”，是作者的兄长，排行第七，官为校书郎。作者耽搁在家乡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已一年多了，遥念她的七兄，因而寄一封信去问候。这位七兄，大约出使在外，因此作者叮嘱他，在行旅之时，不要忘记给她来一封信。
唐代诗人作送别怀人的诗，大多是一开头就用一句说自己，一句说对方；或者用一联说自己，一联说对方。这首诗第一联是作者自述：住在乌程县里，虽然没有什么事，却已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差池，就是参差。《诗经·邶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但唐代人用参差或差池，往往作“几乎”或“差不多”解。后代人不了解唐人用词语的习惯，就把这句改为“蹉跎岁月馀”。从《唐诗品汇》到《唐诗别裁》[1]都已改作“蹉跎”，现在依古本《中兴间气集》改正了。
第二联“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这是问询校书七兄的话。古人藏书之处多种芸草，书页中也往往夹着晒干的芸草，因为芸草能辟蠹鱼。校书郎是在宫中藏书处工作的，故称之为芸阁吏。这三个字就代替了一个“你”字，这一联的意义只是说：“不知道你近来寂寞到怎样？”
第三联果然是特异的佳句。一句说船，一句说车。这船又是使者的船，车也是使者的车。何以见得一定是使者的船？因为“远水浮仙棹”是暗用汉代博望侯张骞奉使乘槎探索河源的故事。至于使者的车，那么“使车”这个词语早见于《左传》，不妨直接用上。但是，为什么要说“寒星伴使车”，而不说“明月伴使车”呢？这里又是暗用了一个关于使者的典故。根据汉人的传说，天上有一种使星，地上皇帝派使者到什么地方去，天上的使星就向那个地方移动。《后汉书·李郃传》记了这样的故事：据说汉和帝分别派遣许多使者到各州县去微服察访，汉中小吏李郃懂得天文，他望见有二座使星在向益州移动，因而他就预知朝廷派使者来了。由于这个典故，后世的文学修词，就把使者称为“星使”。现在，李季兰又把“星使”二字拆开，描写使者的车在地上行进，天上的使星也伴着同行。这一联二句，从文字表面看都是写景，描写校书七兄出使在外乘船坐车的旅况。无论什么人都知道这二句写得好，不必注出典故，大家都能同意是“五言之佳境”。但对于能知道这一联中所使用的典故的读者，这一联之所以为好，体会就更深一层了。
刘宋时诗人鲍照，旅行过大雷口（在今安徽省望江县），把沿途所见山水风景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鲍令晖。这是一篇著名的散文，收在《文选》中，题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李季兰运用这个故事，写了这首诗的结句。文字表面是说：你如果经过大雷岸，不要忘了写几行信给我。但是，读者应当了解，她的校书七兄，并不真的会经过大雷岸。这两句诗，实在只有下句的作用，即希望他有信来。上句的作用，只是表明她和校书七兄的关系是兄妹。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解释此句云：“倘出使而理棹驱车，因得经大雷之泽，幸无忘裁书寄我。”这样讲便把上一句讲死了。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给他纠正，加了一个眉批道：“此借鲍书以见为兄妹，非真过大雷也。”但是吴昌祺另外又加了一个眉批道：“诗极清丽，但不知校书果为其兄否，亦千秋之玷也。”吴昌祺能了解李季兰运用典故的方法，但又怀疑校书七兄未必真是她的兄长，甚至怀疑这位校书七兄是她的情人，因而认为李季兰作此诗是一个永久的污点。这就反映了吴昌祺的道学气。他评论唐诗，在艺术性方面，常常表现得比唐汝询高明，但对于唐诗思想内容的解说，却有不少封建气、道学气乃至迂儒气。他既知道李季兰此诗用大雷岸的典故，目的是为了点明兄妹关系，为什么还要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兄妹呢？李季兰作诗寄情人，何必一定要讳言是兄妹？唐代的女道士、女校书，有点像是日本的艺妓。她们的生活，主要是在筵席上给主客侍酒，歌舞弹唱，以娱嘉宾。有文才的，便也参加诗酒唱和。李季兰那样的风流放诞，也还是公开的，并不下流淫滥。她也有寄情人的诗，如送阎伯钧赴剡县诗，结句也不过说：“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这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而必须假装是兄妹呢？
李季兰这首诗之所以能获得极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一首完整无瑕的标准唐律。论文字，明白易解，雅俗共赏；论音韵，声调格律，毫无缺点；论结构，第一联说自己，第二联说七兄，第三联又说七兄，第四联归结到自己。凡是赠别怀人的诗，唐代诗人通用这种结构，而李季兰这一首可以作为合格的代表。
第三联、第四联的运用典故，更显出李季兰诗才之高。第三联是暗用典故，从文字上看不出其中隐藏着典故。这种例子在唐诗中很多，有许多注释家常常忽视失注。但多读几遍，一般读者还是能了解诗意的。第四联是虚用典故，大雷岸与诗意毫无关系，但如果不用这个地名，则诗题中的一个兄字就没有着落。作者既然虚用，读者就切忌实讲。
近来看到一篇对此诗的分析鉴赏，作者概括此诗内容云：“可知此人其时当在自乌程赴任所沿江而上的途中。”这样说来，第一联也成为校书七兄的事。他沿江而上去赴任所，就与奉使无关，第三联用星使的典故就落空了。作者指定这位校书七兄也要经过大雷岸，并且要他摹仿鲍照，寄一封信给他的妹妹。于是这首诗的结句便坐实了。一首圆活隐秀的好诗，如此赏鉴，所得到的恐怕只有禅家所谓“干矢橛”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
