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11年讲座精选(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4-07 06: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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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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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11年讲座精选(下册)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11年讲座精选(下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11年讲座精选(下册)作者:吴忠排版:KingStar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08-01ISBN:9787509749180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五励志文化相信自己——关于青春与梦想蒋方舟

蒋方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青年作家。出版过《正在发育》等十本书,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现任《新周刊》主笔。散文《审判童年》获“人民文学奖”和“朱自清散文奖”。她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完成散文集《打开天窗》,此书被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2005年,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协主席。曾任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以及湖南卫视“天下女人”“快乐男声”“成人礼”的栏目嘉宾。

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是太丰富多彩,大部分时间我还是非常“宅”的,“宅可宅,非常宅”是我的日常生活常态。下面开始我的演讲。

我之前决定的主题是“相信自己”,而相信自己的反面是什么?相信社会?相信别人?依赖他人吗?我觉得不是,相信自己的反面是相信传说。我们一生中相信太多太多的传说,相信从来考试不及格的人一举当上了状元;相信一个字都不会写的人突然出版了很多的著作,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相信曾经五音不全的人在发了高烧之后会忽然唱出天籁般的歌声。我们这个社会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我们看到的众多成功学都是神话的一种,《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世界因你而不同》,似乎我们的世界被各式各样的成功学充斥。相信某一天,我们可以忽然地、不用经过努力地、不用经过任何过程地过上理想的生活。但是我不相信这个,我从来不相信任何的传说和成功学,我不相信没有经过努力而达到的成功。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同义词是我从来不曾相信过传说。

回想起我的成长过程,有很多的失误,或者走了很多曲折的路。我把这次演讲算作一次分享,经验也好,错误也好,反思也好,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主要与大家分享我成长中的小故事。

首先我想说说改变我人生的那次经典的“诱骗”。要从我的妈妈说起,因为她是这次“犯罪行动”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和唯一的“涉案”人士。我妈妈是个不太成功的文艺女青年,她在我小时候写过一些类似于《我丢失了我的红纱巾》,或者是《我丢失了我的爱情》等在报纸上发表的不太起眼的文章。她一直觉得我的出现是对她文学生涯的打击,因为从此她的注意力、人生、生命、创作生涯将全部围绕着我而存在,所以当时她心有不甘,她觉得我“毁了”她的人生,所以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延续她的创作生命。

1997年,当时国外有一对父女合写了一本书,在国外很畅销。爸爸是个人类学家,女儿才七八岁。我妈妈看到这条新闻后对我说,法律规定,每个人一定要出版一本书,要不然就会被警察抓走!我当时的表情是由惊讶到呆滞,我说那怎么办?她说,你可以与我合写一本书。我当时想,合写一本书,首先我考虑到是不是法律允许?我对妈妈说,我不要和你合写一本书,我要自己写一本书。

写第一篇文章的经过是这样的:暑假期间,在家里刚吃过晚饭,我就郑重其事地铺上了我的本子,开始下笔。我发现写作比我想象中的要顺畅,有很多话题可以说。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光荣传统》,因为我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大七八岁,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他们也不带我出去玩。那篇文章基本上首先是骂哥哥的女朋友、骂姐姐的男朋友无情、冷血,基本上是满腹牢骚话。那篇文章一共有600个字,写了八九个小时。当时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很多字不会写,因为当时幼儿园不教大家写字,只教了很多拼音。于是我把很多字用拼音和图画代替,比如说太阳就画一个太阳,说花朵就画一朵花,我自己也感觉这样非常可爱,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教育书籍也是以这样的方法方式鼓励孩子的。但是我妈妈说,你不能够用这些儿童化的东西,不能用拼音、图画去代替文字,必须把这些字写出来。我当时一边认字、一边写书。这篇文章我写了八九个小时,其中7个小时是在查字典,甚至于查字典都是我在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才学会的。

写完了之后,我拿给妈妈看,妈妈又拿给爸爸看。妈妈问爸爸,你觉得这个小孩能不能写书?妈妈非常肯定地告诉爸爸说,她一定能写成一本书。我不知道妈妈的信心是哪里来的?因为在我看来,这篇文章连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水平都达不到,里面充满了小孩的怨言,充满了愤怒,毫无技巧可言。我不知道她对我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妈妈后来告诉我,你能花这么长的时间把一篇文章写完,不中途放弃,这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这种毅力让我坚持了下来,最后我第一本书收集了60篇左右的文章,每篇文章花了我八九个小时。

从那以后,我的小学生活就变得与其他人不太一样。比如,当时大家都在玩捉迷藏,我也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我说过自己有肢体障碍,这是唯一对肢体要求不太高的一项活动。那个时候,我与大家一起玩,藏到衣柜里。当大家找我的时候,我开始拿一个小本子开始写作。最后我用三四个小时写完一篇文章,大家还没有找到我。可能我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在别的小朋友都在玩耍、看动画片、享受金色童年的时候,我非常苦闷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黑屋中想自己下一篇文章要写什么。

但是这个过程比我想象得顺利。我记得第一次接受采访,是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的时候。记者问我要写多少字?我说要写“1亿万”字!那个时候对这“1亿万”字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自己本能地相信我可以写很多字。

从6岁半到9岁这3年时间,我写完了第一本书。因为它是很稚嫩的文字,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一直到一家武汉的出版社,他们经过与我反复地确认、核对之后说,我们试试看吧!包括这本书的插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本书一定要亲力亲为,什么都要自己做。我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画了60幅插图。第一本书的稿费是800块钱,其中有600块钱是插图的报酬,而整本书的文字部分稿费才200块钱。当时并没有对我自己造成打击,我觉得自己具备了这种能力,我找到了一项不能说一生,但是起码是小半生可以坚持做的事业,那就是写作。写作内容发生了变化

