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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9 05: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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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培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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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故乡的人

追故乡的人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追故乡的人作者:熊培云排版:青杨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2-01ISBN:9787549585601本书由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不只是我走了,故乡也走了。

或者,故乡还没有来。作者于玛格丽特·米切尔故居前。

米切尔在有关故乡的小说《飘》里写道——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自序故乡的囚徒

我与摄影结缘注定是很晚的事情,我能找到的自己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在身份证上。那是1989年,我十六岁。

读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当摄影家的念头。不过那时候普通照相机还都是奢侈品,所以一切只能是空想。大学毕业后,我进报社工作,转年单位给每位记者发了一台佳能EOS相机,而此时我已彻底迷上了文字,做职业摄影家的念头再次被抛到一边。

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年我还是拍了几十万张照片。不是以摄影家的身份,而是以写作者的身份。我拍照的目的和要求都很简单,只要写作的时候能当资料查阅或参考即可。照相只是我做笔记的一种方式。

如读者此前所见,我的有些照片会被当作插图用在书里,但那只是极少数。

有一天下午和出版社的朋友聊天,他们建议我把以前的照片整理出来,而我也正有此意。于我而言,将这些“多余的素材”束之高阁,实为暴殄天物。

这就算是这本书的缘起了。一

透过这本书,读者或许可以看到我在文学上的进一步回归。尽管挑了很多照片,我依旧认为照片在这本书里只是充当配角。不是因为我对摄影有偏见,而是因为相较照片我仍旧更喜欢文字。照片不会终结文字,正如观看不会代替思考。

但我并不像威廉·华兹华斯那样排斥照片,认为读图意味着人类重新回到了孩提时代。

同样,在苏珊·桑塔格那里,摄影是彻头彻尾的撒谎术,“掩盖多于揭露”。许多批评者附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每次按动快门的时候,就像是在扣动扳机枪决真相。

我以为这是对影像的苛求。既然任何艺术都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就没有理由奢望一张照片必须提供全部的真实。

承认这点很重要。我将文字与照片混合在一起,也只是努力拼凑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真实。

此外,照片的价值还在于为我的思考提供某种时间感和现场感。它们让我相信,思考是在某个时空下的产物。二

这些年,我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我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在此我要感谢这些照片,是它们帮我实现了梦想。

相较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我们瞄准、聚焦时,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如此。当我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而我也很快感受到了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我的文字开始变得轻盈而节制。我喜欢节制之美,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感觉。我甚至开始陶醉于这种书写风格。

2016年初的二十多天里,我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写作。久违的一气呵成。虽有些许疲惫,却感受了从未有过的愉悦。这一切,当然同时感谢我曾经生活过的故乡,若非它的厚重,我不会如此才思泉涌。感谢上苍,让我生于穷乡僻壤,可以远离浮华,接近生活的本质。三

如果说摄影术摄住的是事物的影像,我更期待的是我的文字能够摄住事物的魂魄,抓住我想要阐明的问题的实质。

我这样说,不是贬低摄影。我同样羡慕那些能够通过手里的相机抓住生活的灵魂的人。我时常羞愧于自己没有像马特·布莱克(Matt Black)那样拍出一幅幅有关“贫穷地理”的照片。布莱克是2015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得主,他曾经开着货车拍摄美国的贫困地带,让那些枯燥的有关贫困的数字开始有了人性的温度。《追故乡的人》不为反映贫困或者底层生活而设。最初我本想以“沉重的时刻”为主题来编辑这本书,记录生命中那些让我陷入沉思与伤感的瞬间。当时准备探讨的问题包括故乡、天下、自然和心灵。

然而当我从数以万计的文件中挑选出一些我有话可说的照片时,我发现它们大多数都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包括前面提到的天下、自然和心灵。这些都是我的安身之所。

考虑再三,最后我还坚持将这四部分内容合编在一起。我很清楚,我所追寻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还包括一切可以安顿我人生激情的东西。没有这些,我对故乡的爱就只是随遇而安,而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四

如今很多朋友都在慨叹故乡的沦陷,故乡正在变成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对我而言,故乡是双重枷锁,它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我的痛苦所在。

近十年前,我曾经为故乡一棵古树的消失痛彻心肺。即便如此,对于故乡我总是有着说不尽的眷念。我在城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几乎没有做过一个关于城市的梦。我总是梦见故乡的青山碧水,梦见村子里盖起了新的房子。无论过去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现在写《追故乡的人》,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反映了我内心旷日持久的挣扎。

我是故乡的囚徒,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在文字里安顿自己,以便让我能够早日从沉重的故乡情结中走出来。而我能想到的重获自由的办法无外乎两种:

第一种是像胡适先生所自嘲的那样,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些年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回到故乡,不是因为我不自由,而是因为我情愿不自由。而我内心知道,这种心甘情愿,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更像是逃避。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故乡近乎一种先验式的存在。赞美故乡,仿佛是赞美一种神秘主义。

第二种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考虑,我所追寻的故乡不只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

我经常在这两种解脱方式间摇摆,时常兼而有之。但我认为第二种情况似乎更符合我的本性。追故乡,也是在追理想中的自己,它不受时间地域之限。否则,我将无法解释当年我第一次走进巴黎大学和纽约中央公园时的怦然心动。

无论如何,我都要和我的故乡做一个了断。我爱这个地理与人情上的存在,但我希望自己不再因为日夜思念它而忘记丰富的世界。我希望将故乡拓展为我所热爱的一切。甚至相信,我就是故乡,我走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我知道,无论将故乡拓展得多么广阔,我永远是故乡的囚徒。既然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我的天命注定是更好地回到故乡,或者与故乡在某一个时空点相遇与重逢。五

2月14日,是一个被称为情人节的日子。2016年的这一天,我在故乡重新攀爬云居山。至山顶时,天又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在真如寺虚云纪念堂前的风雪里,我背着相机,逡巡良久。“少小离尘别故乡,天涯云水两茫茫。”这是虚云《辞世诗》里的两句。虚云的故乡在泉州,最后的天涯却是在我的故乡。而这里却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每次重归故土,我像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和天涯。

每个人要像爱故乡一样爱天涯。

只有那样,他才有可能是自由的。

这或许是虚云老和尚的人生教给我的最大的“应无所住”吧。

再过几天,我又要离开故土了。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忠诚于内心的使命,就得学会独自远行。纵是虚公所说“众生无尽愿无尽,水月光中又一场”,那又如何?