[1] 其实“蹉跎”与“差池”是古今字。“差”字加了一个“足”旁，“池”字换成“足”旁，“也”与“它”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写法。45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至德中，自监察御史出为转运使判官。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告犯赃罪，系姑苏狱久之，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茂名县东）尉。因有人为之辩白，量移睦州司马。官终于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故其诗文集名为《刘随州集》。
刘长卿进士及第时比王维仅迟了三年，他应当属于盛唐诗人。但他诗名著闻于上元、宝应年代以后，因此文学史上把他列为中唐诗人。其实在中唐诗人中，他是前辈了。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这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
现在选讲他的三首五言诗：两首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五言十韵律诗，即元明时人所谓排律。馀干旅舍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
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
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
馀干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他住在馀干旅馆中作此诗。起联说明时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远，秋风摇落，青枫树上经霜的树叶已很稀少。第二联写眼前景色。水滨的孤城已闭了城门，孤独的鸟正在背人飞去。孤城、独鸟，从写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独。第三联仍是写景。此时渡头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边渔家的人还在捕鱼，没有归来。尾联点出了主题：在这秋暮孤独的情景中，怀乡之情正要达到极度；然而非但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此心，反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捣洗衣服的砧杵声，使我的乡心更加沉重。这一联结句写得非常凝炼。我们必须补充许多话，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补充的话，都是从“正欲”二字中体会得来的。
这首诗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调和修辞都很工稳，为当时传诵之作。我们看张籍的一首诗，即可知受刘长卿的影响：宿江上馆
楚泽南渡口，夜深来客稀。
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
旅望今已远，此行殊未归。
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
这首诗是次刘长卿韵而作，但题下未标明“次韵”。全诗的用意、修词、结构，简直逐句摹仿刘长卿，我们不能不说张籍偷窃了刘长卿的诗，同时也可以想到皎然《诗式》有“三偷”之说：皎然以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张籍此诗，三偷俱全，可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来，竟无人议及。大约此一窃案，还是我首先发觉。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今河北省的蓟县。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蓟县在永定河北。这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安禄山从渔阳起兵，攻入关中。败退后渔阳人民都离乡背井地逃难，现在回老家去。刘长卿在穆陵关北遇到一个回渔阳去的人，便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不是赠行送别的诗，故没有送行的语气。这个人也不是刘长卿的朋友，故没有表达与此人有交情的语气。它只是描写一个乱后回家的人的观感。
第一联用直叙法点明题目。在穆陵关路上，碰到你单身匹马回渔阳去。第二联上句照应第一联上句。这里是古代楚国，现在惟有青苍的山还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无光的太阳也很寒冷。第三联写从穆陵关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屡次战争而残破了。耆老大户，不知还有几家留存。尾联上句结束第三联的二句，下句结束题意。到处都是蓬蒿野草，你这个乱后归乡的人，恐怕只得擦着眼泪一路看去。
以上刘长卿五言律行旅诗两首，中间两联全是平列的写景，诗的内容未免贫弱。当时还不以为病，中、晚唐以后，诗人渐渐考究到律诗中二联的情景虚实。到宋人作律诗，便以这种句法为一种缺点了。负谴后登干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
江入千峰暮，花连百越春。
