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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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试读：
前言
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是从一九二六年夏季开始的。
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共和、富强统一而奋斗不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受启发，从而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任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当时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合作，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帷幕。
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先生回广东重建革命政权，经过近三年的努力，肃清了盘踞广东东江潮（阳）梅（州）一带的陈炯明反动军事势力，并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还举行了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之成为新的政治联盟，并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还举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革命军队。一九二五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学生军和驻粤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军队，为举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六年春，举行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恰值此时，湖南爆发驱赶军阀赵恒惕的运动，反赵军领导人唐生智先胜后败，退守衡阳，并向广州革命政府请援。广州国民政府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统一中国”的夙愿，决定举行北伐，于是派遣第四军独立团为先遣队，先期入湘援唐，广西方面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入湘，由此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了“兴师北伐案”。七月一日，颁布北伐总动员令。七月九日，在广州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先后从两广地区出发。当时北伐军总兵力有十余万人。
北伐军的主要敌人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部盘踞两湖、河南京汉路沿线，兵力号称二十万。孙传芳部由闽、浙、苏、皖、赣军阀组成，号称“五省联军”，兵力亦约二十万。奉系军阀张作霖窃据北京政府，盘踞京、津、直隶、热河及东北三省，兵力约四十万。盘踞山东的张宗昌也有十余万兵力。北伐军面对强大敌人，采取各个击破战略，先消灭吴佩孚，然后对付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
北伐战争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六年五月开始。第四、第七军首途入湘，协助唐生智部稳定了湘南局势。七月间，第四、第七、第八军攻克长沙、醴陵，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中路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全线击破汨罗江吴军防线，继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吴军主力，进围武昌，一部绕道攻克汉阳、汉口，前锋进迫武胜关。武昌终于在十月十日为北伐军攻克。当北伐军向武汉进军时，孙传芳纠集大军入赣，围截北伐军后路。右路军乃于九月初大举入赣，第六军程潜部于九月中旬一度攻下南昌，嗣因敌援蜂集而失守。十月北伐军再次进攻南昌，仍未得手。北伐军重新部署，调集主力，在南浔路沿线与孙军展开决战，终将孙军击溃，于十一月上旬攻克南昌、九江，进而肃清江西。以附义的黔军组成的左路军于十月向鄂西发动攻势后，在第八军配合下相继攻克荆州、宜昌、襄樊。东路战事也从十月开始，第一军主力首先击溃进犯粤东的闽军，继而进攻福建，于十二月占领福州。北伐军主力在攻下南昌后稍事休整，又于一九二七年初分成三路大军向沪宁杭地区进攻。东路军于二月十八日攻克杭州，然后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下，于三月二十二日进占上海，一部占领苏州、镇江。中路军分成江左、江右两军，沿长江两岸进军，江左军十八日占领合肥、六安。江右军二十三日攻克南京。
第二阶段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开始。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孙传芳不甘心失败，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反攻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兵进入河南，威胁武汉。“四一二”事变后处于分裂状态中的宁汉两方，各自为政。武汉方面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组成三个纵队进军河南，在漯河、临颍击败奉军主力，六月一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南京方面亦组成三路军，北伐陇海路，五月下旬克蚌埠，六月初占徐州，后与直鲁军相持于鲁南。七月下旬，直鲁军反攻，占领徐州，蒋介石组织反攻未果，遂于八月十二日辞职。嗣后，直鲁军进迫南京，在龙潭为南京军所败，丧其主力，双方复相持于津浦路。同年冬，何应钦指挥第一路军反攻，十二月再克徐州。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于五月一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率部东出潼关加入北伐行列，与武汉军会师郑州、开封，随后进入豫东与直鲁军作战，曾取得两次兰封战役的胜利，并肃清豫境吴佩孚残余势力。山西阎锡山亦于六月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职，派部进入直隶，占领张家口、石家庄，后因奉军反攻，阎军除傅作义部坚守涿州外，余均退回晋境。
第三阶段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初复职后，组织二次北伐，第一、二、三、四共四个集团军分沿津浦路、京汉路、正太路攻击奉鲁军。第一集团军于五月一日攻克济南，嗣因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被迫改道北伐，于六月初攻克直隶沧州，前锋抵天津近郊。第二集团军一部攻鲁西，主力沿京汉路北上，攻克磁州、邯郸，六月初进抵北京近郊。第三集团军连克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六月八日进军北京。六月十日天津改旗易帜。至是，奉军退出关外，直鲁军基本肃清，北伐遂告结束。
