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致
出版社：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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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与巴金试读：
文前
1955年，成人后的李致第一次于重庆与巴金见面总序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廖全京凝视着这五卷（六册）沉甸甸的文字，仿佛望见无数春花秋月在叠彩流光。面前这套《李致文存》，朴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过往几十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他灵魂的笔记。这里面包含着他过去岁月的所有时光。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人？中国古代的贤人或智者，无一不把如何做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是唯一要义，由此而形成人文传统。钱穆关于读《论语》是学习“做人”的看法，则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人文学者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传统已经随同中国历代的主流思想意识即孔孟儒学浸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以及精神领域的导向和规范。即使是经历了“五四”时期及其后几十年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淀仍旧保留着它的神髓，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自然，在漫长的传统浸润与新潮冲击的矛盾过程中，人们对于如何做人的理解和履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正所谓“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尤其是在主张冲破世俗的道德规范、抵御旧的社会道德戒律对个体的人的压制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陆续登上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在追求建构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和社会理想的强劲之风的推动下，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解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张扬现代革命伦理主义的具体行动日趋激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对如何做人的各种回答呈现出来的新旧矛盾的冲撞和撕裂状况，一直是时代和民族的重要精神现象。李致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始了对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回头看去，这条路上重峦叠嶂，遍布荆棘。时或星汉灿烂、朝霞开曙；时或乱云飞渡、阴霾蔽日。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致自始至终对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反而更加激励了他一路之上的生命意志，坚定和饱满了他对于如何做人的信念和情绪。这些都可以从这几卷文字里窥见其大略。所以称大略者，是因为他一生的所有行为、行动，远远多于、大于他留在纸面上的这些文字。尽管如此，对于走近并理解李致来说，这些文字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重要性，首先的和根本的就在于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文字告诉我们，李致对于如何做人的认知与实践其精神趋向既是为传统道德观念所规范的，又是受现代革命伦理主义影响的，还是带有某些启蒙色彩与理想主义成分的。归根结底，李致的做人准则和为人行止，无论从个人修养还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来说，都符合一个由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的标准。李致做人是从“爱人”出发，由“亲亲”做起的。十六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进步学生运动，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氛围中高扬起反传统的旗帜，这是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精神特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却有着对于人的相当接近的理解和尊重，虽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我们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结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上述种种，都可以在这几卷文字中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从对“爱人”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业。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无论对上级领导、下级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的过程。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真实无妄。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马识途、王火、杨字心、高缨、沈重，比如魏明伦、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等。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自贡本土脱颖而出，以“一年一戏”“一戏一招”轰动海内外，他的成长，得到过自贡、成都、北京的领导和朋友伯乐们的发现和扶持。魏明伦常常提起的浇灌他的五位园丁中，就有他尊称为“恩兄”的李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肝胆相照。在魏明伦遭受极左棍棒打压之时，是李致力排“左”议，抵制“左”风，支持和保护了魏明伦。我觉得，李致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诚，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之外，还含有现代文明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这成分，表现为一种现代意味的爱。对此，我曾经写道：“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耐心修炼的过程。李致用笔墨记录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过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借佐西马长老的嘴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李致也许并不接受作为基督徒的这位俄国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绪和神秘主义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对这位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死牢囚徒关于人类爱的认识是完全同意的。”（《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说到李致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说到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的为人和一生，为李致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鲜活的灵魂的精神支撑和性格、情感的源头。巴金远走了，李致的许多亲人都远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亲人们给李致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巴金留给李致的四句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盏温暖心灵的灯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标准。他在顺境中牢记这四句话，他在逆境中不忘这四句话。通过这四句话，他不仅为自己更为广大读者树起了一个清洁的精神的思想标杆。其实，归结起来，巴金留给李致的也是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两句话：一句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还有一句是“人总得说真话”。关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和李致对巴金的深情，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有极其感人的揭示。这里我只想说，巴金与李致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就是，巴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溯起来，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还应当有鲁迅。他是读着鲁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晓的，是鲁迅教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去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巴金对鲁迅的崇敬和追随，无疑更加重了鲁迅在李致心目中的分量。曾经为巴金辩护从而保护了巴金的鲁迅说过：“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在巴金那一代青年作家心目中，鲁迅是给他们温暖的太阳，也是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在所有进步作家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引导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亮前进。这些青年中，应当也有李致，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株幼嫩的秧苗。