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奠基者试读：

引子

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突然有一日他倒下了，像一座大山倾入大海，顿掀冲天巨澜。

嗯？一条胳膊怎么没啦？1500余天，白色的病榻上他一言不发，生命就像一串忘了收笔的休止符号……

那是秋里的一个日子，离今天整已十余年。

首长昨晚应三女儿晓红之邀，上北京东边的建国门饭店吃了一顿饭。回来的路上他很高兴，对随行的管理员小陈和警卫参谋小高说，今晚不想再回玉泉山那儿住了，他要回后海边自己的家住。

还是后海这边进城方便，首长说。

是啊，首长说的后海便是北京那个与中南海相连的北海后庭湖池。几十年进进出出中南海工作，住在后海当然方便。老房子因1976年那场唐山大地震诱发引起墙基破裂毁损，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为此提出给首长的房子修缮。无奈，首长全家只好暂搬玉泉山那儿住。

不方便，玉泉山那儿虽说条件不错，不少中央领导都住在那儿，但首长习惯于住在城里、住在中南海旁边。这个习惯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那时毛泽东主席经常半夜来电话开会，住在后海进中南海就是再深更半夜被召去开会也总还很方便——中国的多数高级领导那时大都围着北海一圈住着，其中与毛泽东在世时“半夜机叫”有很大关系。

装修中的房子尚未全部完工，首长和管理员、警卫参谋进去时还踩了一脚脚扬尘灰土。

没事，你们走吧走吧！首长一进自己的房间，先“轰”了警卫参谋走，又把给他按摩了一阵的管理员小陈“轰”了出去。

哈哈，又回来了！回来了就可以静下心做点事了！首长仰躺在床头，眼睛瞪着天花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30多岁后，自己生命的全部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饭睡觉也是为了工作；30多岁前，那时的全部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仗，嚯，那个时候吃饭睡觉时也还经常要打仗嘞！

还是在首长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有位外国总统得知他的一条胳膊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一次激战中失去的，非常敬重地问：副总理先生，您一生中有什么爱好？

首长嘿嘿一笑，说：我的爱好就是工作、战斗。

总统又问：除了工作和战斗呢？

首长挺挺腰杆，说：除了工作和战斗，还是工作和战斗。

哈哈，是工作嘞！是战斗嘞！

首长的眼前渐渐映出一幅幅他熟悉而亲切的画面，那画面里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有老首长贺龙、彭德怀……“冲啊——”首长的耳边，突然响起震天的杀声。

怎么啦？部队又发起反击啦？床上的他浑身一个颤动，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床栅，“噌”地坐起。“警卫员！警卫员呢？”他四处寻觅，连喊几声，却不见人影，只有黑暗……

妈的个！敌人都逼到脚跟前了！我们的人都上哪儿去了？

他从床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嗯，怎么站不住脚嘞？不应该嘛！在他的记忆里闪出一个红军赤卫队队长的他来。是嘛！二十几岁干吗摇摇晃晃？是怕20万围剿苏区的“蒋光头”军队？不不！“同志们，冲啊——”突然，首长跨出一个箭步，可他猛然发现自己眼前一黑，整个身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头部先是一阵剧烈的钻心的疼，之后则变得麻木……他下意识抬手往额头一摸：黏糊糊的，猩红猩红的。是香山的红叶？不，现在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香山的红叶呢？“他头部受枪伤了。赶紧送下去！”是战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声音。

他被人七手八脚地送到一个农民家里。“天呀，这红军哥像砍了头似的，咋流这么多血嘛？”那农民吓坏了，赶紧找来一位治外伤的中医。

中医先生来了，见躺在木板床上的他更是吓得要逃跑。“你不能走！”那农民也是苏维埃干部，一下用枪顶住中医的腰：“这位英雄要是死了，就拿你的命抵！”

中医无奈，先简单包扎了一下，又说：“这红军哥伤得太厉害了，我没治伤的药呀！”

农民又把手中的枪一晃，吆喝起来：“咱这儿满山是草药，你不会就地取材？”

是嘛！中医放下药箱就往山上跑。一会儿满头大汗地抱回一堆各式各样的草，一边用刀切，一边又觉得切得不够碎，便放进嘴里“咂巴咂巴”地嚼起来。等嚼烂后，又找上一块干净一点的布，涂上嚼烂的草药，往“红军哥”的头上一敷，然后挥挥手对站在身后的那农民说：“快上你们的草房上摘个南瓜，刨掉里面的瓤！”“干啥用？”农民问。“你啰嗦啥？不是要救这红军哥吗？”这回轮到中医先生发火了。

那农民不敢再吱声了，跑到院子内上房摘下一个大南瓜，又按中医说的刨掉里面的瓜瓤，送到中医手中。只见那中医反过手掌，就将碗口大的南瓜壳往“红军哥”头上一盖，说：“好了！”“好了？这就治好了？”农民瞪大眼珠问。“是啊。等着看吧！”中医说完，背起药箱就走……

南瓜瓤真的把枪伤治好了！

此刻的首长倒在地上。他摸摸额头，额头疼得钻心，难道敌人的子弹又把我的脑壳打碎了？不，打碎了我也得前进！前进啊！

他想从地上爬起来。那压在身子底下的右手动弹不得，只好扭动一下身子，用左胳膊支一下地想站起来。“哎哟——”首长痛苦地大叫一声，原来他的左胳膊没使上劲，整个身子重新倒在地上，倒在新铺设的瓷砖地上。

怎么回事？我的左胳膊呢？在重新摔倒的那一瞬，他用右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左手：左手怎么没有了呀？

他大叫起来：我的左胳膊呢？啊，我的左胳膊怎么没了呀？“政委，政委啊，你的左胳膊被、被敌人的机枪打掉了……”他看到了团长成本兴在他身边痛哭流涕。

他奇怪地问：“怎么啦？有啥哭的嘛！”

团长成本兴托着那条被敌人打烂的左胳膊，抖动着嘴唇说：“政委，是你刚才为了救我，才被敌人打成这个样子的。呜呜……我对不住你呀政委！”

他火了：“哭啥嘛！我们是贺龙的队伍！把敌人打垮了就是胜利！知道吗？”他的话没说完便昏死了过去。

等再度睁开眼睛时，他看到了几个熟悉的人：啊，是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他们来了！

贺龙用手按住他：“莫动莫动。”然后俯下身子，看了看那条血肉模糊的左胳膊，眼里闪着晶莹，说：“这回长征路上，你得让人抬着走，而且争取要把胳膊保住。”

他一听就急了：“贺老总，我怎么能坐担架走长征嘛！我要打仗！”

贺龙威严地：“这是命令。”

任弼时政委过来安慰道：“前面是翻雪山过草地，还要跟敌人打仗，你必须保护好身子，才能走过雪山草地，才能重新参加战斗。红十八团的同志们等着你早日归队呢！”

他还是挣扎了一下，可全身骨架子好像没长在自己身上一样……无奈他只得点点头。

队伍重新出发。他拖着未愈的残肢回到红十八团，回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正在向雪山草地挺进。这是一段最为壮烈而艰辛的路程。敌人在后面追打，红军的队伍则在空气稀薄、天气多变的草地和雪山上行进。那种困苦的条件下，多少好端端的战士和指挥员因经受不住困苦而倒在了半途。身负重伤的他，更是难以想象怎样走过这段艰苦卓绝之路的。“让我下来！下来！”看着一个又一个陷进沼泽而牺牲的战友，他心急如焚地从担架上滚下来，坚持自己走。

警卫员们急着追过来对他说：“让你坐担架是贺司令员和中央领导的命令。”

他火了：“什么他妈的命令！老子死了本来就是个残人，你们怎么还可以为我而死在这荒山野地里呢？革命还靠谁来完成？”说完，右手托起仍在滴着血的左胳膊，大步朝前走……

哎哟哟——疼得他在草地里直打滚。可是敌人又从后面追来，而且越逼越紧。“准备战斗！”他把那条左胳膊在冰水里一浸——长征路上没有止痛药，冷水便是他最好的止痛药。“冲啊——”他的左胳膊刚从冰水里抽出，右手握着的手枪，已经高高举起。

