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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5 18: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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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峰,王霖,张月月,王晓萍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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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VC和NVC视角的中国运动鞋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GVC和NVC视角的中国运动鞋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试读:

前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和产品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主导企业以强大的势力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寻找成本更具优势的代工企业,而更多低成本代工企业的进入明显加剧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运动鞋制造业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运动鞋企业尚游离于由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构建的核心价值链之外的边缘地带,处于被动追随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运动鞋生产资源的整合配置,从而形成了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运动鞋全球价值链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战略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构建、治理并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上的各国运动鞋生产商,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被跨国公司嵌入到其全球价值链(GVC)的低端环节,并成为价值链被治理者。

从世界运动鞋产业发展的历程来看,曾经以参与者身份加入到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台湾、韩国等通过培育自己的品牌,逐步形成自己的营销网络,实现了稳定的增长,而逐渐摆脱了“悲惨增长”的陷阱-发达国家跨国体育用品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了运动鞋产业升级的战略。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运动鞋生产商获得了一些跨国体育用品公司溢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随着它们的全球价值链布局调整,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运动鞋生产商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随着中国在跨国体育用品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的越来越深,嵌入的运动鞋产业越来越大,中国运动鞋产业发展的主动性却在不断地减弱,中国运动鞋产业的发展现状印证了这一点。众所周知,2008年运动鞋产业受到重创---受世界贸易壁垒、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劳动力短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关中国运动鞋产业“四面楚歌”、“低利润”、“倒闭与跑路潮”、“外商撤资”等的相关报道充斥着各大新闻媒体,由此,中国运动鞋产业升级才开始受到社会广泛的高度重视。

中国是世界运动鞋制造大国,但产业发展长期滞留在“GVC底部”,原因在于:对跨国体育用品巨头和外部订单过度依赖,在市场、技术和产品开发上缺乏自主,同时,产业组织层次低下,产业趋同比较严重,出口企业常在价值链低端进行恶性竞争,盈利能力差等。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运动鞋制造业要想突破成长困境、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应该在借鉴发达国家运动鞋制造业升级的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运动鞋产业自身的特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国外学者更侧重于解释全球价值链上具有控制力的跨国运动鞋巨头如何通过价值链治理来维持和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较少关注全球价值链上运动鞋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性。随着中国运动鞋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内外研究者开始重视其发展,但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对中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路径的探索研究更是缺乏。纵观文献,可以发现从产业管理和产业政策层面研究运动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明显较少,而且缺乏较为科学的实证研究,但在这个层面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对此,中国本土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的论断,突破了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价值假设,理论上另辟蹊径,非常具有启发性。

本书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中国运动鞋产业升级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根植于国家价值链,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体运动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文献还没有出现,本项目的开展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本书在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理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模式,对于中国运动鞋产业升级前景的内在影响,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运动鞋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启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国体育用品产业---运动鞋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一章产业集群与产业升级的理论概述第一节产业集群理论及特征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产业集群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已得到学者与商界的普遍关注,并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政府的重视。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对产业集群的分析与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产业集群(cluster)是指由同一行业内不同规模等级参与不同分工的行为主体,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区域而形成的空间集聚体,代表着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是一个经济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不同区域的规模,从全国版图的角度来看,产业集群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产品集散地,但是以一个区域的角度来看,各产业间是离散的。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为代表,这些产业集群产值较大、区域集中度较高,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产业升级。另外一类是那些还未达到十亿元产值的或者规模更小的产业集群,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是如何增加产值和扩大规模,其目标是承接更多的转移产业和争取更多的合作。

迈克尔·波特(1998)认为,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中相互间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聚集,或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体,这些集合体会不断壮大,通常能够给集群区带来显著的集聚性效应,从而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的新竞争优势理论指出,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客观现象,并从组织变革、经济效率、价值链和组织柔性等方面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角度来审视和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