在“文革”被关“牛棚”的后期，李致靠“天天读”鲁迅的书获得精神支柱，度过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引领，还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思想勉励，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认真而坚实的实践。这些实践在他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显得尤其突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李致与出版结缘。他担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领导职务之初，中国正闹“书荒”，读者求书若渴，彻夜排队买书，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买不到需要的书籍。面对此情此景，李致难过、内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团结带领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从突破束缚地方出版社手脚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使四川出版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以品种多、成系列、有重点的鲜明特色，在国内以至海外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广大读者由此对四川出版赞誉有加，四川出版事业由此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时间，许多作家、诗人、翻译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纷纷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对李致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将这些话理解为是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体评价，他向出版社全体职工传达说：“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这位四川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心态，将鲁迅、巴金关于如何做人的观念，落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社会实践中。李致的实践，往往渗透着感情。实践的过程，就是积累感情的过程，深化感情的过程。而这感情，则是他与事业的感情，与人的感情。从担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到顾问，李致与川剧界结缘几十年，将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剧事业。当年他抓川剧抓得十分具体，从讨论规划、研究创作、筹措经费、安排会演到带队出国访问、亲临排练现场、关心演员生活、解决剧团困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边做边学；将演职人员视为知己，情同手足。川剧界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则甘心自始至终当川剧的“吼班儿”。由于他不仅懂川剧，而且懂演员，川剧界无不为他那颗热爱川剧、热爱川剧人的心所感动。“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的这句话道出了川剧人的心声。天地之间，做人不易，做知识分子更不易，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不易。偶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见他曾谈到古代文人的自律问题，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时因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遭遇而引发的感叹：“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中篇）字里行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士）的“自处”及“内行之修谨”。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自己有了良好的修养、坚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仅做到立人、达人，利国利民，而且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如何做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和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来的当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视为如何做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也可以说《李致文存》记载了作者对于如何做人问题的基本答案。读读《李致文存》，会给我们在如何做人、如何自处自律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这也许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义吧！2018年6月10日人格魅力讲真话的作家——巴金巴金摄于20世纪80年代“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达我的感情。”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巴金有代表性的作品
巴金于1904年出身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1927-1928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五周年。六十多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约一千二百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1942年，巴金就勉励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巴金获得的但丁文学奖奖章
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1987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病，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巴金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故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鲁迅早在1936年就对巴金做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1981年12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法国总统密特朗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5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也属于世界！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
巴金已达八十八岁高龄。因为病，写字吃力，但是巴金并不甘心沉默。他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巴金不止一次表示“要用行动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1993年5月4日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1923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家。那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藏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原名为李国辉）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而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1941年，巴金（右三）离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到成都探亲，与他的九妹（后排左三）和大哥的子女合影。右一着童子军服的是李致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或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给我的题词裱成一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我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做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做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但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1973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心和尊敬，希望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先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1981年5月22日巴金的心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样身体力行的。1986年，巴金与李致深夜畅谈