接下来想谈一下另外一件对我的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事:上网。我属于比较早的网虫之一,1999年就开始上网。我妈先在网上论坛混,之后混的一些人现在都成了著名的编剧、写手、网络作家。当时与我妈妈一起混网络的人,包括后来写《武林外传》的宁财神,还有写话剧《翠花上酸菜》的俞白眉,还有李寻欢,现在变成了著名的图书出版人。他们当时从一个特别小的网络论坛兴起,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自己打开第一个网页时的激动。没想到除了书本之外还有这样一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人能通过一根线与你聊天,发表文章,展示他们的看法。

上网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次改变,我的文风也开始改变,开始向一些幽默、戏谑的方向发展。当时我的网名是“12岁女孩方舟”。我在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作《我妈的婚外恋》,可能有朋友看不到,我给大家念一下:

有人恋爱了,这不稀奇,可那人是我妈。只要离婚了,谈恋爱也行,不巧的是,我妈没有离婚。不就是婚外恋吗?满地都是。可是我却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妈这种品种的婚外恋稀奇啊,而且价格不菲。是哪种品种呢?说出来吓死你,是网上婚外恋。

这是我对我妈婚外恋的描述。特别奇怪的是,这也变成了爸爸非常喜欢的我所写的文章之一。我当时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天涯论坛,用的网名是“12岁女孩方舟”,我记得当时一天的点击率达到了两万次。现在看来,两万次已经很平常,因为现在随便的一个回帖都已经“盖楼”盖到几十万、几百万。可是在当时网络很稀少的情况下,每天两万的点击率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不断有人回复我说,这真的是你写的吗?不太相信是你写的,肯定有人操刀。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刷网页。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我的读者不只是一个人了,而变成了一个世界的读者,我准备去接受一个世界的检验。

在这之前,我的读者是什么样子的呢?每天在妈妈下班以前,我每天必须完成一张稿纸的文字,大概500字到600字。但是后来我开始偷懒,在每页纸上,把字写得很大。可能最后只有两三百字就交差了,我白天必须要完成这样一页纸的工作。妈妈下班后,我就把这页稿纸交给她。然后看她的表情,如果她皱眉,我就马上抢过来说要重新写,如果她笑了,我就非常高兴,也会凑过去看她认为哪点好笑?非常得意。当时是她读我的文章,我读她的表情,这就是我唯一能够检阅写作的方式。但是我上网之后,我的读者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一群读者。每天很多人留言告诉我说,哪一点写得好或不好。大多数人还是怀疑这不是一个12岁女孩能够操纵的题材和文笔。所以我觉得网络对我的写作生涯影响比较大,它引导我进入到写作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正式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当时我12岁。《南方都市报》的人找到我说,你愿意给我们的报纸写专栏吗?就是每天给报纸提供一篇文章。我当时不以为然,也是出于一直以来对金钱的热爱,我说好吧,因为这样每天都有金钱进账,都有盈余,不必等到书出版的时候才能看到一张汇款单。所以我就很高兴地说愿意写。当时专栏的题目是《正在发育》,和我前一本书的题目是一样的。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这种模式写作很困难,自己太痛苦。当时我上初中,学习已经开始有压力。我每天回到家先要写作业,然后还要想今天要写什么?

当时在上初二。有天早晨我马上要去学校时,突然就不想上学了。我冲到阳台上对我妈妈说,我今天不上学,如果你逼我今天去上学的话,我就从阳台上跳下去!当时我家住四楼,我跳下去之后可能没事,但是可能受损失最大的是一楼大爷家养的那群鸡,我可能会活下来,但那群鸡肯定就没戏了!我说我不要上学,我要坚持写作!我没有办法负荷这样高强度的学习和生活!我做出了选择,我要写作,不要上学。那时候我妈妈被我这视死如归的神情吓到了,她当天就去帮我办退学手续。当时老师非常吃惊,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小孩是不是得了神经病?我妈妈告诉她,可能因为我在外面工作的关系所以就不能够继续学业了。老师很宽宏大量地说,她可以不写作业,但是不可以退学。然后我妈妈欢天喜地地告诉我你可以不用写作业,我就兴高采烈地从阳台上翻下来,我说那好吧,我可以一边上学,一边工作。我的四年初中,过的是没有作业的生活。

我每次放学回家先想好写什么,然后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睡到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写作,写到早上六七点钟。当窗外传来清洁工开始清扫街道的扫地声,我就背起书包去上学。这种经历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仍然在写专栏,当时写的专栏变成了《邪童正史》,这是我在《新京报》上撰写的专栏。从这时开始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因为我想我不能再写学生生活了,在这之前,我写的都是我们班级、学校有什么事,妈妈、爸爸做什么了。我后来就发现,我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了,我要转型!我人生中第一次面临了转型的问题。

我对编辑说,我想换个题材。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要写历史。其实我并不是对历史的题材感兴趣,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对历史几乎是一窍不通。我对汉武帝、秦始皇、唐明皇之类的人物,可能只知道他们的风流韵事,而对他们所处的朝代的正史我一点都不了解。接下这个专栏后,第一件事就是我从网上订购了10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笔记小说,每一本都很厚,这10本书堆起来可能就有1.6米,与我的身高差不多了。从五代十国一直到清末民国的笔记小说。

我每天看,从这里面去找,自己去读文言文、去翻译,自己寻找能够写的东西。所以我的专栏作家生活从写周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变成了开始有意识地为了转型写一些研究性的东西。这时候我开始思索我的写作到底是一种兴趣还是一种职业?我发现这并不矛盾。很多人觉得,写作是一种营生的方式,是一种赚钱的手段。我当时发现,写作对于我来说与读书一样,是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不需要经历很多才能去写作,反而写作可以变成我学习的动力。比如说学习历史、探寻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比如说为了写作去谈一场恋爱,去一个荒僻的地方,经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去农村、去大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从那时就知道写作是可以把兴趣与职业相结合的,而且这其实是一种更崇高的东西,可以成为了解另一个世界的动力。

