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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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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名人录试读：

中国历史学之祖——左丘明

中外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作《希波战争史》，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因而被尊为西方历史学之父。与希罗多德生卒年代约略相当，当时的中国也有一位历史学家擅长描写战争，同时还富有民主色彩（或称民本思想），这就是左丘明。

清代林纾在《左传撷华》自序中说，以行文论，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林氏只以行文技巧论之，有所偏颇。实际上，左氏不仅有才，而且具有史德和史识，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历史学之祖。

左丘明是姜子牙的支孙。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即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他知识很渊博，刚正不阿，直言善谏，被楚武王誉为楚国的良史国宝。

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渔村。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

左丘明在祖父及父亲的熏陶和教诲下，博学善思、谨言慎行，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

左丘明的故里都君庄即今之衡渔村，至今仍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居住之地。左丘明的史官生涯，也充满着客观真实、尊重历史的“君子”精神。春秋时代史学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高的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在他所记载的《左传·襄王二十五年》中，齐国大臣崔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设计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约会，然后借机杀掉齐庄公。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弑其君”。崔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也如实记载“崔弑其君”，于是又被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书上写“崔弑其君”，崔甚感郁闷，但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留不下崔弑君的记录，就手持竹筒前往淄博，要继续完成记录，后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三条鲜活的生命与诸位史官的前赴后继，为的就是保住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表现了中国史官的高尚职业道德和光辉俊洁的人格。而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称赞的“君子”美誉。

在任时，左丘明尽职尽责，德才兼备，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终于定稿。该著作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大圣贤孔子也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左丘明。而左丘明也十分敬重这位师长。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左丘明的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得鲁国国君的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候孔子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有政治思想抱负。那个时候鲁侯鲁定公想任用孔子做鲁国的司寇，就与左丘明商量商量。鲁侯说：“我想和大臣三宦商量商量（三宦是当时主持鲁国政权的三家宦官）。”这个时候左丘明回答：“孔丘是当今公认的圣人，圣人担任官职，其他人就得离开官位，您与那些因此事而可能离开官位的人去商议，能有什么结果呢？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周朝时有一个人非常喜欢穿皮衣服，还爱吃精美的饭食。他打算缝制一件价值昂贵的狐狸皮袍子，于是就与狐狸商量说：‘把你们的毛皮送给我几张吧。’狐狸一听，全逃到山林里去了。他又想用肥美的羊肉祭祀，于是去找羊说：‘请帮帮我的忙，把你们的肉割下二斤，我准备祭祀。’没等他说完，羊就吓得狂呼乱叫，互相报信，一齐钻进树林里藏了起来。这样，那人十年也没缝成一件狐狸皮袍子，五年也没办成一次祭祀。这个道理就说，与三宦商量要孔子做鲁国的司寇，也就等于与狐谋皮、和羊谋馐一样。”

鲁侯听了左丘明的话，就不再和三宦商议，直接任命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

左丘明晚年，因患眼疾，辞官还乡。还乡时，他除带回大量史料外还带回银杏一株、桑苗一捆，决意耕读传家。他亲手植下银杏，开垦了桑园，忙时桑稼，闲时教书著述。与此同时，他的眼疾也越来越重，不久即双目失明。这对于生来即与史籍为伴的左丘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混沌一片，他曾一度绝望，拒论史实。但很快理智即战胜了忧伤，强烈的使命感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其所集整理出来献给后人。于是，他把几十年来所听到见到的诸侯各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汇集成卷，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载：“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双纂异同为《国语》。”《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它与《春秋左氏传》珠联璧合，都为《春秋》作嫁衣，用不同形式记录了大体相同时期的史实，相互之间详略有异，二者又可以互相参证。学界认为，《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这两部书既是史学巨著，也是文学巨著，左丘明开创了传统史学的先河，成为史学之开山鼻祖。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平帝时，《左传》初立学宫。东汉建武年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而《左传》和《国语》表明，左丘明不仅是天才的史学家，同时也是天才的文学家。他在登上这个人生巅峰之前，该经历多少拼搏、磨砺、艰苦卓绝的劳作，今人已经无法考证，只有《左传》《国语》两座丰碑才能诠释这一切。■摘自《春秋》《天府新论》

六渡沧海传佛法的盲圣——鉴真

在日本古都奈良市，耸立着一座名闻天下的“唐风”建筑群—招提寺。招提寺中最令人敬慕的，就是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的鉴真和尚圆寂坐像。这尊坐像安奉在御影堂内，每年仅在鉴真忌日前后开放三天，供人们瞻仰。坐像是在鉴真圆寂之后，由他的弟子思托等人精心制成，真实地再现了鉴真生前的风采。他枷趺（盘腿）而坐，双手拱合，似闭似开的双目，流露出慈爱的笑容，紧敛的两唇，好像还在低声吟诵着警醒世人的佛言妙语。

鉴真是唐朝人，俗姓淳于，出生于名城扬州的一个笃信佛教的商人家庭。他经常随父亲前往扬州大云寺，晨钟暮鼓、信香缭绕的寺院，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年，产生了难以名状的诱惑力。他对父亲说：“父亲，我想出家当和尚！”望着稚气未脱的孩子，皈依佛教的父亲暗赞：“此子只恐佛缘不浅！”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14岁那年，他成了大云寺的见习僧，18岁时就正式接受了菩萨戒，主持受戒的道岸律师给他起了法名—鉴真。鉴真潜心研究佛学，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从20岁开始，他依然踏上了外出游学的道路，先后7年间，他遍访古山名刹，求教有道高僧。特别是在名僧济济的洛阳和长安，他虚心请教，多方学习，很快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僧人。鉴真除涉猎天台宗、密教之外，特别对由高僧道宣所创立的律宗情有独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到公元713年，结束游学、重返扬州的鉴真，虽然年仅26岁，却已是律宗的一位名僧了。他主持造像修寺、疗病济贫、广结善缘；他连续举行戒律讲座，为人剃度受戒，门下弟子多达4万余人。他作为扬州大明寺的住持，成了江淮一带的“一方宗首”。

这样，受日本天皇派遣来大唐礼聘高僧的学问僧荣睿、普照，慕名前来邀请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国。日本天皇多次派出“遣唐使”，远涉重洋，学习盛唐时期的制度与文化。奈良兴福寺的僧人荣睿和普照，于公元733年，随遣唐使来到唐朝都城长安。他们肩负的使命，就是邀请精通戒律的大唐高僧前往日本，弘扬佛法，整顿佛教的混乱状况。原来，当时的日本，虽然早就经朝鲜半岛传入了佛教，许多佛寺也已建成，僧侣人数日众，但没有建立起剃度、受戒的制度。僧人违背戒律成了常见的事情，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显然不利。于是日本天皇决心借助于唐朝高僧的威望，结束这种混乱局面。

日僧荣睿和普照在长安求学的10年间，多次听到了鉴真的大名。在公元742年初冬，他们二人千里迢迢，赶往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想延请他赴日，但他们见到鉴真已是50多岁的人了，生怕他的身体状况难以适应乘船渡海的环境，于是退而求其次，请鉴真选派有资格的门下赴日，鉴真环顾在场的数十名弟子，说：“日本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你们谁愿意应邀前去传法？”众弟子默默不语。大弟子祥彦只好如实禀报：“日本远隔大海，风浪无情，乘船前去，无疑是生死之旅，所以大家心存顾虑。”鉴真当即说道：“这是弘扬佛法的大事，为何只知顾惜自身性命？你们不去，我去！”话音落地，大庭内一片寂静，师父的忘我精神，使得众弟子羞愧难当。继之而来的是一片慷慨激情：愿意生死相随师父！“好事多磨”用来形容鉴真的东渡日本，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除了要战胜沧海风波之外，他们还得冲破唐王朝禁止臣民外投他国的禁令，这就使得鉴真的东渡，不得不采取秘密方式。在10多年的时间里，鉴真5次渡海均受阻或受挫，由于积劳成疾，导致双目失明。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漂至舟山群岛一小岛，5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江浙一带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出航是在公元748年，行船至海上，突然狂风大作，浊浪排空，船只在浪峰波谷之间，上下翻飞，宛如随风飘落的落叶，不知多少次面临着船毁人亡的局面。鉴真等人只好紧伏于船中，忍受着这无情的颠簸，直到把每个人的胆汁都吐出来为止。风平浪静之后，他们发现海上生活不可或缺的淡水和熟食，都已被抛落海中，他们不得不干咽生米，维持生计。经过多日的漂流，经历了无数险阻、万千困难，船只终于靠岸了，一上岸才知道已经漂流到了海南岛的振州（今海南崖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多年旅途的劳顿，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与鉴真形同密友的日本学问僧荣睿，在经受了许多挫折之后，猝然而逝，鉴真悲痛万分。此后不久，日僧普照，也因故暂离鉴真。相别之时，二人潸然泪下，不知相见当在何时？更不知东渡日本的宏愿能否实现。多年积劳成疾，内火攻心，竟使得鉴真患了眼疾，医治无效，终于失明。不久，鉴真最得意的弟子祥彦，也病逝于途中。年过花甲的鉴真，还能继续东渡吗？人们大多在摇头，一些追随多年的弟子，也离开了他。

转机终于来到了。公元753年，日本的一个遣唐使团，在归国之前，邀请鉴真等人随坐其船，暗中出海。66岁的鉴真慨然允诺。经过几番曲折，鉴真和所率随行僧俗众人，终于在当年年底到达日本。

六度航海，历时11年，所受坚信，岂是笔墨所能描绘？请看下列数字：追随鉴真东渡的人，先后有36人死于旅途之中；200多人中途不辞而别。自始至终参加这一壮举而到达日本的人，除鉴真和日僧普照之外，弟子辈中，仅有思托一人！

鉴真在日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很快，他被安置在东大寺，并主持了日本国太上皇、天皇、皇后等贵族的受戒仪式。另外，日本兴建了戒坛院，还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世音奇建起戒坛，以用于为各地的僧侣举行受戒仪式。当时称之为“天下的三戒坛”。后来，又赐地修建了招提寺，鉴真移住招提寺，被尊称为“大和（日本祖传的族名、古国名）上”。律宗在当时称为日本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鉴真也就成了日本律宗的始祖。

鉴真东渡日本，不仅对日本的宗教界，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鉴真本人精通中医医药之学，双目失明之后，他仍能凭嗅觉分辨中药，并用于合药治病，直到近代为止，日本的药袋上，还绘有鉴真图像，以表示人们对他的纪念之情。

鉴真弟子参与规划兴建的招提寺，体现了唐代建筑文化的精华，现在是日本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

跟鉴真东渡的追随者中，不乏修养有才干的人，其中18人名传后世。如弟子思托著有《鉴真传》和《延历僧录》。后者是日本最早僧侣传记之作，对日本文学也有一定影响。

公元763年，功德圆满的鉴真，以76岁高龄，圆寂于招提寺中。日本人民尊称他为“盲圣”。

在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入唐留学的阿信麻吕（晁衡）和越洋传法的鉴真，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代表人物，互相辉映，名垂千古。■摘自《鉴真东渡》《中国残疾人》

病痛造就的中国针灸大师——皇甫谧

皇甫谧是东汉太尉皇甫嵩之后，公元215年生于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出生不久母亲逝世，家道中落。于是过继给叔父，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不幸叔父也过早去世，婶母任氏便承担起抚育他的责任。

婶母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皇甫谧身上，虽然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她尽量省吃俭用，以养育皇甫谧。可是没想到，过分的宠爱，反而使这个孤儿从小养成了坏习惯。他既不爱读书，又不愿劳动，整天和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鬼混在一起。17S岁时的他长得人高马大，却不通文墨。亲戚和邻居见他只有摇头，都说他是个不成才的放荡儿。

任氏十分焦急，费尽口舌去规劝他、告诫他，但他都是当面应承几句，过后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明显改进。后来，婶母决心找一个适当时机，狠狠刺激一下这不争气的侄子。

皇甫谧虽然学习不求上进，但对婶母十分地孝敬。他知道婶母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十分不易，因此，皇甫谧每次从外归来，总是向婶母问寒问暖，不时还捎点东西回来孝敬老人。

有一天，皇甫谧到瓜市上去玩，一个卖瓜的朋友送给他一个刚上市的瓜。他很高兴，自己舍不得吃，便把瓜拿回家去，先让婶母尝尝鲜。没想到，婶母很生气地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呢？都是20多岁的人了，还不务正业，不知学，不晓理，成天游游荡荡。心思一点也不用在学业上，叫我这做长辈的怎么不为你担忧和痛心呢？你以为给我瓜吃就算孝顺吗？我就会高兴了吗？古人说过：每天早晚都能给长辈送上牛、羊、猪肉，也不能算孝顺。我对你也多次说过了，最大的孝顺是你要走正道，发愤学习，要干正事。”

皇甫谧听着婶母语重心长的教诲，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有所触动。只听见婶母继续说：“从前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学好，搬了三次家；曾子的父亲为了不让孩子学说谎，毫不迟疑地杀了一头猪。我对你的教育比不上他们，可是为了你学好，我也没少费心思啊！你身为男子汉，怎么就这么不长志气，一点不争气呢？”说到这里，任氏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

