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徽因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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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朵莲花：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试读：
印象·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金岳霖我虽然是“光棍”，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现在不用了，可见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发日子”了。但是，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打发日子”的生活。我当时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发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天，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有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赶快给我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7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一代才女林徽因
萧乾193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那时我住在临湖的六楼，是个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报栏设在楼前，有两架：一边张贴着北平的《华北日报》和《晨报》，另一边是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忽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版最底下一栏，看到《蚕》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给沈从文先生请他指教的，当时是准备经他指点以后再说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其实，两年前当熊佛西编《晨报》副刊时，他也登过我的一些短文，记得有一篇是谈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然而这毕竟是自己的创作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心里的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还经常得卧床休息），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为“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
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1936年我调到上海，同时编沪津两地的《文艺副刊》。那是我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那时，我三天两头地利用《答辞》栏同副刊的作者和读者交谈。为了使版面活跃，还不断开辟各种“专栏”。我干得尤其起劲的，是从理论到实践去推广书评。什么好作品一问世，无论是《日出》还是《宝马》，我都先在刊物上组织笔谈，然后再请作者写创作那部作品的经验——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尝试，徽因都热烈支持，并且积极参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除了举办文艺奖金，还想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谁来编？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选了30篇小说，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张天翼、凌叔华，有的如宋翰迟、杨宝琴、程万孚、隽闻、威深等，当时并不大为人所知。
她还为这本选集写了一篇“题记”，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她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
记得1936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我的《矮檐》时，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谈这个“诚实”问题。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1966年8月化为灰烬了。这里我只好借用她在1936年5月7日从北平写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一封信：对，我了解你对工作的态度，我也正是那样工作，虽然有时和你不尽相同。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对我来说，“读者”并不是“公众”，而是比亲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们很渴望听我的诉说，并且在听了之后，会喜，会悲。
从80年代张辛欣的小说看，家务同妇女的事业心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永恒的。在同一封信里，30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恼着：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七七”事变那天，当日本军人在卢沟桥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时，这对夫妇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呢。徽因谈起来非常得意，因为那天是她从一座古寺的罩满灰尘和蜘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结构的建造年月。
亲爱的北平践踏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当然决不肯留在沦陷区。像当时北平的许许多多教授学者一样，他们也逃出了敌占区。
1937年深秋，我们见过一面，在武汉还是长沙，现在记不清了。当时我正在失业，准备随杨振声师和沈先生去大西南后方。那时同住在一起的，记得还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赵太侔三位先辈。后来买到了汽车票，我们就经益阳去了沅陵。
我们去湘西后不久，长沙就开始被炸。那时，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里。1937年11月她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昨天是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我们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了。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临时租了三间房。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的。当我们听到落在左近的两颗炸弹的巨响时，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个孩子，赶紧奔向楼梯。随后，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还没走到底层，我就随着弹声摔下楼梯，怀里还抱着小弟。居然没受伤！这时，房子开始坍塌，长沙的大门、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们身上坠落。我们赶紧冲出旁门——幸而院墙没倒塌。我们逃到街上。这时四处黑烟弥漫。当我们正扑向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合挖的临时防空壕时，空中又投下一颗炸弹。我们停下了脚步，心想，这回准跑不掉了。我们宁愿一家人在一起经历这场悲剧，也不能走单了。这颗炸弹落在我们正跑着的巷子尽头，但并没爆炸。我们就从碎玻璃碴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几件了）刨了出来，目前正东一处西一处地在朋友们家里借住。
抗战期间，有个短时期我们曾同住在大后方的昆明。当时，我同杨振声师、沈从文先生住在北门街，徽因、思成和张奚若等则住在翠湖边上。她有个弟弟在空军里。那时，她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轻的飞行员。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时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励下，写了《刘粹刚之死》。
1938年夏天我去香港继续编《文艺副刊》，她仍然遥遥地给我指点和支持。1939年，我去英国了，这一别就是七年。
