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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8 20: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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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琼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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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研究

君特·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研究试读:

序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于2015年4月13日逝世,德国失去了一位伟大作家、一位民主斗士、一位和平使者,世界失去了一位代表德国良知的伟大人物。中国对于格拉斯的去世有诸多的哀悼和纪念文章。如今,中国对格拉斯最好、最合适的纪念出现了,这就是本书的及时出版。

及时出版指的是出版时间在2015年,然而书的酝酿和写作则花费了作者谢琼近十年的时间和心血。谢琼热爱格拉斯的作品,对格拉斯的人格崇敬有加,也对格老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多次赴德研修,收集有关资料,并曾两次在格拉斯的家中做客,与格拉斯面对面交流,聆听格拉斯谈论自己的作品和思想,多受启发。谢琼对格拉斯作品的理解和分析,也得到了格拉斯的首肯,格拉斯对谢琼的研究工作多方鼓励并心怀期待。今天这部全面研究格拉斯作品的著作与广大读者见面,想来,格拉斯在天之灵也会为之欣慰的。

厚积薄发是真正做学问必备的素养,做研究对研究对象应该要有兴趣,谢琼拥有这样的素养和兴趣,她十年磨一剑,终于能够将这本厚重的高质量的著作送到读者面前。期间寒窗苦读的艰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煞费苦心,非亲身经历者可体会,这样的艰辛和苦心在我们捧读本书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需要时间。作为大学部门主管和骨干教师,谢琼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地投入工作,而为妻、为母、为女的谢琼又是贤妻、良母、孝女,这也都需要精力和时间。除了几次在德国的逗留,凡是在国内时,她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是以减少睡眠时间、牺牲休闲时间换取来的。

在挤出的时间里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做研究工作,如此深入地走进格拉斯的历史书写世界,能够如此广泛地吸取各方面的知识,把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作家的生平、履历,作家对文本表现问题的主观态度和观点等研究透彻。又要研究各种与分析作品有关的理论,将叙事学理论、历史阐释学理论、生态文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应用到文本分析中。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别出心裁,把与第三帝国时期的有关的各种概念的渊源、特点及流变过程专门写成一大篇,以之与作品相结合来阐释作品,这一工作所花费的功夫不比阅读和分析作品本身少,这许多有关知识,真是能够给读者带来不尽的思考。这也证明了谢琼扎实诚恳的学风、深入探究的精神。在我们当今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真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素养。

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介绍、分析、评论格拉斯作品最全面的专著。全面指的是分析内容和观点的全面,也指所涉及作品的全面,并且指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作者非常有心地将格拉斯的作品分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后的最新作品都被囊括其中,各个时期都有整体概况的评介,指出其写作突出的重点,并以其中一部代表性作品为中心展开讨论。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铁皮鼓》是用小人物表现大历史,从而清算第三帝国历史及历史中的人性弱点;60年代的《猫与鼠》继续面对充满军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纳粹历史,着重描写了个体在集体压力下的悲惨命运;70年代的《蜗牛日记》在表现第三帝国时期但泽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德国现实政治的思考;80年代的《母鼠》表现了人类因为过分崇尚理性和科技的力量,而导致非理性的大爆炸发生,这种由极端理性导致的非理性与纳粹历史中现代性产物的大屠杀极为相似;90年代的《我的世纪》通过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我’回顾了德国辉煌而恐怖的20世纪百年历史,犹如用文学手段勾画的一幅20世纪德国历史的全景图加剖面图;发表于2002年的《蟹行》则通过书写德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事件及其现实影响,警示了新纳粹主义复活的危险,表明和印证了格拉斯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

谢琼认为格拉斯的历史观看似非常悲观,然而他却“一直以文学为工具,以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对罪责的反思作为他开展文学创作的出发点,用一种永不言弃的西西弗斯精神书写历史,锲而不舍地进行着教育和启蒙工作,展示了一个文学家的勇气、担当和良知。”

其实,谢琼在写作本书时,同样抱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知道,触动历史的创痛会使人不安、不舒服,然而这是必要的,虽然人们不一定真的能够以史为鉴,然而历史真面目却应该让人知道,后辈尤其应当认识历史,否则,悲惨历史的重演是十分可能的。今天德国的年轻人并不关心过往的历史,觉得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在某些小地方,新纳粹有抬头的趋势,这自然是极少数的青年对现实失望而产生的倾向,不会成为气候,不过这种现象更加印证了格拉斯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国的年轻人多数抱着同样的态度对待历史。谢琼对格拉斯书写历史的细致分析和评论可以让我国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所启发,其现实意义之重要自不待言。

格拉斯要在他的小说中,“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格拉斯认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死者在看着他。

是的,那些策兰《死亡赋格曲》中的躺在空中坟墓中的人们,那些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笔下的“被碾在灰烬里的面孔”,那些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老少男女以及其他因为纳粹暴行而受难的人们,格拉斯觉得他们在看着他写作,因为“奥斯维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理解历史上的奥斯维辛,认识现代的奥斯维辛,警惕未来的奥斯维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怀着对人类的悲悯之心在写作。他要还历史以真面目,以免以后还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谢琼怀着同样的情怀写作她的这本书。