在北伐进行途中，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汪精卫在武汉发表“七一五”反共声明，都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但就北伐战争整体而言，结束了民国以来长达十六年之久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使各省军阀“统一”于民国政府旗帜之下，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国共两党广大将士紧密合作，共同奋斗，浴血沙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历史事实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本书以反映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为主要内容，书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当年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将士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对于当时的形势、战役经过和战斗情况，作了翔实的记述，是研究北伐战争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书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三十年来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陆续征集到的；一些采自其他部门出版的回忆录；一些则采自台湾书刊，或全文刊载，或经过必要的删节。由于这些稿件不是一时一地征集的，内容上难免有重复和遗漏之处，亦不可能对每个战役都作详尽的记述。因此，在编辑体例上，除第一、六两章外，采用大致以作战地域划分，辅之以作战部队序列的编排方法。为阅读和研究方便，还附录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事记》，以及几次重大战役的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和两期北伐路线图，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联合主编，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武汉、广州等省（区）、市政协协助编辑。为本书提供稿件的尚有浙江、福建、云南、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山西等省（区）、市政协和黄埔同学会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等单位；在编辑过程中，还得到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编审组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章综述北伐战争的回忆1聂荣臻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使大革命的胜利达到了高潮。
北伐是在我们党支持下进行的。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发展地盘，又可以排斥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局处广东一隅，由于左派力量过于强大，很难达到这些目的。而在我们党内，据我知道，对北伐开始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就有不愿意北伐的意思。他认为进行北伐，革命力量相率离开，广东这个左派根据地就可能保不住。
这当然不对，北伐还是应该的。否则，各路军阀，尤其是吴佩孚、孙传芳，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盘踞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与广东对峙，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能推进国民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我和黄锦辉等军委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仍然通过各种办法，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开展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作准备。
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大体上已经准备就绪。这个蓝图是由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帮助制定的。
北伐军的主攻方向是沿京广线北上。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与其他军一起，长驱直入，于八月下旬，占领了湖南全省。接着又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九月上旬，又乘胜占领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遂孤悬江东。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定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碰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
我原定是从陆路去长沙的。但当时粤北、湘南一带霍乱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加仑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同志。他也是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多年，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次在韶关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陆路不便，就改走水路。我乘船到了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又乘船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
攻占贺胜桥之后，我就从长沙经汀泗桥赶到贺胜桥。战场还没有清扫，我就到了。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很激烈的。我军打得很英勇。吴佩孚则派了大刀队督战，谁退下去要杀头。我到汀泗桥、贺胜桥时，就看到吴佩孚的有些士兵不敢撤退，吊死在树上。当时正是九月初，天气很热，死尸都烂了，臭味令人窒息。我在火车上都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叶挺独立团的伤亡也很大，尤其是连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弄得我们补充都来不及。要兵、要干部，当时我们都很难解决。
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之后，大军包围了武昌。叶挺独立团又是攻武昌的主力。我到了武昌城下，就住在叶挺的团部。我那时经常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保持和各部队的密切联系。
有一次，在武昌南湖，我遇到了蒋介石。那天，我是去找加仑汇报的。加仑他们不少人在一辆火车上，王一飞当翻译，陪着加仑。此外，在这个车厢里，还有白崇禧、张治中等。我见到加仑，向他汇报了前方的情况，谈得很晚，才告别出来。没想到在返回部队的路上，碰到了蒋介石。他坐在轿子上，前面有两个灯笼引路，后面有两个灯笼跟着，四个人抬着轿，和我碰了个对面。我是一个人，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管我。
十月十日攻克武昌。起初，我们刚到武昌城下，以为可以很容易打下来，因为敌人只是刘玉春的一个师。但是，一方面是武昌城墙很高而且坚固，我们没有炮；另一方面，武昌又有英国人的支持，英国军舰在汉口、武昌间经常开来开去，接济刘玉春；加上我们又有些轻敌情绪，只是一味强攻，没有啃下来。以后改成挖洞爆破，也没有成功。叶挺独立团伤亡很大。后来，唐生智的第八军到了，又发动攻城，同样伤亡很大，还是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改用围困的办法。这个办法，敌人受不了，没有饭吃，军队支持不住，军心大乱。当我们打开武昌时，城里的人，拼命往城外逃，挤得不得了，确实饿急了。就这样，围困了一个多月，才攻占了武昌。
