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帝国：恺撒、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的诞生(甲骨文系列)【最完整、最权威的传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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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帝国：恺撒、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的诞生(甲骨文系列)【最完整、最权威的传记】试读：

恺撒：巨人的一生

戈兹沃西是著名的军事史学家，他在本书中对混乱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历史的梳理是非常权威和明晰的。他帮助我们了解到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和当时的罗马社会，尤其是那位超越时代的、令人着迷的人物本身的巍峨形象。——《星期日独立报》

这部令人惊艳的传记……非常晓畅，非常全面，非常中肯。——《每日电讯报》

一部扣人心弦的尤利乌斯·恺撒传记，记述了他那跌宕起伏的精彩一生。——《金融时报》

丰富的细节生动地展现了那种敢于冒险、自我宣传和顽强的意志力，正是这些因素让恺撒的一生如此非同寻常。——《BBC历史杂志》

一个传奇人物，一部详细、全面而内容丰富的传记。——《每日邮报》

读起来非常愉悦……戈兹沃西文笔优美，非常有权威性。——《乡村生活》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作品肯定对得起这一宏大主题，证据也集合得非常完美。——《星期日邮报》

戈兹沃西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史学家，他对高卢战争的记述堪称典范。——《独立报》

我强烈推荐《恺撒：巨人的一生》。选择推荐这本书，是我今年做出的最轻松的决定。恺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生活在一个令人迷惑的复杂时代，但阿德里安·戈兹沃西以强劲而明晰的笔触完美地处理了这个主题。恺撒本人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欣赏这部著作。——菲利普·西德耐尔，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读书俱乐部

强烈的戏剧感……贯穿着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恺撒：巨人的一生》……一幅权威而激动人心的恺撒肖像，也描绘了他所处的整个复杂社会。——《纽约时报》

非常精彩……戈兹沃西先生以娴熟的技巧和卓越的叙事能力，讲述了这个故事，运用了恺撒本人的著作及其他史料。——《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序

十多年前，我花了三年时间创作《恺撒：巨人的一生》。即便在今天，我仍然感到恺撒和他的一生非常精彩，而且和当年一样觉得很难评判他。他才华横溢，涉猎极广；他聪明机敏，精力充沛；他是一位文笔晓畅的作家，也是一位能够指挥和激励大军的将领；他能编纂法律，也能承担乏味但必需的日常行政工作。他的魅力的确罕见，既能用自己的言辞和风格赢得群众、军队的支持，也能引诱其他男人的妻子。如果你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恺撒，很难不感到些许自卑。你未必想做他做过的那些事情，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希望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才干。

但恺撒也是那个渡过卢比孔河、打响内战的人，这场内战激荡着整个地中海世界，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自立为独裁官。他的这个头衔和其他荣誉，是元老院和人民投票决定的。但是因为他的军队占领着罗马城，所以他们别无选择。恺撒的行动在我们所谓的罗马共和国体制（国家领导人是每年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他们接受元老院的指导）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对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前1世纪）研究得越多，就越认识到它是多么腐朽无能。少数富裕的贵族豪门主宰着共和国，几乎所有高级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的重要成员都出身于豪门。这样的权力垄断本身或许并不会让国家垮台，但这个小小的精英集团统治共和国的手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内部瓜分官职和荣誉，丝毫不会考虑得到这些官职和荣誉的人是否有才干。罗马人认识到当时存在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他们必须为罗马的无业人群寻找土地。但元老们互相嫉妒，不愿意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解决问题从而独揽功劳，于是没有人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压榨各行省。所有人都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因为那些应当对问题负责的人占据高位，所以很少有人挑战他们。西塞罗私下将在他之前担任奇里乞亚行省总督的人描述为“发疯的野兽”，但在公开场合对此人非常礼貌，并急于得到此人的好感，因为他是最重要的门阀贵族成员。

恺撒虽然借助武力夺取政权，但更为负责地行使了权力。他安排政府收购土地，将这些土地（或者政府已经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公民，帮助他们养家糊口。恺撒对各行省的治理比以前好得多，并且他努力阻止罗马总督们滥用职权。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平民一边。大多数人，无论是罗马公民还是外省居民，在恺撒统治下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宽泛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了好结果而使用坏手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杀害了恺撒，原以为人民会响应他们的自由呼声，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支持他们。即便这极少数人，也几乎全都是富人、贵族和他们的亲密盟友，因为只有他们曾经享受过许多自由。

前49年，恺撒陷入困局，他的对手们只给了他两个选择——退出政坛或者反叛，因此主要是他的对手们让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根据罗马人的标准，他并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以至于要遭受这样的命运。恺撒为了个人荣誉和地位而战，因此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的敌人同样自私自利，因为他们仅仅为了逼迫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退出政坛，而不惜发动战争。加图憎恶恺撒，后来宁愿以特别残酷、恐怖的方式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独裁官有权饶恕他。布鲁图斯接受了恺撒的仁慈，后来却又改变了主意。后世元老们对由他们所在阶级主宰的共和国充满了怀旧之情，因此把加图和布鲁图斯这样的人吹捧成英雄，对他们的许多人格缺陷视而不见，也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加图和布鲁图斯在他们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没有取得任何建设性的成就。