皇甫谧听着婶母的这番肺腑之言，越发感到悔恨交加，惭愧得无地自容，顿悟自己原来已经虚度了20年的光阴，实在羞愧难当，便立志努力学习，不敢再有丝毫懈怠。他向婶母表示，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任氏故意表示不相信，她说：“我看，你改也难哩！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说完，便不理他继续织起布来。那沉重的机杼之声，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皇甫谧的心。

婶母这次煞费苦心的教育，深深感动了皇甫谧，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想，孟子、曾子经过苦学能成为有学问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他跪在地上向婶母郑重表示，今后一定痛改前非，发愤学习，做一个有学问、有出息的人。

从此以后，皇甫谧果真变得勤快了。白天，他帮助婶母料理家务，下田干活；晚上，他埋头灯下，苦读书卷。皇甫谧一边辛勤务农，一面挤些时间跑到邻近的一位叫席坦那的老先生家里去读书求教。后来，他渐渐有了自学能力，更是起早贪黑，勤学苦练，甚至在耕田种地的时候，也随身带着书，边劳动边学习。这样的学习生活一直坚持了好几十年，终于成为一位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他对百家之说尽数阅览，学识渊博而沉静少欲，并著有《孔乐》《圣真》等书，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而“皇甫谧年二十始勤学”的故事，也成为后世教育孩子勤学的典范。

由于发愤苦读不辍，皇甫谧非常博学多才，对于经史各家及文学历史等，均有很深的研究，达到很高的造诣。他尤其擅长撰文，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当时一位著名文学家左思，构思10年而著成《三都赋》，仰慕皇甫谧之名，特邀他写了一篇精彩的序文。《三都赋》及其序文一问世，立刻引起轰动，洛阳城里的豪贵人家竞相抄传，使城里的纸张因此而昂贵起来的典故——洛阳纸贵，指的就是这件事。

皇甫谧成名之后，本来可以走上一条飞黄腾达的仕途，但是他不但不愿意做官，也不鼓励别人做官。他有一位表弟，先被地方举为孝廉，后来被派到城阳去做太守，初次上任，乡里的亲友都来送行，只有这位表兄皇甫谧不肯来，有人出面劝他说：“你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君子，应该参加欢送的行列，为你的表弟壮壮行，你不去送他，不怕他生你的气吗？”皇甫谧说：“他绝对不会生我的气的，他还没做官的时候，经常来我这里，我迎送他，都没出过大门，招待他也都是粗茶淡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贫者不以酒肉为礼’；如今他做官了，我反而出去送他，岂不是看重他的官位，而把他的人格看轻了？我不去送他，彼此才能心安。”他不但拒绝做，有一次，他还冒着触犯朝廷的危险，上表给当时的晋武帝司马炎，要求借阅皇室的藏书，幸好司马炎早已听过皇甫谧的大名和为人，非但没有怪罪，还破例赠送了一整车的书给他。

40多岁的时候，皇甫谧患了风痹病，半身不遂，右足萎缩，行动非常困难，一度耳聋失听。他痛苦极了，想自杀一死，了此一生。这时，婶母对他说：“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要为世上做点事，这样随便就死了去，过去的辛苦不是白费了吗？况且，怎么知道病一定治不好了呢？”皇甫谧听了婶母的话，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攻读，手不释卷，刻苦钻研，潜心著书，常常连吃饭睡觉都忘了，被人称为“书淫”。有人劝他说：“你这样废寝忘食，不要命的用功，会伤害身体的，还是节制一下吧！”他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说，只要早上能学到知识，即使让我晚上死了，也不觉得命短。何况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并不决定于是否勤学呢！

皇甫谧翻阅了许多医书，终于找到了针灸可以治麻痹症的记载。他仔细研究《内经·明堂孔穴》等书，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以亲身体会各个穴道。就这样，靠针刺、拔火罐、按摩，治好了自己的风痹病。

疾病带来的痛苦，使他认识到能解除病者痛苦的医生的伟大与可贵。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因此，他开始发愤研习医学，对各家所有的医学典著都仔细研读过。他也立志要完成许多著作，包括在医学方面的针灸术。

东汉以后，由于战争频繁，许多竹简都已散失，抄本也残缺不全，参考书的奇缺，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经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经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树起丰碑。该书除了论述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还记载了全身穴位649个，穴名349个，并对各穴位明确定位，对各穴的主治证、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描述，并一一纠正了以前的谬误。1700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701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皇甫谧也因此尊崇为“世界针灸鼻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摘自《家庭医药（快乐养生）》《家庭中医药》《甘肃教育》

卓越的古代军事家——孙膑

孙膑是齐国人，4岁丧母，9岁丧父，从小跟随叔父孙乔。孙乔是齐康公的大臣，齐康公被田太公驱逐后，孙乔等旧臣也被驱除，孙膑在逃难中与叔父家离散。

他长大后，与庞涓、苏秦、张仪等从师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的天资学业虽较孙膑差得很多，但他为人奸猾，善弄小权术，又轻易不被察觉。他与孙膑同学时，心里很是嫉妒孙膑的才能，可在嘴上从未流露过，一再表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一定要举荐师兄，同享富贵。心地善良的孙膑，与庞涓兄弟相称，如同亲兄弟一样。

转眼过去了几年，孙膑、庞涓两人，经过鬼谷子的精心调教，兵法、韬略大有长进。这时，传来了魏惠王招贤纳士的消息。本是魏国人的庞涓，觉得机会来了，决定下山应招。临别时，他向孙膑保证，此行一旦顺利，马上引荐师兄下山，扶同做一番事业。孙膑自然深表谢意，嘱咐他多加保重，两人洒泪告别。

庞涓到魏国后，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被封为将军。随后，庞涓指挥军队同卫国和宋国开战，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从此更得魏惠王的宠信。但庞涓一直有块心病：论天下的用兵之法，除了孙膑之外没人能赶上自己。但按照当初的诺言办吧，就得把孙膑推荐给魏惠王，孙膑的声名威望很快就会超过自己；不履行当初的诺言吧，孙膑一旦去了别的国家施展才能，自己同样不是对手。庞涓寝食不安，日夜思谋着对策。

一天，正在山上攻读兵书的孙膑，接到庞涓差人秘密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庞涓先叙述了他在魏国受到的礼待重用。然后又说，他向魏惠王极力推荐了师兄的才能，到底把惠王说动，请师兄来魏国就任将军之职。孙膑看了来信，想到自己就要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了，深觉自己的师弟挺讲义气，立即随同来人赶往魏国的都城大梁。

但庞涓把孙膑骗来之后，即在魏惠王面前巧言诬陷，说孙膑私通齐国，对魏国不利。结果孙膑受到了膑足、黥脸之刑，被剜去两个膝盖骨，并在脸上刺上犯罪的标志。这时，孙膑才看清庞涓的真面目。

孙膑的伤口渐渐愈合，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而且，还有人时时刻刻监视着他。孙膑知道自己危在旦夕，要为自己想办法，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叫闹个不停。庞涓听说了这些，并不相信孙膑会疯，便叫人把他扔到猪圈去，又偷偷派人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是猪粪，甚至把粪塞到嘴里大嚼起来。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从此看管逐渐松懈下来。

孙膑装疯产生了作用，他暗中加紧了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一天，他听说齐国有使臣来到大梁，便趁监视松懈的时候拜见了齐使。齐使听孙膑的谈吐，一方面惊为天人，另一方面同情其遭遇，于是决定助其逃走，将其藏到了齐使的马车里。孙膑终于逃出了困境，为他下半生的辉煌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正值齐、魏争霸，交战不断的年代。早在公元前386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贵族在齐国取得政权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选拔文武人才，坚守边境，反抗外来的威胁。孙膑回国后，很快见到齐国的大将田忌。田忌十分赏识孙膑的才干，便将他留在府中，以接待上宾的礼节殷勤加以款待。

田忌喜欢赛马，但却时常输掉。有一次，他又与齐威王赛马，马分上、中、下三等，对等竞赛，三场全输，田忌好不丧气。这时恰巧孙膑在场，便给田忌出主意说：“待到下一轮比赛时，你用上马对威王的中马，用中马对威王的下马，用下马对威王的上马，必赢无疑。”田忌依计行事，造成两个局部的优势和一个局部的劣势，以一负二胜赢得齐王千金。一向取胜的齐威王这次输了，大感惊讶，忙问田忌是何原因？田忌把孙膑找来，借机推荐给齐威王。

齐威王见是一个双腿受刑的残疾人，开始并不以为意，但当孙膑陈述自己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时，深刻独到的分析使齐威王大受震动。再询问兵法，孙膑更是滔滔不绝，对答如流。齐威王感到孙膑其人确实不简单，从此以“先生”相称，把他作为老师看待。

公元前354年，魏将军庞涓发兵8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赵国抵挡不住，意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率兵援赵。孙膑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残疾人，带兵为将多有不便，还是请田大夫为将，我从旁出出主意吧！”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8万，前往救赵。

大军既出，田忌欲直奔邯郸，速解赵国之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应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兵直取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奔赵回救。这一战略思想，将避免齐军长途奔袭的疲劳，而致魏军于奔波被动之中，立即为田忌采纳，率领齐军杀往大梁。

魏军好不容易将邯郸攻陷，却传来齐军压境，魏都城大梁告急的消息。庞涓顾不得休整部队，除留少数兵力防守邯郸外，忙率大军驰援大梁。没料到，行至桂陵陷入齐军包围。魏军长期劳顿奔波，士卒疲惫不堪，哪还顶得住以逸待劳的齐军？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连主将庞涓也被活捉。到头来，魏国只好同齐国议和，乖乖地归还了邯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

桂陵之战10多年后，即公元前342年，庞涓又带领10万大军、1000辆兵车，分3路进攻韩国。小小的韩国抵挡不住庞涓的进攻，一时形势危急，遂接连派出使臣，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孙膑说：“可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他们知道我们能出兵救它，必然全力抗击入侵的魏军；而魏军经过激烈拼杀，人力物力也会大大消耗。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前去，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拯救危难之中的韩国，就可以用力少而见功多，取胜易而受益大，不知陛下以为如何？”齐威王十分赞赏孙膑的建议，当即采纳。一年后，当魏韩两军交战更为激烈，双方实力已大大削弱的时候，齐威王才决定派兵出战，仍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于是，孙膑与庞涓又一次相逢在战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死较量。

战役之初，按照孙膑的计策，齐军长驱直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魏国的都城大梁。时过不久，孙膑得知庞涓回师都城的禀报，便对田忌说：“魏军一向自恃骁勇，现急于同我军决战。我们要抓住这个心理，诱使他们上当。我们可以装出胆小怯战的样子，用迫兵减灶的办法诱敌深入。”

当庞涓日夜兼程赶回魏国本土，传令抓住齐军主力，与其决一雌雄。不料，齐军不肯交战，稍一接触即向东退去。庞涓挥师紧紧追赶不放。头一天，见齐军营地有10万人的饭灶；第二天，还剩5万人的灶；到第三天，只剩3万人的灶了。庞涓见状高兴得意地说道：“我早知道齐国的士兵都是胆小鬼，如今不到三天就逃跑了大半！”于是，传下将令：留下步兵和笨重物资，集中骑兵轻装前进，追歼齐军。

孙膑得知庞涓轻骑追击的探报，高兴地对众人说：“庞涓末日到了！”这时，齐军正好来到马陵。马陵处于两座高山之间，树多林密，山势险要，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走，是一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孙膑传令：就地伐树，将小路堵塞；另挑选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树干上面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随后，命令1万弓箭手埋伏在两边密林中，吩咐他们夜里只要看见树边出现火光，就一齐放箭。说话间已到傍晚，庞涓率领的魏军骑兵果真来到马陵。听说前面的道路被树木堵塞，庞涓忙上前察看。朦胧间他见路旁有一大树，白茬上隐约有字，遂命人点起火把。当庞涓看清树上的那一行字时，大吃一惊，知道中了孙膑的计谋。他急令魏军后退，但已晚了。埋伏在山林中的齐军，万箭齐发，猝不及防的魏军死伤无数，乱成一团。庞涓身负重伤，知道败局已定，拔出佩剑自杀了。齐军乘胜追杀，将魏军的后续部队一气打垮，并俘虏了魏太子。

孙膑巧用奇兵，接连打败强大的魏国，威名迅速传遍天下。马陵大捷之后，孙膑执意不肯加官晋爵，连军师一职也请求免除。后来，他找了一处清静的地方，招收几个学生，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作战经验，撰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

这部书在失传1000多年后的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意外发现了《孙膑兵法》的残简，共30篇，1．1万余字。从中人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位中国古代军事家的力量所在，领略了一代名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耀眼风采。■摘自《菏泽师专学报》《走向世界》