又一场残酷的肉搏战结束。医生和警卫员们将他抬到草地深处的噶曲河边解开左胳膊的伤口一看：天，一条条蛆虫正在吮吸着他的那条红肿腐烂的胳膊与骨头……医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蛆虫夹出，然后再用冷水清洗一下伤口。

又是两个多月的草地行军打仗。队伍到达甘南，一次战斗结束后，贺龙、任弼时等领导来到爱将身边。

贺龙关切地问：“前面的路还很长，战斗也非常激烈，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左手是保不住了，又疼痛难忍。干脆锯掉算了。”

贺龙听后久久默不作声，之后他把任弼时叫到一边，俩人嘀咕了几句，回来又对他说：“既然你也已下决心，那我通知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让他亲自给你动手术，我们也会尽全力调些药品来，保证手术成功。”

任弼时握住曾经当过自己警卫队队长的他，深情地：“同志们正等着你早日恢复健康，锯掉一只手，不是还有一只手嘛！”

他点点头，对两位方面军领导说：“我把生命都交给了党，一条胳膊算个啥？”

手术在一个沿途小镇的居民家里进行。长征时的红军队伍，严重地缺医少药，方面军的卫生部连把动手术的锯子都没有。只好从县城一家钟表店里找了把锯木头的钢锯条，又从修械所找来一把锯弓，这就算手术所需的全部器械了。

没有消毒药水，卫生部长便用稻草灰擦洗了一遍锯子，然后又从包子铺借来蒸笼，把锯子和包扎用的布头蒸了一下，手术就在一间满是灰土和烟尘的房子里开始了……几个小时后，等他醒来时，他习惯地用右手摸了摸左手，空荡荡的，他知道自己从此再也没有那条左胳膊了。

贺龙后来问他手术感觉怎么样？他说：“我像睡了很香的一觉。”

从这年3月12日负伤到9月20日锯肢，他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整整192个日日夜夜，那是在长征路上最艰难的192天啊！

……

摔倒在地的首长这才记起自己的左胳膊是丢在了长征路上。嘘——少一条胳膊多么不便。可不便能停止工作和战斗吗？不，决不！就是到一百年后还要工作，还要战斗！

首长吃力地用右胳膊撑地，又用双脚抵住床腿，缓缓地、一点点挪动着，支撑起身子。他要前进，去工作和战斗，他的脑子像昨天在战场上被炮火震了那样“嗡嗡”作响，脑袋里则如涌满了水似的……走，一步、两步，十步、二十步……他又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踉踉跄跄地向前俯冲下去。

他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推开一扇门。他觉得那应该是敌人盘踞的又一个城堡，可他发现是自己的警卫参谋躺在那儿，便奇怪地问：“你怎么睡在这儿？”

高参谋惊愕万分地：“首长你怎么啦？”高参谋一看首长有些不对劲，从床上一跃而起，并立即唤醒院子内住着的护士。俩人赶紧将首长扶进他的房间，但这时的首长已经瞳孔放大，全身像棉絮似的软塌下来……“爸爸！爸爸你醒醒呀！”三女儿晓红是第一个在父亲倒下后走到他身边的亲人。她从建国门饭店飞奔到家时，301医院的救护车已经随她而至。“快，快快做心脏起搏！”那一刻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手忙脚乱。

管理员陈先学此刻更是满头大汗。他也是在高参谋打电话后，跑步从家里赶到的。“一分钟也不要再耽误了！快送301！”说着，他挽起晓红，连带提起心脏起搏器，与身边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一起跳上急救车。

北海、平安里、长安街……救护车在乳色的晨曦中呼啸着，一路将熟睡的附近市民惊醒。“首长怎么啦？”301医院的专家早已等候在医院门口，他们见救护车驶来，第一句话便是焦急地询问。“不行了！瞳孔都放大了，赶快进抢救室！”当班的首席专家翻了翻首长的眼皮，迅速命令抬担架的医生和护士。“脑内已经严重溢血！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陈先学一听专家的话，没有半点犹豫，伸手就从护士手中抢过一把剪刀。“刷刷”几下就将首长头颅上的头发铰了，这样的动作在平时陈先学就是吃了虎胆也不敢，但此刻他就是虎子。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抢救首长的生命最要紧！“首长，让您委屈了！你醒来再骂小陈吧！”陈先学一边流泪一边后悔莫及地喃喃着。

怨啊！陈先学怨自己跟首长20多年竟然就这么一天粗心便误了事！昨晚，与首长同桌吃饭时，首长有一个动作当时他就和首长的女儿晓红用眼睛对视了一下：首长竟然夹着一块肉放进了酒杯，然后再放到嘴里。“首长，是不是……你觉得味道不对劲？”当时陈先学轻轻问了一句，他想观察首长的这个唐突动作。“没有。没有啊！味道挺好的。”首长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只管夹菜和吃饭。

陈先学因此和晓红又对视了一眼，留在眼里的疑虑也跟着后来首长颇为兴奋的食欲而渐渐消失了。

首长难得心情好，吃完饭后本来要回西山的，首长却说：“北海那儿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装修好了，装修好了今晚我就回去了！”“哟，这房子装修得差不多了嘞！小陈，我今晚就住这儿了。你一会儿给刘阿姨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首长笑呵呵地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仍是满地沙子和石灰的地面，习惯地甩着那只空洞洞的衣袖，直奔自己的房间，像孩子般地左看看右看看地瞅着久别的“老根据地”，眼里满是新鲜和喜悦。“不早了，你也回家吧！”他收起双腿，对正为他做按摩的陈先学说。“还早，我再给您做一会儿。”陈先学蹲在地上没有起身。

首长一把将其拉起：“得得得，不早了不早了，你回去吧回去吧！”首长从来不愿啰嗦。

陈先学无奈地站起身，跟以往一样将几粒安眠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然后又询问一声：“真没事了？”“没事！走吧！回去看看你那小子尿炕了没有！”首长带着笑脸，愉快地甩了甩那只空洞洞的袖子，然后又“嘿嘿嘿”地一阵笑：“啥时候把你那小子带过来我们爷儿俩聊聊天！”“唉！”陈先学就这样离开了首长，他丝毫没有觉得首长有什么异常。而且他心里默默地想：这回首长总算不用再城里城外地跑了。

陈先学比平时早回到家一个多小时，但却晚入睡了三个小时。习惯了那个钟点睡觉，这一早了反而睡不着。

怎么回事嘛！陈先学在梦中突然一个冷战：什么响声？对，是电话铃！快接，肯定有急事！他飞步从床上跳下，一个箭步抓过电话，像有预感地出口就问：“首长怎么啦？”“首长出事了！”后海那边的一声电话，不仅惊动了陈管理员，也惊动了首长的秘书和家里所有的人。

不一会儿，301医院的抢救室走廊里，首长的雷秘书、杨秘书来了；首长的大女儿圆圆、儿子方方、二女儿小霞、四女儿阳阳也来了。

夫人刘素阁也从玉泉山赶来了……“首长！首长您醒醒啊！”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呼叫着。“爸爸，爸爸您睁开眼睛呀！我们都看您来啦！”儿女们的呼声震响病房楼上楼下。

只有夫人默默地坐在床边一边不停地抚摸着丈夫的那只右手，一边不停地流泪、发呆……

这回你醒得来吗？你醒来该有多好啊！醒来我们就一起回家，一起回到装修好的老房子住了。

首长的手术已经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

夫人、儿女们和工作人员们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地这样重复着呼唤，重复着期待，然而首长的知觉始终如一：两眼睁着，谁都不认识，也不跟谁说话，也说不出一个字，发不出一个音，更没有一点意识……

首长这是怎么啦？秘书和警卫们焦虑万分。

夫人整天紧抓着丈夫的那只右手，生怕松一下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心。

三女儿本是301医院的医生，她觉得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唤不醒爸爸便是自己最大的罪过。“爸爸，爸爸您到底怎么啦？您说话呀！求求您了，哪怕就说一句，说一个字，或者点一下头，眨一下眼也行呀！爸爸，您听到没有？爸爸——”

晓红一直这样喊着。喊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她的爸爸依然一动不动，只有呼吸，只有心跳，却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直挺挺地躺在床头，如同出征前的一名全神贯注的战士——