迈克尔·波特还认为,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合作与竞争是该集群内企业和整个产业集群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产业集群可从三个方面影响竞争优势的建立:①能推动该区域内企业或产业生产率的提高。②有助于企业找到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度,这是因为知识与技术的外溢能给企业之间的模仿带来强大的激励效应。③促进新企业的建立从而壮大产业集群本身。通过以上的理论回顾,可以看到产业集群会产生三种集聚效益:①外溢效益。首先是市场的外部性,表现在空间上的近距离节省了成本,企业的集聚可有效减少获取信息的成本,利用区域品牌进行的联合营销能减少开拓费用。其次是创新的外部性,即知识、技术的外溢带来的创新水平的提高。最后是规模经济,集群能有效带动大量产品需求的产生。②产业网络效益。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集团等构成了一个产业网络,这种网络能够给集群内企业带来显著的效益,包括降低交易费用带来的额外收益和企业间协作的额外收益。③创新额外效益。产业集群外部性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系统,保持较高的创新水平,使其技术进步和扩散速度带来额外收益。正是由于集聚效应带来的竞争优势,促使国内地方政府都将培育产业集群作为当地发展的战略,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流,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已成为国内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很多学者都对这种集聚效应做出了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通过对工业组织的研究,提出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产生的集聚。所谓外部规模经济,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信息与技术扩散带来的外部经济,因此,产业集群可以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生产提供便利。马歇尔提出这种外部规模经济能够给集群区内的企业带来诸多好处:①技术外溢。产业集群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创意在企业间的传播。②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集聚的获益与成本的对比结果是企业选择是否聚集的关键原因,大多数企业选择集聚是因为集聚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或有助于成本的降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产业集群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交易频率来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保持相对稳定;同时企业间相互接近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信息的对称性流动,从而避免交易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能节省企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为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D-S模型为基础,从内部机制来解释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规模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

总的来说,产业集群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产业集群主要由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围绕一个特定产业或其相关产业,开展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大部分企业规模不大,成立时间不长,但是整个集群却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规模效应明显。

第二,产业内部企业之间是由某些具有显著产业特征的显性或隐性因素连接成群,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实行专业化分工。浙江、福建和广东是我国鞋类产品生产出口大省,这些省内的各类鞋企不仅相互连接构筑起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还出现了围绕鞋产业链而建立的服务性机构、行业组织等支撑性机构,产业链的本地化不仅降低了鞋企的采购和供应成本,还为上下游鞋企之间的沟通互动提供了便利,从而为双方在技术创新中的协作共享创造了条件。

第三,集群企业之间长期供需关系的建立,可实现采购本地化,形成产业集群的整体成本优势。以福建晋江运动鞋产业集群为例,原材料配套厂家能独立生产TPR鞋底、PU鞋底、EVA发泡片材、PU牛二层贴膜革、高级移膜革、小牛皮、油光革、鞋材、树脂、PU软气垫和EVA等鞋材。其中有76%的原材料能在晋江当地完成采购,对于那些原先需向外部采购的原材料和部件,因存在显著的集群吸引力,供应商为了满足大规模需求也会在当地设立办事处。

第四,集群产品销售具有极强的市场渗透力,这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在集群快速成长阶段,这也是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能形成和区域市场互动发展局面的主要原因。随着市场开发的不断深入,许多产业集群在其所在地逐渐发展成具有地域特点的专业市场,使该地区成了某一产品的集散中心。如福建晋江运动鞋产业利用区域内的有利条件,辅之合理的营销方法,将产品全面渗透到全国各地,培育了“运动鞋经济”。反过来,专业市场的发展能为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平台、信息交流平台和物流服务平台等专业服务平台,为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发展提供条件。晋江“中国运动鞋都”形成的每年几百亿的庞大交易规模,也主要归功于其较为成熟的专业市场与集散中心。

