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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7 05: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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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生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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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币史话

金银币史话试读:

文前彩插

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银贝、金贝楚国“郢爯”金版扶沟银布币麟趾金马蹄金白金三品(龙币)“淳化元宝”金币“扬州元宝”伍拾两银锭“金花银”伍拾两银锭乾隆宝藏“道光通宝”方孔银钱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漳州军饷”银币上海银饼光绪元宝(七钱三分)饷金一钱饷金二钱饷金五钱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高翔 晋保平 谢寿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敏 王正 王巍

王子今 王建朗 邓小南 付崇兰

刘庆柱 刘跃进 孙家洲 李国强

张国刚 张顺洪 张海鹏 陈支平

陈春声 陈祖武 陈谦平 林甘泉

卓新平 耿云志 徐思彦 高世瑜

黄朴民 康保成

秘书长 胡鹏光 杨群

副秘书长 宋月华 薛增朝 袁清湘 谢安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

序一

[1]

货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及商品交换兴起而产生,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依据货币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世界货币文化大致可分为东西方两大体系。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记载,小亚细亚半岛的吕底亚是“最早使用金币和银币的国家”。后来,希腊继承了吕底亚的货币并有所发展,罗马则在希腊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影响了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国以及阿拉伯世界,最终形成西方货币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植根于地中海周边发达的商业经济,币材多用金、银等贵金属;图饰多为人物头像或动物图案,展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精湛的造型艺术;多为打压制成,圆形无孔,铭文多记载地名、王名、年代及宗教颂词等,打印有徽记及神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东方货币文化以古代中国为渊薮,影响覆盖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与西方交相辉映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它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货币形态是由农具演变而来;币材多用铜、铁等贱金属;由范铸或翻砂浇铸制成,圆形方孔;图饰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只有文字,且多记币值、年号及地点等;钱文有篆、楷、隶、草、行等不同书体,反映了中国古代书法的艺术水平及其独特魅力。

具体到我国古代货币文化而言,其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是东方货币文化体系的重要代表,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吕底亚金银币大约铸造于公元前640年,时间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而早在4个世纪之前的公元前11世纪左右(商代中晚期),我国即已开始铸造铜贝,进入了金属铸币时代。第二,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萌芽于唐末号称“飞钱”,产生于北宋名曰“交子”,盛行于金元称作“交钞”。纸币制度历经南宋和金的发展,到元代日趋完备,开始实行纯纸币制度,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伊朗都曾仿照元朝使用纸币。可以说,元代的纸币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货币制度。欧洲人一度将《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中国人用棉纸制成通用货币进行商业贸易”、“用最便宜的材料能交换最贵重的东西”视为天方夜谭,直至17世纪末欧洲才开始使用纸币。

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我国钱币学研究工作在国际钱币学界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即便在国内学界也未引起足够重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钱币学界还习惯于以往仅对钱币本身进行描述的旧思路,没有更多地将货币放在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中开展货币史研究;二是闭门研究较多,忽视了向社会宣传普及有关货币理论和知识。

近年来,在中国钱币学会和有关学界专家的努力下,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上述状况已有所改观。其中,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同志撰写的“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纸币史话》《货币文化交流史话》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四部著作。首先,它从货币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史话体叙述、图文并茂的形式,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记述了我国自殷商中期至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上下3000多年间的货币发展演变历史。其次,注意钱币学与货币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钱币实物本身的考证,更注重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结合财税、赋役、薪酬等制度的变革,考察、分析货币演变的规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同时注意与西方货币进行对比分析。再次,从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影响。最后,这四部著作以“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的形式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国家级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出版有利于对货币知识的宣传普及。