大地突然一阵颤动。

一个夹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第一章

共和国崛起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我看余秋里能当好石油部长。此人人才难得，是个将才！

彭德怀推荐，周恩来欣赏：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从此出了个独臂“巴顿将军”。

世界工业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石油立国的理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20世纪以来的世界，是石油将人类引向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任何一国的领袖如果谁忽略了对这一来自地心深处涌发的“地球之血”的重视，谁就无法驾驭代表现代文明的本国工业社会的前进巨轮。

老牌帝国的首相丘吉尔是这样。

新兴霸权帝国的总统罗斯福是这样。

东方的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也是如此。

1956年、1957年……这一段的“内参”让毛泽东惊心和震怒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已经走过七八年，农民从地主富农夺回土地并实现了“土地改革”之后，城市的工商改造也已进入彻底的脱胎换骨时，摆在他桌子上的“情况反映”竟然是：河南、山东的黄河沿线出现大量因饥饿而逃亡的难民正以成千上万的人数向江南一带乞讨要饭，那些老弱病患者不得填肚而弃尸于荒原……令毛泽东更不能容忍的是连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竟然也频频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们的执政思想和建设方向出了问题？

卫士长这一夜不敢回家睡觉，整宿地呆在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外的那个四方小庭院里，距毛泽东十几米远的地方看着毛泽东一支又一支地吸着香烟，那红红的烟火将长夜催出了黎明之光。“主席，都快天亮了！您回屋休息吧！明天，不，是今天了——今天上午十点您不是还要开个座谈会吗？您得先眯一会儿嘛！”

毛泽东缓缓地转过脸，长时间地看着卫士长……“主席，您还有事要我去办？”卫士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又摸摸自己的脸，不解地问，“主席，我、我……没什么不对吧？”

毛泽东突然似答非答地：“是不对。”说完迈开双腿径直向书房兼卧室走去，刚走出几步又回过头：“银桥，你通知总理九点前到我这儿来一趟。”“是。”卫士长快步随毛泽东进了房间，待他躺下后迅速回到值班室给周恩来办公室摇去电话。

这一天午前两个多小时发生在丰泽园内的事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知道。后来有记载的史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可靠的推测：二位共和国领袖一起研究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后来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件大事基本上是一个主题：中国的石油问题和中国石油部部长的人选问题。

毛泽东已经是很着急了。这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够他老人家操尽心了。时而不可遏的风起云涌，时而因不可遏的风起云涌所出现的一桩桩一件件出格离奇的事让他思绪兴奋而忧虑：他在河南视察时说了句“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后，一夜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出现了千万个各式各样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成了当时中国的一阵狂热的社会风潮。

但工业的形势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形势令毛泽东极不满意。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唯有石油工业部没有完成任务。

早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最后一个革命圣地西柏坡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百万雄师追穷寇，另一方面已经着手谋划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了。当共和国国体确定之后，剩下的全部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富强的事。怎么建设？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真的值得效仿，二三十年的历史竟然把一个旧世界彻底摧毁后又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人民富裕的日子。苏联搞建设的模式自然在毛泽东印象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但毛泽东是个绝对不愿以一种模式照搬照抄别人东西来建设自己国家的领袖，尤其是通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苏联人那种强加于人的思维方式早已令毛泽东生厌。他在思考未来新中国建设采取何种建设路途时，已经悄悄将某些注意力盯住了太平洋彼岸的那个仅靠二三百年历史便迅速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喔，那么意味深长的国名！了不得啊，华盛顿的军事天才与治国大略，杰克逊的《独立宣言》，还有林肯的就职演说，简直令人如痴如醉。那才叫领袖！才叫缔造国家的伟人！

伴着猩红烟蒂，毛泽东坐在石磨旁的小木凳上，读完列宁和斯大林的一本本建设国家的著作同时，打开了一本本美国建国历史科教书……他在阅读中吃惊地发现了这个新兴帝国近百年迅速崛起的奥秘：石油！石油！

难怪前些日子在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讨教建设国家经济的方略时，斯大林捎来话说：英国和欧洲人走向强大的秘诀是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而美国崛起的经验证明石油是工业化革命真正使国家经济超越常规发展和社会飞速前进成为可能。

石油，石油是什么东西？

卫士长李银桥过来给毛泽东端上一壶开水，见毛泽东口中喃喃地念叨着，便凑过话：“主席，石油是不是石头里流出的油？”

毛泽东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起来：“不错不错，石油就是石头里流出的油！”

李银桥说：“可石头里哪能会流油嘛？”

毛泽东站起来，将手中的书本往石磨上一放，说：“石头当然能流出油喽！而且还能流很多很多的油喔！你没见我们在延安时上延长那个油井那里参观看到的那黑乌乌的油？”

李银桥想起来了，说：“那是洋油，能点亮马灯的洋油。”

毛泽东点点头又摇摇头，似答非答地：“帝国主义害死我们中国人喽，洋油洋油，连我们自己的石头里流出的油也给叫成洋油喽！”说完，一脸怒气地走出小院子，向附近的小山坡走去。

卫士长着急了，迅速拿起毛泽东搁在小木凳上的外衣，随后而至。

小山坡上，毛泽东神情严峻地在思索着，口中仍然喃喃着：“洋油洋油，中国人用洋油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李银桥看着毛泽东一脸凝重的神情，觉得不便再打扰，便退到一边。可有一个问题他实在不明白，便又忍不住上前请教毛泽东：“主席，你刚才为啥又把洋油说成是石油？这石油跟洋油是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转头向自己的贴身卫士“嗯”了一声，解释道：“外国人把石头里流的油叫石油，而我们中国因为没有石油却把从国外买进来的油说成了‘洋油’。”“其实，这石油的发明权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中国也是最早开采石油的国家之一。”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际，右手向前一挥，用其浓重的湖南话说道：你不是也晓得我们延安时有个延长油井嘛！那口井就是宋代一个叫沈括的科学家发现的。1080年时，他被宋朝皇帝派到延安任经略使，负责陕北的军事防务。其间，沈括对延长一带的石油就亲自作了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认为这种生在石头里的油类“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汩汩而出”，与其他油类不同。于是他称其为“石油”。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提出了“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的科学论断。因此沈老先生堪称中国石油地质第一人，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是空前的。

那时的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已有两三年了，但他又一次被毛泽东的满腹经纶所折服。“那为啥我们还要用洋油，不自己让那个沈……沈刮多刮点油出来？”李银桥问。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是的喽是的喽！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多‘刮’些出来，把‘洋油’扔到它太平洋去！”毛泽东最爱别人听他谈古论今，于是李银桥又像听天书似的从毛泽东口中听得我国古人怎么开采石头里流出来的油的故事——

沈括应该说是第一个把石头里流出来的油称之为“石油”的人。而发明开采石油关键技术的钻井工艺，我国更应是世界上的先驱。据《华阳国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能识齐脉（即地质——笔者注），穿广都盐井……”又据《水经注》记载：“江水东以广都县，李冰识察水脉，穿凿盐井。”这就是说，在公元前250多年前，先人李冰在四川就用当地百姓汲卤煮盐的经验，凿井煮盐，而煮盐用的燃料就是天然气。“火井”是当时蜀人对天然气井的称呼。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盐井与火井往往同在一起并存与发展。汉时，四川的井盐生产已相当发达，故这“天府之国”还有“火井之乡”的美誉。其四川火井开凿最早、名气最大的要数临邛火井了。西汉《蜀王本纪》记载：“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又据《华阳国志》记述：“临邛县有火井昏夜之时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在经历西汉东汉朝代，再经公元600—800年左右盛唐时代，四川钻凿火井、盐井已遍用各地，达60余个县地。其井浅的几十尺，最深的有仁寿县的800多尺。而这几百年的掘井采盐采气的盛行，也使得钻井技术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宋朝，我国的钻井技术，像四川那儿已经用上了成械冲钻凿——即闻名于世的“顿钻”的前身。后在清朝中后期，这种人工的械冲钻凿的钻井，创造了世界钻井史上的奇迹。1853年（清咸丰三年）在四川省自贡市钻凿的“焱海井”，井深1000.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超千米的深井！这口井以生产天然气为主，兼产卤水。至今仍日产天然气1000多立方米，盐2000公斤左右。1988年国务院把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此井为“世界钻井之父”。“唉，斯时已去，我们却落后了！落后了啊！”毛泽东对天长叹一声。

