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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6 22: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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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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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蒙代尔讲座(第3辑)

黄达-蒙代尔讲座(第3辑)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黄达-蒙代尔讲座(第3辑)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排版:咪奥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2-17ISBN: 9787300218359本书由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在“黄达 蒙代尔讲座”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代序)

很高兴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黄达蒙代尔讲座”开幕式。非常荣幸主办单位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以黄达教授和我的名字命名这一系列学术讲座。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情况,很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今天我还和校长就合作开展教育的事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希望能在几年内做出一定的成绩。

20世纪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努力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加入WTO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我相信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经济能够快速地发展。罗伯特·A·蒙代尔2002年G20的费雪与凯恩斯视角及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1]约翰·惠利

约翰·惠利(John Whalley)教授拥有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在1973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可计算一般经济均衡、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税收政策)和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等多个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约翰·惠利教授是美国NBER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约翰·惠利教授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著名学术刊物《世界经济》的主编。

约翰·惠利是世界上最早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CGE)建立全球贸易模型、研究贸易政策的开拓者。他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优秀论文,是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约翰·惠利教授也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他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农村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有多年的深入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演讲

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见到你们,我希望这次交流能够不那么正式。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但目前我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大学中,另一半时间则花在加拿大的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研究中心,在最近几年才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其最初的资金来源是一笔来自Research In Motion(RIM)公司联合CEO Jim Balsillie的捐赠,而后加拿大政府也对这一机构进行了投资。这是一个针对国际政策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长期性问题,主要为世界各国高端的政府官员提供相应的分析及政策建议等。

我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我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传统经济学方面,而最近我才发现这其实属于少数派,我这么说是因为在过去的50~60年间,经济学领域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即认为经济学都是可检验的,就像自然科学一样。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应该被看作和物理、化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而诺贝尔奖也专门设置有经济科学项目。直到最近,金融危机的产生使许多人开始反思经济学的本质。我前一段时间在欧洲的时候,也听到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争论: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应该被看作科学?比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认为,当今的经济学过于沉迷于数学,而不再反映现实世界。许多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

关于经济学的现实性也有着许多的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是很不幸的,这不应该是我们需要过多考虑的问题。而我个人只参与政策制定方面的争论,我很清楚我的工作重点。对于社会、经济体、国家而言,政策制定者始终都需要做出决定,而这个决定不是一般人可以改变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主要试图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向他们提供帮助,向他们表达我的专业意见,展示推导的逻辑和过程。当然,对这种政策推导可能有多种理论基础,结论也可能产生偏差。比如对于国际贸易,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坚定地认为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我同样可以从各类期刊中列举出50篇以上的文章来说明自由贸易的不利之处。一些经济学家就是依靠研究关于自由贸易的弊端成名的,但实际上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有利的。可见准则是很难界定的,也因此容易引发许多争论。而很多时候我就处在这种情形下,我现在工作的研究中心,最近正参与到一项近期正崛起的进程中,我认为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彻底改变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对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中国,这就是G20。

跨国的世界经济协调工作通常与布雷顿森林机构联系在一起,即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组织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提出,当时世界大国正处于与德国的战争中,建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为了避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向德国提出了巨额的索赔,而德国无力偿付,只能采取巨额增发钞票的手段,因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位教授在1923年前后正身处德国,他曾向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3年他走进德国的一家餐厅,打开菜单,发现上面并没有标价,于是他向服务员询问价格,服务员告诉他这取决于他是用餐前付账还是用餐后付账。由于货币超发过多,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并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在1929年我们经历了一场在某种程度上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类似的浩劫,我们至今仍对此争论不断。这场浩劫对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造成了巨大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5%,产出下降了50%。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同样损失惨重。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甚至更受影响,智利的产出约下降了75%。但日本借机实现了出口翻倍,且在1930年初期表现理想。

总的来说,1929年大萧条是场噩梦。在1933年凯恩斯呼吁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并最终解救了世界经济,同时带来了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济组织,它们的诞生是为了维持世界经济环境的稳定。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让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流动,以应对任何可能造成汇率波动的因素,这是IMF的主要作用;而世界银行,也可以被视为为重建和发展提供保证的国际银行,为各国提供资金保障,如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发展等;而贸易方面的国际组织并不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就完全成立了的。在1947年各国对关税壁垒的削减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是一个多边国际协定,旨在使国际贸易实现自由化,并最终推动了1994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这么一路走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三大国际组织成立,我们看到的是各国都在为建立政策友好化世界而努力,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国际合作。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年来世界经济也确实让人意外地运行良好,没有出现过像1929年时的经济危机般的大问题,虽然在1980—1981年前后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经济发展较为顺利。这就是各主要国际性组织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些组织也存在自身的问题,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指责世界贸易组织是富国的俱乐部,而对穷国过于苛刻;它们也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要求其改变政策的贷款条件十分不满。虽然这些组织也在不断改进,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直到2008年,G20成立了,这反映了重大全球危机推动国际性组织的创新。在我看来,该组织将带来巨大的变化,甚至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造成影响。