1947年我从上海飞到北平。事先她写信来说，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于是，我去清华园探望她了。
当年清华管总务的可真细心，真爱护读书人。老远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写的是：这里住着一位病人，遵医嘱她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然而这位“病人”却经常在家里接待宾客，一开讲就滔滔不绝。
徽因早年在英国读过书，对那里的一切她都熟稔，关切。我们真的足足聊了一个整天。
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的什么，在剑桥学的什么，在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一一问到了，而她也把别后八年她们一家人的经历，不厌其详地讲给我听。最令她伤心的一件事是：1937年她们全家南下逃难时，把多年来辛辛苦苦踏访各地拍下的古建筑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银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换来的珍贵无比的学术成果。她告诉我，再也没有想到，天津发大水时，它们统统被泡坏了。
关于友情，这里我想再引徽因在胜利后返北平之前，1946年2月28日从昆明写给费慰梅的信：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桩总算彻底实现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朗气清、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但并非最不关紧要的，是同我的老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后一桩我享受到的远远超过我的预想。几天来我所过的是真正舒畅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独自住在李庄时所不敢奢望的。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处于特殊境遇的朋友们在昆明是怎样生活的……加深了我们久别后相互之间的了解。没用多少时间，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重建起来并加深了。我们用两天时间交谈了各人的生活状况、情操和思想。也畅叙了各自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谈了个人家庭经济以及前后方个人和社会的状况。尽管谈得漫无边际，我们几个人（张奚若、钱端升、老金和我）之间也总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
对于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徽因是深恶痛绝的。写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1946年1月从重庆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里，谈到自己当时的悲愤之情。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望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从这段话不难推想出，1949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样的喜出望外。
开国前夕，我从香港赶到北平。当时思成和徽因正在投入到国徽的设计中。他们住在清华园，每天都得进城来开会。幸而思成当时有辆小型轿车。他的残疾就是在去美国留学前遇上车祸造成的，但他并没有因而害怕开车。两个人就这样满怀激情，在为着革命大业而发挥着他们的才智。我同徽因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次文代会上。有一天在会场上，她老远向我招手。我坐到她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她不胜感慨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啦。”语调怪伤感的。我安慰她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也不会老。”
但仅仅过了一年，噩耗就传来了。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给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为早已烧毁于1966年8月那场火灾，但据文洁若说，十一年前它曾奇迹般地重新出现过一次。1973年，文物局发还了一些十年动乱期间查抄的书物。当时我们全家人挤在东直门内一条小巷的一间八米斗室里，文洁若只得“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还把家中堆不下的书也放在一只破柜子里。一天，她偶然发现一本书中夹着这封信，她还重读了一遍。信一共有两页，是用蝇头小楷直书的，字迹非常工整。思成首先感谢我对他的慰问，并说他一直在害病，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写回信。徽因与世长辞时，他自己也正住在同仁医院，躺在她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以无限哀思回忆了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过来的几十年，这是一位丈夫对亡妻真诚而感人的赞颂。可惜这次动手写此文时，怎么也没找到这封珍贵的信。
1983年我第三次访美之际，除了在圣迭戈承卓以玉送来徽因年轻时的照片两帧，又蒙费正清赠我一本他的自传《五十年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描绘抗战期间他去李庄访问思成和徽因的情景。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主要是听徽因一个人谈。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
最后，费正清慨叹道：住了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患重感冒，只好躺在床上。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作品，从数量上来说，同徽因从事文艺写作的漫长岁月确实是很不相称的。一方面，这是由于她一生花了不少时间去当拉拉队，鼓励旁人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兴趣广泛，文艺不过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学过建筑，在耶鲁大学还从名师贝克尔教授攻过舞台设计。我在她家里曾见过她画的水彩，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悭吝人》时，是她担任的设计。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一个患有残疾，一个身染重痼，这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年尘埃的庙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处飞着蝙蝠）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费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传》中曾引用梁思成于1941年所写而从未发表过的小结说：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参加了。
徽因的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我经手发表的，如《模影零篇》。我不懂诗，但我十分爱读她的诗。她的小说，半个世纪前读的，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这里，我再一次表示遗憾：她写得太少、太少了。每逢我聆听她对文学、对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辟见解时，我心里就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相信热爱梁思成、林徽因这对夫妇的读者，热爱中国古典建筑的读者会像我一样，珍爱他们的文字，珍爱他们的文化情怀和文化操守。1984年7月3日（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版《林徽因》）
窗子内外：忆林徽因
卞之琳林徽因（原名“徽音”）在30年代初期发表过一篇散文名作叫《窗子以外》。现在我回忆起她（1904—1955），不由不想起这个题目（与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如今我既感到自己多少是曾在她的“窗子以外”或和她同在旧中国的“窗子以外”，又感到更和她同在新中国的“窗子以内”。就人论，她20年代在旧北京上层文化圈子里就已经相当闻名（我当时年幼无知，在南边并不知道）；她成为作家，则是在30年代初开始受人注意的。40年代起，她因长期健康情况不佳，在建筑学及其有关专业以外，很少再兼顾文学创作活动。
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只是由于行踪不定，生涯不同，往来不多。