我在15岁的时候对人生开始产生不同的看法,也是从写这个专栏开始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生活就在那里。如果不写作,生活也就这样过去了,一生中没有什么值得铭记的事情,一生中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号,留下的只是当时的那一瞬间的喜悦、悲伤,那一刻的眼泪和欢笑,但是它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我铭记的。当你看到某一天的日记,写着“今天很高兴”,或者是看到日记中夹着一片干花的时候,或者翻开一页,里面有一滴水渍的时候,它也可能是眼泪,如果没有记录它,它只是过去的回忆,而没有变成当下可以检阅、可以铭记的东西。

很多人问我,小孩子应该不应该写作呢?我是赞成的,我觉得可以把写作换成另外一个词——记录。只有出于记录的目的,小孩才会去观察,这样就可以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可以观察自己,反省自己。所以我觉得比写作更重要的其实是记录,如果不记录的话,日子也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铭记的东西。但是当我记录下来之后,首先大家可以分享,还可以去宣扬,也可以变成以后更多的人,甚至是他的后世,通过我们记录下的东西来指导他们自己的生活。

写作的门槛很低。但是我不赞成小孩过早开始职业化写作。比如说为了出版、发表,为了成为名人,为了考一个好的大学,用一本书作为敲门砖等。我并不赞成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现在回想,自己确实丧失了很多童年的快乐。大家在玩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在观察,我目的性太强地去写作、去记录,反而遗失了很多东西。小孩应该不应该写作?我现在的回答是小孩子可以记录,但是必须是他们有记录欲望的时候,当身边发生好玩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他有意识地去观察,而不要过早让孩子投入一种职业化的、市场化的写作当中。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传奇经历

接下来我想聊一下我的学生生涯。2005年,我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在这之前,我对这所高中只有憧憬,因为它是我们省最好的高中。如果上了这所高中就意味着我可以再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最差也是武汉大学,我的未来可能会一路顺风。

之前,我从来没有梦想自己能够进入其中读书。我是铁路系统的家属,在我的人生规划当中,可能我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乘务员,嫁给一个乘务长,生一个也是铁路系统的孩子,一生就大概在小城市生活,也可以生活得很富足,但是永远也出不了这个小城市。我不敢奢望得太多,不敢奢望我去另一个城市,去北京在当时我更不敢奢望。

临近初中毕业,我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去试一下?于是我就准备了自己的材料,包括我之前写的所有的书、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采访的经历,我把它们拿给学校,学校说好,你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我记得当时考试的题目很难,语文还可以勉强过关,但是数学试卷我只做了一半就再也做不下去了,就推托说自己头疼,把卷子一推,就开始睡觉。我当时想自己肯定没戏了,因为自己答卷的状况不好,但是后来发现周围的人也答得并不好,所以我也就勉强过关。

我的高中学校与家大概有3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华师一附中对我非常好,我到现在也非常感激那所学校,学校在当时给我配了一个单人宿舍。而且学校给了我一个特例,给我配了一台电脑,但是不能上网,主要是为了方便我写作。我每周的娱乐是买一些盗版碟在周末看一下,每天自己形单影只地白天上课,晚上写东西。但是也只能写到10点半,到10点半之后宿舍就熄灯了。一直到现在,这所高中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我的传说。因为我是住单人宿舍,非常神秘,大家都传说我在这所学校过着“王母娘娘”一般的生活,说我一个人有空调、微波炉、洗衣机,每天有人送饭,还说我可以不熄灯。有时候学校会莫名其妙地断电,学生就说所有的电全部被蒋方舟用了,导致了他们没有电用。类似这样的传说还有很多,但都是假的。

学校非常鼓励我除了写作之外还能够拥有一些自己的特长、兴趣。但是这也造成了我独来独往的个性,因为我没有可以一起上课、放学、聊天、在食堂打饭的室友,我每天就像一个怪蜀黍一样尾随着周围人,听他们聊天,听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每天都是独来独往地上学、下课。当时的同学形容我说,每天上学和放学,我耳朵里塞一副破耳机,听一个破MP3,走在学校的破路上。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永远都是一个人。每天在食堂打饭之后,一个人边走边吃,就像旁边有一个隐形人与我抢饭吃一样,我非常快速地吃完饭,然后赶回宿舍写文章。

读高中时我已经停止了专栏写作,但那时已经写了两本小说。一本是《骑彩虹者》,这是我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了三个非常迷惘的年轻人,他们离家出走,去寻找所谓的“生命意义”。最后又回到了原点,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可是又都不一样了。这也是我在青春迷惘期的作品。

另外一本小说是《第一女生》。因为我到高中都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就自己意淫了一段恋爱,在小说中谈了一次恋爱。这是一段非常传奇、非常美好、非常值得赞颂的爱情,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大帅哥,谈了一段恋爱。那本小说里,以我所在的华师一附中为蓝本,我写了一个非常贵族的高中,有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来到这所学校,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完全是她的能力以及所能承受的责任之外的事,她通过这件事开始锻炼自己,最后得到成长。中间还穿插了一点言情。这是本非常通俗的小说,但是它也终结了我的少女生涯。在高中时代以拼命看书为主