关于G20的研究据我了解并不多。G20的想法,最初来自加拿大。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致力于加拿大政府一贯的传统,强调加拿大拥有中等的世界地位及权利。在G20之前,一个供各主要大国首脑谈论协商国际事务的框架体系已经存在,也就是G8,很久以前是G7,即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这是一个每年安排一次的简短会议,在持续了多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加入其中,形成了G8。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在2008年的夏天,经济产出开始减少,而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开始引起人们的担忧。而在9—10月期间,股票市场开始崩溃,价格持续不断下降。据相关统计显示,全球资本市场总市值的30%完全蒸发,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而在10月中旬,情况越发严重。在这个月的第二个周末,欧洲的金融体系接近崩盘。在这个周五,英国政府向汇丰银行注资。不同的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存款保险制度,导致资金从英国向爱尔兰转移,因为爱尔兰实行更好的存款保险制度,而这对英国的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那个周五,欧洲政治领导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各国中央债券的偿还。而恰好在那个周六,G8的财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只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但却是极为关键的。在2个小时的会议内各国领导人对所面临的局势、所需要的政策争执不休,但在会议结束时,他们还是要面带微笑,向媒体表达集团成员国誓言保护银行系统,防止它们破产,努力使信贷恢复流畅等一系列承诺。但这些承诺大多过于空泛,缺乏实质内容,执行力备受质疑。此外,他们还承诺G8将被G20替代,这一点较为出乎意料。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加拿大国内有一篇关于G20的报道,被一些顾问看到并上报给了美国政府。为什么美国政府希望看到G8被G20所替代呢?因为它认为G20将成为良好的国际性组织,将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与非OECD国家直接对话的机会,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为什么美国如此希望与中国进行对话呢?因为中国拥有资金,具有2.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美国需要现金投入,尤其是美国银行业。在它看来,中国有挽救世界局势的能力。但实际上,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并非中国,我们一会儿再来讨论这个话题。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成立G20,然后大家对G20的结构、会议时间进行了讨论,决定每半年举行一次,而首次会议定于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各国决定采取行动。各国领导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十分严重,需要建立机构性合作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因此他们建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一个全新的实体机构,与其他国际机构独立(布雷顿森林机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用于衡量金融系统稳定性的价值体系。金融稳定委员会与IMF协作建立针对未来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系统,其现在具有一个永久任期的主席,它的办公室设在巴塞尔,有大约50名员工,有些人认为3~4年后其规模将超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机构已开始发布相关的报告。

在伦敦会议上决定了下一次会议于2009年9月在美国的匹兹堡举行。而在匹兹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就金融稳定性问题提出了新的动议,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世界发展的不均衡,例如,中国很大的外汇盈余、中国高达50%的储蓄率,所以他们试图寻找通过提高稳定性以实现经济复苏的方式。OECD国家试图以中国储蓄率为突破口向中国政府施压,同时它们也将金融机构高层人员薪金问题等提上议程。在金融危机中,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议,尤其是美国及欧洲的部分国家,经济社会中的金融体系已经出现问题,存在许多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其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且银行高层往往具有高额的薪水,这令一般民众很不满,他们要求改变。此外,各国领导人还决定将G20作为开展各项经济国际合作的首要场所,G20的重要性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上,这是巨大的改变。

而接下来的一次会议定于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体现在这将是G8的最后一次会议,而后G8将完全被G20所取代。在这次峰会上各国可能会提出各项议题,其中一项很有可能是食品安全问题。食品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而日本也面临粮食自给率不足问题,它希望能够更加独立,提出了在楼顶种植粮食的创意。另一个议题则可能是伊朗的核武器问题。另外还有银行税问题,这事关许多金融业人士的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财政预算案中就曾提出向美国顶级银行征税,这是一项针对贫富差距的税收,以限制银行家金融危机以来的过度获利行为。这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但欧洲各国表示不会支持,其将采取其他手段。由此可见,是否推行全球性质的银行税以促进资本市场更好地运作也是G20的重要议题。整体的税收问题也是议题之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最近常常被人们提及,其中有一项提议是致力于成立气候变化基金会,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而这项基金将如何募集尚不确定,一般认为其将大部分来自全球税收,可能将各国征收的增值税统一上升一定水平,如1%,以用于支付该项全球变暖基金。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可能提出应建立控制衍生品市场过度投机现象的机制。过度投机这一概念较难定义。衍生品交易包括信用衍生品,这是一些金融机构等企业用来减少风险的金融协议,涉及货币、利率等。衍生品市场很庞大,资金规模可达万亿美元以上,试图对这一市场进行管制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以上这些都将在G20会议上被讨论。

