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华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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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薛秦临证治验实录试读：
前言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主任医师薛秦老先生，师承于已故山西名中医顾兆农先生，行医五十余载，谦虚谨慎，勤思好学，始终坚持践行临床，病证结合，衷中参西，继承创新，在临床实践中师古而不泥古，习西而不拘西，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薛老是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山西省名老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薛老一直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贯通中西，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探索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吾有幸成为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跟随薛老临证学习，读经典，拜名师，做临床，三年的跟师学习，巩固了中医理论，积累了临床经验。2014年“薛秦名老中医工作室”成立，吾等更加感到了名医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承的重要性，在跟师学习过程中详细整理、记录临证医案，择其有代表意义者，汇编整理成册，以飨同道。本书分为五部分，第一篇医家小传，简述薛老习医经历；第二篇介绍薛老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第三篇精选薛老临床医案，并详细分析理法方药；第四篇为薛老讲座实录；第五篇收载薛老及弟子的学术论文。所选内容均经“薛秦名老中医工作室”成员精心整理，并由薛老逐一审阅。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于中医
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努力深入挖掘薛秦先生的宝
贵经验，也恳请广大读者同道批评指正，以利本书修订完善。马 华2016年9月27日第一篇 医家小传
薛秦，男，1940年生，山西芮城人。1965年毕业于山西医学院医疗系，1982年结业于山西省第九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曾拜师于山西省名老中医顾兆农先生，师承其临床经验，并多有发挥。曾任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教授，兼任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肿瘤协会传统医学会委员，及《山西中医》杂志、《临床急救医学》杂志编委，是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山西省名老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教师。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著有《中西医结合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顾兆农医案选》（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顾兆农治验详析》（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版），多次获得山西省优秀医学著作奖。临床对呼吸、消化等内科疑难杂病有丰富经验。发表医学论文40余篇，其中《祖国医学对痫证的认识过程》《顾兆农治疗杂病的学术思想研究》2篇，获山西省优秀医学论文奖，有2项科研成果达国内先进水平。（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感召下，薛老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走上了中西医结合之路，并由是决定了一生事业的发展方向。
临床早期，薛老曾多方尝试进行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但在实际医疗过程中，面对具体的病人和疾病，不由自主地时而运用中医的辨证施治，时而采用西医的诊病论治，要么力求其保险，索性中西药并用，常常无绪于择方用药、打针输液的医疗活动之中。在如何进行中医、西医有机结合的课题面前每每内心茫然而不知所措，甚而曾有过悔习中医之感伤。
在一次全国性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上，他聆听了几位中西医结合先行者的学术报告，使自己茅塞顿开，领悟到自己临床所为仅可称之为“中西医凑合”而非“结合”，同时认识到进行中西医结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西医的基础知识、中医的基本理论、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三者缺一则难有所为。自己医学知识的空白点正是两者结合的方法学。鉴于上述认识，薛老便广泛收集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医学杂志载文、学术研究报告及会议交流汇编。当时还没有今天的文献检索工具，自己只得在工作之余明灯伏案，夜以继日，对所到手的资料目不遗篇地逐一学习研究。而在这个求知过程中，一旦有些心得体会，便随即结合于临床，力图在医疗实践中验证提高。经过几年如是努力，历经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逐渐地对于什么是中西医结合，怎样进行中西医结合，两者结合在临床上有哪些思路和方法，在认识上有哪些观点及见解，在理论上有哪些探求与设想等有了全面概括而深入的了解。随着中西医结合事业在全国的蓬勃开展，新颖的理论观点及高水平的实践成果大批涌现，自己上述的知识层面亦随之不断扩展与升华。因教学工作的需要，索性将手头所积累的读书笔记、临床心得、经验总结以及手记、摘抄、杂录等编撰汇集，整理成册，作为西学中班教材试用于课堂，结果学员反映颇好，深受大家欢迎，自己亦从中备受鼓舞。后经推荐，将其文补充修改后，以《中西医结合概论》为书名交由出版社刊印发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且因是而荣获奖励。（二）