我高中做了些什么?就是一个人看影碟,看非常多的书。每周有一天的假期,我就到书店去买书,看了非常多的小说。我的高中生活就一直在看书、写作,还给自己意淫了一段恋爱,所以我的高中时代并没有真正学习过。到高二时要分文理班,要决定我到一个好班还是一个差班。这是我面临的最重要的一次期末考试。我记得物理考了30多分,数学是53分,偏科非常严重。但是当时我还是想进好班,因为只有进了好班之后,才能和优秀的选手一起同场竞技。而且我们学校是一个重理轻文的学校,在那里文科不是很强势,如果学生还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班级,就意味着这个人被学校放弃了,这时就赶快让家里人筹钱帮自己出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学习担忧,我担心自己不能上好班、不能考好的学校,担心自己就要被打回原形,重新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城姑娘,要继续做乘务员,嫁乘务长,生一个铁路系统的儿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担心。我开始对未来充满了未知感。所以我当时找到分班时的一个好班的班主任,那个老师姓汪,我说我知道自己的成绩不好,但是我就想进你的班!我承诺我的成绩会变好!他允许我进入了这个班级,这时我开始真正过高中生学习生活。我不看小说、影碟,几乎放弃了写作,特别是高三的最后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座位搬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当时没有人和我讲话,一方面我一直是独来独往,而另一方面,也有所谓的“名人身份”,也让大家嗤之以鼻,想这个人有什么呀?!

我形容自己当时是众叛亲离。我每天非常早就到了学校,中午也不去吃饭,随便在超市买一些东西吃,吃了一年的苏打饼干,脸都变成了绿色。就这样我开始了一年的高中学习,当时我的数学老师形容我说,我是他任教这么多年来见到的做题最多的孩子,因为我几乎是每天都在不停地在做题,每次拿给他看的一些教学参考书、教科书都是他没有见过的。不知道是什么小的出版社随便出版的教学参考书或者是练习题集,我拿起来就开始疯做,也不想它是否正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所谓的高三,我只相信血汗,不相信传说。我终于能够做到考试的时候看见一道题,我就知道这道题在我所做的教学参考书中第几页的第几道题中出现过。最后到高考的时候,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是136分,至少比起50多分来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当时的文科综合课方面也是,我每天也做很多的题目,当时我是去老师的办公室最多的学生。我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自己洗脑成为一个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关心、除了排名什么都不问、除了排名比我好的人什么都不嫉妒的人。我把自己成功洗脑成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庸俗的、停留在低级趣味中不肯出来的一个人,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是有成果的。

很多高中生问我,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兴趣,他们觉得是不是不应该为了学习而牺牲这种兴趣,或者应该怀疑现在的教育制度?他们怀疑制度、否定教育制度的方法是拒绝它,拒绝接受它的检测,拒绝通过它,这就是表达抗议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其实并不构成一种抗议,这只构成了一种认怂的行为。

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批判它?应该是在瞧不起它的同时,又通过了它的检测,各项都已经达标,但你的内心知道,你与它并不是同流合污,不是一类的,是格格不入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教育制度批判、否定的方法。也有很多同学质问我,你为什么不退学?因为我要熬过这段“毒气室”。只要熬过了这一段,到大学之后,你的人生、思维、事业也好,可以进入到完全新的阶段,你会发现熬过这段“毒气室”是有作用的,对自己的忍耐、信心、耐力和自己坚持的能力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我的学生生涯是一个“叛逆的顺从者”,我可以这样形容自己。我内心知道自己并不认同它,并不认同高考,并不认同以分数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并不认同以成绩去判断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以所进的大学去考验一个人的能力。我内心知道它是错的,甚至是畸形的,但是在我没有能力去对抗它的时候,我采取对抗、否定的方式,是我进入它最高的系统,潜伏在它的体制之内,才能找到它真正的问题。我在这个体制之内,可以与大家活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胜利,是比我们去退学、拒绝高考,或者是自我放逐更有力的胜利。这就是我对自己学生生涯的概括。

大家看我的履历表,觉得很光鲜亮丽,因为我一直上的都是比较好的中学,但我内心知道,我不从属于这所中学,或者并不从属于这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我内心中还有一个另外的我,一个脱离了高中教育的我、一个脱离了体制的我,在默默地、茁壮地成长。“洗脑”后,如何再恢复自己

我今天还想说一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这就是我怎么把自己“洗脑”变成一个疯狂学习的学生,一个脑中除了“211工程”学校没有其他概念的人,又重新恢复过来,恢复成为一个文学女青年,或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我靠什么又让自己恢复过来?怎么又把这些曾经洗脑的东西重新清洗掉呢?

我通过了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我当时预料到肯定会有很多的媒体和记者来找我,所以我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我去了一趟四川的汶川、北川。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其实我做不了什么,帮助不了别人。但是正如我说的,记录与写作一样重要,我觉得去观察、去见识,与去帮助、援助他们的意义一样大。所以我当时就瞒着妈妈买了一张去北川的车票,收拾行李后自己悄悄就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妈妈早就洞穿了我“潜逃”的企图,她也买了一张我的上铺的车票,我们娘俩一起去了北川。我从来没有去过四川,当时灾区的环境很糟,我还是去了。当时在四川一共停留了半个月左右,去了汶川以外的一些重灾区,包括北川、绵阳、绵竹、什邡,成都受灾不是很严重,包括都江堰等地都去了。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看到四川人的精神很好,路上没有一个乞讨的人。我本来想,当地受灾之后,他们看到外人,可能第一反应是伸手要钱,或者是寻求援助。但是我发现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即使给别人拉一段小曲也好,做一碗豆腐脑也好,他们也要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种援助,我很感动,直到现在,我很敬佩四川人民。当时我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去北川,而北川是被封城的,外面是警戒线,没有路了。我站在北川入口,与警察吵了很久,他们也没有让我进去。我后来发现很多的村民走一条小路,在一个小山坡上连滚带爬地下去,因为北川是四面都是山的县城,唯一的通道是前面的大马路,但是这条大马路被堵住了,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小路“滚”下去。我当时与我妈妈跟着一个村民一起上山然后一起沿着山坡,连滚带爬地进城了。当时对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所谓的生命瞬息万变、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光辉也好,人性的未知也好,都是在那一瞬间体会到的。整座县城都被毁灭了,在路上我见到有很多坍塌的建筑,一座本来五层高的楼只剩一层了。当时进入一个小学受灾现场,看到了非常多的、没有搬的小裹尸袋,地下还散落一些课本、文具。我在那个城市走了一天的时间,整座城市弥漫着消毒水、尸体的味道,对我影响非常大。它让我认识到,所谓我上大学那点事、“个人前途”“命运”的那些事,比起这些人的生命,比起这些巨大的灾难,实在算不了什么。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渺小和无助,这种无助帮我摆脱了我在高中以来一直陷入的对自己个人命运、自己文学圈、文艺世界那点事,帮我跳脱出这个世界。更多、更苦难、更凄厉、更真实的现实摆在面前,我的认识加深了。我认为这段旅程到目前为止,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段经历。