我曾周游世界，宣讲本书。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国家的很多人仍然对恺撒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处于政治两极的人都喜欢他、仰慕他，并认为他的故事佐证了他们自己对现代世界的看法。在美国尤其是这样。美国人对古罗马的兴趣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创立者们更喜欢加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样的人，以及这些人（据说）代表的共和国美德。约瑟夫·艾迪生的剧作《加图》比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更强烈地激励了18世纪70年代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领导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低谷，乔治·华盛顿让人为饥肠辘辘、憔悴不堪的士兵们上演了《加图》。今天，喜欢恺撒的美国人更多，不管是把他看作反对贵族集团的英雄（尽管他自己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还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个高效的实干家。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如果出现一个新“恺撒”，那么就能解决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尽管大家对美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奇怪的渴望，因为恺撒这样的人只有在混乱年代才能获得最高权力，而希望出现这种混乱局面的人肯定很少。

恺撒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或许，我们应当希冀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里，拥有恺撒那般才华的人不需要动用武力就可以攀登高位，用他们的才干为民造福，并得到鼓舞和奖励（而不是被迫走上反叛的道路），并最终让位于新一代人才。我越来越坚信，恺撒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其他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他会继续在体制内活动。然而如果他留在体制内，还会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吗？我们又一次不得不面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阿德里安·戈兹沃西2015年6月致谢

一些朋友审阅了本书全文或部分章节，首先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要感谢我的本科导师Nicholas Purcell，他非常爽快地答应审阅本书手稿的一个版本。Philip Matyszak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对这一时期罗马元老院的运作了然于胸，远胜于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Ian Hughes一如既往地对每一章做了极其细致的审读和评论，对我帮助极大。Kevin Powell审阅了全文，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Ian Haynes审读了第二部，给出了一些建议。对这几位朋友，以及其他所有阅读过本书全文或部分章节的人，我都十分感激。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Georgina Capel，她通过谈判签订了合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好好地阐述这个主题。最后，我还必须感谢Keith Lowe和Orion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莫大热情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引言

尤利乌斯·恺撒的故事极富戏剧性，令一代又一代人心驰神往，吸引了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注意力，更不消说数不胜数的小说家和编剧。恺撒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家之一，并且他挥毫记述了自己的历次战役，文采斐然，鲜有出其右者。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政治家，最终获得了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方方面面都算得上一位君主，尽管他始终没有采用国王的头衔。作为统治者，恺撒并不心狠手辣，对落败的敌人往往宽大为怀。然而，最后正是两个被他宽恕的人领导了反对他的密谋（恺撒的许多支持者也参加了这个密谋），将他刺死。后来，他的养子屋大维（全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公元68年，尼禄死去，恺撒的血脉就此断绝，但后来的所有皇帝都仍然采用“恺撒”这个名字，尽管他们与恺撒没有任何血缘或收养的亲属关系。“恺撒”起初仅仅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名号，而且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家族，后来却演变为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头衔。这种含义如此之强大有力，以至到20世纪初，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依然采用“恺撒”的称号：“kaiser”（德国皇帝）和“tsar”（俄国沙皇）都是“恺撒”这个名字的变体。今天，在西方国家的教育中，古典学已经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但尤利乌斯·恺撒仍然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古人。很多不懂拉丁语的人也会记得莎士比亚笔下恺撒的临终遗言：“你也有份，布鲁图斯？”（et tu Brute）其实，恺撒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可能不是这个，但这也不重要了。其他罗马人当中，只有尼禄，或许还有马克·安东尼，享有可以与恺撒相提并论的名望。其他民族的古人当中，或许只有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哲学家们、汉尼拔，以及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公众记忆中的地位能够和恺撒媲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恺撒的情人，安东尼是恺撒的主要副将之一，所以他们俩也是恺撒故事的一部分。

恺撒是一位伟人。许多威名赫赫的军事家承认自己通过研究恺撒的战役获益良多，拿破仑便是其中之一。在政治上，恺撒对罗马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共和国政体（它持续了四个半世纪）的终结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恺撒头脑聪颖敏锐，受过极好的教育，但他也是个实干家，正是这一点让他名垂青史。他才华横溢，涉猎广泛，既是优秀的演说家和作家，也是立法者和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战士和军事统帅。最重要的是，他是个魅力十足的人，常常能够赢得罗马群众和军团战士的爱戴与支持，并且在风月场上春风得意，令诸多女性神魂颠倒。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恺撒犯过许多错误，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非常了不起的本领就是能够从挫折中迅速地恢复过来，至少是向自己承认犯了错误，然后相时而动，放眼长远，设法取胜。