1983年秋，上级领导决定让薛老作为山西省名老中医顾兆农的助手，对其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地研究整理。中医传统的继承学习，历代都是师带徒从，师授徒承。薛老原本就是顾老先生的学生，现有幸接受此项任务，自当是进一步拜师学习的良机。
是时顾老先生已85岁高龄，岁月不待人，此项工作倘若在时间上稍有延误，则顾老宝贵的经验医术将会付诸东流，那将是中医界难以弥补的损失。鉴于此，薛老倾注全部精力，抓紧一切时间随顾老临床实践，不离左右。但在实践过程中，渐渐体会到顾老先生许多学术精华，往往体现于平日医疗过程中，很多知识“不易言传而贵在意会”。为了挽救顾老先生这部分来自一生治病救人的成败经验积累，工作之余，他对其临床病历一篇一篇地分析对比；对其理、法、方、药一点一滴地深入研究；对其学术言论一句一句地归纳整理，然后将所有资料汇集草拟成文。而为使已成之文既不落入就病谈病，就案论案的俗套，又能准确地反映顾老先生的学术观点及诊疗经验，每一例案文，每一段按语，甚至每一个论点，他都要反复地同顾老先生深入交谈，力求在询问、求教、研讨、切磋、追索思路的过程中，将先生宝贵的经验真正总结出来，再经历一次系统的分析研究，综合整理，最后才定文而跃然纸上。为此竭尽全力，先后历时5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使自己欣慰的是在顾老先生有生之年，《顾兆农医案选》终在上级要求的时限内正式出版发行，并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撰写《顾兆农医案选》的过程中，他感受到先生对杂病的独特见解。顾老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就虚实的因果关系、病情的深浅层次、病邪的药治变化以及病证的多元因素诸方面均探索出一定的辨治规律，薛老曾就此撰写了论文《顾兆农治疗杂病的学术思想研究》，此文亦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
在平日学术交流中，中医界常常引经据典，不少千年以远的立论，时至今日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这一现实曾使薛老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他曾特意求教医史专家贾得道老先生，除拜读所著《中国医学史略》外，在先生悉心指导下，选择有久远文字记载的痫证一病，按其历史时序，对该病的医论载录进行纵向研究。经分析研究结果，得出所谓的“四五规律”，即痫病研究在发展时限上可分为内经（时代）、隋唐、宋金元、明清4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不同的学术特色；在具体内容上可划分为疾病命名、病因病机、症状表现、临床鉴别及方药治疗5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进展轨迹。为进行交流，他把上述结论撰写成论文《祖国医学关于痫证认识规律的探讨》，该文获优秀医学论文奖。
在医史学习探讨中，西医理论的发展，除继承和深化外，更重要的是对以往结论的修正与否定。而后者每会导致认识上新的突破，因而西医药越现代者越先进，即所谓之“尖端”。而中医在基本理论方面主要是继承与发展，阴阳、五行、经络等学说罕见有过修正与否定，因而中医正统理论越久远者，历史价值也就越高，即所谓“经典”。故欲了解中医发展脉络及全貌，医学古籍的学习不可或缺。
在医籍的学习过程中，古典中的精华当然是主流，但几千年来在抄写相传过程中，真伪混杂的情况亦不少见，而历代对经文的注释更是各出心裁，随文敷衍，甚有愈注释愈乱者，故在主流之中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样的内容的确需要悉心认识和鉴别。即使是经典之作，亦不应当作偶像或认作顶峰，科学发展永无止境，作为科学工作者，自然不可思想僵化，囿于旧说，这种无形的阻力显然不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
中医理、法、方、药的实践性，经得起临床考验的生命力无穷，经不起考验的终被历史淘汰。清·陆九芝之流曾把王清任批得一无是处，而王氏活血化瘀的治则与处方时至今日仍处处流传，陆氏著的《不谢方》反而乏人问津而过早地凋谢了。应该说这就是实践的伟大与残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发展史亦验证了这一真理。（四）
薛老业于临床，为提高疗效，发展学术，在平日习定成规的医疗活动中，着意在新认识、新发展、新思路诸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西医治疗感冒的药品很多，几乎年年有新药问世，而不论新旧品种，“发汗退热”均为其基本药理作用之一。验之临床，各药疗效无大差异，无效病例亦不少见。多年临床观察到，凡体壮之人感冒病后多无汗身热，是时，“汗之可解”，西医感冒药作用多与其对应；而身弱之人病后多汗出不热或微热，其治如若“汗之”，非但不效，反会致病情缠绵。同一种病有不同临床表现，这显然与体质相关，而不同体质为什么在感受同一病因时却会出现“无汗”及“汗出”的区别，刻下西医尚无针对性的理论能予以解释，借用免疫学说亦不能令人悦服。而回顾中医理论，即使初学之人也会知道这无非是“表实”“表虚”之证不同使然。不容置疑，表虚证确系感冒过程中的一种病理现象，其治则“调和营卫”与“发汗退热”的机制肯定有别，而对应方药桂枝汤适用的证型及疗效目前西医也确无一药可以与其相比。临床现实使自己在这一点上有着特别深刻的感受与体会。经多年实践认识到，与体强健壮的常人不同，凡年迈的老人、产后的妇女、多病的婴幼以及大病之后或有宿疾的慢性病人，但患感冒而属风寒其有汗者实居多数，不宜用现时西医感冒药品盲目发汗治之，先贤的“虚虚”之戒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时最有效、最稳妥的方药非桂枝汤莫属。一些病人特别是高龄患者，即使脉象不虚，本方亦可放手用之，无须顾忌，可在原方基础上依具体病况酌情加味而已。桂枝汤诚良方也，至今现代医学未能明其药理，是为憾事。
慢性腹泻一症临床常见，治疗棘手。小肠吸收不良综合征、功能性腹泻、慢性肝病、慢性胰腺疾病及部分结肠炎等疾病，虽临床表现各异，但长期腹泻却是其共有症状。多数患者晨起即便或五更泻下，便次增多且质地稀薄，腹中喜暖畏进冷食，腹痛轻微而粪检结果却又多无异常。上述不同病因的多种疾病，既然有相似的临床症状，必然有部分共同的病理基础，倘若这个推理正确，那么针对腹泻而言，就当可用相同的方药进行治疗。
上述泄泻证候，若用中医理论分析，其辨证或为中气下陷，或属脾失健运，或责之火不生土，脾肾阳虚。但患者来诊时多数病时已久，其病位随病情发展亦多由此及彼。此类患者，合参脉诊舌象，中气不升、脾运乏力、肾阳式微3种病机，每每相兼共存。临床经验，若单治其一，即使有效，也难保持久。鉴于上述西医及中医的理论认识，又鉴于三种病机所致泄泻的治疗先贤早有成药对应，经反复实践探索，设计了如下的叠方治疗方案：
