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晓明
出版社：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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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文物百代试读：
青瓦白墙梦徽州
青瓦白墙梦徽州
欲识金银气，
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汤显祖《游黄山白岳不果》
错落的马头墙，规整的青石路，构筑了徽州村落的典型意象。徽式建筑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相比规模恢宏的皇家建筑，徽式建筑给人以宁静婉约的审美感受。徽式建筑。
古徽州在安徽省的东南部，包括“一府六县”，即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现在人们所说的徽式建筑，就分布在安徽黄山、绩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
徽式建筑多依山傍水而建，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谓：“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山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
徽式建筑给人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黑白灰三色的简约美感，使人仿若置身于水墨画之中。不过，白色的墙面有其实际的作用，因南方霪湿，白石灰粉刷的墙面有吸湿防潮之用。
20世纪50年代，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前往安徽歙县调查。在其后发表的《皖南歙县发现的古建筑初步调查》一文中，他认为歙县明代建筑能保存良好有这么几点原因：
1.地理方面。北乡与南乡相接，东南二乡都陀起伏，只西乡一片平原、阡陌相联，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
2.经济方面。自南宋起，歙人利用新安江向临安输出茶叶、木材、炭、竹、笔、墨、纸等，获得初步的经济发展。其后则以茶与文具为经营的主要方面，足迹遍及南北各省。到清代，经商范围更扩展至饮食业与盐业。此外，从明代起，当地文风即盛，中科举和入仕途的人很多，这些人到年老回乡时，就大建住宅、宗祠，相互显扬夸耀，竟成为当地之风尚。
3.宗祠都有祭田或公田，其收入可供修缮房屋之用。
4.皖南一带于明末未罹兵火，抗日战争中也甚少受到波及。使地方能保有一较长的安定局面。此外，当地艺术亦颇为发达（如新安画派和版画都著称一时），虽然与建筑直接关系较小，但在间接上促进了一般的审美观点。
可见徽式古建筑的保存有多方面的原因。
徽式建筑中，以民居、祠堂和牌坊为“三绝”，而以宗祠为中心展开。刘敦桢经调查，指出歙县宗祠有以下特征：安徽古村落。
全部都是单层建筑，依照它的规模，可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三种。小型宗祠的平面，极像前面所说的四合院住宅。中型的，天井平面略近方形，周围绕以柱廊。大型宗祠最外面建有牌坊，其次是大门，再其次是享殿，最后面建有后殿。前后共计三进，每进的天井都施柱廊，但也有用四进的，整体布局采用左右对称形式，和一般寺庙极为相似。
在作家吴组缃的笔下，徽州宗祠则是另一番景致：
祠堂前门是一片旷荒的废基，……柏堂走到阶沿上，抬头向那个巨大的长方形天井望一望。雨是稍稍缓和了，天依然没个晴朗的意思。天井里几块太湖石，一边拥着棵高出屋檐数尺的大柏树，一边是三株瘦长的天竹。雨点打在上面，淅淅飒飒地响，衬托得这郎当高大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一千八百担》
至于民居，刘敦桢则将其描述为：
住宅分三合院与四合院两种。
三合院结构比较简单，大门内之天井略近方形，东西屋都是平房，仅北屋为二层楼房。四合院几乎全部为楼房。因当地夏季比较炎热，所以将天井平面改为东西长南北狭，并将东西屋改为东西廊，廊里设梯，通至上层。廊的面阔约一丈左右，进深以五六尺居多，八九尺的很少。所以北屋的面阔不论是三间或五间，冬季的阳光不会被左右廊所遮掩。至于南屋楼下，当中是门厅，左右为杂
屋。楼上也只是作储藏室或其他次要房间，它的进深多以五架为度。总之，全体布局不但紧凑经济，而且同当地气候比较切合，可以看出在当初营建时是煞费苦心的。
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是研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历史材料。徽州文书被称作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它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在徽州屯溪大规模面世的20万件从宋代到民国的文书档案，它是历史上徽州生产劳动、社会交往、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状况的真实反映。包括合同文书、承继文书、政令公文、诉讼文案、官府册籍、乡规民约、私家账簿、信函书札等。
美国波士顿塞勒姆的小镇中，也藏有一栋徽州老宅。建于清嘉庆年间的荫余堂，作为皮博迪博物馆的一个展区，每天迎来送往。很多美国人得以第一次走进青瓦白墙之中，抬头望：四水归堂的天井，凑近看：木、砖、石三雕，皆妙不可言。
徽州三雕