读这本书能够使人对格拉斯作品及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有相当深入与全面的认识。谢琼极力从作品及各种有关理论中阐释格拉斯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进步观和文学观,让读者“对格拉斯剜疤疗伤的大苦闷、大悲悯和他的作品会多一分理解,从而对德国历史和文化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本书的另一非凡价值是,当我们捧读本书时,我们一定也会对自己的历史多加思考,对自己当下的社会的发展多加关心。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是格拉斯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愿望。

这本书告诉我们,“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意义的赋予者。我们如何阐释历史,不但决定了我们的现实存在,也引导着我们的未来走向。历史事实不但再三验证了格拉斯关于历史有着重复性的告诫,也一再证明牢记历史教训、吸取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十分可贵的,在书的上篇,谢琼费了许多功夫“考察了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鲍曼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对此做了大量的介绍和评述,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正好以此为契机,自己做出再思考和研究。谢琼读后的结论是诸位学者殊途同归地强调了“个体的道德责任和个体良知的作用,这其中包含有对个体反思能力、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的考量”。个体道德责任和个体良知,也正是我们自己当下社会最为需要的品质。

顺便提一下,谢琼列出的格拉斯传记,如福尔克·诺叶豪斯的《用写作抵抗流逝的时间:君特·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哈罗·齐默尔曼的《德国人中的君特·格拉斯——一部关系编年史》、米夏埃尔·于格斯的《公民格拉斯——一位德国诗人的传记》、克劳迪娅·迈耶伊斯万迪的《君特·格拉斯》、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的《我们的格拉斯》、培尔·欧尔廓尔的《君特·格拉斯——一位德国作家被检验》等,可以帮助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找来阅读。

格拉斯的作品是真诚、有勇气、有力量的作品,显示出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

本书也同样具有真诚、勇气和力量,同样显示出谢琼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自己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

愿读者从中受益!谢莹莹于北京2015年8月1日

引言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文学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以诗歌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同时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还是一位风格独特、富有创新精神的画家和雕塑家,又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和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把文学作品的主题变为作画的题材,他的小说又经常混合了诗歌、散文和绘画。但格拉斯主要还是以小说家闻名于世。

在格拉斯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著作颇丰。瑞典文学院称赞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Grass hat in munter schwarzen Fabeln das vergessene Gesicht der Geschichte gezeichnet.)。从他195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始至21世纪的今天,历史书写成为格拉斯叙事作品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是他对历史不被后人遗忘的尝试和努力。《铁皮鼓》(1959)使德国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与相继问世的《猫与鼠》(1961)和《狗年月》(1963)构成“但泽三部曲”。此后,格拉斯几乎每隔几年便有作品问世:《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1972)、《比目鱼》(1977)、《相聚在特尔格特》(1979)、《头脑的产物或德国人死光》(1980)、《母鼠》(1986)、《铃蟾的叫声》(1992)、《辽阔的原野》(1995)等,这些作品都打上了所在年代的烙印,反映了德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世纪之交,格拉斯出版了描述20世纪辉煌与恐怖的德国历史的《我的世纪》(1999)。进入21世纪,老骥伏枥的格拉斯仍旧笔耕不辍。《蟹行》(2002)成为他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2006年,自传性作品《剥洋葱》的问世更是掀起轩然大波;2008年,《盒式照相机》出版;2010年,《格林的词语——一部爱的宣言》面世。除了叙事作品,格拉斯还有诗集、戏剧作品以及随笔、日记、通信集等陆续问世。对格拉斯文学作品的接受成为各个时期德国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他的每部作品乃至发表的谈话和言论,都会引起评论界的争议和讨论。