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包孕过去、启迪未来。货币史的研究价值,不仅仅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加强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建设也十分重要。许多经济学大师都十分注重经济史、货币史的研究,从货币史中汲取知识养分,激发思想火花,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同时也是知名的货币史专家,著有《美国货币史》。因此,我们从事经济金融工作的同志,也应该学一些货币史知识,以史为鉴,鉴古明今。特以此序,将《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纸币史话》《货币文化交流史话》推荐给大家,希望它能对我国钱币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学习研究有所裨益。2015年11月19日

[1] 范一飞: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序二

[1]

前些时候,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先生告诉我,他已应约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国史话》系列丛书撰写一本《货币史话》,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好事。最近又承告知,他已与出版方议妥,将《货币史话》一分为三,扩充为三本,分别是《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和《纸币史话》,另外将他已完稿的《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影响的研究》,以《货币文化交流史话》为书名也收入丛书,共同构成“中国货币史话”系列。这样书的内容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确实更值得欢迎。

王永生先生在中国钱币学会工作多年,我作为学会的一名老会员、老理事,经常得到他的帮助。也正由于如此,我对他有较多了解,于其勤奋努力有深刻印象。他通过长时期的学习钻研,对中国钱币学的种种成果,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可说是粲然胸中。现在由他来撰写这四本史话,正是选择得人。特别是从我已经读到的一部分书稿看,不仅能够概括吸收钱币学界新的发现和研究,在若干地方还能提出自己独到的新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钱币学会的会议上,历来都有领导和学者强调要把中国钱币学的知识普及到社会公众中去。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学会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要想把钱币学这种相当专业的知识,真正介绍到广大公众中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撰写钱币学普及读物的工作,但在其他学科如古文字学方面,也曾试写过通俗介绍有关知识的书。我的切身体会是:“入门书必须提供读者必要的、准确的知识,因此,对作者的学识反而要求很高。”(《古文字学初阶》自序)中国钱币学涉及的范围要宽博得多,王永生先生这四本史话能够将之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推介给读者,是我们应予充分肯定的。

记得钱币学会戴志强等先生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应该重视中国钱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钱币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其前身是金石学中的古钱学,近代则在古钱学已有的丰厚基础上,发展为相当广博复杂的学科,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等学科领域都有密切的关联。中国钱币学的研究,系统地为大家展示了在上下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中货币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因而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史话》系列各书卷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陈奎元同志所撰《总序》,他详细地说明了探索研究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钱币学所研究的中国货币文化,如王永生先生这四本书所展示的,乃是中华文明历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王永生先生曾给我看过他写的一篇论述钱币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载体的文章,给我印象深刻,这一观点在他的书中又被反复论述了,这是该书不同于其他一般钱币书籍的地方。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不多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与世界其他部分全然隔绝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就货币文化而言,情况更是这样,中国的货币既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又不时地同其他货币体系发生联系和交流,而且交流每每是双向的。以往只讲中国货币本身的演变,忽视它与其他货币文化的关系,是不对的﹔而如果过分强调外来的影响,低估中国货币自己的发展路径,恐怕也是不对的。在这方面,中国钱币学中有关边疆地区货币的研究,目前可能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据我所知,王永生先生由于出生并曾长时间居住在新疆,对边疆货币特别是西部边疆地区的货币情有独钟,有专门著作《新疆历史货币》和《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等,他这方面的优长也充分体现在这四本史话中,尤其是《货币文化交流史话》,从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影响,并视之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这是本书与一般钱币学类著作最大的不同之处。书中还收录了有关钱币的图拓及照片,使读者对中外钱币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因此,注重通过钱币实物印证有关的论述,又是本书不同于一般论述中外文化交流史类著作之处。这里充分展示了王永生先生在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以及与“一带一路”有关的中外贸易史、交通史、文化交流史领域深厚的积累,希望读者不要错过。2016年2月15日于清华园寓所

[1]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一 先秦

金银作为金属,因为不够坚硬和锋利,既不能制作武器也不能用作生产的工具,仅仅具有象征性的作用。但是,金银因为其自身的特性却是天然的货币金属,并因此成为财富的象征。金银作为衡量商品的价值尺度和达成交易的支付手段,远比能够制作武器以及生产工具的铜、铁更为贵重,因而被称为贵金属。