巴老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他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巴老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老的很多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由于巴老把“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他最初竟“不好意思拿稿费”。他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一个朋友。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以后书写多了，巴老的想法才发生变化，因为作品毕竟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巴老把读者称为“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长期以来，巴老领取稿费，并不只是用于他个人和他的小家庭。巴老的生活简朴，自奉甚薄。他经常用稿费帮助读者和有困难的人。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巴老为营救他的一个读者，带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和他的朋友鲁彦、靳以一起从上海到杭州。巴老冒充这个姑娘的“舅父”，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为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租和饭钱，并送了她一张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1981年巴老在《我和读者》一文中曾谈到这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巴老是闻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实行低稿费的情况下，在限额内付给他较高的稿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巴老对自己的要求很严。60年代初期，巴老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四川文学》付给巴老四十元稿费，巴老收了二十元，退还了二十元给《四川文学》，并附信说他那篇文章“值不到四十元”。这件事是1973年在四川省革委会礼堂听报告时，作家李友欣告诉我的。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下，友欣主动给我讲这件事，对巴老表示尊敬。我也佩服友欣讲真话的勇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由于出版社采取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讲信用和注重书籍质量，赢得了一大批老作家和著名的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在五六年内，我们先后出版了巴老的《巴金近作》《巴金近作》（第二集）、《回忆与探索》《心里话》《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90年代，四川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讲真话的书》（近作合集，包括巴老从1977年到1993年的全部著作）。
一开始出巴老的书，巴老就表示不要稿酬。出版社尊重巴老的意见，把稿酬放在一边，打算用来扶持青年作者或奖励有成就的编辑。但有一次，财务科不清楚我们的意图，把一本书的稿酬寄给了巴老。1980年12月9日，巴老给我的信说：“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屠氏小说（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他们说第二集要付稿费，我坚决不要。倘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12月19日来信，又强调“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我去信和巴老讨论如何处理他的稿费，并转达出版社一些同志设立巴金奖金的建议。我知他不会同意，所以提议用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作者。1981年2月23日，巴老来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这样，出版社总编辑室便存放着巴老拒收的一笔稿费。
在这期间，《四川文学》刊登过巴老一篇散文《大镜子》，《龙门阵》发表了巴老的散文《怀念丰先生》，巴老都来信表示“请他们不要付稿费”。
对萧珊的稿费，巴老也持同样的态度。四川出版了萧珊翻译的《黑桃皇后及其他》，巴老在1981年10月21日给我的信中说：“全书稿费和中短篇集（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一样由你们处理，但要求送我样书若干册。”
出版社财务科一位同志按照对一般作者的惯例，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的稿费寄给巴老了。害得巴老在1982年3月15日又来信重申：“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版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机会，稿酬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我只得把巴老的意见再一次“禀报”财务科。《巴金选集》（十卷本）
信上提到的十卷本《选集》，即《巴金选集》（十卷本）。这是四川出版巴老的重头书，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装帧设计好、印刷质量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出书速度之快（不到一年）受到《人民日报》上署名文章的赞扬。巴老也满意，曾把它的精装本作为礼物赠送给法国总统密特朗。这部《选集》，巴老亲自编选、修改校正，编完一本寄一本给出版社，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我现在想起心里还感到不安。在1981年编辑的过程中，巴老在10月21日的信上就明确表示：“《选集》稿费全部捐文学馆。”1982年底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巴老一直关注这笔稿费是否寄给了文学馆。1983年9月9日和11月22日，巴老两次来信询问：“十卷本《选集》的稿费给现代文学馆汇去没有？”我多次催问，有一次回答是地址不准确，寄去又退回来了。1983年12月23日、1984年4月1日，巴老再来信询问。1984年5月1日他来信说：“《选集》稿费我叫国煣去信作协请他们查，同时也请你们出版社查，总得把这笔钱查出来。文学馆至今没有收到，钱还没有着落，如不追查，可能就此消失。”5月31日，巴老来信说：“《选集》稿费，文学馆来信已经查到了，请转告出版社。”为了这笔捐赠给文学馆的《巴金选集》（十卷本）的稿费，巴老一共给我写了八封信。读者踊跃购买《巴金选集》
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书简》。我没有参与这个工作，不知道全过程。1987年6月26日巴老给我的信中说：“《书信集》（指《巴金书简》初编）稿费仍捐赠文学馆。但×××说的计酬办法我看不妥。收信人没有理由接受稿酬，倘使他为原信加一些注解，他可以拿注解的稿酬；要是做了些编辑工作，他可以拿编辑费。你想想看，倘使我把朋友们给我的信编成书册出版，自己拿一半稿费，我一定睡不着觉，因为我感到受之有愧。”四川出版工作者协会收到巴金捐赠的稿费后，给巴金回函的复印件
按照巴老的意见。他的大部分稿费出版社直接寄给了文学馆。由出版社保留的巴老的稿费，在1986年8月捐赠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协会在8月2日给巴老的信上说：“当我们正在筹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的时候，先后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转来您在两社的稿费共计壹万零肆百肆拾壹元叁角伍分正，捐赠我会，作为四川出版奖励基金。您的无私赠送，是对我省出版工作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代表全省出版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90年代初期出版的《讲真话的书》的稿费四千元，巴老又捐赠作为振兴川剧奖励基金。当这个消息在川报披露时，川剧界许多人士为之鼓舞。
巴老为四川出版做了这么多贡献，但他没有向出版社索取过什么。1982年上半年，我有一次去上海，为他整理照片。当时向他要照片的人很多，许多照片又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我提出带一部分照片回四川请出版社翻拍，以后有需要就加印。巴老同意我的建议，但他坚持要付款。我知道巴老的为人，恭敬不如从命，在寄照片和底片时，告诉他所需费用。1982年7月5日，巴老亲自填写了汇款单，寄回“肆拾壹圆壹角正”。在汇款简短附言上还写明“汇还翻印照片垫款”。这张“汇款通知”我把它复印了两份留作纪念，到现在已经十二年多了。巴金“汇还翻印照片垫款”汇款单的复印件
上面涉及的，主要是与四川出版有关的情况。据我所知，1982年巴老捐赠人民币十五万元给文学馆，以后又陆续捐赠五万多元人民币给文学馆，这都是巴老的稿费。1990年巴老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巴老把这笔奖金一分为二，三百万日元捐赠给文学馆，二百万日元捐赠给上海市文学基金会。还有些捐款数目我不清楚。
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搞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高尚人品。记得我还是青年的时候，读过王尔德的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脚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蓝宝石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它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它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它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冻死了。这个童话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过多地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向社会、向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童话里的快乐王子的像，被拆下来放在炉里熔化，但是他的“破裂”的铅心却熔化不了。天使把铅心和死去的小燕子带给上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东西。
巴老九十寿辰时，马识途老人和朱炳宣、杨牧去祝贺。临别时，问巴老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巴老深情地说：“把我的心带回去。”许多人为之感动。我们的“上帝”——人民，不是同样把巴老的心当成最珍贵的东西么？1994年2月20日两个“最后一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老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八十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然而，我却有过一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简单地说，我认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翻译《往事与随想》可以放后一点；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弃，将来别人还可以翻译。我并不是不知道巴老对赫尔岑作品的感情。早在1963年，《译文》杂志就发表了巴老所译的两则赫尔岑的回忆。巴老打算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设想，曾得到鲁迅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巴老翻译过赫尔岑的《家庭与戏剧》。“十年浩劫”期间，巴老遭受迫害，无权从事创作，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当时，巴老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后把译文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19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1975年3月3日给我的信上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几年来向巴老提过多次建议。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对下辈一贯持平等的态度，所以我可以无顾虑地和他讨论（甚至争论）。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这个理由并没有把我说服。我又陈述自己的看法：“从实际出发，变更一下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据，说得更带劲了，“宪法可以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可以调整，个人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