历史书写是格拉斯叙事作品创作的中心主题。在谈论和书写历史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每一部历史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文学方式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作家本人的记忆和经验是他文学记忆和创作的潜文本。“1927年”和“但泽”——格拉斯的出生年份和他失去的故乡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因为20世纪20年代生人“虽然没有充当作案者,但在作案者的阵营里,属于奥斯维辛这一代人”。用文学拯救失去的故乡成为格拉斯文学创作,尤其是叙事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从创作伊始的“但泽三部曲”开始,可以说,故乡但泽这一主题就从未完全离开过格拉斯,在《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1972)、《比目鱼》(1977)、《母鼠》(1986),直到《铃蟾的叫声》(1992)、《蟹行》(2002)和《剥洋葱》(2006)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泽的影子,因为格拉斯认为,“我的故乡但泽作为生动形象的例子,足以记录下德国罪行的开始及其发展”。格拉斯试图寻找故乡丧失的原因,“1945年,我也丧失了出身中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部分,我的故乡但泽。我不可能对这种丧失满不在乎。我必须听别人一再告诉我,在哪里准能找到这种丧失的原因:德国人的狂妄和对人类的轻视,德国人对顺从的毫不迟疑,那种违背所有法则的傲慢,它把‘要么全部要么全无’解释为德国人的意志,到最后,当‘全部’被掩埋在不幸下面时,却不想承认‘全无’”。“在作家一生的创作中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各个不同的故事中,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内核。如果说作家是有意识地这么做,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无意识的产物。作家从事写作的基本理由之一,就是力图通过写作将某种隐藏在心中的意图呈现出来。也许他最终并不能彻底完成这一任务,但这种努力构成了作品与作品之间似断若连的链索,作家经由这条链索传达出他对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包括历史)所表明的态度,以及其他丰富的信息。”“奥斯维辛”成为格拉斯写作的内核和贯穿他文学创作的中心意象之一。作为一位作家,格拉斯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伊始就遭遇了阿多诺发表于1951年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格言,阿多诺的告诫经常被误读为不能写诗的禁令,其实他所说的野蛮,是指在追求美学创作时不可避免地美化牺牲者的命运。格拉斯一直在奥斯维辛问题上挣扎,尽管他承认“把奥斯维辛理解为文明史上的转折点和无法治愈的裂痕”,但作为奥斯维辛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格拉斯把阿多诺的告诫称为一个新的“绝对尺度”,一种信条,就是带着“禁欲”和“怀疑”的态度深入地研究和撰写历史。因为文学唯有保持与对人类苦难历史回忆的联系,它才可能是符合时代、人性和道德的,才能有直抵人心的力量。1970年,格拉斯在《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奥斯维辛时遇到的困难》演讲中首次暗示,尽管奥斯维辛在时空上是特定的,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具有的也能够为人类所理解的兽性,但它在时间上具有普遍性,是一种可以重复的事件。他表示,“理解历史上的奥斯维辛,认识现代的奥斯维辛,警惕未来的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格拉斯甚至认为在《蜗牛日记》里用来象征进步的符号蜗牛,对人类还是太快了。“未来已经追上我们……时代的划分似乎被取消了:过去的野蛮反方向迎面而来,我们认为是朝后看,而回忆起的却是已知的未来。进步仿佛已经抛弃在我们后面”。这种对时间的多维度表象的感知使得格拉斯在写作中采取了一种新的时态,他把它叫做“过去现在未来时”。格拉斯的这一时间观在《蜗牛日记》中初具雏形。格拉斯认为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历史犹如一只反刍动物,因此格拉斯把作家定义为“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人”,试图通过写作去唤起被遗忘的历史,针对罪孽历史,作家需要“更多地去揭开伤口,不让任何东西过快治愈,使人们记住德国历史的罪过”。格拉斯对自己的公共角色定位是一个有责任心、对时事采取立场的公民,他呼吁和敦促自己的同胞以相似的理性方式行动,却“不想妄自尊大地当‘民族的良心’”。格拉斯认为“诗歌不认同妥协,我们却靠妥协生活”,他秉持妥协和长期、点滴进步的观念,认同社会民主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传统,推崇改良,是革命的反对者。格拉斯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坚持认为政治不是非黑即白的东西,而是各种灰色,即充满了妥协;他反对过快的重新统一也是基于对奥斯维辛的考虑,作为既是爱国者又是世界公民的作家,应该“以准确的而不是盲目的方式”热爱祖国;他甚至是在政治失败后也拒绝放弃,把乔治·奥威尔和阿尔伯·加缪引为知识楷模,把西西弗斯奉为行动的榜样。

对历史尤其是奥斯维辛的历史书写贯穿格拉斯文学创作的始终。格拉斯在文学作品中书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既有相似也有相异之处。现在我们对德国不同年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进行一番批判性的审视。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坚持历史实在论,即认定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学家要公正无偏,不对历史做出评判,仅仅是描述真实发生的过去(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种所谓“德国的历史观”的历史研究思想影响深远,但也被批评为缺乏道德参与。在联邦德国时期,置身于德国历史传统中的历史学家们强调每一历史格局的特殊性,而新的历史学家们却在社会结构和过程中寻找因果解释,意识到社会的政治语境。他们相信历史学家不可能做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是必须表明某种道德立场,同时又不能让这一立场歪曲他们对于过去的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历史学家批评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对作为历史进程中无名参与者的普通人在历史格局和背景中的漠视,而只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日渐认识到文化和文化史的功能以及更加巨大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倾向于保守还是倾向于自由,1933年到1945年的岁月对德国史学是一段无法抹去的令人困窘的经历。正如贝内代托·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他由此展开道,“历史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从时间上而言是遥远的,但实际上,它们仍可为现在提供借鉴以应对现实环境,并可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马克·布洛赫也不赞成把史学定义为“关于过去的科学”,他建议将历史定义为“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他这种人类历史观启发了很多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按照史学中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特征,史学不仅按照传统的看法让人们“谈古论今”,而且依照科学的历史研究特征还要“谈今论古”。按照他们的观点,过去顺应着现在的旨趣在现在得到了诠释,“一个社会以什么观点分析其过去取决于它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因而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指向现在,也指向未来,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另外,在现代社会,历史科学变成了一门关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科学,而且由过去关注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到开始越来越重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和行动,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重温历史,是因为不想悲剧重演。文学家格拉斯怀着深切的历史感和使命感,用荒诞、讽刺的笔触针对逝去的历史写作,他反思往事,描绘现实、预示未来,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这与现代历史学家指向现在、愈加关注普通人生存和行动的历史叙述极为相似。对于两者的相异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阐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另外,由于文学特有的诗意性和虚构性特征,使得小说家的记述方式、思考角度、关注焦点等与历史学家也是大相径庭,尤其是被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历史所忽略的世态人心的轨迹在小说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格拉斯的作品中,真实的历史、天马行空的虚构、若隐若现的自传痕迹和沉重的反思融为一体。