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G20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体系,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越来越多的议题被提上日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很担心,因为在新的体系结构中其地位受到了挑战。有些人认为G20与这三大组织应结合在一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意这样,它希望恢复到20世纪,由其对G20进行监督。但也有人认为,原本的多国会谈主要是由OECD国家做主,而如今很多非OECD国家也参与其中,像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些国家是否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进行管制?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所以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结合是否有可能在21世纪更进一步,以及如何将三大组织融入到G20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在多伦多会议之前,各国达成了关于下一次在韩国举行会议的一致意见,这一会议将在2010年11月举行,而再6个月之后将在法国举行。我们看到G20在不断壮大,而长期看来,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将使得发展中国家与OECD国家的关系越发紧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G20将成为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另外,我想说明一下,每一次会议的秘书长都将由举办国人员担任,比如多伦多会议的秘书长就将由加拿大总理担任。我认为G20是一种相当负责任的会谈方式,因为我们无法事先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不同于凯恩斯在1933年提出的世界经济会议,要事先设定措施、长期目标等。这是一个每6个月举办一次的会议,每个到会的国家领导人都可以提出自己关切、想要谈论的话题。在6月即将在多伦多举行的会议上,大概有6~7项议题将会被讨论,会议大概持续好几天,他们可能会花一个小时讨论如何限制过度投机交易等。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形式,就我所参与的政治会谈来说,大多都是小范围的,而在这里却是从全球视角考虑这些问题。

气候变化也将成为G20的议题。2007年通过了“巴厘路线图”的决议,而于2009年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决定延续“巴里路线图”的谈判进程。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它们直到这次会议结束前一个月才确定加入。会议最后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这一协议缺乏实质内容,其意义更多在于表明一种态度,实际上只被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接受并承诺执行,而其他国家仅仅接受这一协议的存在并不承诺执行。有关气候的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也将成为G20的重要议题。

我们看到G20已经成功举办了3次会晤,未来2次会议也在计划中,这一模式有望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继续保持下去。我认为这将导致各大国际组织的重新洗牌,而G20被视作文化、社会体制不同的国家间国际交流的开始。这类会谈能够取得实质性成功的前提是建立国际监管制度,这是之前未出现过的。有些人对此满怀期待,也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这是我正在研究的。

关于G20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成效的问题,我认为G20仅仅是提供一个让各国首脑就议题进行集中会谈的场所。有些人认为有时候表面上是G20谈判,但实质上是G2博弈,即中美两国。所以有些议题,中美两国达成协议,并向其他各国公布,供各国选择是否跟从,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认为近期媒体正在极力渲染的所谓G2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我正在做一些有关印度的研究。如果我们将印度的对外贸易情况与中国相比,我们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与中国是很相似的。或许有些人认为印度更偏重服务业,但整体组织形式是类似的。中国将继续增长,但需要面临转型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放慢等造成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而印度的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些人认为在2040年或2050年前后印度的人口可能比中国多50%,所以印度也具有成为OECD国家的可能,这样可能会形成G3。而也有人会提到沙特阿拉伯,其当前的外汇储备远超过中国,这是不可忽略的。俄罗斯,拥有众多的资源,这是每个国家都渴望的。所以我们看到G20是很多元化的,不是G2所能覆盖的。而在一些特定的议题,如金融危机,这可能是美国和中国希望私下解决的。我们看到G20的本质就是一个讨论政治事务的平台,而各项议题正在不断被提上日程,且我认为这一平台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改变。

接下来我将介绍我正在从事的一个与G20有关的课题。我主要的关注点有两个:一个是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在金融危机期间,什么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合适措施;另一个是非OECD国家在全球金融体制中的地位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G20会议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

让我们首先来聊聊金融危机的问题。我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与许多人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交流,大家对此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这场危机已趋于稳定,整体而言受损并不严重,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保持加速增长,美国经济正在逐步稳定,而欧洲也在恢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存在更大的潜在危机。危机以来我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1929年时期有着显著不同,主要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以及刺激计划,其能使危机的效应推迟一年到18个月,但现在各国政府开始出现资金不足的迹象,其在体系内投入了过度的资金,导致整体开支吃紧,有些人认为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是否奏效,我们是否会又一次遭遇1929年似的大萧条。