我离开北川的那一天,在当时的长途大巴上,电视上已经放起歌舞升平的晚会,车上的人也在跟着笑,你会发现当你离开那个县城的那一刻开始,你的生活与他们已经远去了,即使你知道他们仍然在痛苦当中,他们要走出痛苦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也许你曾经进入那个县城,进入他们的生活的一瞬间,与他们的生命线重合,但是当你与他们分开时候,彼此的生命线又分开了,他们还会有自己的生活。这是非常无奈的现实,生活还要继续,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与他们重合。但是我对他们的记录、观察肯定是有意义的。也许最后我无能为力,帮助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至少改变了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想改变世界、社会、他人的生活,其实我们忘记了改变自己也是非常难的。

这个小插曲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我18岁的这个夏天,这是我人生意义上的“成人礼”。所谓的“成人”的意思也就是我跳脱了童年世界、青春期世界,被投放到一个更广大、更真实、更无助,感觉自己非常渺小的世界,被拉出了青春期的“被窝”,不再躲在所谓的“温柔乡”中,开始面对真实世界的寒冷。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就是高考完之后的第二天去北川,和我妈妈两个人在那里停留了半个月,感受到了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巨大的灾难是什么样,与它们一对比,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多么微不足道。

那个暑假之后我进入了清华大学。我一直说自己是小城姑娘,我上大学后接受了凤凰网的访谈。刚刚结束军训,主持人问我,你在大学读过四年之后,或者是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希望你身上哪点特质没有变?我说希望我自己仍然是小城姑娘。我仍然没有习惯北京文化圈的这种光怪陆离的生活,我还没有习惯很油滑地和人谈生意,谈我的人生大志。仍然没有习惯去夜店,或者一些年轻人该去的娱乐场所。我希望仍然没有习惯这些,我仍然是一个小城市的姑娘,我会非常感激地打量这个大城市,我仍然对它保持一种陌生、害怕、敬畏、冷漠,我希望自己仍然有这么一种目光。永远具有批判的目光

接下来谈谈我在清华最大的风波,来自于不久前的清华百年校庆。有个杂志向5位作家约稿,当时这家杂志也约了我,我特别高兴地就答应下来。当时的约稿叫作《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我把它放在了博客上,我没有想到那封信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那封信写的是什么?我现在想想可能也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母校要大寿,当然要说一些为它祝寿、感恩的话。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我作家的身份、使命要高于做学生的身份和使命,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视野也高于我作为一个“清华人”的视野。所以我在那封信中并没有对母校更多的歌功颂德,虽然我的母校对我帮助得太多。我说了我观察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我觉得,可能一些年轻人对时代、对社会没有批判。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会感到很失望,因为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意识形态在围追堵截,或者有那么多我不喜欢的教育,或者是那么多的类似于“洗脑”的东西。而我们的学校有一条“又红又专”的标语,我每次遇到那幅标语都非常恐惧,就像被人猛推了一下。所以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经常拉住人问,你们觉得什么才是对未来有希望的呀?因为我当时几乎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同学经常回答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失望的呀!当时我很诧异,当然我也很能够理解他们,因为大家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像动物世界一样,经过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一样,才能来到这个著名大学学习。我形容我们是食物链顶端的人,但是作为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就要享受这份体制也好、大学也好,带给我们好的前途的承诺,到体制内做一名优秀的公务员,或者是自己去创业,赚很多的钱?我们去依附于体制,与体制共舞,学会利用它?我们不仅走到教育食物链的顶端,还要走到社会食物链的顶端,而其中必然包括了很多的残忍,去接受社会很多的规则和潜规则,我们是不是要去接受这些东西?我们必须锻炼自己不去对这个时代失望,对不公平、无奈、黑暗,要学会选择性的失明。我们要这样吗?答案当然是“不是”!

我小学的同学可能到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也许做了乘务员,在火车上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既然我们走到了教育“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是不是要接受这些东西?不去批判它,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我觉得不是,我一直觉得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他们最优越的地方,或者说他们最得天独厚的地方,最该感恩的地方,就是那种真空的状态。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家长严酷的教育对他们的桎梏,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受到职业、社会、金钱对他们那么多的压力。所以这段时间是非常真空的,可以去想一些漫无边际的、宏大的话题,可以想更多的与时代、社会有关,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命运有关的话题。在这样的真空空间,我们是不是还像高四的学生一样拿着加印的单词,“红宝书”从早背到晚,对每次的分数进行比较,或者是过早进入社会,开始关心北京每天的房价,开始打算未来的生活,开始四处求职、笼络人脉关系,变成了“准社会人”。这两种生活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应该选择的吗?我觉得不是,但是我看到这反而是我周围的大学生选择的道路。他们明明面临真空,在可以去翱翔的时候,却选择了要么依据惯性过那种高中的生活,要么过早被一种外力推导进入一种“前社会”的生活,而没有好好利用这段真空的时光。

这是我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信所表达的内容,当然那封信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家都觉得我对母校不肖,可能为了博自己出名,提出了一些批判的声音。其实这封信这并不是只给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可以把它理解成给所有大学生的一封信,以及给未来、给“90后”的一封信。