本书以格拉斯贯穿其近六十年创作生涯的六部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的《铁皮鼓》(1959)、60年代的《猫与鼠》(1961)、70年代的《蜗牛日记》(1972)和80年代的《母鼠》(1986),直到创作于世纪之交的《我的世纪》(1999)以及发表于21世纪的《蟹行》(2002),不同年代不同的故事,但是它们却存在着某种联系和最基础的内核,那就是无一例外都表现了德国历史及其现实影响。格拉斯始终最为关注的是历史中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命运,以及历史对他们的后续影响。

格拉斯为什么、如何表现德国历史及其现实影响?他近六十年对德国历史的书写是如何在不同年代的叙事作品中加以表现的?每个年代的表现主题之间有什么联系和不同?谁、为什么、如何成为他作品表现的主体?他们与历史、社会、文化的关联何在?现代性是如何在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上得到表现的?一个个问号萦绕脑海,它们成为本书思考、研究和撰写的出发点。

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21世纪的今天,格拉斯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各类著作等身,各类奖项加身,他丰厚的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各地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他的作品还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剧。1955年,格拉斯以《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奖项;195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1959年,长篇小说处女作《铁皮鼓》面世。《铁皮鼓》的问世,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语文学,正如德国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当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铁皮鼓》“激起了兴奋和激怒的呐喊”。以后以十年为单位,格拉斯问世的作品都经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读者、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中间引起激烈的反响。在德语文学研究界,有关格拉斯研究的成果虽不似对卡夫卡、托马斯·曼等作家的研究那般汗牛充栋,但抛开时间因素,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格拉斯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研究的角度大致经历了如下变化:格拉斯的生平和生活背景,作品在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读者中的接受度,格拉斯对其他作家的接受,格拉斯与政治,格拉斯作品中叙述人物与叙述视角的研究,以及对各部作品中不同主题的分析,如宗教、伦理、艺术、教育、动物、人物形象等,不一而足。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化研究的勃兴,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样,伴随着各种文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文学批评话语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使处于多元文化批评背景下的格拉斯研究的阐释空间得以拓展,出现了各式各样新的解读视角,呈现出丰富的指涉意义。比如文学现代性、生态关怀、女权主义(性别研究)、文化学、神话原型、社会学、心理学、记忆学、身体和仪式理论等视角,均成为学界阐释的热点。仅以格拉斯传记为例,就有福尔克·诺叶豪斯的《用写作抵抗流逝的时间:君特·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哈罗·齐默尔曼的《德国人中的君特·格拉斯——一部关系编年史》、米夏埃尔·于格斯的《公民格拉斯——一位德国诗人的传记》、克劳迪娅·迈耶伊斯万迪的《君特·格拉斯》、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的《我们的格拉斯》、培尔·欧尔廓尔的《君特·格拉斯——一位德国作家被检验》等,它们从不同侧面刻画了格拉斯。

与其他语种世界一流作家相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肩的格拉斯,起初仅限于德语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只是有一些名声。随着由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改编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同名影片《铁皮鼓》在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是那时几乎没有任何格拉斯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其中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究其原因,其一,格拉斯以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词汇,被誉为是继托马斯·曼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德国语言大师。他的作品素以艰深、晦涩、难懂著称,他文风艰涩,遣词冷僻,表述怪诞,大量使用方言、俚语和典故,历史背景纷繁复杂,这些都给读者和译者在阅读、理解和译介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使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其二,格拉斯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如《铁皮鼓》和《猫与鼠》中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这与当时中国的审美旨趣大相径庭,因此也只有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才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本大多数附有译者序,对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来说,是较好的文本阅读指南,因为在中国,对德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者大有人在。正是因为格拉斯的深刻和丰富,他对德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透视和洞见,吸引了许多对德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感兴趣者。自从漓江出版社1998年推出《铁皮鼓》、1999年推出《猫与鼠》和《狗年月》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也陆续开始了格拉斯作品的译介出版工作。迄今为止,格拉斯主要叙事作品大多都有了中文译本,包括一些随笔、访谈集。这对一位当代外国作家,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作家来说实属难得,对德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者以及格拉斯作品爱好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

近年来,除了格拉斯作品的译介工作成绩斐然,国内学界,尤其是德语文学界对格拉斯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对大多数其他外国作家的研究路径大体相仿,对格拉斯的研究大致也经历了从介绍到赏析再到评论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是赏析式解读、印象式研究,进入21世纪,受西方新型学术思潮和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国内的格拉斯研究也向多元化、纵深化发展。就笔者的初步调研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格拉斯研究的专门著述出版比较少,以马娅、冯亚琳的专著为代表。国内关于格拉斯研究的资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各级各类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另一类是学位论文(主要是德语专业或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笔者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引擎,对于“君特·格拉斯”这一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得到428个检索结果。通过筛选剔除不相干或符合度较低的检索结果,得到截至2012年年底国内对于格拉斯的研究结果为:期刊报纸类发表文章183篇,学位论文16篇,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2篇。

国内对格拉斯的研究虽然日益深入和多元,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可能是囿于研究视野、受限于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多数研究还是流于对单篇文本的解读,多聚焦于对作家叙事风格、写作技巧、叙述视角、人物分析等的研究,虽各有洞见,但缺乏较为整体的关照,而且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与深度也相应匮乏,使人难见全貌。相对于格拉斯作品的丰厚和思想的博大精深,目前的研究现状未免让人生憾。但换一个角度审视现状,这对国内的格拉斯研究者们意味着格拉斯研究还有足够大的空间,许多主题尚待深入挖掘。笔者拟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对格拉斯的叙事作品进行研究,从而达到研究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目的,而且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现实作用和借鉴意义,应该大有可为。