还有一些人对欧洲的情况表示担忧。我前一段时间就待在欧洲,我认为情况并不乐观,我希望我是错的。相信大家一定已经对希腊的情况有所耳闻了。据悉希腊的赤字已达到GDP的30%,而债务已经超过GDP总额的130%。我们看到希腊已呈现出潜在的违约风险,可能在未来2~3个月内发生,但没有人能确定,这取决于希腊是否能从IMF或者德国得到资金支持。除希腊外,西班牙、葡萄牙也存在潜在的危机。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0%,而葡萄牙的赤字及债务情况并不比希腊乐观。这些国家都对旅游业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旅游业大约占到这些国家就业总额的15%。我前不久在德国参加了一个会议,和爱尔兰的官员进行过交流。据他描述爱尔兰的情况也十分糟糕,拥有高达16%的失业率。爱尔兰是农业体系的国家,受政府支出减少的影响,其经济增长率下降了35%,收入减少了80%。而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各自存在问题。在英国,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接近希腊的水平,存在类似的融资问题。大家可能已经看到媒体上的一些有关冰岛情况的讨论。按现在的情况,冰岛将在两周之内破产。由于冰岛多家银行破产导致储户损失惨重,在其进行公投决定是否由政府承担这些债务时,93%的公民持反对态度。这并不令人意外,没有人希望为银行家的过错负责。而这带来的政治问题直接导致欧洲整体局势紧张。在德国,人们之前强烈支持欧盟及欧洲一体化进程,认为这会为德国国内的政治变革提供保险,防止像希特勒一样的法西斯上台,而如今德国人民认为欧洲一体化导致德国需要为欧洲其他国家融资,要求德国向希腊提供资金的压力很大,而其他处于类似境况的国家也希望得到支援。所以在我看来,金融危机可能将对欧洲造成较大影响,但一切都还不能确定,也可能可以平安度过。北美的情况相对欧洲要好,仍可保持约3%的正增长。中国保持了一贯的高速增长,原本预计将受到重创的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反弹。韩国的情况非常有趣,其出现过大规模的经济下滑,但随即快速反弹。所以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不同人对金融危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金融危机是一场浩劫,在某种程度上其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败,这也引起了我对相关问题的反思。我一直在试图解答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谈到宏观经济,我发现我自己很困惑,因为当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对于金融危机拥有三种不同的分析机制,但其中没有一种可以明确解答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有一群宏观经济学家甚至否认金融危机的存在,认为媒体所称的金融危机只是一系列短期冲击,很快就会消失,我们并不需要过多担心,他们可能是对的;而另一群宏观经济学家则认为关键在于其持续的时间,这场危机将持续多久,是3年、5年还是7年,他们试图寻找历史规律,这是一项很有趣的学术研究,但我们仍不能从中获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信息;第三群经济学家对此缺乏观点,仅仅是继续其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研究。所以我们看到从当代宏观经济的学术研究中无法找到应对这一危机的方法,大部分研究都对此含糊其词。所以我考虑从更早期的研究出发,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G20的费雪与凯恩斯视角及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