第五,自身具有在发展过程不断推进的特征。考察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基本靠自发起步,在一批当地龙头企业带动下,逐渐形成某一种雏形产业,当形成一定格局后,政府部门再给予适当扶持,将其培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当前,对产业集群的分析与研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更未建立综合评价的标准体系。然而,科学客观地评价产业集群发展,观察产业集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与特点,探索测评和提高产业集群市场竞争能力的方法与机制,则需要学者们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二节产业升级的理论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推进城市化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以体育用品产业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体育用品产业生产中心转移到中国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体育用品生产地和出口地。但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技术层次不高、龙头企业实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从而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一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多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其长期以来依赖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已大幅度弱化。以体育用品产业为例:企业结构方面,以中小型非国有企业为主,上市的大型企业很少;以加工生产为主,大多数不具备自有品牌。市场结构方面,以出口为主,出口市场又以欧美日等国家为主;在国内市场,体育用品以进入普通市场为主,难以进入高端市场和专业市场。产品结构方面,以中低档产品为主,高档产品需进一步开发;体育用品以衣着服饰类和器材类产品为主。二是技术创新体系还不完善,体育用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过度依赖进口,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开发能力不强。三是产业集群仍处于较为低级的发展阶段,目前大部分体育用品仍是生产加工基地,处在价值链的底端。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3.6%,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研究者普遍认为体育用品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目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国内外有关产业升级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产业升级方式中,学界认可度较高的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所谓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发展协调性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则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以及产业内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产业升级集中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拓展与各环节主体的专业化分工上。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的最大化而将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在某一地域分散开来,由全球性跨区域企业协同完成,涉及原材料采购、运输和存储、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到达最终消费者以及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和利润分配的过程。Gereffi(1999)认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是指处于价值链中的产业,向能带来较高收入的经济活动转移的动态过程,借助参与价值链环节获取的市场联系来提高竞争力。一般来说,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产业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并将附加值获取的高低作为衡量工具。

众所周知,产业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链优化。在技术进步上,中国的体育用品企业面临着全球越来越复杂和严苛的技术壁垒。近年来,欧美日三大贸易伙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已从针对产品本身的性能、质量、安全,发展到生产、包装、标签标志、加工等全过程。然而“中国制造”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相关制造服务业却被忽视了,这正是体育用品产业链难以延伸获取更高附加价值,以至于体育用品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的原因。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将普遍实现小康,更多的居民群体由“小康型”向“富裕型”消费结构过渡。以体育用品消费为例,居民消费总体上将从满足生活需要向重视体育用品质量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同时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随着消费结构向高级化方向转化,一般品牌体育用品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中高档品牌体育用品比重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生产成本却大幅度上升,如体育用品产业的综合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都出现上升趋势。体育用品产业在国内出现生产加工能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设计、营销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向大都市集中转移的趋势。传统体育用品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是体育用品产业内转型升级。体育用品产业内转型升级主要指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主要有两种升级路径,一条是遵循工艺升级、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多方位路线;一条是指从贴牌生产(OEM)—自主设计生产(ODM)—自主品牌生产(OBM)的技术提升路线。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因此,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和产业升级上,一是要适应贴近市场的全球产业分工新趋势进行产业转移。二是要完善并优化国内供应链,国内要长期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全产业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就业继而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三是要发展相关劳动密集型制造服务业,同时尽可能增加制造服务外包份额,以服务业带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四是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建立在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之上。但是这在某些具体的体育用品产业或者企业应用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从传统体育用品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来看,就涉及体育用品产业、企业、市场等各个方面。因此,加快传统体育用品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拓宽思路,从多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Gereffi(2003)提出,将价值链理论与全球产业组织联系起来,强调了研究产品增值环节、价值链内企业关系与利益分配的重要性。因此,探索利用价值链动态变化规律的方法,实现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和升级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英国Sussex大学的学者提出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一般有四种方法: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条升级。Chikashi Kisimoto(2003)认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升级的可能,并提出产业升级的两种模式:知识系统升级和生产系统升级,并总结出OEM-ODM-OBM是代工企业实现升级的可行路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近年来,国内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刘志彪、张辉(2009)和胡峰等(2010)对国外有关全球价值链及治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应依据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治理模式、企业发展特点来选择恰当的产业升级模式;代工企业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充分挖掘价值链的潜在资源,并积极主动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从事“国际代工”业务是中国制造业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选择,从OEM、ODM转向OBM的升级观点的提出是产业升级理论的跳跃性革命;产业能否实现快速升级的关键要靠技术和品牌。第二章价值链相关理论简述及其运用第一节价值链相关理论

价值链的升级源于产业链,产业链的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论断,但是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分工。马歇尔将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企业间分工协作的重要性,许多学者认为这才是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产业链(industrial chain)是产业链环节逐级累加的有机体,某一链环的累加是对上一环节追加劳动力、资金、技术投入以获取附加价值的过程,链环的移动位置决定了这一有机体的性质。链环下移,其资金与技术密集性更为明显;链环上移,其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型更为明显。由此划分了劳动地域分工格局中的专业化分工角色。

