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忠红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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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犹古国新论试读：
引子
“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远眺，人类才得以智慧和进步。”因为我想比前人看的更远、更清晰，所以我必须站在前人的肩上。我说的是盂县的历史文化研究。
2012年8月全国首届仇犹古国暨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盂县召开时，我就有一个设想，能不能换一个角度，从盂县地方史入手来对仇犹古国文化进行一些新探索。一年多来，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与一些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同，地方文史爱好者掌握着更丰富的蕴藏于当地民间的更贴近生活实际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实物，有的是“非遗”。这些资料既是地方文化的瑰宝，也是地方文化研究的实证。挖掘和整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岁不我与，时不我待，迫在眉睫。
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开始了《仇犹山水记》的创作。也就是试图尝试，从文史研究的角度来写一些有关盂县人文山水的“游记”。从2012年后半年开始，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跋山涉水，几乎踏遍了盂县的“名山胜水”。身临其境，不仅开阔了视野，锻炼了身体，最重要的是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下来，手头就积攒下来30万字的资料。
2013年5月份，我转到盂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从业余到职业，开始真正涉足盂县的历史文化研究。于是，加快了《仇犹山水记》创作的速度，同时等待时机来出版。稿子还在写作中的时候，适逢盂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征集《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盂县卷》（第二辑）文稿，于是从《仇犹山水记》中选取了6篇有关仇犹历史文化研究的稿子，重新进行了整理与修订，命名为《仇犹古国新论》。
从明清到现在，关注研究仇犹历史文化的学者很多，有很多鲜明的观点。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很多观点还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原地打转，乏善可陈。所以，我把这本小册子称为“新论”，目的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写出不同于先人，而且有别于专家的一些新观点、新思路来，同时也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文史爱好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仇犹文化，进而推动仇犹历史文化研究的繁荣昌盛。
盂县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仇犹古国文化、藏山忠义文化、李宾佛教文化、程子儒学文化等等，都是传统文化的瑰宝，体现着盂县文明的独特风采，它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精华，对于盂县今后的发展进步仍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激励、鞭策作用。积极挖掘整理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成为地方文化工作者们很紧迫的一项工作，也是盂县新一届县委提出的“2442”总体思路中“文化塑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么大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下，《仇犹古国新论》几乎就是一棵孤寂的小草。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虽然是小草，只要只争朝夕、自强不息，早晚会成为绿洲、成为草原，成为盂县历史文化研究中一处亮丽的风景。《仇犹古国新论》共收录有“‘祁奚’与‘祁邑乡’”、“高神干云谒仇君”、“仇犹迷雾云中山”、“将军岭上留英魂”、“智伯给仇犹送来了什么”、“‘仇犹古城’的凄惨结局”等六部分内容，全书约为3.5万字左右。