抗战初期，在离乱中，我倒是在1940年暑假从峨眉山转往昆明后，曾往昆明北郊农村她们家专程看望过她，也就在她们家住过一夜。1949年春天我从英国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当时还没有改回“北京”），曾到清华大学看望过她。当时这里人口还远不如现在多，交通也不如现在拥挤，但是大家都忙得很欢，熟人也难得见面。后来我又常下乡，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北京，事后才知道，未能及时表达我的哀思。
我们从1931年上半年到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7年中，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和译品的，除了《诗刊》以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萧乾执行编辑的《大公报》文艺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新诗》等，所以彼此倒常在作品或译品里相逢。
内外关系，特别使我想起少为人知的《学文》月刊。1934年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四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我则遵师命为同一期翻译了托·斯·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学文》起名，使我不无顾虑，因为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跟上海出版、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开小玩笑，不自量力，存心唱对台戏。但是它不从事论争，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性质。这用在林徽因的场合似较为恰当。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却是他灵感的源泉。我1940年在昆明看望她那一次，在她和梁思成的谈话中，听到他们痛惜从各地踏查、测绘、搜集来的许多中国古建筑资料在天津受到损失。我过去只知道他们在北方（包括山西）艰苦跋涉，发现过一些少为人知的古建筑，这次更听说他们在南中也做过实地作业。徽因对我夸赞了苏州木渎镇严家花园如何别致（1953年我在江、浙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近一年，重九节在木渎住过一日夜，还记得徽因的话，特别寻访过这个小花园，可惜没有找到）。《学文》创刊，我在1934年亲见过她为刊物所做的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从此我就感到内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在林徽因的场合，实无所谓行内行外，而是内转为外，外转为内。文学创作应算是她的业余活动，可是成就证明：她在这方面决不是外行，比大量写作的许多作家，也许更是内行。今日我重读她的旧作，感到与其说像置身在“窗子以外”，不如说像在“窗子以内”。内外相互作用，在我依稀的回忆中，也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联想。林徽因的散文，在我看来，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从她的虚构与纪实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小说和狭义的散文里写到的人物（不是她自己）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出身和修养。这些人物中高门第、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等都有一点洋气。掌握外国语文、出国留学、国际交往之类就像家常便饭。作为业余作家，林徽因写这些人物，远不是都抱同情态度的，人如其文，也不由自己，显出她自己尽管也有点洋气，绝没有这些人物的俗气。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去来自如，也大可以在外边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早一心回到祖国，根不离国土，枝叶也在国土上生发。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仿佛命定如此。这不由我不想起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旧译名“阿左林”）晚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飞蛾与火焰》。
小说写马德里的一位名媛，和友人回忆起她们六年前到过的西班牙北部一座古城的小方场，怀念那里古香古色的恬静、宁谧，决定再去寻访。但是她每次准备去都被打岔了，由于事务，由于疗养，由于国际友好相约，不得不去巴黎、瑞士、地中海，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小方场已经拆去了一部分，开了一个酒场，酒徒吵架开枪，这位优雅的女士中了流弹，死在那里——死得可惜，也死得其所。这篇小说原是阿索林1929年出版的《蓝白集》（Blancoen Azul）中的一篇，我1935年上半年在日本京都据新出的英译本转译，用原文核校，和其中另外几篇寄国内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林徽因当时也常在那上边发表作品），后来曾一起收入我编印的《阿左林小集》（现全部收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修订版《西窗集》）。那次林徽因和我在昆明晤谈，想不到她还记得这几篇译文，向我大为称道阿索林的这几篇小说。这里本来有原作者的怀古情怀，故土衰落感，还有不健康的宿命论，可是我们作为读者是可以有自己的读法与想法的。现在由内外关系、中外关系，我总联想到林徽因，尽管是海外的过来人，总以中土为她的归宿，为之服务，也许可说是中国人特有的优美品质，不过林是表现这种品质的佼佼者，特别高洁者，本身就富有诗意的人才。
内外关系也使我很容易联想到上下关系，又在另一点上勾起了我自己控制不住的跑野马感想。林徽因秀外慧中，出身名门，相对说来是贫困的中国社会里还算优裕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西方相应说来还抵不上所谓“中产阶级”文化人）。三四十年代她笔下的人物总不出社会上层的圈子，但是由于品质、教养、生活和时代趋势的影响，作者多半把同情寄托在社会下层的一边。她在《窗子以外》一文中坦率自怨自己圈子里“得天独厚的闲暇生活”“叫做什么生活！”自叹跟老百姓总是隔一层窗子。《梅真同他们》这一个剧本里梅真更成了作者热情所集注的主人公。我依稀记得她对我谈过她和丈夫以及一些同事在北方跋涉过穷山恶水，餐风饮露，有时坐骡车，有时徒步，住不讲卫生的客店。这倒是自然接近了实际生活。这是为了工作，不是所谓“体验”生活。尽管是走马看花，这也多少增加了一点她对民间疾苦的接触（后来逃难到长沙，临时住房被日本飞机炸中，死里逃生，更增加了她和普通人民共命运的感情）。同情民间疾苦，本来是中国正直文人的老传统了。（她最初立志学建筑，据说是受英国一位女同学启发，艺术要为人“用”，这不是正合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精神吗？）五四初期从外国接受过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历史上也总多少起过一点反封建的积极作用。当然，单凭这些，是救不了中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文学作品里表现的这一类思想，也就有点幼稚，有点肤浅，但是，尽管已经是写在30年代的，这也多少是一种过渡性的进步初阶，不仅在历史上是可贵的，而且在今日，只要写得真挚，还能读得下去（就是说还有艺术感染力）也不见得只能起消极作用。林徽因写这些下层人物，由于条件的限制，尽管用生花妙笔，现在读来显得还像隔一层窗子，在他们的“窗子以外”，但是心在他们的窗子以内。这就有助于促成作者日后内外转化的可能性——来一个较根本的变：1948年年尾解放军在北平郊外临门，她再不会说“世界不仍然在你的窗子以外”，从此在这个世界里带病忙为新中国效力，作出贡献，直到未尽天年而卒，从没有再说“算了，算了！”（引语俱见《窗子以外》一文）。
天下事有变也就有续，从好的方面讲，有发展也得有继承。思想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现在我翻读林徽因的诗文，
记忆
她的生平与工作，我又从1934年她为《学文》设计封面而欣然想起了1949年她参与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还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饰纹和花圈浮雕图案的设计）。这事实本身就也说明了很多意义。1984年5月9日、14日（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1992年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卷《林徽因》）才貌是可以双全的
——林徽因侧影文洁若我大舅父万勉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平任职，娶了贵阳李家的一位姑娘。她和梁启超的正夫人李惠仙是堂姐妹，因此，我刚刚懂事就听大人们谈起过梁启超及其长子梁思成的名字。我大姐幼时聪明伶俐，四五岁上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深得大舅妈的宠爱。1915年左右，有一次，大舅妈和我母亲带她到梁家去串门。梁启超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摸了摸她的头，递给她一只涂了黄油的嫩老玉米。