这封信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我今天给大家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一方面我们永远要保持清醒、冷静,作一个局外人,保持记录的状态,这是我欣赏自己的、从中可以永远得益的一种状态。我永远是处于观察和冷静的状态,永远具有批判的目光,永远格格不入,永远是局外人,这是我的状态。这也是我最大的优点。

另一方面,我想传达的就是相信。这种相信不在于说要相信社会、父母、师长、教育,这种相信更多是来源于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能改变世界的命运。

最后我给大家引用一段话,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座右铭,这是尼采的一段话,他说:“高贵的灵魂拥有的是某种对自身的根本肯定,这是一种不能被追求、不能被发现,或许也丢不掉的一种东西。高贵的灵魂,乃是自己尊敬自己。”

我想把这段话送给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希望大家都能拥有高贵的灵魂。谢谢!从追求成功到追求幸福杨东平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会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现代化、教育公平、城市文化等。著有《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倾斜的金字塔》等专著,主编过《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环境绿皮书》等。

首先要祝贺深圳人民举办了一场如此豪华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这段时间,我想全国人民所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的前两天,国务院召开了办公会议,温总理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高铁降速、降价。我还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这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不仅是高铁,所有一切虚高的领域,包括教育、医疗、房地产、物价等都应该降下来。降下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降下来,慢下来,实际上这与我们国家提出的实施理念是非常一致的:不要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要追求又好又快地发展,把好放在快的前面。按我的观点,这个快可以不要,追求好的和持续健康的发展,其实发展本身就包含了增长和速度的概念。

有一个小故事。一群人在快速行走,后来有一个人退出了,在路边坐下来。大家问他,你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们走得太快了,我的灵魂跟不上了,我要等一下它!

这个故事与我说的高铁慢下来、整个发展要慢下来、降下来是非常相似的。当我们为了速度、为了增长而逐渐迷失了目标,实际上丢失了内涵和内在的价值。所谓“超常规”的发展,与深圳有一点关系。30年以前,深圳喊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生命就是生命,是金钱和时间都换不来的!是比效率和速度更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价值。我想这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获得的认知和教训,所以讲到成功和幸福的问题,不仅是社会,包括所有的个人也都被卷入到这场越来越快的现代化运动,各种各样励志的教材,以及学校、家庭教育的目标全都是围绕着个人事业的成功服务,而这种成功经常并定义为青少年的时候上名校、考高分、高学历;成人以后是出人头地,有房有车、高薪等。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也正在进行“关于发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比较。经济增长了,幸福感却没增长

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当然生存是第一位的,谈不上什么发展、幸福,先要吃饱饭。但是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后,达到了温饱和小康水平以后,幸福感和经济增长就不是一种密切的关系了。美国一个研究机构做过定量的研究,现在的美国人比100年前更快乐吗?肯定不是!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2001年又做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在2001年,美国人的幸福感只增加了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经过了30年,经济增长了很多倍,但是国民的幸福感却没有什么增长。恰恰是美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公众的幸福感反而有所提高。经济衰退时期,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多了,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多了。

现在很多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都在研究一个新的指标,叫作“国民幸福指数”,来替代我们传统的人均GDP指标。这个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最早是由我们的邻国、喜马拉雅山山巅的小国——不丹国王提出来的。不丹的人均GDP大概只有1400美元左右,远远低于中国,但是它的幸福指数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排在世界前五位。同样,南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的人均GDP比我们还高一些,达到7000美元,但是比发达国家低一些。它的国民幸福指数也是非常高的,排到了世界第六位,排名前几位是北欧国家。虽然挪威发生了枪击惨案,但是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平的程度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可以说在那里已经大致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因为在北欧掌权的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主张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理念,这个党是从第二国际的列宁时代分离出去的,当时我们称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他们的社会理念就是提倡社会公平、社会正义,这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幸福和经济增长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人生活全部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于追求幸福而不是追求增长。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增长本身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2011年年初,汪洋书记曾经提出,升级转型是手段,“幸福广东”才是目的。今天我们搞改革、图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要建设幸福人生、幸福家庭、幸福企业、幸福社会、幸福国家。这段话讲得很对,可惜我们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忘了我们的目标——为什么要发展?在深圳还有一位前辈在国内算是最早研究幸福的,他就是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所长徐景安,他这两年一直致力于研究幸福问题,很有远见。

为什么经济增长、单纯的物质进步不能给我们带来充裕的快乐?实际上这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发展主义概念下的逻辑。用经济增长来替代社会发展,人均GDP的概念、评价指标,实际上包含了这种假设:第一,GDP是人均分配的,其实这只是统计而已,实际上社会财富的分配完全不是均等的;第二,经济发展了,财力增加了,所有的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也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的财富比10年前、20年前增加了很多倍,但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荷兰一个大学在中国做了三次幸福指数调查。如果以10分为满分,1990年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6.64分,1995年上升到7.08分,但是到2001年的时候下降到6.60分。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2001年的10年时间里,从6.64分下降到6.60分,基本上是持平的,没有明显的改善。如果他们在2010年做一个调查的话,我估计这个指数是下降的。因为现在公众的不安全感、危机感,可能要比10年前更强了。无论是交通还是饮食,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尽管我们越来越有钱,但是我们生活的品质是不是统统改善了呢?很多家庭生活质量很糟糕

教育是一个直接和人的幸福相连的事业,直接以人为它的工作对象,比单纯的经济对人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恰恰在教育的领域,问题同样严重。比如说我们做个检测,现在的儿童和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小学生相比,谁更幸福?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80后”的孩子,我相信他们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童年,“70后”更不用说了,这一代人野蛮生长,无法无天,过着号称是“阳光灿烂的日子”。“60后”“50后”,那时候的教育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尽管那时候也说教育负担太重,但是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愉快的童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今天我们的很多孩子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之中,被沉重的学业负担、考试竞争、升学竞争所压倒,尽管他们吃得白白胖胖的,好像充满了关爱,都是独生子女,其实他们的状态是非常不幸的,非常令人同情和可怜的。很多家长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还是咬牙、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逼上了“竞技场”,让他们学习“杂技”。但是他们有一个理由,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长远的幸福。怎么样才能有更好的选择?