大概是在2个月之前,我去了趟英国。我会见了一些小城镇的家庭,我走进了一家卖二手书的旧书店,我问店员是否有经济学方面的书,我买了其中的三本,都是很旧的书。我开始翻看,它们都十分有趣,我今天也把它们带过来了。这些旧书中的许多想法、经济学史上的一些观点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在课堂上教授,但实际上都很重要,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路。第一本书是斯坦利·杰文斯的著作,这是《货币金融研究》的第一版,1894年出版。他们要价45英镑,我压价到35英镑,但实际上这本书的价值在500英镑以上。杰文斯是19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了效用理论,也是第一个使用边际效用的人,他认为需求取决于边际效用,他是和撰写有《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的瓦尔拉斯、帕累托齐名的19世纪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学家。但这些人都未曾接受过经济学课程。帕累托曾是意大利工程师,出身贵族,还是墨索里尼的好友,他实际上从未使用过“optimality”这一词汇,他使用过表示更好的词汇但从未直接使用过“optimality”;瓦尔拉斯从未说过一般经济均衡可以反映现实情况,他仅仅是阐述一种思想。而这本书则是杰文斯后期写的,他后期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这本书记载了他主要的理论思想,我们来看一下其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他通过比较英国所有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发现从18世纪起经济危机每10年发生一次,这表明经济危机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经过精确计算,他认为这一周期大约是10.45年,而他认为这来自农业收成的波动,而更进一步来自太阳活动的变化,即太阳黑子。由于太阳周期大约是10年,因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周期性危机。我认为这是很有趣的,我不禁想到:这次金融危机在2008年出现,而在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1987年纽约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恰好也是10年周期。G20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不平衡,而杰文斯试图用自然原因进行解释也能成立,我们甚至可以说杰文斯预见了这场危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凯恩斯以及费雪的著作中也有所发现。首先是凯恩斯,相信大家对凯恩斯都有所听闻。凯恩斯是一个彻底的工作狂,在他的著作的封底是这么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剑桥,父亲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是剑桥最早的女学生之一。他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1906年通过文官考试。在印度事务部工作三年后,1909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任教,直到1946年去世。他第一部关于公共事务的书籍是1913年出版的《印度的货币与金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凯恩斯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并撰写了代表作之一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使其一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而他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阐述应该采取的措施。1936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这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著作。《通论》已成为所有经济学家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并为经济学决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该书讨论了就业和失业、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政策反应机制等等。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后续有很多经济学著作,但凯恩斯的这部著作仍被视为早期经济学学派的终结。后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秉承他的精神,继承他的研究。这就是凯恩斯。凯恩斯在1909年就开始了经济学研究,直到1936年才完成了《通论》,整整27年。他认为要先有政府工作经验才能形成对经济的完整认识。凯恩斯的作品被划分为27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部作品叫做《通往繁荣之路》。这是一系列文集,这部作品于1933年写成,正是经济危机的末期。它由五个部分组成,其中的四个部分都是关于我们熟知的凯恩斯主义的内容,而最后一部分则是关于国际经济会议的提议。凯恩斯认为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将有助于我们确定世界经济将如何从大萧条中复苏,而且这一会议的举办越快越好。而我们看到这一会议确实取得了效果,并在1944年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对G20来说,看上去我们需要这类国际会议的延续,以继续了解各国情况、各国应该如何合作等。关于危机后世界格局的组织,凯恩斯有很多计划,其对IMF的成立很不满意。他在1946年决定正式成立IMF的会议召开10天后就去世了。他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希望采取不同的行动,他希望成立一个覆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组织形式是银行集团。所以我们看到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们反而可以找到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在继续凯恩斯的思想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理论,我这里有一本费雪的《繁荣与萧条》。1929年他宣称股票价格不会下降,而将会继续上升,因此持续买入,而实际上股票市场出现暴跌,他破产了。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他被债主赶出去,他的名声亦受到打击。我们都来自耶鲁大学,而他的导师威廉早期是从事化学研究的。费雪在1896年完成了学位论文,是对瓦尔拉斯理论的重新阐述,关于这些完全是由费雪独立完成的还是其受到欧洲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得而知。费雪提出了伟大的货币数量论。他于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他一生颇多坎坷,他做过商人,在破产前赚过很多钱。他同时创造了大量经济学作品,他著名的观点有很多:指数的编制、货币的购买力、利息理论等。费雪被视为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创立者,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之一。1898年费雪在患肺结核病之后,深感卫生保健的重要,因此担任了许多健康协会的主席。他一生专注于理论研究,极少参与会谈,也很少与学院内的其他教授合作。我在耶鲁学习的时候,詹姆斯·托宾是负责宏观经济学的教授,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47年他回到耶鲁大学任教。他之前在哈佛求学,约瑟夫·熊彼特是他的导师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退伍后花了两年时间完成学业。1947年他来到耶鲁大学,在费雪所在的学院担任副研究员。在面试时,他们问他:“托宾先生,您为什么想要来耶鲁大学?”他回答:“我来耶鲁是因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他们又问:“那是谁?”他回答道:“欧文·费雪。”他们很惊讶地问:“欧文什么?”他们竟然不知道这是谁,费雪从未在学院内出现过。费雪是位多产的经济学家,他一生在期刊上发表过2468篇文章,但有许多是重复的,你甚至可以在期刊库中找到费雪论文的4种不同版本。1929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年份,他失去了所有的钱并破产了,而作为对此的回应,他潜心研究。据他的孙子描述,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研究,2年后他写了一本叫做《繁荣与萧条》的书,就是我手上的这本。这本著作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有许多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地方,在费雪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凯恩斯的观点,甚至早于凯恩斯。我手上的这本是在英国发行的第一版,在1933年出版,这上面还有詹姆斯·米德的签名,写于1933年11月。詹姆斯·米德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费雪的书,而这是我1975年在图书馆的拍卖会上花1英镑买下的,大概也就1美元50美分左右。

这本书的序言来自乔赛亚·斯坦普,是这么写的:“金钱,作为交换的物理媒介,使一个多元化的文明成为可能。而正是金钱,其机制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最终使我们来到当前这种困境,在实质上摧毁了社会。”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描述更符合我们正面对的金融危机了,我想不到比这更贴切的描述。费雪的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理论,第二部分是事实,最后一部分是补救措施。应该怎么做,这是很多研究都回避的一个问题。在理论部分,有“对萧条的讨论”、“什么是萧条”、“萧条之谜”、“九个造成萧条的主要原因中最重要的三个”、“过度负债”等等,这都与当前我们讨论的问题十分类似。此外还有关于经济周期的讨论,他提出了关于经济周期的完整理论。他首先列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发现许多理论相互一致,这些理论包括错误定价、不平等的折旧、收入的变化、波动的折旧、变化的现金平衡、过度自信、过度储蓄、过度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差额、产能过剩、产能不足、生产过剩等等。费雪认为这些理论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解释具有一致性,但它们都没有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而在事实方面,有过度负债导致世界经济萧条的描述,对1929—1932年世界经济萧条的具体表现。他在文中详细描述了恐慌是怎么产生的:“在9月29日那天恐慌开始了。到10月24日,差不多1300万美元的股票转手。许多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其他人开始买便宜货,5天后人们彻底崩溃了。10月29日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有史以来最悲观的一天。据说有100万人在寻求交易,差不多1650万股股票被转手。当时的交易机制是如此滞后以至你在70美元的时候抛出,可能最终只能拿回40美元。上亿美元的价值瞬间化为乌有。而后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投机的日子11月13日,美联储通过在公开市场买入证券试图阻止股票价格的持续下跌;并在14日下调再贴现利率,但仅取得了短期效果。在这场危机开始8周之后,11月13日的收盘价已下跌42%,在10月、11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共蒸发了230亿美元的价值。而后虽然恐慌结束了,但股票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在这之后美国股票市场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便又开始下跌,这一趋势在1930年、1931年仍然延续。整个股票市场下跌了约80%。