1915年，我五叔考入清华学堂，和梁思成同学。这位五叔是我父亲的幼弟。比他小十来岁。可惜他体质羸弱，未毕业就因患肺病而死。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当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光阴荏苒，1946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外语系。当时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都报考了，而只有我和王君钰被录取，她学的是工科。
在静斋宿舍里，高班的同学们经常谈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原来这些同学都上过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才随校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然后根据各人志愿，分别插入清华、北大或南开。由于是战时，西南联大师生间的关系似乎格外亲密，学生们对建筑系梁、林两教授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当时传为美谈的是这对夫妇多年来与哲学系金岳霖教授之间不平凡的友谊。据说金教授年轻时就爱上了林徽因。为了她的缘故，竟然终身未娶。不论战前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还是战后迁回清华之后，两家总住紧邻。学问渊博、风趣幽默的金教授是梁家的常客。他把着手教梁家一对子女英语。那时，大学当局对多年来患有肺病的林徽因关怀备至，并在她那新林院八号的住宅前竖起一块木牌，嘱往来的行人及附近的孩子们不要吵闹，以免影响病人休息。
在静斋，我有个叫谢延泉的同屋同学，她跟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十分要好，曾到梁家去玩过几次。她说，尽管大夫严禁林徽因说话，好生静养，可病人见了来客总是说个不停。谢延泉还亲眼看见金教授体贴入微地给林徽因端来一盘蛋糕。那年头，蛋糕可是罕物！估计不是去哈达门的法国面包房就是去东安市场的吉士林买来的。
逻辑学是清华外文系的一门必修课。虽然我被分配到一位姓王的教授那一班，可我还是慕名去听过几次金岳霖的课。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教授同车。车上的金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旁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他们在数西四到西直门之间，马路旁到底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必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和儿子梁从诫了。
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他们二人都摆脱了凡夫俗子那种占有欲，共同爱护一位卓绝的才女。金认识林徽因时，她已同梁思成结了婚，但他对她的感情竟是那样的执著，就把林所生的子女都看成自己的孩子。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当时，梁再冰正在北大外语系学习，梁从诫也在城里的中学住宿，金岳霖可能是进城陪这两个孩子逛了一天，再带他们回家去看望父母。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记得每个报考生都给个号，我拿到的号是“350003”——“35”指的是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卷子上只写号，不许写名字。这样，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连梁思成、林徽因这样一对名教授的女儿，在投考本校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制度还是公正的。
1947年的清华校庆，由于是经过八年抗战，校友们第一次团聚，所以办得格外隆重。在大礼堂听了校长、来宾和校友的致辞后，我就溜到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去翻阅旧校刊。林徽因的一张半身照把我吸引住了。她身着白衣，打着一把轻巧的薄纱旱伞。脸上是温馨的笑容。正当我对着照片上这位妙龄才女出神的时候，蓦地听见一片嘁嘁喳喳声，抬头一看，照片的主人竟然在阅览室门口出现了。按说经过抗日期间岁月的磨难，她的健康已受严重损害，但她那俊秀端丽的面容，姣好苗条的身材，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美感。至今我还是认为，林徽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她的美在于神韵——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那么也难怪当年多情的诗人徐志摩会为风华正茂的她所倾倒了。她款款来到一张摊开在长桌上的一幅古画前面，热切地评论着。听说她经常对文学艺术作精辟的议论，可惜从未有人在旁速记，或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由于她周围堵起了厚厚的人墙，我也仅仅依稀听见她在对那幅梅花图上的几个“墨点”发表意见。
我第二次看到林徽因，大约是1948年的事。一个晚上，由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演出《守望莱茵河》。我去得较早，坐在前面靠边的座位上。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坐到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他单膝跪在妈妈前面，低声和她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摸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我记起她是擅长演戏的，曾用英语在泰戈尔的著名诗剧《齐德拉》中扮演公主齐德拉。我在清华的那几年，那是唯一的一次演英文戏，说不定还请林徽因当过顾问，所以她才抱病来看演出呢。
1954年我和萧乾结婚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谈起1933年年初次会见林徽因的往事。那年九月，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蚕》，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作品登在副刊最下端，为了挤篇幅，行与行之间甚至未加铅条，排得密密匝匝。林徽因非但仔细读了，还特地写信给编者沈从文，约还在燕京大学三年级念着书的萧乾到北总布胡同她家去，开了一次茶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使当时二十三岁的萧乾最感动的是，她反复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还告诉我，1948年他从上海来北平时，曾去清华同林徽因谈了一整天。晚上在金岳霖家过的夜。1954年国庆，我陪萧乾到北大法国文学家陈占元教授家度假，我们还一道去拜访过我的美国教师温德老人。由于那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衰竭，经常卧床，连她所担任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也是躺在床上讲授的，我们就没忍心去打搅她。
转年4月1日，噩耗传来，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慰问他并沉痛地悼念徽因的信。梁思成在病榻上回了他一信。“文革”浩劫之后，我还看到过那封信。1973年我们从干校回京后，由于全家人只有一间8米“门洞”，出版社和文物局陆续发还的百十来本残旧的书，我都堆放在办公室的一只底板脱落、门也关不严、已废置不用的破柜子里。一天，忽然发现其中一本书里夹着当年梁思成的那封来函。梁思成用秀丽挺拔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他首先对萧乾的慰问表示感谢。接着说，林徽因病危时，他因肺结核病住在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他还无限感慨地回顾了他从少年时代就结识，并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林徽因的往事。信是直写的，虽然是钢笔字，用的却是荣宝斋那种宣纸信笺。倘若是七十年代末，我会把这封信看做无价之宝，赶紧保存下来。当时，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整个人尚处在懵懵懂懂状态。我竟把这封信重新放回到那只根本不能上锁的破柜子里。甚至也没向萧乾提起。记得大约同时，萧乾从出版社发还的一口旧牛皮箱子里发现了我母亲唯一的念物——周围嵌着一圈珍珠的一颗大翡翠。1966年8月23日，抄家后出版社的革委会接到街道上的通知后，在把被批斗够了的萧乾押回出版社的时候，胡乱从家里抄了这么一箱子东西和书。接着就打派仗，也没顾得打开看看。几年后又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萧乾紧张地对我说：“不要忘了最高指示——三五年再来一次，现在已七年了。趁早打发掉，免得又成为罪状！”我连看也没看它一眼，就听任他蹬上自行车赶到王府井的珠宝店去，把它三文不值两文地处理掉了。说实在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相信头上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总算消失了。我时常想，说不定哪一天，夹在某本旧书中的梁思成来信，会再一次露面。