所谓活着,就是非如此不可。回想连日来写作上的苦乐,我相信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之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我愿我是故乡的,我愿我是自由的。2016年2月14夜于永修乡下,时山风呼啸晕眩

那一天是大年初一,我刚刚回到村里,遇到两个年轻人正在井边洗脸。刚打上来的井水,因为比气温高,看起来竟是热气腾腾的。

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井口就已经长满了蕨草。根据生物课上学过的一点知识,这些草很容易让人想起远古的一些事情。

想起从十三四岁开始,我便是从这口井打上水,然后“哼唷、哼唷”给奶奶家挑去。除了平时用水,每年夏天农忙的时候,有些村民还会拿着自家的军用水壶到这里打上几壶水,然后带到田间地头。以此清凉的井水解决野外日高人渴时的后顾之忧。“回来了,新年好啊!”

我过去和年轻人打招呼的时候,不经意站在井口旁向下张望。一路劳顿,我看见自己有些蓬头垢面。

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尼采的意思是:与魔鬼战斗的人,应当小心,不要让自己成为魔鬼。

其实这句话也适合像我这样不断凝望故乡的人。如今的故乡对我而言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即使离开了,不断的回望也会使我们变成故乡的一块泥土。

爱与恨都会让人晕眩,并且让你成为自己所爱或所恨的一部分。山坡

天高云稠,风行草偃。

有一天,我带着相机去小时候曾经放过牛的地方。那里已经林深草密。偶尔还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草根深处,让我畏惧。

早些年,那附近有一座寺庙,在我出世前后被拆了。几个落难的和尚自此不知去向。

最近这两年,村里有计划说是要在垅里修一个水库。如果那样,待水蓄起来后,这些草坡就不再属于我了。

我曾经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的无尽山坡啊!

乡村是一道道通往天空的山坡。没有那些杂草丛生的山坡,我不仅难以偎依地球,而且真的无法抵达天空了。土地

我的父母失算了。

当年他们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洗去脚上的泥巴。可当我真正考上了大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发现我不仅洗去了脚上的泥巴,而且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如今我是城市户口,理论上已经与农村的土地绝缘。

这些年每当我返回家乡,总会到田间地头拍几张照片。尤其是在夏日,看树影婆娑,风吹稻浪,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有故乡而无自己的土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了。

照片中的这块地,我曾在这里插秧、耘禾、割禾、打谷、挑担。尤其是割禾,由于家里田多,双抢的时候父母忙不过来,就要我去帮他们。

一大清早出门,看着满田的稻株,真觉得这不是人能做完的事。起初会非常厌倦,但是真的等到割完一块地,内心总是有说不出的喜悦。我很感谢这种磨练,我关于生活的很多耐心,就是从田里锻炼出来的。

因为在这里听过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对这块土地尤其有感情。少年时候的磨砺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

这是我家离村口最近的一块地。又累又热的时候,我会和父母坐在稻田边的古树根上休息。那棵古树俊秀挺拔,枝繁叶茂。十年前被树贩子挖走后,我的伤心至今仍未平复。那是祖母过世以后,我最难承受的一次生离死别。当古树带着它的过去消失后,我一度觉得自己在这个故乡已经没有了未来。

当我和故乡都离开了那片土地,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相逢?荒野“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

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

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地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

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

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

荒野有什么呢?

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

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它们重新变成荒野。

正如海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

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

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池塘之底

第一次去瓦尔登湖的时候,我在谷歌上搜地图,才注意到瓦尔登湖的英文名不是“Walden Lake”,而是“Walden Pond”。按中文意思,它似乎更适合译为“瓦尔登塘”。

那一天我在瓦尔登湖边绕湖走了一圈,湖边成片的松树林让我想起江南老家以及我家旧宅边上的小池塘。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逢人只会说“我家屋后的那个塘”。

在城里,如果房子边上有这么一个池塘,你就算是拥有一栋“水岸豪宅”了。至少广告会这样吹嘘。然而,在乡下,它却是那样平淡无奇。我也是在离开故乡后才愈发意识到它的宝贵。

我怀念那个时常出现在梦里的池塘。夏天的时候,池塘里长满了荷叶和莲花,也算是阅尽人世繁华。到了冬天,荷尽花枯,恢复了平静,远远望去,它又有了朱熹诗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意境。

离开农村,我已经说不清楚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怀念过去,很多时候是因为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比如在城里,我再也没有可能拥有那样一个池塘。

这张照片是我春节回家的时候拍的。由于村子搬迁,这里渐渐少了人气。池塘之上,飘着一种阴翳、清冷的气氛。它让我想起有关池塘的更多文学化的东西。

比如,除了现实,池塘还为我构筑了一个隐喻的世界。我喜欢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面有个少年修养院,它的名字就叫“池塘之底”。在那里,池塘之底是一个隐喻,它寓意着那是一群被时代遗忘的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们的存在。很幸运的是,影片中的孩子们后来遇到了一位可以改变他们一生的好老师。

其实,中国农村的底层社会更像是池塘之底。正因为那是一个幽暗的国度,我们村的父母当年才拼命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农村。

我当年考上大学,就像是一朵荷花露出了水面。因为离开家乡很多年,我也慢慢意识到,生命并不会因我一时的出逃而定格。当我逃出一个池塘之底后,等待我的将是一个更大的池塘之底。

而我,又因为根在其中,注定会像夏天的那朵荷花,在生命的冬季到来之时,慢慢沉入污泥中去。乡村公路

我喜欢在乡村公路上开车,它会给我一种约翰·丹佛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乡路送我回家)里的感觉。

江南河湖众多,照片中的这一段路修建在河堤上。作为村里通往县城最近的一条主路,它串起了我不少儿时的回忆。

我家老宅子边上有一个池塘,我小时候父母在池塘里种了些蒿笋,这是一种禾本水生蔬菜,也叫茭白。到了秋季,他们会把已经成熟的蒿笋从池塘里剥出来,分几次挑到县城的农贸市场卖。

这是非常辛苦的旅程。我父母通常是半夜两点钟起床,各挑一担,赶到修河的渡口时,差不多是早上四点多钟。那时四处都静悄悄的,他们要隔着大河叫醒住在对岸村里的船家。就这样挑担前后走三十里地,紧赶慢赶在天亮的时候到县农贸市场。卖完蒿笋后通常他们会就近喝一碗清汤(馄饨),然后再往回赶,到家时差不多是下午了。