晨，阳气渐旺时，服用补中益气丸，升提下陷之中气；
午，日丽中天时，服用参苓白术散，益补脾土之运力；
晚，阴气当令时，服用四神丸，温补虚衰之肾阳。
这个方案应用临床后，疗效显著，它是中西医两种理论结合的产物，异病同治的观点、整体辨证的观点、天人相应的观点，均在方案中得以体现。薛老以这一叠方思路，运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疗效甚好。
有效方剂的现代药理论证，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对攻下剂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顾兆农老先生用大承气汤加味治疗肠结症（肠梗阻），在临床屡获良效。薛老曾将其申报了科研课题立项。但在开展工作中发现全国进行类似研究的不乏其人，但是包括自己在内，研究重点均着眼于大承气汤的正面效应，即它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上，可在实践工作中，用本方治疗肠梗阻病愈者有之，不效者有之，病情临时缓解者有之，缓解后突然恶化急行手术者亦有之。这样的临床现实使薛老认识到大承气汤的应用更应重视它的负面效应，即它的不可行性。诚然，大承气汤针对“痞、满、燥、实”而言，确系一张良方。但绝不可轻视它在临床上的局限性，因而自己研究重点除观察它的临床效用外，更多侧重于它的不适应症。经多年深入细致的观察及临床资料积累，初步总结出如下结论：肠结症若有下述病情，即明确诊断为绞窄性肠梗阻者；腹腔内严重感染、出血、伴发休克者；严重酸碱失衡、水电解质紊乱而未基本纠正者；各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后期病情重危者以及机械性完全性肠梗阻者，均应视为大承气汤攻下治疗的禁忌证。严格掌握方药的适应证与禁忌，临证时才能多主动而少盲目，才能确保疗效，避免失误，提高安全系数，在“否定”方面所进行的独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实用意义。
薛老来自农村，早年就曾耳闻过一种俗称“老鸦嘴”的野草可以治疗妇女乳房疼痛。20世纪80年代中期赴晋南巡回医疗时，发现此偏方仍在民间流传，据说确有疗效。这引起了薛老极大的兴趣：该野草究竟属何植物？能够治疗何种乳房疾病？其药理机制又是什么？是否具有开发价值？面对这些问题，从多方面入手，历经了十数年的研究工作。首先通过访问老农及多位乡村医生，并采割“老鸦嘴”求教于植物学专家，终于搞清楚了俗称“老鸦嘴”，秋天成熟后即为现用中药老鹳草。继而经过反复临床筛选，确认了在多种乳房疼痛的疾病中，本药对妇女经前期乳房胀痛一证疗效最为明显。随后根据临床资料，设计并进行了相关的动物试验，药理证实，该药可调节雌鼠体内雌激素/孕酮的比值，使其失衡状况得以纠正。以上系统研究历经困难与艰辛，但对于这一民间偏方的实用价值，终于由感性到理性有了科学的认识。上述成果，在通过科研鉴定的基础上，与他人合作，又进一步研制出治疗经前期紧张综合征专用新药—经前安胶囊，现已生产供应市场。
在偏方“老鸦嘴”的研究开发过程中，薛老曾多次遐想：散存民间难以胜数的单方、偏方姑且不谈，单就明·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记载药物即达1892种，今天常用者不及其四分之一，倘若搁浅或遗忘其余药物，岂不是莫大的历史憾事？作为一项系统的科学研究工程，中医学瑰宝的开发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一代接一代地共同努力。1第二篇 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在卫生战线上兴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创新事业—中西医结合。这个事业在人类的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预示着一种完全崭新的医学理论的产生。
1970年冬至1971年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会议，为我国的中西医事业进一步奠定了指针性方针，促进了这一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十多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的研究、学术理论的探讨，中西医结合事业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由开始的中西医联合诊病，联合查房，相继西学中，中学西，一个医生掌握两套本领，以致目前要求把中西医两套理论真正融会贯通，用现代科学知识研究、整理中医的伟大宝库，以求统一的新型医学理论的产生。
上述过程，反映出来的中西医结合的一系列具体成果，就横的方面看，也大略经历了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①大量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的观察和报道；②中西医结合在具体方法上的探索与讨论；③学术理论上的中西医结合的探讨与设想。究其实质一是①②是临床工作上的结合，主要着眼于当前疗效的提高，二是③则是中西医结合的根本目的，亦是新医学体系产生的理论萌芽。
为叙述方便，本书将围绕临床，从纵的方面重点地介绍中西医结合的具体实施方法即研究思路，其他有关问题亦有所涉及，以便于学术上的讨论、交流。一、中西医结合在方法上的一般趋势—辨病与辨证的结合
在叙述中西医结合之前，很有必要把中医和西医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对比，以便于更好地了解以下所要谈的内容。1本篇为薛秦先生于1982年亲自撰写。
中医是在世界工业革命以前，我国古代以朴素唯物论为指导而发展起来的古老医学，它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人体的认识和分析是以宏观的方法为主要手段，其特点在生理上着重于整体的功能变化，在病理上着眼于证候的表现和辨别，所以发展成为以脏腑经络的功能为基础的生理学，以证候为基础的病理学，临床上是以“辨证施治”为基础的诊断治疗学。