黄金作为贵金属,因其质地以及色泽上的独特属性,很早就被人类视为贵重的物品。在河南郑州早期商代墓葬中,曾经出土了一件由金叶制成的夔龙纹装饰品。在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中都发现有大量的金叶,196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1号商代大墓中曾出土14块由金箔制成的装饰品。正如《诗经·大雅·棫朴》所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说明最早发现的这类黄金实物,实际上都是作为装饰之用的。因此,在西周之前金银所扮演的还仅仅是一种贵重的装饰品角色,而不是货币。

1 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

黄金作为货币的记载,在春秋时期典籍中还很少见到。据统计在《春秋》及其“传”中,很少有用金的记载,仅在《国语》中发现有两处,一处在《晋语二》:“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不敢当公子,请纳之左右。”另一处在《越语上》:“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但是进入战国以后,贵族等上层社会交易贵重物品时,多以黄金论价,并以“斤”(16两)或“镒”(20两或24两)为单位。常以“千金之家”“其家万金”表示富有的程度。据萧清教授统计,在《战国策》中记述“金百斤”“金百镒”以上的事例,竟多达30余处,这说明最迟在战国时期,黄金作为贵金属已经被普遍地用作保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而成为上层社会所使用的主要交换工具。这一时期白银作为货币的记载虽然很少,但是,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遗址出土12枚银贝,另有金贝和包金贝(图1-1),同年在河南扶沟县又出土了18件银布币(图1-2),其中有1件是空首布,其余17件是实首布。这些银贝、金贝、包金贝以及银布是否被用作货币,目前学术界还有分歧,但是考虑到秦统一之前,白银本身就是货币金属,加之因为银的质地不够坚硬和锋利,银布肯定不是实用的农具,因此,我们认为银贝和银布发挥的无疑也是货币的职能,只是不如黄金重要而已。

当时社会上层的赏赐、馈赠,以及商业上的大额支付,使用的主要是黄金。黄金已经开始发挥货币的部分职能,特别是在南方的楚国,不但大量使用黄金,还铸造一种被称为“郢爯”的金版。因此,楚国的“郢爯”被钱币界视为我国最早的黄金铸币。图1-1 河北平山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金贝(上)、银贝(下)图1-2 河南扶沟县出土的银布币

2 楚国的金币

文献记载我国古代黄金主要产自南方,很早就有“南金”之称,因此,地处南方的楚国是古代重要的产金之地。《战国策·楚策三》记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管子·国蓄篇》记载,“金起于汝、汉”,《管子·轻重甲篇》说“楚有汝汉之黄金”,《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江南出金”“豫章出黄金”。凡此种种,都说明楚国盛产黄金,因此楚国自然也是黄金流通最盛行的地区。因为楚国铜贝的面值低,主要供普通民众日常使用。而商业上的大额支付,以及社会上层的馈赠、赏赐,主要使用黄金。楚国的黄金主要铸成金饼与金版两种形制。(1)金饼

金饼为圆饼形的黄金铸块,也称“圆金饼”,是楚国早期黄金流通的主要形态之一。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出土的泥质圆饼,就是模仿金饼的泥质冥币,同出的还有泥质“郢爯”。河南襄城北宋庄村出土的金饼中,完整的一块刻有计数符号,重251克,与长沙楚墓出土的整套砝码最重者(251.53克)基本一致,可能就是楚一斤的重量。2015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群二区1号春秋晚期的大型墓中,出土金饼1枚。(2)金版图1-3 楚国“郢爯”金版

