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岗 王一鸣 马晓河 高德步 中国经济改革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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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2017)——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了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资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资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的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比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出版，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出版资源相结合，再进行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本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富的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而这可以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的需要，从而打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承担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第一章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王一鸣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8—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9．6%，从2010年起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劳动力和要素投入的红利空间缩小，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充分发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本章着重阐释在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我国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面临的新形势和应对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原因，提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举措。
关键词：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第一节全球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一、全球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世界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研发投入密集，呈现以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为主体，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空间、海洋等领域协同推进的“一主多翼”的发展态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一）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各细分领域纵向升级与交叉融合，呈现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和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以及信息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促使人类活动全面数据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二）制造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促进以人机协作为特征的新一代机器人能力不断增强。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大提升了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定制化制造模式转变。广泛采用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生产工艺和智能化控制，建立工业生态链，引领制造方式的深刻变革。（三）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转型
信息网络技术与能源技术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和能源服务智能化。节能技术不断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转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适应型转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深刻改变了现有能源结构。氢能、天然气水合物和聚变能等新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需求开辟新途径。（四）生物技术向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方向发展
新型基因技术不断涌现，合成生物学快速发展，基因编辑技术日新月异，为医疗健康技术发展带来新动力。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以生物标志物验证为关键的临床技术研究，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以及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推广，医学模块加快从临床医学向健康医学扩展，催生生物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五）空间、海洋技术向纵深发展
国际空间科技聚焦空间信息应用和建立更强大的空间探索能力，主要航天大国致力于建立体系融合、高性能、低成本、广覆盖的空间信息与服务系统，推进大推力火箭、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新型推进技术等发展，并推动商业化应用，力求在高效率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近地空间站应用、月球与火星探测等领域取得突破。海洋科技由浅海向深海、由区域向全球拓展，围绕深海开发、全球变化等领域展开布局，并向“星-空-海”“海面-海中-海底”空间海洋立体观测网拓展，载人深潜器、海底资源探测和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工程等正在催生新型海洋经济。
综上所述，全球科技创新正在进入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阶段，各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成为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产业格局的主导因素，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力量对比，重塑着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格局。
二、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正在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次进一步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一）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国。201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7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5%（见图1-1），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2．1%的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量首次超过德、英，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企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研究人员和发明专利的占比均超过70%。我国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缩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创新养育世界》，我国创新排名升至第22位，比2013年提升了13位，成为前25名中唯一的非高收入经济体。图1-1 我国历年研发经费支出和占GDP比重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二）战略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载人深潜、深地钻探、超级计算、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高速铁路、水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第四代移动通信（4G）、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动汽车、大飞机等重大装备和战略产品取得重大突破，部分产品和技术开始走向世界，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战略高技术的重大突破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三）激励创新的体制逐步改善
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覆盖创新链各环节的综合政策体系以及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政策工具从财税支持为主逐步转向更多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普惠性政策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在智能终端、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2017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 500家企业中，我国有376家，居全球第三。（四）全社会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以科技创新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和创新平台。2017年已建成4 298家众创空间、3 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开展41个科技创新孵化链条试点，形成从产品创意到产品生产全服务的生态体系，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近40万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过93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0万人。
总体来看，我国的科技创新进入战略攻坚期，已具备发力加速的基础，战略重点从点的突破转向整体能力的提升，创新主体从科技人员为主转向社会参与，创新方式从相对封闭走向更加开放。