西医是在世界工业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它以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对人体的认识分析主要是用微观的研究方法，着重于人体的结构和形态的观察，重视对代谢过程的检测来认识疾病。因此，西医是以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的生理生化和病理解剖为理论基础，是以“辨病论治”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医学。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中医和西医发展的历史不同，所以对疾病的认识方法、理论体系也完全不同。但是两者都是人类同疾病进行斗争的手段，这个手段的最终形式，中医采用“辨证施治”，西医运用“辨病论治”。其“证”与“病”则是中医、西医在认识、诊断、治疗疾病上的根本分水岭。由此而论，要进行中西医结合，就需要在“证”和“病”的内在关系上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探索二者的本质联系。因而大家都共同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应该是“辨病与辨证的结合”，或者说是“辨病与辨证分型的结合”。
当然，临床上西医对一些疾患也说证（症），若“更年期综合征”“内耳眩晕症”等等，中医有时也说病，如“痢疾”“消渴”“黄疸”等等，但总的说来，辨病是西医的特长，辨证则是中医的特长。临床上进行中西医结合时，辨病是西医的病，辨证是中医的证，如能把辨出的病和证进一步进行结合，并创立新的诊断，制定新的治疗方法，则对临床工作就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例如，对于最常见的外科疾患急性阑尾炎，其辨病、辨证、分型等，大致可概括如下表：
关于急性阑尾炎，上表既有西医对整个病理发展过程的基本认识，又有中医对这一过程各阶段的相应辨证以及“病”“证”结合所创立的新的分型，而分型一方面决定了手术治疗或非手术治疗的原则，一方面又决定了用以指导组方、用药的立法，这样的对照与分析就大大缩短了中医、西医在认识同一疾病上的距离。尽管上表的内容很粗略，中西医的理论结合也绝非如此简单，但它却仍可提示我们：虽然中医、西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其针对的对象却都是疾病这一共同事物，而两者的真理性又都经过临床实践的长期考验，如是，中西医两套理论之间必然会有现今还未能认识到的内在联系，揭示这一内在联系的本质和规律，当然就是中西医结合事业所要求的目标了。
目前临床上运用“辨病与辨证”或“辨病与辨证分型”的结合，主要着眼于临床疗效的提高。例如“急性胆道感染”，这是西医一组疾病的总称，中医对其辨证均属里、热、实证，在具体诊治上又可分为以下三型：
气滞型：以痛为主，相当于胆绞痛或轻度胆道感染。
湿热型：以黄为主，相当于化脓性胆囊炎、胆管炎、胆总管结石等。
实火型：以热为主，相当于急性化脓性阻塞性胆管炎或并发感染性休克等。
以上三个类型分别用清胆利气、清胆利湿、清肝泻火之法进行治疗。三法之中均有六个基本用药：柴胡、黄芩、半夏、木香、郁金、（此应该为川军不是大黄）（大柴胡汤的衍化）。其临证依型加味如下：
气滞型：加用香附、枳壳、延胡、川楝子。
湿热型：加用茵陈、猪苓、泽泻、木通、车前子。
实火型：加用山栀、银花、连翘、龙胆草、板蓝根等，并重用大黄、芒硝通里攻下。
上述疗法曾试用于临床，疗效很好，即使大量抗生素亦无能为力的病例，用后也常有意外之效，可资临床借鉴。“辨病与辨证的结合”，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即依据病证分析，组成基本方药，再根据个体证候上的差异加减使用（其本质也是分型）。例如，“流行性感冒”，流感的病因是病毒，西医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近些年来，使用中药治疗本病有不少报告，“流感煎剂”可视其代表，其组成、剂量及药理如下：
柴胡10g：为中医治疗寒热往来、半表半里的代表药，此药现各地都已制成针剂，广泛地运用于临床，有明显的退热作用。
大青叶30g：本药具有全身性的清热解毒作用，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证实该药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不仅用于治疗，而且在流感的预防上都收到一定的效果。
生石膏30g：为中医最常用的清热退烧药，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退高烧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大剂量生石膏的运用。
由上之柴胡、大青叶、生石膏组成复方，大青叶抗病毒治疗流感之本，柴胡、生石膏配用共同退热，以解决流感在临床上高热持续不退的主要矛盾，这是从西医观点出发，制定出的一抗病毒、二退高热的治疗措施。但除发烧外，因个体差异，每个病人还有不尽相同的特殊表现（这就是再分型的依据），具体临证时又需要用中医辨证的观点区别对待：
如病人全身发冷，上方中需加入小剂量的桂枝，以疏通经络，辛温解表。桂枝虽辛温，但伍于上述大剂寒凉药之中，并无不良作用。
有病人仅背部发冷，严重者甚有冰水灌浇之感，此时加用羌活、葛根重解太阳最为恰当。同时如还伴有全身骨节酸困，再加独活其效果更好。
病人有寒热往来、口苦咽干者，可加黄芩，与柴胡相配，构成小柴胡汤之意，兼以和解少阳。
高热同时，头痛严重，甚或如裂如劈者，方中可加细辛以疏通经络、香窜止痛。临床经验证实其用量与石膏量之比以1∶10疗效最佳。
如伴咽干喉痛，邪热有郁结化毒之势时，射干、牛蒡、板蓝根、桔梗等清热、解毒、利咽药均可相应加入。
如并发咳嗽，多属肺热，桑皮、前胡、瓜蒌等可加以应用。
上述方法治疗流感，是用西医的观点固定总的方剂，再以中医理论随证增加药物，西医从病出发，中医从证出发，原则性和灵活性均统一到同一方药之中，因其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因而疗效相当满意。据北京友谊医院等统计，流感病人服此药1～2剂，90%体温即可恢复正常，总有效率高达97.3%。
临床实践中发现，本方药在疗效上还有一个缺点有待克服，即不少病人在退热之后，往往留有咳嗽一症，拖延相当时日不得痊愈，能否对上方进一步改进，使其咳嗽症状同时消失于退热之际，应当继续研究。二、中西医分阶段结合
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不同阶段表现的主要矛盾不同，针对不同矛盾，就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
例如，肝硬化严重腹水形成的病人，临床上治疗比较困难。中医、西医对这个病的理论认识尽管截然不同，但在用药治疗的思路上基本一致，即：①使腹水尽快消退，以缓其急。②使消退之腹水不再复发，以治其本。前者的目的是为解决当前临床上的突出矛盾，后者的本质是改善和恢复肝脏的正常功能。实践证明，对于这个病的治疗，中医、西医各有长处，西医利尿消肿作用迅速，临床上收效快，而中药长于调动内因，协调与改善局部和整体的反应状态，容易巩固疗效。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形成的病人来说，可先采取西药利尿消肿（如安体舒通、氨苯蝶啶、呋塞米等），相继更服中药，根据辨证，或者活血化瘀，或者健脾渗湿、佐以理气，或者二者兼而施之。这种中西医分阶段的结合，充分发挥了中西医各自的特长，且相互弥补了各自的缺点，其临床疗效较单用中药或单用西药都要高得多，因而深为临床工作者欢迎。