李银桥见景，有些着慌地一边给毛泽东披上外衣，一边小声说：“主席，都怪我刚才问多了……”

毛泽东摇摇头，口气缓和了许多：不，莫怪你。我是在想一个大问题喔：老蒋在南京呆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们也很快就要进城，放下枪杆子搞建设去了。可要搞建设就得用大机器，这大机器可不像我们红军战士吃草根树皮就能转动得起来的，它可是要喝“洋油”才能动得起来的呀！而现在我们的同志多数跟你一样连“洋油”为何物还都不怎么知道，那我们以后搞建设要受多大的限制啊！

李银桥看到毛泽东心情沉重的样子，想找个话题有意让毛泽东轻松轻松，便脑子里闪出一件曾经听贺龙司令员说过的故事：主席，我听说贺龙司令员手下有位战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缴获小鬼子时看到了敌人扔下的几桶机油，就以为是可以做炒菜的油便拿回部队去让炊事员用了，结果吃了这油炒出来的菜，拉得一塌糊涂哎！

毛泽东一听，立即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事我听说过听说过。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李银桥摇头：“贺老总没说是谁。”

毛泽东说：“是三五八旅的政委，叫余秋里。”

李银桥想了想：“是不是那个独臂战将？”

毛泽东点点头：“正是他。此人不简单喔！我把蒋介石的几百万旧军队打败并收归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队里来。就是此人帮我解决了改造国民党旧军队的一个大难题喔！”

李银桥问：“你说的就是在延安时向你汇报新式整军经验的那个人哪？”

毛泽东以欣赏的神情又一次点头：“是他。我的那篇《西北新式整军运动》文章里，讲的就是他的做法。彭老总也是很喜欢此人的喔，现在正让他带部队跟胡宗南干仗哩！”“报告主席，傅作义将军一行今天中午前要到西柏坡来。周副主席请你做好接见的准备。”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这时过来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一听，满脸喜色地：“好嘛！我可是已经等傅将军多时了。走，中午我请他吃饭！”

回小院的路上，杨尚昆悄悄问李银桥：“主席跟你在说什么呢？”

李银桥小声告诉他：说“洋油”的事。

杨尚昆茫然地：“洋油”？

李银桥说：主席说，我们快要进城了，以后搞建设可少不了“洋油”！

杨尚昆笑了：主席已经在谋划新中国建设大业了。

是的，新中国建设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而告别“洋油”的事更是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一心想做的一件紧迫的大事。一生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在进城后有了更多的方便阅读各种书籍，解放初期那些年中，他让秘书田家英从北京图书馆借过不少世界发展史方面的书籍。而在研究美国发展史时，毛泽东被西方经济巨人迅速崛起的一个现象所吸引，这就是美国的“石油起家史”。

好嘛，原来他们是靠我们祖宗发明的掘凿盐井技术而发迹的呀！毛泽东翻着一本厚厚的美国工业史书，意外而又震惊。因为在他手中的那本书上，毛泽东看到了大洋彼岸那个刚刚摆脱英殖民地统治后进行本土革命时期所经历的那一幕为国家命运而求生的原始搏杀，是何等惊心动魄，何等富有传奇——

这段历史用中国人的目光看来，简直就是昨天的事——1859年8月27日，这个日子对中国人来说毫无意义，那时我们这个东方帝国已经从世界第一强国开始衰弱，英国人借助鸦片一次又一次地逼着慈禧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金田起义后的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南方，清政府天天收悉的是危机报告。但这一天，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冒牌上校德雷克拿着银行家汤森的1000美元，在乔治·比斯尔的命令下，用中国人发明的、后传至欧洲的钻盐井的钻塔，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的一块农田打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油井，并且在钻至69英尺时，地下冒出了油。“打到油啦！”消息像野火似的传遍四方，个个梦想着发财的美国人完全被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一惊天动地的喜讯所吸引。拥有油井的投资人乔治·比斯尔给妻子这样写道：“所有这里的居民都发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的事。整个西部的商人都拥到这儿，以惊人的价钱购买可能打出石油的土地。”泰特斯维尔油矿的开发，使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瞬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也从此进入全球的列强舞台，不再是以往扭扭捏捏、底气不足的三流国家形象。一个创造与赚大钱的时代、一个借助于资源并控制整个命脉的时代、一个向工业社会源源不断输入“工业之血”并使其充满活力的时代到来了——美利坚拥有了比老牌欧洲帝国用蒸汽机动力推动工业社会更简单、更便宜和更具前景的动力源，他们不用再依靠别人的力量来支持发展自己的新生国家，相反，所有的人都想学习他们对“石头里流出来的油”的开采经验。美国人得意洋洋——这个专利只属于我们美国。但缔造这个专利的乔治·比斯尔与开国大帝的乔治·华盛顿在能力上无法相提并论。泰特斯维尔油矿才经营不到10年，他就破产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弱者破产，并不是件坏事。1865年2月的一天，一位伟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后来影响美国工业发展史和推进美国国家强盛的重要人物洛克菲勒先生。那时这位纽约乡村出身的小商人只有26岁，但他的一双冷森敏锐的蓝眼睛却格外能够判别事物。他在拍卖场上将乔治·比斯尔他们缔造的、又行将维持不下去的石油开采业盘到了自己的麾下，从此开创了“洛克菲勒石油王朝”的历史，当然也等于是创造了19世纪末、20世纪整个时代的美利坚强盛历史——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语。洛克菲勒石油王朝的建立，使美国的工业和商业产生革命性的巨变，洛克菲勒也很聪明，那时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几乎主宰着美国工业，好比现在的比尔·盖茨的计算机软件王朝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加上洛克菲勒又极其聪明，他把“多余的零花钱”不断捐献给社会，他资助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大学遍布整个美国，孩子们唱着“洛克菲勒真好”的歌，享受着他给予的恩赐。当然，支撑美国两个党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自然也得到了他洛克菲勒石油王朝的一笔笔竞选款，虽然他们都一边接受一边还不断地骂他——骂他的目的是为了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资助。100年后，发了大财的比尔·盖茨不也遭受过同样命运吗？我们还清楚记得前几年白宫不断借理由起诉比尔·盖茨的公司是什么什么垄断，最后总是让比尔·盖茨往白宫国库里多送点钱算了事嘛！罗斯福起家没有离开洛克菲勒王朝，而二战时期的美国趁着欧洲的混战，不遗余力地将手伸向中东和非洲的目的，就是那儿有丰富的石油。美国人真逗，那些最嫉恨他们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亚，还有大国苏联，他美国人却又总跟这些国家关系搞得最火热，仍然这句话：因为那里有石油。10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仍然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国家的喜怒哀乐和强盛称霸，始终与石油关联着。

美国靠着石油发迹。我们中国呢？中国不仅有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而且还有像钻盐井这等让美国人改变国家命运的大技术喔！可我们为什么如此贫穷和衰退呢？早在西柏坡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开始这样感叹和深思了：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我们为什么最后竟然远远地落在一个只有二三百年发展史的西方国家之后？

真不能小看这黑乌乌的“洋油”喔！毛泽东看完美国的发迹史，不由得一声感叹。

中国必须摆脱“洋油”，要有自己的工业之血！毛泽东抱定信仰。

为这，在日理万机创建“人民公社”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毛泽东关注石油工业的发展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可以说是他使人民共和国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所下的两着最重要的棋，另一着棋是他亲自钦定的“两弹一星”。前一着妙棋，再具体些可以归结为日后毛泽东决策开发名扬天下的“大庆油田”及其他的大建设。

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的国家建设大账上，他早已把中国所面临的用“洋油”局面扔到太平洋去了。