秦台怜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
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
这首诗是刘长卿得罪降官以后，游了干越亭有些感伤，乃作此诗。干越亭是馀干城外一处名胜。刘长卿另有一诗，题云：《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还有一首《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这三首诗可能是同时所作。从此可以揣测，他得到贬官的处分以后，就回到鄱阳，旅居于馀干。此时朝中有人为他辩冤，才得恩许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词，意思是酌量移至较近处，这是对谪降官的从轻处置。刘长卿降为南巴尉，到南巴后不久，即奉敕到苏州去重新推问他的罪案。问题弄清楚后，量移为睦州司马。
诗的第一、二联点明题目，兼写自己如落日中的独归之鸟，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样一个荒远的地方去。以下四联，一联抒情，一联写景。最后四联，正面吐露自己的感伤。篇法极为整齐。
登上亭子，看见柳条新绿，正是春二三月的时候。亭在山上，远望天南，是自己即将赴任的南巴，不免忧愁至极。看到在落日中孤飞的归林之鸟，不禁想起我这个孤舟南去的人，将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今后的生活，即将投身岭外；回顾老家的产业，此刻还沦陷在胡虏的战尘中。接下去说：江水流入千山万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开，与南越的春色相连。如今对镜自照，可怜已有星星白发；感怀遭遇，却像屈原一样，无罪被放，行吟泽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叶萎。再遥望南方，草色青青，将迷失我的旅路；听听树上莺啼宛转，却不是对一个有闲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们的啼声，只能使人悲哀。到此为止，一共四联八句，都是上联抒情，下联写景。写景也不用纯客观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达作者的心情。
律诗的中间两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对于绝句，他分为虚起实接和实起虚接两种格式。对于五、七言律诗，他分为四虚、四实、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四种格式。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两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这部书是针对其时江湖诗人的空虚浮滑而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到后世则颇有异议。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在四句中间分虚实，专为四韵八句的律诗而言，作长篇律诗就不适用了。长篇律诗，唐人以韵数标题：八韵、十韵、十二韵、二十韵、四十韵，甚至百韵以上。高棅编《唐诗品汇》，给这一类的长篇律诗题了一个总名，称为“排律”，以便于分类。这个名称，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绝的规格，无论写景或抒情，都必须以四句为一个段落。排律四句，等于四韵律诗的一联二句。试看杜甫的排律，无论转韵或转意，总是四句一转，没有二句一转的。刘长卿此诗是排律，却以二句为一个段落。一联实，一联虚，而且还重迭一次，这种句法也是极少见的。
最后四联八句，叙述负谴后的感伤，照应题目的前半。他的被贬谪，是由于被人诬告。而被人诬告，是由于得罪了贵人。他说：在人世间，我自以为是个众醉独醒的人，谁知却反而被人诽笑；我凭直道做人，却不能容身于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尽风霜之苦，幸而还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谢天地的仁慈。现在对此青山不禁下泪，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条无路可走的鱼。平时待人接物用尽心机，结果还是一个不谐于世的失败者，只有鸥鸟对我还有些亲近的感情。这里的“机心”二字，不是贬义字面，不过是说平时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刘长卿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诗的结句云：“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鸟前。”又，韩翃有一句“机尽独亲沙上鸟”（《寄雍丘窦明府》），诗意皆同。