再如，对于一个哮喘发作的病人来说，首先为制止其发作，中西医都急于投药平喘，但是一般来说，激素、氨茶碱一类西药平喘作用迅速，可较快的解决患者的燃眉之急，医生临证应用时也多感得心应手，在缓解急性症状方面一般较中药为优。但西医的根本弱点在于它的疗效不巩固，喘平以后容易复发，而这又常使西医奈何不得，可谓临床上一大难题。祖国医学在长期治喘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的指导性临床理论，说明哮喘一症，虽然症情表现于肺，但更重要的根本病因却应责之于肾。因而对于哮喘的治疗，也相应地提出了“发作时治其肺，未发时治肾”的用药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明确指出：哮喘病人平日治肾可取得远期疗效，而这一点恰恰是西医在临床上所需求的。如是，哮喘病人在急需平喘时使用西药，巩固疗效、预防复发时选用中药，结果临床远期疗效就大大提高。从中医对哮喘治疗的指导理论出发，为激素成瘾的哮喘患者，也找到了可贵的脱瘾途径。大家知道，哮喘病人由于病情反复，常常滥用激素，一旦激素成瘾，临床处理上又相当棘手。对于激素，不用或少用，哮喘痼疾必致发作；多用或常用，其副作用又弊病多端。但是，西医在临床上为防止哮喘发作，有时又不得不长年累月地服用激素，明知此非根治之法，服药亦无休止之日，但也只好暂顾于当前。自从中西医分阶段结合在治疗哮喘病人身上取得具体成果以来，对于激素成瘾的哮喘患者，首先按照辨证服用中药，或滋肾阴，或补肾阳；其后，逐渐地递减激素的用量。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系统治疗后，病人就可以最终获得去瘾。其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中药替代了激素，但这样的患者，即使尔后停服中药，哮喘少有近期发作或从此后根本不再发作。这与激素停药，痼疾即发的状况显然不同。由是，中药对此病的治疗作用绝不是充当替代的角色。临床研究业已证实，中医补肾药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使垂体-肾上腺皮质内分泌功能恢复正常，脱除了机体对外来激素的依赖状态，从而使正常的生理平衡得以相对稳定，这正是去掉激素成瘾的道理所在，从本质上看，这也正是中医“治病求本”的指导理论所体现出来的具体成果。
在中西医分阶段结合上，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总攻疗法对胆结石的治疗。总攻疗法所用的中药定名为“排石汤”。其主要药物组成是：金钱草、茵陈、郁金、枳实、木香、黄芩、芒硝、大黄，临床上有时按证还加用金银花、连翘等。经动物（狗）实验研究证实，排石汤具有以下四方面作用：
1.利胆作用：此作用发生在动物灌服中药20分钟以后，其胆汁的分泌量可逐渐增加，平均可增加7倍，最多的高达27倍。
2.使奥（此处为狄非迪）狄氏括约肌松弛：此作用大都发生在服药50分钟以后，此时由于奥狄氏括约肌开放，胆道内的压力可突然降低。
3.收缩胆囊：经胆囊造影证实，此作用发生在药后1小时，可增多胆汁的排出量。
4.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动物实验的上述结论，使人们初步了解了排石汤的作用机制，它之所以有排石作用，就是因为它可增加胆汁的分泌，加强胆囊的收缩，并开放奥狄氏括约肌。但在临床上排石汤的排石作用并不理想（排石率仅20%），其原因在于它的上述一系列药理作用并不强烈。遵义医学院的科研同志在这一课题上进行的大量的实验研究，最终创造了闻名全国、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胆结石的总攻疗法，这是中西医结合的硕果之一。现将大略的用药方法及基本原理简介如下：
晨8时半，服用排石汤，使胆汁分泌量逐渐增加。
9时半，皮下注射吗啡5mg，对抗排石汤开放奥狄氏括约肌的作用，使胆道口之括约肌收缩关闭，在胆道蓄积胆汁，胆道内的压力不断上升。
10时，皮下注射阿托品0.5mg，使奥狄氏括约肌突然开放。10时10分，再口服33%硫酸镁40ml，进一步开放奥狄氏括约肌，并收缩胆囊，这时胆道内所蓄积的压力很高的胆汁便涌向十二指肠，从而形成一股急流，急流的冲刷力量，就发挥出强力的内冲洗作用，其内存之结石，便被涌带到十二指肠，达到排石的目的。
这样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综合各种中西医的有效措施，分阶段地有机地密切配合，发挥相互协同作用，结果其排石率可达77%～80%。凡是无效的病人，后经手术证实，或因结石过大，或因结石严重嵌顿，或因胆总管、十二指肠的乳头肌炎症狭窄，在这些病理状况下，胆汁的内冲洗作用显然无能为力，自然当须手术治疗了。三、以中医的理论指导结合
中医的理论概括性高，容易接触到事物的共性，并着重运用运动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去认识人和疾病的关系，与西医相较，这些都是中医理论的特长。
例如，功能性子宫出血、红斑狼疮、小肠吸收不良综合征等等，这些在西医看来，是风马牛全然不相及的不同系统的疾病。它们的病因、病理截然相异，治疗用药亦各有悬殊，但在这些疾病病变过程中的一定阶段中，都选用中医补肾的方法给予治疗，则又都会收到相当的疗效，这在西医看来似乎难以思议，但它却完全符合中医“异病同治”的临床理论。面对这个事实，很有必要进行一番分析研究，透过现象揭示其本质。既然同样的治疗方针和药物，对根本不同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疾病来说，它们必然有一个我们过去还未认识到的共同的物质基础，在人体内部的某一方面必然会有共同的病理变化过程。而这个共同的物质基础、共同的病理变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经过多年来的现代科学的临床研究，在大量的实践中终于发现，凡在临床上中医诊断为肾阳虚的病人，均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内分泌功能的紊乱。这个结论就是中医肾阳虚证现代科学的初步依据，它使我们对肾阳虚的本质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个结论也证实了“异病同治”是有客观依据的，它之所以能经得起临床实践的考验，其道理也正在于此。