很少有人会质疑恺撒的伟大，但我们很难说他是个有善心的人，也很难说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全都是正面的。他不是希特勒，不是斯大林，也不是成吉思汗。即便如此，有史料称，在他的军事行动中，有一百多万敌人丧生。古人的思维与今天不同。对于恺撒的对外战争，比如针对高卢诸部落的战争，罗马人很少会感到良心不安。在历时八年的南征北战中，恺撒的军队至少杀戮了数十万高卢人，并奴役了更多的人。有时候，恺撒完全是冷酷无情，眼睛眨都不眨就下达屠杀和处决敌人的命令；有一次还将大批战俘的手全部砍掉，然后将其释放。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败北的敌人宽大仁慈，这是出于非常务实的考虑：他希望这些人接受罗马的统治，成为新行省内缴纳赋税的顺民。他的务实到了冷酷的程度，是慈悲为怀还是血腥镇压，完全取决于哪一种决策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他是一个积极活跃而精力充沛的帝国主义者，但他并非罗马帝国主义的创始人，只是其诸多执行者之一。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并不比罗马的其他战争更为残暴。在当时更具争议的是他在罗马的活动。当他感到自己的政敌决意要终结他的政治生涯时，不惜发动一场内战。恺撒的愤愤不平的确有道义上的支持，但当他于公元前49年率军从高卢进入意大利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叛国者。恺撒遇刺之后爆发的内战最终给罗马共和国敲响了丧钟。由于恺撒的所作所为，共和国的绝症已经到了晚期。共和国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其中第一位皇帝便是恺撒的继承人。在独裁期间，恺撒拥有最高权力，总的来讲治国有方，采纳了一些符合理智、有政治家风范而且利国利民的政策。在此之前，主宰共和国的是一小群元老院精英，他们往往滥用职权，剥削、压榨罗马贫民和外省居民，鱼肉百姓，中饱私囊。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共和国体制确实出了严重的问题，却不愿意动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贵族们害怕某一位元老会因此独揽功劳。恺撒采取了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体制已经相当败坏，早在恺撒出生之前，政界就充满了暴力流血；在他幼年时，甚至爆发了内战。恺撒凭借军事实力赢得了最高权力，我们也知道在他政治生涯的其他阶段，他也曾运用贿赂和恐吓的手段。恺撒对手们的策略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了摧毁恺撒的地位，他们不惜诉诸内战，就像恺撒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甘愿动武一样；但这只能说明，恺撒比对手们好不到哪儿去，但也不比他们更坏。在得胜之后，他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统治国家。与元老院贵族截然不同的是，他的政策旨在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受益。他没有压迫民众，甚至赦免和提拔了一些之前的敌人。在恺撒的统治下，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处境都比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好得多。但不管他的统治是多么贤明，自由选举都不复存在；不管他的治理是多么公正，君主制最终必然导致像卡里古拉和尼禄那样的暴君登场。在罗马，撰写历史的一般是富裕的精英阶层，而恺撒的崛起则意味着这个阶层权利的丧失。正因如此，许多史料对恺撒持批评态度。

恺撒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他似乎毫无道德观念可言。他的天性似乎和蔼、慷慨，一般不计前嫌，能够把敌人转化为朋友，但有时也能做到彻头彻尾的残酷薄情。他是个根深蒂固的好色之徒，对自己的历任妻子和为数众多的情人并不忠诚。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他的情人中最有名的一位，他们之间似乎确实是两情相悦；但即便如此，恺撒仍然很快又和另一位女王卿卿我我，并且继续追求罗马的贵妇名媛。他极其骄傲，甚至是虚荣，尤其是对自己的外貌非常自豪。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自少年时起，恺撒就坚信自己远远比其他人优越。这种自我评价大体上是有道理的，他的确比绝大多数元老精明能干。或许就像拿破仑一样，恺撒也对自己的个性非常陶醉，因此能够轻松地迷住其他人。和法国皇帝一样，他的个性中也有许多矛盾之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曾如此描述拿破仑：“他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或许是史上曾有过的最了不起的伟人。最令我瞩目的是，我们没办法对他的性格下个定论。你刚刚打定主意，认定他是个无药可救的恶棍，然后又发现他有一些高贵的闪光点。你刚对他[1]敬仰起来，却发现他做过无比卑劣的丑事。”恺撒身上也有着类似的矛盾之处，但或许没有拿破仑那么极端。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学者在研讨往昔时，理应保持中立和超然的态度，但很少有古代史专家能对恺撒没有强烈的爱憎。过去，有些历史学家仰慕他，甚至对他顶礼膜拜，将他视为一位远见卓识的梦想家，能够看清共和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并且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有些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更为严厉，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贵族，他的雄心壮志也不过是凡夫俗子的野心，丝毫不顾自己的行为会给法律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会立下多么糟糕的先例，爬到了权力巅峰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这样的批评者一般会强调，恺撒的崛起有着很大的机会主义成分。恺撒当然是个机会主义者，但差不多所有成功的政治家都是这样。他坚信人世间的所有事务均由机遇掌控，并且感到自己特别地幸运。今天，我们可以凭借后见之明，知道屋大维（他更常用的名号是奥古斯都）创建了帝国制度，之后的历代皇帝借助这种制度统治了罗马帝国数百年之久。恺撒主宰罗马的岁月给奥古斯都后来完成的事业打下了多少基础？或者也许恺撒的举动都是错误的，他的养子有意识地从中吸取了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有着很激烈的争论，各执一词，将来也不大可能出现公认的统一意见。真相或许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本书的旨趣是以自己的方式研讨恺撒的生平，并且始终将他的故事置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社会大背景之下。本书不会涉及他死后发生的事情，因此不会真正探讨他的政权与奥古斯都执政时演化出的政权之间的区别。本书关注的焦点是恺撒做了哪些事情，并且努力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如何做到的。后见之明自然是无法逃避的，但本书会尽量避免这样的两个极端：内战和共和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共和国好得很，没有任何问题。在过去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许多著作要么将恺撒看作一位政治家，要么把他当作军事家来描写。与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一回事。罗马的元老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会接受军事和民政的使命，这两方面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因此本书会同样细致地审视这两个方面。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丰富，但它不可能完整地记述恺撒在世时罗马的政治，也不可能全面地分析高卢战役和内战。聚焦点始终是恺撒，对于他没有亲自参与的事件，本书会尽可能言简意赅地描述。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罗马某项法律或某次审判的细节，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地形和其他问题，我将一笔带过。这些方面不管多么有趣，如果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恺撒，都不应当赘述，否则就是跑题了。读者若对这些方面感兴趣，可以查看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出于类似的理由，本书正文尽可能避免直接提及那些曾经研究过恺撒的著名学者，以及避免讨论他们的具体阐释。这些方面在学术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一般读者只会觉得乏味。相应的著作列在本书末尾的注释中。