1979年萧乾赴美参加衣阿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事后到各州去转了转。林徽因的二弟林桓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创作的陶瓷作品已为欧美各大博物馆所收藏。林桓听说萧乾来美，就跑了好几个州才找到了萧乾——那阵子他在几家大学作巡回演讲。1932年萧乾一度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林桓。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畅谈了一通。林桓示很想回国讲学，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出点力气。萧乾回京后，曾为此替他多方奔走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80年代初，萧乾从美国为梁从诫带来了一封费正清写给他的信。梁从诫住在干面胡同，离我所在的出版社不远，我顺路把信送去了。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我还看到了他那位在景山学校教英文的妻子和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令人想起奶奶林徽因。告辞出来，忽然看见金岳霖教授独自坐在外屋玩纸牌。尽管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了，腰背依然挺直。我告诉他，1946年至1947年，我曾旁听过他的逻辑课，而正式教我的是一位王教授。他不假思索地就把那位王教授的名字说了出来。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了，金岳霖居然能活到新时期，并在从诫夫妇的照顾下安度晚年，还是幸福的。
去年8月，我陪萧乾去看望冰心大姐。那是凌叔华去世后头一次见到大姐。话题不知怎的就转到林徽因身上。我想起费正清送给萧乾的《五十年回忆录》中，有一章谈及徐志摩当年在英国怎样热烈追求过林徽因。我对大姐说：“我听说陆小曼抽大烟，挥霍成性。我总觉得徐志摩真正爱的是林徽因。他和陆小曼的那场热恋，很有点做作的味道。”
大姐回答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接着，大姐随手在案头的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十个字：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
大姐回忆说：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来看望过她。这两句话就是徐志摩当时写下来的。他用了“骷髅”、“磷光”这样一些字眼，说明他当时已心灰意冷。19日，徐志摩赶回北平来听林徽因用英文作的有关中国古建筑的报告。当天没有班机，他想方设法搭乘了一架运邮件的飞机。因雾太大，在鲁境失事，不幸遇难身亡。
正写到这里，梁从诫打来电话，由于萧乾适赴文史馆开会，是我接的。他说，15日晚上费慰梅给他挂来长途，告诉他费正清已于14日逝世，委托梁从诫转告在北京的友人。我感到了岁月的无情：又一位了解中国并曾支持过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美国朋友离开了人间。1987年1月我陪萧乾赴港时，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教授家里看到一部梁思成的英文遗著《中国建筑史图录》（据梁从诫说，其中“前言”部分，一半出自林徽因的手笔），那就是由于费正清夫妇的无私帮助，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的。
1888年萧乾的老友、马来西亚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携夫人访华，我们到香格里拉饭店去看望他们。他指着周围像雨后春笋般冒起来的新型大厦对我们说：“这些跟任何西欧大城市有什么两样？还有什么民族特色？”
1985年1月我们访问槟州时，曾目睹马来西亚的华族从中国运木材石料，不惜工本盖起富于民族特色的祠堂庙宇和牌楼。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凡是有华裔居民的地方，都能看到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然而我们却好端端地把城墙、牌楼、三座门等历史悠久的文物群都毁掉了。在《大匠的困惑》一书中，林洙记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在保存古迹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到头来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徒劳），让后人进一步了解这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动人事迹。
放下此书，我不禁黯然想道：林徽因倘非死于1955年，而是奇迹般地活到1966年8月，又当如何？红卫兵绝不会因为她已病危而轻饶了她。在红八月的冲击下，她很可能和梁思成同归于尽。从这一点来说，她的早逝竟是值得庆幸的。她的遗体得以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里还为她竖起一块汉白玉墓碑。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一文中说：“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细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功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我衷心希望文学研究者在搜集、钻研五四以来的几位大师的鸿著之余，也来顾盼一下这位像彗星般闪现在五四文坛上的才女所留下的珍贵的痕迹，她是不应被遗忘的。1991年9月16日（原载于1992年第1期《随笔》）
我们最好的朋友
费正清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
林徽因
，他们是两个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要客观地描述非常亲密的朋友倒不是容易的。中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把维尔玛（费正清夫人）和我当做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中间人加以报道，那么该项报道必须把他们包括进去，此外还需包括他们的亲密的朋友和邻居金岳霖教授。有几件事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并且使我们结成了朋友。首先，他们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邻近的一户人家，在我们这条街的尽头靠近紫禁城的东城墙，非常容易跟他们接近。他们一家人包括梁夫人的母亲、一个小女孩叫宝宝，还有一个小男孩。梁家穿过一个花园就与金教授家毗连。他们像一家人。形成他们性格的最大影响也许是他们的出身。梁思成是著名作家、维新主义者、学术研究与政治领袖梁启超的儿子。梁启超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譬如说美国的律师和政治家埃利胡·鲁特、小说家海明威、哲学家兼教育家约翰·杜威和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合在一起的作用。他是来自广东的神童，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密切合作，鼓励年轻皇帝掀起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当那件事情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辛亥革命以前，他的卓越的著作以所有西方思想的精华滋养了年青一代的心灵，只有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中国古典学者才能做得到。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并在北京各个不同时期的内阁中任职。做他的儿子就像做一个罗斯福或肯尼迪，有一点例外，在中国特别讲究履行孝道。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来自福建，一直跟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中共事，他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观察员。这两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的子女之所以结成良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讨他们的喜欢。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身材瘦小，像南方人，从小就彼此相识。他们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并且担负起用科学的实地考察来重新发现中国建筑的民族伟绩这一项艰巨的爱国任务。