为此，毛泽东在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8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签发了成立国家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并亲自提名资深工业革命家陈郁为部长。新成立的燃料工业部在第二年便设立了石油管理局，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发现者和开拓者孙健初先生被聘为这个局的勘探处处长。“茫茫大地，何处找油？”1950年8月6日，西北石油管理局成立，清华大学地质学者出身的老八路康世恩成了这个局的局长。而此时一代石油先驱的孙健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厚爱下正奋然全身心投入工作之时，却不幸在寓所遭煤气中毒，猝然长逝。新中国石油勘探业因此一度出现停滞。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把眼睛放在成本极高、产出极低的东北人造油上，并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抚顺制油厂（后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抚顺西制油厂（后为石油一厂）、桦甸页岩油厂（后为石油九厂）、锦州煤气合成厂（后为石油六厂）等几个人造石油厂的生产。所谓人造石油厂，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大量复杂的干熘等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其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无奈，许多工业和国防建设需要石油，毛泽东等决策者不得不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从石头里挤“生命油”。此时朝鲜战争爆发，油的问题急坏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中央因此又不得不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并通过特殊渠道从国外买回些“洋油”。“油啊油，真是忧死人哟！”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领导人们感叹着。

1952年8月，毛泽东又签发命令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大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在回国途中听说他被任命为这个部部长的。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时，毛泽东就将其请到中南海。“欢迎欢迎。我们一直在等待李先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一边引领李四光去见毛泽东，一边满脸笑容地对风尘仆仆的地质学家说。

毛泽东走出书房，将李四光的手紧紧握住——两个久久相视，如同久别好友。“毛主席好！”李四光先一句问候。“好，好好！”毛泽东连连称叹，他是在赞扬地质学家冲破黑暗，奋然回国的壮举。“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毛泽东与一个民主人士第一次见面就称其为“同志”，这是极少有的事。李四光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地位。“66岁。”李四光回答说。

毛泽东有些意外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四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了！”

李四光受宠若惊：“不敢，不敢。主席，老实说，我在地质学界是少数派。”

毛泽东笑，不紧不慢地说：“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却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感激地看着周恩来，周恩来示意他坐下来谈。

毛泽东坐定沙发后，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翻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的车都是烧的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中国地质工作已经做了一二十年工作，是我们没有干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竟怎样？如果真是不太好，我们还真的要再多些考虑人造油的问题了！国家要发展，时间耽误不起呀！”政府总理对此特别着急。

李四光连忙接过话：“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兴趣倍增地问。“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忍不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

毛泽东也站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既然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油就痛痛快快干他一场。”毛泽东听了地质学家的一番宏论，显得豪情满怀地说。那一刻，他又想到了美国的那个找油大王……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业部门诞生——石油部宣告成立。

在谁来挑石油部长此担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从军队的将军中找，因为李四光去了地质部，地质部是地下矿藏的侦察员，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有了对地下情况的了解，才能找矿找油。有人曾经对成立地质部后还要不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石油工业部而提出过争论，毛泽东后来和周恩来商议的结果是：虽然地质部里也有石油普查部门，但石油开发太重要了，必须列出专门部门，以便加强此项工业的建设。

1956年初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新中国的国务院里因此有了一个新成员：石油工业部。那时石油部是所有部门中最小的一个，但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看重的一个部门。

原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不久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聚奎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部长。北京德胜门外的六铺炕，一座石油部大楼也因此屹立起来。从此这一带开始热闹起来。

李聚奎将军喜欢跳舞，在他任石油部长时，石油部大院内掀起了不小的舞热，机关工作人员中不少小青年甚至那些从战火纷飞年代里走过来的英雄们也都学会了优美的华尔兹。人们发现，原来南征北战的大将军指挥工业建设也有温情的一面。这让石油人感到新奇和兴奋。

这时的毛泽东对成立石油工业部寄予极大希望，在一系列宏伟蓝图中，就有石油产量搞到可以让国家的整体工业建设能够“赶超英美”的水平之上这一目标。然而两三年过去了，石油部的工作令他颇为失望。虽然有人一再在他面前报告石油部的李聚奎跳的“玉门”、“柴达木”，还有听说已经有些喜讯的“克拉玛依”等几支“石油华尔兹”很潇洒，但那仅仅是饭茶之后塞塞耳朵的小夜曲而已。毛泽东要的是石油工业革命的钢琴“黄河大合唱”！那种气吞山河的钢琴大合奏！

所以毛泽东对李聚奎那几曲优美的中国石油“华尔兹”不是特别看好，这是有客观原因的。相比国内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工业建设战线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死气沉沉”。而最主要的是当时北边的赫鲁晓夫越来越不像话，南边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老蒋”此时也不怎么消停，总借着美帝国主义时不时地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且派出的飞机敢纵深大陆千里之远，甚至连北京一带都敢长驱直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飞机！老蒋才敢如此猖狂地在我们头顶拉屎。”元帅和将军们愤愤不平。

毛泽东平静而又有几分忧郁地说：“飞机是个问题，可飞机用的油解决不了，再好的飞机也没有用啊！”

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元帅与将军们默然了。他们并不清楚毛泽东心里想的什么。既然谈到了油，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嘀咕起石油部长李聚奎来了：“李聚奎到底怎么样了嘛？”

李聚奎了不得啊！他当石油部长，把一个人数最少的小部门，弄得全国人民都跟着他热血沸腾！陈毅元帅来了情绪，说：“李聚奎搞出了个柴达木，惹得那些文人墨客跟着他手舞足蹈起来。我也真想去一趟看一看沙漠深处的那个‘宝贝地方’啊！”

陈云兴奋地拉着陈毅到一边说：“陈老总要是再过一些时间，我愿陪你到‘黑油山’走一走，那儿肯定能让你诗兴大发！”

陈毅爽朗地开怀大笑起来：“你说的是不是李聚奎他们又发现的那个新油田！我听说了，大家都已经听他在八大上说过的了。那个‘黑油山’了不得，你给细说说，现在开发得到底怎么样了？”

陈云指指一边正在跟邓小平说话的薄一波：“他管这事，你去问他最清楚。”

于是陈毅走到邓小平和薄一波面前，扯开嗓子，说：“我的副总理啊，我想听听李聚奎他们搞的那个‘黑油山’油田怎么样了？”

薄一波答：“好啊，陈老总。‘黑油山油田’（1965年经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倡议，将黑油山油田正式取名为‘克拉玛依油田’——笔者注）是我们同苏联老大哥合作开发的第一个油田。李聚奎他们干得不错，大前年也就是1955年1月1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给我们中国后，现在归新成立的新疆石油管理局。1955年3月，我们的地质技术员们打了第一口勘探井。8个民族、36名职工组成的一个青年钻井队在当年10月29日打完井并见了油。年底，李聚奎带人去了一趟，布置了全面开发黑油山油田的工作。第二年4月份，李聚奎又派康世恩率苏联专家组和我们的石油专家到了那儿，具体制订了勘探开发方案。等方案确定后，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支援黑油山油田的开发建设了。现在在那儿已经有几万人的石油大军！”

出油情况怎么样？陈毅最关心的是油田大不大。“前景不错。”薄一波点点头，说，“到今年年底应该说具备了油田的整体开发水平。”

陈毅连声叫好：“能出大油，我们的飞机大炮才能叫‘蒋该死’别再拿美国佬的无人驾驶飞机来吓唬人了！”“黑油山”即克拉玛依油田于1956年正式投入开发，当年采原油33.38万吨。到1960年时，已探明油田面积290平方公里，当年生产163.67万吨原油，这是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我国最大的油田。克拉玛依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成为中国戈壁滩上的一个神话，中国的第一座石油城市便是从这儿开始的。在为本书采访时，我国石油事业功臣之一的焦力人老部长曾经一再向我指出，李聚奎来到石油部后不仅使老油田玉门油田焕发了青春活力，发现拓展了青海柴达木油田和新疆的克拉玛依等油田和川中油气田的具体实施工作，而且还进行了包括对发现大庆油田起关键性作用的松辽石油普查工作在内的许多基础性战略部署。

毛泽东对李聚奎到石油部后所做的工作当然心里明白，而且他始终认为李聚奎是个对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实实在在的好同志。但国内外重重压力之下的毛泽东，当时恨不得一夜之间把中国落在别人后面几十年几百年的事都给他做了。故而他对李聚奎领导下的石油部没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生产任务、那种一直游离在人造石油和天然石油之间犹豫不决进而缓慢的“华尔兹”很不满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每年全国的石油产量应是201万吨左右，可到了1957年，李聚奎他们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完成了146万吨，而这其中成本昂贵的人造油还占了“半壁江山”。当时中国一年所需的石油在500万吨左右，国家有限的外汇相当一部分用在了购置石油上。更让毛泽东坐立不安的是，那时朝鲜战争还未彻底结束，前进的坦克和飞机天天要用去成百上千吨原油，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走向。李聚奎的石油部是唯一在“一五”期间没有完成任务的工业部门，这对当时一心想大跃进的毛泽东来说——客观地说，当时国家轰轰烈烈的大建设也紧迫需要石油，如此景况怎能容忍？