武昌城里，有我们党湖北省的一个小军委。武昌被围时，他们也被围在里头，我军攻下武昌，我就随先头部队进城。城门口堆积着大量的沙包，由于数量过多，一时搬不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扒着堆积的沙包钻了进去，目的是赶快找到湖北省军委并建立军委的办公处所。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怕。
我刚进城时，城里的秩序很乱。特别是唐生智的部队，他们到处抢掠，抢来的绸缎，还互相争夺，你扯住一头，他扯住一头，相持不下，把大街都挡住了，过都过不去。
我进城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省军委。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找到了一个弄堂，叫中和里，是一条死巷子，全是逆产，没有老百姓。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接着，省委、省团委随之挤了进来，叶挺连家眷也带到这里来了。一时间，这里的人相当多，成了一个不小的机关。
这时，恩来同志还没有来，湖北省军委的工作，就由我主持，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不久，张国焘来任湖北省委书记。
后来，陈独秀到了武汉，我去见了他，把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汇报很不耐心，讲到军事，他一言不发。这使我想到初回国时，我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汇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也是一言不发，很不耐心。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这一次，谈了半天，他只说了个“那好”，就扯其他的问题，分析国民党内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谈军事问题，东拉西扯了一会，我只好告辞出来。
中央机关到了武汉之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分成了两个摊摊。一个仍在武昌中和里，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的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领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由张国焘主持。一般的对外接头，还是在中和里。我则经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形势已经显得紧张。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他利用南京、上海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集结了这样多的军队，又要继续北伐，得不到经济支持，可是个大问题。因此，想要制伏蒋介石，但又难于决断。宁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都在盼望汪精卫（汪精卫是中山舰事件后出国的），希望他能回来收拾这个局面。四月初，汪精卫回国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发表了《汪陈（独秀）联合声明》，同一天，又发表了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声明。汪陈声明是假的，汪蒋合作才是真的。
接着，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三月二十日进抵龙华。上海守敌十分紧张。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给上海守敌以致命打击，我们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周而失败。这次，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又加强了领导，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是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到二十二日晚，就占领了整个上海。三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和帝国主义、青洪帮勾结起来，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政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量地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上海和汉口之间党的联系也告中断。
党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要我和李立三同志到上海去，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中央交代我们的任务是：李立三同志负责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受领任务后，我和李立三紧急赶往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一批顾问同车去上海。蒋介石那时仍有许多苏联顾问，这些顾问要到上海去，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就这样，顺利地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找到了赵世炎同志家里，以后找到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我们了解了受损失的情况，又研究了下一步分头整理组织的计划。大家对蒋介石无不切齿痛恨，想不到他竟阴险毒辣到这种程度。会后，我住在颜昌颐同志家里，颜昌颐那时在上海军委工作，我和他一起，协助恩来同志对工人纠察队处理了善后，整顿了组织，把大批同志转入地下。不久，中央要开“五大”。恩来同志是“五大”代表，我也是代表。我们原定是要赶到武汉参加会议的，可是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闭幕。
我们回到武汉，虽然由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刚镇压了夏斗寅的叛变，但形势仍然显得十分紧张。汪精卫回到武汉，表面上装作要反对蒋介石，实际上，他们正在加紧勾结，一致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到了六月份，汪精卫和我们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到七月中旬，他终于公开叛变革命，我们被迫进行南昌起义。
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林彪被我们分到了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这是黄埔的规矩，毕业学员要在部队先见习三个月，尔后才分配正式职务。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成天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湖北省军委，开始只有我和欧阳钦等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
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