一般而言,从事技术含量、资金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其附加价值率也相对较低;从事技术含量、资金含量相对较高的经济活动,其附加价值率也相对较高。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的产业链升级框架具体表现为一个产业由低水平、低附加值到高水平、高附加值的一个向上演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链各层次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关系。产业链的本质就是用于描述一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企业群结构,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存在着结构和价值二维属性。产业链中存在着大量的上下游关系和交换活动,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而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只有上下游环节有序配合,互助合作,才能保证产业链上各环节经济活动的持续开展。

1985年,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出发,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价值链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企业内部价值链、竞争对手价值链和行业价值链。价值链存在于各类经济活动当中,上下游关联企业间存在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相互关联的业务单元构成了企业价值链,而同一业务单元内部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每一个环节的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的价值量造成影响。用迈克尔·波特的话来说:“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是由一连串企业内部物质与技术上的具体活动与利润所构成,当你和其他企业竞争时,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而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

当今新兴企业处于生产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当中。技术的飞速进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规章制度规制范围的扩大以及效力的提高都推动了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生产网络(GPN)的不断延伸。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的单一生产活动效率得到改善,或一揽子活动结构网络得到改变。具体而言有四种改进方式:

一是过程改进,即内部流程的优化,建立超越竞争对手的生产优势(如降低库存成本或损耗);或者改进价值链内部的关联,加强链间资源流动的效率(如多次而小量的及时送货)。

二是产品改进,即改进产品的质量或提高产品的性价比,以及更灵敏地应对市场需求(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产品直接与顾客相关联,能外显企业的生产水平,体现出企业内部产品开发过程的改善情况以及与价值链上其他关节点的联系情况。

三是功能改进,通过改变内部活动结构来提升增加值。这是一种突破原有发展路径的升级方式,要求企业领导者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求企业内部的员工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调试能力,对企业的管理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

四是价值链间的改进,企业活动移向价值量更高的链条。不同价值链上的价值增值水平有所差异,但企业要想跃迁到其他价值链中并非易事,企业不仅要具备被业界认可的运营能力,还要与其他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

全球化生产的商业场景虽然增加了提高收入和就业的机会,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利用全球市场来挣取更多的外汇,出口多元化产品,更重要的是能够因此而掌握较为先进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也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环境置于更大的竞争压力中,并迫使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和经商环境以满足国际客户的标准要求。第二节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概述

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 GVC)由价值链理论发展而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而Kogut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也有重要的贡献。Kogut(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一文中用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来分析采用国际战略的优势。Kogut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用原料、技术以及劳动等投入各环节,然后把这些环节产生的半成品组装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方式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 “在这一价值增值不均衡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Kogut也认为: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不同企业所处的价值链环节的差异性。与迈克尔·波特相比,Kogut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面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层面,更为强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与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Kogut还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价值链条各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哪种技术层面上进行投入,以便确保自身的竞争优势。Kogut也将价值增值链表述为一个过程,即厂商把不同地区的原料、技术以及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投放市场、销售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厂商的各种活动与技术都会与其他企业发生联系。与迈克尔·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观点相比,这一观点则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在有关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在研究某个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为时,国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后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国外学者在进行产业升级研究时所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的作用;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来说,考察的对象更多的是集群或地方网络效应及形成机理;而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来说,考察的对象是多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发展情况。

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是指,已嵌入价值链之中或尚未嵌入的企业通过嵌入价值链实现技术进步和建立广泛的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动中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功能环节,直接决定了该区域产业所能获得附加值数量。对于这一论断,国内学者进行了拓展性研究: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联系的角度,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应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当前关注的产业集群内部关联机制和效率问题。一、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理论

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主导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按照企业营运模式的差异进行划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控制地位的跨国公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另一类是从事品牌营销运营的跨国公司。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也有所差别,分别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价值链是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投资所产生,多数跨国公司自己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把一些非核心制造环节外包出去,进而产生以生产者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则是由拥有强大品牌营销优势与渠道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和控制,这些跨国公司以提高产品品牌形象,建立良好的服务体系,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为目标,通过全球性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的二分法不可能是绝对的,Gereffi后来也承认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二分法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其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依据的是最终产品上的不同(Dicken等,2001),不能完全反映不同类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区别,如果不是按照部门划分,而是按照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进入门槛的不同来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存在不同驱动类型价值链的原因。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运营都是该产业的关键环节,将自身发展重点聚焦在这两个方面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驱动力,从而产生两种主导力量差异的全球价值链。在学界普遍认可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观点时,国内学者张辉(2006)首次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他指出产业链条的价值增值在生产和流通环节都有所偏重,并且在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变的过程中,价值的边际价值增值率会由递减转向递增变化。张辉这一观点的提出弥补了上述二分法的不足。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理论