50年代时的中南海，我们的开国元勋们除了敬畏毛泽东外，相互之间都很随便，就像长征路上有人逮到一只野兔，哪位战友过来想咬一口就咬一口，咬完后也不用打招呼拍拍屁股走人那么随意。这一天他们在怀仁堂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休息间隙，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正在热闹之中，有人提醒道：看，主席心思重噢！

总理、副总理和元帅及将军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着坐在正中沙发上一言不发的毛泽东，方才热闹纷扬的议论顿时戛然而止。他们面面相觑地猜测着毛泽东到底又在想什么？

换人！得换人！毛泽东突然站起身，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跟彭老总商量商量，让他推荐推荐谁更合适。”说完，毛泽东挥挥手：“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毛泽东走后，怀仁堂里又开始热闹起来，有人过来问周恩来：“哎，总理，主席要换什么人呀？”

周恩来脸上平静地说：“暂时无可奉告。”

众副总理和元帅将军们笑：“又来外交辞令了！”

不能怪周恩来，他是政府总理，中央最终没有确定的事，他不好信口言说。出了怀仁堂，周恩来对秘书说：“给国防部打个电话，我要见彭老总。”

彭老总与周恩来见面并听他讲了毛泽东对石油部部长人选的新动议，彭德怀有些牢骚了：“他老毛怎么回事？李聚奎可是不错的人啊！他到底要什么人嘛？咱们这些人都没搞过工业，谁能保得了把石油的事做得轰轰烈烈嘛？”

周恩来皱皱眉睫，摇摇头：“其实不把石油产量搞上去，我这个总理压力也是大啊！主席的心思是想找个能善于打开局面的人。”

彭德怀听后习惯地抬起右手，将张开的拇指和食指搁在下颌，又用左手扶住右胳膊，思索起来：这找石油就像打仗时啃块硬骨头一样，还真得找个能打硬仗又得是会打硬仗的人哟！彭德怀自言自语起来：“军队这边还有这样的人吗？按说应该有吧！可到底谁能顶得了李聚奎这副重担，又能让主席满意？”彭德怀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构架成的“八”字形手势，搓了搓粗壮的胡楂。突然，他的眼里放出光亮：“他行！”

周恩来忙问：“谁？”

彭德怀说：“我的总后政委余秋里。”

周恩来一听，那两道浓黑的眉毛顿时一展：“好！好好！这位独臂将军年轻，又能干，关键是他正是主席需要的那种能打开局面的人！这一点最关键。彭老总，你可不准后悔啊，我现在就去向主席汇报。”

彭德怀笑笑：“我有啥后悔的？老毛他要人，我彭德怀啥时候没满足过他？再说我的部队也急等着要油！没油，我的坦克飞机还有军舰都成了一堆废物嘛！”

周恩来笑着与彭德怀元帅扬手告别，临走时他说：“我会在主席面前说，你彭老总一直是最顾全大局的。”

丰泽园。1958年“立春”后的一个平常日子。

午后时分，一辆天蓝色的华沙牌轿车悄然停在门外。一位中等身材、佩着中将军衔的军人从车内走出。等他仰头看门口上方“丰泽园”三个字时，我们便可以看清他的面貌了：脸庞显瘦，五官清秀，虽然年轻，却依然可见久经沙场者的那种特有的稳重和大气风神。他收回目光的同时，迈出有力的双腿往菊香书屋走去。只有他甩动的一左一右的两个衣袖特别，一边非常有力，能感觉“飕飕”生风。而另一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则搭塌在腰际的衣缝上，不见任何动响。

卫士长李银桥此时正从菊香书屋的门内往外走，他先见到的正是将军左右两侧两只完全不同的衣袖，卫士长甚至有些愣呆地看着那只空洞洞的衣袖而吃惊……“卫士长，主席在房间吗？”将军问。

李银桥一惊，忙从那只空洞洞的衣袖上收回目光，有些歉意地向将军说：“噢，是余政委来啦！主席刚醒，正在里面等你呢！请跟我来。”卫士长走到里面的一个门口前止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将军径直往里走去。“报告主席。我来啦！”将军毕恭毕敬地向里面的主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坐在沙发上正在点烟的毛泽东，微微仰起头：“好，是余秋里同志！”毛泽东满意地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中将，起身与其握手。虽然毛泽东没有正面去看爱将左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但他的眼里分明颤动了一下：是啊，人总共只有两只胳膊，可他则少了一半……毛泽东的心头一阵酸痛，但这是谁也不会觉察出的。这只有我们的主人公心灵里感觉得出，并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毛泽东那份对将士的慈祥爱悯之心。“总理和彭老总推荐你当石油部长，听说你有些想法喔？”菊香书屋的主人说话时虽然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却总有一种强大的磁性，能在瞬间把一个人的情绪掀到天上，也能推到十八层地心。将军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

这是哪一年的事？对了，一晃就是10年了。将军的脑海里一闪，就像昨天的事。那是在延安窑洞里发生的事。年轻的将军在那会儿更年轻，30岁才出头无几，却已是身经百战的骁勇指挥员了。“今天把你从前线请到窑洞里来，就想听听你的‘诉苦三查’是怎么搞的。”毛泽东那时抽的是驼牌烟卷，将军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在给自己点烟时问他抽不抽烟。

将军那时虽也是久经沙场的“老长征”，但在延安革命圣地的窑洞里，尤其是在自己的最高统帅面前，他是绝对的“小字辈”。毛泽东的问话，叫他有些不好意思。“抽吧，烟酒不分家嘛！何况今天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把一支驼牌烟放到了他的面前，并且正欲拿火柴盒给他点上。将军赶紧接过火柴，动作麻利地将火柴盒夹在左腿，然后右手抽出一根火柴，“刷”地划着了火，将自己嘴上的那支驼牌烟卷点燃……“嚯啊啊……”不知是猛一口吸得太猛，还是根本就不习惯烟味很凶的驼牌烟，反正有着几年烟龄的将军第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抽烟就露了个嫩。

毛泽东和几位老总哈哈大笑，连声说：“还是嫩。”

倒是肖华出面给将军解了围：“人家江西老表习惯吸自己卷的土烟叶嘛！”

将军虽然当时在表面上对肖华非常感激。可从那时起，他抽烟的水平骤然增长。不仅后来他“制服”了驼牌烟，而且在见毛泽东进城后习惯抽“大中华”后，他也跟着榜样吸“国烟”。“一生只有这点爱好，你再管那么严，我还活个啥劲？”当妻子嫌他抽的烟太贵时，他生气了。

烟，是战争带给许多将领的兴奋伙伴。烟，是许多没有别的爱好者的全部爱好。

伟人的烟瘾一般都有非常水平。将军则是受了统帅的感染而使自己的烟瘾与日俱进的。

那一次在延安窑洞里是余秋里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他对毛泽东的言行举止特别是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思想和精辟分析问题及把握大局方向的真知灼见，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余秋里认定，像自己这样一个农家娃娃出身、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又没念多少书的“红小鬼”，即使将来当了大将军或再大的官，有毛泽东在，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照着其指明的方向走就是了。余秋里后来的一生也正是这样走的，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崇拜，转向了后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执行得不折不扣之中，转向了对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理解和实践之上。

同样，毛泽东从第一次与余秋里面对面接触后，就有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看到这位年轻骁勇的旅政委也当过很长时间军事指挥官的独臂爱将，其身上不仅有贺老总、彭老总对战争艺术理解和运用自如的遗风，而且还是个善于思考、见地独特、方法讲究的优秀政治工作者。“此人是个将才，以后必大有可为。”毛泽东在听取余秋里汇报新式整军时，悄悄对身边的几位军委领导和中央书记这么说。“好。你们的做法，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再次向余秋里递过一支驼牌香烟，然后带着几分爱悯地问：“你这左胳膊是在长征路上打掉的？为啥当时没保下来？”