朱德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党就派他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互相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跟着反共。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朱德同志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工作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定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军。朱培德开始委任他为公安局长，以后改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毅同志也是那个时候从四川来到武汉的。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哪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去当兵。后来，陈毅同志在街上碰到了颜昌颐同志（这时颜昌颐同志已由上海调中央军委工作），颜昌颐回来给我说了这个情况。我们把陈毅同志请到军委，正好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党的工作。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介绍，到了党中央工作。
伯承同志在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南来到武汉，找到军委。他到得最晚，我与他见面后不多天，就出发去准备南昌起义了。南昌起义中，伯承同志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因此，当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如果我们党重视这条真理，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必要时可以把领导权夺过来，被迫分裂时也有力量，那就不是这个局面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训。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大革命北伐的片段回忆2唐生智
一九二六年初，“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帝国主义及盘踞河南、湖北、湖南一带的军阀吴佩孚首当其冲。在吴卵翼之下的湖南军阀赵恒惕，则对地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于是湖南人民反英、讨吴、驱赵的力量和范围也逐渐扩大，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当时，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会、学联等五百多个团体通电全国反英、讨吴、驱赵，请求广东出兵北伐。
湖南是既有中国共产党，又有中国国民党的。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湖南共产党员也有一些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当时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及各地国民党组织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在群众中间的影响是很大的。湖南人民反英、讨吴、驱赵运动开展后，赵恒惕已知情况不妙，难以支持下去。当我的部队向长沙进逼时，赵就恐慌万状。赵恒惕最后派人和我商谈，我的话很干脆。我说：“要我到长沙来整理财政、不可能；要我和北洋军阀妥协，我不干。要么我来，要么你去。”赵见我如此坚决，形势亦不可收拾，就只好去职，要我到长沙代替他们行使省长职权。我当时没有到长沙。赵在等待的时候，忽然在住宅里发现一颗炸弹，惊恐极了，当夜就仓皇离省。赵恒惕主政六年的历史就这样告终了。留省的人，天天电催我到省就职，我把一切应结束的事在衡办好，随即去长沙。
那时留在省里的人有贺耀组、刘铏、张雄舆、刘重威、萧汝霖、唐希抃、龚浩等人。有人告诉我：“赵不走，你不来，弄成一个僵局，我们想办法把老赵吓走了（指炸弹一枚）。”他们要求维持湖南省宪的局面，省议会还要依旧开会。在这些人当中，形形色色，十分复杂：有的主张联吴，有的推荐财政司长，有的企图占据实业司长，有的想主持盐税，有的要整理厘金，有的要抓军务。至于推荐秘书，连省府的会计、庶务、交际人员他们都布置有人。我想如果这样干下去，比赵恒惕还要糟得多，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我首先将最顽固的分子如刘重威、萧培陔枪毙了；将唐希抃、刘铏等人逮捕，待军队改编后仍释放了。我要贺耀组回湘西驻常德，委龚浩为省会戒严司令、曹典球代理教育司长，其余各司司长大体照旧。这时，我一面整理湘政和军队，一面等待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来人联系。不久，广东特派陈铭枢、白崇禧来湘与我联系。白崇禧与陈铭枢来后，我招待他们两位住在水陆洲的一间楼房里。他们谈了一些广东的大概情形，我把湖南的形势及吴佩孚的动向详尽地告诉了他们。
湖南自赵恒惕走后，我将第二师刘铏所部予以收编，由叶琪率领。第三师的一部退到邵阳一带，正在设法收抚中。叶开鑫在岳州一带已投向吴佩孚。贺耀组在常德也可能投吴，也可能观望。当时，我也托人到吴佩孚处设法缓兵，但看来不妙。我估计，对湖南的一、二、三师我还能够对付得了，如果加上吴佩孚在武汉的队伍，就很费劲了。那时我们会退守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严阵以待。如果广东方面能够提前北伐，只要有象征性的队伍先行出发，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长沙不致丢掉。陈铭枢、白崇禧说，北伐是肯定要北伐的，但什么时候尚难预定。我希望他们回去催促北伐。过了两天，他们走了。我又派刘文岛等人前往广东接洽。
在吴佩孚方面，我也曾派人前往联系，设法缓兵。当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兼代参谋长，葛豪任军务处长兼戒严司令。葛主张联叶开鑫，张则力主联我，遂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后来吴变了，对我方派去的代表说话极为无礼，声言唐先生最好回到衡州，一切可以平顺；否则他将进攻长沙，再由长沙进取衡阳。吴佩孚态度傲慢异常，我的缓兵之计没有成功。这时，我派人到湘西去和贺耀组联络，并给他十五万元和二十万发子弹，约好共同打吴佩孚。我告诉他：长沙如不能守，我则退衡阳，要他在常德不动；万一吴打他时，便退守邵阳。结果贺投向吴佩孚，吴便派兵到岳阳。贺耀组从益阳出湘潭到南岳后山一带向我进攻。我只得撤出长沙。
我由长沙退到衡阳后，广东国民政府派周鳌山送来委任我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的命令来了。周说，当时北伐本来还未到预定期间，湖南既然发动起来了，中共在广东方面的人又极力主张迅速北伐，所以可能提早北伐。他还说，到湖南来的，可能是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如果长沙收复，蒋介石也来湖南，则王柏龄的一师也可能来。在长沙收复以前，先头的部队是不会多的。我说，只要有一点象征性的军队就行。就在那时，湖南省国民党的组织（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已在粤汉路沿线建立起来，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回来的湖南籍学生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名义，在沿铁路各县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已达四十余万，受革命影响的农民在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有十一万人，全省各中等学校学生也都组织起来，积极准备迎接北伐战争，进行各种革命宣传和参战准备工作。一时士气、民气为之大振，湖南的革命形势掀起高潮。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对我的任命，宣誓就职，通电全国，并立即将全部兵力开赴前线。