本书对格拉斯叙事作品的历史书写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立足于对第三帝国时期历史有关概念的渊源、特点、流变等的研究,在厘清第三帝国时期历史和文学特点的基础上,考察了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鲍曼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在思考和研究中,他们对种族主义、恶的平庸性和现代性以及大屠杀再次发生的可能性都做出了警示,试图寻找解决之道,但是却面临现代文明和现代性制约下的既不同又相同的无奈和困境,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强调了个体的道德责任和个性良知的作用,这其中包含有对个体反思能力、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的考量。第二部分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入手,对格拉斯六个十年的六部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展开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铁皮鼓》是用小人物表现大历史,从而清算第三帝国历史及历史中的人性弱点;60年代的《猫与鼠》继续面对充满军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纳粹历史,着重描写了个体在集体压力下的悲惨命运;70年代的《蜗牛日记》在表现第三帝国时期但泽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德国现实政治的思考;80年代的《母鼠》表现了人类因为过分崇尚理性和科技的力量,而导致非理性的大爆炸发生,这种由极端理性导致的非理性与纳粹历史中现代性产物的大屠杀极为相似;90年代的《我的世纪》通过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我”回顾了德国辉煌而恐怖的20世纪百年历史,犹如用文学手段勾画的一幅20世纪德国历史的全景图加剖面图;发表于2002年的《蟹行》则通过书写德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事件及其现实影响,警示了新纳粹主义复活的危险,表明和印证了格拉斯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

本书以阐释学为基本指导方法,对文本展开具体分析和解读。随着20世纪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在经历了作为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之后,在西方已有漫长历史、被作为理解和解释学科的阐释学面对诸多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但是因为“任何真正的阐释学的分析都包含结构主义、符号学、话语分析等成分”,而且受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具有与时俱进、实践和创造品格的哲学诠释学影响,众多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几乎还是离不开阐释学的操作方法。本书以阐释学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从被研究的文本的语言出发,扩大到文本的语境: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作家的生平、履历,作家对文本表现问题的主观态度和观点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理论、历史阐释学理论、生态文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理论等多维研究视角,力争拓宽文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而较为全面地分析和阐释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

在“结束语”部分总结了格拉斯历史书写的特点和意义,指出历史书写研究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唯独人具有历史意识,“一方面,不认识过去就不可能理解现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也是人们从现在出发对未来的某种憧憬”。因此,我们今天阅读格拉斯的作品,研究他对德国历史的书写,不但要发掘这种历史书写自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寻找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释出的现实意义。上篇第三帝国、种族主义及大屠杀上篇引言

在德语中,帝国(Reich)是一个古老而又神圣的概念,它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回溯历史,中世纪的日耳曼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它的疆域像罗马帝国一样辽阔,覆盖了欧洲的大片土地,日耳曼人的统治和法律也被带到了广大的地区。第一帝国建立于公元962年,一直延续到1806年。

在19世纪,争取更大范围统一的努力一直就没有停止。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WilhelmⅡ.)于1871年建立起第二日耳曼帝国,联邦形式的德国于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为其正式国号,第二帝国是非正式名称。自上而下的统一给资本主义发展以强大的动力,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统治下,德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到19、20世纪之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数目字化的管理”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通则。在政治领域,高效率的官僚组织迅速膨胀。在市民社会,庸俗享乐主义泛滥,奴化现象严重。“普法战争之后,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群众象征形成了,这就是军队。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每一个德国人都以军队为骄傲。只有少数个别的人才能摆脱这一象征的强大的影响。”但是,德国的统一是以牺牲重要的自由原则而实现的,帝国中,专制统治程度很高。即使是最优秀的个人,也从未能完全超越军事上的服从和政治上的盲目崇拜。1890年之后,经济发展,德国政治军国主义化,它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日耳曼帝国垮台后,成立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宣告德意志共和国建立,这就是史称的魏玛共和国。虽然这个没有共和的共和国不能让任何人满意,但是却产生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从1933年以希特勒为首的极权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攫取政权,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了长达12年的独裁统治。这一时期被称作第三帝国。它与第二帝国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关系。

所谓的第三帝国虽然只存在了12年,但是它对德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却十分久远。许多德国历史学家“把纳粹主义解释为并非本质上就是一种德国现象,而是一种欧洲现象……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19世纪世俗化运动一个极端性后果的登峰造极表现……现代大众文明产生了各种邪恶力量的聚集,它们一经释放出来就会导向赤裸裸的野蛮主义”。以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流毒甚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德国的思想、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了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和反思,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大屠杀等的研究一直以来也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而且在世界各国,尤其在对德国文化、文学的研究领域,针对这种清算和反思的研究也没有中断。因为这一段历史带给全人类的是无与伦比的震惊和恐惧。可以说,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反思和研究,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认识过去,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现在,还关系到如何面对未来。