后来有了自行车,去县城方便了很多。我记得村里有个年轻人办起了蘑菇养殖。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光靠自行车无法把那些蘑菇运到街上去。最糟糕的是江南多雨,路面一旦被水浸涨了,自行车会卡在泥里,时常寸步难行。

如今政府加大农村基础建设投入,农民也自筹了些资金,这条路前几年做了硬化。在我拍摄的路边大概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块功德碑:“高桥圩向为永修粮仓,物产丰富,人民勤劳。然久困一隅,出入不易,百姓翘首以盼,心系通衢,却因财力不济,难遂夙愿。及至公元二零零三年初,九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远秀同志莅临高桥圩鹊湖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号召修路。聆佳音,群情沸。男女老少,慷慨解囊;公仆贤士,鼎力相助,一举筹得善款二十三万八千余元。高桥圩公路始建于二零零四年七月,竣工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历时一年余,乃得全线贯通。公路全长十三点六公里,宽四点五米,桥涵三座,总投资二百五十二万二千元……”

接下来碑记介绍了市、县各级单位如何殚精竭虑、悉心指导,“终成此造福桑梓之盛事”。“盛世兴壮举,鸿图谱新篇。几代夙愿了,致富路上风流竞;千秋功业成,小康道上再挥鞭。谨立此碑,永铭众情,不忘党恩……”

然而由于施工管理不到位,只过了几年,许多路面已经破败不堪。倒是那块功德碑至今完好无损,就好像历史已经作古,但历史书还在。万物有灵

我在家门口坐着,一只黑狗从院子里路过。紧接着又过去一只。两只狗的脚都受了伤。它们一瘸一拐地走着,像是两条失去平衡的乌篷船。

父亲和我说,那都是因为猎人在山上放了太多的捕兽夹子,结果连累了村里的狗。狗被夹住后会乱咬一气,狗的主人也无法上前帮它解开夹子,只能靠它自己慢慢“断臂求生”。其时何等痛苦,可想而知。

有条狗,据说给夹住后直接被村里几个年轻人打死吃掉了。“和狗的主人打了招呼,没关系。”其中一位说。

如果相信万物有灵,人类一定是辜负了狗的忠诚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看到的是人类贪食一切,成了万物的灵柩。

小时候我见过村里人把打死的狗挂在远离地面的树上,因为狗属于土命,接上地气就能复活。

这些年,我听到很多有关捕杀的故事。有的人用毒药,有的用电。结果是水库、河沟里的大鱼小鱼死个精光。想起从前,尤其是在夏天雨停了以后,我会在稻田里看到不少草鱼。这通常都是下游河沟里的鱼,因为泡头,从圳里顶着水流涌进了田里。

而山谷里不仅竖起了捕鸟的尼龙网,连山上也牵进了捕兽的电网。我听说附近有过路的人,不小心被电打死。这事后来闹了挺大的纠纷。

还有一种办法是直接用炸药。据说它的主要作用是将鱼炸晕,逼迫它们浮出水面。

早些年炸药比较好买,我曾经听说过附近有人因为炸鱼丢了一只手。那真不是一时“失手”,是永久失去了。

生活在乡下,随时会面对种种残酷。为了谋生,或习俗使然。当地人对这些事情习以为常。而我害怕见到杀生,我总觉得自己不适合活在这世上。杀鸡

暑假的一天,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看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地上找吃的,我按动了快门。小时候有关鸡的温馨记忆就定格在那一刻。

想起母鸡抱窝时的情形。我印象中母鸡会在几个鸡蛋上趴好多天。如果那时候你把它赶走,它会高叫不止,像是掌握了宇宙的真理。对大自然来说,的确是没有比传宗接代更正气凛然的事情。

待赶它的人走了后,母鸡会重新趴到刚才的几个鸡蛋上,继续孵小鸡。如果日子到了,小鸡们会自己啄开蛋壳摇摇晃晃走出来,然后去找到母鸡,跟着它走。我不知道它们之间的语言,看到一个个鸡蛋变成毛茸茸的小鸡,我不得不感叹生命的神奇。

我开始长身体的时候,母亲为我杀过一只公鸡。当地人叫公鸡为“阳鸡”。那大概是唯一一只因我一人而死的鸡。我这辈子虽然没有吃太多的肉,但鸡肉确实是吃过一些。我一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是因为对不起上帝,而是对不起鸡。

除了愧疚,我对鸡更多的是感恩。我在乡下时常听到鸡的叫声。那些嘹亮的声音带给我的,不只是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更有灵魂深处的颤动。而这些很多是借着古老的文字完成的。

中学时读到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我对尚未离开的故乡与早行人有了更深邃温情的理解。后来又读到李贺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又是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小小少年,千钧心事,那时自觉人生责任在肩,未来可期。

如今我住在城里,已经听不到鸡的叫声了。平时听得最多的是看家护院的狗的叫声。那些狗种类繁多,有的甚至还穿着衣服,都是我年少时不曾见过的。柔软的心

早先村里种的主要是水稻,因为粮价太低,所以后来有些地就改种了棉花。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故乡,没有见证它的春种秋收。

水稻棉花,一饱一暖,满足的都是人的基本需求。虽然我没有种收棉花的经历,对棉花却非常有好感。每次买衣服,我最愿挑的也是纯棉的质地,因为它朴素而且贴心。

我常在北方的冬天里生活,母亲担心我冷,还特地给我寄过两床棉被。母亲说,那都是咱家棉花地里收上来的,暖和。那一刻我觉得故乡并不总在原地等我回去,它还会寻找化身千里迢迢来温暖我。

我有关棉花最深刻的记忆是在小时候。那时村里经常会有弹棉花的师傅来。他们背着一张箜篌一样巨大的弓,一手扶弓,一手拿着棒槌不断地砸弓上的牛筋弦。“叮当、叮当、叮叮当”,像是开一场单调的乡村音乐会。