三、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创新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但与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从我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明显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如2015年我国三大研发活动的比重分别为5．1%、10．8%、84．1%，同期美国的比重约为17．4%、19．3%、63．3%，我国原创性基础研究等前端环节投入明显不足。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严重缺乏，不少领域依赖引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关键共性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创新与转型的需要。科研成果评价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利益、轻长期效果，整体质量不高，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的能力。随着我国进入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的投入，构筑创新先发优势。（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
尽管近年来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创新绩效依然较低，产出效率不高。先后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但重大突破不如预期。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国占27．2%、欧盟占24．7%，同期这些国家（地区）的研发支出相当于中国的46．2%、129．4%、97．9%。产学研脱节现象仍未扭转，大学、科研院所不仅未能与企业形成有效互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竞争者。创新人才难以在产学研之间自由流动也是阻碍产学研有效合作的重要因素。（三）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通常为40%～ 50%。尽管近些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但一些关键政策的落实效果还不尽人意，这制约了成果转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在兰德公司《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报告中，中国重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得53分，在参与排名的16个国家中居第8位，与第一梯队的美国、德国（约为100分）和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约为80分）等国家差距较大。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科研院所虽然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但大都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少且专业性严重不足，社会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发展迟缓。（四）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近些年，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但总体上创新水平不高，存在创新动力不足、能力受限的问题。由于开展创新活动的成本高而收益低，创新型企业得不到有效的市场激励，这加剧了创新不足。企业研发活动规模和投入强度也偏低。我国经济总量已多年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但尚未产生获得世界公认的全球领先创新企业。汤森路透集团公布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上大都是美欧日企业，2014—2016年我国仅有一家企业入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属国有企业在获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土地供给、资金等各种要素资源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但受国企保值增值考核、工资总额限制等体制机制的束缚，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自身机制灵活，但在平等获取创新资源、市场准入等方面受限较多，创新活力难以发挥。（五）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然突出
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仍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该放的没放活，该管的没管住。现行管理手段比较单一，管理方式创新不足，不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迅速发展的需要。创新政策体系着重于技术供给，供给侧政策较多，需求端激励政策较少，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培育不足。市场准入方面，重审批、轻监管，监管能力未能及时提升，政府常常以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为由设置准入门槛，导致后来者无法参与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法不严、垄断规制不到位等问题。（六）激励人才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人才激励不足、结构失衡是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因素。各种人才计划层次多、交叉重复，政策措施落实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科研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激励措施不到位，对科研人员创造的价值体现不足，创新难以获得相应回报，这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氛围、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以及一些大城市难以回避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仍有较大差距。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等高端人才不多。尽管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匮乏，创新型企业家也非常有限。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显示：中国共有148位科学家（含港澳台地区）入选168人次，占比仅5%（共2 975名，3 125人次），仅为美国的1／10。
四、加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战略突破期，也面临着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风险。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对加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利用后发优势的空间日益缩小。只有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投入，增强源头技术供给。增加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改进科学研究项目的决策机制，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现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优化科学研究支出结构，增加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支出，提高基础研究对创新的支撑作用。改进科学研究的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对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以同行评议为主，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项目以目标评价为主。（二）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调整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创新的组织形式，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增强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提升创新的供给质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加强技术市场建设，改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模式，提高成果的落地率和转化率，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强化鼓励创新的需求侧政策
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首台（套）等政策，提高政府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加快全国性政府采购市场建设，防止利用公共采购实现地方保护；改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公共采购竞标定价规则，防止低价中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对一些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创新产品，建立反映外部成本效益的财税政策，促进外部效益内部化。（四）进一步理顺产学研的功能定位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分工的合作机制，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政府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共性技术和应用集成研究，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建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技术转移机制。完善公共科研机构管理、财政支持的科研成果转移管理、知识产权等制度。进一步完善科研组织体系，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立健全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探索非营利机构等新型组织形式的技术转移机构模式，在机构运行、专利交易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五）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在信息安全、云计算、大数据、储能技术、电动汽车、生物育种等领域，以新体制和新模式组建一批国家级创新中心，集中一批多领域、跨学科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形成高度集成、协同创新的研究团队，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跨界融合，实现产业技术群体性突破。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推动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完善支持创新的普惠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保障中小企业在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获取、融资渠道、公共资源以及各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公平机会。（六）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