此外,书中还有一个部分叫做:“国际加速的恶性循环——1931年”。这是费雪对1931年形势的记录,我们会很惊恐地发现这和我们当前面对的形式有多么相似。书中是这么写的:“1931年3月,德国和奥地利濒临破产,它们要求建立消费联盟(anschluss),但这项合理的经济决策却受到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政治对立方的反对。它们担心德国和奥地利将达成政治同盟,且认为这一同盟将对奥地利的主权独立性构成威胁,因此违反了同盟国最近对奥地利贷款的条件。1931年5月,由于寻求国际支持失败,奥地利经济遭遇重创,并导致其贷款银行不良资产过多,达不到要求,宣布破产。1931年6月,奥地利银行的亏损带来的影响扩散到其他国家,出现了国际性黄金赎回,欧洲东南部的金本位制受到威胁。美国银行及其投资者出现了1亿美元的资金困难。

1931年7月,英格兰银行出面拯救德国的国家银行。当月,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德意志银行的失败,导致法国的银行大规模地向英格兰银行赎回黄金,而英格兰银行已由于向德国的信用、工业提供支持而融资困难。1931年8月,维冈会议召开,这是银行家间的一次国际会议并推出了报告。但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英国之所以出现融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的融资困难,使英国的黄金不断被提现。1931年9月,尽管从南非德兰士瓦运来了大量黄金,并得到法国银行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额信贷支持,英格兰银行还是于1931年9月21日停止了黄金汇兑,并导致了金本位制的瓦解。这一例子很快被其他23个国家效仿,包括丹麦、瑞典、挪威、埃及、希腊、芬兰、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日本。为了防止恐慌导致的大规模英国货币及证券抛售现象,除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外所有国家的外汇市场都被关闭了。”而股票市场也被关闭。这就是1931年时的景象。

让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补救措施部分,费雪提供了很多应对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包括信用管制,修正美元问题的方法,外汇等式,货币数量论,商业信用调整,对价格水平的去通胀及稳定化,再贴现利率监管,美国联邦储备机制,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储备的自动调节机制,促进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冲突的功能,稳定正确的政府职能,债券抵押存款货币,黄金管制,盈余储备计划,波动速度控制,统一的银行系统、银行信心,刺激借贷及消费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而最后还有一部分是为货币平稳而采取的世界措施,这是费雪想做的基础建设,而凯恩斯也有类似的思考,其内容包括“并非全新的情况”、“当前的世界行为”、“计划是什么”等。我们看到费雪的计划是建立固定汇率制度,费雪的观点是基于熊彼特的国际贸易经济学,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固定汇率制度意味着国家机构贸易预算、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秩序。

书后还有系统的附录,其中之一是一个完整的稳定化计划的概要,而这正是G20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需要的。此外还有关于去通胀及稳定化的其他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费雪和凯恩斯从各个方面都有效说明了在1929—1939年的严重冲击后,全球经济需要稳定的环境,以使得各项经济活动得以恢复,而这伴随着固定汇率制度。费雪希望通过规范预算贸易及货币制度等来支持固定汇率制度,而凯恩斯则希望建立一个联盟,集中提供资金支持、计划协作、对债务国储蓄的过分持有实施限制等等,而这正是中国所面对的。这又涉及IMF等布雷顿森林机构,而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和如今的G20密切相关。所以我认为要分析我们当前面对的形势,通过回顾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思路。

我参与了一个有关中国危机后的表现的项目,国际发展研究委员会为我们提供资金支持。它对我的思路很有兴趣,它认为要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查阅更早以前的资料,要了解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否存在,它是怎么样的等等。我与中国统计局接触过,记录显示中国的经济周期是良好的。这就是我真正从事的工作。查阅看似不再相关的早期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可能让人觉得很奇怪,但我的想法是不再结合这些理论当时的背景进行思考,而是将这些思想与当今的问题相结合。当今的许多经济学家过于沉迷于技术,而这些伟大经济学家虽然在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但其思想本质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外还有很有趣的一点,费雪和凯恩斯,尤其是费雪的理论,与中国政策基本一致。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对美国政府进行回应,它可以拿出费雪的著作,然后告诉美国政府: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了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