中国科普作家——高士其

高士其原名高仕。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之家。祖父、父亲均善诗文，母亲亦写一手好字。高士其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高士其小时候，有位大叔很喜欢他，经常跟他一起玩儿，给他讲故事。大叔喜欢自然科学，有渊博的知识，所讲的故事非常新鲜有趣。高士其听得津津有味，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次，大叔问他：“你知道不知道糯米为什么能酿成甜酒？”“因为在蒸熟的糯米饭里放了酒饼。”“酒饼是什么？”“酒饼就是酒饼呗，商店里有卖的。”“不对，我告诉你，酒饼里面主要有两种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叫作酵母菌和根霉菌。它们都有特殊的本领，替人类做好事。根霉菌有很强的糖化能力，可以把糯米糖化，吃起来很甜。酵母菌的本领是使糯米饭发酵，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所以，糯米酒不仅甜，而且有酒味，是很好的营养食品。”高士其好奇地问：“大叔，微生物这么好，我们到哪儿去找它们呢？”“找微生物很容易，它们到处都有，无孔不入。在土壤、水、空气、有机物质中，还有生物体的身上都有它们的同伴。你的身体里外到处都有微生物，只不过它们的个儿小极了，你的眼睛看不见。另外，你也别以为所有的微生物都帮人类干活，有些会猖狂地杀害人类，是一群‘小魔王’，是人类的大敌呢！比如白喉杆菌就是。你弟弟就是得了白喉死的呀！”高士其听说弟弟是被白喉杆菌害死的，气得攥紧了拳头，恨不得把所有的白喉杆菌消灭掉。不幸，他6岁那年，也得了喉痧病，开始是喉咙发痒，接着全身高烧，最后就不省人事了。幸亏请了一位名医治疗，才使他起死回生。打这儿以后，高士其更加痛恨白喉杆菌了。

1918年高士其小学毕业，考取清华学校。由于复试成绩优异，他进清华后直接插入中等科二年级。在校期间，他刻苦读书，先后获得“英语优等奖章”“国语优等奖章”“化学优等奖章”“博物优等奖章”等荣誉，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在这里，他用显微镜第一次看到了害人的“小魔王”白喉杆菌。

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高士其积极投身其中，参加写标语、印发传单、上街游行等活动，“科学救国”的理想也在他心中扎根。

后来，高士其到美国留学。22岁那年，他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毕业了。正当他打算报考化学系研究生的时候，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姐姐得霍乱病死了。高士其痛苦极了，姐姐只比他大一岁，小时候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可惜她23岁就离开了人世。“霍乱病是什么引起的？”他问同学。“霍乱是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

他不由得想起了弟弟病死时全家人悲痛的情景，现在姐姐又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高士其暗暗发誓：“一定刻苦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用科学去救扶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的人民！”从此，他放弃了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专攻细菌学。

正当他孜孜求学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在一次实验中，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事故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可是现在，和“病菌”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怎么办？从此消沉下去，做个弱者吗？高士其没有屈服。他想到了中外许多名人在遭到打击后立志成才的故事，想到一些科学家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故事，浑身充满了力量。“我要活下去，继续研究细菌。”他下定了决心。

有些朋友劝他：“你还是停学回国休养吧。再学习下去，不仅困难多，还会加重病情的。”“不！”高士其坚决地回答，“我要完成学业，我想我们一定能找出阻碍细菌的办法。”

此后，高士其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但是，他仍然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高士其在杂志社认识了青年哲学家艾思奇，他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落后贫穷的根源。在李公朴、艾思奇的热情鼓励下，高士其开始用自己僵直、颤抖的手，从事科普作品创作。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并第一次将原名“高仕”改为“高士其”，宣告：“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态，加入当时还是刚刚起步的科普创作行列，成为中国第一批科普作家，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在1935年到1936年两年中，他就写了近100篇科学小品。如《活捉小魔王》《细菌世界探险记》《菌儿自传》《我们的土壤妈妈》《荤与素的争论——生活知识》等。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感染力很强，少年儿童非常喜欢读。比如《光的进行曲》：“光，你这小伙子，真是了不起，一秒钟就能跑30万公里。你是一种发光的微粒，又是一种起伏不平的波浪；你有不同的能量，又有不同的波长，是黑暗的征服者，战斗在宇宙空间，从黎明到黄昏，斗争在地球表面。”

高士其心系国家命运，在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的科普小品不仅是传播科学知识，还是他参加消灭“大魔王”战斗的锐利武器。

1935年，高士其针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写了科学小品《我们的抗敌英雄》。他把细菌比作日本侵略军，把白细胞比作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抗战英雄。

他还写过一篇《细菌与人》的小品，更直接发出了抗战的呐喊：“现在我们民族的生命，感到绝大的威胁了！我们要全体民众总动员，全民族的细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关头，高士其拖着近乎瘫痪的病体，从上海出发辗转千余里，走了3个多月到达延安，是最早到达延安的科学家之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切地称赞他为“中国红色的科学家”。在陕北公学，高士其与其他同志共同发起组织“国防科学社”，举行“自然辩证法座谈会”“革命医学座谈会”“细菌学讨论会”等，还经常参加边区文协组织的诗歌朗诵会等活动。1939年1月，他向党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3个月后，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写作。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然后，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按口型“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

为表彰高士其对中国科普事业的卓越贡献，1995年国家设立“高士其科普奖”作为中国科普界的最高奖。1999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由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04号的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摘自《中国科技奖励》《新闻与写作》《中国科技史料》

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华罗庚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视如珍宝，于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将儿子轻轻放进箩筐：进箩筐避邪，同庚百岁，就叫罗庚吧！华罗庚由此得名。

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华罗庚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以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他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1929年，是华罗庚生命旅程中不寻常的年头。这年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金坛县中学当会计兼庶务员，校长王维克很欣赏华罗庚的才干，准备破格提拔他到补习班教数学，谁知此事遭到县教育局长的激烈反对，但在王维克的一再坚持下，华罗庚还是成为金坛中学的数学教师。华罗庚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全家都为他高兴，不久，他又娶了一位秀丽端庄、勤劳贤惠的妻子吴筱元，全家人沉浸在欢乐之中。谁料想，几乎就在这同时，厄运也在悄悄向华罗庚逼近。

这一年，金坛瘟疫流行。农历腊月二十三傍晚，华罗庚下课回到家中，吃了两个汤圆，忽然觉得浑身发酸发冷，随即支持不住，一头倒在床上。妻子赶紧跑过来，发现体温计已显示超过42℃。接着，华罗庚便开始昏迷不醒，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

吴筱元望着昏昏沉沉的丈夫，心如刀绞。她知道，丈夫得了可怕的伤寒。医生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死亡的判决书没有动摇一家人挽救他的决心。为了给华罗庚治病，全家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流逝，华罗庚在神思恍惚中，感到自己不到20岁的生命正同死神进行着一场艰难的“拉锯战”……

整整半年过去了。一天，华罗庚的左手小指头忽然肿起来了，然后左臂剧烈疼痛，接着是左边的半个身子、左腿疼得不能动弹。后来，疼痛消失了，但疼痛部位的肌肉却都腐烂了。

经过妻子日日夜夜的精心照料，华罗庚的病情渐渐地好起来了。当1930年江南鹅黄嫩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有了力量。一天，他让妻子扶着下了地。不料，两腿刚一直立，便“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啊——我的腿，我的腿坏了！”华罗庚绝望地呼喊起来。原来，伤寒病菌侵袭了他的关节，左腿关节粘连变形，弯曲了。年纪轻轻的华罗庚，就这样落下了腿疾……

他拄着妻子为他找来的一根拐杖，迈着按他自己说是“圆和切线的运动”的艰难步履，开始了新的，也是更漫长、更艰辛的人生之路。

病后的华罗庚，从妻子愁苦的面容、女儿饥饿的啼哭中，察觉出了家计的窘迫。于是，他抱着瘦骨嶙峋的身子，重新回到了学校。然而，屋漏偏逢连天雨。不久竟有人向教育局告状，说校长任用没有学历的华罗庚做教员是个错误，校长为此愤然辞职离去。好在新校长是位通情达理的人，继续让他留在学校做会计。华罗庚一如既往，白天勤奋工作，晚上不顾残腿钻心疼痛，在昏黄的灯光下遨游于数学王国，决心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功夫不负苦心人。1930年的一天，华罗庚收到上海寄来的刚刚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大标题和“华罗庚”三个字赫然映进他的眼帘，顿时，热泪顺着他瘦削的面颊悄然滑落下来。

这是他病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的著名教授苏家驹曾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的论文。华罗庚读后，发现这位教授的解法是不对的，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而这第一次发表的论文，对他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久，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了这篇论文，他如获至宝，立即四处寻问作者的身世经历，要人写信邀他来清华大学数学系。

1932年秋天，当华罗庚一瘸一拐地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来接他的人愣住了：没想到这位22岁的青年，不仅出身卑微，而且身体残疾！随后，在熊庆来教授的关照下，华罗庚当上了数学系的助理员。从此，华罗庚如鱼得水，在数学的王国里自由地起飞了。

一年半之后，他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德、法文。到1936年，他已先后在欧美、日本等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数论方面的论文。华罗庚以自己的勤奋才华和惊人成就，赢得了清华园师生的赞佩。1935年冬季，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继而又升为讲师。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工作，每天除了给学生们上课，至少读书10个小时以上。

1936年夏季，华罗庚与周培源结伴，到伦敦剑桥大学留学。他虽未正式注册入学，也没有申请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中，他的成就早已越过了任何一条学院式的要求。他就数学中的许多课题，如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问题等撰写了18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英国、苏联、印度、法国、德国的数学刊物上，令数学界的同行们刮目相看。

两年之后，怀抱一颗爱国之心的华罗庚谢绝了访问苏联和继续留在海外学习的邀请，从英国返回了正处于抗战中的祖国，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1946年秋天，华罗庚应邀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他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进医院治腿，4个多月后左大腿骨的弯曲部分终于得到纠正。这样，虽然左腿仍是略微短些，但两条腿总算可以靠拢了。他非常高兴，特意拍了张照片寄给妻子。后来，他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妻子和儿女们也来到身边，然而，“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深怀爱国之心的华罗庚，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着手作归国的准备。

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横渡太平洋归来了。途经香港时，他写下了《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留学生们回国，参加建设：“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情真意切的爱国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回国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他，殷切地说道：“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多为我们培养些人么！”他牢牢地记住了这话，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无论是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大副校长、中科院副院长等职务领导科研学术活动，还是以历届全国人大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民盟副主席等身份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他都一刻没有停止数学研究，为新中国数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发现并培养了王元、陈景润、陆启铿这样一些著名数学家，建立起国际公认的“中国教学学派”。他一生中发表学术论文200篇，出版专著10部，其中有些被列入20世纪经典著作之列，关于完整三角和的研究则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由于成就卓越，他成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的第一个中国人，并先后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已经被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列为当今世界88个数学伟人之一。

他作为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在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并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华罗庚想：“学数学的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数学方法能不能用到国民经济中去呢？”于是，他筛选出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以处理生产组织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到工厂、农村去推广。20多年中，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市县、上千个工矿农村，总计行程100万公里，创造了难以用数字统计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在如此艰辛浩大的科学研究中，华罗庚终于完成了一篇无与伦比的辉煌论文《为百万人的数学》。

1985年，华罗庚这位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的数学大师已身患心肌梗塞的重症，但是，他却怀着一颗“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的心愿，继续勤奋地工作着。

这一年的6月，华罗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做学术报告。他先中文，后改用英语演讲。日本学者被他精彩的演说深深吸引，原定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当他满头大汗结束讲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晚10时09分，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摘自《科普童话》《科学大观园》《百科知识》《编辑学刊》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

黄乃，1917年1月生，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黄兴（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于1916年10月31日因食道和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病逝于上海。因是早产儿，黄乃的视力从出生起就不好，小小年纪就要戴着一副高度数的眼镜。

黄乃自幼受兄长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的一天，北伐军打到长沙，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黄乃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那时的黄乃，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

黄乃是在南京上的中学。在读初二时，黄乃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经济进步学大纲》等进步书籍。受其影响，儿时的黄乃立志日后一定要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

当时他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1934年，也就是他读高中时，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不慎右眼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由于手术失败导致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因右眼受伤正休学在家的黄乃从报纸上看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事迹，很受感动，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他把这一想法给母亲和哥哥们一说之后，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母亲虽然舍不得这个一出生就失去父亲的孩子，但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再想到日本还有一些丈夫黄兴的生前挚友，可以代为照顾儿子，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黄乃来到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在此，黄乃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其间，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

就在黄乃被捕不久，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出面四处周旋，不久日本警察便释放了黄乃。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后，便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日本监狱出来的黄乃回到了祖国，于第二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任马列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黄乃调入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在任主编期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轰动一时。此间，不少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当年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解放战争时期，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的一天，黄乃到河边洗被子，洗好后，正当他站起来要回去时，突然感到眼前一黑，周围的东西都看不清了，起初他还以为是短暂性的失明，但想不到眼睛再也没恢复过来。

黄乃失明后因无法工作很焦虑，其间还因精神压力过大，一度出现幻听和精神失常。那时，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得知黄乃的病情后，立即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严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他首先想到自己的祖国还有成千上万个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一位盲人女教师拿着一套俄文的盲文字母表，让黄乃触摸上面的字母。第一次触摸盲文，黄乃感觉对盲文有一种莫名的渴望。女教师告诉他：“你应该用你的全部智慧为中国的盲人做些事情。”