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是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企业分工协作而完成的,要保证整个价值链运转的有效性和有序性,必然会产生治理的问题。“治理”这一术语存在着多重性的内涵,在关于政治与经济交易的研究中,“治理”被用于包括政治与市场协调、企业协调以及内部网络协调当中。在本书中,我们把价值链的治理纳入了与企业协调相对应,通过非市场关系进行经济行为的协调。

Gereffi等(2003)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从理论上根源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网络学说和企业技术、学习能力。所谓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主要是指为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和正常运营,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的过程。Humphrey & Schmitz(2001,2002)根据处于核心控制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力的差异,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类:①网络型。即处于价值链不同分工环节的具有一定互补能力的企业,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互相交流经验,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类治理模式中,各企业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隐性知识和核心能力。②准等级型。即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并对产品特征及生产流程进行严格的规定。③等级型。即主导企业运用股权控制的方式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进行直接控制,跨国公司总部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型。④市场型。即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之间只是一种纯粹贸易关系,不存在任何隶属、控制等关系。Gereffi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治理模式转变成另一种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之所以会发生变化,主要原因在于:①原有供应商供应能力的提升,或者新供应商的出现。②主导企业调整发展战略,转变投资方向。③新技术的出现与运用等。

按照市场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Gereff(i 2003)等人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即市场型治理模式、关系型治理模式、模块型治理模式、领导型治理模式和等级型治理模式。在这五种治理模式中,等级型治理模式中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高,而市场型治理模式则为最低。市场型治理模式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是组织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等级型治理模式运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其典型特征是垂直一体化。模块型治理模式中双方的地位较为平等,主导企业仅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自主完成模块的设计与制造。关系型治理模式中,供应商与主导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隐性信息很难通过编码进行传递,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来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比较平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主导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通过知识的积累与吸收提高自身能力,在这一关系中主导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其他的替代企业,双方依存性很强。三、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

Kaplinsky(2000)认为,升级就是以更有效的方法制造产品或者从事更有技术含量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英国Sussex大学创新研究小组的学者们(Humphrey等,200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的四种模式:①工艺流程升级。即优化内部运转工艺流程,以一种比自身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方式进行运转(如降低产品库存成本或损耗);或者改进价值链内部各环节间的关联(如多次、小量的及时出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②产品升级。即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性价比,以更灵敏快速地应对市场需求(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③功能升级。即通过改变内部运转活动结构来进一步提升附加值,如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中生产制造者逐步涉足设计、创建品牌、构建营销网络等。④链条升级。即从原有的价值链向新的、附加值高的其他相关价值链迈进,这种升级方式要求企业在业界具有良好口碑,其生产运作能力得到其他跨国公司的认可。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考察的产业升级,包括价值环节内在属性的变化与外在组合的重新调整。上述四种升级模式按照升级水平由低到高排列,依次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企业应该根据自身资源及能力水平选择合适的升级方式。

Gereffi等人认为,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中,生产制造企业可通过与价值链中主导企业的互动,获取主导企业扩散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这是因为主导企业(领先公司)为保证产品质量和差异性、保障及时供货、确保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生产制造企业在先进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这样,生产制造企业可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升级,具体来说,这一阶梯式升级路径为: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到接单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ODM),最后转向自主品牌生产(OBM)。这一过程,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

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大多没有如此顺利。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日益集中在研发、设计、品牌、市场营销等非生产制造性环节。领先公司正是在这些环节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自身的优势,抑制生产制造企业涉足,以减少威胁、保持领导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生产制造企业往往缺乏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领先公司的订单成为他们争夺的资源,对领先公司的依赖,使他们失去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的主动权。

根据Mathews(2000)对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轨迹主要有两种,这两种路径有一个共同点,即起点都是OEM,终点都为OBM。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价值链上端攀升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进口产品组装(OEA)—原始设备制造(OEM)—自行设计制造(ODM)—自有品牌制造(OBM)。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而言,则可能直接越过OEM自行发展为ODM,等到具备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后再提高市场开发与拓展能力,最终实现OBM。