这首诗字句都很明显，容易了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台怜白首”一句，因“秦台”词语的意义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讲这两句诗云：“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萍而怨乎？”这是把“秦台”讲作朝廷的御史台。“登庸”即登用，这个名词出于《尚书》。官做到宰相执政，才可称为登庸。刘长卿做过监察御史，是谏议官，非执政官。谏议官的公署称为台，分东台、西台。执政官的公署称为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是门下省，西廊的是中书省，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在中书省。唐汝询以为刘长卿作监察御史时年岁已老，故诗云：“秦台悲白首。”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中也在此句下注云：“长卿曾为御史。”他们都以“秦台”为御史的代词。唐、吴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谁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乡吴昌祺，作《删订唐诗解》。他对唐氏的讲法有怀疑，在书眉上批了一句：“‘秦台’句疑文房必有老亲。唐解参。”他把“秦台”解作长安，把“白首”解作指老亲。他以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长安的老亲，但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的讲法，故在前面加一个“疑”字，而在后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讲法，可以备参考。“台”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邺郡为京都，当时称为“邺台”。北宋以汴梁（今开封）为京都，当时称为“汴台”。唐都长安，在秦中，故可以称为“秦台”。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疑之处。刘长卿作监察御史，估计不会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他至多不会过四十岁，似乎还不会“悲白首”。再说，全诗都是抒写目前的情绪，中间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监察御史时“悲登庸之晚”，从思想过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样，全诗对老家的忆念，只用“世业陷胡尘”一句。如果还怀念到老亲，一定会把“老亲”和“世业”并为一联，而决不会隔了一段写景，忽然又想起了老亲。这里“秦台”、“楚泽”两句，显然是叙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己，而不是指老亲。
关键还是在于“秦台”两字，到底应当作何解释？刘长卿另有一首诗，是在至德三载（公元七五八年）摄海盐县令时《寄上浙西节度使李侍郎中丞行营》的诗，也是一首五言长律。李侍郎大约是提拔刘长卿的人。全诗上半叙述安史之乱，后半叙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云：
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
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
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
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
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
榛芜上国路，苔藓北山楹。
大意说：成进士后，仍然是一个困骥，没有得志。后来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诗歌，无人赏识，只有你对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释褐入仕。可是，刚才做官，却逢到安禄山作乱，于是去请缨参军。离家多年，只做了一个江南小官。遥望长安，已是一路榛芜，自己的家屋，也已长满了苔藓。
这一节诗中，也用“秦台”，显然是指浙西节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台官。根据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台怜白首”这一句，是说朝廷中有执法御史哀怜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题目是《赠裴南部》，题下自注云：“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律诗，其中有两句道：“梁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显然也是与官吏下狱之事有关。此处的“秦台”之下加了一个“镜”字，当然是指铜镜了。铜镜创始于秦代，故文学中常称秦镜。古人用铜镜都放在一个镜架上，称为镜台。故“秦台镜”也可以说就是秦镜，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梁昭明太子萧统有一篇《锦带书》，其中有一句云：“萍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这里的“秦台”，绝无御史台的含义。“秦台之镜”，干脆就是一个“镜”字的繁文。但是，诗文中用“秦镜”，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诗“秦台镜欲临”，并不是说有一面镜子要来临，而是说御史台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员来审问案情了。这样讲，可见杜甫是把御史台和镜台两个意义混合用了，这又和萧统的“秦台之镜”取义不同。刘长卿诗中的两个“秦台”，一个是指御史台（“秦台自有情”）；一个是指镜台，也就是镜子。“秦台怜白首”，应解作对镜自照，可怜已是头发白了。刘长卿有一首《峡石遇雨》诗，其中两句云：“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也以秦楚为对偶。上句意思是说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词。另有一首《赴南巴书情寄友人》诗，有句云：“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这两句又见于《罪所留系寄张十四》。可见这一诗意，刘长卿曾屡次写到。“秦台怜白首”就是“愁容镜亦怜”。