尽管恺撒的令名无人不知，而且他生活的年代或许是罗马史上文献记载最翔实的时期，但是我们对恺撒的许多方面仍然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手头的证据已经不新鲜了。考古发掘会继续揭示恺撒生活的世界的更多细节。例如，写作本书之时，在法国和埃及进行的考古工作很可能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恺撒时期高卢的情况，以及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亚历山大港的信息。但是，不大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的考古证据来极大地改变我们对恺撒生平的理解。我们掌握的主要文献是古典世界传承至今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史料，有时还辅之以青铜或石碑铭文。恺撒自己的《战记》流传至今，详细记述了他在高卢的征战，以及内战的最初两年。恺撒死后，他的军官们还写了四部书，讲述了内战的后续阶段。另外，我们还能读到西塞罗的信函、演讲和理论著作，从中了解到这一时期的大量细节。西塞罗的通信是在他死后发表的，包括共和国的许多权贵给他写的信，其中就有恺撒写给他的一些短信。我们知道，西塞罗与恺撒的通信全集以及西塞罗与庞培的通信全集都曾出版过，但遗憾的是它们都已经遗失了。恺撒的其他文学作品和发表的演讲稿也没能留存至今。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古典世界的文学只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流传到今天。西塞罗出版的通信集中刻意删去了一些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公元前44年的前三个月给友人阿提库斯的信。阿提库斯参与了这些通信的出版工作，但这是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统治者之后的事情。被删去的信极有可能包括对阿提库斯不利的内容，比如他参与了谋害恺撒的阴谋，或者他对阴谋知情不报，或者后来对阴谋分子表示过赞赏。为了自保，阿提库斯将这些信删去了。另外一个差不多同时代的史料来源是撒路斯提乌斯，他写了好几部史书，其中包括记述喀提林阴谋的内容。在内战期间，撒路斯提乌斯为恺撒效力，后来恺撒为了奖赏他，恢复了他的元老地位。[2]随后撒路斯提乌斯被派去管辖阿非利加行省，因为搜刮民脂民膏而被定罪，恺撒又放了他一马。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评价比西塞罗的评价更正面，而且由于他是带着后见之明写作的，因此他对独裁官恺撒的看法似乎也更复杂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自己是个贪官污吏——当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否认——但其史书的主题却是，罗马的灾祸全都是贵族的道德败坏造成的。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叙述。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恺撒都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是恺撒会通过写作来自我颂扬，并为将来的事业争取支持。他和其他人都绝不是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也绝不是只对原原本本地叙述事实感兴趣。

大多数的其他史料都来源于更晚近的时期。李维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作，当时的人们对恺撒时期的某些历史事件还记忆犹新，但李维写的涉及恺撒时期的著作已经遗失，只有简略的概述保存至今。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创作的时代要晚一些，他简洁地叙述了恺撒时期的历史，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但是，我们掌握的关于恺撒的史料大多是公元2世纪初之后编纂的，那已经是他遇害一百五十多年之后了。希腊作家阿庇安创作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史，其中有两部涉及公元前133年至前44年的内战和动乱。普鲁塔克也是希腊人，对我们来讲，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该书将希腊和罗马的显赫人物并置。他把恺撒与亚历山大大帝并列，称他们为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军事统帅。普鲁塔克为马略、苏拉、克拉苏、庞培、西塞罗、加图、布鲁图斯和马克·安东尼创作的传记也很有帮助。苏埃托尼乌斯是个罗马人，他为从恺撒开始的十二位皇帝写了传记（如果恺撒也可算作皇帝的话）。卡西乌斯·狄奥出生于希腊，但是一位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成员，于3世纪初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的著作是关于恺撒时期的最详细的连贯叙述。上述这些作家都能参阅到一些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史料，其中许多是与恺撒同时代的，还包括恺撒本人的一些业已遗失的著作。但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些作家都是在恺撒去世多年之后开始写作的，他们未必能理解或准确地表达公元前1世纪人的情感态度。我们掌握的史料证据中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空白。苏埃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的恺撒传记的开头部分都遗失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恺撒的出生年份。每一位作者都有着自己的偏见、利益或视角，而且他们使用的史料也是有偏见的，往往是一些政治上的宣传材料。在使用任何史料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与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不同，古代史研究者往往必须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可能不可靠的史料，并且要将互相矛盾的叙述加以协调与平衡。在本书中，我努力展现了这样的研究过程。