最神奇的是,那些外表混乱的棉花很快会被弹棉师调理得松软有型。当他们在棉絮上布好错落有致的纱线,一床方方正正的棉被也就做好了。

女儿五岁的时候,随我回村过年。有一天,她在棉田里捡了根棉花枝,捧手心里玩了一路。而我边退边走,用相机定格了她当时的着迷。

老家管棉花枝上的棉铃叫棉桃,棉花开了以后会慢慢长出棉桃,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乍一看有点像罂粟果。待成熟时棉桃会自动裂开,白白的棉絮吐出来,又像是一朵朵小白云,一只只惹人疼惜的猫爪。

那天我没有问女儿为什么喜欢棉花,我想她一定是出于好奇吧。而我也一直好奇于大自然的造化,它何以孕育出这样一种植物——在坚硬的外壳里面藏着一颗仁慈而柔软的心。大自然的儿女

一只公鸡在院子里徜徉,想偷吃簸箕里的谷物,却又在东张西望。如果被主人发现了,它就会被唤作“死瘹鸡”(瘟鸡),然后被赶走。主人心疼这些谷物,心想鸡吃房前屋后落在地上的各种杂食就好了,怎么能和我抢粮食呢。鸡如果会讲道理,可以和主人争辩说,你把我全身上下都能吃掉,我吃你几粒谷子怎么了,baby?

我拍下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冬天的正午。簸箕的影子直直地砸在地上。在乡下,这种簸箕算是中等型号,有一种更大的通常直接放在地上,用于晒干谷子和花生等作物。还有一种小簸箕,不仅可以用来盛物,还可以用来簸米。

早先乡下的米由机器剥开后,农民会把米和糠一起挑回家。然后用自家的风车将米和糠分离,其中米留给人吃,而糠则用来喂猪。

大概是我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吵架把我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里。过了很久他们都没有回来。饿不过了,我就自己做饭吃。家里没有干净的米,我只好学大人的样子舀了两碗糠米放在一个簸箕里,然后双手端起它去扬米里的糠。

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而且要重复很多次才能够将米糠除去。我当时年纪小,做事也想当然,看米糠扬得差不多了,就把剩下的米倒进锅里。谁知饭做熟后根本没法吃。里面仍有大量的米糠,难以下咽。邻居知道了,一个个心疼得直摇头。

母亲后来和我说,自那以后她觉得大人吵架苦了孩子,所以和父亲能不吵架就尽量不吵架了。

因为这些难以诉说的灰暗记忆,多年以后当我听到法国歌曲Belle Île en Mer, Marie Galante(海中美丽岛,英勇玛丽)时难免有格外的共鸣。

童年、孤寂、贫穷、暴力,荒无人烟的孤岛,被海水隔绝了的整个世界……

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人生没有被童年的黑暗吞没,是什么守护了我内心的明亮?我能想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在心里并不怨憎我的父母。十几岁时,我已经清楚父母一代是被制度性地隔离在中国的底层,也目睹了底层社会日复一日的艰辛与无望,我对父母包括他们偶尔施加于我的暴力只有理解和同情。

他们是不公正时代的受难者,而我是受难者的孩子。

至于第二点,我在诗歌《童年的回忆》里做了一点解释。

大人又在争吵

家里唯一的一盏油灯

摔倒在了杉木书案上

老大老二老三先后醒了

光着脚,从一个噩梦

爬进另一个噩梦

窗外的风,吹进黑色短筒套鞋

被子里的几只寒号鸟

咕咕了一整夜

这天清晨,大雪封门

大自然的儿女

突然忘了各自的酸辛

有诗人朋友在读到我这首诗的时候,说有前三段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说,如果只有前三段,就不过是一首寻常的诗了。

其实,我在这首诗里最想表达的不是年少时受了多少苦,而是想说大自然给了我多少安慰。大自然不仅平息我们内心的痛苦与干戈,而且教会我们近乎本能地去热爱生活。

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乡下读书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故事,其大意是说,一个人想去杀人,当他下了车,看着月光照亮大地,四野静谧安详,他放弃了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原来如此美好,他应该好好活下去,也让别人好好活下去。

我很庆幸自己身上不仅有思想之维,还有自然之维。几十年来,我一直活在大自然无边的慰藉里。远处起伏的山峦,林间升起的雾霭,车前飘落的黄叶……我感恩大自然不仅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还以四时不断变换的风霜雨雪丰富着每一颗孤独的心。磨难

那一天,我走回老宅基地,看到一个石磨躺在杂草堆里。

小时候,奶奶和妈妈常在一起磨豆腐。当我看到浸胀的豆子从磨口放进去,被一粒粒碾碎,然后流到搁在下面的木盆里,真觉得这磨子很神奇。

早先农村人命贱,不会保护自己。我听母亲说她在生我之前有两个男孩没有保住,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推磨引起了早产。这可真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磨难。“要是有现在的医疗条件,往保温箱里一放,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母亲感慨道。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在我之前,村子里有不少孩子没有活下来。那时候是在集体,农民既没有种田的自由,也没有卖粮的自由,更没有时间上的自由,人像是木偶被牵着,一切都听集体安排;又像是石磨一样被推着,终日连轴转。可叹的是,一年忙到头,最后可能还会倒欠队上的钱。

我不太能理解,就问母亲那时候为什么会欠队上的钱。母亲说那时候社员工资年底结,平时家里没有钱。有什么开销都得找队上预支,如果看过一两次病,吃过一两次肉,年底一核算就有可能会欠队上的。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村里的牛。我总觉得这种制度对人不公平。

单干以后,集体农庄的制度性磨难减轻了,农民的日子慢慢好起来。那时候每家至少都有一头水牛,我和大妹经常去放牛。虽然每天都是骑牛进,骑牛出,时而呵斥它,但是我们对牛终归是爱护的。

牛生病的时候,父亲也会请郎中来给它治病,父亲没好意思找牛要钱,当然牛也拿不出。父亲知道,牛一年忙到头,耕田、耙田、拉磨,只有我们家欠牛的,而不是牛欠我们家的。无辜的风车

在老家的杂物堆里,我看到一架风车,于是和父亲一起把它抬到了墙角。它像是一匹精瘦的骆驼站在那里。那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新添置的一件农具。我那时喜欢练书法,还在上面写了“车中出宝”和父亲的名字。

风车的主要作用是分离谷、米中的脏物。原理非常简单,只要摇动Z字型的把手,叶片转动,风就会把正在坠落的轻薄的脏物吹出去,而较重的谷粒或米粒则直直地落在谷箩里。由于随时可能用得上,单干以后差不多每户农家都有这样一架风车。