林徽因受到中英两种文化培育，取了个教名菲莉斯，虽然她发现基督教具有可怕的十字架和非中国式的正义，这对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金岳霖是位哲学家，受学于哥伦比亚、哈佛、伦敦，还有其他地方，是中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在国外的12年，使他能够精通英语在音调、意义、表情上的最细微的差别。他的一位专攻符号逻辑的学生王浩曾在美国建立过一番辉煌的事业。我们以亲切而又充满深情的称呼——“老金”——来跟这位教授交往，这是一种通常的非正式的诨名。当我从山西写信给他，谈到当时荣获中国女子网球冠军王氏姐妹时，我说，“每一个都比另一个美”时，他深爱这句既不符合逻辑又符合逻辑的话。
同这样的朋友交往本身就是乐趣。此外，我们彼此之间开诚布公。我们品尝他们日常烹调的中国菜、便饭，一边闲谈，分析北大、清华和燕京当地教职员中互相熟悉的人的许多癖性。
由于如此集中地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种信息，他们当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他们都能以规定的背诵方式吟诵中国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而且他们能把中国诗与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诗篇进行比较。他们通晓宋朝的画家和书法家，当然也熟悉北京的一切大事。
通过他们的目光，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一体化问题，即需要扬弃过去的糟粕，对外来事物需要区别，什么该保存，什么该借鉴。这是一种尚待开辟的双重文化领域，没有多少人曾经如此深入地、自觉地加以钻研。这需要智能、毅力和勇气在两种文化中积极地生活下去。
我们当然向他们提出恢复与西方接触——偶尔谈到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新诗。此外，维尔玛由于经常有独创的漫不经心，竟钻到梁氏夫妇的领域中去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十分自然，结果倒引出一段令人振奋的情节来。
维尔玛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在原来碑石有缺损的地方用墨水涂，特别吸引她的是镌刻在一整套各种形状碑石上的壮健的汉朝马匹、有顶篷的战车、战役和宴会场面，这些石碑或画像砖来自山东省一个偏远的遗址，早在公元2世纪早期建造的著名的武梁祠。1934年4—5月，她和她的朋友玛丽·比克（来自北达科他州法戈的赛勒斯·比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现代中国史，当时来北京旅居一年，专攻中国法律）乘三等车厢沿（天）津浦（口）线往山东考察。
她们在济南见到加拿大传教士、考古学先驱者明义士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著作《殷墟甲骨》提醒西方学者注意史前商朝文物的发现。由于福开森博士的介绍，这两位女考古学家看到了在济南珍藏的文物。她们甚至自行进山，以轿夫为向导去看隋朝石窟遗址。再向南远行，在济宁，她们发现“讨人喜欢的”教会东道主伊姆士先生，他来自伊利诺斯州杰克逊维尔市，并且曾在大学里结识亚瑟·费尔班克。
最后，她们乘公共汽车到达嘉祥，她们发现这些著名的石刻未加保护地被用水泥砌入一间使用频繁的教室的墙壁内，而石刻的拓片在中国出版物中已流传100年了。三角形的山墙端拓片就是来自这种形状的碑石。维尔玛有一种想法，想按原样修复祠堂的建筑，这一点似乎没有谁想到过。两年之后她回到哈佛大学，逼真地描绘一整套武梁祠石刻拓片，着手把它们安排得像祠堂内部四壁石刻原来的部位。人物图像很管用。因此那垛展示西王后的山墙可以适当地安装在西端。她同样发现，正如后来在新近发掘的遗址所证实的，祠堂的北墙内有一个壁龛。
这篇文章于1938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它表明在传统上著名的人工制品中一个新问题的提出可能引起多大的反响。它仍然是学术研究上的佳作。维尔玛立刻成为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会的外籍名誉会员，并继续用另外的方法进行其他考古学上的复原工作，1972年哈佛-燕京学社经由助理主任格伦·巴克斯特把这些成果加以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复原工程上的历险奇迹》一书。这件事，还有更多的事，发生在随后的1934年之夏，那时梁氏夫妇与我们做伴，一起在山西滹沱河谷地恒慕义博士的磨坊中度夏。我们恬静地住在正好位于溪流上游的宽敞的房间里，而分散住在谷地上下游的其他磨坊里的还有十来个传教士家庭，形成一个村。我们同我的老师郭先生一起从山西省省会太原窄轨铁路终点站出发，再乘公共汽车穿过炎热的平原来到汾州，又从那里出来直到群山的脚下，终于到达这里。
早在8月上旬，梁氏夫妇在作实地考察旅行之前来此度假，菲莉斯身穿白裤子、蓝衬衫，仪容整洁潇洒，与思成的咔叽布服装形成对照。老金没有来，但从北京的褥暑中来信写道：“天气，说得更恰当点，一直是在忽视我们的感觉，戏弄我们，激怒我们，使我们陷于可怕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我们大大地低于我们的幽默感，而稍许高于我们的意识水平。拿我来说，我完全不是文明人了。我要说，与其说动物像我，倒不如说我像动物，但经考虑后，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悖理。”“根据你对天气的描述，你们每人应该穿上两件毛皮衣。你们怎么能打网球呢？王氏姐妹怎么能打网球呢？也许除了更加漂亮之外，每一个妞儿还比另一个更加结实。”梁氏夫妇这次沿汾河谷地向南的实地考察旅行，就像他们以往的旅行一样，是以先在图书馆查阅该地区各县城的县志为基础的。如果一所寺院是在唐宋时期建立但并未在元明清时期遭受破坏或被修复的话，也许它依然像原来的建筑那样屹立着。
一经抵达一所寺院，思成用他的莱卡照相机把每一方面都拍摄下来，而菲莉斯靠我们的帮助进行测量，以便按比例绘制。所有这一切需要一天时间，中午暂停操作，吃点野餐。思成虽然是个半跛子，但他能在屋顶上和椽架上爬行。在他学生时代，早在熟悉现代交通规则之前，他就有了一辆摩托车，他在一次不可避免的碰撞中摔坏了腿，但是骨头是交搭接合的。这就使这条腿短了一截，最终使他的脊椎弯曲，使他的背部软弱无力。在后来几年中，他穿上一件支撑脊椎的钢丝背心，有点像罗斯福总统套上一副钢丝腿框架一样。但是思成献身于他的工作，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他。
梁氏夫妇临摹和绘测之后，于是寻找常载有建造年代的石刻题记。在石碑上可能引证官方文件。捐资重葺者可能在他们名字的后而加上重葺的年代。
思成和菲莉斯最后发现在太原东北五台山有一座真正的唐代建筑，据当时考证，那是最古老的，这时他们从斗拱的大小来识别它大体上的年代，而斗拱正是把屋顶的重量转移到圆柱上的手段（这些斗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小，越来越多了。日本奈良的斗拱正好和唐代的规格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建造的年代。菲莉斯瞥见在一根梁上很高的地方有一个捐资重葺者留下来的题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发现恰好在1937年7月7日，正是那一天，历时8年的中日战争从此开始，使他们的华北实地考察旅行之事到此结束。
思成已获知，要往华北名胜古迹去旅行，得乘公共汽车，混在挤着前往胜地的老百姓中间。我们现在打算也这样去汾河谷地。但是我们发现山西“模范督军”阎锡山正在利用他的军队把汽车路改为窄轨的铁路。蒋介石力劝他使用标准轨距，但是从1912年起就担任山西都督的阎锡山并不想要国民党（或者日本）的运送部队的列车开进他的管辖区。
当我们与军队争用寺院住宿地盘时，我们同样看见思成使用古老的上流社会的方法与军官和地方长官周旋。他身材瘦小，走路有点跛，但态度从容不迫，一身现代装束。他递上他的名片，名片上列有头衔、各种机构团体，一切显示有礼有节，事事谦让，但使用文人学士的谈吐，随便说出几个名字，而与他交手的对方变得越来越恭敬，开始考虑用多种方法来帮助我们。这表明你如何从旧中国统治阶级地位的有利条件顺利进展，取得成功。
梁氏夫妇从这次考察回来，毅力不减当年，带来了几处寺院的资料，有一处明代的壁画给人偷走了，卖到国外，无疑这是由于僧侣或者其他主管人收受贿赂所致。我们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我们4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我们依然是亲密的朋友，1942—1946年间在华西彼此相互访问，1947年我们在美国见到思成。当1981年我在撰写本书时，维尔玛准备报道梁氏夫妇在建筑史方面的业绩。这是一篇顶着灾难取得成就的故事，而这场灾难已被勇敢地战胜了。林徽因李健吾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作品没有她们丰盈，才华的显示不是任何男友所可企及，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和她的倔犟的心性为难。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净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这一对身体残弱的学者（中国唯一的古建筑学家，“金小玉”的范永立就借用他的职业）艺人，有的是饱满的精神。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次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犟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美好的词句：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
你是人间四月天