荫余堂。具有徽派风格的木雕、石雕、砖雕传统雕刻工艺被称为徽州三雕。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徽州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徽州石雕。
徽州石雕：多为浮雕和圆雕，用于廊柱、门墙的装饰，主要内容是动植物形象、古纹样等。
徽州砖雕：在青灰砖上雕镂而成，有平雕、浮雕、立体雕刻，用于门楼、门楣、门套上，或用于屋檐、屋顶。主要内容是动植物形象、林园山水和人物。
徽州木雕：明代徽州木雕由平面浅雕逐步发展到多层透雕，清代则多为深浮雕、圆雕。精雕细刻、层次分明。
二十年前，博物馆负责人南希·波琳到安徽休宁黄村旅行，荫余堂的主人正准备卖掉这座废弃已久的房子。双方一拍即合，作为一个文化交流项目，老宅启程。
2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分装进19个40尺的货柜，于1998年中国春节期间登陆异乡。经过六年组装、修缮，2003年，荫余堂在异乡正式开放。荫余堂旧址。
据南希·波琳介绍，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这 座徽式宅院，美国人对此好奇，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近距离看到中国的老房子，而且由此他们能看到一个中国家族的历史。
不过，这座宅院故乡的人们对此事观感不一。再访荫余堂的故地休宁黄村。走过弯弯曲曲的路，一进到村口就看见几栋老宅一字排开，岁月把白墙漂得乌青，正对着郁郁葱葱的水口。只有一栋二层小楼夹在其中，兴建了仿古的马头墙。隔壁老宅的王大爷介绍，这就是荫余堂的旧址。当时尚无相关保护规定，维修又存在难度，且长期无人居住。
直接商品化的古民居买卖或是变相的商品化即代购、认领、认租，客观上对古民居、古村落的完整性造成了伤害，也未能顾及古民居的珍稀特性与生态脆弱性。如何科学保护徽州民居值得人们关注。
如今，古民居整体搬迁已在原则上被叫停，更多人意识到，建筑除了外观，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轻易动不得。
因为徽派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易燃易朽，一旦毁坏，多是不可逆转的。20世纪50年代，刘敦桢曾提出建筑保护应注意以下几点：
1.修补屋顶，防梁架糟朽。
2.抽换已朽的梁柱。2013年，成龙将自己收藏的四栋安徽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的消息曾一石激起千层浪。二十年前成龙经人介绍分别购买了几间安徽古建筑，包括重亭、戏台、侧房（院落）、主房（歙县）、前厅（带天井）、二栋独居与门落二处（前门与后门），本为拼凑出一套完整的、经典的徽式古民居体系；并找一块地把老房子重新建好，留给父母安享晚年，却不料父母在十多年内相继离世。
3.禁止毁坏门窗、栏杆、匾额、神龛等。
4.不论是用作学校或仓库、农场，宜尽量避免改变现状。
5.严防火烛。
6.无人居住的房屋，不可喂养牲口，或堆积稻草及其他引火的物件。
十几年前，歙县昌溪的一些乡贤成立了安徽最早的民间古村落保护委员会，抢救下一些祠堂和老宅，但村貌已与从前不同。如今，虽然人们已经普遍具有文物保护意识，然而仍然存在着文物保护经费有限、维修成本高、民众参与不够、偷盗屡禁不绝的问题。
最让昌溪乡文广站站长范海滨犯愁的，就是很多老宅都存在的产权问题——十几间房子住着七户人家，有一户不同意出钱修房子就没辙。
据 2012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现存徽派建筑在黄山最为集中，还有不可移动文物8032幢。黄山开展的“百村千幢”工程，将更多非文物民居也列入保护范畴，近十多年，一系列保护规章、举措陆续出台。据范海滨介绍，当时为了实施“百村千幢”工程，他们从上面争取资金，比如说修缮每户得用两万块钱，老百姓出一万五，政府补助五千，七户人家有四五户同意，一两户不同意。如果人们无法认识老建筑的价值的话，就不会产生修缮老建筑的意愿。而置之不顾，那么五六年之后，老房子就彻底毁坏了。破败的老宅。
治本之策还是得让村民看到价值、吸引社会资本发掘价值，但这也有难度。搞旅游开发，大家尝到甜头了，才能群策群力，但一方面不能过度开发，伤了村子的肌理；另一方面，那么多散落在各地的村落，形态风格类似，有的还较为偏远。如何才能使之形成具有差异化的特点，吸引更多游客？这是徽州民居保护的难题。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胡适《希望》
胡适晚年在海峡对岸写下这样的歌谣，寄托的正是对安徽绩溪的一抹乡愁，那山水灵气、那粉墙黛瓦，便是故乡的影像。记者手记
我在安徽滁州出生，在安徽合肥长大，从小听得皖南的灵秀，却一直不得见。倒是长大后来了北京，因为职业的机缘有了几年前采访古村落的匆匆一瞥，和这一次采访文化印记的深度接触。
美，自不在话下；忧，更有的可说。但是，美怎么展现？忧又如何梳理？
不想落入俗套，便想为老宅们统一拟人化，用文字和录音袒露他们的骄傲与彷徨。荫余堂的故事，穿越时间与大洋，充满争议和矛盾，无疑是最好的代言人。
如此一来，开头就不必再是吟吟软曲、烟雨蒙蒙，不妨来一段欧美民谣，出其不意地冲击一下听众的耳朵——恰巧觅得合适的歌词，我要去波士顿，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多像是在唱荫余堂的故事，我要晨曦，而不是晚辉余霞”不正是青瓦白墙的共同心声？
有了“异地保护”作为开头切入，下面的故事顺理成章、铺陈开来。如果没有人为介入，木结构的老宅，只会一天天垮塌下去。但汹涌的城镇化大潮让人故土难留、分散的皖南村庄又让旅游发展难以照顾周全，我们的使命是提出难题，并尽可能给出参考的路径。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恐怕不只在于悲伤的咏叹，留一些追忆的纪念，还在于提醒和建议，让消逝止步，甚至逆转重生。庄胜春九年的家乡教育（节选）胡适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作《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