对于刘长卿这首诗，历代的好评都集中在“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联。因为上文既叙述了负谴后的冤屈情绪，又自己说明了得罪是由于“独醒”和“直道”，但在饱历风霜之苦的时候，还感激宽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显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实即“君恩”的代用词。他虽然因冤狱而受风霜之苦，还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论刘长卿，就举出他这两句诗，评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这两句是全诗中“尤佳”者。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中评云：“语意温厚。”又说：“诗多凄怆之旨，毕竟心灵冲逸，归宿安闲，怨悱不乱，《小雅》之伦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两句云：“归美君恩，风人之旨。”这些论点，都是根据于儒家的诗教理论，读古典诗歌，不可不熟悉“诗教”的意义。
孔子曾说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是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到一个地方，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哪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但这种教育作用也有缺点，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一部《诗经》，是六经中的文学书，“诗教”就是文学教育。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愚。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这就是愚笨了。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
为什么《诗经》这部书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温柔敦厚呢？因为《国风》里的诗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都是“怨悱而不乱”，《国风》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诗。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但没有淫诗。《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讽谕诗，有指摘政治得失废兴的诗，但并不流于暴乱。不淫不乱，就是温柔敦厚的基本条件。男女关系，可以自由恋爱，但不许越礼私奔，越礼就是淫。对于政治，可以诉怨，可以诽议，但矛头只能对准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对准皇帝。对准了皇帝，就是鼓动造反，就是乱。儒家把淫与乱作为两个极限，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与政权，所以把温柔敦厚作为文艺的教育目标。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温柔敦厚这个标准的就受到赞扬，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人对刘长卿这两句诗的评价，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肯定它们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态度。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能写出来的最进步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暴露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类。要求他们写鼓动革命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教的压力十分强大。倒是在民间文学中，有时还出现过一些大胆的歌谣或小说。但是，像《水浒传》那样的公然提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要夺取政权的也还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浒传》，最后还得把宋江写成一个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见小说的作者还不能不顾到诗教的压力。