整合现有多头人才引进计划，给用人单位更多话语权和自主权，积极发挥市场选人、市场评价的作用。在收益分配上充分体现知识和创新的价值。如在落实股权激励政策时，要明确职务科技成果股权与激励对象、方式、条件和程序。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创新型人才、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七）深化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破除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导向，更加注重营造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政府对科技投入的方式，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对不同技术路线和各类企业实行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政府重点支持早期研究开发、示范项目和创新服务平台，由市场选择技术路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提升知识产权对创新收益的价值。落实和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普惠性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的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第二节国际产业变革发展态势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
一、国际产业变革发展态势
随着全球科技进入加速拓展期，现代产业体系的产业形态和核心要素、产业竞争范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智能制造进入加速拓展期
全球制造业在经历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三次革命后，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智能制造在核心要素、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和组织形态等方面趋于成熟与拓展，正在酝酿新的重大产业变革。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向生产领域的全面渗透，大幅提升了信息数据对企业核心能力的贡献。在信息数据要素和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支撑下，制造业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研发设计、企业管理乃至用户关系都出现智能化趋势，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部门，成为重塑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二）信息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数据逐步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促使三次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发生明显变化。统计意义上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关系越来越难以度量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将主要表现为信息数据作为核心投入，对各传统产业的改造程度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度量指标主要体现为由信息数据要素投入而导致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程度。随着信息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在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下，现代产业体系正沿着数字化、网络化并最终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三）个性化消费逐步取代大众消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消费水平提升，推动智能化、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个性化消费逐渐取代大众消费，成为主流消费模式。在大众化消费时代，产品具有高度同质化特征，规模化大企业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往往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而在个性化消费时代，产品差异化特征更趋明显，服务成为贯穿整个价值链的主线，拥有强大的数据平台和资源，能够提供优质的定制服务，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四）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
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向网络化、扁平化、平台化、小微化转型，适应消费者个性化消费需求，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企业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基于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获得巨大发展空间。从经济理论视角看，现代产业体系的效率源泉正在从规模经济主导转向范围经济主导。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的制造业竞争范式，由过去的大企业竞争和供应链竞争，转向基于跨产业的数据平台的价值链网络竞争。（五）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转型
数字技术的普及，对劳动力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自动化设备对劳动的替代，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即程序化工作的需求减少，非程序化工作需求增加。由此引发高技能和低技能（以非程序化工作为主）的就业增加，而中等技能（以程序化工作为主）的就业减少。人与机器将从以往的互补关系变成替代关系，人们将进入“与机器赛跑”的时代。
国际产业变革新态势，对我国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谋划产业升级的思路，提出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路径。
二、我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关期
我国经济已经开启了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阶段的历史进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从量的积累为主转向质的提升为主，产业转型升级将进入冲刺阶段。（一）消费结构加快升级
伴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房地产市场风险积累和投资增速下降，过去2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阶段将要结束。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居民对商品与服务的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升。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直接产生对高质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市场需求，对产业升级形成强大的市场推动力，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关联效应强、带动作用大的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主动拥抱数字经济的企业，将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也为新进入者颠覆传统行业竞争格局提供了机遇。以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符合价值链升级方向的产业，以及与健康、文化、娱乐等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的产业，投资和产出将保持较快增长。新技术加速向各领域扩散，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无人零售、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三）人力资本大幅提升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2．7%。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入学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素质人才培养集聚、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正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条件。（四）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环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通过兼并重组提升集中度、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等方式，盈利能力得到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争，产品和服务向国际标准和标杆看齐，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和中小型“隐形冠军”，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五）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继续显现
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近年来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增速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超大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有利于降低配套成本，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有利于分摊创新成本，并可利用国内市场孵化幼稚产业。（六）整合国际资源的能力快速提升
受益于广阔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我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生产组织中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1995年亚洲六个重要经济体，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均为日本。2005年之后，包括日本在内，亚洲重要经济体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转向中国。我国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全球三个最重要的生产平台。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产品门类齐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日趋深入，又能控制产业链的节点位置，这些变化大幅提升了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资源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机遇。
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多数企业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产能严重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特别是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例如钢铁产量占世界一半，但高端装备、汽车、精密仪器用钢仍大量依靠进口。