对于恺撒内心世界的有些方面，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的。如果能更多地了解他的私生活，他与家人、妻子、情人和朋友的私人关系，那么一定会非常有趣和有益。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晚年，恺撒没有一位与他地位平等的朋友；他喜爱许多下属和助手，并与他们很是亲密。对于他的宗教信仰，我们知之甚少。仪式和宗教浸透了罗马世界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恺撒是罗马最高级的祭司之一，会定期执行或主持祈祷、献祭与其他仪式。他还尽可能地利用了自己家族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女神维纳斯的后裔。但这一切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宗教上的顾虑极少地影响了他的决策，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常常将宗教作为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完全没有信仰的玩世不恭之徒。对他的宗教信仰，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恺撒之所以如此令人心醉神迷，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很难对他下个定义，另外还因为他在死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究竟做了何种打算，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在他五十六年的生命中，他扮演着五花八门的角色：逃亡者、犯人、飞黄腾达的政治家、军队统帅、律师、反叛者、独裁者——甚至或许还扮演过神——同时，他还是个丈夫、父亲、情人和通奸者。很少有一位小说主人公像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这样丰富多彩。[1] M.Booth，The Doctor，the Detective and Arthur Conan Doyle （1997）.p.204.[2]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年～前146年）中，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在其领土上建立阿非利加行省，范围约在今日的突尼斯北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和利比亚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是罗马帝国西部最富庶的一个行省。今日非洲大陆的名称即是从该省的名称而来。（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第一部 攀登执政官的高峰（前100年～前59年）一 恺撒的世界因为，罗马不必再畏惧迦太基，争夺帝国霸业的对手被消灭了。在此之后，美德之路遭到摈弃，罗马人选择了腐化的道路，不是逐渐堕落，而是在这条丑恶的路上迈步疾驰。古老的风纪被抛弃，新的取而代之。国家从警醒变为酣睡，从追求武德变为沉溺于享乐，从积极进取变为慵懒怠惰。[1]——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2]共和国不过是个虚名，没有实质，没有形态。——尤利乌斯·恺撒

到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宰西方多年的商业帝国迦太基（它原先是腓尼基殖民地）于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军团夷为平地。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大帝的家乡马其顿也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的庞大帝国非常短命，在他驾崩之后，他的将领们瓜分了帝国，建立起一系列强大的王国，但这些王国都在罗马的威势下屈服并大大衰落了。地中海及其周边的许多国度，包括整个意大利半岛、高卢南部、西西里岛、撒丁岛、[3]科西嘉岛、马其顿、伊利里库姆部分地区、小亚细亚、西班牙的大部分和北非一角，均由罗马人直接统治。在其他地方，人们不管多么不情愿，都必须承认罗马的霸权，或者至少对它心存畏惧。与罗马人发生接触的诸王国、部落或国家都无力与之匹敌，也没有团结一致、对抗罗马的意愿。公元前100年，罗马雄霸天下，富得流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状况会发生变化。今天我们知道，在前100年之后，罗马还将继续扩张，变得更强大、更富庶，不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将成为一个延续五个世纪之久的庞大帝国。

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地中海的霸主，速度之快令希腊语世界震惊不已，毕竟他们之前很少注意到西方的这群蛮族。罗马与迦太基的对抗历时一个多世纪，其间罗马蒙受了严重损失，但征服诸希腊化王国只花了一半的时间，付出的代价也很轻微。在恺撒出生几十年前，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写了一部《历史》，专门解释罗马是如何赢得霸主地位的。他本人亲历了罗马征服过程的收尾阶段，并且参加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2年～前167年），与罗马人对抗。后来，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在一位罗马贵族家中生活，并陪伴他参加了灭亡迦太基的战役。尽管波利比乌斯注意到了罗马在军事制度上的优势，但他相信，罗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功，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上的优越。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具有巧妙的平衡，能够阻止任何一个人或者社会的任何一个群体取得绝对的统治权，因此罗马得以避免频繁的革命和内乱，而这些问题令大多数希腊城邦元气大伤。罗马共和国内部稳定，因此能够以远远胜过任何竞争对手的规模和执着对外开疆拓土。罗马曾被汉尼拔打得落花流水，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仍然生存了下来，并且最[4]终赢得了战争。在当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

恺撒呱呱坠地时，共和国已经有大约四百年的历史，在稳步崛起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罗马将会攀上更高的巅峰，但共和国体制已经快要寿终正寝了。恺撒将会亲眼看见共和国被内战摧残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也将在这些冲突中扮演主要角色。有些罗马人感到，恺撒死后，共和国就灭亡了；很多人认为，恺撒是葬送共和国的罪魁祸首。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当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自立为罗马的首任皇帝时，共和国已经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罗马共和国尽管之前取得了长期的辉煌胜利，但到公元前2世纪末，显然已经奄奄一息；许多迹象表明，它的运转很不正常。