格拉斯以文学为工具,通过叙述故事再现历史,从而让后来者了解德国的过去,达到警示未来和启蒙的目的,格拉斯表现的历史主要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笔者在研究格拉斯及其叙事作品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纳粹时期反犹主义、种族主义能大行其道,为什么种族主义能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德国人的信仰,反犹主义是否源自德国的国民性,为什么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一时期成为现实可能等问题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在对格拉斯叙事作品的历史书写开展研究之前,笔者必须厘清这些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篇在第一章“第三帝国历史和文学”中,力图考察第三帝国时期文学如何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传达出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关于理想主义、种族主义等价值观念,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一时期和后世造成了影响。

在第二章“种族主义源流”中,通过“种族主义是一种‘人性固有的现象’吗”、“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吗”、“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带来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四个问题,介绍当代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塔吉耶夫对种族主义源流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作为一种统治制度还是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生存而出现的种族主义构成了一种历史现象,而且与它相生相伴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也绝不会一蹴而就,迄今为止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最终方案。

第三章“从‘绝对的恶’到‘恶的平庸性’”考察了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学、哲学、道德范畴和人性层面等角度对极权主义和大屠杀的思考。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时,引用了“绝对的恶”(das radikale Böse)这一概念来形容纳粹主义不可理解的本质,认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就是改变人性,将人变成多余,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是纳粹用以摧毁文明的政治武器。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及后来的研究中,把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绝对的恶”修正为“恶的平庸性”(die Banalität des Böses,又译为“平庸的恶”)这一政治伦理概念,用来形容艾希曼身上表现出的恶的司空见惯和无思想性,重新对恶进行理解和阐释,认为“恶只是善的缺乏”。

在第四章“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中,主要审视了齐格蒙·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的考察。鲍曼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认为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大屠杀验证了现代性的成熟和强大,是现代性的产物。

这一部分将介绍几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屠杀的研究成果。他们研究成果的殊途同归之处在于,种族主义和大屠杀都存在着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对此均没有根绝的解决办法和最终方案。但是,他们还是分别从道德、责任、伦理等层面强调了个体和集体反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这一段历史,了解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屠杀给德国历史造成的重大影响,对于我们认识过去、把握现在、筹划未来,追索、考察、分析和研究它们的成因、过程、后续影响和解决之道,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另外,它对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下篇中格拉斯的文学创作与德国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章第三帝国历史和文学

第三帝国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反人类、反文明,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对其意识形态及其影响的反思和清算却一直没有停止。作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几乎没有一种文学像纳粹时期的文学那样带有露骨的意识形态寓意……人物只是时代观念的传声筒”。因为曾经服务于纳粹种族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宣传,这一时期的文学被世人或避而不谈,或蔑视唾弃,或束之高阁,几乎被遗忘。但是在它对其信仰者和追随者可能具有的感召力尚未揭晓的情况下,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些不久前还被千百万人狂热阅读、备受追捧的文学现象,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只有抛开先入之见对此现象加以研究,认清这段历史,才能发现这一时期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寻找出隐含其中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理解格拉斯叙事作品的背景和内涵以及他反思这段历史的执着,才能有助于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第一节第三帝国时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特点及渊源

所谓的第三帝国时期文学其实不仅仅限于第三帝国时期,它的发端要远早于国社党和希特勒执掌政权,这一时期的文学不能简单地用纳粹文学统而概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多原因,人们的世界观经历了重大震荡和改变。随着纳粹战斗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建立,以及希特勒的自白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4)的面世,纳粹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那时,一些自由和左派知识分子及作家、艺术家就因他们越来越受限的行动和创作空间而经历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潜在的法西斯化,这种法西斯主义随着1933年1月30日国社党分子攫取政权而公开化。一大批作家、戏剧家和诗人试图以“内心流亡”(也可译为“内部流亡”)的方式同情纳粹法西斯或与之妥协;一部分人成了纳粹政权的追随者和御用文人,他们在对元首及其使命的坚定信仰的驱动下,追随由宣扬理想主义和“钢铁浪漫主义”的戈培尔一伙制定的国家指导路线,通过他们创作的小说、戏剧、诗歌等表达了国社党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为国社党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构成纳粹文学;许多作家由于纳粹统治的反人类政策、种族迫害等原因,被迫流亡国外,形成流亡文学;还有少部分作家以文学为武器展开对国社党的政治抵抗,形成了反法西斯文学。

法西斯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秉持倒退的艺术观。艺术表现变通常的前瞻为后顾,文学要清一色的日耳曼化,要彻底清除一切外来因素,尤其是犹太因素。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堕落思想受到讨伐,现代主义受到排斥。按照国社党“非亲即仇”的思维方式,世界、文学和文化被分为敌与友两部分。他们赞成健康的、种族的、英雄的、直觉的、来自民间的有血有肉的作品,反对知识分子的、怀疑的、讽刺的、表现了大城市病态和堕落且离心离德的文化的作品。在他们看来,都市是堕落和浮游无根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去表现阶级冲突。应当把阶级冲突从文学中清除出去,代之以德国人和谐的社会理想。在这理想的社会中,只有一个同心同德、同宗同族的日耳曼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民族性”(Volkstum)和“德意志特色”(Deutschtum)备受推崇。德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被国社党奉为精神祖师爷,因为他以“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回答了“德国人的祖国在哪里”的问题,为日耳曼帝国的范围问题提供了一个语言学的答案。这本是一种文化理想,希特勒却把这种文化理想化为领土要求,解释成雅利安种族的优越和对生存空间的要求,这包括剥夺所谓劣等种族的一切,乃至其生命。在文化和文学领域,像作家荷尔德林的《德国颂》(Gesang des Deutschen)等诗歌经常被引用;音乐家瓦格纳因表现了德国神话中日耳曼人英雄的“民族性”(Völkisch)被利用来向人民灌输纳粹版本的“民族联盟”思想;还有像尼采等反自由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被翻出来,有选择地为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服务。