孔子虽然以温柔敦厚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并不反对革命。他知道无原则的温柔敦厚会导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个“愚”字。对暴君苛政也温柔敦厚、驯如绵羊的人民，他认为是愚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知儒家并不以诗教来反对革命。革命非但不违背诗教，反而是“深于诗”者，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观点。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孔子的这个“愚”字。从此以后，温柔敦厚的诗教遂成为对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剂。
刘长卿是被诬为贪污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后，仍得起用。他写诗感谢“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没有矛盾，怨悱的对象不是皇帝，本来不会得“乱”，而明清以来这些诗评家都用温柔敦厚来阐发他这两句诗，我以为全不适合，全是废话。
刘长卿诗的风格近于韦应物，仍是王、孟一派。语文功夫是清淡、工稳，篇章结构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内容却与韦应物不同。第一是诗意没有韦应物的丰富多变。高仲武评刘长卿云：“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个观念，重复地用在诗中，而在结句中尤多。刘长卿有诗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许多诗意近似的句子。诗的结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过他的这一缺点，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思锐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诗思不能多方变化，与其说是“思锐”，还不如说是“思俭”。不过说他“十首以上，语意稍同”，未免夸张，刘长卿的诗思还不至于如此贫乏。
不过也应看到，人的思想活动，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识，也各人都有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方法和区域会得固定下来。作诗太多的诗人，往往会有许多雷同或类似的辞句，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区域，也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从刘长卿的诗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但这个情况并非单独存在于刘长卿的诗中。如果仔细阅读每一位诗人的全部作品，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可以发现，差别仅在于多些或少些。陆放翁的诗有一万多首，我曾摘出他许多重复的诗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几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换者有一百多处。在一万多首诗中，有这些情况，似乎不能说放翁“思锐才窄”或“思俭”。因此，我以为语意稍同，不能算是刘长卿诗的缺点。
刘长卿与韦应物诗的思想内容，其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两人性格不同的表现。韦应物自从改任文官之后，表现在诗里的是一个闲静淡泊的人，他的世界观比较消极。刘长卿是一个刚正不阿、负责任事的人，他的世界观非常积极。他的政治生活，屡经蹉跌，但他始终明辨是非，直道而行。被诬蔑，被降谪，虽然不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变节。他的传记资料很简单，生平不甚可知。高仲武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可见他是个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上司的人。现有的传记资料中，只说他任转运使判官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诬告他贪赃二十万贯，因而贬谪为南巴尉。吴仲孺是郭子仪的女婿，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这就可知刘长卿的刚了。这件事大约是第二次迁谪。其第一次迁谪的情况，无可查考。刘长卿诗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权贵的“怨悱”，颇有自比于屈原的情绪，这也是韦应物诗中所没有的。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46韦应物：自叙诗二首温泉行