农村可玩的物件不多,这样奇巧的东西自然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不过有一种说法,说是谁要是使劲摇一架空风车,谁就会受一辈子的穷。

我在乡下至少听过三种穷命,摇空风车算是后天会变穷的那种,还有两种是命里注定会穷的。一是八字不好的,二是手上只有一个螺的。所谓“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酒铺。”这是一句有关命运的顺口溜。我手上有六个螺,属于命里要开当铺的那种人,不是那么害怕,有时候就忍不住去摇风车,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猛转几下,再跑到出风口去吹风,这风车便是我的手摇风扇了。

有关风车的故事并非都这么浪漫。我前几年整理有关老家的材料时了解到,这无辜的风车,在极端时期也被抓去做了不少恶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生产队有个地主,在土改时因为不愿交出家里的花边(银元),大冬天被扒光衣服,扔在了洗猪盆里。然后,批斗的人用风车口对着他吹。被折磨个半死还不算,据说这位地主最后被挂在钉耙上给活活耙死了。“如果爷爷当年不是太小气,就不会死。”地主的一个小孙子听我提起这件事,对我感慨道。他现在在成都做点小生意。对于他的这句话,我是半信半疑的。

风车也罢,钉耙也罢,它们原本只是用于谋生的农具,在特殊年代里却成了害人甚至夺命的利器,这是发明它们的人都不曾想到的。我听说这位地主的故事时已经人到中年,不知道还有多少惨烈的事情埋在我所热爱的故乡的泥土里。上大学的树

我曾写到过老家有棵古树,被树贩子连根盘走了。

我曾为此肝肠寸断,并且做过一个梦。

我梦见一辆辆卡车把许多农村的大树装走了。而我不知道村子里的那棵古树最终去了哪里,于是开始寻找它。我想追回一棵树,如同追回我远逝的故乡。

故乡走了,我还在。这样的故事,我很想拍一部纪录片,或者一部电影。

后来,在县城的宾馆里,我遇到一位初中同学。我们已经近三十年没见面了。他当年成绩差,没有考上大学。大概是为了套近乎,他和我说:“你们村我很熟悉,我去那里买过一些树。”“包括村口那棵古树吗?”那一刻,我想挥动拳头。“我买走的是几棵樟树……”同学似乎意识到了我的不快。

一次痛苦的聊天。一边是假装的久别重逢的热情,一边是内心里痛失所爱的翻江倒海。我们都是农村国被押解进城市国的奴隶。不同的是,我做奴隶时不伤害故国,而这位同学,在城里做奴隶的时候还要去乡下贩卖奴隶。“有机会到浙江出差的时候就找我啊,我请你吃饭!”最后,同学客气地说。我说好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虚伪的人。我答应了一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几年后的一天,我在离家三十公里左右的乡间公路上走着,远远望见一辆卡车运了几棵树。我赶紧举起相机,拉近镜头。那是我在梦里看到的一幕。树枝被截断了,露出的伤口,像暗夜里的繁星。“那是几棵考上大学的树。”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批批的大树进城了,农村千疮百孔。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考上大学的树。和这些被削枝去杈的树的命运一样,我当年也是被时代的巨浪连根拔起,冲进了城市,待漂浮不动了,就在一个角落里扎下根来。喇叭

喇叭,唢呐,

曲儿小,腔儿大。

官船来往乱如麻,

全仗你抬身价。

上学时读到《朝天子·咏喇叭》,我竟有些莫名的感动。没想到喇叭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俗物也会出现在课本上。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对音乐知之甚少。当城里的孩子有机会学钢琴与小提琴时,我所能接触到的乐器,不过是锣、鼓、喇叭。准确说,这三大乐器里能刨出调的只有喇叭。锣鼓这两样东西同音乐没多大关系,它们只是打出节奏感,作用和洋瓷脸盆差不多。

至于喇叭,虽是一门正经乐器,但也不尽如人意。我早年听人吹喇叭,总分不清请他们的人家办的是婚礼还是葬礼,因为那管子里出来的声音乍听起来都是千篇一律的悲伤。

有一年春节,我随村里的几位本家去县里迎接族谱,人还未到,远远看到那里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那一天,我在现场感受到了某种深藏于中国传统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离开前,我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一张是位蹲在墙角吹喇叭的人。我并不认识他,想必也是我的一位本家。

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没有看到电影《百鸟朝凤》。否则我会上前和他打个招呼,至少给予一点精神上的鼓励。在我们乡下一样,洋乐队正在渐渐地取代土乐队。当然,如果他能吹《百鸟朝凤》那样的曲子就更好了。

我常常在吵闹的咖啡馆写作,甚至有时候还会坐在车水马龙的街边读完一本书。虽然天生喜静,但我并不在意喧闹。所以,我抗干扰能力还不算差。然而,对于另一种喇叭的声音,我常常是忍无可忍。

这就是高音喇叭,作为一种360度向外扩散的暴力媒介,它广泛存在于许多公共场合。“严禁携带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防暴枪……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爆破剂、手雷、手榴弹等……”

比如在我路过火车站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个大喇叭如此循环播放。这是些多么善良的声音啊,总在提醒我还生活在一个旧时代。

为什么到处都是噪音?因为人人都为自己的存在感而焦虑。这世上,有的人想活在别人眼睛里,有的人想活在别人心里,最普通不过的是想活在别人耳朵里。婚丧嫁娶、喜怒哀乐、钱权名利,重要的是得有个响,得让人知道,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所见证或未见证的幸福与痛苦,常常以一种听得见的方式流传。水壁屋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因为寻访胡适,我在安徽歙县住过一晚。那天晚上,我在歙县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我迷恋那里的古城墙,以及满城的徽派建筑。

犹如时空倒转,那一夜我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已经消逝的故乡,见到了故乡从前的模样。

转天,我又去了位于绩溪上庄的胡适故居,那是一栋有天井的房子。教科书里曾经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站在胡适故居的屋檐下,我知道事实上不都是那样。

这张照片是我去滩溪外婆家的村子拍的。镜头里出现了四种房屋,包括土坯房、水壁屋、砖瓦房以及远处的楼房。它像是一部普通人家的房屋进化史。那些翘起来的屋角,在当地被称作“水壁扳爪”。