二是制造业综合成本快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减弱。根据部分案例，即使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相对成本优势也已大幅度降低。美国的土地成本比中国低，能源也较便宜，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3，电费是中国的1／2，物流和服务成本有所降低，部分行业的中国制造成本已经接近美国。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主要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芯片、航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储能技术、高端医疗设备、生物制药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近八成的芯片依赖于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九成。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但高端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部件基本被欧美日企业垄断。综合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少核心技术严重仍受制于发达国家。技术有效供给不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
四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障碍，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形成。市场一体化程度还不够高，不少行业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僵尸企业退出困难，“退不出”“死不了”的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
今后一个时期，正是我国产业技术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处在冲刺阶段，产业发展要有新思路、新举措。（一）由“结构”标准向“效率”标准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服务业比重达到46．7%，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44%的比重；2015年，服务业比重超过50%，达到50．2%（见图1-2），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应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后，第二产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现代化推进的结构转换特征。但是，也要看到，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实体经济占经济的比重下降，而虚拟经济规模过度扩张，其中金融业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4．7%上升到2015年的8．4%（见图1-3），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即出现了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随着我国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各类要素资源在产业间再配置的空间越来越小，传统的产业结构调整思维需要向现代产业体系思维转变，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要从“结构”标准向效率标准转变。图1-2 我国历年三次产业占GDP比重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图1-3 我国历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二）由“技术”升级向“系统”升级转变
智能制造体系既包括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通用技术，也包括以数字制造、人工智能、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为代表的专用技术，还包括集成通用技术和专用技术的大规模生产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生产系统，以及以工业物联网为核心的现代制造系统。由于智能制造体系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多层面技术的协同突破和应用，我国的产业升级部署不能仅仅停留在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上，还要协同在传感、大数据、纳米新材料等通用技术领域的突破，同时要加强大规模生产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可重构生产系统和工业物联网系统的战略部署。我国发展智能制造的优势在于产业升级过程中对智能解决方案的巨大需求，要发挥需求牵引优势，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智能制造深入发展，真正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智能制造模式和产业生态体系。（三）由“产业”思维向“体系”思维转变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过去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仅仅聚焦于“产业”自身，而忽略了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对实体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协同，表现为产业升级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的问题比较突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不协同，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缺乏，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中国制造”缺少具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难以满足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产业发展与金融发展不协同，金融业快速膨胀，但以传统金融为主，国际化水平不高，金融资源特别是增量金融资源难以配置到实体经济中；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不协同，人力资源数量不小，但质量有待提升，主要产业领域的领军人才严重缺乏，大量优秀人才涌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实体经济吸引人才困难。产业升级要从单一“产业”思维向“体系”思维转换，加快形成一个适应技术变革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使产业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资本配置优化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
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要适应国际产业变革的新态势，顺应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和结构调整要求，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一）发展智能制造，着力提升产业整体效率
加快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数字化制造技术、增材制造技术、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提高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工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信息交叉和智能协作。扶持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和大数据示范应用，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众包设计、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等新型制造模式。鼓励企业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研发制造、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环节的智能决策水平和经营效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形成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二）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产业高水平融合
优先发展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检验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对接。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重点发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远程运维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信息增值服务。积极发展基于互联网、工业云和大数据的按需制造、网络众包、云制造等服务型制造模式。（三）强化标准建设，提升产品质量水平
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制造业质量、安全、卫生、环保及节能标准。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工业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立专业检测技术联盟。坚持把质量作为生命线，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加强质量技术攻关、工业设计和自主品牌培育。培养从业人员工匠精神。（四）加强公共科技服务，弥补企业创新能力短板
加强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建设，聚焦战略性前沿技术，解决竞争前技术及共性技术供给不足问题。建立专业化的技术扩散机构，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在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应用，培育专门的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和现代工艺知识的专家队伍，为企业提供质量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和培训，从生产工艺方面提高企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五）以发展绿色制造为目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大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不断提升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水平。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的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六）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出发点，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加快市场化导向的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机制。推进制造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行企业产品标准、质量、安全自我声明和监督制度。第三节我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我国增长新动能，核心要义是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降低。要识别出制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因素，采取针对性改革措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入新的增长轨道。
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特征