不久，当广东派了第四军叶挺的一团人来到湘江右岸前线时，我便决定第三天拂晓从攸县、衡山、南岳、衡西、永丰、零陵一带全线出击。说来也很凑巧，一个星期以来的连绵大雨，衡阳附近到处都是大水，到了我们全线出击那天却出了太阳，刮着东风，水也跟着退了。天时、地利、人和，敌人被迫全线溃退，我部第三天就到了长沙。
长沙收复以后，第四军张发奎的一师也到了，以后陈铭枢、陈可钰都陆续而来。当时我这个前敌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有：第四军张发奎的一个师，陈铭枢的一个师，蒋介石第一军的两个师，还有全部湘军等。以后汀泗桥战役，张发奎所部二团，叶挺独立团，刘兴及李品仙所部，均参加了。汀泗桥一役，叶挺独立团打得最好，刘兴、张发奎等所部也都打得很勇敢。特别是各县农民及县城镇工人组织了冲锋队、暗探队、疑兵队、运输队、宣传慰问队等，进行支援和参战出力甚大。我军占领汉口后，一直追至武胜关，直系的部队就完全垮了。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到长沙，住在交涉署。我去看他，他问：“战事很顺利吧？”我说：“国民党实行了三大政策，工农群众都起来了。这是政策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蒋说：“孟潇先生，党的改组的事体，我们以后要详细地谈谈，不是三言两语所讲得完的。”他又说：“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由党来决定，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他讲话吞吞吐吐，有些话，想说又不大想说似的，以后他一直未跟我谈过什么。后来他要看看我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那时我部留在长沙的大约还有一师人。我在四十八标协操坪将队伍整理好了，陪同他去检阅，我先骑马到操坪，他是坐一顶轿子来的。因为要检阅，我给他预备了一匹性格比较驯服的马，我自己骑了一匹烈性的马。我走在前面，他跟着，在后面检阅队伍。吹号时，马没有惊；呼口号时，马惊了。他的骑术实在太不高明，他被摔到地下，我只好下马陪他走了一圈。他本来想说话的，因为摔了跤，话也没有讲，就收场了。当时，他似乎有说不出的很不好过的味道。我当时心想，这个总司令，怎么这么不中用？言谈如此，骑术如此，真是不像革命军的总司令。我从心眼儿里就很鄙视这个人。
第二天，贺耀组派了他的参谋长毛炳文拿了一封信去见蒋，请求收编贺的军队，参加北伐。蒋介石对毛炳文说：“这件事我不好办。从前我们要贺参加，贺不同意，反而投靠吴佩孚，打过唐总指挥。现在你还是去见唐总指挥，看唐总指挥的意见怎样才行，我是可以的。”毛炳文来见我，我说：“你还是去问蒋总司令去吧。”毛炳文说：“蒋要我来请示你的。”我说：“我没有意见。我是欢迎贺参加北伐的。你还是马上去会蒋好了。”蒋又打电话给我，说：“贺耀组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现在愿意参加北伐，为了增加革命力量，我们应该团结他，欢迎他。”蒋说：“请你委他一个独立师长好不好？”我说：“好，我同意。但由你委任好。”他说：“归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吧。”我说：“我没有意见，贺本人对我有疑惧，恐怕愿意归你指挥，还是直隶总司令部好。”蒋说：“也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蒋的滑头作风，其实蒋怕我指挥贺的部队，实力更强大了，转弯抹角地搞了一些名堂。
北伐军围攻武昌时，我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南湖。蒋介石由长沙坐专车到总指挥部附近的车站，问我攻武昌的情形。我说：“武昌城外面有一道护城河，城墙比较坚固，城内又有蛇山，守军较强，攻是可以攻下的，有两个办法正在进行：一是打了好几处地道，从地道突破城墙一个缺口，再从口子攻进去；另一个办法就是策动守城门的部队起义，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对象，是混成旅团长贺对廷。”蒋说：“这还不好攻？我们攻惠州时，就是冲上去的。”我说：“惠州城比这个城小些，矮些。”他说：“我是有经验的。明天拂晓，我们第一军的一个师带头冲锋，你们也跟着冲上去。”我说：“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们照办。”蒋说：“我直接告诉第一军的那个师，准备梯子，你这边也准备。”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同他的副官长张治中，打着绑腿，煞有介事地督战去。我同蒋到第一军那个师的阵地后方观战。打到将近黄昏时，死了好些人，还阵亡了一个营长、几个连长，根本就不能靠近城边，更莫说突破缺口冲锋陷阵了。蒋看攻不下来，又怕自己嫡系部队牺牲太大，吹了牛皮又收不回来，不得不勉强说：“好吧！还是照你的办法吧。”他又说：“我这第一军的师要调到江西方面去。”我说：“如果照我的办法，就是第四军也可以调到江西去。”第三天，蒋就坐火车走了。
蒋走后不久，贺对廷来投，打开城门，我们进入武昌，隧道也用不着了。湖北督理陈嘉谟及直系第八师师长刘玉春等都被俘了。武昌攻克后，记得同我一道进城到蛇山高峰的有邓演达。我们随即整训军队，准备继续北伐，将所有的湖南军队以及收编的部队分别编为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十二军（军长周斓）、第十七军（军长叶琪），另外还有几个独立师和十几个补充团，分驻湖南、湖北等地整顿。
江西南昌攻破后，武汉中央政府派了一批财政人员去办理税收工作，蒋介石都将他们赶走，所有各项税收都截留总司令部使用，其办法与从前的军阀毫无区别。那时，中央对蒋已有尾大不掉之感，后来就想削弱他的兵权。蒋原是北伐军总司令，这时就派他做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派冯玉祥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派阎锡山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派我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造成三个和他并列的军队，以分其势。
攻克武汉三镇，是北伐的第一阶段。我们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第二期北伐，即一面打到河南的郑州，一面打到江北的徐州。为了进行这步工作，第一要肃清革命队伍内部的不稳力量，第二要积极充实革命的军事力量。一九二六年冬，贵州军阀袁祖铭以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名义驻军湖南常德一带，天天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截留地方税收，暗中与吴佩孚、杨森联络一气。令他会师北伐，他却迟迟不动。大家认为他的部队是一股可怕的逆流，在革命紧要关头、军事紧张的时候，他若摇身一变，就会影响全局，危害不小。当时派往常德的军队，只有教导师的一师人，力量远在袁军之下。后来我们用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计划，将袁祖铭和他的参谋长何厚光干掉，军队全部解散，只有五天便平定下来了。驻扎在花园广水一带的直系残余部队和鄂西的吴军残部，也都次第削平，靳云鹗部也被我们收编。
第二期的北伐形势，也是十分有利的。一九二七年春，我所指挥的全部军队有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还有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就在北伐将要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月十二日的反革命政变，搞起了杀人如麻的所谓“清党运动”。当时我在武汉，还是主张坚定不移地进行第二期北伐，只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要收拾蒋介石也不难。“马日事变”的时候，我正在河南前线与奉军（还有一些皖军、直军残部）激战中。接到长沙的电报，说许克祥叛变，我即急电湘南周荣光旅和其他两个团追击围剿。与此同时，又接谭延闿、汪精卫、孙科等来电，大意说：长沙许克祥叛变，已派苏联顾问鲍罗廷偕同邓介松、周鳌山（好像还有彭泽湘）等人，乘专车前往长沙了解情况。但车至岳州，为周磐部所阻，只得折回汉口。据说，夏斗寅有由鄂城进犯武昌之意，在南阳的方振武所部也有不稳之势。他们认为战线太长，要我只留小部队在漯河、信阳一带，即率大部回镇武汉。