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就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翻来覆去地讨论。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我第一次读完它是在1928年2月5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期以来，我工作中事务主义严重，一天忙到晚，学习抓得不紧。每当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常想起巴老的“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又挤出一些时间，打起精神，读读那些能鼓励我上进和能给我增添知识的书。1986年7月23日春蚕“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
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立即表示：“没有问题！”
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80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今年6月6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巴金站在家中对他说了真话的大镜子旁
从1977年到现在，巴老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致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1979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情况是否好一些。“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可是从1980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病，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奉为“衣食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意。
1982年11月7日，巴老在书房跌了一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我曾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巴金在上海寓所“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
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花生酥，我给他带了几盒。巴老可能要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好几次吃的时候都说：“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个。”
巴老这一次住院超过半年。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做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杂的，难免没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谴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巴金说，他是春蚕，春蚕到死丝未尽。1996年于杭州
广大读者热爱巴老的作品，敬仰巴老的人品。巴老并不喜欢过生日，有时甚至要“躲生”。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贺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向武康路，除了对巴老表示敬意，都真诚地祝巴老健康长寿。这种盛况，我目睹过几次。
1991年11月我到上海贺巴老八十八岁寿辰。前后几天，来祝贺的人之多，几乎使我和巴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交谈，即使有点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劳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却主动对我说：“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这当然很好！但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巴老的话，既使我感动，又使我震撼。巴老真是春蚕，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但我不完全赞成巴老的话。我说：“您也不能要求过高。任何人都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不能说人老了，不能工作了，健康长寿就没有意义了。您为人民做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巴老没有反对我的意见，但也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后来话题又转到我年过六十，已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巴老突然笑着说：“我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巴老说这话，意在鼓励我应在不同的岗位，努力为人民工作。
去年巴老生日，我打电话祝贺。但巴老不在家，巴老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以及小棠都不在家。为什么？我着急了！九姑妈告诉我，巴老上身痛，几天没睡好觉，到医院检查去了。第二天在电话里找到小棠，他说巴老因老年骨质疏松造成胸椎骨折，已住华东医院治疗。医生说起码要在床上平躺两个月。我知道，这意味着巴老又得与病魔做一场艰苦的斗争。
经过医院精心地治疗和护理以及子女细心的日夜照顾，巴老的胸椎骨接好了。我因老伴生病，一时不能去看望，就靠电话联系。今年6月我女儿从加拿大回来，在她的支持下，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
巴老一贯乐观，但也有苦恼，担心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再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1991年对我说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大家都主张您现在要把健康摆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对广大读者和众多亲友，就是鼓舞和力量！”并再次向巴老陈述了我当时的看法。“是呀！”巴老说，“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能和巴老取得这样的“共识”，我由衷感到高兴。当我离开杭州巴老住处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以前我们分别时一般只是握手。
更令人高兴的是，巴老的健康情况有进步，半年来又写了五篇短文。重似千斤的笔，又被颤抖的手移动了。什么力量支持巴老成为“举重”能手？只能是巴老那一颗永远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
巴老的九十二华诞即将来临。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拥抱，我身上还能感受到他的体温。这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的体温，会净化我的心灵，教我做人作文。1995年11月14日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摘自巴金给李致的信
五十多年来，巴老给了我很多教育。去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他与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好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对我既是言教又是身教。反对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从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2014年，成都市文化局在巴金故居原址立碑。李致在碑旁留影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巴老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1994年1月1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我不愿为这件事去麻烦他老人家。不赞成恢复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
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巴金故居模型
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
巴老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备受煎熬。二十七岁的时候，巴老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又写了《春》和《秋》。
巴老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国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做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没有保留巴老的故居表示遗憾。省作家协会面临的压力更大。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1956年冬，巴金第三次回成都，在正通顺街故居原址前留影
说实在的，对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从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这个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去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但我是巴老的亲属，明知他不赞成，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