Gereffi等(1999)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价值链条升级这一规律。必须强调的是,产业升级轨迹并不是绝对化地完全依照这一规律,而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当出现突破性创新技术时,升级轨迹可能突破常规模式。另外,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附加值的不断提升,参与价值链中实体经济活动环节的企业会变得越来越少,产业空心化程度将不断提升,不利于领先公司的长期外包战略的实施。Humphrey & Schmitz(2004)认为,在领先公司的治理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虽然能够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长期陷于低端锁定困境的原因。纵观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分工的状况可以发现,虽然国内企业竞争力逐渐增强,国际分工地位明显提升,但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缺少话语权;再从附加值的角度看,中国主要承接的是国际制造业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可替代性高。中国要想实现运动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能仅仅依靠嵌入全球价值链这一单一模式,而是要转换思路,由单纯外部依赖向内外部资源重整转变,建立自身的独立性。第三节运动鞋制造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渐进式升级路径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依据不同的治理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在不同类型的价值链中,主要的价值增值部分是不同的:在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中,价值增值部分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而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中,价值增值部分主要是集中于流通领域,所以隶属于该类型价值链的企业应该在品牌建设、市场营销、渠道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运动鞋制造业明显是属于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其价值增值部分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价值链是由研发设计能力强和销售能力强的品牌管理者和营销渠道拥有者所控制的。所以,我国运动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可以从嵌入点出发向流通环节延伸,主要指的是从加工制造附加值低的环节进入到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管理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因此,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升级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基于市场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二是基于技术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三是两者兼具的升级路径。具体见图2。一、基于市场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

基于市场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指的是,原始设备制造厂商将本由自己承担的许多制造活动,分配给劳动力或其他资源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其他厂商。而厂商自身则积极向价值链高端的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环节延伸,通过拓展销售渠道、强化品牌建设和运作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来说,可以通过转移大部分的代工制造业务,而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运动鞋的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等方面上来,实现市场能力的扩张,从而使企业能够转型升级。我国一些运动鞋制造企业就是通过这一路径实现了转型升级,“安踏”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安踏创建于1994年,在1996年之前一直为耐克、阿迪达斯等著名跨国公司进行贴牌代工,1997年开始实施自主品牌战略来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安踏通过对品牌的营销和渠道的建设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品牌营销方面主要通过签约体育明星和赞助体育赛事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安踏首创体育明星代言来宣传品牌,1999年与世界乒乓球冠军孔令辉签约,孔令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他的成功使他所代言的安踏品牌脱颖而出,销售额大幅度上升。安踏后续又与一些国际体育巨星如NBA的球星签约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对于体育赛事的赞助,安踏比较侧重于篮球赛事,与CBA连续签约了8年,也极大提高了知名度。渠道建设方面,安踏主要通过建立自己的专卖店来实现自身产品的销售,到目前为止,安踏的专卖店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覆盖全国的大中小城市,而且也在国外开设了自己的分公司和专卖店,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二、基于技术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

基于技术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指的是,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的生产工艺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从价值链的加工制造低端环节不断向上游的研发设计等环节延伸。根据我国运动鞋制造业现有的发展状况,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在基于技术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过程中要经历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模仿创新。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承接跨国代工业务,从价值链各环节连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知识溢出、技术溢出中来吸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进行模仿创新,转化为适合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进行模仿创新,然后消化吸收,转化为自身的技术。模仿创新能够促使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实现工艺流程的升级和产品的升级。

第二个阶段是自主创新。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仅仅进行模仿创新永远无法攀升到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只有进行自主创新,建立自有品牌,才能主导和控制价值链。所以我国运动鞋应该加大在研发设计、自主创新这方面的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出自己的品牌,最终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特步”就是通过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来实现转型升级的。特步在为国际知名品牌做代工的过程中,学习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艺,积累了生产高档运动鞋的技术,为之后的垂直整合模式积累了生产环节的经验。随后,特步又十分重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了十多条针车流水线,并配套有实验室、绣花、高频、印刷、模具等部门。其不仅在国内建立了运动科学实验室,与北京体育大学生物力学研究室、中国皮革与制鞋研究院开展合作,更是在国外多个地区建立了研究所,开发出了多项特步运动鞋专有技术。三、两者兼具的升级路径