此外,不久以前,我在中国的会议上做的演讲中,发表了一些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看法,结果被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称加拿大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对待美国政府的态度还不够强硬。我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美利益存在巨大的相关性。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如果我们仅仅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美国政府当前所实施的政策并非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如果你研究一下国家贸易情况,中国向美国出口货物换来美元,这实际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并不需要改变。而中国拥有2.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才是承受压力的一方,中国可以随时出售这些储备,但在当前形势下有可能形成损失,当然在谈判中并不是这样解读的。最后中国仅有20%的贸易额是来自美国。从简单的贸易理论中我们都知道关税是对出口品的征税。假如美国要针对中国进行金融上的打击,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欧盟和日本将成为获益方,其可以通过代替美国得到中国的贸易份额。如果中美贸易很容易就可以被欧盟及日本所取代,这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小的,而对美国将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美国究竟想干些什么?关于向中国施压,看似与美国利益不符,而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来自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的政治压力。它们担心会失去工作。它们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廉价的高质量货物。中国的劳动力工作勤劳且收入低廉,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样地,这些想法与早期经济学家,如费雪与凯恩斯也是一致的。中国政府的担忧很简单:如果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值,将给经济运行增加适应性问题,因此它选择不采取行动。

或许我应该再讲讲我从事的其他项目。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伴随着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产生出现了难以解释的情况。当时的NBER跟现在的NBER是不同的,它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但主要是由韦斯利·米切尔发展起来的。他是一位很重要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数据序列的研究,试图确认经济走下坡路的先行指标。他观测了差不多500组时间序列,这些序列中包含大量的数据信息,这些与当前的工作密切相关。IMF、FSB正在从事的早期预警系统的研究与此关系密切,如一国在危机时的对外贸易情况、存货周转率等等,这些都与米切尔的研究有关。正是由于1929年的经历,所谓的经济准则不断受到每10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看到面对2008年遭遇的这场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仍尝试遵循这些基本准则。的确,这些经济准则确实受到了一系列冲击,以至我们现在无法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在不久之后,也许就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能重新建立起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应该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是与1929年的大萧条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献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手段。

我还想介绍一下我在财政方面的研究。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危机之后的政策,首先当然不可避免地有经济刺激计划。而在税收方面的影响,在危机之前,政府收入呈现快速增加趋势,甚至可以达到每年30%的增长速度。但在2009年第一季度,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政府收入明显下降,仅达到原来的70%。如果我们建立凯恩斯的模型对税收机制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税收的自动调节机制将比经济的刺激计划更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平稳。因此在中国推行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时,我们应将税收及开支等手段相结合使用,而且税收的影响力可能比增加开支更为有效。

关于G20,我还想说的是经济学研究在我眼中已经变得很技术化,但就本质来说经济学仍是一门有关秩序的哲学,而数学仅仅是为了处理数据,使得思想和等式表达得更为清晰。我认为数学的加入并不是错误,但如果一味强调数学和数据的处理,你是没有办法发现更深层的意义的,即哲学思想。而哲学思想是在对历史观点的不断争论完善中形成的。你可以从这些早期的文献中寻找论断的支持或反对意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作者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供我们思考。而G20现在还面对着一个关于国家差异化的讨论。加拿大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就写过许多关于经济学史的文章,罗列了详细的资料数据,以说明加拿大的经济与美国经济间存在明显区别,因此两国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中国也面临这一问题。中国的情况与OECD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同样地,印度、巴西等国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在讨论政策的时候必须将社会结构等因素考虑进去。如果G20仍像WB、IMF、WTO一样,采用一个相同的基本模型来考虑所有国家,我认为对于经济政策而言这样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退一步思考。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古典经济学思想中寻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而印度的甘地强调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决策的慎重性。他曾说过:“这个世界可以提供给所有人他们需要的,但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贪婪。”甘地的传记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思想,在印度,甘地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派。那么我们在决策时要如何应对各国的多样性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G20需要考虑的。点评

贾俊雪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第八届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理事,入选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China &World Economy等学术期刊发表了50余篇学术论文,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等。代表作《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原因研究》获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优化研究》(合著)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合著)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五年之久,但其对世界经济格局以及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仍在持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们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影响以及应对措施的认识和理解也渐趋理性。这可以从约翰·惠利教授的此次演讲中窥见一斑。约翰·惠利教授通过回顾费雪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探讨了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以及G20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一些观点颇值得深思、回味。

如果将我们的视野放得长远一些,就会清晰地看到周期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较大的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或许是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亦可能是熊彼特强调的“创造性毁灭”的一种集中体现。无论如何,每次危机的发生对于发展中国家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蕴涵着难得的机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G20,使得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能够拥有一个世界性平台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

不过,在充分利用G20追求国际协调与合作、增强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并未因此次金融危机以及G20的诞生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路仍很漫长。更需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达国家少,甚至是更严峻。虽然约翰·惠利教授认为,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很符合费雪和凯恩斯的理论,但就我看来,其中的经验教训亦十分深刻。借此机会,愿就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宏观调控更像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对经济形势和冲击影响有着准确的研判,更需要良好的技巧以做到政策的适时、适度。若将时间拉回到2007年下半年,就会注意到当时的中国政府当局还在大力度地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物价水平的过快上涨(一些专家甚至提议应进一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完全忽视了业已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而当负面影响开始凸现,又高估了危机的冲击力度(同时也或多或少过分强调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短期内便出台了大规模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这虽然较快地稳定了经济,但也成为此后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源。当然,事后诸葛亮是容易当的,而真正要做到宏观调控政策的适时、适度,可能还需要不断地累积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要加强宏观政策体系和制度建设。