余秋里听了最高统帅的这句问话，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捏住空洞的左袖子，非常随意地回答了一声：“是的，那时天天打仗顾不上。”

倒是坐在余秋里身边的任弼时很动情地向毛泽东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贺老总跟我说过，秋里的这条胳膊掉得很可惜，要不是当时条件不允许，也不至于后来锯掉……”

毛泽东听后憾叹地：“我们的队伍中还有几位也像你这样缺腿断胳膊的，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啊！”

余秋里本来早已忘了自己比别人少只胳膊的事，可看到毛泽东说此话时，眼里闪着泪花，他的心里跟着“咯噔”了一下。“以后要多注意身体。”这是延安窑洞里毛泽东的声音，立即把余秋里的思绪从战争中拉了回来。“是。主席，我可以回部队了？”余秋里站起身。

毛泽东点点头。“敬礼。”那只少了胳膊的空洞洞的衣袖，一直在毛泽东眼前晃荡着，而另一只有力的右胳膊甩动着有节奏的动作，也一直在毛泽东的眼里，直到消失于延安枣园……“主席，我是怕石油部长这个担子受不起嘞！”现在，将军又与最高统帅面对面坐着说话。不同的是这回只有他们俩人，又是在安静整洁的房子里说话。“哦？余秋里同志是这样说的吗？”毛泽东从嘴边取下烟卷，眼睛直瞪瞪地看着笔挺坐着的中将同志，带着他特有的幽默调侃语气，笑言道。“是这样，主席。”余秋里的表情严肃有余。

卫士长轻轻地进来给俩人沏茶，又轻轻地退出。他听到身后毛泽东爽朗的自言自答：“秋里秋里，你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啊！”“主席，我这个名字其实很土。小时候家里穷，请不起先生起雅名，所以家里人就把我叫狗娃子。后来参加了红军，领导问我叫啥名字，我说不上来，又问我是啥年月日出生的，我回答说我妈说我是割谷子后的秋里生的。领导一听就说，那你就叫余秋里吧。”

将军的话引来毛泽东一阵爽笑：“好嘛！秋里这名字蛮好的，秋天总是个丰收的季节，又是火红的岁月……”“嘻嘻，主席你说好就好嘛。”毛泽东书房里的将军，这回又变成了一副实在又有些可爱的样儿。可一想到刚才的话题，他又犟起劲来：“主席，我们的高级干部多得很，您随便挑哪个都比我强嘞！”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顺手给将军递上一支烟——这回是“中华烟”。而将军见最高统帅现在住的屋子满是书籍，也不再像当年延安窑洞里第一次接受最高统帅递烟后动作麻利地将火柴盒夹在钩起的左腿里划燃，现在他先将烟卷叼在嘴上，然后又用右手将火柴盒搁在茶杯底上顶住，再划着火。这个动作显然有些拙劣。

俩人开始对抽。

毛泽东思绪有些回闪。他对眼前这位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出任新的石油部长，是早已首肯的。一两个月前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筹备会上，当他询问周恩来关于接替李聚奎的石油部长人选确定了没有时，听周恩来说准备调余秋里时，毛泽东就已经点头说：“行，这个同志行。”现在，毛泽东需要亲自跟他谈一谈，因为石油在毛泽东心中占的位置太重要了，他对新部长寄予厚望。“人家选了你嘛！”毛泽东说的是“人家”，其实他心里的意思是“你也是我选的人嘛”！

将军听出毛泽东调他出任石油部长的决心很坚定，好像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于是来了个“苦肉计”：“主席，我听说那地方很复杂，我又没学过工业知识嘛！”

看着“小字辈”一副苦相，倒是让毛泽东想笑，可他的脸上依然慈祥中带着几分威严：“我们这些人都是打仗过来的，建设新中国谁都没干过嘛！老祖宗那儿也没啥可学的哟！当年我们长征时走雪山过草地，拖着一根破枪，许多人还是马夫、炊事员，可后来革命需要，他们都成了大军事家、战略家！你可比他们强多了！二十多岁就当了红军团长、团政委，后来又当过独立旅司令、政委，解放后又是军校的领导、我们军队的总财务部长，会带兵、会算账，又能做政治工作，我看你当石油部长很合适。”

将军不再坚持了，只是朝毛泽东憨笑。

毛泽东的神态也由慈祥中带着威严变成了慈爱中夹着浓浓的和蔼：“今年你多大年纪？”“43岁。”“你年轻嘛！”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迈开步子在书屋有限的空间里走了几步，将军随之跟着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目光随那高大的身体移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学习知识，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法宝。过去我们的任务是打仗为主，现在不同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所以我们必须放下架子，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搞经济、搞油其实跟打仗也有些一样，既要有战略思想，又要有不怕敌人、勇往直前的决胜精神。哎，秋里同志，你说对不对？”毛泽东突然立定，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问将军。“对，主席。”将军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于是不由得耸了耸两只肩膀，顿时宽阔肩膀上两颗闪闪耀眼的将星照着了毛泽东的眼睛。“呃，你是不是不愿意脱军衣呀？”毛泽东像发现什么似的问道。“不不，主席，我、我没有那么想。”将军真的不是想这回事，他刚才脑子里的一个闪念是：我会服从主席和总理的安排，可要是干不好石油部长，就让我还回部队。他本想向毛泽东说这话。

毛泽东笑了：“你不这么想，可我得为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想啊！你放心，中央已经作出决定：部长以上的干部调动，不是转业，是党内的分工！”毛泽东说到这儿，又带着几分神秘之色向年轻的将军凑过来，说：“不过你要是转业，还可以发一笔财哩！”

将军立即憨笑地：“主席我可没想过这事。”“好，就这么定了。你跟李聚奎同志换一换，他比你大18。你年轻，精力充沛，正是干事的好岁数。李聚奎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回总后也是干老本行，有经验。你们俩交换一下这很好。”

这时，卫士长进门报告：“主席，总理和陈云、小平等同志已经到了。”

毛泽东说：“好好，请他们进来吧。”

将军一听，赶忙欲退出，被毛泽东拉住：“你留下留下，他们来找我，也是你的事喔！”

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还有李富春，随即进门。“怎么样，余秋里同志，主席跟你都说了吧？”周恩来笑呵呵地问将军。

将军只好如实报告：“主席都说了。我也只好服从嘞！”

李富春过来将将军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你来石油部，我总算能愁眉见笑颜了！”

将军谦逊地：“还要请李副总理多帮助。”

陈云、邓小平也过来与将军握手：“我们都等着秋里同志给我们几个解难喔！石油上不去，主席会天天拿我们是问的。”

将军挺了挺身板：“请各位领导放心，我一定全力打好石油这个仗！”

毛泽东高兴地：“好，瞧见了没有，我们的新石油部长有股打硬仗而求必胜的作风！”

周恩来接过话，说：“秋里同志，国务院对你的新任命将在几天后的人大会上正式通过。相信你一定能给我们的石油工业打开局面！”“是，总理！”将军抬手向总理、又向毛泽东等领导敬礼。

第二章

玉门、克拉玛依、川中会战，反右、大跃进、插红旗……首度出征的将军部长如同风里踩浪，颠簸跌坠，忽热忽冷。

毛泽东问：“情况怎么样了？”

余秋里十分尴尬：“主席，情况不妙！”

301医院。高干病房。

首长那天从抢救手术室被推出来进病房已经十几天了。今天是拆线的日子。女院长和专家们都来了，大家一起在期待奇迹的出现……

夫人带着女儿赶来了。首长的秘书和管理员也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首长头部缠着的纱布被解下。医生说，首长的手术伤口愈合得还算好。“我爸爸能醒得来吗？都十几天了……”女儿晓红挽着妈妈的胳膊，看着床头安详躺着的父亲，眼泪都快涌出了。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床头的铁栏，显然她不想让女儿和周围的人看出她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床头直挺挺躺着的丈夫，轻轻对女儿说了声：“来，帮你爸换个姿势。”

秘书和管理员赶紧上前帮着一起给首长翻了个身。

女院长和专家将首长的秘书和管理员叫到一边悄悄说：“看来首长要恢复知觉的希望十分渺茫……”