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
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韵一）
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
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
玉林瑶雪满寒山，上升玄阁游绛烟。
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沓溢四廛。
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
朝廷无事共欢燕，美人丝管从九天。（韵二）
一朝铸鼎降龙驭，小臣髯绝不得去。
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韵三）
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
弊裘羸马冻欲死，赖遇主人杯酒多。（韵四）逢杨开府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
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
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
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1]
在玄宗天宝年间，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的诗名鼎盛。他们的诗流传于众口，许多青年诗人都效学他们的风格。这时，玄宗左右，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卫士，每当玄宗和贵妃出宫游乐的时候，他总是骑着御厩里的骏马，走在仪仗队的前列，气概非凡。这个青年卫士，不读书，不识字，只会横行乡里，做种种违法乱纪的事，倚仗他的官职和地位，使司隶校尉也对他无可奈何。就是这个青年卫士，经过安史之乱，大约一二十年以后，却成为继承王、孟、高、岑的一位大诗人，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个突出的事例。这位诗人，便是韦应物。
韦应物的生平不甚可知，连他的字也不见于记载，编《唐诗纪事》的计有功从《宰相世系表》中查出了韦应物的家世，又从韦应物的诗题中考出了他的历任官职，凑合了一篇小传，大约已差不多了。他以为韦应物最后的官职是苏州刺史，罢任后，即寓居在苏州永定佛寺。但其生卒年份，还无从知道。刘禹锡文集中有一篇《除苏州举韦中丞应物自代状》，作于大和六年。其时刘禹锡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因为改官苏州刺史，上表推荐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韦应物接任他的江淮留后官职。宋人沈作喆根据这篇文章，以为韦应物在任苏州刺史后，还做过盐铁转运使、江淮留后。他写了一篇《韦应物传》，把这一官职也写了进去。但是他自己也有点怀疑。因为根据这个履历推算，韦应物的年龄非九十多岁不可。所以在这篇传记的末尾，也提出了这个疑问。但到元朝时，辛文房作《唐才子传》，在韦应物传中干脆肯定了韦应物在“出为苏州刺史”以后，还在“大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江淮留后，罢居永定。”这篇传记，曾使许多人跟着错误。其实刘禹锡所推荐的韦应物是另外一个同名的人。诗人韦应物的官位是左司郎中，所以当时人称之为韦左司。这个时代略后的韦应物是御史中丞，所以刘禹锡的表文称之为韦中丞。白居易在谪官江州时，有信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竭力称赏韦应物的诗。说到韦应物在世时，人家还不很重视他的诗。可见白居易谪居江州时，韦应物已经逝世，而刘禹锡上表推荐韦中丞，还在此事十年以后。这就可以证明韦中丞不是诗人韦应物了。宋人叶梦得、胡元任、姚宽，清人钱大昕，近人余嘉锡，都有关于韦应物生平的讨论，可以参考。
从韦应物的诗里，可知他在天宝年间，才只十五六岁就充任“三[2]卫”的卫士，完全是个使气任侠、桀骜不驯的青年。安史乱后，他才读书，学做诗。永泰元年，任洛阳尉，作诗渐多，此时已三十多岁。任苏州刺史时，已六十多岁。从大历到贞元，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有《韦苏州集》十卷。
韦应物的诗，古诗、律诗以清淡闲适著名。古诗继承陶潜的风格。五言律诗继承王维、孟浩然的风格。歌行继承岑参、高適的风格。现在选讲他的两首古诗，一首七言，一首五言，题材内容相同，都是他的自叙。
第一首《温泉行》是他在安史之乱以后，极其潦倒的时候，到温泉附近一个朋友家去作客，感慨过去的盛况而写的诗。《温泉行》是一个新乐府题目，虽然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但事实上已不是乐府，因为并不谱入曲调。它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一般都称为“歌行”。乐府诗的范畴小，歌行的范畴大。乐府诗都是歌行体，歌行并不都是乐府。
这首诗的体式是七言歌行，仍是四句一绝的结构，转韵三次。第一韵四句，大意说自从天宝年中开始担任官职以来，至今已好几年。自己知道性格顽钝得像锤子一样，命运薄得像纸一样，官没有做好，却回了老家，仍然是一个居住在杜陵的普通人。“出身”是一个政治名词，指一个人进入仕宦的最初资格。