盲文老师的话启发了黄乃，回国途中，黄乃带着盲文写字板、盲文笔和盲文字母表，抚摸着这套盲文设备，脑海里思绪万千，刚刚坠入黑暗深渊的他在心灵深处点燃了一缕希望的火，并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盲人不应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应与正常人一样，也要为社会效力。要做到这些，盲人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盲文就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文。为了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尽快扫除盲胞中的文盲，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并四处游说，各方斡旋，同时，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黄乃“边学、边用、边创造”，惊人地设计出了一套后来在全国通用的盲文初步方案，这套盲文方案是参照布莱尔盲文体系，利用“心目克明盲字”的声韵拼写结构，采用了部分外国盲文字母，经过创新和调整，形成了以普通话为基础、采用分词连写方法拼写的中国新盲字，它有18个声母、34个韵母，声韵双拼为一个音节，用另一个盲符作调号，但规定除生僻字外一般不标调。人们称其为“新盲文方案”。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亲自接见了黄乃，并握着他的手表示祝贺，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当毛泽东主席看到新中国第一个盲人刊物——《盲人月刊》后，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新盲文方案”出来后，其简单、实用的特点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1953年，在全国公布推行，新盲文推行后，关于盲人教育、文字、组织培训班等工作接踵而来，黄乃更加繁忙了。面对全国各地的来信，黄乃仍坚持亲自写信回复。

新盲文推广后，细心的黄乃发现仍存在着不少缺陷，如汉字的声调问题。新盲文主要是通过汉语拼音来识别汉字，因没有声调，同音的汉字容易被理解错误，如有一次他在阅读中就把“旗上大书”误读成了“骑上大树”。面对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黄乃决定继续推进盲文方案的改进工作。“文革”期间，黄乃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湖北沙市一所“五七干校”劳动。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黄乃没有放弃当初想法。1975年，黄乃花费多年心血的盲文改革有了新进展，他在扶良文（热心盲文改革事业的同事）的帮助下，初步完成《带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1995年，方案得到官方肯定，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出了试行推广的通知。但在试行推广中，汉语双拼盲文的教学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为了坚持《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科学性，黄乃又投入解决推广问题的工作中。他甚至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详细设计了盲校一年级、二年级的详细教学内容。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以及反复修改，黄乃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千万中国的盲人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黄乃被国务院批准为做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是享受此项殊荣的唯一一位残疾人。

2004年1月26日，正月初五，87岁的黄乃接听了几位老朋友的电话。那天的他非常高兴，在电话中跟朋友畅聊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美好未来，他听朋友说国家教育经费充足，认为再次推动《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试验的时机到来了。

电话挂断后，黄乃激动的情绪不减，他兴奋地将此事告诉妻子安琳时，开始感到头疼，并开始出汗，安琳马上为老伴服用了降血压的药，并且叫了120，但没想到，当急救中心的医生很快赶来时，黄乃已经昏迷不醒了，送入急救中心抢救后始终没有清醒过来，最终在1月30日心脏停止了跳动。

时至今日，黄乃提出的两种盲文都在同时使用中，出版社每年出版的盲文教材、读物将近300种……■摘自《纵横》《文史博览》《瞭望》

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张海迪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嬉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究竟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床在家。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然而，对于张海迪来说，痛苦并不仅仅是不能和别的小孩子一样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

病情是无情的，疾病的痛苦每天都在折磨着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小女孩。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告诉自己不要再流眼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一切全靠自己。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短短的几年，她成了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名医”。只要有人求医，她就热情接待。重病号不能行动，她就坐着轮椅，登门给病人扎针、送药。当地有一位姓耿的老大爷，因患脑血栓后遗症，6年不能说话，并瘫痪了3年，一直没治好。张海迪一面在精神上鼓励耿大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翻阅大量书籍，精心为耿大爷治疗。后来，耿大爷终于能说话了，也能走路了。这时，张海迪深深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在这十几年中，她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张海迪说。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此后，她还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张海迪曾三次应邀出访过日本、韩国，举办演讲音乐会。她的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也鼓舞着不同民族的人民。1995年，她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

张海迪曾当选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海迪在本职岗位和社会工作中自强不息，以满腔的热忱和高尚的品格服务社会，奉献人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典型。她是中国一代青年的骄傲，也是中国残疾人的杰出代表。

2008年11月13日，张海迪当选新一届中国残联主席。■摘自《中国残疾人》《传承》《环球人物》《青年研究》

民间音乐家—阿炳

古城无锡西南有一条沟通京杭大运河与太湖的梁溪，相传系东汉居士梁鸿和妻子孟光因作针砭时弊的《五噫歌》，被汉章帝刘炟追捕隐居于此，从此“举案齐眉”而得名。不过，1800多年后也出生于此的本文翁的父母，非但不能“举案齐眉”，连正式夫妻也得不到承认。原来，这个孩子系无锡雷尊殿当家道士华清和与秦氏宦族寡妇五妹同居所生。道士同望门寡妇“勾搭”出的“私生子”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这个不该降临的孩子来到人间不到4年，可怜的母亲给他留下“阿炳”的乳名和无尽的苦难，就魂归西天了。

小阿炳在东亭婶母亲家寄乳道5岁后，华清和以收徒为名，将孩子领回雷尊殿当道士。阿炳10岁那年，道教六十三代天师——江西龙虎山的张恩溥巡游至无锡，正式为他赐了道名——华彦钧。

小阿炳自小失去母爱，音乐成了他的第二个母亲。道士这个行当主要是替人做斋事，因而必须学会各种乐器，也就是音乐中通称的“梵音”。一个道观承接的斋事多少，与道士演奏技艺的高低有密切的联系。华清和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是雷尊殿里精通律吕、擅长琵琶的“音乐道士”。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能读会写、精演奏的道士，以继承道观事业。

小阿炳青少年时代即在师徒相承的生父手把手教导下，习笛、学唱、识工字谱、敲锣鼓经、背经忏。在雷尊殿西首那幢山房里，阿炳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铁筛敲方砖、练习鼓点和板眼；在笛子尾部挂铁秤砣，以练腕力。年复一年的城隍庙会、日常道教仪式，更时时磨炼着小阿炳的演奏技艺。他随父亲操学“十八般武艺”：吹、拉、弹、打、唱，无一疏漏，熟识了道家数以百计的梵音，包括十番锣鼓、丝竹吹打及民间合奏，奠定了其十分扎实的“童子功”。

一次，各殿道士轮流奏乐，恰遇打鼓道士病倒，临时让小阿炳顶替。小阿炳不负厚望，演奏非常成功，同行们惊叹不已，赞誉其为“小天师”。自此，雷尊殿凡有斋事必请“小天师”，连外面一些道观做斋事也登门邀请。

在荣誉面前，阿炳更加勤学苦练，向音乐艺术圣殿的纵深迈进。他走出道观，到茶馆、到街头聆听民间艺人的演奏，吸取民歌民乐的营养。

阿炳才思敏捷、机智过人。他的二胡很特别，常人大多配用丝质中、子弦，而他选用粗一级的老、中弦。他的二胡上切音线位置极高，几乎靠近弦轴，弦的有效长度很久，空弦高度又是不变的（C—D）。两根弦绷得又紧又硬，手指按弦非用足力不可。阿炳的琴艺高超，他可将琵琶放置在头顶上弹奏，还能用二胡模仿男女老少说话、叹息和欢笑以及鸡鸣狗叫声。

阿炳演奏中所独有的一音一弓、切分性错弓、原把潜音、压弦揉音等手法，均对原有江南丝竹二胡传统演奏手法有所突破。他的二胡音域宽达19度（两个8度又一个纯5度），为历来演奏技巧中罕见。阿炳拉琴，人尚在远处，声音已飞到你耳边，人走近了也不觉刺耳，走远了琴声还在你身边久久回荡。其音乐苍凉深沉，别具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

1922年，华清和去世，20岁的阿炳继为雷尊殿当家道士，时值军阀混战的年代，民不聊生，道观香火每况愈下。一场恶疾，又使阿炳的双眼先后失明。阿炳花完了父亲留下的微薄积蓄，连赖以栖身的3间平房也变卖了两间。为了生存，他只得离开道门，身背琵琶、手持二胡，走上了街头卖艺为生，自此，人们称他为“瞎子阿炳”。

1927年，大革命的风暴吹到无锡，阿炳感到了希望。这年3月，无锡工人领袖秦起领导工人欢迎北伐军。阿炳情不自禁地演奏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乐曲，以表达欣喜之情。不久，军阀赖世璜派兵包围了设在崇安寺大雄宝殿的无锡总工会，秦起壮烈牺牲。血淋淋的现实，使阿炳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黑暗。他每天到小摊前、香烟铺听人讲当日新闻。上午听到的新闻，下午就能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地方小调揭露、鞭挞黑暗现象。像“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夑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无锡恶霸顾某强奸自家幼婢，阿炳将此编成歌词到处演唱，引起公愤，吓得顾某多时不敢公开露面。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进一步激发了阿炳的爱国热情，他日夜在街头弹唱《歌颂十九路军》《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还创作了《春风寒夜曲》《听松》《汉奸的下场》等歌曲。他用音乐倾诉：不愿当奴隶的人们快团结起来，严冬寒夜不会长久，春天很快来临。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阿炳艺术活动的全盛时期。他曾在上海昆曲班“仙霓社”任弹奏三弦的琴师，并在电影《七重天》中担任盲人角色。他也找到了终身知己——董催娣（彩娣）。

如何以音乐语言歌颂人民抗日，唤醒更多的同胞，阿炳苦苦思索着。白天他在街头、茶馆边演奏、边搜集各种素材。夜晚他坐在昏黄油灯下默默沉思：工人领袖秦起的怒骂声、四行仓库800壮士的呐喊声、日寇军车横冲直撞的呼啸声、流浪街头孤儿寡母的哭泣声，化作一个个血和泪的音符，联结成一个个乐章。1939年，一首名为《二泉映月》的乐曲诞生了。作者根据本人在街头边走边演奏的特点，乐曲每个章节可以单独演奏，也可以连续演奏。

二泉，是无锡惠山名胜——“天下第二泉”。作者取名《二泉映月》，是想通过标题将人引入夜阑人静、泉清月冷的意境。作者借景抒怀，用委婉流畅、跌宕起伏、意境深邃的旋律，运用二胡5个把位上的演奏，配合多种弓法的力度变化，向人们倾诉人间痛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素材大部分来源于滩簧音乐及一些苏南民歌，在阿炳的琴声中，这些音调不知不觉流露出来，成为作者表现自己感情的自然语言。乐曲共分6个小段，短小的引子后是第一乐段，也是音乐的主题。听完这段音乐，我们好像看见作者坐在泉边沉思往事，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而在音乐开始前已默默无声地在心里说了很久，这时不知不觉发出一声叹息，从前句尾音高8度上开始，围绕宫音上下回旋波动，把我们引入沉湎往事的境界。这一句在全曲中出现6次，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悲愤心情。第三乐句，旋律一直在高音区上流动，出现了柔中带刚的切分节奏等新节奏。这一段主题音乐从平静深沉转为激动忧愤，细腻而深刻地揭示了作者内在的生活感受和顽强的生活意志。这是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感情流露。乐曲的高潮在第四段，音乐以势不可当的力量，抒发了作者愤慨的情绪：月光虽明，世道却暗，泉水虽甜，人世却苦。乐曲的第五乐曲即进入最高音区，加上强力度的演奏，把压抑在阿炳心中的满腔悲愤完全喷发出来。全曲将主题变奏5次，随着音乐的陈述、引申和展开，所表达的情感得到充分抒发。结束句和引子恰成反方向进行，乐曲最后结束在不完全终止上，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是阿炳一生最为满意的曲子。

从此，阿炳在董催娣的搀扶下，在茶馆、在小街、在陋巷边走边拉新曲《二泉映月》。人们从这首如泣如诉的旋律中，感受到了作者身世的悲惨、祖国山河的壮丽。随着无数流浪艺人的脚步，这首代表中华民族崇高精神境界的乐曲传遍了四面八方，给正在水深火热中抗争的同胞带来了慰藉和希望。

抗战胜利了，可内战又开始了，阿炳转喜为怒。他经常自编曲调、歌词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如：“前走狼，后走虎，世上猫子吃老鼠”和“金圆券满天飞”等。邪恶势力对阿炳所为又恨又怕，有一次竟拆断了他的二胡和琵琶，阿炳又气又恨，导致肺病发作，卧床吐血不起。以后，他未能上街卖艺，以修理二胡谋食度日。有人劝穷愁潦倒之极的阿炳到南京、上海舞厅演奏，他坚定表示：音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宁愿饿死也不玷污她。

1949年4月，无锡解放，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阿炳获得新生。

1950年6月，原国立音乐学院易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并由南京迁天津。该院新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少年时代曾随阿炳学过琵琶的著名二胡演奏家杨荫浏教授任所长。杨教授获悉阿炳病魔缠身，危在旦夕，即偕本所曹安和研究员，携带刚从外国进口的钢丝录音机赶往无锡为阿炳演奏录音。阿炳听后感慨万千地说：“三年没操琴，手艺已经荒疏，让我上街练几天再录吧！”于是，阿炳在催娣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履，用瘦弱的手指提着二胡重现在无锡街头。