当时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许克祥叛变，我已令在湘的军队围剿。河南前方情况很好，右翼张发奎、贺龙所部迫近上蔡（守上蔡的是奉军旅长富双英），正面第三十六军刘兴所部以及第八军、第三十五军各一师逼近许昌，我打算在奉军主力和重炮未到以前打垮他们。我估计前方敌人一被击破，其他方面就不敢动。武昌有第八军一部及叶挺所部，对付夏斗寅是绰绰有余的。不久，谭延闿又来电说：“张翼鹏（他代我行使湖南省主席职权）处理不当，改派周斓代行湖南省主席职权。”我回电说：“国府既然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不久，奉军被我们攻破。我们乘胜追击，第三十六军抵郑州，奉军退过黄河北岸；上蔡被克复，奉军旅长富双英亦投降。我到郑州后，要右翼军队不必进开封。于是冯玉祥先头部队（骑兵）未发一枪进入开封，他自己来到郑州。谭延闿、汪精卫、于右任、徐谦也由汉口先到我处，与我同车到郑州，举行了“郑州会议”。我将河南的事情留交冯玉祥。以后张发奎、贺龙部，均调到江西。我们回到武汉即进行东征，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收复安庆、芜湖。在安庆收编了陈调元的部队，将直奉皖的队伍，消灭的消灭，收编的收编，这都是国共合作取得的胜利。
北伐军将攻郑州开封时，武胜关至信阳一带的红枪会，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当时河南的红枪会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姓刘的掌握，时时破坏交通，以致火车不能畅行。那时，我一方面派军队护路，另一方面靠铁路工人修复，但还是完全依靠中共所领导的工会支持，才能保证通行。还记得我们攻开汉阳城时，吴佩孚坐一列专车逃走，拖了许多东西，前、中、后共有三个火车头。铁路员工们想办法使中间和后面的火车头比前面的开得快些，将列车挤翻了，吴佩孚只好坐在前面的车头上跑了。当时铁路员工在中共领导教育下，觉悟是很高的，组织得很好的，对北伐军的支援是很大的。
在北伐战争中，农民支援军队也是我从前所没有见过的。我还记得一件很突出的事情。正当北伐前线战事紧张，许克祥叛变之后，各地农民都不帮助军队运粮了，粮食运不到河南，对北伐军的威胁很大。当时漯河只存几天的军粮，我从漯河打电话到武汉给周鳌山。我对周说：“你赶快去找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想办法。”不到一个星期，岳阳的粮食就运到了漯河。周鳌山事后告诉我，他在武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唐先生北伐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一定帮忙。我一定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那时军粮紧急危在旦夕，假如粮食不能如期赶到，要想打败奉军取得北伐的第二期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国共分裂以后，我由前线回到武汉。谭延闿、汪精卫分别告诉我，说是政治主张不同，不得不分。我问他们今后怎么办？他们说准备在庐山开一个会商量。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到南京、上海去了，提出了“讨赤”“讨唐”的口号。我那时在武汉，看不清局势的发展，也动摇不定。这段时期，我上了汪精卫的大当，我被他欺骗了。他在政治上是想利用我掌握的武力，来做他的后盾。他能说会道，比如什么“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等等，讲得十分漂亮。但是此人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他在武汉主张反蒋，谁知一变又和蒋合作了。国共分家后，我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军队也失去了群众的支援，结果害人害己，走上了军阀的覆辙，参加了军阀混战。大革命洪流中的第四军3黄琪翔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和共产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阶段。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武装力量在共产党支持下先后肃清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粤、滇、桂军阀，统一了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跟着，广东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办法，在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当时参加政治部工作的主要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由于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模范行动的影响，军队的精神面貌起了一定的变化，战斗力大大增强了。一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四军进入了湖南。参加的部队有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由副军长陈可钰统率指挥。当时任团长的，第十师为蔡廷锴、戴戟、范汉杰；第十二师为叶挺、黄琪翔、缪培南。叶挺部队原为第四军独立团，它是一支新成立的革命部队，军事和政工人员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战斗力较强。独立团先于五月间作为先遣部队挺进湖南，支援唐生智第八军作战。八月间在湖北境内从汀泗桥战役开始，归第十二师指挥。
在军队实力上，第四军共六个步兵团，兵员约一万余人，装备很差。
面临着强大的北洋军阀，北伐军的战斗任务是艰巨的。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国共合作，民心振奋，士气高昂，特别是军队对战争的革命正义性有了初步认识以后，胜利的信心异常坚定。军队进入湖南境内后，当地农民组织到处欢迎慰劳，并帮助运输、带路、送信、担担架……这种支援和鼓励使军队在物质和精神上增加了一股想象不到的力量。
第四军于八月中旬通过醴陵、浏阳到达平江。平江之战是第四军第一次和北洋军阀交锋。八月十九日拂晓我军向平江之敌发起攻击。农民组织自动配合军队参加战斗，使敌军防不胜防。我军依靠农民协助，进展很顺利。激战半天，敌军全线崩溃。我军以极小伤亡，取得很大胜利。我率领第三十六团部队绕道从平江城东边攻入北门，直捣敌军司令部，大出敌军意外。敌军指挥官平浏镇守使陆沄仓皇失措，连逃走都来不及了。他用手枪自杀而死，躺倒在办公室里。
在此以前，第八军已击败了叶开鑫军，占领了长沙，向岳州推进。敌军向湖北方面败退。
八月下旬，左翼第七、第八军已与右翼的第四军取得联络，向湖北推进。第四军通过了通城、崇阳，于二十五日到达汀泗桥附近。汀泗桥是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易守难攻，历次军阀内战，均为必争之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在此设防的不下二万人。
八月二十七日第四军配合左翼的第七、第八军对汀泗桥发动猛烈攻势。吴军据守有利阵地，拼死抵抗，以机关枪和大刀队组织“督战队”，在自己的阵地后方把守，防止退却。当天战况十分激烈，直至黄昏，战局仍未能解决。此时我方得到情报，吴佩孚亲率增援部队已越过武昌南下，将抵贺胜桥；同时，江西的孙传芳亦有派兵袭击我后方之势。局势相当严重。
第四军在右翼高山地带作战，任务较重，苦战一天，进展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晚上约八点以后，我到指挥部找到了师长张发奎和俄国顾问尼纪金，研究战局。我向他们提出了下面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我军士气旺盛而装备不良，勇于进攻而不长于防御；敌军情形则完全相反。今夜如不能彻底解决战局，明天吴佩孚援军到后，必将大举反攻，使我陷于被动；加上孙传芳军在后方的威胁，前途十分可虑。我建议不顾任何牺牲，当夜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当前高山阵地，以挽救危局。这个意见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并立即采取措施，下令各部队对当面敌军阵地实行夜袭。叶挺表示决心，当夜一定要拿下汀泗桥。十点以后，我军全线同时突击，枪声杀声，震撼山谷。到了拂晓，终于突破了汀泗桥阵地。我军登上山头后，发现无数死伤在战壕里的敌军，大部负有白刃战的刺刀伤，足见战斗激烈程度。