基于市场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和基于技术能力扩张的升级路径是不矛盾的,所以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可以在不同环境或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升级路径,或者可以同时使用两者兼具的升级路径,以使我国运动鞋制造业能够快速地实现价值链的攀升。第四节运动鞋制造业基于国家价值链的跨越式升级路径

国家价值链(NVC)是在国内本土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必须由本土企业控制。本土企业在本土市场上获得在品牌、营销、研发、创新等环节的核心竞争力,然后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体系中。

我国运动鞋制造业之所以可以通过构建NVC实现转型升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国内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优势。张杰和刘志彪指出需求能够引发创新,他们认为需求不仅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而且是引发一个国家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动因。所以,面对国内如此巨大的需求市场,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应该把精力聚焦于国内市场,根据国内消费者的需求特征,生产出具有针对性的产品来满足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和渠道拓展能力,构建国家价值链,成为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控制者。一、基于平台载体模式的跨越式升级路径

构建国家价值链的载体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即专业化市场,其特点是同时为制造商、采购商和销售商搭建的市场交易平台;另一种是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模式,即领导型市场。根据我国运动鞋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其正好可以通过这两种载体模式来构建国家价值链。

第一,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专业化市场。专业化市场联结了我国生产者供给体系和消费者需求体系,已经成为生产商和需求商交易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时必须依靠的重要载体。作为构建国家价值链的重要载体,专业化市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同时满足国内和国外运动鞋采购商的需求,能够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和切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跨国运动鞋公司或国际大买家。借助专业化市场,一方面可以通过满足跨国运动鞋公司或国际大买家的采购需求,使得他们进入由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所主导的产品链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满足国内的运动鞋采购商需求和发展中国家的运动鞋采购商需求,来摆脱被跨国运动鞋公司或国际大买家锁定的状态。

第二,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模式——领导型运动鞋企。领导型运动鞋企是指那些位于产品链分工网络中核心位置的运动鞋企,拥有核心创新与研发设计能力,掌握了产品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并且能够领导和控制产品链网络内的其他运动鞋企。领导型运动鞋企将产品链中技术含量低,非核心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运动鞋企。最终,领导运动鞋企和这些承接外包的运动鞋企形成一个具有生产弹性与协作效率的生产分工网络体系。构建NVC关键在于领导型运动鞋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运动鞋企发展比较好,规模比较大,但是这些运动鞋企不能称之为领导型企业。第一,这些运动鞋企在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第二,这些运动鞋企对其他运动鞋制造企业没有领导和控制能力。所以,我国应该注重领导型运动鞋企的培养,让那些发展比较好,规模比较大的运动鞋企实行非关键环节的外包,把产品制造活动分配给集群内的其他运动鞋企,自身则将重点放在研发设计、自主创新、品牌建设、渠道构建等方面,从而形成以这些领导运动鞋企为主导控制的国家价值链。二、基于颠覆性创新的跨越式升级路径

对于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的我国运动鞋企来说,开展颠覆性创新是构筑国家价值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可行办法。运动鞋企的颠覆性创新可从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三个方面展开。

1.技术颠覆性创新

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并不是要拥有能与跨国公司或国际品牌客户相抗衡的先进技术,这对于技术资源匮乏的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而言难度大,成功率低。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开展:一是对现有主流市场上的先进技术的局部改进。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并不是要完全推翻现有的先进技术创造出更先进的新的技术,而是凭借其现有的技术,对其部件按照一种全新的产品结构进行组装,从而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种新的功能属性(王家宝、陈继祥,2010)。这种新的功能属性能够吸引非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快速地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并且随着不断的产品改良打入主流市场,改变主流市场上的消费者需求。二是为已有的技术寻找能够发挥其颠覆性作用的市场。同样的一个技术在不同的市场上应用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市场效果,这是因为每个市场上的消费者需求特征是不同的,每个市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所以同一个技术在一个市场上属于维持性的技术,在另一个市场上可能就具有颠覆性的作用。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不同特性来选择正确的、能够发挥现有技术优势的和能呈现出颠覆性创新效果的市场。另外,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还可以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国内本土市场上实现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这种技术在其他国家市场上并不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但是对于国内本土市场来说却是一种新的技术,也能够产生颠覆性创新的作用和效果。