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阿炳的琴声，阿炳还活着！”人们听到远远飘来、如泣如诉的琴声，除了欣喜，无不对阿炳的身世洒一掬同情之泪。

1950年9月2日19时30分，无锡市佛教协会所属的三圣阁内，杨荫浏、曹安和、曾向阿炳学过琴的南京青年二胡演奏家黎松寿、无锡佛教协会副会长曹培灵、曹志伟和当地业余音乐家祝世匡共8人开始为阿炳录音。阿炳调好弦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挥弓，录音机的钢丝带也同时缓缓转动。那经阿炳几十年反复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旋律，一下拨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弦……

录音分两次进行，先后录了阿炳创作、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和《梅花三弄》。可惜《梅花三弄》因还要录梵音锣鼓恐钢丝不够而当场抹掉了，成为千古遗憾。

同年11月中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国民族音乐会上播出阿炳的乐曲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要求重播阿炳乐曲、出版《瞎子阿炳曲集》，并要求将钢丝录音翻成唱片公开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经分析鉴定，确认《二泉映月》等乐曲中外无类似旋律；一个未受过良好音乐理论教育的民间艺人能达到如此水平，实属罕见，并决定聘请阿炳来院任教。

当黎松寿手持天津的喜讯去见阿炳时，他已病入膏肓了。面对新旧社会对民间艺术的天壤之别，阿炳泣不成声地对黎松寿说：“感谢党和政府把我这个瞎子艺人真正当人看待……”他也为自己不能赴中国音乐界最高学府任教而终身遗憾。

105天后，12月12日，一颗刚引起人们重视、还会放射出更多熠熠夺目的光亮之星陨灭了。阿炳带着对新社会、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空前绝后的美好旋律，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在世界音乐圣殿争得了光荣的一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阿炳热”，以之为题材的歌剧、电影、电视、报告文学、小说层出不穷。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日本的“音乐王子”小泽征尔，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听到以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时泪流满面地说：“这种音乐只应该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也正是他的极力推崇和身体力行的宣扬，《二泉映月》丰富的音乐语言、多变的节奏、悠扬的旋律、缠绵的音符跳跃于东京、罗马、维也纳、巴黎、纽约等世界名城，被国际乐坛认为世界十大不朽名曲之一。■摘自《文史春秋》、《东西南北》

把握自己命运的“东方奇盲”——焦照磊

1957年腊月初十，有着一双黑溜溜大眼睛的男孩，在位于长江岸边的铜陵县大通镇一户人家出生了，他就是焦照磊。

焦照磊的幼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仅靠父亲在县豆腐坊的每月30元工资，全家老少九口的生活难以为继。

1963年春，不足6周岁的小照磊因严重营养不良，患上了疳疾。6月初的一天，他忽然发起了高烧，不吃不喝地在床上躺了5天。高烧过去之后，双眼视力急剧下降，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东西。由于无钱治病，仅仅半年后小照磊就失明了。

慢慢地，父母接受了儿子失去双眼的现实，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儿子能有个吃饭的手艺。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一个算命的盲人，村里的老人都说他算命很灵，父亲也想给焦照磊算一命。算好后，先生收了他1元钱，父亲突然想到，儿子如果会算命，将来就不会饿死，至少能自己找饭吃。想到这，他紧紧地拉住算命先生的双手恳求道：“老师傅，我的儿子也是盲人，您教小童一技之长吧。将来我也算对他有个交代了。”也许是命运相似，老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父亲赶紧叫儿子出来拜师，可喊了几遍也找不到人影。

原来，父亲和算命先生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小照磊偷偷躲了起来。父亲见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刚才让算命先生收你为徒，人家都答应了，就是找不到你。”说着，父亲的巴掌伸到了小照磊的脸前，看着弱小的身躯，凹陷的双眼，父亲的手又缩了回来。“孩子，将来我们老了谁来照顾你呢？”“我不想学算命”。“不学算命，你还能干什么呢？学会了，不愁将来没饭吃。”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儿子。照磊却说：“我还有一双手，肯定能找到事做的。”

焦照磊所在的大通镇就在长江岸边，丘陵起伏。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开始学习上山砍柴。上山砍柴，第一步是探山势，摸路径。他总是夜间行动，从自家的大门开始，每夜几米、几十米地走自己独特的“S”形线路，向附近山上摸去，回家后把自己的一夜所得深深埋入记忆中。时间久了，他熟悉了大通镇5公里内的地形，甚至哪个地方有沟坎石块，都能说出来，并能一天内分数趟挑回一百多公斤的柴草。

从此，焦照磊的自信心大增，随后，他又尝试着到长江中摸鱼。盲人下江首先要过辨方向和测距离关。每次下江前，他都要站在岸边先以风向确定方向，再用绳子测出划船的距离。如此反复摸索，顺流、逆流、静水几种情况，都被他一一牢记在心，每次练习都是八九不离十。

闯过了方向关和距离关，焦照磊就下水了。都说残疾人有“代偿能力”，失去双眼后，焦照磊确实练就了一双灵敏的耳朵和灵巧的双手。每到夜深时，他就驾起小木盆沿江划去，每夜都能摸回二三十斤鱼。冬季实在太冷，弟弟在岸上帮他生堆火，就这样，抓一阵儿鱼，烤一会儿火，焦照磊居然在江里泡出一副好身体。

长期的锻炼练就了焦照磊特殊的耐寒力和潜水能力。他的最长潜水时间达到了185秒，零下4℃照常游泳。夜里捕鱼，白天卖鱼，焦照磊从“累赘”变成了捕鱼能手。

1984年7月份，他报名参加安徽省首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了100米自由泳的铜牌。

焦照磊有个大他9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跟一个师傅学电工，对电机一类的电器基本上有个了解。一次，亲戚家的一台电机坏了，便央求焦照磊的哥哥给修理。放假在家的哥哥找来电机修理书，边看边修，忙活了三四天时间把电机修好了，人家给了哥哥50元的修理费。焦照磊动心了：修理一台电动机能抵上好几十斤鱼虾钱啊！如果有了这门技术，何愁将来养家糊口？从此，他心中便动起了学修电机的念头。

一天，哥哥下班回来，焦照磊便缠着哥哥教他学修电机，没想到哥哥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学修电机？你认字吗？你能看得到这些线路图吗？”哥哥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我总不能一辈子砍柴、摸鱼吧？他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学，而且一定要学好！

此后，只要哥哥一修电机，他就站到边上，一会儿摸摸外壳，一会儿摸摸转子，一会儿摸摸线圈儿，一边摸一边问哥哥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哥哥则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提问。答者无意，问者有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电机的外形和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已深深地印在照磊的脑海里。任何一个零部件，只要他用手一摸，就能够叫上名字。

没有实验零件，焦照磊就用土办法，把家里的圆桌在中间挖个圆洞当作定子，用钢锯把周边锯成一个个槽子。再锯一截同样直径的树干嵌在中间，设想成一台电机。没有漆包线，照磊就让弟弟帮着找来一盘细铁丝，不分昼夜地坐在桌前拆拆绕绕。一次，连续工作了两天的照磊，从桌边站起来时，竟晕了过去。

哥哥劝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砍柴摸鱼吧，因为修电机要计算功率，又要搞准电流，线圈排列、操作工艺等很多复杂的东西，一个瞎子干这活儿，只能是瞎干。

哥哥的话激起了焦照磊的好胜心。不能看书写字，他就找来一个旧算盘，摸索着练起了加减乘除。在外甥的帮助下，他终于弄懂了电磁感应，电流大小与导体截面关系，以及一些物理知识。经过无数次的磨炼，焦照磊已能将一台电机拆了又装上，但一直没机会检验实际效果。

机会终于来了。1982年初的一天，一位农民送来了一台电动机，请他哥哥修理。当时哥哥不在家，他就接下了这项业务，并承诺人家一周内完活。

那位农民一走，焦照磊立即将电机拆开，记下线圈的匝数和排列，用自己卖鱼得来的24元钱到市里买来漆包线，大胆地干了起来。当哥哥回到家里，他迫不及待地让哥哥检查一下，看是否正确。哥哥不屑一顾地说他是在糟蹋东西，照磊并不生气，仍然坚持让哥哥给检查一下，哥哥用万用表一测，还真没问题。

第二天，焦照磊和弟弟抬着电机到大通农具厂做通电试验。当时，站在旁边的他手心都攥出了汗，这是自己平生所修理的第一台电机啊！推动电闸，电机“呜”的一声转动起来，泪水止不住从一双干瘪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从挖凿电动机模型到布线成功，自己整整花了3年时间！

回到家里，哥哥也对他刮目相看了。在照磊请求下，哥哥把《电机维修》一书从头到尾给焦照磊读了一遍，边读边讲解。失明的照磊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出奇地好。在哥哥的指教下，他的电机维修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步学会了修理水泵、电风扇、冰箱等农用和家用电器。

1983年2月27日凌晨，焦照磊挂出“焦照磊电机修理部”的牌子，全国首家由盲人开办的电机修理部正式对外营业了。至今，经焦照磊维修好的电机、水泵、洗衣机、电风扇等已达到1.5万多台（部），有不少还是从日本、韩国等国进口的家用电器。

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焦照磊在县里已是小有名气的修理高手了，铜陵市和铜陵县都把他作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来宣传。一位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朱奶奶自作主张地来到江北枞阳县老洲镇她熟悉的周姑娘家，大谈特谈焦照磊如何如何好，并说周姑娘若是能嫁给焦照磊，那可是她一辈子的福分。

周兰珍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为人忠厚善良，便决定到焦家去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兰珍姑娘去的那天，铜陵市广播电台正在播报焦照磊的事迹，再看着墙上贴满的各种奖状，一朵红云飘到了姑娘的脸上。

在此之前，焦照磊曾受过两次恋爱挫折，他非常感激朱奶奶的热心和周姑娘的情意，同时，他又十分真挚地向周兰珍挑明：我是个盲人，婚姻大事，你还是要慎重考虑。

恋爱期间，焦照磊经常被邀请到学校、企业去做报告。通过一场场催人泪下的报告，小周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心底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

周兰珍与盲人焦照磊谈恋爱的新闻很快传开了，许多亲戚朋友对此很不理解，劝她不要一时冲动。周兰珍的父母是忠厚朴实的庄稼人，在女儿“你们去看看人再说嘛”的央求下，父亲决定亲自到焦家考察。回来后，老父亲高兴地对女儿说：“我支持你的选择，那伢子确实很难得！”

在父母的支持下，1986年10月1日，他们结婚了。新婚那天，铜陵县政府，县民政局，大通镇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专程赶来祝贺，县长还亲自当他们的证婚人。新婚后，一切家务兰珍都包了下来，成了丈夫事业上的好帮手。如今，他们已育有一儿一女。

焦照磊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他身上，永远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修电机的间隙，他喜欢吹吹笛子、拉拉二胡，县里镇里举办各种文艺演出，总少不了他的节目；他喜欢下象棋，去年参加铜陵市中国象棋比赛，获得了第三名，他还是铜陵市伤残人运动会男子60米短跑冠军。

1996年夏季，江水上涨淹没了大通街道，焦照磊修理部的修理台也没入水中。正在这时，董店镇蟠龙村一位开碾米厂的残疾人找上门，说他的碾米机上的电机烧坏了，急需修理。焦照磊当时就在家中搭起了修理台，在水中站了6个多小时才把电机修好，但250元材料费和修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因为，残疾人来他这儿修电机是“免单”的。仅此一项，18年来，他就少收入逾万元。

1998年汛期，大通镇新叶村一排灌站水泵电机出了毛病，眼看13公顷水稻就要被洪水淹没。村里深夜派人找到焦照磊，他二话没说，随来人赶到新叶村，连夜抢修好了电动机。1997年，董店镇一个小煤矿井下鼓风机电机被烧坏，矿井被迫停产。矿上把焦照磊请了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检修，小煤矿很快恢复了生产。

过硬的技术、公道的价格及良好的服务，使方圆百八十里的人都知道了“会修电机的盲人焦师傅”，他的饭碗也越来越“铁”。原先镇上有三家电机修理部，其中一家还是国营的，如今，只剩下焦照磊一家了。

焦照磊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了全家7口人（妻子、一子一女、自己的母亲及岳父母），他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过上了小康生活，但他没有忘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于军烈属和“五保户”，他提供免费修理服务；对于经济困难的农民，尽量给予优惠。焦照磊说，他不过是想用自身的行动告诉人们，强者脚下自有路，命运要靠自己把握。党和政府给了他诸多荣誉和帮助，有关部门对他的修理部一直实行免税，他觉得他应该回报社会。

焦照磊的传奇经历上了广东卫视的《华夏奇人》，上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东方奇人》，被列入《中国残疾人名人大词典》。他还先后荣获“安徽省残疾人先进个人”“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1997年初，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为他颁发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誉为世界上修电机最多的“东方奇盲”。

焦照磊还热心公益事业，先后为灾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修建铜陵长江大桥及敬老院捐款。还把被评为铜陵市文明“十佳”奖的500元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他曾两次跳进长江救起落水者，事迹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片。