——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在在都是她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她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再寂成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她掌握中操纵，她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她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八月的忧愁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大棵树荫下罩着井，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地连牵。一九三六年夏末一首桃花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她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一九三一年五月，香山莲灯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一九三二年七月半，香山激昂
我要借这一时的豪放和从容，灵魂清醒的在喝一泉甘甜的鲜露，来挥动思想的利剑，舞它那一瞥最敏锐的锋芒，像皑皑塞野的雪在月的寒光下闪映，喷吐冷激的辉艳；——斩，斩断这时间的缠绵，和猥琐网布的纠纷，剖取一个无瑕的透明，看一次你，纯美，你的裸露的庄严。……然后踩登任一座高峰，攀牵着白云和锦样的霞光，跨一条长虹，瞰临着澎湃的海，在一穹匀静的澄蓝里，书写我的惊讶与欢欣，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永远膜拜，膜拜在你美的面前！情愿
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或流云一朵，在澄蓝天，和大地再没有些牵连。但抱紧那伤心的标志，去触遇没着落的怅惘；在黄昏，夜半，蹑着脚走，全是空虚，再莫有温柔；忘掉曾有这世界；有你；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这些个泪点里的情绪。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比一闪光，一息风更少痕迹，你也要忘掉了我曾经在这世界里活过。深笑
是谁笑得那样甜，那样深，那样圆转？一串一串明珠大小闪着光亮，迸出天真！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灿烂，分散！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那样轻盈，不惊起谁。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挂着留恋。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深夜里听到乐声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山中一个夏夜
山中一个夏夜，深得像没有底一样，黑影，松林密密的；周围没有点光亮。对山闪着只一盏灯——两盏像夜的眼，夜的眼在看！满山的风全蹑着脚像是走路一样，躲过了各处的枝叶各处的草，不响。单是流水，不断的在山谷上，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唱。虫鸣织成那一片静，寂寞像垂下的帐幔；仲夏山林在内中睡着，幽香四下里浮散。黑影枕着黑影，默默的无声，夜的静，却有夜的耳在听！一九三一年六点钟在下午
用什么来点缀六点钟在下午？六点钟在下午点缀在你生命中；仅有仿佛的灯光，褪败的夕阳，窗外一张落叶在旋转！用什么来陪伴六点钟在下午？六点钟在下午陪伴着你在暮色里闲坐；等光走了，影子变换，一支烟，为小雨点继续着，无所盼望！笑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和唇边浑圆的旋涡。艳丽如同露珠，朵朵的笑向贝齿的闪光里躲。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轻歌。笑的是她惺松的鬈发，散乱地挨着她耳朵。轻软如同花影，痒痒的甜蜜涌进了你的心窝。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昼梦
昼梦垂着纱，无从追寻那开始的情绪还未曾开花；柔韧得像一根乳白色的茎，缠住纱帐下；银光有时映亮，去了又来；盘盘丝络一半失落在梦外。花竟开了，开了；零落地攒集，从容地舒展。一朵，那千百瓣！抖擞那不可言喻的刹那情绪，庄严峰顶——天上一颗星……晕紫，深赤，天空外旷碧，是颜色同颜色浮溢，腾飞……深沉，又凝定——悄然香馥，袅娜一片静。昼梦垂着纱，无从追踪的情绪开了花，四下里香深，低覆着禅寂；间或游丝似的摇移，悠忽一重影，悲哀或不悲哀全是无名，一闪娉婷。一九三六年暑中，北平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漂，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那一天我要挎上带羽翼的箭，望着你花园里映射一个满弦。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乱的花影，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雨后天
我爱这雨后天，这平原的青草一片！我的心没底止地跟着风吹，风吹：吹远了香草，落叶，吹远了一缕云，像烟——像烟。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过杨柳
反复地在敲问心同心，彩霞片片已烧成灰烬，街的一头到另一条路，同是个黄昏扑进尘土。愁闷压住所有的新鲜，奇怪街边此刻还看见混沌中浮出光妍的纷纠，死色楼前垂一棵杨柳。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秋天，这秋天
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软；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他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地失散，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沫，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得，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他撑着梦一般的喜筵，不为的是你的欢欣：他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归根儿蒂结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起自昨夜西窗的外沿，摇着梧桐树哭。——起始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划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语，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打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了，他闪一闪说，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又同谁争？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悯惜流血的哀惶，趁一次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地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沥尽你最难堪的酸怆。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向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静里，低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听风扯紧了弦索自歌挽：这夜，这夜，这惨的变换！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城楼上
你说什么？鸭子，太阳，城墙下那护城河？——我？我在想，——不是不在听——想怎样从前，……——对了，也是秋天！你也曾去过，你？那小树林？还记得吗；山窝，红叶像火？映影湖心里倒浸，那静？天！……（今天的多蓝，你看！）白云，像一缕烟。谁又啰唆？你爱这里城墙，古墓，长歌，蔓草里开野花朵。好，我不再讲从前的，单想我们在古城楼上今天，——白鸽，（你准知道是白鸽？）飞过面前。一九三五年十月冥思
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仰脸孤独地向天际望落日远边奇异的霞光，安静的，又侧个耳朵听远处一串骆驼的归铃。在这白色的周遭中，一切像凝冻的雕形不动：白袍，腰刀，长长的头巾，浪似的云天，沙漠上风！偶有一点子振荡闪过天线，残霞边一颗星子出现。一九三六年夏末红叶里的信念