当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内分泌功能的紊乱绝不就等于中医的肾阳虚，中医的肾阳虚一定还有更广泛的现代医学的科学内容。但是，这个研究毕竟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又如，对于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按照目前西医的胰腺自体消化学说，内科治疗的主要指导思想在于减少胰腺的分泌，使胰腺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在临床上除用激素、抗生素、抑肽酶等治疗外，还用阿托品一类药物抑制副交感神经，减少胰腺的分泌。与此同时，胃肠的蠕动及分泌亦减少，这也间接地减缓了对胰腺的刺激。为了保证胰腺的绝对休息，临床上还要求严格禁食，胃肠减压也每每同时进行，这些治疗方法传统称之为“保守疗法”或“饥渴疗法”，其采用的一切措施都是要使胰腺的功能处于静止或抑制状态，减少胰酶的分泌，抑制胰酶的活化，以利于有病胰腺的自我恢复。以这种指导思想的非手术疗法，在世界上已延用了数十年，并且至今还在不断地丰富它的内容，但其治疗效果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急性胰腺炎按中医辨证多是“湿热郁滞”。中医的理论是“不通则痛”“六腑以通为用”“通降下行为顺，滞塞不通为逆”。因而，清利疏通为维持六腑正常生理功能的主要方法，所以急性胰腺炎临床多采用辛开苦降之法予以疏通，在清热化湿的基础上，或兼以疏肝理气，或兼以通里攻下。其对疾病的理论认识和具体治疗措施都与西医使胰腺、胃肠休息、静止的观点恰恰相反，采用的是积极主动的进攻性措施，其目的是促使胰腺和胃肠的功能在正常的运转中得以恢复。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对本病的治疗简单、有效、经济、方便。
由上可以看出，对于急性胰腺炎一病，中医和西医治疗的理论原则截然不同，中医主张刺激胰腺和消化道的功能，使之推陈出新，所以一般允许进食；而西医主张抑制胰腺和消化道的功能，使之“以静求愈”，从而必然严格禁食。“通与制”“动与静”“进与禁”虽然一字之差，但却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指导思想，前者调动机体内在的积极因素促使健康的恢复，而后者则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等待健康的恢复。前者是辩证的，后者则是形而上学的。所以中医对于急性胰腺炎的理论认识，打破了保守疗法的旧框架，闯出了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新路子，这在胰腺炎的治疗史上是一次极大的进步，也是理论认识上的一次很大的飞跃。
〔附〕清胰汤：
此为治疗急性胰腺炎有效的经验用方：
清胰汤Ⅰ号：柴胡15g、黄芩10g、大黄10g、芒硝8g（冲服）、川木通6g、延胡索15g、胡黄连6g、杭白芍15g。
清胰汤Ⅱ号：柴胡15g、黄芩10g、细辛3g、芒硝8g（冲服）、广木香6g、炒槟榔12g、胡黄连6g、使君子15g、苦楝根皮12g、花椒6g。
Ⅰ号方用于肝郁气滞，脾胃湿热或实热者，Ⅱ号用于胆道蛔虫症并发急性胰腺炎者。
两方实际上都是大柴胡汤的化裁，主治少阳阳明合病，是表里双解之剂，当然在临证具体运用时，根据辨证应当做适当的加减。四、以西医的理论指导结合
西医的理论开始自形态学的观察，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认识比较深刻，治疗措施也针对性强，相对中医来说，这些都是西医的长处。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充分利用西医的这些长处，则可使临床疗效大大提高。
例如，西医对任何肠疡的处理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有脓必排”。任何脓疡的全身症状如寒战发热等都是局部病理变化所引起的反应，局部的病变不除，全身的反应就难以消退，这已是临床上的一般常识。所以当一个疮疖化脓后，再用大量抗生素治疗，都不如“切开引流”来得有效。但是“有脓必排”的这个原则尽管实用，有时实际病情却限制了其使用范围，如肺脓疡，虽有明显的整体症状和局部的脓液积聚，但绝不会因此就进行手术引流，那显然是小题大做了。临床上为排其脓液，在大量抗生素联合运用或药液气管滴入直至病灶的同时，还常常采用一定体位促其排脓排痰，但效果不理想，所以“有脓必排”的理论虽好，但在这里却是“无用武之地”。
现已知道，中药桔梗等是强有力的含皂素的祛痰药，如能恰当配伍，则祛痰作用更强。于是，人们想到，肺脓疡脓液潴留时，临床上当尽快排出脓痰，而一些中药则恰有明显的排脓排痰的效用，因而设想出，遵照行之有效的“有脓必排”的理论，以X线检查为指导，选用中药分阶段治疗肺脓疡的方案：第一阶段，病人多由于炎症和局部脓液引流不畅而发冷发热。X线检查：肺部可见液平面。这时选用鱼腥草、半枝莲、虎杖根等与大量的桔梗配伍内服，清热解毒，促使大量脓液咳出，一般2～3天内为排除脓痰的高潮期。第二阶段，由于脓痰咳出，引流通畅，全身发热逐渐落退。X线检查：肺部脓腔全显，但内已无液面。这时上方中再适当加入桃仁、薏米、冬瓜子等药祛瘀化痰，促使脓腔破散。第三阶段，病人咳已无痰，精神好转。X线检查：局部炎症全消，脓腔尚未闭合。此时上药逐渐退出，黄精、白及、山药、麦冬等扶助气阴恢复之药物相应加入，以促进脓腔的最后闭合。
这样以西医理论作为指导的治疗措施，不用抗生素，一个多月时间大部分病人都可以愈合，而单用抗生素治疗者，其疗程大都在2～3个月以上，而且费用也高，这充分体现了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
再如，急性尿路感染，此病一般发病急促而膀胱刺激症状明显，中医临证时多责之下焦湿热，治疗上通常采用清热利湿之剂如八正散一类。一般地说，只要辨证准确，及时用药，其尿频、尿急、灼热等症状会很快消失，疗效甚好。但由于疾病本身的原因，加之清热利湿诸药苦寒伤胃之弊，病人在发病同时或相继用药以后，常会出现胃脘不适、纳谷不振、或胀或闷等临床见症，特别当膀胱刺激症状消退以后，这些见症一般就愈显突出。如按中医的观点，尿频、尿急、灼热等症状的消失，表明下焦湿热病邪全已驱清，那么这时就应改用健脾利气之剂调理中焦，但是这样改变治疗方案的结果，原来的尿路感染常常会很快恢复，这又迫使医者复用前药，如此反复，势必造成治疗用药方针上的混乱。所以在膀胱刺激症状暂时消失、中焦不适症状已现之时，我们应坚持“舍证从病”的方针，坚持原来的清热利湿的治疗原则，适当加用调和药性、健脾利气之味对症治标，直到尿常规检查或尿培养转阴后3～7天，才可停服清热利湿剂，这样该病的复发率就会大大减少。
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尿路感染之尿频、尿急、尿痛、灼热，甚或发热、口苦、苔黄等都是该病的外表现象，而化验结果上的脓尿、菌尿所反映的才是疾病的本质。症状的一时消失，不代表病患的根除，只有坚持把脓尿及菌尿彻底肃清，尿路感染才算完全治愈。这种以西医的化验为指导临床用药，显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又如肺结核，其临床见症有低热、潮热、咳嗽、咯血、乏力、盗汗、舌红、脉细等，中医临证一般辨证为肺阴虚，大都采用补肺阴、清肺热或肺肾两补的方法治疗，药后其结核中毒症状一般均有好转，但许多病人结合X线检查，其肺部结核病灶却改善不大，这样的疗效就不巩固，时有恶化的可能。现已知在补肺、祛瘀、镇咳的药物中，如白芨、黄精、丹参、百部等均含有针对结核杆菌的有效成分，选方中适当加用这些药物或直接并用抗结核的西药，以补充单纯辨证的不足，则疗效必然大大改观。