二十八日我军乘胜追击。在进军中发现沿铁道两旁的树上悬着无数敌军的头颅；淹死在湖沼地带的敌军尸体亦数以千百计，令人不堪逼视。这就是吴佩孚军督战队的“战绩”。
独立团于击破当面敌人后，担任先锋，首先占领咸宁，直趋贺胜桥。这时吴佩孚已经亲自指挥增援军赶到，扼守贺胜桥阵地。但吴军在汀泗桥惨败之余，无心恋战，经我军再度猛攻后，纷纷溃退。第四军于八月三十日占领贺胜桥。
第四军乘贺胜桥战胜余威，马不停蹄，跟踪追击，九月一日便到达武昌城郊附近，原以为可以不攻而下。事出意外，吴佩孚派其师长刘玉春据城死守。
我军稍事整顿，次日即开始攻城。第四军每团各派一营兵力，编成“奋勇队”。在当时士气特别旺盛情况下，几乎每个官兵都抢先争取参加这个光荣队伍。有些奋勇队成员最后是以抽签方式决定的。
自从广东出发以来，我军长途跋涉，历经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多次战役，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战斗力较前有所减弱。又因缺乏现代化的攻城装备，主要靠从民间征发来的梯子爬城，屡次强攻，均未奏效，战斗一时陷于停顿状态。但第八军一部已于九月上旬占领了汉阳、汉口，截断了吴佩孚后路，使武昌敌军腹背受敌。我军一面围城，一面补充整顿，到十月间，实力大增，再次发动攻势。由于得到城内守军吴俊卿师的内应，终于在十月十日攻下了武昌城，俘敌守将刘玉春。武汉方面战事基本结束。二
北伐战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政治上却隐含着危机。代表工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反动派的斗争日趋尖锐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从迁都问题开始，这个斗争表面化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接受了共产党人的要求，决定迁都武汉，这是适应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但蒋介石阴谋叛变，为便于他自己对政府的控制并实行独裁，主张迁都南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下，斗争结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终于在十二月间迁到了武汉。蒋介石对此坚持反对，逐渐暴露出他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国民政府事实上和蒋介石已正式破裂。此时，第四军已扩充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
为了打破当时的困难局面，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迎击由河南南下的奉军张作霖所部。五月间，我率第四军第十二师作为先遣部队，首先进占河南驻马店。
由张学良统率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装备优良，号称精锐，兵力五万余人，沿京汉铁路南下，在许昌、漯河附近设防。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以唐生智任总指挥，主力为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和贺龙独立第十五师及第八军一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五月中，我军集结完毕后，开始北进，先声夺人，驻上蔡的奉军富双英旅投降。我军在东西洪桥附近与敌接触，敌军且战且退，直至逍遥镇、临颍地区，我军才和敌主力展开会战。这次战役，双方兵力计八万余人。第四军、第十一军此时装备训练均比前有所改善，士气尤为旺盛。经三昼夜激战，终于击退了奉军，直取开封。
但是，在这一年中，政治上斗争十分复杂、激烈，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第四军的前途。
第四军部队，除独立团有比较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骨干，是一个真正的新型革命军外，其余各团队也有不少党团员担任政治工作。这些党团员在军队中是深得人心的。他们平时做政治训练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战时则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受到了官兵们的爱戴。在整个北伐战争时期内，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四军的战绩和他们的成绩分不开。但是，他们的工作只是一般的政治工作，而不是深入士兵群众的工作，因此其基础又是不巩固的。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完全投入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怀抱，公开反共，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此以前，武汉政府为了反蒋，错误地把汪精卫从国外找了回来。汪以假左派面目出现于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政治会议主席，这不啻为国共进一步分裂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同时共产党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出卖革命，一面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有关指示如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改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等重要秘密告诉汪精卫，一面又在党内作出投降主义的决议，命令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无所作为地退出了革命，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给汪精卫提供了有利的反革命条件。与上海、广州四月间开始的反共大屠杀相呼应，武汉方面汪精卫集团也早已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六月间，第四军结束了第二次北伐回到武汉以后，政治形势大变。当时反共高潮已经蔓延到武汉，国民党右派大事辱骂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说什么“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在军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武汉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是在蒋介石策动四面包围，反动派乘机造谣破坏，帝国主义又用尽方法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压力，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这次战役配合陕西的冯玉祥国民军共同作战。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间由苏联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占领陕西，当时他表示赞成革命，并主张讨伐蒋介石，支持武汉政府，受到了武汉政府的重视。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作战计划是联合冯军，消灭奉军，会师中原，以稳定武汉政权，扩大革命力量，再行相机讨伐蒋介石。但是，冯玉祥在这个革命重要关头，倒向了蒋介石。