2003年7月1日，焦照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焦照磊说：“我希望更多的残疾人能够走出一条自立的路。”■摘自《中国残疾人》《人物》

文坛的禅者——史铁生

史铁生是在21岁时双腿瘫痪的。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陡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得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人的生命同样如此。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不免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当史铁生又想到死的时候，心里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死亡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却被卓别林救了。这女的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死？”而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终生难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句话让史铁生心中怦然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于是，左右苍茫、四顾无路之际，史铁生想到了写作，想到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来继续人生之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当时友谊医院有位老大夫对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史铁生说，这话对他来说终身受益。他初中二年级时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双腿残疾之后读的。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不是读书，就是思考。作家邵燕华在读史铁生的作品时曾不由感慨：“史铁生的随笔也让我考问起自己的阅读。说来惭愧，他书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个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待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瘘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身体遭受如此磨难的同时，史铁生的作品却依然放射出真正的人性光辉。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无论病痛如何肆虐，史铁生从来没有停下他在文学上的脚步。其散文代表作《我与地坛》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并入选新版中学语文课本。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即使是在重病之时，史铁生也一直坚持写作。长篇随笔《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初患尿毒症之后写的；《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我的丁一之旅》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2002年，史铁生被评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颁奖的时刻，史铁生的轮椅被人抬起来，抬上舞台推向舞台中心，台下响起密集的掌声。担任主持人的马原代表评委会宣布授奖辞：“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他向人间告别的时候，离他的60岁生日只差4天。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捐给了有需要的患者。

史铁生是一个精神领域的竞技获胜者。他一直在写，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不写的，但他从未停笔。他说：“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摘自《中国残疾人》《读书》《花城》

从乡村医生到骨髓炎专家——杨文水

他是一个只有6个手指头的残疾人，却以精湛的技艺攻克了世界级医学顽症骨髓炎，35年来接治中外患者15万多人，为3万多名医院建议截肢的患者保全了肢体。

他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民，却摘取了国家级科学进步奖，成为全国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曾站到国际医学讲坛上讲授“杨氏疗法”……

他就是先后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的山西省稷山骨髓炎医院院长杨文水主任医师。

俗称“烂骨头病”的骨髓炎，被认为是仅次于骨癌的骨科疾病，不仅治疗时间长、疗效低，而且70％的患者要靠截肢控制病情发展。国际上骨髓炎最高治愈率不超过50％，复发率却高达35％。

1990年仲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中医大会上，来自中国的杨文水所做的《中医治疗慢性化脓性骨髓炎》学术报告，震惊了在座的医学同仁：他所诊治的7万多名患者中，总有效率在98％以上，治愈率达91％，而且无一例截肢纪录。他们更没想到，创造这一世界纪录的杨文水，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残疾人。

出生在山西省稷山县翟店镇梁村的杨文水，6岁时在玩砸一枚战争时期遗留下的雷管时，左手被炸伤，被截去大半个手掌，左手只剩下一个小拇指。

20世纪60年代初，杨文水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自己残疾，深感身体残缺给生活带来的痛楚，年幼的杨文水一直想学医。而那时的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疫病流行，巫医兴盛。镰刀把手割了，压上旱烟叶就算完事；病重的，就请人送鬼，七天七夜不让人接近，耽误了最好的治疗时机。面对农村缺医少药引发的许多悲剧和自己的残疾之苦，杨文水更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乡亲们解除病痛。

于是杨文水满怀信心地报考卫校，分数够了，卫校却以他左手残疾为由拒收。杨文水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

回乡后，不甘心的杨文水开始了自学，可是，他对医疗技术一无所知，是个“医盲”，又是个初中生，别说看不了医书，就是简单的急救护理也不懂。于是，民兵训练，他要求学战场急救；村内防疫，他要求帮助打针；兽医给村内牲口看病，他也要问一问灌的什么药，治的什么病。家里人看他像着魔一样，以为他是不安心农村，便托在外地工作的亲戚，给他在城里找工作，可是找了教书的工作，他不去，找了营业员他不当，找到工厂当工人他还是不愿意。只是白天劳动，晚上便跑去翟店医院借现代医学书籍学习，见了懂医药的人就勤学勤问。很快入了点门，又用省吃俭用积存下的零花钱，去县城买了些自己能学懂的书。并且在卫生所学习打针、包扎、换药。1964年，领导发现他是个医务人才，就决定让他在卫生所负责司药工作。

从此，他与医生接触的机会多了。他一方面学习诊断，一方面分析医生开的药方，根据古书汤头，药方配伍，药性用途，进行临床验证。当时农村还是中医为主，他就一心钻研中医，笔记写了成百本、验方上万条，批注医书近百卷。与此同时，还自学了《中医概论》《本草纲目》《外科大成》《医宗金鉴》《寿世保元》《中医诊断》等古医学专著。

杨文水在卫生所的三年时间里，不仅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还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他把工作中收集、积累的临床经验，整理成《内科方药选》《外科方药选》《民间土单验方录》《临床拾贵》。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掌握了中草药的丸、散、膏、丹的焙炼方法。

一次偶然的事件，杨文水成了乡亲们眼中的“神医”。村里一个小孩得了肺炎，一直高烧不退，别的医生都没办法，杨文水试探着对家长说：“我替孩子扎扎针看看？”虽然有些疑虑，别无他法的家长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杨文水连着七天给孩子针灸推拿，真的痊愈了。慢慢地，杨文水的医术传开了，乡亲们有啥疼啊痛的，都来找他。

1967年秋天，杨文水正在地里干活，有个名叫黄喜枝的小女孩由家人领着找到他。女孩被砸伤的大拇指已溃烂，手指截了一节，县医院的医生说估计还要继续扩大截肢面积。

抱着一线希望，其父带着女儿找到了杨文水。但杨文水从未见过如此重症，翻遍医书，才断定小女孩得的是骨髓炎。

根本找不出一个对症的方子，但是看着父女俩渴求的目光，杨文水只好咽下了“这病我没治过”这句话。抱着一线希望，他大胆配制了去腐生肌的药外敷，内服清热解毒汤剂，1个多月后，这只小手竟然奇迹般痊愈了。杨文水十分惊喜。接着，他便用同样的方法给另外3位骨髓炎患者治疗，但效果却不理想，这是什么原因？就在这时，杨文水听到了不少冷嘲热讽，“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一个赤脚医生哪能治得了！”

杨文水由此开始研究骨髓炎，并立下决心：决不实施致残或留后遗症的疗法，一定要解开这道世界性医学难题。数年间，杨文水苦苦思索，孜孜探求。有一天晚上，杨文水终于从中医古籍中发现，古籍《疡科纲要》里记载了一种叫“三仙丹”的拔毒提脓特效药，可以用于骨髓炎的治疗。前人的实践让杨文水得到启迪，备受鼓舞，他决定就以此丹药作为攻克骨髓炎的突破口。可是，药方如何配制呢？一点儿记载也没有。于是，他又翻山越岭，走访了50多个老中医，但依然收获不大。怎么办？在科学上韧性十足的杨文水毫不气馁，他自制了锅、炉，买来原料，做起了配药实验。配药需要油，在那个限量供应的年代，一次就把家里全年的猪油用完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挫折失败。人熬瘦了，眼熬红了，炼药锅爆炸，水银中毒，使他头痛、恶心，晕死过去……

为了试验丹药，他把家里的大黄狗腿打断，待溃烂后敷上三仙丹，大黄狗疼得全身发抖，但终究还是治好了。为了体验药性，杨文水甚至拿自己做试验。他在腿上割了两个一寸左右的刀口，分别敷上两次炼成的三仙丹，一阵麻木之后是揪心的疼痛，差点儿没昏厥过去，而另一种，是一种比较轻快的痛感……哪个药效好，疼到什么程度，心里都有数了。

60多次的试验后，“三仙丹”终于炼成了。接着，杨文水不拘泥守旧，在汲取古代中医经典、民间土特验方精方，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不厌其烦地遣方配伍，筛选药物，自拟精方，以求得最佳疗效，终于，杨文水探索、总结出一套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结合、丹丸膏散俱全的治疗骨髓炎的方法，并研制出神效骨灵丸、消核膏、外接散、新仙丹等新型系列中草药复方制剂24种。

小小丹药，疗效神奇。不仅周边乡镇的患者纷纷求治，连别的县的患者也慕名而来了。对骨髓炎重病患者，必须结合手术治疗，为使左手的一个小拇指发挥5个手指的作用，杨文水苦练“一指功”，他先练指力，每天用小指钩起水桶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直练到能够钩着30公斤重的水桶走500多米远；后练小指的灵活性，将一把大头针撒在地上，然后用小手指一根一根地捡起来。细针被拨过来、拨过去，捡起来又撒下去，光秃秃的手掌和小手指无数次磨得鲜血淋漓。一年后，杨文水已能用左手灵巧地捡起地上的针和线。

最终，杨文水能用6个手指持刀握钳，割、夹、剜、缝，灵活自如。

恰巧，他的右边脸上长了一个面疮。检验“一指功”功夫，正好在自己身上开第一刀。他左手一指按住毒疮边沿，右手拿手术刀稳稳扎下去挖掉，右手放下刀，左手一指轻轻压上止血棉，止住血。右手的针要缝合，左手一指捏着细线，轻轻一挑穿了过去，与右手配合得天衣无缝，几分钟后手术完成了。他以实际行动证明，残疾人一样能做健全人所做的高难度工作。

杨文水深知残疾带给人的痛苦，因此始终小心谨慎、精益求精，从未使自己诊治的一例骨髓炎病人变为残疾人。他独创的以中医药为主、综合诊治的骨髓炎综合疗法，被国际医学界称为“杨氏疗法”，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世界公布的中国13项有突出临床疗效重大中医成果中，杨文水治疗骨髓炎名列榜首。经国际联机检索80多个国家110万篇文献，在世界上治疗脊髓炎的18个国家和地区中，杨文水的科研疗法疗程最短，疗效最高，复发率最低，居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杨文水还在研制骨坏死、骨结核、伤口感染长期不愈、骨质增生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研制的纯天然中药“圣济降糖冲剂”，对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具有明显效果和确切疗效。与此同时，“降脂靖血胶囊”“腹泻灵”等4种新药也获得国家新药证书。

北京市武警第三医院辛丽珍医师，曾用了许多办法和进口药物治疗脊髓炎，但均收效甚微。她抱着试探的心情，到偏远的稷山向杨文水求教。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杨文水毫无保留地倾囊而授，她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掌握了“杨氏疗法”，如今的辛丽珍医师，又手把手地带出了许多医治骨髓炎的高手。

骨髓炎的发病率虽然只有0.2％，但它对我国来说就意味着好几百万人。面对数以万计的求治信和焦急万分的咨询热线，杨文水决定让更多的人掌握“杨氏疗法”。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家人事部专家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全国骨髓炎治疗培训中心应运而生。杨文水把他多年的临床心得和特效方药，口传手授给一批又一批学员。

在大规模培训学员的同时，杨文水在全国创建骨髓炎治疗分院，香港回归祖国前，山西省稷山骨髓炎医院深圳分院在深圳南山大道华联花园挂牌，很快赢得了“花开南国地，惠泽海内外”的赞誉。他又先后在北京、沈阳、西安、湖北、重庆等地开办起分院和治疗中心，为无数患者减轻了费用负担，及时治好了顽症。

杨文水还著书立说，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世人。《骨髓炎诊疗学》是我国首部骨髓炎研究专著，该书中的部分章节已被大中专院校教材录用，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名医丛书——脊髓炎》，该书作为卫生部门“向亿万农民送健康”活动的赠品，发送到了千家万户。

杨文水尝过苦日子的滋味，用有限之力，帮别人渡过难关，是他的心愿。来这里的病人大多都四处求过医，倾家荡产的都有。杨文水在每个病房的后边建了一个小厨房，置备了燃气炉等各种厨具，病人可以自己开火做饭。这间小厨房方便了患者，却占去了两张病床的面积。有人算了一笔账，全院125间病房如果不设小厨房，可以增加250张病床，这对于求诊者始终饱和的医院来说，仅床位费一项每月便是上万元。

曾经贫困的南梁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南梁村只有一条4000米的泥土路和外界相通。于是，杨文水出资8万余元，将这段路拓宽铺油，彻底解决了村民行路难的问题。如今家家接通了自来水，也全是杨文水出资建水塔、购水管，挨家挨户地装好的。他还和全县429户残疾人家庭签订了中药材收购保证书，只要是残疾人种植的中药材，不仅在价格上优惠，而且常年保收，即使市场饱和滞销，杨文水也照合同全部接收。“我尝尽了残疾人的酸甜苦辣，我不能再让我的病人遭受痛苦，我办医院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病人解除痛苦。”已逾古稀之年的杨文水，仍然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摘自《中国人才》《医药与保健》《三月风》

“中国的保尔”——吴运铎

20世纪60年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中国的畅销书籍，然而同时期的《把一切献给党》，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不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的作者就是吴运铎，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第一次知道保尔，是在1943年。那时，他早已选择了用血肉之躯去和钢铁搏斗的人生。被称为我军兵工事业开拓者的他，一张履历表上满是“火药味”——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