2.产品颠覆性创新

在现有的主流市场上,不同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品牌客户之间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断地通过改进技术来制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但是这种高质量的产品已经远远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并且高质量所导致的昂贵价格也使更多的消费者不愿再购买其产品,这就出现了一大批无需求的消费者。这一现象为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超越跨国公司或国际品牌客户提供了机会。所以,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的颠覆性创新来吸引那些无需求的消费者和有潜在需求的消费者,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产品颠覆性创新并不是要与跨国公司或国际品牌客户的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产品进行竞争,而是在产品的简易性和价格制定上进行创新,即物美价廉,以定位于那些乐于购买中低档产品的消费者(Christensen等,2002)。所以,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应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出质量好、价格低的产品,通过在那些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所忽视的利基市场的发展,提升竞争力。

3.商业模式颠覆性创新

对于那些生产水平落后,难以从技术和产品方面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企业来说,可以从商业模式入手,通过颠覆性创新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打破我国代工制造业现有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产品的提供方式,从而能够突破旧的市场竞争规则,更好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可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一是寻求与其他企业和机构的合作。虽然开展颠覆性创新的要求不高,但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或机构的合作,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来提高竞争力,而不是一味地独自寻求技术和产品上的创新。二是通过技术的交叉和融合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在自身实力落后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技术的交叉和融合来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改变现有市场的竞争格局,得到快速的发展。第五节基于国家价值链进一步实现运动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在国际分工背景下,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通过代工方式承接跨国公司的转移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只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受到金融危机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代工模式的劣势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境地。所以,我国运动鞋制造业需要进行转型升级。

根据我国运动鞋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可以通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渐进式升级路径和基于国家价值链的跨越式升级路径来进行转型升级,提高我国运动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现实GVC国际贸易格局下,我国运动鞋制造业要想通过价值链的简单攀升来实现转型升级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代工企业试图通过提高自身研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等来进行价值链的攀升时,往往会遭到来自跨国运动鞋公司的阻碍和封堵,例如技术知识封锁,取消代工合同等等。相反,定位于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且根植于国家价值链的运动鞋企能逐步地进行产业升级,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尤其要重视通过构建由自己主导和控制的国家价值链来实现转型升级。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归根到底是要增强我国运动鞋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表2 GVC和NVC条件下实现价值链升级的比较分析

为使我国运动鞋制造业能够成功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整合我国运动鞋产业的优势资源,重点培育若干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型企业。一方面,领导型企业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能够提升我国运动鞋制造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培育领导型企业能够快速地聚集我国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要素,能增强领导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实现NVC的构建。

第二,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应该注重对国内市场需求的研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运动鞋制造业应该认真研究国内市场,试图找到独特的消费者需求,深耕国内市场,避免与跨国公司的正面竞争。然后,针对国内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和创新,逐渐形成在国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创建新的产业价值链。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过程中的作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位,严重阻碍了我国运动鞋制造企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一方面,与国内市场销售相比,出口国外市场具有预付货款、付款及时等优势,这就导致了我国一些运动鞋企偏向于选择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运动鞋企之间大量的模仿和复制行为会导致研发型运动鞋企的严重损失,所以我国许多运动鞋企并不愿进行创新研发。因此,我国政府要特别加强这两方面的管制,为我国运动鞋制造业构建国家价值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三章GVC和NVC双重嵌入视角的提出及其探索性研究第一节GVC和NVC嵌入理论下“双重嵌入”视角的提出

嵌入的概念最早由Polanyi(1944)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嵌入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强调经济活动是一个制度过程。后来,Granovetter(1985)对嵌入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嵌入到社会网络中,强调社会网络内的人际互动对经济行动者的自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Granovetter奠定了嵌入理论的基础,并使嵌入概念逐渐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此后,嵌入的概念逐渐被用于更多的研究领域,如社会资本(Portes,1998; Sandefur &Laumann,1998)、联盟网络(Gulati,1998)、渠道(Moorman等,1993)、创业(Jack &Anderson,2002)等。几乎在同一时期,嵌入概念开始被用于研究代工企业的升级问题。

早期主流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能通过嵌入GVC来获得代工能力的提升,继而实现“GVC升级”(Gereffi,1999)。升级的模式有四种,分别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Humphrey & Schmitz,2000);升级顺序上大致遵循OEA—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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