总之，用西药的理论来指导临床上的中西医结合，目前在实际中运用广泛，其着眼点在于提高疗效，其重点在于用现代先进的检查方法去指导或验证中医药对疾病的认识及具体治疗的效果。五、处方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几千年来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有效方剂，除单方、验方外，绝大多数传统经方都有一定的组成原则，但事物总在向前发展，这些传统方剂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目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结合方式及其思路，在新创方剂的药物配伍上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
例如，百日咳一病的治疗，西医主要采用抗生素，而现已停止使用。中医对百日咳多按干咳、久咳伤阴来论治，常采用天冬、麦冬、百部等药单纯润肺止咳，其疗效一般亦不明显。既然目前临床上中西药对本病的治疗都不理想，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寻求个有效的方法呢？有人在传统中医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观点，对百日咳做了如下的拟方：（一）抗菌
选用对百日咳杆菌有抑菌作用的中药黄精、射干、百部。几种中药复方使用，还可避免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二）扶正
按西医理论，百日咳之所以久咳，是因为中枢神经系统有病理性的兴奋灶，临床上常见的神经系统病理损害的症状表现，以中医理论分析多属阴虚之证，久咳伤及肺阴应予补阴之剂，故选用天冬、麦冬、百合等。（三）治标
频繁痉咳，消耗体力，久咳后支气管平滑肌处于疲劳状态，不能有效的排痰，痰液刺激，更使痉咳加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其咳虽属标证，但在本病病程中却成为主要矛盾。按“急则治其标”的原则，选百部以镇咳，配枳实以兴奋疲劳之支气管平滑肌，再加紫菀以助祛痰，痰易排出，咳亦会随之减轻。
这样由黄精、百部、天冬、麦冬、射干、百合、紫苑、枳实，再加甘草共同组成复方。这个方子既考虑人与细菌的关系，又重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其理论认识比较全面。本处方曾在百日咳流行区以大锅煎汤、送药上门的方法广泛使用，其有效率达90.4%，这比单用氯霉素或单按养肺阴治疗，其疗效均大大提高。另，健康儿童服用此药也显示出了一定的预防作用，这在流行病学上亦当有实用意义。
又如，感染性休克，此症临床上很常见，因西医疗法效果快，能迅速提高血液灌注量，所以一般临床上每遇危重病人，均首先采用西药来纠正休克。通常在感染病灶被控制以后，升压药大都可逐步撤掉。但有些病人即使整个病情明显好转，升压药却难以撤掉，甚或减少用量，血压亦会再度下跌。这个临床现象揭示出这样的道理，即升压药升高血压的机制是一个被动的调节过程，升压药之所以撤不下来，是因为人体本身主动的调节功能还没有恢复，所以解决这个临床难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如何让调动内因。目前来说，这就需要在中医学中研求办法。
中医称休克为“厥证”，治疗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回阳救逆”（此指寒厥。而热厥、蛔厥等另当别论），其方剂一般首选“参附汤”。人参峻补元气，为救厥上品，但其药名贵，价格较高，药源有限，经临床试用证实黄精可行替代，只是需要加大用量而已；现已知甘草有去氧皮质酮的作用，可保钠保水，增加血容量，本身又有解毒作用，用于中毒性休克尤为适宜；附子通常为中医治疗“寒厥”组方之主药，其性大热，可通行十二经，阴厥之证，当不可缺，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该药有明显的强心作用。如是，由以下三味组成一个称作“稳压汤”的处方，其一般用量如下：
附子10g、黄精30g、甘草30g。
此方曾反复试用于临床，收效甚好。严重休克病人在用西药升压抢救的同时，服用“稳压汤”可促进血压恢复正常，更重要的是它可使已恢复正常之血压得以巩固。但实践也证明，对于严重感染性休克的病人，此方药并不能完全替代西医升压药的作用，而是在升压药起作用以后，它能有效地调动人体内自主的调节功能，从而促进正常生理状态的恢复。
再如，关于针灸治疗休克的研究，近些年来进展较快，而且初步探求出了一些针灸升压的道理，这对于方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全国各地用针灸治疗休克，不外乎体针、耳针、灸治三方面。体针常选涌泉、足三里、内关、素髎、少冲、少泽、中冲诸穴；耳针均刺皮质下、肾上腺两个内分泌区；灸治以百会穴最多用，亦有加灸足三里、大椎者。针刺手法上大都强调长时间捻转强刺激，艾灸亦主张持续30分钟至1小时以上。
休克的种类很多，其中以感染性、出血性、过敏性、心源性、药物中毒性、慢性衰竭最为常见，还有一些原因不明确。就针刺而论，在临床上并不是对各种休克均有同等疗效，湖南医学院附院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结论对临床工作确实具有指导意义。笔者曾把他们的经验运用于临床，获得或者加深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认识：
1.针刺最适用于轻度或中度的休克病人，对于收缩压在40mmHg以下时的重度休克疗效很差，但重症病人在用升压药的同时配用针刺，可加速休克的恢复，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升压药的用量。
2.对合理的西医治疗无反应或者血压回升不理想的病人，针刺疗法往往有料想不到的效果，但对针刺毫无疗效的病人，仅2/5对西药有效，3/5的病人终因休克而死亡。故在西医治疗作用不理想时，姑且再加用针刺，亦或会使重笃危症得以挽救。
3.对于失血性休克，针刺有暂时的升压作用，这就为临床上控制出血灶、补充血容量等治疗措施的实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创造了可贵的机会。但其升压时间短暂，并不能代替血容量的补充，亦不能控制病患处的继续出血。
4.有心肌病变者，针刺的升压率很低。感染性休克，常并发中毒性心肌炎，此并发症临床上很易忽视，但针刺对感染性休克疗效较好，如果感染性休克用针刺治疗效果甚差时，提示有合并中毒性心肌炎的可能，应及时检查、处理。
5.酸中毒严重的病人，特别是当二氧化碳结合力在30%容积以下时，对针刺的升压作用有明显的影响，所以休克伴有酸中毒者，应首先给碱性药纠正，在此基础上，针刺方能发挥升压作用。