去年中国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少年儿童发展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孩子们追求的是什么?有些概念跟我们成年人想象得不一样。他们最重视的两个指标,第一是有温暖的家,占58.6%;第二是有知心朋友,占38.5%。这两者都是我们成年人较少考虑的,出乎我的预料。温暖的家成为少年儿童的首选,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现在中国的家庭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现在有1亿多农民工,产生了5800多万留守儿童,造成了亲人分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城市中,很多家庭的生活质量很糟糕,很多城市儿童当他们选择“温暖的家”的时候,实际上是对现在的家庭状况的一种否定或者是不满。原因无非就是父母天天吵架等,我们的家庭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中,孩子有不安全感,担心明天放学回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已经分离了。这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很多家庭也正是因为孩子的原因,勉强凑合,但是这种裂痕孩子能够感觉到。有知心朋友,这本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本能需求,因为人是群居性的动物,孩子希望从小与人交往,希望与人进行游戏和合作。但是恰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把这些内容全部摒弃了,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务正业。所有的时间全都被用来上补习班,而且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从小到大是在培养孩子单打独斗,同学和朋友被作为假想敌,需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干掉,自己才能够成功。这样的教育是很有问题的,它的后果我们渐渐就能看到。精英教育唯我独尊问题多

2011年年初,美国的新泽西州发生了一起华人夫妇之间的命案。夫妻两个人,一个清华大学毕业,一个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拿着高薪,过着白领的生活。后来两个人感情不和,闹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清华毕业的男方感到体力不支,越来越衰弱,但医院查不出问题。后来一个华人护士想起几年前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发生的一起铊中毒的事件。人在慢慢服用金属铊元素的时候,人的免疫力就会慢慢下降。最后这位清华的博士要求给他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铊含量超标?结果果然就是铊中毒,最后这位博士的妻子被送上了法庭。

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几年前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也发生过这样的案例。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一代人从小到大,争强好胜、唯我独尊,以压倒别人、搞定别人为基本的行为准则,他们头脑中包容、宽容、妥协的概念是很少的,尤其是所谓的“精英”人物,他们是一路从小到大拼打上来的。

相反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在日本,绝对不鼓励在小学生当中提倡竞争。他们说小学生只需要学习、合作,至于竞争,是他们长大之后自然学会的。所以他们严格排除各种性质的竞争。不用说评三好学生、学生干部、小红花等,给人分类、贴标签、排名、比较等性质的活动都是被禁止的。甚至在学生运动会上也禁止举办个人项目,没有单项冠军。我当时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吗?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的确如此,他是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的女儿就在日本上学。我说那运动会怎么举行呢?他说就分成红队、蓝队,比集体项目。所以说日本的教育理念与他们的教育生活是完全一致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错

今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家庭、学校、社会所受到的功利主义的、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成功标准和压力之中。其中一个新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变成了所有的家长、学生都认可的一个真理。使得当前的择校竞争、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吓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高中的学生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们直接面对高考,但是小学和初中生是无所谓的。到了最近几年,小学升初中比高考还要激烈,现在北京的最近消息是,幼儿园升小学已经非常残酷了,考孩子、考家长,要英文、要奥数,要各种证书。北京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幼升小的数学题,“伸出五个手指,1、2、3、4、5……256在哪个指头上?”这有一定的挑战性,如果没有经过培训是回答不出来的。又比如说,1到1000之中一共包括了多少个零?对于这样的事情,如果考我,我只有选择自杀了,没有别的办法。

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塑造“成功”的案例,什么“哈佛女孩”“牛津男孩”“虎妈教育”,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被北京的媒体称为“疯狂妈妈”的母亲,她们不遗余力,牺牲一切地为孩子操劳、奔忙、择校、培训,实行严苛的教育。我的确不知道深圳怎么样,北京的小孩没有双休日、寒暑假,一年到头都是全世界最辛苦、最累的人!难以想象七八岁的小孩没有双休日!所以他们羡慕大人,希望早点长大。他们看到大人可以每天看电视,星期天可以睡懒觉,而小孩不被允许,他们压力极大。但是“虎妈”——美国的蔡美儿以她的两个女儿为典型,刮起了一股严苛教育的旋风。“虎妈”这种严苛的训练在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中国“虎妈”比美国多很多,她们总是用一种现实的成功吸引人们,比如说我的孩子通过这种教育上哈佛、耶鲁,说明这个方法是成功、有效的。的确,尤其是在美国,亚裔学生的学习成绩远远高于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成为一个教育奇迹。很多人做了研究,是不是因为华裔人的智商特别高?还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特别用力?还是他们特别会考试?众说不一。在美国的总人口当中,华裔大概只占3%,最多不到5%,但是在美国所有的研究性大学,包括常春藤联盟大学中,华裔学生占到了20%。现在进行了封顶,因为美国公开说不主张种族歧视,但是各个学校还是执行着一个指标,对华裔学生控制在20%以内。最典型的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的华人学生已经占到了45%,所以其他种族的学生就开始抗议,这不是变成华裔的学校了吗?