持不同政见者、共产党人等成为纳粹政权恐怖法令的牺牲品,许多人受迫害被逮捕。不符合或者违背纳粹意识形态的作品遭查禁甚或被焚毁,作家、艺术家则遭迫害和驱逐。1935年通过了反对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1942年提出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散布、反犹主义的逐渐升级、小市民阶层受蛊惑或成为追随者和参与者,或成为作案人和牺牲品,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在格拉斯的《铁皮鼓》、《猫与鼠》和《蜗牛日记》等小说中均有表现。本书将在下篇中详细论及。一、“血与土”文学“血与土”(Blut und Boden),顾名思义就是指纯净血统与扩张生存空间,它鼓吹带有浓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鼓吹殖民扩张和战争,是国社党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术语,也是纳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文学表达。有人把“血与土”文学的基本要素归结为:第一,安居乐业;第二,为保护安居乐业而进攻。出现在“血与土”文学中的“人民”、“血”、“元首”、“国家”、“家乡”等都是些赤裸裸的纳粹词语。一些民族主义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宣扬“生存空间”的理论,号召民众为建立自己的德意志帝国而战,为完成血统的召唤和民族的荣誉而战。“血与土”文学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

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的名字几乎成为国社党政治宣传的同义词。作为演讲大师,戈培尔对他的读者能施加一种具有魔力的影响。他通过文学作品宣扬“和平必须通过战争争取,不能用棕榈叶,而是用剑。平等根本不存在;自然界就是反民主的”。他的小说和演讲成功地吸引了一个战败民族中那些耿耿于怀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在国家社会主义影响下的精神转向。

纳粹党宣扬种族主义和非雅利安种族理应受到压迫的思想,它的作品一般都是按照“非敌即友”的模式展开。纳粹对“血与土”戏剧的要求就是不要去复制现实,而是去制造新的日耳曼神话。希特勒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形成过程中伟大人物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的作用就是把日耳曼的英雄表现给年轻人看,这样年轻人的心中就会充满坚不可摧的民族情感。

在德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比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更强大的传统。极端民族主义者汉斯·格雷姆(Hans Grimm)创作了长篇小说《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1926),它的题目立刻被国社党接受,并用作政治口号。F.L.卡斯滕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出现于德国的政治口号中,没有一条像“德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那样对这个国家年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产生了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年轻人在德国的学校里都接受这样的教育:德国被毫无正义可言的《凡尔赛条约》夺去了它的殖民帝国,日耳曼人已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和格雷姆一样,另一个作家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宣扬的民族主义也为千百万青年提供了生死与共的理想。他不厌其烦地写到战争,因为战争对他本人和他那一代人都是一种基本的人生体验和最重要的人生景观。容格尔的第一部可能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钢铁的暴风雨》(In Stahlgewittern,1920,又译为《在枪林弹雨中》)表明了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直到现在都被当作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作品来读。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点明的那样,此书是“突击队长日记”,目标是客观地再现实际生活,对此目标的追求后来形成一代作家的风格。《钢铁的暴风雨》早在1928年战争作品蜂拥出版之前就出现了,并一版再版,它正好与埃利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宣传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想的小说《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1929)唱反调。容格尔在作品中不断提起战争,指出接受共和制度是不可能的,表达了对专制、军事化的德国的渴望,这些都在群众运动中起到了作用,他的读者和赞赏者绝大多数都靠拢了纳粹党,因为他们发现正是纳粹党把容格尔寄予最大热望的主张变成了现实。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篇章中对此有专门的描写。二、纳粹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措施

一俟大权在握,希特勒在政府声明中就文化政策直言不讳地说道:“帝国政府同时将对我们公众生活采取政治解毒措施,以使民众躯体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护理。整个教育事务、剧院、电影、文学、新闻、广播都要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纳粹政权开始实施文化领域里一体化的迫害措施。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纳粹政权成功地完成了文化领域里的一体化,有效地控制了文学创作活动,并开始了大量群众性的、旨在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生产、制造,以求把文学变成捍卫雅利安种族、增强民族弹性的利器。对广大民众有着巨大影响的媒体受到格外重视。希特勒用《我的奋斗》以身说法。纳粹政权在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政策,一方面是对进步作家进行迫害和清洗,另一方面,它试图建立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文学。他们打着捍卫理想主义、伦理道德,捍卫人类灵魂尊严和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旗号,把与法西斯主义思想不相符的著作加上“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害人的”、“颓废的”、“堕落的”、“犹太化”等罪名,加以查禁、没收,并于1933年5月10日在波恩、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哥廷根等许多城市同时开始了焚书这一世界近代史上最丑恶的暴行。许多伟大、优秀的作家、学者凝聚着德意志民族文学和文化精华的著作被付之一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都可以见到焚书的仪式,因为从魏玛共和国时期起,德国大学就成为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温床”。在焚书行动中,教授和学生们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不但鼓与呼,还伴随着冲锋队和党卫军乐队演奏德国民歌和进行曲,亲自动手没收、焚毁书籍,一边焚书还一边宣扬纳粹意识形态。