6.对过敏性休克的病人，针刺的升压作用比较满意，此点在临床上很有实用意义，特别是药物所引起的急性过敏性休克，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针刺治疗显然简捷易行，这为其他药物的相继使用在实践上创造了条件。
7.针刺的升压作用与昏迷存在与否无关，昏迷意味着大脑皮层功能的抑制，这说明其升压作用不是通过大脑皮层，而可能是通过大脑皮层下中枢，正由于这个原因，昏迷并见有休克者，针刺有一定疗效。
8.休克病人在用针刺治疗、血压回升的同时，脉压一般也增大，而脉压的增大与心缩力增强，静脉回流量加大，从而使心排血量增多有关。所以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静脉回流量可能是针刺升压的主要机理。这一点对于上述针刺治疗各种有效或无效的结论，也均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以上的初步认识使我们对针刺升压的治疗作用能有个比较全面的理解，针对不同病情，在选用针刺升压的同时，如何配用其他药物也有了个大概的准则。这在方义上的结合上也算是一个创举。
对针刺升压的这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刻下的分析态度，很值得借鉴和仿效。因为在中医学研究的实践中，常有极端化的倾向，即对中医的一些医疗方法或方药，往往很少考虑具体条件的影响，只是经过简单的粗略试用，根据一时的成功或失败，就过早地得出结论，这显然不利于中西医结合的开展。有关此类课题，都应像上述针刺升压研究所进行的那样：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全面研究，系统观察，严密分析，在获得充分资料的基础上，阐明主要作用机制，选定基本适用范围，肯定其优点，指出其不足，最后给予恰如其分的综合评价。只有这样的成果，才能经得起再实践的考验，才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六、药物上的中西医结合
药物上的中西医结合，目前临床上运用很广。近代名医张锡纯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的叙文中，已有中西药同用治疗疾病的多处记载，用于温病高热不退之“石膏阿司匹林汤”是其典型代表。前面已述及的胆石症的总攻疗法，其本质也是中西药在临床上运用的结合。
西医学过中医，以两套本领结合临床的早期，以中西药联合运用治疗疾患最为普遍，但根本问题在于多数是盲目地重复配合，而不是目的性明确地有机结合，如肺部感染的病人，在给止咳、化痰、平喘中药的同时，再口服抗生素或肌注青霉素、链霉素；细菌性痢疾的病人，在给清热化湿、通里导滞剂的同时，再给黄连素。这种用药形式，似乎也算一种结合，但“西药保险，中药冒险”“西药打头阵、中药作陪衬”的错误观念仍在主导思想上起作用。其实这绝不是真正的中西药结合。真正的中西药方面的结合，其内容要广泛得多。
例如，外科常见的“急性肠梗阻”，按照中医“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临床上常采用大承气汤通里攻下，不少病人确实可获满意疗效。肠梗阻的病人，如梗阻位置低，呕吐不剧烈，进服汤药尚能接受。假若梗阻位置高，病人频繁剧烈呕吐，则汤药就难于承受。
实验证明，大承气汤治疗肠梗阻的根本原理，是它具有兴奋肠管、使肠蠕动增强的药理作用。而临床试验又证明，这种作用不受一次少量阿托品类药物的抑制。于是，呕吐剧烈的肠梗阻患者，在服大承气汤前，可先肌注阿托品，暂时缓解肠道的逆蠕动，既止痛又止呕，继而进用大承气汤，使其抑制的肠管再蠕动起来，并增强其蠕动作用，从而达到口服中药治疗疾病的目的。
又如，胃、十二指肠溃疡病，发病率比较高，而且病程长，易反复，治疗上除有合并症须进行手术外，单纯西药保守疗法有些效果尚不理想，近几年来中西药结合运用治疗溃疡病的报道很多，其具代表意义的如“溃疡散”：
海螵蛸250g、甘草250g、肉桂50g、良姜50g。
维生素U 50mg×200
阿托品 0.3mg×70
氢氯噻嗪 25mg×40
用法：上药共研细面，均分一百包，每日三次，每服一包，饭前半小时开水送服。
加减：胃寒极重者，每次加肉桂、良姜各0.5g；有出血见症者，每次加服白芨粉1.5g；情绪波动，烦躁不安者，每次加服氯氮5mg；消化不良，纳谷不振者，每次加服淀粉酶2g，合并慢性胃炎，嘈杂、恶心、饱胀感明显者，每次加服奋乃静2mg、普鲁卡因粉0.3g。
溃疡散基本方中四味中药，具有温中、止酸、缓痛的治疗作用，西药阿托品具有解痉、止痛的治疗作用。因甘草有一定的副作用，可使一些病人产生浮肿，个别的可致血压升高，所以配用氢氯噻嗪防其未然。当然因个体差异，对甘草和氢氯噻嗪的敏感性不尽相同，故氢氯噻嗪用量应适当灵活。有时如应一时排尿排钾过多，还需补充钾盐。这个组方，中西医联合运用、有机配伍，不同病情再给予中药或西药的适当加味，目的性明确地运用于临床，一般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据北京朝阳医院等报导，以上述方法为主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病108例，有效率达99%，70%的病人龛影消失。
药物上的中西医结合，不只是中西药有机配合的联合运用，用现代方法对一些中药使用范围进行的研究以及中药给药途径上的改革，亦属这方面的重要内容。
例如，芫花这种药在临床上是传统的逐水药，但在古典医著中却有祛痰平喘的记载，可是由于其峻泻及毒性作用，一般临床上都不用其祛痰平喘。解放军南京部队科研人员，通过现代的药理方法，找出了芫花导致泻下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具有刺激性的油脂状物易溶于苯，如把芫花用苯提取以后，再用于临床，则完全没有泻下作用，其镇咳、祛痰、平喘的药理作用就充分显露出来。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临床，而更有意义的是开阔了中药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人们对中药认识的视界，为研究医学古籍上宝贵的药物功能记载，也提供了新的途径。
又如，在给药的方法上，中药汤剂传统上是以口服为主。这种用药方法，对此人们就设想，能不能把中药的制剂和西药的给药途径进行结合来提高其临床疗效呢？大家知道，心绞痛与心肌梗死的胸痛，按辨证多属气滞血瘀，不通而痛，中医传统理论可用丹参、降香等来治疗，但有些病人疗效并不理想。后把剂型改革为复方丹参注射液（丹参、降香）直接静脉注射，其疗效就相当明显，即使原口服汤剂有效的病人，改用静脉滴注的给药方法后，其疗效亦较前为高。大家还知道，低分子右旋糖酐可改善循环，但缺点在于作用不持久，如把复方丹参注射液加入低分子右旋糖酐中静脉滴注，其疗效比单用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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