一、“祁奚”与“祁邑乡”
导读：仇犹国的建国时间历来众说纷纭，模棱两可，莫衷一是。仇犹古国文化与藏山赵氏孤儿文化都是盂县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属一地，在时间上存在交合的这“任”“督”二脉文化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呢？作者从全新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明嘉靖版的《盂县志》中，有“乡有五：祁邑、游仙、延寿、铜颖、玉泉”的记载。在康熙版《盂县志》（1678）中也沿用了上述的有关“乡”说法。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修盂县志》“地舆五”中，“乡有六，近城者永宁，古曰祁邑；东庆丰，古曰延寿；南招贤，古曰桐颖；北圣佑，古曰游仙，半属永宁；西辐辏又善应，古曰玉泉，均与圣佑相错”。
在上述明代的这些“乡”的名称中，“游仙”可以理解为“漫游仙界”的意思，“延寿”取寓意于“延年益寿”, “玉泉”则是因为盂县西部地区有玉泉山的缘故。后来的“永宁、庆丰、招贤、圣佑、辐辏、善应”都好理解，唯有这个“祁邑”和“铜（桐）颖”比较令人费解。
如果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桐颖”的“桐”指的是“梧桐”、“泡桐”类的植物，“颖”在植物学上指某些禾本科植物小穗基部的苞片。把“桐颖”引申到乡的名称理解上，那就是紧挨县城、围拱县城的地方。从桐颖乡所辖现在南娄镇、路家村镇一带来看，这种理解还是能说得通的。类似的命名还有上面提到的盂县西北部地区被称为“辐辏”。但实际上，在嘉靖版、康熙版的县志上并不是写作“桐颖”而是“铜颖”，乾隆版上是“桐颖”，光绪版上则是“洞颖”。我个人理解倾向于“桐颖”，其他应该是笔误。
还是从字面上再来分析这个“祁邑”。 “祁邑”的“祁”有三种意思：盛大；舒缓、众多的样子；姓。“邑”的意思指的是：城市，都城；旧指县；古代诸侯分给大夫的封地。结合盂县的历史，把这两个字交叉组合理解一下，“祁邑”的本意就是祁姓大夫的封地。
这个“祁姓大夫”是谁呢？1．祁邑乡的来历
在嘉靖版的《盂县志》“节义·春秋”中，有一段人物传，“祁奚，县之祁邑乡人也。悼公时为中尉，请老，晋侯问代焉，称解狐．......”（文中这个故事就是《左传》上讲的“祁奚举贤”，因为原文字迹漫漶不清，未能予以全部转载），在对祁奚进行了褒扬之后，最后写到，“左丞相吕思成记”。说明这段人物传应该是元中书省左丞相吕思成所写（作者未见吕思成的有关原文）。
还是在这本嘉靖版县志“古迹”中，“王子台，在县西南管村，相传以为祁盈墓”。在“丘墓”中，“王子墓，在县西三十里，即祁盈墓”。还有，在“人物”中，“祁午，奚子也，居仇犹代，父为中尉……”“司马侯，县人也。初，昭公元年……”“司马叔游，侯子也……”（史载，祁午是祁奚的儿子，祁盈是他的孙子。司马叔游是祁奚的“同事”与“朋友”）
在康熙版的县志上也有“祁奚庙在方山西二里，祀春秋祁大夫，载在旧志”, “祁盈墓，王子台”的记载。在乾隆版的县志中，还有“祁大夫庙在方山，祀晋大夫祁奚”, “祁奚，晋大夫，事详左传，食邑于盂”的记载。在光绪版的县志中，也有“祁大夫庙在县西南方山村兴国山，祀晋大夫祁奚，土人尊为兴国大王”的记载。这里的“王子”指祁盈。等等。
光绪版的县志也为祁奚写了人物传，见“吏治”记载：“祁奚，晋贤大夫，事详左传，食邑于盂，遗泽后人，县西境有庙存焉。旧志赞曰：少以才彰，老而益显；荐用所知，靡不称位；近不失亲，远不失义；以介持己，青史明标，传之奕世于万斯年，修风翼翼！”（旧志即指上面提到的嘉靖版县志）
上面说到的“方山”即今阳曲县的大、小方山村，在盂县的明清各版县志中均有收录。1953年8月，划拨阳曲县所属，此前一直属于盂县管辖。上面还讲到的“王子台”，即今盂县王子台村，在县城西南14公里处，位于今盂县、寿阳县交界处。（上图为嘉靖版县志中所绘制的十六位盂县本地圣贤之一的“祁奚”像，当时曾绘于盂县学宫之壁。）
在嘉靖版的《盂县志》中，还有这样一段论述：“晋景公三年，盾卒，子朔为大夫，将□□为司寇屠岸贾所□，以其地与祁奚，故本县有祁邑乡。”
可见，“祁邑乡”的命名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晋国大夫祁奚的封地，祁奚曾经“食邑于盂”。祁邑乡得名于祁氏，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从历史上看，乡村组织体系源于周制，在王及诸侯国都郊内置乡，民众聚居之处曰里。称为“乡里”。秦的时候，对县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乡、亭、里三级制。等等。可见，“乡”的出现，也是很久远的。关于“祁邑乡”的最早命名年代已经无存查考，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今盂县西烟镇东村东阁永慈庵，北宋政和六年（1116）深公和尚石塔上就已经有“师诗智深娑道源姓邱成太原府盂县祁邑乡庙飞里人也”的记述，可见这个“祁邑乡”的称呼至少在北宋政和六年就已经存在了，这是非常之“历史悠久”的。