年年不是要看西山的红叶，谁敢看西山红叶？不是要听异样的鸟鸣，停在那一个静幽的树枝头，是脚步不能自已地走——走，迈向理想的山坳子寻觅从未曾寻着的梦：一茎梦里的花，一种香，斜阳四处挂着，风吹动，转过白云，小小一角高楼。钟声已在脚下，松同松并立着等候，山野已然百般渲染豪侈的深秋。梦在哪里，你的一缕笑，一句话，在云浪中寻遍不知落到哪一处？流水已经渐渐地清寒，载着落叶穿过空的石桥，白栏杆，叫人不忍再看，红叶去年同踏过的脚迹火一般。好，抬头，这是高处，心卷起随着那白云浮过苍茫，别计算在哪里驻脚，去，相信千里外还有霞光，像希望，记得那烟霞颜色，就不为编织美丽的明天，为此刻空的歌唱，空的凄恻，空的缠绵，也该放多一点勇敢，不怕连牵斑驳金银般旧积的创伤！再看红叶每年，山重复地流血，山林，石头的心胸从不倚借梦支撑，夜夜风像利刃削过大土壤，天亮时沉默焦灼的唇，忍耐地仍向天蓝，呼唤瓜果风霜中完成，呈光彩，自己山头流血，变坟台！平静，我的脚步，慢点儿去，别相信谁曾安排下梦来！一路上枯枝，鸟不曾唱，小野草香风早不是春天。停下！停下！风同云，水同水藻全叫住我，说梦在背后；蝴蝶秋千理想的山坳同这当前现实的石头子路还缺个牵连！愈是山中奇妍的黄月光挂出树尖，愈得相信梦，梦里斜晖一茎花是谎！但心不信！空虚的骄傲秋风中旋转，心仍叫喊理想的爱和美，同白云角逐；同斜阳笑吻；同树，同花，同香，乃至同秋虫石隙中悲鸣，要携手去；同奔跃嬉游水面的青蛙，盲目地再去寻盲目日子，——要现实的热情另涂图画，要把满山红叶采作花！这萧萧瑟瑟不断的呜咽，掠过耳鬓也还卷着温存，影子在秋光中摇曳，心再不信光影外有串疑问！心仍不信，只因是午后，那片竹林子阳光穿过照暖了石头，赤红小山坡，影子长长两条，你同我曾经参差那亭子石路前，浅碧波光老树干旁边！生命中的谎再不能比这把颜色更鲜艳！记得那一片黄金天，珊瑚般玲珑叶子秋风里挂，即使自己感觉内心流血，又怎样个说话？谁能问这美丽的后面是什么？赌博时，眼闪亮，从不悔那猛上孤注的力量；都说任何苦痛去换任何一分，一毫，一个纤微的理想！所以脚步此刻仍在迈进，不能自已，不能停！虽然山中一万种颜色，一万次地变，各种寂寞已环抱着孤影：热的减成微温，温的又冷，焦黄叶压踏在脚下碎裂，残酷地散排昨天的细屑，心却仍不问脚步为甚固执，那寻不着的梦中路线，——仍依恋指不出方向的一边！西山，我发誓地，指着西山，别忘记，今天你，我，红叶，连成这一片血色的伤怆！知道我的日子仅是匆促的几天，如果明年你同红叶再红成火焰，我却不见，……深紫，你山头须要多添一缕抑郁热情的象征，记下我曾为这山中红叶，今天流血地存一堆信念！题剔空菩提叶
认得这透明体，智慧的叶子掉在人间？消沉，慈净——那一天一闪冷焰，一叶无声地坠地，仅证明了智慧寂寞孤零地终会死在风前！昨天又昨天，美还逃不出时间
的威严；相信这里睡眠着最美丽的骸骨，一丝魂魄月边留念，——……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时间人间的季候永远不断在转变，春时你留下多处残红，翩然辞别，本不想回来时同谁叹息秋天！现在连秋云黄叶又已失落去，辽远里，剩下灰色的长空一片，透彻的寂寞，你忍听冷风独语？记忆断续的曲子，最美或最温柔的夜，带着一天的星。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无名地展开野荷的香馥，每一瓣静处的月明。湖上风吹过，额发乱了，或是水面皱起像鱼鳞的锦。四面里的辽阔，如同梦荡漾着中心彷徨的过往，不着痕迹，谁都认识那图画，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一九三六年二月无题
什么时候再能有那一片静；溶溶在春风中立着，面对着山，面对着小河流？什么时候还能那样满掬着希望；披拂新绿，耳语似的诗思，登上城楼，更听那一声钟响？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心才真能懂得这时间的距离；山河的年岁；昨天的静，钟声，昨天的人怎样又在今天里划下一道影！一九三六年春四月黄昏过泰山
记得那天心同一条长河，让黄昏来临，月一片挂在胸襟。如同这青黛山，今天，心是孤傲的屏障一面；葱郁，不忘却晚霞，苍莽，却听脚下风起，来了夜——哭三弟恒
——一九四一年空战阵亡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那是——你自己也明了——因为你走得太早，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地等着，每天却空地过去，慢得像骆驼！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一九四四年，李庄静坐
冬有冬的来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冬有回忆一把。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寒里日光淡了，渐斜……就是那样的像待客人说话，我在静沉中默啜着茶。一九三六年冬十一月诗（三首）
给秋天正与生命里一切相同，我们爱得太是匆匆；好像只是昨天，你还在我的窗前！笑脸向着晴空，你的林叶笑声里染红；你把黄光当金子般散开，稚气，豪侈，你没有悲哀。你的红叶是亲切的牵绊，那凌乱每早必来缠住我的晨光。我也吻你，不顾你的背影隔过玻璃！你常淘气地闪过，却不对我忸怩。可是我爱得多么疯狂，竟未觉察凄厉的夜晚已在你背后尾随，——等候着把你残忍地摧毁！一夜呼号的风声果然没有把我惊醒，等到太晚的那个早晨啊。天！你已经不见了踪影。我苛刻地诅咒自己，但现在有谁走过这里，除却严冬铁样长脸，阴雾中，偶然一见。人生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你，田野，山林，峰峦。无论怎样，颠倒密切中牵连着你和我，我永从你中间经过；我生存，你是我生存的河道理由同力量。你的存在则是我胸前心跳里五色的绚彩，但我们彼此交错并未彼此留难。……现在我死了，你，——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展缓当所有的情感都并入一股哀怨，如小河，大河，汇向着无边的大海，——不论怎么冲急，怎样盘旋，——那河上劲风，大小石卵，所做成的几处逆流小小港湾，就如同那生命中，无意的宁静避开了主流；情绪的平波越出了悲愁。停吧，这奔驰的血液；它们不必全然废弛的都去造成眼泪。不妨多几次辗转，溯回流水，任凭眼前这一切缭乱，这所有，去建筑逻辑。把绝望的结论，稍稍迟缓，拖延时间，——拖延理智的判断，——会再给纯情感一种希望！仍然
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白云，又像是一流冷涧，澄清，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我却仍然怀抱着百般的疑心对你的每一个映影！你展开像个千瓣的花朵！鲜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那温存袭人的花气，伴着晚凉：我说花儿，这正是春的捉弄人，来偷取人们的痴情！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地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中夜钟声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直沉下时间静寂的咽喉。像哭泣，像哀恸，将这僵黑的中夜葬入那永不见曙星的空洞——轻——重，……——重——轻……这摇曳的一声声，又凭谁的主意把那余剩的忧惶随着风冷——纷纷掷给还不成梦的人。年关
哪里来，又向哪里去，这不断，不断的行人，奔波杂沓的，这车马？红的灯光，绿的紫的，织成了这可怕，还是可爱的夜？高的楼影渺茫天上，都象征些什么现象？这聒噪中为什么又凝着这沉静；这热闹里，会是凄凉？这是年关，年关，有人由街头走着，估计着，孤零的影子斜映着。一年，又是一年辛苦，一盘子算珠的艰和难。日中你敛住气，夜里，你喘，一条街，一条街，跟着太阳灯光往返，——人和人，好比水在流，人是水，两旁楼是山！一年，一年，连年里，这穿过城市胸腑的辛苦，成千万，成千万人流的血汗，才会造成了像今夜这神奇可怕的灿烂！看，街心里横一道影，灯盏上开着血印的花，夜在凉雾和尘沙中进展，展进，许多口里在喘着年关，年关……一九三四年除夕灵感
是你，是花，是梦，打这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孤僻林里闲开着鲜妍花，细香常伴着圆月静天里挂；且有神仙纷纭地浮出紫烟，衫裾飘忽映影在山溪前；给人的理想和理想上铺香花，叫人心和心合着唱；直到灵魂舒展成条银河，长长流在天上一千首歌！是你，是花，是梦，打这里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当中偏响着想不到的一串铃，树枝里轻声摇曳；金镶上翠，低了头的斜阳，又一抹光辉。难怪阶前人忘掉黄昏，脚下草，高阁古松，望着天上点骄傲；留下檀香，木鱼，合掌在神龛前，在蒲团上，楼外又楼外，幻想彩霞却缀成凤凰栏杆，挂起了塔顶上灯！一九三五年十月，北平别丢掉
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一九三二年夏空想（外四章）
终日的企盼企盼正无着落，——太阳穿窗棂影，种种花样。暮秋梦远，一首诗似的寂寞，真怕看光影，花般洒在满墙。日子悄悄地紧按沉吟的节奏，尽打动简单曲，像钟摇响。不是光不流动，花瓣子不点缀时候，是心漏却忍耐，厌烦了这空想！你来了你来了，画里楼阁立在山边，交响曲由风到风，草青到天！阳光投多少个方向，谁管？你我如同画里人掉回头，便就不见！你来了，花开到深深的深红；绿萍遮住池塘上一层晓梦，鸟唱着，树梢交织起交柯，白云却是我们，悠忽翻过好几重天空！“九一八”闲走天上今早盖着两层灰，地上一堆黄叶在徘徊；惘惘的是我跟着凉风转，荒街小巷，蛇鼠般追随！我问秋天，秋天似也疑问我：在这尘沙中又挣扎些什么，黄雾扼住天的喉咙，处处仅剩情绪的残破？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地轧压，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藤花前——独过静心斋紫藤花开了轻轻地放着香，没有人知道……紫藤花开了轻轻地放着香，没有人知道。楼不管，曲廊不做声，蓝天里白云行去，池子一脉静；水面散着浮萍，水底下挂着倒影。紫藤花开了，没有人知道！蓝天里白云行去，小院，无意中我走到花前。轻香，风吹过花心，风吹过我，——望着无语，紫色点。旅途中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又走过一个小庙门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拢总，像已交给谁去，……前面天空。山中水那样清，山前桥那么白净，——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自己图画；乡下人的笠帽，草鞋，乡下人的性情。暑中在山东乡间步行，一九三六年夏前后
河上不沉默的船载着人过去了；桥——三环洞的桥基，上面再添了足迹；早晨，早又到了黄昏，这赓续绵长的路……不能问谁想望的终点，——没有终点这前面。背后，历史是片累赘！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