吴运铎，祖籍武汉市，父亲是贫苦小职员。1917年1月17日，吴运铎出生于江西萍乡。8岁那年，工人运动兴起，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俱乐部为工人谋取福利，在萍乡建立了矿工子弟小学——煤矿东区子弟小学，他便在那里读了四年书。1927年夏，国民党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他便来到湖北黄石市富源、源华煤矿做了童工和电机学徒。他刻苦好学，把车间的一个角落打扫干净当“书房”兼实验室，省吃俭用的钱就买了工业小丛书来学。他的机电专业技术很快提高，达到了能给工友开讲座的水平。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煤矿办起了抗日讲座，好学习的吴运铎一堂不拉地去听讲座，家中也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成了《新华日报》的发行员，每天下班都准时把《新华日报》张贴出去。他的行为引起了矿主和警察当局的注意，并准备逮捕他。1938年9月，他跑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了皖南云岭。考虑到他的专业技术水平，军部分配他到了修械所担任技术员和车间主任。1939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自幼在江西安源煤矿做工，对机械又有一定的了解，吴运铎刚参加新四军就被分配到司令部修械所，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兵工厂当修械班长。吴运铎从1939年开始的兵工生涯，今天回溯起来，条件简陋、粗糙得不可思议：破庙中办军工厂，大殿当生产车间，配殿当修枪厂。废铁堆里找来几节断钢轨，在中间钻洞安装模型，固定在案上，就是“机床”；把水井的辘轳固定在一个支架上，井绳上吊一块100多公斤的铁疙瘩，就成了锻打枪体、炮弹壳的“手摇气锤”；在磨粮食的石磨上，插上铁棍当轮轴，自己动手把磨盘摇起来，就是一台“土制”发动机。

吴运铎带领着修械所的战友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我军第一个军械修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这简直就是奇迹！

侵略者武器精良，而新四军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手中有枪，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火药原料根本无法找到。为了研制子弹，吴运铎想方设法找替代品，他刮下红头火柴的头，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将老烧酒蒸馏后，代作酒精用。红火药爆炸威力太强，就掺进锅灶上的烟锅子，配成合用的火药。后来由于红头火柴用量太大，根据地供应不上，生产一度陷入了困境。反复试验后，他发现将药店买来的雄黄和洋硝，进行混合配置，可以替代。缺乏制造弹头的材料，他试着把铅熔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发现铅经不住高热，可能导致步枪炸毁，他又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头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终于试验成功。

军工厂还接受了制造地雷的任务，却没有人知道地雷是什么样子。吴运铎首先研制定时地雷，其定时装置更是难中之难。他按照炮弹延期信管的原理，把引火线加长，计算好时间后，再点燃埋进土里引爆。可一盖上泥土，引火线立即熄灭，此路不通。他又试着用一小段封闭的铁管，压进空气，再使空气慢慢泄漏出来，以延长发火时间，也失败了。后来，他又用铜壶滴漏办法来定时，特地做了一只带开关的水壶，里面放满水，水上漂一块木板并安上一个电极，壶盖上安另一个电极，壶里水滴完时两电极接通而引爆。这种装置还需要电雷管，他开动脑筋，将手电筒上的电珠磨一个小洞，填进火药，再用纸贴牢。电珠接通干电池后，烧红的钨丝点着火药，成了引爆的电雷管。但因滴水装置计时不准，携带时也不方便，这个设想再度失败。最后，他改用钟表发条来定时，定时地雷终于研制成功。在攻下定时地雷这个难关后，脚踏地雷、拉火地雷等的生产就不是难事了。

1943年初春，罗炳辉师长要求吴运铎研制出一种既能单兵使用，又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新武器。吴运铎翻遍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书刊，目光盯住了一篇介绍枪榴弹的三百字的短文上。他拍案而起，决定研制枪榴弹。

从300字的短文中，他获得的唯一信息是，枪榴弹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由此思路出发，他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和各种迫击炮弹进行研究，最终头脑里有了自制枪榴弹的设计：把粗钢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弹筒，像装刺刀那样装在步枪口部；用铸铁制成形状像迫击炮弹一样的弹头，装进枪榴弹筒内；再利用去掉弹头的步枪子弹击发后产生的高压气体，把枪榴弹发射出去。

吴运铎造出了第一把枪榴弹，第一次试验也获得初步成功。但问题也很明显：枪榴弹飞行时弹道不稳定，射程也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他重新审视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为滴水型弹，解决了弹道稳定性的问题。他还亲自到装配车间，把子弹里的火药倒出加细研磨，以充分发挥火药的威力。再一次试验，弹头不仅飞行稳定，射程也达到了700多米。自制的枪榴弹很快装备了部队。1943年8月，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一个大队及伪军1000余人来犯，新四军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在六合县（南京六合区）桂子山与日伪军相遇。我军当即发射枪榴弹，毙伤敌军300余人，其中日军80多人。战后，五旅旅长兼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成钧特地把一支从日军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吴运铎作为研发出枪榴弹的奖励。同年秋天，日军带伪军到来安县农村抢粮。日军爬到半山腰便坐下休息，命令伪军打头阵，翻过山梁进村抢粮。见到伪军，我军便用枪榴弹开火。因为战士们初次使用，技术不够熟练，第一排枪榴弹全部打远了。不过，这排枪榴弹虽然没有打到伪军，却正好落到山梁后边日本兵休息的地方，一下子炸死了十几个日本兵。日军拖着死尸拔腿就跑，伪军见日军逃了，也慌忙撤退而去。

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吴运铎带着7个学徒工，创造出令人惊奇的历史：年产60万发子弹，他们自制的弹药和修复、自制的枪炮，被一批批运送到前方战场，源源不断地为新四军将士提供着消灭侵略者的武器。同时，他也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工人，成长为一名兵工专家。

炮弹、火药、枪械……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危险”这个词。谁会不知道制造兵器有危险？但现实情况是：前方的战友缺乏武器，急需弹药！“顽强战斗，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吴运铎以这样的代价履行了自己的誓言——3次身负重伤，失去了左手、左眼，右腿被炸残，身上留下了20余次手术的疤痕和没有取出的几十块弹片。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个场景是，一旦受伤，老吴就用磁铁吸弹片，用蚂蟥吸伤口的血，忍着，忍着，坚持，再坚持。

有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了吴运铎的左脚，由于伤口发炎，他高烧40多度，并导致左腿感染。医生挖去腐肉后，他的踝骨处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不得不拄着双拐忙碌在车间里。

为了修复前方继续的旧炮弹，吴运铎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做了防范，但当他进行拆除时，忽然一声巨响，雷管在他手中爆炸了。大家发现并把他抬出来的时候，吴运铎已经是血肉模糊，左手四个手指没了，左眼被炸瞎了，左膝盖被炸烂，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弹片不知道有多少。

第三次负伤时，抢救的医生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做手术时连麻药也没敢用，吴运铎硬挺了过来。医生用X光检查后，发现他右眼里还残存一块小弹片取不出来，就坦率地告诉他有失明的危险。警卫员急得直哭，吴运铎反而安慰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跟死亡打交道早不是头一次了，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在病床上，他学习日文，利用尚存的微弱视力，坚持把引信的设计搞完，并让人买来了化学药品和仪器，在疗养室里办起了炸药试验室，制造出新型的高级炸药。

还有外来的危险。敌人为了捣毁兵工厂，几次围剿，甚至投下炸弹，吴运铎总是让大家躲到安全的地方，自己不顾生死，上前细心检查构造，谨慎地拆下引信，不仅消除了危险，而且从中取出了大量炸药。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之后，吴运铎已是四肢俱残。

吴运铎很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敬佩书中的主人公保尔。相似的命运，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保尔一样，感受到了“火焰一般绚丽的生命光辉”。

中国保尔的故事也传到了保尔的故乡。1949年冬，党组织送吴运铎到苏联治疗眼疾。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还特地到医院看望他。回国后，参与建设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企业——国营四四七厂，即今天的中国兵器北方重工集团，为该厂第一任总工程师。

1951年9月30日，是吴运铎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的特邀劳模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亲自接见，他却因太激动一肚子话没能倾吐出来。在举行宴会时，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报道，从此，“中国保尔——吴运铎”就传遍了神州大地。

1953年，吴运铎拖着伤残的身体，饱蘸激情地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在那样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年代，吴运铎成了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把一切献给党”，成了许多人的人生信条。

有一个小学生在1957年的日记里曾写下这样的读后感：“吴运铎是我的学习榜样，我要像他一样长大后努力工作，把一切献给党。”这个小学生最终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他就是雷锋。“文革”期间，吴运铎遭受了迫害。平反后，面对十年动乱在青年中造成的“信仰危机”“知识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他十分痛心，于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青少年教育上。仅从1982年6月离休那天起，至8月18日两个多月时间，他就应邀做了39场报告。1983年，他与高士奇、孙敬修等社会知名人士联合倡议并发起成立了“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奔走于大、中、小学校，特别是工读学校。

作为一个残疾人，吴运铎非常理解残疾人的困难处境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千方百计为残疾人奔走呼号。得知一位残疾青年想办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图书馆，他带头捐款，亲自买书托人送去。中央电视台、四川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北京轴承工业公司团委、北京造纸厂团委及谷建芬、黄苗子、韩素音等人士闻讯后也纷纷捐书，很快就办起了“病疾青年图书馆”，会员遍及京城。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1991年5月1日，就在他临终的前一天，国家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吴运铎“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称号。

吴运铎静静地走了，却把一个“中国保尔”的形象永远留给了后人。尽管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尽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吴运铎的形象并没有暗淡，他和新的一代人依然保持着精神生命的联系——顽强战斗，用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摘自《三月风》《党史文汇》《国防科技工业》

给毛主席说书的陕北艺人——韩起祥

韩起祥于1915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3岁时生了一次天花，双目失明；4岁的时候，父亲就得病去世。他从小就在地主家里扛活。母亲靠卖豆腐为生，所以，他回到家里还要帮助母亲推动沉重的石磨，磨豆浆，做豆腐。但是，全家人仍然吃不饱肚子。万般无奈，大哥离家去当矿工，二哥卖给人家做了仆人，三哥出家当了和尚，四哥给人家当了雇工，小妹从小卖给了人家。

9岁的时候，韩起祥自制了一把三弦练习弹唱，感动了艺人曹瞎子，赠送给他一把三弦，母亲咬牙卖掉了家中仅有的瓜田，让他拜师学艺，去学陕北盲人最常用的谋生技艺——陕北说书。

13岁那年，韩起祥拜米脂县的杜维新为师。这个天赋惊人的孩子，3个月就将师傅的本事学完，14岁就开始流浪卖艺了。

韩起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30岁时即能说很多长篇大书，但他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这些。说书是陕北民间非常流行的口头文学之一，农民把说书艺人请到家里去，男女老少围坐在炕上，听那些古今故事的叙述。陕北农村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把说书人请到家里说过书，因为在陕北，说书既是一种消遣，又作为一种“敬神”“还愿”的方式，因此它实际上是民众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个原因，它能在陕北民间长期存在，而且说书人数量很多。韩起祥能背诵70多个传统说书，能用三弦演奏50多个民间曲调。他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说书艺人，但是在这条道路上他却历经坎坷。国民党害怕并仇视民间说书人，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员。有一次，韩起祥落入白军士兵手里，他们向他勒索钱财，他们在他身上没弄到钱财时，就立刻宣布他是红军的“追随者”。当时另一个说书人因说了句“红军好”，就被白军割掉了舌头。这一切都激发起了盲艺人心中对白军的极大愤怒，激起了他对草菅人命的反动派的莫大仇恨！韩起祥逐渐懂得了创作新作品的必要性。

延安时期以各种文艺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群众，这就需要在文艺方面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民间艺人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的境遇中，团结教育民间艺人是政治任务之一，也是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批判继承、发扬民间遗产的需要。毛泽东非常重视民间艺人，他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根据地文艺界的领导和艺术家以高度的热情开展了这项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周扬说：“为了学习和创造，我们访民间艺人作师傅吧！为了建立乡村文艺工作上的统一战线，团结民间艺人为新社会服务，并改造他们，我们也需要与他们很好的合作呀！”陈荒煤也认为，“开展农村文艺运动，团结和改造民间艺人和旧艺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1940年8月，韩起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冲破封锁来到延安。几年间，在延安城里说书卖艺的韩起祥开始学写新曲艺，改变《抗日三字经》到处说唱。他在全区三干会上说《武松打虎》，赢得好评。

1944年8月，经作家贺敬之介绍，韩起祥参加了陕北说书讨论会，在会议上，他结识了丁玲、林山、柯蓝等新文艺工作者。通过与他们沟通和交流，他先后编写了《反巫神》《二流子转变》，还改编了《四岔捎书》等旧书。从此，韩起祥成了延安的“文艺战士”，他走遍了延安边区的角角落落，一边说书，一边改编旧书，同时还创作了不少新书。他还对陕北说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将旧书韵白改为散白，用口头语书写道白，而且在三弦用法与弹法中增加蚂蚱板，发挥了伴奏技巧。