我们再看这个“祁邑乡”的范围。在明嘉靖版的《盂县志》中，有“祁邑乡所辖都（里）有：永宁三都、永宁四都、圣佑一都、圣佑二都、圣佑三都”，以及县城之内的“永宁一都、永宁二都”。从现在的地域来看，主要包括秀水镇、苌池镇、上社镇、下社乡、梁家寨乡五个乡镇。明代盂县祁邑乡所辖村落范围（为现在地图标注）
历史上的这个祁奚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又是如何“食邑于盂”呢？2．“祁邑乡”与“祁氏之田”
祁奚，字黄羊，晋国大夫。从周简王十四年祁奚被晋悼公任为中军尉起，历晋景、厉、悼、平四世，为四朝元老。《左传》、《史记》等都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述。在《左传》、《史记》中都讲了“祁奚举贤”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很出名，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及据此而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 “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祁奚的孙子祁盈在昭公二十八年六月被杀之后，他的封地“祁氏之田”被分成了“七县”，即：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
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邬县在今介休东北，祁县即今祁县，平陵在今文水县东北，梗阳在今清徐县，涂水在今榆次县西，马首在今寿阳县南，盂县在今阳曲县东北。从地域位置上看，这“七县”互相衔接，基本分布在今太原周边。对于“祁氏之田”中这个“盂县”，古今学者（尤其是盂县、阳曲两县的地方学者）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此“盂县”非现在的彼“盂县”。也就是，“祁氏之田”的此“盂县”包括现在的盂县西部地区（即后来的“玉泉乡”、“游仙乡”）和阳曲县东部地区，不包括今盂县县城周边（即“祁邑乡”）。
康熙版《新修盂县志》主编、时任盂县知县的“东岩人”蔡璜在《重修文明阁碑》中写到“环盂皆山，而邑居其中，地势稍下。仰视四周，层峦叠巘。卓立云表，形如盂。盂之命名或以是”。这里讲的是当今盂县县名的来历是因为县城所处之地形似盂，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县城盆地”，也是“祁邑乡”的中心地带。在乾隆版的《新修盂县志》中也讲到，“春秋地名盂者有五：宋之盂、周之盂、卫之盂、晋之二盂”, “昭公二十八年，孟丙为盂大夫，此则今盂县西境也”。这个孟丙盂大夫的治所所在就是今天阳曲县东北的大盂镇。
这些古今学者认定的“祁氏之田”的此“盂县”非现在的彼“盂县”还有一条重要依据就是，在“祁氏之田”的此“盂县”存在的同时，在今盂县县城周边（祁邑乡）还存在着一个“仇犹国”。当时的“仇犹国”和“盂县”是“相邻而非属”的关系。比方在康熙版县志中就记载，“按史记通鉴，皆云仇犹为智伯荀瑶所灭，则祁奚、孟丙之时，仇犹为国如故也，二子安得食之治之？盖晋时别有大盂城，非今之仇犹之盂也！”
实际上这个“仇犹国”的“仇犹城在县东半里，周围九里，有遗迹存焉”（嘉靖版《盂县志》）, 《永乐大典》、《山西通志》（四库全书版）、《太原志》（洪武十三年）以及其他版本的《盂县志》都有记载。盂县地方学者普遍认为仇犹城就是盂县的老城，隋时迁址新建（见明清各版县志）。近年来的考古研究，也证明了仇犹故城的存在。
但是，从明代“祁邑乡”所辖的乡里来看，仇犹故城恰恰就位于这个“祁邑乡”的中心地带。我们虽然现在无法考证明代的祁邑所辖与宋代乃至更远的其他朝代的祁邑所辖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中心地带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异的。上面说到的“祁盈墓”所处的地理位置、河流流域也与“祁邑乡”同属一地，明显有别于孟丙之“盂”。既然此“盂县”非彼“盂县”，那怎么又在彼“盂县”之内出现了此“盂县”的“祁邑”呢？
在晋平公十七年（前541）的时候，晋国大夫中行穆子率军北上讨伐“无极”与群狄，在太原展开激战。《春秋·昭公元年》记载，“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左传·昭公元年》,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对战争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中行穆子与荀吴应为同一人）。上面我们还引述了《左传》的记载：昭公二十八年“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对此，后来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也写到，“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雒阳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为祁氏之邑”。（雒阳，即今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洛阳村，此村在洞涡河北岸。）
