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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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文集：面对历史的苍茫试读：
用破一生心
一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的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遍，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二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的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三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媒体的链接。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睛之笔。
四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是由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工力的一个。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机智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座右铭，把黄老之学看作是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分量并不一样。别看他选定的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中国古代圣哲中，只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是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就说过嘛：“孔子，圣之时者也。”
他平生笃信《淮南子》关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也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拼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诫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本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浑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剪梅》词，其中有“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之句。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但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却是判然有别的。我们也许不以他的功业为然，也许鄙薄他的为人处世，但是，对于他的困知敏学，勤谨敬业，勇于用事的精神，还应该予以承认。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五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须那么较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的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了；而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来的只有漠然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来聊天，看了我写的这份初稿。他说，选取人性阅读这个角度颇有新意。临走前，还告诉我，从他外祖父手中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拿过照片来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2002年）
他那一辈子
一
这里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关于这位“李二先生”，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四种形象：
首先，他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懦怯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搬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他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他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二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
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
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退。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
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三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天京城破这一期望多年的胜局，他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终夜难眠，认为物极必反，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因而诚惶诚恐。在《家书》中，他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一句话。而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伎俩，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与威势，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翦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两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
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作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旧日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儿，叫作：
巴结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吓破胆子；
死要面子。
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却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的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地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他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这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孱头、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恰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做派。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超越感”。
他不仅倨傲、矜持，有时还意气用事，甚至打痞子腔。出访俄国期间，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乘车前来拜见。李鸿章坐在皮椅上不动身，直到王公进了客厅，他才慢慢起身，显得十分傲慢。布加拉王公看在眼里，落座后向李郑重声明，他以一国之君专程前来拜望，这跟你李鸿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尊重中国大皇帝之故。说完，抬身就走了。李听了很不自在，只好把客人送到车上。可是，当王公的车子刚刚起动，他却在后面高喊：“且慢！”王公的翻译从车窗探出头来，忙问“有何见教”。李却不紧不慢地说：“请你转告王公，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他的开宗祖师默罕默德从前在中国，后来因为犯罪被驱逐出境，逃窜到了那边，这才给他们创造了宗教。”说完，他扬扬得意，在场的人相顾愕然。而车里的王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戈一击弄得晕头转向，更不知如何答对才好。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的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
加以改窜以后，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
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
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当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在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中，人们是并不生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与功利主义相通。孔夫子一向被认为是重仁义而轻功利的，可是，正是这位“圣之时者”，把“敏而有功”作为区别是否仁人的一条标准。他也特别讲究灵活变通，一次，他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的生命，那人感激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牛，就给大家宰吃了。孔子表彰他，说这事做得对，救了人有肉吃，有好处，将来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了。依照鲁国的法令，主家的奴隶被人赎回，要交赎金，可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出于廉洁，却不收赎金。孔子责备他，认为这样过分清廉效果并不好。可见，孔老夫子是非常灵活的。他公然声称，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的，以致被墨家目为“污邪诈伪”。
在民间，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待神佛的态度上：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信；否则我就不信。旧戏里有一出《打城隍》，就是因为得不到实惠而打将起来。这是从实用出发，而并非建立在信仰的层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讲条件的，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上帝的赐予；我现在境遇不好，没有获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验我。总之，享福受罪，心甘情愿。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
其一，他是儒学中“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来说，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体验中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上。
其二，他的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触媒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还有晚清。它们分别都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他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2004年）
灵魂的拷问
题 记
我喜欢踏寻古迹。定居沈阳二十多年，凡是在历史上有点名堂的地方，几乎我都到过；唯独龙王庙的遗址至今还不知其确切所在。翻遍了各种书，也问过许多人，最后还是茫然不晓。这也难怪，因为它原本是清代初年布满盛京的几百座庙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浑河岸边，料想也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由于一位名人在里面寄宿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它与众有所不同，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
我说的这个人名叫陈梦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编纂过著名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了，结果，人家吞功邀宠，步步莲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他却险些脑袋搬了家，后来亏得同僚说情，圣上开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间给一户披甲的满族之家当奴隶，干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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