韩起祥还给说书的曲调、板眼融进了陕北民歌、信天游、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曲调等，创造了陕北说书曲调的新特色，在他编唱的新书《抽洋烟》《血泪仇》《中国魂》《红鞋女妖精》等书目中，就将这种新唱腔进行了运用，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捧。

1945年4月，说书组正式成立，林山、柯蓝等边区有名的文化人与韩起祥一起编书，编成《张家庄求雨》。此时的韩起祥创作呈井喷式状态，当时的《解放日报》连载了他的新书目《张玉兰参加选举会》，获边区文协特等奖。还有他创作的《王丕勤走南路》《战斗英雄刘四虎》等，都受到边区人民的喜爱。特别是《刘巧儿团圆》，是他深入甘肃华池县农村进行创作、塑造的陕甘宁边区新女性艺术形象的代表作，经过14次修改后，在延安传唱开来。他最长的新书《翻身记》，能说6个小时。

当时在延安还有一件轰动的事情，那就是林山、柯蓝两人与韩起祥“牵棍串乡”。据柯蓝回忆，1945年，为了帮助韩起祥编写新书，他曾打扮成文化货郎，为韩起祥牵棍串乡，搜集民间故事，引起轰动，大家称他为“下乡模范”。

这个时期，韩起祥还应邀在绥德等地举办了6期培训班，改造盲艺人273人。他还与当时另一位著名说书艺人杨生富来了一场摆擂说书，并且获胜。

1944年7月到1945年12月，韩起祥共编24本书，约有20万字以上。他后来自己总结：“如果从1944年的说新唱新开始算的话，大小曲目一共编了540多篇，约250万字，走的路程是两个二万五千里，演出过的自然村庄是一万个以上。”

1946年，毛主席进驻延安杨家岭，运筹帷幄。老人家日理万机，经常熬夜。一天下午，毛主席起床不久，听见岭下传来三弦声，警卫员向他报告：“盲艺人韩起祥正在说书。”毛主席吩咐办公厅李树怀牵着白龙马去请说书先生。当时，韩起祥已经出名，人称“小书圣”。初次“见”毛主席，他十分拘束，虽然看不见，可紧张的手心里全是汗，进屋一直站着。毛主席几次请他坐，他就是不敢坐。毛主席笑着说：“莫要客气，坐下嘛，立客难当哩。”韩起祥这才坐下。

主席安排人只给韩起祥做了一碗饭，并且还笑着对他说：吃得太饱就说不成书了。韩起祥一听主席连说书前不能吃饱饭都知道，一下子就不拘束了。饭后，毛主席请了中央机关的许多同志，一起听韩起祥说唱新编的《时事传》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听完韩起祥的说书，毛主席夸他书说得好，勉励他多编多唱工农兵，多带徒弟，新书要推广到全区。毛主席还很风趣地说：“韩起祥同志，你既是一位很好的说书人，也是一名战士，一名革命的三弦战士。”韩起祥一听回应道：“毛主席，如果说我也是一名战士，那么，我的三弦就是机关枪，编新书就是造子弹的工厂，说新书就是上战场。”毛主席笑道：“说得好啊，你的三弦当然也是革命的武器，就是有点太旧了，等全国解放以后，我送你一把最好的新三弦。”

从此，韩起祥虽然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但已属于边区文工队的一员。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5年7月至1946年9月，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解放日报》21次登载了韩起祥的作品和从艺活动，而1946年的9月间就多达7次，平均每四天之内就有一次他的报道。这样他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由一个旧书匠变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名说书人，一个人民艺术家，一个民间诗人了。”

当时部队准备北上攻打榆林，延安很多人家忙着给出发前的孩子办婚事，韩起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编成了新书：

老麻子开花结疙瘩，

八路军家的老婆守活寡。

你当了八路军我守寡，

革命成功了再回家。

不到三天，这段新书词就传遍了延安城。毛主席派汪东兴给韩起祥送来了一揽子鸡蛋，汪东兴对他说：“毛主席说你是艺术家。”

攻打榆林的部队开拔时，韩起祥硬是跟着去了，但没多久，他就被剥夺了随军资格，只好重返延安。一路上，他仍然以说书讨吃喝。

千里雷声万里闪，

去了延安红了天。

牛走大路虎在崖，

不到延安白活来。

听着他唱的新书，一大批穷人跟着他投奔了延安。毛主席听说了，又接见了韩起祥：“韩先生，你可是立了功啊！”

1948年春，解放军取得瓦子街大捷，韩起祥在瓦窑堡新编了《宜川大胜利》。在转战中，他又新编了《西北时事传》《宝子》《战斗英雄刘四虎》和《胡匪暴行》。

这一年，毛主席离开了延安，韩起祥作为边区干部，也从延安来到了西安，担任了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

韩起祥上到了西安的钟鼓楼，弹起三弦说了一段书。他想起毛主席对他说过的话，高兴地一拍大腿说：“嗨，我真在钟鼓楼上说书了。”

1953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开幕，毛主席、周恩来、朱德总司令出席了会议。毛主席热情地招呼韩起祥：“韩先生，您来啦。”韩起祥感动得热泪盈眶：“您老人家还记得我？”毛主席风趣地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还答应你，要送你一把最好的三弦哩。”韩起祥真诚地说：“毛主席呀，延安人民想念您呀！”毛主席充满感情地回答：“我也想念延安人民，请代我向父老乡亲问好。”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干部送给韩起祥一把新三弦：“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礼物。”韩起祥接过三弦，心潮澎湃：“感谢毛主席，这是说书人的传家宝呀。”

会后不久，周总理亲自安排韩起祥学会了盲文，对他后来的创作、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56年，韩起祥出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后来又出任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韩起祥被当成“文艺黑线人物”多次遭受游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曲协得以恢复，他继续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这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工作关系由北京转回到了延安，并在新成立的延安地区曲艺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馆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不顾年迈体弱，常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继续编创新书，抢救民间曲艺遗产，培养说书新人。又创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给毛主席去说书》《喜相逢》等新书。

韩起祥曾经常说：“党的恩情比海深，毛主席著作是指路灯。一辈子深入工农兵，编写演唱永不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把毛主席著作（盲文版）携带在身，一有空，就摸着学习起来。几十年来，他不知摸平了多少本著作，多少本《讲话》。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上山下乡，深入生活，编新书、说新书。他把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牢记在心头上，落实在行动中。本来组织上早就给他在北京和西安安排了工作。但他除了参加重要会议，从不在都市里留住。用他自己的话说：“金圪，银圪，我就是丢不下陕北的土圪。”他将自己所有的情感和毕生的经历，都献给了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

1989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写出版了《韩起祥评传》，习仲勋为该书题词，称韩起祥为“民间艺术家的一代典范”。

1989年8月6日，这位“铁鞋踏遍黄土地，金嗓唱彻碧云天”的人民曲艺家恋恋不舍地与世长辞，享年75岁。

2006年6月20日，陕北说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个没上过学的民间艺人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面旗帜，韩起祥的经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整套“喜怒哀乐、慢平紧快，男女老少”的陕北说书技巧理论，成为陕北说书最可宝贵的财富。■摘自《新西部》

新中国体育科学拓荒人——田麦久

1940年7月，田麦久在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出生。

田麦久从中学时代起就喜爱体育运动，尤其是田径。他在青岛二中读书，广泛的兴趣不仅使他门门功课优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使他成为一名少年运动健将。1956年，他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少年田径运动会”上，一举夺得了800米和4×400米接力跑的金牌。两个项目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为青岛市、山东省争得了荣誉。

对于田径运动的喜爱，使他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田径运动员。1957年，他从海滨城市青岛第二中学高中毕业了，怀着在体坛上成材的希望，他如愿走进了北京体育学院的大门。不久，他被选拔到北京市田径代表队参加全国比赛。少年气盛的田麦久踌躇满志，他开始在心里描绘着美好的未来。

可世事难料，在“大跃进”的超负荷训练中，他的膝关节和踝关节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做了手术。他不得不告别了竞技生涯。

面对挫折和痛苦，他没有消沉，开始从事枯燥的体育理论研究。他要从自己的教训中摸索出适合运动员训练的规律和方法来，让中国选手走向世界前列。

196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又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1979年，田麦久通过了出国进修考试，被国家公派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隆体育学院进修。来到科隆后，他十分珍惜学习时间，不放过任何一次求教的机会。周末了，别人休息或外出游玩，田麦久却抓紧时间查阅资料或向德国朋友学习德语。

1979年5月的一个黄昏，田麦久骑着自行车从学院图书馆回来，刚走到一个丁字路口，一辆疾驶过来的有轨电车突然冲了过来……惨剧发生了！他躺在病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苏醒过来的田麦久并不知道车祸事件给他带来的灾难有多么大，他还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参加5000米田径比赛。

一个月后，田麦久才知道了真相：身上6处重伤，颅骨凹陷，脑膜受损；骨盆撞裂；背部深度挫伤，大面积感染。最严重的就是他的左足，作为一个体育教师，一位800米田径纪录16年的保持者，左足粉碎性骨折继发深度感染，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一只脚。

这时，他真正体会到恐惧的滋味。然而，经过恐惧他却变得坚强起来，当大使馆的亲人们告诉他，准备送他回国，北京已经为他准备了最好的医院时，他恳求道：“请您转告国内，我想留下来！”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身体折磨，先后4次住院、15次手术，手术和住院时间加起来有9个多月。

15次手术后，田麦久总算恢复过来。他后来经常拿这件事调侃自己，“我整个半个身体都快换成假的了。”

令人佩服的是，这件看似灭顶之灾的事故竟然成了他苦读的良机。手术和住院的9个多月时间，这是他整个进修时间的三分之一。然而，生命的质量是不能用时间长短来衡量的，他在比别人减少了三分之一时间，时刻还要遭受伤痛干扰的情况下，取得了比别人更优秀的成绩。

按照联邦德国体育科学联合会的规定，1980年10月6日将举行第三届联邦德国科学报告会，凡是想在会上作科学报告的人，务必在6月底提交论文，这个信息，直到1980年7月底做完踝关节手术，他从医院回到联邦德国体院时才知道。田麦久架着双拐，赶忙到报告会筹备处领取了出席证，并给大会筹备处写了一封内容简短、言辞非常恳切的信，说明了车祸住院导致未能按规定事先提交论文，并告诉大会，他将全力以赴写完他的德语论文《中长跑翼项系数理论及其应用》交大会审议。两个多月后，他写完并修改了论文交大会审议。审查委员会不久即来了复信：“鉴于您的论文的科学价值，我们很高兴地接受您的申请。”

宣读科学论文的日子终于庄严地到来了，10月6日，田麦久架着双拐走上讲台，他用德语宣读了论文，并回答了到会者的提问。他的论文，主要是研究中长跑，他把在比赛和训练中使用的不同距离，分别称作主项和长、短翼项，他用中外1200多名运动员的统计资料，运用格朗日差值公式计算，获得了不同主项系列的翼项系数，并设计了一整套用于训练、比赛实践的具体方法。当田麦久架着双拐一步步走下讲台时，联邦德国体院的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前来听报告的亚洲留学生热情地拥抱他，并用不熟练的汉语向他说：“坚强！真坚强！”

科隆体院的葛欧瑟和鲍曼两位教授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建议他攻读博士学位，并表示愿意当他的导师。按常规，至少要用两年时间选修攻读的专业，然后再准备论文。但再过4个月进修期满他就要回国了，没有时间了。他试探性地问教授：“如果我能够在10个月的时间内获得学分并写好论文，你愿意接受我吗？”葛欧瑟教授不大相信地说：“我们可以试试看。”田麦久延长半年学习的申请获得了国内教育部和德国有关部门的批准。

目标已经确定，他开始夜以继日地进行论文的准备和写作。他除了抽出一些时间坚持就医，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去学校学选修课，去图书馆查资料，去体育科研机构寻找试验数据。

紧张的学习和工作终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1981年7月25日，他的题为《论周期性耐力项目的多种竞速能力》的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完成了。这时他又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完毕之后，他就架双拐来到考场进行选修课的开始，这次考试，要求考生用德语表述生物力学的内容，有相当的难度。田麦久则以两门全是“优”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试。葛欧瑟教授高兴地对他说：“我见过很多考博士的学生，像你这样带着伤残，在极短的时间里能获得优异成绩的考生，还是不多的。”

1982年4月27日，联邦德国体院博士学位委员会终于签发了田麦久获得体育博士学位的证书，田麦久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体育科学博士，同时也是德国科隆体育学院授予的第一位亚洲博士。就像在运动竞技场上一样，他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体育学博士零的突破！当年同校的不少亚洲学生都把田麦久当作亚洲人的光荣，博士毕业前夕，他的一个日本同学敬佩地在他的手心上写了两个字：强心！“……折断的翼翅更加挺坚。快忘却那令人战栗的不幸与磨难。请记住这剑的搏击与火的锤炼。……”莱茵河畔，田麦久留下一个强者的人生慨叹后，毅然回国，执教北京体育大学，主攻运动训练学理论与体育发展战略领域。

1984年6月，中国在重返奥运会后，第一次派出了由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纽约纳索县举办的第七届国际残疾人奥运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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