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的前541年到祁盈被诛的前514年的二十七年间，上述的“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七县”已经成为“祁氏之田”。而顾炎武先生说得更直接，直接把“七县”（应该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成为“祁氏之田”的时间定在了“荀吴败狄于太原”的前541年。“祁邑乡”既然是晋大夫祁奚的封地，那么，“祁邑乡”成为晋国领土只能是“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的前541年之后，“祁邑乡”成为“祁氏之田”，也只能是祁盈被诛的公元前514年之前。可见，“祁邑乡”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二十七年之间被晋国所占领，又被晋国君赐予祁奚，而成为“祁氏之田”的。如果顾先生的考证正确的话，那么“祁邑乡”成为“祁氏之田”，就在“荀吴败狄于太原”的公元前541年。
在被分为“七县”之前，“祁邑乡”与“马首”“盂”等同为“祁氏之田”，问题是“祁氏之田”被分为“七县”之后，这个“祁邑乡”又被划在了那一县呢？
我个人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祁”，二是“马首”，三是“盂”。
这个“七县”中“祁”，很有可能就是“祁邑乡”，而不是现在晋中市的祁县。依据有两个：一是上面我们说到的嘉靖版县志中的“祁奚，县之祁邑乡人也”, “王子台，在县西南管村，相传以为祁盈墓”, “王子墓，在县西三十里，即祁盈墓”。现在的这个“王子墓”的传说，仍在盂县当地民间流传。现在的学者大多认为祁奚是祁县人，因食邑于祁，遂以祁为姓。二是在嘉靖、康熙、乾隆三版县志中，都提到了一个唐开元间的状元“王维则”，在嘉靖版县志中，“王维则，太原盂县人。开元年间及第擢拾遗，安禄山乱为所得，赋凝碧池，维则欲去不得，□□诗有，何日再朝天子，数月贼平，获宥位尚书左……据此，则维则乃维之伪也”（漫漶不清，无法转载）。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王维则就是那个大诗人王维。在康熙版县志中，“按唐史，王维，最著太原祁人。王维则无考，旧志不知何故谓为开元状元，然查通志亦载，故存以俟考”（通志，可能指的是《山西通志》，本文作者未见原文）。乾隆版县志中在转述了上述两版县志的说法外，评论“余多异说，蔡志颇矜博雅，何以不知赋凝碧者之为摩诘？今通志已删”。“太原祁人”，说的是祁县人，还是祁邑人呢？实际上在唐开元间，祁邑乡所在之地已经被称为“盂县”。有没有可能，这个“太原祁人”是王维在作文的时候的自称呢？古人做八股文的时候，都有这种“某地某人”自称的类似写法，这个命名多以当地的“名山大川”来代替实际的行政地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祁”就更加值得考究了。上述观点，因诸多原因，未能参考有关现在“祁县”以及王维本人的更多的历史资料。关于王维则究竟是不是王维的话题，在此也不予深究。至于“祁奚”是不是“祁邑乡”的人，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资料来论证，这里暂且也略过。
我觉得“祁邑乡”就是“祁”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到现在盂县的民间并没有“贾辛为祁大夫”中这个“贾辛”的任何传说。
我再说第二种、第三种可能。也就是“祁邑乡”属于“祁氏之田”（即后来“七县”）中的“马首”或“盂”。
从地形上来看，“祁邑乡”西接于“盂”，南毗于“马首”，三地被北方山山脉一分为三。“祁邑乡”东面以白马山脉为界，与“狄人”的鲜虞等部落相邻。如果“祁邑乡”不是“七县”中的“祁”的话，那么它只能成为“马首”或“盂”的一部分。
从历史沿革来看，三国分晋后到唐以前，“祁邑乡”（后来的原仇县等）与“盂”一直是同属相邻的关系（长期同属于太原郡、肆州永安郡等）。隋大业初，祁氏之田的那个“盂县”才被正式撤销，整体并入汾阳县。而“祁邑乡”所在中心之地开始筑城，被正式更名为“盂县”，也就是张冠而李戴了。直到唐贞观元年（627）的时候，乌河县（“祁氏之田之盂县”的一部分，也就是上边所提到的“玉泉乡”、“游仙乡”）并入盂县（今盂县），洛阴县（“祁氏之田之盂县”的另一部分）并入阳曲县，祁氏之田的那个“盂县”也就被一分为二了。就以后的发展历史渊源来看，尤其是隋把“祁邑乡”（当时称为原仇）命名为“盂县”的这种做法，在“祁氏之田”被分之后，“祁邑乡”被划分到“盂县”的可能性最大，应该无关于“马首”。还有一条原因就是，到现在，同样盂县还没有发现有关“韩固为马首大夫”中“韩固”的传说及记载。