我出生在外婆家,那是我童年时的一段辛酸记忆。记忆中外婆家的房子在当地属于难得一见的水壁屋。除了堂屋,几个卧室都装了楼板和木地板。

据说外公当年也算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年轻时和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嗜赌,并且有幸将家产挥霍一空。谓之有幸,是因为外公因此混成了贫农,躲过了革命年代那几场著名的政治运动。

遗憾的是,在外婆去世以前,外婆家的水壁屋也因为要建新房被拆除了。如今回到我出生的地方,感觉整个村子也像是被荒弃了一样。

我不知道当地人为什么把这种纯木结构的房子叫作水壁屋。问了些人,他们的解释是这些房子在涨水时可以将板壁拆下来过洪水。相较于现在的楼房,我更喜欢的是这种木结构的房子。它上下两层,不仅超级抗震,而且接近自然。

了解中国建筑的人可能知道,与这种水壁屋类似的木结构是徽派建筑(准确说是赣派、徽派建筑的结合)的精华。如果在外面砌上砖墙,墙上接出几个迎风挺立的马头墙,再在外墙上齐齐整整刷上白石灰,它就是标准的徽派建筑了。

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家一带是有很多徽派建筑的,只是后来它们慢慢都消失了。而在离我老家直线距离不过两百公里的婺源农村,却保留下来了大量徽派建筑,配上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如今那里成了“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之所以保留了很多徽派建筑,是因为婺源发展慢。发展得快的地方,都拆得差不多了。”

县民政局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我。那天他送我去机场。他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

发展必然带来毁灭吗?

这事说起来有些荒唐。我在欧美,经常见到一两百年前的房子。那些国家无一不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但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将过去的一切都推倒重来。

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时代的浪潮推搡着每个人朝前走,仿佛保守就是愚昧,不改变就是落后。

就这样,每个人都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扔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屋托邦

那年夏天,我在永修乡下看到一栋土库。土库正门的门楣上镶着一块青石板,上面刻着“松柏长春”四字。而在不远的另一个门框上则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两种祝愿拼在一起的时候,充满了历史的张力。它们共同见证了传统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重重。

土库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在砖缝中灌土,由此得名。我不知道那栋土库始建于何年何月,花了多少时间和银两。这种带天井的民宅在江西曾经风行一时。

在我家直线距离二十多公里外,有座被称为“中国民间故宫”的汪山土库,仅采光天井就有572个,前后盖了近七十年。有一天,我慕名前来,穿行于各个天井之间,仿佛走在一个迷人的“屋托邦”中。

而其中一副对联“春风大地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更令我叫绝。此联较邓拓原句“春风大雅能容物”显得更胜一筹。

旧时的中国人,把房子当作祖业,盖房生子,都是人生大事。那是些对古老的生活充满虔诚和敬意的人。他们希望在时间上流传一些东西,而不像现代人,从东搬到西,从南住到北,只在空间上不停地流转。

可叹时间又是那么靠不住。我在乡村拍过不少老房子。有的因为长期无人居住,如今屋内早已经变成了小树林。有的虽然像汪山土库一样保持完好,但已人去楼空,不属于原来的主人。

那天我在汪山土库遇到一位管理员,他自称是这个庞大家族的外亲。他和我说汪山土库一共遇到了四次艰难时世,一是太平天国,二是日军侵华,三是土改,四是“文革”。

那一天,我本该忧伤。然而当我想起曾经去过的一些废墟,便立即节制了这种忧伤。像吴哥窟那样雄伟的建筑,在岁月的磨洗中也曾一度湮没无闻,这一座座乡间土库,又算得了什么?

世事无常,地球每天都在不停地旋转,只为磨平万物的棱角。盖房“这是第三次盖房了。”母亲站在阳光下对我说。搅拌机在边上轰隆隆作响。

母亲说出嫁前媒人告诉她父亲家里住的是砖房,嫁过来后才知道父亲和爷爷奶奶同住的房子只有一小部分砖,其他大多是土坯,而且“用手都能够得着屋檐”。

为了改善条件,父母合力在老屋边上扩建了一个房间。生活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谁知没住多久,正好是过年的时候,老屋的椽子被白蚁蛀坏了,连椽带瓦砸落下来。新房子也受了连累。母亲还怀着孕,急急地从厨房跑了出来,而奶奶当时受了惊吓,兀自怔怔地站在原地。所幸吉人天相,一老一少都没有受伤。经此蚁祸,在对老屋做了简单检查后,爷爷奶奶继续住在没有坍塌的那间,而我父母只能临时寄宿在村里一个五保户家里,凑合着把这个年给熬过去了。

老屋修好后,父母在里面继续住了几年。大约在我十岁时,他们决定重建一栋新房。父亲设法从山里买了些杉树,有了桁料就好盖房了。母亲后来和我说,那些桁料拖拉机只能运到村口,当时已经是晚上了。由于怕丢,父亲和母亲就连夜将木料一根根抬到屋基地。而我打着马灯,走在前面,为他们引路。这些辛酸而甜蜜的生活细节,如果不是母亲旧事重提,我已经全然忘了。

对于当时盖房子前后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呵斥过我两次,一是盖房时我在泥瓦匠边上唱《刘三姐》里的歌“我家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二是我在门口的墙上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刚学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父亲大概是觉得不吉利,训斥了我一顿。

我工作刚两三年,手里也没有多少钱,村里被上面动员移民建镇。理由是鄱阳湖泛滥时,村子涨过水,所以要整体性向地势高的地方搬迁。为此,国家给每户一万多元补贴,前提是原来的房子必须拆掉。所谓人穷志短,村里的农民贪图这笔钱,都急急地拆了旧房,在新基上盖了个只有一层的楼房。为了省钱,当时地基都没有打好,后面加盖一层时,也都是将错就错了。

我腾出精力来帮父母盖房子,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由于父母并不经常在老家,房子拖拖沓沓盖了很长时间。那年深秋的一天,我回老家时正好赶上一个小型工程队来给我家的房子装模。他们站在屋顶上,很有一股子乾坤在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那天傍晚,在他们离开时,我用相机留下了他们的背影。这群人来去匆匆,像是行走于乡村的游吟诗人。那一刻,我突然很羡慕他们。我在想,无论是种地、养蜂还是盖房,每一份贴近大地的工作,都有属于它的特定的诗意。说谎者茂斗

童年是乡愁的起点,也是梦里的常客。

当我长大成人,原先的许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偶尔重新见着了旧时的某些物件,我们也无法回到当年把弄它时的光景。