第二次北伐战役，我军付出了一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击退了奉军，把河南地盘无条件地交给了冯玉祥。六月间，奉命开回武汉。此时我们对于所谓国共纠纷已有疑虑。当军队列车开到郑州的时候，汪精卫、孙科、邓演达等乘坐的专车也恰好停在该站。我下车找邓演达谈话。邓说他们此行是专为迎接冯玉祥到武汉去开会的。这说明他们对于冯玉祥仍寄以希望。我回到武汉后知道，冯玉祥拒绝到武汉，就在郑州开了一次会议。对郑州会议的内容，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但冯玉祥已开始反共，对武汉政府表示不满，则逐渐成为公开的事实。冯玉祥从此不再支持武汉政府了，他不久竟往徐州和蒋介石会见。这样，武汉政府迅速趋于瓦解。很明显，汪精卫和冯玉祥的行动都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连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也完全没有预想到。国共分裂终于成为事实了。北伐战争的片段回忆4陶峙岳北伐战争的先声
辛亥革命以后，直到北伐战争前夕，湖南处在南北纷争的夹缝之中，是以当权者多依违于南北两大壁垒之间。而广东政府鞭长莫及，以致湖南长期处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湖南省长赵恒惕虽标榜联省自治，实际上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借以巩固其地方割据地位。
一九二三年秋，赵恒惕再次驱逐谭延闿之后，雄踞一方，踌躇满志。他将湖南各军整编为四十师，以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分任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到一九二五年，湘西之刘叙彝部也被迫编并到第一师为一个团。我当时是刘叙彝部营长，与贺耀组有同学同乡之谊，虽省方坚决反对，我仍得任第一师团长。那时，代理刘叙彝掌握军队的是其参谋长毛炳文，部队编并时，毛炳文就赴广西投李宗仁、白崇禧去了。
赴恒惕所部将领，虽然各得其所，但同床异梦，各有打算。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领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雄踞湘南。其部队武器之精良及兵员之众为各师之冠。唐素有野心，志在一省，未料干戈一动，竟成为北伐战争的先声，唐生智也成为北伐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唐生智突然在衡阳起兵驱逐赵恒惕。赵猝不及防，仓皇出走上海。唐军遂于三月中旬占领长沙，旋克岳州，乃代理湖南省长。
唐生智的行动，触犯了吴佩孚的利益。他不甘失去湖南地盘，乃挥军南指，并与叶开鑫等部配合反击唐军。吴部为北军劲旅，一经接战，唐军败北，岳州、长沙先后失守，衡阳老巢也处在吴军兵锋之下，形势危急。幸得广东军队来援，才得稳住阵脚。
由于唐生智这次起兵驱赵和吴佩孚的出兵干涉，使广东政府决定乘机联合唐生智进行北伐。个中曲折事后虽传说纷纭，但非当事人，是无从知悉其实情的。所以当时我对唐生智忽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复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这个突然事件，因无思想准备而感到茫然。当时贺耀组师正驻石门、澧县一带。当吴、赵军反击唐军时，贺之第一师也参与对唐军之攻击，但无激烈战斗。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复长沙，吴军溃退，全国为之震动。国民革命的风声所播，势不可当。各方人物不管其目的如何，纷纷附义。贺耀组也是一个颇有才干和抱负的人物，长期处在湖南军阀纷争中，正感非常苦闷。他看到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长期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势力一朝溃败，感到十分高兴。当他准备附义而征询旅团长意见时，获得大家的赞同。我亦更为高兴，因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再兴北伐之师，委任驻郴县的湖南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为讨贼军第一路司令。我当时任陈部营长。陈派我营为先遣部队，由郴县经安江、茶陵向江西出击。我营到达莲花，方与江西之北军接触，忽奉命回师。原来是因广东陈炯明叛变，北伐被迫中止。抚今追昔，感到能再次投身北伐，勒马幽燕，正如我夙愿也。
当南北两军激战湘北，直捣武汉三镇时，贺师受国民革命军总部命令，将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仍任师长。当时，毛炳文也早随桂军回到湖南，对贺耀组之附义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贺师改编，毛出任第三旅旅长，我仍任该旅团长。湘西之杨永清和刘某某（据贺执圭说是刘晴初）同任旅长。
一旦投身革命，军中空气大变，绝大多数官兵对这种新鲜事情感到兴奋。但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军官，他们以为北伐是要大打了，太平官当不成，纷纷要求辞职。我团有的营长不辞而去，有的托词告假。我以为武官而怕死，留之反将误事，因之对于求去的绝不强留。
当时与独立第二师同驻石门、澧县一带的，还有贺龙将军的部队。两支部队同时在石门誓师北伐，两位贺将军都在誓师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贺龙将军的讲话，简短而明确，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坚强意志。他的讲话给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对此，我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马回岭与九江之战
一九二六年的深秋时节，贺龙部向武汉出动，独立第二师则循湘鄂边境进入江西。部队由于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精神面貌一改旧观，士气极为旺盛，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官兵都系一条三色领巾，象征信仰三民主义。行军途中，官兵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歌声此起彼落，激荡山野。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若狂，箪食壶浆以迎者不少。目睹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我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往日颓废之情为之一振。当时，且天真地以为中国前途从此无限光明了。
我师进入江西时，正是北伐军与孙传芳部为争夺南昌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第六军程潜部虽一度以偏师轻取南昌，但孤军无援，陷于敌军重围，又不得不弃城而走。蒋介石总司令督师城下，再度强攻不能克，而官兵牺牲甚大。独立第二师东调来援，于十月到达赣西北之武宁。正逢重新部署对江西之敌的作战计划，我师配属左翼军战斗序列，归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指挥。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有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鲁涤平、程潜、刘峙等各部共十几个师。而孙传芳所属各部，实力仍很雄厚。但敌军因北洋系军队在湘北及武汉的惨败，各地复有率部归附革命军者，所以他们士气不振，军心涣散，实际上外强而中干。我军数量和武器装备虽不及敌军，但我军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士气极旺，虽弱实强。我们对于战争的胜利是有信心的。
十一月一日，独立第二师与友军张发奎部一个师，按既定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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