其次是关于财政政策的作用问题。由于政治约束以及深受货币主义思潮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较少运用财政政策进行经济调控,此次金融危机一反常态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但当经济金融稳定后又恢复了常态,似乎财政政策已沦为应对危机的权宜之策。与此不同的是,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虽然显著增强,但也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即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凯恩斯财政刺激政策以拉动经济,而且,中央也开始更多地将宏观政策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中央只承担了1.18万亿元。这进一步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过度借债”行为,导致房价高企、地方债务膨胀,加剧了财政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为突出的是,信贷资源错配致使实体经济特别是技术创新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显然,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以往的做法均不可取。今后,如何更加理性地看待财政政策的作用,如何增强财政政策反应的系统性和内生性,如何更为有效地运用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激励政策改善供给面、增强民间经济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应是我国政策当局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最后谈谈宏观政策目标体系的建设。一直以来,我国货币当局奉行的都是双重政策目标(即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这对货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实施造成了较大困扰。今后,应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逐步明确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但也应避免对通胀的过分渲染而加剧通胀预期、增加调控难度。更为重要的是要避免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实践的盲目模仿,特别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环境(包括价格刚性、市场垄断、货币需求以及财政支出)的具体特点,选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目标通胀率。

一般而言,财政当局不仅应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也应特别关注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不过,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策当局一直缺乏对财政政策目标的清晰界定。这使得财政政策缺乏很好的透明性,不利于微观经济主体准确地把握财政政策意图,无法形成良好、稳定的政策预期。随着我国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持续攀升,财政政策应坚持以确保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为首要任务,兼顾产出稳定目标。

这次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将金融资产价格或是金融稳定指数等指标直接纳入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中?如应包含,怎样处理其与传统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若不应包含,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以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需要学术界和决策者进一步系统地研究。

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远非这些。未来,我们也仍将会面对各种或大或小的危机。回顾、反思历史的作用就在于可以让我们更清醒、更自信也更富智慧地去处理和应对今后面临的各种挑战。注释

[1]文稿是根据约翰·惠利教授于2010年4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蒙代尔讲堂举办的讲座的录音翻译整理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经济*[1]罗马诺·普罗迪

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 1957年进入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学习法律,于1961年以优等成绩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意大利工业发展中的保护主义》,导师为Siro Lombardini教授。而后他在米兰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攻读研究生专业课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硕士学位,导师是工业经济学教授Basil

1995年2月,普罗迪组建橄榄树联盟。1996年5月,普罗迪政府上台执政。在担任总理期间,普罗迪削减公共开支,使意大利成为首批欧元区成员国。1998年10月,由于和执政联盟中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政策上发生分歧,普罗迪辞职。1999年3月,普罗迪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其任职五年期间,欧盟落实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策,包括实施欧元、成员国增加至25个以及实施邻国政策等。2004年从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普罗迪杀回意大利政坛。2005年,普罗迪当选中左翼政党联盟主席。2006年5月17日至2008年5月8日,普罗迪出任意大利第59届政府总理。此后,普罗迪出任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2008年7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非盟维和高级专家小组主席。

普罗迪的学术生涯始于博洛尼亚大学政治学系,他先后担任过助教(1963)、副教授(1966)及工业组织和工业政策学全职教授(1971—1999)。在国际学术界,他同Giacomo Becattini、Franco Momigliano和Paolo Sylos Labini齐名,被誉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普罗迪的研究还进一步扩大到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私有化政策、学校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柏林墙倒塌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动态等诸多领域。他在《健全的资本主义》(1995年出版,汇集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于Il Mulino期刊上的文章)和《我眼中的欧洲》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自己对上述课题的见解与思想。演讲

亲爱的教授们,亲爱的学生们,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这次短暂的会议。我希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的积极反馈,通过交流沟通,更好地分析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金融危机与欧洲经济。此外,我还想谈谈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认为几年后世界格局将会有很大改变,中国无论是在国家形象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都将迎来转机。

首先,我想要简单地谈一下金融危机问题。我想大家都已经对这个话题很熟悉了,我今天想要从一个从政50多年的教授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我的一生都在教书,但我改变了我的职业,成为了政治家,在1995年我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任命。我赢得了选举,担任了意大利总理,后来担任了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我又一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而现在我退休了,我又重新回来教书了。我将在美国、中国上海教书,我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并进行简短的演讲。

我们一般都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得十分突然,宛如晴天霹雳,让人难以理解。但是金融危机的来源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由于美国以及一些欧洲政治家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拥有住房所造成的。这一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也被各党派、机构的领导人所接受,但其运作的机制被事实证明是不稳定的。让我们假定银行愿意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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