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作《律诗六钞》，我不记是谁选的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得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了《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4）《孝经》。（5）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6）《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7）《孟子》。（8）《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9）《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11）《易经》，朱子《本义》本。（12）《礼记》，陈澔注本。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秫，比我大几岁。嗣秫承继给瑜婶（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秫哥承继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我的母亲管得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来新书屋——里去。最初添的三个学生，有两个是守瓒叔的儿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书，最爱“逃学”，我们土话叫作“赖学”。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时候，嗣昭被捉回来了，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秫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瓒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江西话，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钩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作“作瘤栗”。）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圆。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赖学胚”。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得更利害。越打得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
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作“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宋焕哥。宋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地捧出来，我很高兴地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五叔，宋焕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绍瑾）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他吸鸦片烟，最爱看小说书，带了不少回家乡；他每到我家来，总带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点。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长进，也是吃鸦片烟的，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做伴的——五叔、宋焕哥、三姊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大嫂认得一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如《双珠凤》之类。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乡时多。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旧学都有根柢，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
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
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说了。
这里所谓“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双珠凤》在内，《琵琶记》也在内；《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笔》《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也在内。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那时正是废八股时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教我读书。但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诗经》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我读得很起劲；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我在学堂九年，只有《盘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后来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书是后人假造的。有时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罢？《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从《三国演义》读到《聊斋志异》和《虞初新志》，这一跳虽然跳得太远，但因为书中的故事实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细细读下去。石印本的《聊斋志异》有圈点，所以更容易读。到我十二三岁时，已能对本家姊妹们讲说《聊斋》故事了。那时候，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都在十五六岁之间；她们常常邀我去，请我讲故事。我们平常请五叔讲故事时，忙着替他点火，装旱烟，替他捶背。现在轮到我受人巴结了。
我不用人装烟捶背，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来请我吃。她们绣花做鞋，我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古镇新城难相宜
古镇新城难相宜
龙吟虎啸帝王州，旧是东南最上游。
青嶂四围迎面起，黄河千折挟城流。
炊烟历乱人归市，杯酒苍茫客倚楼。
多少英雄谈笑尽，树头一片夕阳浮。——邵大业《徐州》
江苏徐州窑湾古镇，大运河流淌至此，自北向东拐了一个弯。当地人善用淤泥烧制陶器。窑厂散布，得名窑湾。
徐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之称。文人骚客多曾在此咏史怀古，写下诗篇。
乱后过流沟寺
白居易
九月徐州新战后，
悲风杀气满山河。
唯有流沟山下寺，
门前依旧白云多。徐州汉画像石。送郑户曹苏轼
水绕彭祖楼，山围戏马台。
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
隆准飞上天，重瞳亦成灰。
白门下吕布，大星陨临淮。
尚想刘德舆，置酒此徘徊。
尔来苦寂寞，废圃多苍苔。过徐州郁达夫
红羊劫后几经秋，沙草牛羊各带愁。独倚车窗看古垒，夕阳影里过徐州。窑湾不同于一般的江南水乡，旧以商业发达闻名。
窑湾古镇位于徐州新沂的西南边缘，西傍大运河，东临骆马湖，是一座拥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镇。
窑湾的繁盛离不开
京杭大运河
，它位于运河的黄金分割点上，扼南北水路要津。明清两代，漕运鼎盛。“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作为运河上的重要码头，往来窑湾的船只南达苏杭，北抵京津，因而直至近代，窑湾的商业贸易十分兴盛，有“黄金水道金三角”和“小上海”之称。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水利工程。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春秋时吴国修邗沟。隋唐时期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元代至元三十年大运河全线通航，即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前身。运河。复建码头牌坊。
来到窑湾的大运河码头，骆马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化文物部经理张浩林带着我们寻找老码头的痕迹。“这是窑湾码头。我们把这个牌坊作为运河边一个标识性的东西进行复建。”如今，只剩一处河床，还可辨认当年的运河。堤上偶成乾隆
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
九里岗临御黄坝，曾无长策只心惊。
张浩林说：“原来的运河没有这么宽，有两条船并排走。经过疏浚，后期打砂，和其历史风貌已有不同。”
现在，运河边仍有大型船只停靠。一块斜戳的木板，勾连着运河人家和岸上的世界。古城黄昏林徽因
我见到古城在斜阳中凝神；
城楼望着城墙，
忘却中间一片黄金的殿顶；
十条闹街还散在脚下，
虫蚁一样有无数行人。
我见到古城在黄昏中凝神；
乌鸦聒噪地飞旋，
废苑古柏在困倦中支撑。
无数坛庙寂寞与荒凉，
锁起一座一座剥落的殿门。
我听到古城在薄暮中独语；
僧寺消寂，熄了香火，
钟声沉下，市声里失去，
车马不断扬起年代的尘土，
到处风沙叹息着历史。记者采访“老窑湾人”高老。
高老是老窑湾人，他说，过去南来北往的船家多，船没如今这么大，却给窑湾带来繁荣。“这十几里路，沿岸都是船。三四个县的粮食全部从窑湾上船走。外地的洋货从南方来。一条船是一户人家。船多、人也多，户数多。一天到晚，来来去去，去去来来。”
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和漕运的衰微，窑湾的繁华盛景不再。但小镇保留的大量古建依旧使人震撼。依靠交通优势，窑湾这个地方小镇里曾有5家商会馆、10省商业代办处及2座教堂、8座庙宇。镇上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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