纳粹政权认为全民都必须认清这种动向的重要意义,他们利用诸如电台、电影、录音部门及其他现代传播媒体所能提供的一切宣传渠道,使那些未能亲临焚书现场的人也能够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现场的实况转播,听到戈培尔关于“犹太人的极端理性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蛊惑性演说,听到那些作家的名字和把他们的著作被付之一炬的原因,听到经过排练的、极具煽动力的歌曲《人民,拿起武器》的合唱。

纳粹初期,国社党组织了一批剧团在全国巡演,向老百姓灌输纳粹有着崇高伟大的政治和道德的新德国的信仰。希特勒的“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像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像猎犬一样敏捷”成为当时广为人知、最常被引用的语录之一,它后来成为希特勒青年党的口号。在强大的纳粹意识形态宣称的攻势下,深受现代社会压抑且感觉彷徨无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党;在纳粹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群众集会上,在嘹亮的进行曲中,高唱着同样歌词和曲调的、来自各个阶层包括小市民在内的人都穿上与众人相同的制服,感觉自己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肩负起了为民族共同体、为德国效力的责任和使命,几乎变成了人人在党,因为“党代替了军队,而且在国家内部没有给党设立界限。每一个德国人——男人、女人、孩子、士兵或平民——都可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这对以前本身不是士兵的德国人尤为重要,因为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参与平时不允许他参加的活动”。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文学和文化

1945年5月,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延续近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在欧洲结束,维持了12年的第三帝国(1933—1945年)宣告覆灭。作为战败国,德国不得不吞咽战争的苦果。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和盟军的狂轰滥炸使德国满目疮痍,主要城市几乎成为废墟瓦砾;德国被盟国的军事力量控制,国土被分成四块各自独立的军事占领区;战争的失败使原东普鲁士地区的居民被大规模驱逐,约有1200万德国人被迫西移,其数量之大可称得上是又一次民族大迁徙;战后物质状况极为恶劣,饥饿和疾病如同可怕的幽灵在战争的废墟上游荡,黑市交易取代了正常的贸易。比起物质上的匮乏,人们遭遇的精神危机更为严重,大多数德国人陷入困惑和迷茫、负罪和解脱交织的情感。战后不久,东西方便已初步形成“冷战”格局,各占领区都加强对自己占领地区的控制。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不仅政治界和经济界一片狼藉,精神文化界也混乱不堪。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脱离了世界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潮流。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被分成亲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第三帝国分崩离析后的德国又从地理和意识形态上被人为地分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恐怖历史,德国人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在纳粹时代生活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纳粹思想的灌输和影响;另一部分人是年轻的一代,经验使得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和信仰。战后文学界对“血与土”文学没有进行过多的评论,出版界由于受到军方控制,纳粹文学作品在1945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尤其是在苏联占领区,禁止发表任何种类的法西斯文学作品。一些在纳粹时期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作家,战后也粉饰自己为“内心流亡”,因此在战后有关于“内心流亡”的争论。在文学界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曾经在纳粹时期影响很大、很出名的老牌民族主义者和作家,如格雷姆、容格尔等又开始陆续出版作品,甚至在阿登纳时期也受到官方的赞扬。战后青年一代作家认为纳粹时期的语言和文学也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污染,提出首先要对德国的语言进行清理和消毒,1945—1949年的文学被标志为“砍光伐尽”时期,它要作家在语言、内容、构思等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一刀两断,从“零点”(Null Punkt)开始新生活。但是总的来说,文学界并不愿意直接触及纳粹问题,包括“零点”这种隐喻“也含有一种排斥讨论国家社会主义或其垮台的残余影响的意思”,因为第三帝国时期毕竟是一段大多数人伴随着痛苦记忆而宁愿忘却的岁月。

战后的西方占领区当局组织了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制定了广泛的拨乱反正和“再教育”政策,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压制了纳粹文学。“再教育”政策建立在所谓的“集体罪责”的理论上,即每一个德国人都对纳粹的罪行负有责任,因此必须对每一个德国人实行“再教育”,具体操作的办法就是以一种繁琐手续和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审查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这种非纳粹化措施针对的是生活在纳粹德国的每一个人,其结果是许多纳粹政权中的小人物和随大流者受过,而许多大人物和骨干分子不但毫发未损,而且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激化,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受到了占领当局的重用。如此看来,与国社党的德国一刀两断只是一种理想,“零点”其实并不存在。阿登纳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复辟时期,复辟被法西斯统治中断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传统,对纳粹德国的历史则讳莫如深;在经济上是一个追求“经济奇迹”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德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有了较强的实力,“克服过去”(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则表现出联邦德国初步具有了容纳历史的能力。在经过了初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避之后,在联邦德国人们已敢于逐步在艺术中直面种族迫害、集中营、大屠杀等主题,敢于正视涉及罪责以及道德遭受践踏等问题。

在联邦德国文学恢复了被第三帝国中断的欧洲现代派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超现实主义、新小说派等被年轻一代的作家普遍接受并实践。伯尔、霍赫胡特、格拉斯、恩岑斯伯格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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