这样就又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祁邑乡”被划分给了“盂县”，那怎么与此同时在“祁邑乡”又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仇犹国”呢？3．祁盈被诛与仇犹立国
祁盈，春秋时晋国人，祁午子，祁奚孙，晋顷公时大夫。家臣祁胜、邬臧易妻淫乱，盈将二人收捕。祁胜通过贿赂荀跞向晋侯进言，诬陷祁盈，祁盈遂被晋侯所杀。（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按说祁盈处理家臣本不是什么大事，却引来了杀身灭族之祸。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见《史记·晋世家》）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公元前541年的“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之后，“祁邑乡”才成为“祁氏之田”的。很显然，成为“祁氏之田”之前的“祁邑乡”就是由“狄”或“无终及群狄”来管理了。（戎狄是后人对先秦之前的中国北方、西北等地少数民族的统称。“无终”与“狄”就是这些氏族部落的名称。）
在2012年全国首届盂县仇犹古国暨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普遍认为山西是戎狄活动的主要场所，并且认可了“白狄东迁”的说法。到鲁襄公十八年（前555）, “白狄始来”（即白狄人活动区域开始到达鲁国边境），白狄的活动中心聚集到现在的晋冀交界的太行山中部一带。照此理解的话，在“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的前541年之前，身处白狄活动中心“祁邑乡”已经被“白狄”人所侵入了。
真的是“白狄”人而不是其他人侵占了“祁邑乡”么？这里我补充说明两点。
一是关于皋牢城。在嘉靖版县志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皋牢城，在县东三十里，赵时置，周围五里，旧为上艾北界，今曰皋牢城”、“春秋仇犹墓，在县东三十里皋牢城”，清代的三版县志也都沿用了这些说法。可惜，皋牢城古迹损毁消亡于2011年间的大规模的“私挖滥采”当中。据盂县文管所赵培青所长介绍，他们在事后“偷偷摸摸”的现场勘察中发现，这些古遗存具有非常典型的春秋时期的考古特征（明显有别于战国遗存），并推测有重要的文物遭到劫掠。在《左传·闵公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注：皋落为赤狄的一支。也有人认为当时盘踞在太原一带的“咎如”也是“皋落”。闵公元年为公元前661年，东山普遍被认为指太行山）。我个人觉得，“皋牢”即“皋落”，后来赵国所建的皋牢城的先民应该就是“赤狄”的“皋落”部落。除了皋牢城的春秋时期遗存外，距此不远的盂县交口村至今还被民间俗称为“皋牢口”。属于“白狄人”的“仇犹国君”安葬在了“赤狄人”的“皋牢城”？仇犹为“白狄”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补充说明的第二点是：沈长云先生在他的《古代山西的戎狄族与仇犹古国的历史（摘要）》中讲到，“前人即有白狄东迁之说，后人多不愿信，但不久前裘锡圭一篇文章为此说法提供了有力论证，（商代绥德铜器铭文上有“亡终”族名）。此亦证明白狄族多往来迁徙．.....”我不清楚沈先生看到的是裘先生的哪篇文章，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裘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叫《释“无终”》的文章，很显然，“亡终”即“无终”。我们再看前面提到的《左传·昭公元年》,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无终”有别于“群狄”，而“群狄”也不是一支“狄”，所以才说“无终与群狄”。用不属“群狄”的“无终”来证明“白狄东迁”，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只是我的一点愚见。
言归正传。
无论白狄人也罢，还是赤狄人也罢，总而言之是“狄”，属于“群狄”，总而言之是在“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前541年之前（甚至更久远之前）就占领了“祁邑乡”。接下来，晋荀（中行穆子）挥师又打跑了这些“狄人”，把晋国的边界扩展到了洞涡河北岸的“雒阳”（太原市小店区洛阳村）。晋平公姬彪非常有感于祁奚大夫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圣贤做法，就把这片新开拓的疆土（包括“祁邑乡”，也应该包括“大卤”）赏赐分封给了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