那年夏天,老家还在翻盖新屋的时候,我回到乡下,不时帮泥瓦工打点下手。有一天早上,我在楼下的沙地上发现一个墨斗。

墨斗由墨仓、线轮、墨线、墨签四部分构成,算是中国传统木工行业中极为常见的工具。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它了。早先看到的似乎要精致一些,线轴一端有的还会挂一个麂角。

小时候家里常常会请周边的木匠来做点家具。每当看到木匠拿着墨斗给木头打线时,就觉得神奇。两边一拉紧,将墨线从中间轻轻拉起再放松,墨线就会在木头上弹印出一条笔直的黑线来。

而农民也会以此为准绳来讲一些道理,如“谈理不论亲疏,弹墨不论曲直”。

因为年龄还小,认不得几个字。那时候我竟误以为另一个村子里的名人“茂斗”的名字就是墨斗。

茂斗何止是名人,他在我们当地就是说谎的代名词,相当于国外的匹诺曹。如果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是“茂斗”,意思就是后者说假话了。而这些话在孩子们之间往往流传得最快。“你是茂斗打白话哩哟!”如果一个人怀疑另一个人说谎,他一定会补上这样一句。如果说墨斗在人们心目中代表着说真话,茂斗则完全走到了反面。

茂斗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前几年我才知道有关“说谎者茂斗”的一些故事。他当年成分不好,被批斗过,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编造诸如“明日夜里要多煮些饭,国民党要打回来了”之类的谎话。

那个时代过去了。严格说,这些“胡言乱语”也谈不上什么谎话,只是他的一种不合时宜的愿望罢了。天井

有一年回乡下,我开车带父母去邻县游玩。半路上遇到一个古村落,据说有一千年历史,里面有不少老房子,我们就买票进去了。

踩着年深月久的麻石路,我在一间老宅子前停了下来。就在我走进去,缓慢踏上木板楼梯时,我突然变得有些恍惚。

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幻觉里,我仿佛望见了自己的前世。过了好久,我才明白这一切恍惚都是源自我童年的回忆。

小时候我曾经在大姑家住过一些日子。那是一栋有天井的老房子。陈旧的木色、雕花的窗子及房型和我拍摄的这间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我曾经站在那间在乡下已经难得一见的屋子里,瞻望天井外面湛蓝的天空,倾听落雨时雨水从天井的瓦沟檐角淅淅沥沥流入地上的水槽。待到雨停了,如果时间凑巧,几户人家的女人们还会坐在水槽边洗衣服,开我和另一位同龄小姑娘的玩笑。

那时候我对发生在农村的苦难了解不多,更不清楚那些苦难有什么来龙去脉。后来知道那栋房子原本是一户地主家的,土改后分给了几户贫农,其中一户是我的姑父家。

因为这场时代的变故,那户地主不仅失去了自家的房子,他的老婆也因为不堪凌辱和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山上找棵树上吊了。

我记不清最后见到那栋房子是在何年何月,只知道它在各位新主人盖了新屋后被彻底拆除了。若干年后姑父对我说:“当时以为这个破房子不值钱,拆完后各户平分了几根木棍和一堆砖头……现在知道它值钱,但是已经被败光了。”

进了城以后,我一直想住回农村那种上接天下接地的房子。寻找一栋有天井的房子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在我之前,有的人实现了这个梦想,但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了。沉船

那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去天津万国桥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饭。

万国桥是以前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天津有英、法、俄、美、德、日、意、奥、比九国租界,故得此名。又因为这座桥位于法租界入口处,而且是由法租界工部局主持建造的,所以当时天津人也叫它“法国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它改名为“中正桥”。再后来,时代又不一样了,中正桥变成了解放桥。曾经的维多利亚路也变成了解放路。

准备出来的时候,我在餐馆墙壁上发现半扇木窗,便拍了这张照片。精致的雕花工艺,一看就知道它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某个大户人家。

想必后来是那个宅子没落了,遭遇了变故,这半扇窗子也不知道转了几手,最后流落到了这家餐馆。

我们常常感叹光阴流逝,物是人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却是物非人非。

人没了,一个时代就过去了。船沉了,一块船板被冲上了岸。

那些让我们争论不休的陈年往事,摆放在图书馆里的人类故事,也就是几块堆积在一起的船板吧。尘世屋顶

村子里的屋顶,早先是茅草盖的。麻雀会在里面做窝。那时候的屋顶,有自然之美。人居屋顶下,鸟宿屋顶中,屋顶之上是苍穹。

不过这样的屋顶,实在不结实。一是容易被风刮走。杜甫当年也是住在这样的茅屋里,一场大风为他吹出了一句名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二是容易引起火灾。我清晰地记得村子里一天傍晚有家人的屋顶烧了起来。幸好那家紧靠着池塘和井水,大火很快就被全村人浇灭了。

浇不灭的时候也多。我家老宅子边上曾经有棵几人合抱的樟树,因为厨房失火被活活烧死了。真应了那句“千年等一回”。

早先,据说以前日本兵到我们乡下时,也经常在村子里放火。有户人家一栋瓦屋被烧了,又重新盖了个茅草屋。结果日本兵第二次来烧时,他担了几桶水在边上等着救火。纵火者大概觉得他是在蓄意反抗,与皇军作对,于是把他杀了。

我小时候最想攀爬的不是高山,而是屋顶。那是尘世的顶端。虽然那时村里大多已是瓦屋,但没有哪个孩子敢爬上去,主要是因为大人不允许:一来怕踩坏了瓦片,二来担心孩子从房顶掉下来。

我家的房子只有父亲能够上去,但都是例行私事。比如什么时候发现屋子漏雨,待天晴了,父亲就会上去“检瓦”,把碎瓦换掉,或者将下滑的瓦片复位。

由于一直无缘爬上屋顶,所以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在屋顶奔跑时,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我盼望有朝一日在屋顶上行走,像是一次短暂的远足。不是向着大地,而是向着天空。那一刻,人仿佛挣脱了尘世的束缚,身心是彻底自由的。

我拍这张照片时,家里还剩两间有瓦顶的小屋,不过后来父母把它们都拆了重建了。或许那是这个村庄留给我的最后一点诗意。

现在,每家人都可以在屋顶上行走了。遗憾的是,这里几乎片瓦无存。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玉的世界,瓦不存在了,活下来的只是玉的附庸。正如我的村庄,成为城市的附庸。屋檐飘雨,已是昨日之梦。