韦应物最早的公职是卫士，他的出身就是三卫郎。以进士及第的资格进入仕宦的，就是进士出身。“不了”，是不好的意思，这个“了”字是唐宋人俗语。我们现在也还说“这件事干不了”，就是做不好。姓韦和姓杜的，都住在长安城南的杜陵，是两个大家族，也是官僚世家，当时有一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意思是说，城南韦、杜两家人都和皇帝很接近。“天”指皇帝，“尺五”，言其距离很近。三卫的卫士，大多从六品以下官的子弟中选拔充任，韦应物，也像杜甫一样，虽然穷困潦倒，门第还是清高的。“年几”即“几年”，“来归”即“归来”。
第二韵十二句，三绝。第一绝的大意是，在北风惨惨的天气来到温泉，忽然想起了玄宗皇帝游幸温泉的那几年。当时我总是骑着御厩里挑选出来的骏马，率引着仪仗队，一直走进华清宫，侍立在皇帝跟前。第二绝说：当时是十月寒天，满山尽是冰枝雪地，一路走上山顶的朝玄阁，仿佛在红色的烟雾中游览。次日天明，我们都拥卫着皇帝，接受万国使臣的朝见。此时车马喧阗，挤满了四面的街市。卫士亦称羽林军，故用“羽卫”。第三绝说自己也蒙受到皇帝的恩惠，常常在华清池中洗浴。在扈从皇帝出去狩猎的时候，绝不蹂躏渭北农民的田地。那时的朝廷，太平无事，君臣都兴高采烈地一同宴会，还有奏乐的美女也随从在九天之上。“九天”，指皇帝所在的高楼杰阁。这十二句描绘了天宝年间，玄宗和贵妃每年十月中游幸温泉的繁华情景。《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着有关此诗的几件事。天宝四载，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是年十月丁酉，幸温泉宫，以后每年十月，都到温泉宫去住一个月。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七载十二月，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玄阁，乃改为降圣阁。韦应物这首诗，称华清宫、华清池，又称玄阁，可知他所回忆的是天宝六载或七载之事。韦应物对于他这一段历史，是念念不忘的。他另有一首诗《酬郑户曹骊山感怀》，也描写他扈从华清宫的情况。
以下转入第三韵，四句。大意说：玄宗皇帝一朝仙去，小臣们不得跟从，流落在人间。今天重到温泉，所见的惟有烟雾中的青山。从前的万家市井，都已空无所有，只剩一片萧条的景象。“铸鼎”二句，是用黄帝乘龙升天的典故。据说黄帝在荆山（在今河南阌乡）下铸鼎，鼎成，其地陷为湖。湖中出龙，黄帝乘龙仙去。群臣争攀龙髯，髯断，群臣堕地，不得随帝升天。事见《史记·封禅书》。后世文学中即以喻帝王之死。
第四韵一绝叙述自己的潦倒以作结束：可怜我现在蹭蹬失势，如蛟龙之失去风波，纵使仰天大叫，也毫无办法。穿的是弊裘，骑的是瘦马，差一点要冻死。幸而碰到一位好客的主人，以丰盛的酒肴款待我，才得免于饥寒。
第二首是五言古诗，二十四句，一韵到底。五言古诗，不太长的，一般都不转韵。这首诗是因为遇到了一位知道他少年时情况的老朋友，因而慨念当年的浪漫生活，写下了这首诗。这位老朋友姓杨，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开府是官名“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等级是从一品。但只是文职散官的虚衔，并非真正做过从一品的职事官。如果这位姓杨的朋友，确实做过从一品的高官，就得称他的职衔，而不称此官衔了。
这首诗的结构篇法，仍是四句一绝。前面三绝总叙自己：年少时服事明皇，倚仗皇帝的恩私，成为一个无赖子弟。本人是里巷中横行不法的人，家里窝藏的都是些亡命之徒。早晨就捧着赌具和人家赌博，夜里还去和东邻的姑娘偷情。司隶校尉看见我，不敢逮捕，因为我天天在皇帝的白玉阶前站班。骊山上的风雪之夜，侍卫皇帝在长杨宫打猎的时候，我是一个字都不识，只会饮酒放浪的青年。我是顽钝和痴呆，什么也不懂得的。唐代诗人常用汉武帝来指玄宗，故称武皇帝。横字读去声，是蛮横不法的人。“樗蒲”是一种赌博。“局”是一块木板，例如棋盘也可以称为棋局。长杨宫是汉武帝狩猎的地方，这里是借用。司隶校尉相当于首都公安局长。
以下二绝说自从玄宗皇帝死后，失去了靠山，落魄得被人欺侮；再要改行读书，这件事已经太晚了，只好抓起笔来学做诗。做诗有了些成就，居然被两府所收留，也被南宫官所推许，选拔我去任文官。但是，毕竟我的才干不够，京朝中不能容留我，就把我派出去做安抚孤儿寡妇的地方官。“两府”大约是指吏部和兵部，“南宫”指中书舍人。韦应物作卫士时是武职，属于兵部。卫士应选的资格是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年在十八岁以下，做卫士满十年，就可以简试。文理高超者送吏部，授以文职。中书舍人是掌管文武官员考绩的最高官员。韦应物由武职转为文职后，其历官是洛阳丞，京兆府功曹，鄠县令，栎阳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苏州刺史。丞与功曹，都是辅佐官，不是长官。县令和刺史，才有抚育百姓的职责。此诗用“出守”二字，这个“守”字如果是一般用法，则可以假定此诗作于任鄠县或栎阳令时。如果是特定的用法，则应当说此诗作于任刺史时。因为唐代的州，相当于汉代的郡。郡的长官称太守，故汉人以出京去做太守为“出守”。唐人也沿用这个名词，以出去做刺史为“出守”。
最后一绝是结束语。大概是在一个宴会上遇到杨开府，彼此谈起旧事，不胜感慨。满座的客人都不会知道这些事，现在能知道的只有老朋友了。
这两首诗是韦应物的自传，他对自己少年时期的浪漫生活，非但并不后悔，反而不胜留恋，因此描写得非常生动，诗的风格很有李白的气息。但他在改任文官以后，性格却大有改变，据李肇《国史补》的记载，说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他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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