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这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要素投入包括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经济增长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当作技术进步的近似衡量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包括“硬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包括“软技术”如要素升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和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标。
从整体来看，与高速经济增长相对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增速呈现下降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降低。1978—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3．3%左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34%，虽然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70%以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但依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的内在缺陷，会使得其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无法刻画内嵌在投资品和中间产品中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通过进口高技术投资品和中间投入所带动的技术进步，在增长核算中会被归入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会被归入全要素生产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1年的研究报告，我国出口中包含进口比例由1985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7%。如果把这个因素纳入考虑，则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高于现有的测算水平。
2008年以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下降至30%以下。2005—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4．8%，2008年以后增速大幅降至2%以下。值得指出的是，从2015年开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小幅回升态势，但总体水平依然低于2%的格局还没有改变。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而且近几年向发达国家靠近的步伐有所放缓。截至2014年，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71．1%、95．3%、93．0%、78．1%、82．1%，大致相当于中国的2倍（见图1-4）。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步伐减慢。2009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基本稳定在43%左右，没有能进一步提高。
从行业比较看，不同行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总体呈现扩大趋势，而且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近年来增速也明显放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980—2013年平均增速接近4%，总体上是第三和第一产业的两倍。其中，制造业增长最为迅速，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5%，高出采掘业、电气水和建筑业3个百分点左右。在第二产业内部，电子及通信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980—2013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1．6%和7．9%，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石油和天然气相关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980—2013年平均增速达到5．0%，高出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从2011年开始，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明显放缓，已经降至2%以下，虽然同期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增速也有所放缓，但幅度没有制造业大。图1-4 历年各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资料来源：由PWT（9．0）数据库计算得到。
从区域比较看，不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且地区间差距有扩大趋势。金融危机之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普遍下滑（见图1-5）。2010—2015年，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5．86%降至1．59%，中部地区由5．27%降至1．33%，西部地区由4．72%降至0．01%，东北降幅更甚，一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从2007年开始，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而且2010年以后降幅最明显；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次之，201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追赶步伐明显放缓，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有所拉大；中部情况较好，而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缓慢缩小。当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东部全要素生产率小幅回升，东北止跌回升，表明全国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有所改善。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
2005—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4．8%，而2009年以来年均增速仅为1．36%，增速降幅为3．44个百分点。初步测算，增长阶段转换因素可解释约1．5～2．0个百分点，周期性因素可解释约0．3～0．5个百分点，资源错配以及技术扩散受阻可解释剩余的0．94～1．64个百分点。图1-5 我国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资料来源：在计算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加权得到。（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出现规律性放缓。当人均GDP达到10 000国际元后，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逐步从较高增速降至较低增速。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总体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的差距缩小，技术追赶的空间收窄，追赶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再有，随着工业化趋于完成，经济结构会出现重大变化，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工业比重。比较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比如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明显下了一个台阶，而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日本和韩国等成功的后发追赶国家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初步测算，200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发展阶段因素可解释约1．5～2．0个百分点。（二）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对资本存量变动很敏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通常经济景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反之亦然。从国际上看，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2008年以后，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均有所放缓，期间，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放缓，平均放缓程度为0．5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加之经济周期大体同步，粗略估计，200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周期性因素贡献了0．3～0．5个百分点。（三）行业内部要素流动和再配置贡献下降
对于某一个行业而言，高生产率企业进入、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和企业间要素流动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部分行业内部要素流动和再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减弱甚至消失。以制造业为例，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分解为企业间要素流动、新企业加入、旧企业退出和现有企业效率提升四方面的贡献，结果发现，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是新企业加入和现有企业效率提升带来的；而在2008—2013年，新企业加入的贡献几乎消失，其原因是新加入者减少或多数新加入企业的生产率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下。特别是大量低效和无效的僵尸企业的存在，占有大量经济资源而不产生效益，严重拖累了效率提升的步伐。（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扩散减缓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所放缓，行业间和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差距在明显拉大。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前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大量其他企业的增速则明显放缓。这说明，除了技术进步放缓外，前沿企业技术向其他企业扩散的速度也在放缓。与传统工业不同，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的传播更多带有服务化性质，不可编码的知识往往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交流，外部模仿和复制的难度更大。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部分行业尤其是开放程度不足的领域，与全球前沿仍存在明显差距。（五）大量低效投资拉低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的人均资本质量总体上与前沿经济体有差距，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资本积累速度。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部分领域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的现象十分突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直接或通过国有企业间接投资，多数投向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拉低了投资效率，加剧了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占用大量资源，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高效率部门的空间，导致资金、土地等资源出现严重错配，拉低了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方向