公元前105年，一些迁徙的日耳曼部落（称为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在阿劳西奥（今法国南部的奥朗日）歼灭了一支兵力雄厚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可以与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相提并论（当时汉尼拔在仅仅一天之内就屠戮了近五万名罗马及其盟军的士兵）。阿劳西奥战役是这些日耳曼蛮族给罗马带来的一连串惨重失败中最新、最严重的一次。公元前113年，罗马军队第一次与这些蛮族产生交流碰撞，向其发起挑衅，于是双方爆发了长期战争。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是正在迁徙以寻找新土地的民族，并非致力于全面战争的职业军队。在战斗中，他们战士的外表令人心惊胆寒，而且作战勇敢，但是他们缺乏纪律。在战略层面上，这些部落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阿劳西奥战役之后，他们游荡到西班牙，在随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侵犯意大利。虽然有了这段暂时的喘息之机，罗马人仍然处于普遍的恐慌当中，尤其是老百姓回想起了公元前390年的惨剧——大批肤色白皙的蛮族战士（是高卢人，而非日耳曼人）洗劫了罗马城。因此，罗马人对所有来自北方的蛮族都心存畏惧。罗马群众对最近几次军事灾难中指挥失当、昏庸无能的贵族将军们非常不满。他们坚持要求，将对抗日耳曼蛮族部落的重任托付给盖乌斯·[5]马略。他前不久在努米底亚赢得了一场胜利，结束了那里的战事。在努米底亚战争的初期，同样也是由于罗马高层的腐化无能，罗马人蒙受了不少损失。马略娶了恺撒的姑姑，是马略家族中第一个参政的成员，在公元前107年当选为两位执政官之一，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执政官是共和国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任期一年，执掌最重要的军政大权。按照规定，执政官卸任之后要等十年才能再次担任执政官，但马略在公元前104年～前100年曾连续五年当选执政官。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虽然违背了罗马法律的限定，但的确收到了人民所期望的效果：马略于公元前102年击败了条顿人，次年又打败了辛[6]布里人。图1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

马略连任多届执政官，违背了罗马政治的一项根本原则，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国家危难之际的非常之举。在过去，共和国为了应对危机，也曾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出现了一种趋势，即政治争端常常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前100年秋季，当选为次年执[7]政官的元老迈密乌斯在广场被竞选失败的对手的爪牙活活打死。这起凶案的幕后元凶盖乌斯·塞维利乌斯·格劳基亚和他的同伙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在此之前就曾用威胁、恫吓及群体暴力的手段迫使他们的法案通过。群众普遍相信在前一年的选举中，他们还谋杀了另一名竞争对手。迈密乌斯遭受的虐杀过于残暴，很快便引起了激烈的反应。马略此前也曾利用萨图尔尼努斯给自己办事，现在转而反对他，并响应了元老院发出的挽救共和国的呼吁。他率领自己的武装支持者，将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的党羽围堵在卡比托利欧山[8]上，并很快就迫使他们举手投降。马略或许曾经许诺饶这些过激分子一条性命，但民愤激昂，不愿意宽大为怀。大多数犯人被关押在元老院议政厅内，遭到暴民的围攻。有些暴民爬上屋顶，拆除砖瓦，然后将这些沉重的砖瓦投入室内，置犯人于死地。为了保卫共和国，常规的法度被暂时中止；为了消灭暴力，不得不动用更残酷的暴力。这与波利比乌斯曾歌颂的理想化的完美而平衡的宪法相去甚远，尽管他也承认，罗马的内部稳定未必能永久地延续下去。为了理解恺撒的故事，我们必须先考察罗马共和国的本质，既研究理论方面，也探查在[9]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处于变革中的政治实践。共和国

据传说，罗马城于公元前753年建立。对罗马人来说，这一年就是“元年”，随后的纪年法便“从建城起”（ab urbe condita）开始计算。但是，关于罗马起源的考古证据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因为我们很难判断后来成为罗马城的许多小型定居点（它们分布在若干山丘周围）究竟在何时融合为一座城市。罗马最早期的记录很少能够保存至今，而且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撰写史书时，很多事情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关于罗马城早期的传说或许包含一定的真实元素，但要想证实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罗马最初是个君主国，但传说中的七位国王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无法一探究竟了。公元前6世纪末（传说中的年份是公元前509年，它或许是准确的），内部动乱导致君主国灭亡，被共和国取代。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来都不是僵化不变的。罗马更像是现代的英国，而不像美国。它没有成文宪法，但拥有一系列法律、判例和传统。我们今天的“共和国”（Republic）一词源于拉丁文res publica，它的字面意思是“公共之物”，或许最好的译法是“国家”或“政体”。这个术语比较模糊，所以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不同。恺撒后来认为“共和国”不过是个[10]空虚的词语。共和国体制的松散使它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数百年间，这种灵活性就是它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本质保证了任何新的判例或法律（不管好坏）都很容易永久性地改变行事之道。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努力阻止任何一个人获取太大的永久性权力。罗马人普遍害怕君主制的复辟，尤其是那些垄断了高级官职的贵族。因此，共和国的权力被赋予一些不同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长[11]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

行政长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中最高级的官员掌控着军权和司法权，但这些权力在本质上都是短期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在每个级别会有多名行政长官拥有平等的权力，互相制约。每年有两名执政官，次一级的裁判官则有六名。担任某一官职的人卸任后，要间隔十年时间，才能寻求再次担任同一官职。要想竞选裁判官，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九岁；竞选执政官的最低年龄是四十二岁。军事和民政权力融为一体，行政长官必须按照形势需求执行军事或民事的使命。最重要的职责和军权由执政官控制，次级的职责则被托付给裁判官。大多数资深的行政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会被派遣出去，治理一个行省。执政官或裁判官掌控军政大权的时间可以延长，每次可以延长一年，那时他们就被称为资深执政官（proconsul）或资深裁判官（propraetor）。为了拥有足够多的行省总督来统治幅员辽阔的国家，常常必须采取这种延长任期的做法，但这并没有改变权力的根本特征：有时间期限。任期延长至两年（也就是说，担任资深执政官或资深裁判官两年）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因此，尽管这些官职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执政官或其他行政长官的人选是每年更换的。