夏天的夜晚,我时常独自躺在老家的屋顶上。我心里塞满了太多的东西,再也装不下童年时的绚烂星河了。荣枯有时

那一天,外面很冷,我和表弟在外婆家附近的稻田里走着,随手拍了这张照片。外公、外婆早已经过世了,我们这些子孙如今分散在中国各地,做着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小时候在树底下一起嬉戏、打闹,许多记忆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少年后,我甚至也是在偶然之间望见田间有这样的两棵树。我想它们应该都是樟树吧。由于是冬天,其中一棵树已经掉光了所有的叶子,枯死了一般。就像我在诗里写的:“谁没有两颗心/一颗心枯,一颗心荣。”

小舅还住在外婆的村子里,他和我说那棵貌似枯死的树并不是樟树,而是和我村里被挖走的那棵古树一样是朴树。它现在只是落光了叶子,其实没有死掉。每年春天的时候,它会重新焕发生机,至暮春又将枝繁叶茂。

小舅的一生自顾不暇,如今儿女终于长大成人。我非常感激小舅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借给我不少小人书,并且给我做过一只木头手枪。全民皆兵,从娃娃抓起。

后来,我上了大学,在书里遇到另一位舅舅,那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高脱弗烈特。高脱弗烈特是个货郎,走南闯北,没多少文化,但他却是克利斯朵夫的人生向导。他不仅告诉克利斯朵夫作曲时要有真诚的态度,而且还要对人生保持克制与耐心。

有一次,两人在冰天雪地的户外聊天。克利斯朵夫急急地说:“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跟以前一样。不!连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我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

高脱弗烈特舅舅说:“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像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干吗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吗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Als ich kann (竭尽所能)。”

你要竭尽所能,并且从容面对万物荣枯有时。我是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候读到这些话的。克利斯朵夫的舅舅,因此成了我另一位精神上的舅舅。两棵梧桐

念中学时,我尤其喜欢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里面有一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那时候中学校园里有几棵梧桐树,所以我对个中意境有了更直观的印象。

那是我情窦初开时的记忆。我能想象的爱情,应该也是从脚踩着秋天的梧桐树叶开始的。虽然此后漂泊不定,但我的确一直生活在梧桐树影里。至少,我念书的南开园,塞纳河边的住所以及现在的小区,都被梧桐树包围着。

这张照片是我在老家村子里拍的,一颗孤零零的蓇葖果。树是我的同伴茶生种的。虽然茶生略长于我,若按我这支熊姓“乾坤宇宙循环培育”的辈分排,他属育字,比我小一辈。

年少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象棋,而且他也没少赢我。按说智商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成绩总是很差。他留了不少级,按当地人的说法,是一个“桐油罐哩”。

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茶生来看我。我至今未忘他当时的一脸落寞。他在县里检兵没检上,好像是有点近视的原因吧。早先家里托了人,原本以为可以混过去的。“还是你读书好,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指望了。”他哀戚地说。

说这番话的时候,茶生站在走廊上,而我站在教室里面。由于马上要上课,怕耽误我的学业,他执意不让我走出教室。那天,隔着窗子的铁栏杆,他没说几句话就走了。来去匆匆,就像一个绝望的人探视一个瘦骨嶙峋的囚犯。

茶生在家务了几年农,后来随亲戚一起去江浙一带打工。由于各忙各的事情,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潜意识里大概也是觉得来日方长吧。

不幸的是,当我从法国回来没多久,茶生便因病去世了。他得的是癌症,生产队还特意为他做了些募捐。

对于茶生的逝去,我一直很失落。每次回到村子里,远远望见他当年栽下的两棵梧桐,恍惚间总觉得他还活着。树苗是三十多年前他从我们初级中学的植树节活动上捎回来的。如今,那所中学早已被夷为平地,难见半棵当年的树木,反倒是这两棵被私藏的梧桐在这个村子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不要轻言死去的人,那里有我的生命。那个种树的人已经阔别人世,但他留给我年少时的记忆以及他亲手栽种的梧桐,如今都是我所思慕的故乡的一部分。卖粮食的人

冬天。正午。我路过村子附近的一家粮站,拍了这张照片。二三十年前,它势比县衙,是何等威风凛凛。到如今,却是门可罗雀、杂草丛生,全然一副末日景象。

记得我读中学时,当地农民为了把粮食卖出去,需要在这里彻夜排队,甚至为此还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而粮站的人拿着一根带槽的铁刺,将它一次次刺入装谷子的麻袋里,并将引流出来的谷粒放几颗在嘴里,以判断谷子的湿度和质量,由此决定稻谷的等级。“一百斤谷子,十七块三毛三。”这是我们当时经常听到的话。我有个同学家是粮站的,在我们那些种田的学生眼里,他自然是上等公民。这就好比我们家的粮食是囚犯,而他是狱卒的孩子。

那位同学身材高挑,平时最爱唱的歌是他自己编的——“有一个姑娘没穿衣裳,我的心在澎湃……”其旋律铿锵而喜乐,我至今未忘。

帮家里卖粮食是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由于粮食不好卖,有人捎信回村里说镇上另一家粮站收粮食。不巧的是,父亲当时忙不开,只好让我带两麻袋谷子,随村里的几位农民去十几公里外的周田镇。

坐在堆满谷子的手扶拖拉机上,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到了周田镇的粮站。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度过了一个日高人渴、饥肠辘辘的中午,直到鼓起勇气在附近的一家小卖部买了平生第一瓶啤酒,喝完没多久我便身躺在粮站前的石台上睡着了。

醒来后继续等。那次卖粮前后花了我五六个小时,最后我还是没有卖掉家里的粮食。有些事情不记得了。后来听父亲说,当晚他又把谷子运到了十几公里外的第三家粮站,并且倚着粮食在路边睡了一宿,转天下午总算是把那两袋谷子卖给了粮食贩子。“那时候卖粮难呐,最多一次卖了一个月。卖完了也是打白条,拿不到钱。”父亲叹了口气,仿佛在回忆另一个人的人生。

后来我知道,其实农民家里的粮食也并不总是那么不受待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我爷爷藏在厨房灶灰里的一小袋谷子都被来自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给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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