尽管当前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过去有所下降，但是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和潜力仍然较大。释放这些潜力，促进生产率和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更加有效的要素配置环境、更加有活力的创新孕育环境。（一）促进要素跨部门流动
放宽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完善行业监管，增加对新技术、新模式与传统部门融合的包容度，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跨行业流动，激发传统行业焕发新活力。促进城市和农村的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率。（二）提高行业内部资源再配置效率
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要素边际产出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行业之间，还表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子行业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如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出口型和非出口型企业之间、大中型和小微企业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企业之间。大量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比国有企业高；出口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非出口型企业高。消除这些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资源的错配，将是未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三）完善低效率企业市场化淘汰机制
企业之间通过竞争不断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而高效率的企业得以存活下来，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效应，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近十多年来该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在20%以上。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的企业退出机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仍然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者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致使有限社会资源被无效地占用，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企业的竞争和退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将是今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要完善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制度以及配套政策，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退出进程，减少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障碍。进一步加强统一市场建设，促进区域间分工合作，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压缩低效率企业存在空间。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避免选择性产业政策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和扭曲。（四）强化创新激励机制
重塑知识型劳动力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的力度，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降低创新的制度性成本。加大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力度，鼓励平台性企业发展，加大传统部门对数字经济的适应能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和执行力度，鼓励合法有偿的知识产权交易和使用。（五）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硬件方面，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物质资本深化尚有较大空间，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着力解决好谁来投、如何投的问题，挖掘资本存量偏低的巨大潜力。软件方面，法律制度、营商环境、人才培养等软件基础设施尚存较大投资空间，需加大补短板力度。要改变“重投资轻管理”的观念，努力提升基础设施管理运营能力，更好地发挥现有投资的效能。鼓励大学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人才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加大职业培训力度，鼓励终身学习机制，促进劳动力技能与时俱进。清除劳动力地区间和行业间流动障碍，提升劳动力市场统一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潜能。（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建立全国性股权交易市场，提高欠发达地区资源可及性，促进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加大银行呆坏账处置力度，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增加银行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支持能力。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避免金融资源过度偏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间接推高民营部门投资成本。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有效化解监管套利，避免系统性风险打断追赶进程。（七）深化对外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差距
经历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各行业技术水平都得到了长足进步，个别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水平甚至已进入前沿。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表明，我国仍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的差距。要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开放信息、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等服务业，加大吸引外资政策落实力度。继续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放管服力度，扩大负面清单制度的适应范围，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坚持真实和审慎原则的前提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尽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推动我国产品和技术向全球中高端迈进。第二章转换增长动力是实现转型发展的最大短板张燕生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从“快”到“好”，更重要的是从增长（人均GDP增长）到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还要满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要）。实现转型发展，转换增长动力仍是最大短板。在推进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其增长动力来源于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加大支撑科技、研究和创新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和创新的产出效率，形成生产率增长的内生动力；又要加速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进程，营造有效的创新环境、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还要加快扩大开放创新的前进步伐，在全球范围内引资、引智、引技、引制、引计，通过全方位合作，构建技术进步和创新引领的新平台和新高地。
关键词：增长动力；转型发展；短板
目前，转换增长动力仍是我国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实现转型发展的最大短板。一是从“十一五”规划期以来，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以下简称研发强度）始终未能完成预期目标。二是即便我国研发强度高、研发活力强或研发效率好的领域，也面临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撑不够、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支撑不够、直接融资和创新软环境支撑不够这三大发展瓶颈。三是我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仍处于投资驱动或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南北方之间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差距仍然很大，转换增长动力的能力和条件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四是激励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和公共治理的能力、社会价值的取向和偏好仍不能适应创新转型发展的要求。五是开放创新、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和构建跨境创新网络，补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短板，尚处于探索阶段，仍举步维艰。六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创新家价值和企业家才干的社会氛围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营造。
因此，“补短板”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增长动能转换。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政府“有形的手”和社会“和谐的手”之间相互补位、形成合力的作用；需要有效发挥开放“万能的手”的作用；需要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激励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增长贡献的制度生态环境。转换增长动能无疑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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