金版多铸成不规整的方形或圆形。圆形的很少,多呈扁平的长方形,四角有的上翘呈不规则的方形,有的则拱曲如瓦状。金版正面钤有带文字的方形小印戳,印戳多排列成平行的四行,印数一般有10~20个,具体数量则是根据金版版面延伸的大小而定。技术上可能是用一种平板起槽的范,将液体的黄金浇铸在平板范槽里而形成板状,在黄金还未完全冷却时取出,并钤印形成金版。金版上的印戳文字以“郢爯”(图1-3)、“陈”为多见,此外还有“专爯”“隔爯”“卢金”等(图1-4),数量则较为稀少。“爯”字旧读为“爰”,近年发现西汉泥制冥币金版上的文字作“郢爯”,并参考《包山楚简》,被重新释读为“爯”,“爯”通“稱”(称),有权衡轻重之义。1984年河南省息县临河乡霸王台东周遗址曾出土一枚文字为“郢爯”的铜质印模,可为旁证。“郢爯”金版是迄今发现楚金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图1-4 “隔爯”金版

此种金版,早在东晋时就有发现,记载见于《太平御览》所引《晋永和起居注》,文曰:“庐江太守路永表言,于谷城北,见水岸边紫金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齿。”这是目前所知有关楚国金版最早的记载。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更为确切,称为“印子金”,但是因为不识上面的文字,误将篆字“郢爯”释为“刘主”,以为是淮南王刘安炼丹所遗留的药金,直至清末才被确定是楚国的货币。楚金版在各地的出土分布情况,基本与楚国疆域相一致,说明它是楚国境内广泛流通使用的货币。1971年湖北宜城前坪西汉墓有“郢爯”金版与汉半两钱同时出土,据此推测楚国的金版直至西汉初年在一些地区可能仍在流通使用。

以往发现的楚金版大多是零碎小块,多为一方、两方或半方,三五方相连的已不多见。但是,1969~1974年在安徽陆续有几批金版出土,其中有5块完整的金版,含金量一般都在90%以上,重量大致为262~280克,这与长沙楚墓出土的天平砝码的楚一斤重量接近,似乎说明一块“郢爯”金版重量为楚国一斤,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楚金版铸成一定的形制、重量,并钤有铭文,已具有某些金属铸币的特性,但是因为使用时不计枚数,而称重量,说明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黄金铸币,仍属称量货币。但是作为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历年来大量出土发现的楚国金版“郢爯”,仍然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繁盛情况。

二 秦汉

秦汉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的繁荣,货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秦汉是我国古代货币经济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高度发达的时期。当时,除铜钱之外,黄金也发挥了更多货币的作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秦以黄金为上币

战国时期,秦国的黄金就以“镒”为重量单位。颜师古在给《汉书·食货志》所作的注释中说:“(秦)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镒)为金之名数也。”《战国策·燕策三》以及《史记·秦始皇本纪》都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王因御医夏无且“奉药囊提轲”有功,而赏赐他黄金二百镒。《战国策·秦策二》记载,秦武王时“甘茂攻宜阳,三鼓之,而卒不上。……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明日鼓之,宜阳拔”。这些记载都从侧面证明秦国早在灭六国之前,就以黄金为货币,并以镒为重量单位。

秦统一全国后,正式将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但不铸为币,仍沿用金版、金饼等原有的形制,以“镒”为单位,称量使用。“镒”作为黄金的称量单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关于1镒的重量,文献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每镒重20两,见于《国语·晋语二》韦昭注及《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另一种是每镒重24两,见于《孟子·公孙丑下》赵岐注及《文选》卷34枚乘《七发》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黄金主要是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而此前曾经被用作货币的珠玉龟贝银锡等,都不再发挥货币的职能,只能用作器饰宝藏。