与之相对，元老院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正式职能，而在于其恒久性。元老院拥有约三百名成员，由一名行政长官（一般是一名执政官，如果有执政官在场的话）召集开会。元老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两名监察官每五年对罗马公民进行人口和财产普查，选拔新元老。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元老也会被两名监察官弹劾。两名监察官一般会将自上次普查以来曾当选为行政长官的人士吸纳进元老院，尽管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的法律义务。行政长官的职位数量比较少，而许多元老（或许有一半）从来没有当选过行政长官。元老的人选必须是骑士阶层成员，这是人口普查中最富裕的地主阶层。骑士阶层之所以如此得名，因为传统上他们要在罗马军队中作为骑兵作战。但是，绝大部分骑士一辈子都不会从政，因此元老一般来自骑士阶层内部一个非正式的精英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都是富人，并且拥有执掌政权的突出地位，因此维护共和国符合他们的利益。元老院的辩论由曾担任行政长官的人主持，因为按照规程，若有问题，必须先征询前任执政官们的意见，然后询问前任裁判官，最后一直到曾担任最下级官职的人。曾经担任要职、为共和国效力的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权威，而元老院作为一个团体的集体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将这样的人吸纳为元老的基础之上。元老院没有立法权，但经由其辩论而产生的决议会被送到公民大会，并获得极其强烈的推荐。当行政长官们身处罗马的时候，元老院就是他们的顾问委员会；元老院还负责决定每一年哪些行省的职位需要填充，并有权延长行政长官的任期（即任命资深执政官或资深裁判官），授予他们军权和司法权。另外，元老院负责接待外国使节、派遣使节出访，以及派遣专员前往各省督查行政事务，因此元老院在外交政策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共和国内，罗马人民五花八门的投票会议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基本上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些会议负责选举所有的行政长官、通过法律、正式批准宣战和缔结条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只要在场，都可以投票，但他们投票的分量不一样。在拥有选举产生执政官等重要职能的百人会议中，公民依据其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按照各自的财产状况，分成若干单位进行集体投票。百人会议的结构源自上古罗马军队的组织，最富有的人负担得起昂贵的装备，因此能够在战斗中扮演更突出、更危险的角色。最高级别的投票单位的人数也最少，因为富人的数量肯定比穷人要少得多。每个投票单位的票在理论上是等值的，但由于富人单位先投票，因此往往还没轮到穷人投票，就已[12]经达到了足以做出决议的多数票。其他的会议是根据部落划分的，部落也是由人口普查决定的，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同样很明显，只是性质略有不同。每个部落根据在场成员的多数意见，作为一个集体来投一票。但是，因为乡村部落中只有富人才有可能旅行到罗马去参加投票，而且城市中的部落包括了罗马的许多贫民，因此在选举日城市部落往往比乡村部落拥有更多的投票公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富裕公民对投票结果的影响远远超过为数众多的贫民。这些会议中都没有辩论的环节，只是简单地从候选人名单中挑选，或者投票决定支持还是反对某项提案。会议由一位行政长官召集，他负责主持会议并决定议程。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公民大会相比，罗马体制中的民主元素看上去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这并不说明民主不重要。投票结果，尤其是选举的结果，仍然是不可预测的。

只有在人口普查中被登记为骑士阶层（最高的地主阶层）的人才[13]有资格从政。能否当上行政长官，取决于能否赢得选民的欢心。在罗马不存在任何与现代政党有一丝一毫相似之处的团体——鉴于现代政党令人窒息的影响力，罗马或许比今天的许多国家都更民主——每一位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以个人身份参选。候选人很少有具体的政策，更常见的是对时局发表评论。总的来讲，选民们期望的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他当选之后能够承担国家所需要的职责。曾经的业绩足以证明突出的才干，但如果候选人自己没有业绩，尤其是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就会夸耀自己祖先的成就。罗马人相信明显的性格特征是可以遗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经在对外战争中建功立业，那么他也一定有类似的军事才华。显贵家族花费极大的力气去宣扬自己成员的功业，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好让家族的美名在选民中流传。名望和财富使少数家族得以垄断行政长官的职位，尤其是执政官的位置。即便如此，祖上从未有人成为元老的人士也有可能攀到执政官的高位。成为自己家族史上首位执政官的人被称为“新人”，史无前例地连任多届执政官的马略就是一位“新人”。而对大多数“新人”来讲，能够担任一届执政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政界竞争极其激烈，即便是长期从政的名门望族也需要努力才能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随着级别升高，每一个级别的职位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在政界越往上攀登就越困难。每年有六位裁判官，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希望成为执政官。这种激烈的竞争扼制了长期执政的政治集团的形成，永久性的政党更是不可想象，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分享行政长官的职位。