但是华裔学生的优秀是有代价的!我刚才讲到,很多美国人在关注这种现象,中国教育报登出一篇长文:《亚裔学生学业成就背后的代价》,它给所有惊讶于这个教育奇迹的人提了个醒:“对于每一个中国式家教法所创造的奇迹,我们都要耐心等待后续章节的展开,我们要拭目以待,看这种成功能持续多久?”什么意思呢?很多研究证明,尽管亚裔学生取得了高水平的学业成绩,但是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却表现糟糕。亚裔学生的精神健康、社会关系、自我调节能力等问题非常突出。他们经常在自我认知和发展问题上陷入困境,要么追求一个世俗的成功,要么失魂落魄的奔赴黄泉。而且他们通常病态地抵制外人,包括家庭成员对他们的帮助,拒绝心理医生。亚裔美国学生自杀率最高

一个心理医生写文章说,在他的病人当中,华裔病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但是他们通常拒绝治疗。他讲到,15~24岁的亚裔美国学生是所有种族的学生中自杀率最高的,在1996~2006年的10年,美国康乃尔大学有21名学生自杀,其中亚裔学生占13人,比例高达61.9%!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大姐成绩优异,连续跳级,SIE成绩考了满分,是校游泳队的主力,能弹一手好钢琴,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毕业后在波士顿顾问集团获得了一个驻香港的职位,拿着六位数的薪水,同一个博士谈婚论嫁,婚后一年自杀了。在她的汽车间里,她把汽车尾气接到驾驶室里,在驾驶盘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向大家表示道歉,写道“我爱你们!”她长期在跟自己的抑郁症作斗争。这当然也是一个个案,但是它提醒我们重视在亚裔学生成功的背后,不要忽视了另外的东西。

作者说,基于对成功的不同理解和定义,有些人会认为获得常春藤大学的学位、高收入和显赫的身份就是成功。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能获得个人的幸福感、满足感、有良好的个人协调能力、精神健康、社会关系良好才是成功了。这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追求,但是当我们全力以赴为了实现第一个学业优秀的目标的时候,慢慢就把人格养成、心智的健全发展、自信心、自我调节能力等东西置之脑后。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健全、健康的人才是更为重要的,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幸福和长远发展。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抵制起跑线上的理论”,现在起跑线提前到幼儿园了。我说起跑线上的争分夺秒,只有对刘翔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对短跑而言,0.1秒、0.001秒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要说差一步两步,差一圈两圈都没有关系,谁能跑到最后、笑到最后才是最好的。所以定义成功,除了刚才讲的定义外在的成就,还可以定义内在的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坚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要以某一时段的所谓“成功”来定义它,还要以更长的时间段定义成功。就像刚才那位美国人说的,我们要耐心地等待后续篇章。这种后续的辉煌到底能保持多久?是30年还是40年?我们拭目以待。神童教育透支快乐、健康

中国人对儿童过高的压力和期望,与中国人历来的神童教育的情节有关。很多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中国人都不一样,中国人从古至今传授的都是神童的故事。比如“孔融七岁让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而美国人都不说这些事,美国人说的都是大器晚成的故事。比如讲爱因斯坦4岁的时候还口吃;爱迪生10岁的时候被学校的老师认为是白痴,把他从学校赶出来;林肯小时候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样来帮助儿童树立自信心,让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慢慢来,大人物也不过如此,何况自己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在“神童教育”中,“虎妈教育”是最新的成果。如何评价少年班的成就?这与刚才讲的速度问题有关,是不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关于科技大学少年班,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它呢?我没法做一个全面的评价,除了少数人出家、抑郁以外,多数人还是正常的,做了教授、总经理,而且还比别人早几年。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就也就仅此而已,他们比别人早几年拿博士、当教授。但是他们对人类和社会有什么重要性吗?对人类和社会做了什么创造性的成果呢?我看不到。一个人25岁做教授和28岁做教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但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人就要透支他们整个的青少年时代,透支他们的快乐、幸福、健康、心绪、个性发展。

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中国科技大学有个学生陈小薇,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第九套频道做英文节目的主持人。她参加“实话实说”节目时说,她从小很优秀,考试不费力,大家都很自然地把她当作神童。她进了科大少年班,最后到美国读博士。她在拿到化学博士的证书以后,把它寄给了国内的父母亲,她说这是你们要的,我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我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她离开了大学,到电视台当主持人去了。通过陈小薇的故事可以看出,她很了不起,她终于勇敢地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而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虚荣心而活着。

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有两种典型的心理。尤其是女孩子,受到夸奖、激励的时候,会放弃自己的自我,按照别人的选择、期望去表现得更好,受到更多的赞扬。另外一种就是逆反心理,自我放弃、弃学了。陈小薇是前者,而且她足够聪明,她学习很好,但是这并不是她想做的事,所以她放弃了。“状元”一般不是创造性人才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情结——“状元情结”。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有多少“状元”能够成才?》,我的博客里也有这篇文章。从唐武德五年,也就是公元622年正式开科举试,到清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废科举,1300年间,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状元共552人,但真正留名青史的不过区区数人而已。我们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也就是唐朝的武状元郭子仪,宋朝的文状元文天祥,清代还有几个,像张謇、翁同龢等。绝大多数的状元是默默无闻的。

安徽南部的休宁县是中国第一“状元县”。从宋代到清代一共培养了19个状元,当地盖了一个漂亮的状元楼,弘扬状元文化。我去看过了,可惜这些状元也是汲汲无名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也没有为家乡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休宁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只不过增加了几栋状元及第的徽派建筑,增加了一些旅游景点。很多人可能很质疑,认为我是主张知识越多越反动。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些状元没有成为我们所说的改造历史、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创造性的人才。但是他们是另外一种人才,我称为“规范性人才”。他们无疑也是佼佼者,善于考试,但是当他们把所有的青春年华、时间精力都用于八股考试的时候,他们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所以他们最高的成就就是做一个状元了,当皇帝的管家。就像到大公司做一个会计师,做一个规范性的人才。但是我们看这1300年历史中,改天换地、惊天动地、留名青史的人,不要说农民领袖了,就像蒲松龄、曹雪芹一样的,真正能够作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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