2 西汉大量使用黄金

汉初承袭秦制,黄金仍以“镒”为重量单位,《汉书·食货志》颜师古的注释说:“高祖初赐张良金百溢(镒),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汉代虽然也以黄金为上币,但形式却受楚国的影响,而铸成豆腐干形的方饼,此即《汉书·食货志》中所记载的“黄金方寸,而重一斤”。西汉时的1斤约合当今的250克,出土的汉代完整金饼也以250克左右为最常见。另外,汉尺1寸约合当今的23.5厘米,以棱长为1寸的正方体体积乘以黄金比重19.3,恰为249.5658克,这与《汉书·食货志》所记相符。黄金与铜钱的比价为黄金1斤值钱10000枚。西汉以后黄金称量单位为“斤”或“金”,而不再“以镒名”。镒是20两或24两,斤只有16两。这就如同秦半两改为荚钱实行减重一样,汉初黄金重量单位变小,是汉政府针对物质匮乏在黄金称量单位上实行的一种应时减重的改革措施。

西汉时黄金的使用非常普遍,应用范围之广、数额之大,都是后世历朝各代所无法相比的。西汉黄金的用途主要是作为支付手段,用于赏赐、税捐、赎罪、贿赂、馈赠、聘娶、悬赏、反间、和戎等。其中,所用最多的是帝王的赏赐和馈赠。大额使用黄金时,多用“斤”来表示,如《汉书》说梁孝王“财以巨万计,不可胜计。及死,藏府余黄金尚有四十余万斤”。元帝时,陈汤、甘延寿斩匈奴郅支单于,各“加赐黄金百斤”。但是小数额支付黄金时,也用“两”来表示,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用于“酎金”。据《汉律·金布令》记载:“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这种酎金是按人口来计算的,武帝时因酎金不足而受“免侯夺爵”处分的多达数百人。另一个是用于“罚锾”。《汉律》记载,“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无论是“酎金”,还是“罚锾”,都属于小数额的支付,所以称量单位不论斤,而用两。另外,市面上主要使用的还是铜钱,因此,黄金经常是先卖成铜钱,然后才能够使用。

汉代文献中“金”与“黄金”所指是不一样的。一般“黄金”才是指真正的金子,只说“金”实际上是用钱折合的一个数目,不一定是真正的黄金。正如《汉书·惠帝纪》中晋灼所说:“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颜师古的注解更为明确,即“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

西汉时黄金的重要性超过秦代,已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但是,仍不具备最重要的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还不能被视为十足的货币。主要是称量使用,虽然也曾铸有金五铢,主要是用于赏赐,而非流通。

西汉时期黄金的使用主要有圆形的金饼(图2-1)、方形的金版(又称“印子金”),以及形制特殊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等4种式样。其中,金饼和金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楚国曾大量铸造和使用,秦汉时只是沿用而已。而马蹄金和麟趾金则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金币。图2-1 汉代圆形金饼(1)马蹄金、麟趾金

太始二年(前95)汉武帝对黄金的形制进行了一次改革,铸造了麟趾金、马蹄金。此前西汉所用黄金,多铸成豆腐干形的方饼,称“印子金”;或是圆形的金饼。据《汉书·武帝纪》引太始二年诏书记载,当年春天汉武帝外出巡视,回到长安后颁布诏书,称自己登西陇高原时曾喜获白麟,在渥洼水又见到了天马,最后在泰山拾到了黄金。汉武帝将这三件事联系起来认为是一种祥瑞,为了表示纪念,遂将金币由原来的方饼、圆饼式样,改铸为麟趾、褭蹏的形状,并正式以麟趾、褭蹏作为金币的名称,专门用于赏赐各诸侯王。《汉书·武帝纪》载:“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这里“麟趾”意指麒麟的足趾。“褭”字在《吕氏春秋·离俗篇》中指“古之骏马也”;《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也说“古有骏马名要褭”,可知“褭”乃古之良马名。“蹏”即是“蹄”字。因此,“褭蹏”意指马的足蹄。所以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武帝纪》时,就直接将“褭蹏”写作“马蹄”:“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从此,汉代就有了以“麟趾”(图2-2)、“马蹄”(图2-3)为名的金币。图2-2 麟趾金图2-3 马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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