从很多方面看，这种体制非常有效，每年为共和国提供一批新的行政长官，这些人都努力在自己一年任期结束前为罗马建立丰功伟绩。正式权力的期限只有一年时间，但如果一位行政长官在任期内取得了成功，那么他的威望（Auctoritas）会极大地增加。和罗马的许多概念一样，Auctoritas也很难被准确地翻译为英文，因为它包含了权威、声誉、影响力、地位和重要性等多重含义。一位行政长官卸任后，他的威望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但如果他后来行事不端或者出了丑闻，他的威望也会减少，或者与其他元老的威望相比黯然失色。一个人的威望决定了元老院开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行政长官会不会频繁地征求他的意见，是不是优先征询他的意见，以及他的意见能有多少分量。只有在得到其他人承认的时候，一个人的权威才会存在；但人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有时也会直截了当地运用自己的威望。公元前[14]90年，功勋卓著的前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现任首席元老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被人指控收受敌国君主的贿赂。指控者是籍籍无名的昆图斯·瓦里乌斯·塞维鲁，他虽然是个罗马人，但出生于西班牙的苏克罗城。斯考卢斯为自己辩护时，仅仅转向法庭和围观群众，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苏克罗的瓦里乌斯·塞维鲁声称，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收了敌国君主的贿赂，背叛了罗马人民。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否认这个指控。诸位相信谁？”最后，瓦里乌斯被冷嘲热讽地赶[15]出了法庭，指控也被撤销了。

即便是当上了执政官之后，竞争依然没有结束。一位执政官日后的地位取决于与其他执政官相比，他在任期内的表现如何。率军在战场上打败共和国的敌人是一项伟大成就，尤其是班师回国时被授予举行凯旋式的荣誉，以此作为对其功绩的肯定。在凯旋式上，胜利者乘坐战车穿过城市中心，凯旋队伍还包括战俘、战利品和其他象征胜利的标志物，以及身穿最精美甲胄的士兵们。得胜将军会穿戴上罗马最重要神祇“至善至伟朱庇特”的宝器华服，甚至会把脸涂成红色，以模仿古老的朱庇特赤陶塑像的颜色。他身后会有一名奴隶，将胜利者的桂冠举过将军的头顶，同时小声提醒他，他仍然只是个凡人而已。凯旋式是一项莫大的荣誉，将会永载史册，获得这项荣誉的命运宠儿的宅邸门廊上会悬挂或雕刻月桂花环，以资永久纪念。这样的成就具有极大价值，但人们也会将其与其他元老的胜利做比较，评头论足。如果希望自己的威望胜过前任将领，就必须打赢更大规模的战役、收获更多的战利品、击败更强大的或者更稀罕的敌人。大多数当选执政官的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这个职位，一年任期结束后还可以在元老院活跃数十年。他们能否在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持崇高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威望；他们也许会有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就是竞争。元老们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在努力赢得荣耀和影响力，并阻止同僚们赢得太多的荣耀和影响力。每年选举新的行政长官的制度，以及对任期的限制，使许多元老能够有机会在崇高的位置上为共和国效力，并防止任何一个人垄断荣耀和影响力。所有贵族都希望得到卓越的地位，但他们最害怕的局面始终是：有一个人会远远胜过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获得永久性的突出地位，以至于复辟君主制。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太多成功，那么其他人获得荣誉的机会就减少了。

尽管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2世纪末崛起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但政治生活所有方面的焦点仍然在罗马城。只有在罗马城，元老院才可以会商，法庭才可以开庭，公民大会才可以召开会议来选举行政长官或通过立法。到公元前100年，罗马已经成为已知世界最大的城市，远远胜过最有实力与其竞争的对手，比如亚历山大港。到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城的人口可能已经达到100万，即便在公元前100年，其居民肯定也有约10万人，或许有50万人。我们没有证据，所以无法给出更精确的数字，但这些概述至少可以给读者一个概念去了解罗马城的庞大。尽管人口极多，但在这个时代，交通运输尚不发达，主要依靠徒步或骑马，因此罗马城的地理范围并不及较为现代的城市。住房极其拥挤，尤其是贫民区。但在罗马城的中心，也是共和国的中心，屹立着开阔的广场。这里是商业场所，广场的宏伟建筑旁排列着时髦的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都是国家的珍宝；大型商行和粮食供应商的代表也常驻于此。这里也是法律和正义的场所，法庭在这里审理案件，律师们巧舌如簧地陈述各自的案情，陪审团做出裁决，全都在室[16]外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凯旋大游行的路线——圣道——横亘广场。最重要的是，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就是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的。[17]行政长官，如保民官、市政官和裁判官，在广场有固定的位置，在那里处理政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元老院开会的场所是广场边缘的一座建筑，要么是元老院议政厅，要么是某座大型神庙。元老院议政厅之外是演讲台（Rostra，字面意思是战船船首的冲角），它装饰着迦太基战争期间俘获的敌船船首，由此得名。行政长官和其他大人物常常在演讲台向非正式集会的罗马人民发表演讲，努力说服他们投票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法案，或者在选举中支持某位候选人。在一位合适的行政长官的命令下，罗马群众可以聚集起来，召开平民大会或部落会议，并通过立法。除了选举会议之外，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会或部落会议都在广场上举行。从很多方面看，广场都是罗马持续跳动的心

[18]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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