这话被首长的女儿听到。“你们不能就这样下结论！我爸他能醒来！他能！他……”晓红说这话时已是泪流满面。

一旁的老夫人身子微微一颤，如果不是双手抓住床头的铁栏杆，她会被这眼睁睁的事实击倒的。与丈夫相依为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她不相信铁骨铮铮的“老头子”就这样倒下后再不能起来。永不相信。

在她的记忆中，他是座钢铁垒成的山，纵然用机枪、大炮扫射，或者是炸弹狂轰滥炸，他也垮不了的！

刘素阁第一次见到余秋里，就有这种印象。那次见面有些被人硬拉强扯的味道。

200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已是78岁高龄的刘素阁老人非常清楚地对我说了她与余秋里的全部“恋爱经过”：我是河北定县的，十四五岁时参加了八路，在抗大二分校的附中。我们是走着到延安的，走了四个多月，天天要穿过日本鬼子的碉堡城楼。很艰苦，也很危险，可那时我们一心向往延安，啥叫苦都不知道。后来抗大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在军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那时我很高傲，个头也高，比较出众（一定是亭亭玉立——笔者插话，刘素阁老人自豪地笑）。有人就开始打我主意了。有一次政委问我为什么不找对象，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对象？那时部队首长多，当兵的女同志好像就该一定要嫁人似的。我没这么想，所以反倒被人觉得奇怪了。再有一点，我心里不想找那些老红军当自己的丈夫，我嫌他们是“红军老大粗”（刘素阁老人说到这儿又笑）。后来政治部的李贞部长来找我，她是女红军，解放后毛主席授予的第一个女将军。她要给我介绍对象，起初我也不同意，她就不停地磨我。没法，我说那就见见吧。李贞部长他们事先给我介绍了许多余秋里的情况，说他如何如何地好，是个年轻的老红军，打仗特勇敢，是功臣，还特意说少了只胳膊。我倒对这些没在意。有一次军区开各战区干部负责人会。领导们都住在山上，我们在山下。有一天开会的领导们休息，三三两两地站在山头上闲聊。李贞就带我去“相亲”。余政委他自己不知道我在山脚下看他——那时他是旅政委。我站在山下往上二三米看，看到一个挺干练精瘦的人，一只衣袖空荡荡的。李贞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之后李贞又带我说去“串串门”。那是个下午，在一座窑洞里，有余秋里他们四五个人。余秋里第一次见我时笑眯眯地跟我说话，问了一下好。我说“政委好”。就这么着我们算谈成了，当时他31岁，可我们俩人站在一起他显得个头挺小的，我一米六八，比他高似的。第二次我们见面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他们开的那个会议结束时，我们就结婚了，从认识到结婚才一个来月。结婚时我抱着一床被子就过去了，那被子是贺龙送的……

一个亭亭玉立、英姿飒爽的女八路与一个骁勇精干、一脸笑眯眯的年轻老红军就这样结合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在“女八路”妻子的眼里，丈夫始终是在整天忙碌工作，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一部摧不垮的机器。

现在，刘素阁看着直挺挺躺在床头的丈夫，千呼万唤听不见她声音的丈夫，她从来没认为过丈夫是倒下了，她只觉得丈夫一辈子太累了，是太累了后才想彻彻底底躺下休息而唤不醒的。她更不相信丈夫没有向她交代任何一句话就这样向她告别……

不会的，他不会这样的。刘素阁喃喃地坐在床边，将手轻轻地放在丈夫那个布满刀痕的头颅上。她的手有些发颤：这是个什么样的头颅啊，长长的刀痕，一条又一条，脑壳骨上也是无数处不平起伏……妻子的手轻轻地移动在这些长长的刀痕和凹凸不平的颅骨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疼！疼死我了！青壮年时的丈夫，不止一次地蜷曲着身子、双手抱着头，在床上痛苦不堪地滚打着——那是又一次旧枪伤在发作。

在一场挣扎的大汗淋淋之后，丈夫有气无力地指着身上一块块战争留下的伤痕，告诉她那些惨烈而传奇的战争经历，特别是第一次头部受伤的过程……“南征北战几十年，你都死里逃生了。这回你也应该过得了关的呀！醒醒吧，快醒醒，孩子们都想跟你唠唠嗑，都想再听听你以前没时间讲的石油会战故事呀！”以前，刘素阁知道丈夫有忙不完的工作，而且都是国家大事，可现在有时间了，你咋就不说话了？啊，你醒醒，哪怕醒过来给孩子们说上一句话，说上一句你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大庆会战呀！“妈妈，快看：爸爸的脸色出现变化了！”女儿突然惊叫起来。

病房内顿时一片兴奋：可不，数十天昏迷未醒的首长，此刻脸上的肤色出现一层红晕，像闷了多少话要说又一下说不出、吐不尽——他的整个身体和五官却依然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洁白的病床上……

有人说，植物人也会有知觉和感应的，尤其对亲人和特别熟悉人的声音会有反馈的知觉和感应。

首长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他们的全部希望所在。“余秋里同志，情况怎么样啦？”毛泽东不知什么时候在余秋里的后面将他叫住，盯着这位上任一年零两个月的石油部长，不轻不重地问了句。

余秋里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心头“咯噔”一下：要命！越想躲越躲不过去了。原先，他以为此次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看着毛泽东整天忙着收拾去年“大跃进”留下的一大堆问题顾不上过问石油工作，心里多少有些侥幸自己可以逃过一劫。现在看来完了！年轻的石油部长此刻叫苦不迭：毛泽东太厉害了！滴水不漏啊！

情况怎么样？糟透了！糟得不能再糟了！此刻的余秋里，恨不得掘个地洞钻钻！可这是豪华的上海滩最有名的宾馆，地面铺设着崭新的地毯，墙顶也是用的进口天花板，连房子的四壁都还用印花的布包着。此处无地洞，无洞之处可真苦了我们一生刚强好胜的余秋里。

情况确实糟糕，比想象的还要够呛。

石油部新任部长知道毛泽东问的“情况”是什么，当然是川中石油的情况喽！余秋里一生没有闪失过，而这是唯一或者是让他最难堪的一次丢尽脸面的“遭遇战”。

脸面丢在他对上任石油部长后求胜太心切，丢在他对石油规律的陌生，也丢在川中地下情况“狗日的”太狡猾上！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他余秋里个性和指挥风格上的问题，而这种个性与指挥风格其实也是他以往指挥战斗和后来能够在大庆、胜利、渤海湾为中国石油工业搞出“大名堂”的领导艺术特色之一。

少一只胳膊的将军部长到石油部上任后的初始，石油部机关的人对他并不看好。觉得这位大领导平时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没半点儿威严。尤其是那次一般来说能立立自己形象的首次跟部机关上下干部职工们开的“见面会”，开得平淡透了，净讲些大道理，没劲儿。这不，那阵子李聚奎还没搬走，中央安排让他们俩人有一段时间的交接，说穿了就是让老部长“带带”新部长。

有工作人员还传言，这个新部长，“老土一个”。别人问怎么回事？有人就绘声绘色地讲道：“他呀，来石油部的第一天，看到办公室自己坐的椅子是把转椅，便上前摆弄了一下，屁股坐上去后怎么也放不正座位，便气冲冲地叫秘书搬走，随手他拉过一把木椅子，说我就坐这个好。屁股坐上木椅子后，双腿往上一盘，然后开心地笑了：还是木椅子好。瞧瞧，大部长连转椅子都不会享受。够土吧？”

哈哈哈，够土够土！“啥呀，除了土还够窝囊的！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敢摆哩！”几个秘书见新部长来上班后连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敢单独放，竟然像小学生似的坐在老部长李聚奎的同一张桌子的对面，整天捏了个本子，笑眯眯地听老部长讲这讲那。“人家李部长是德高望重、身经百战的上将，他余秋里算啥？年纪轻轻，才是个中将！上将与中将，差个台阶哩！”有人逗新部长的秘书李晔。

个子矮短、像没吃饱过饭而造成发育不良的李晔，听到这样的话，眼睛一瞪：“你们知道个啥！”“嘿，还挺凶啊！”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冲着李晔的背影，“嘻嘻哈哈”地嘲讽了他一顿。

最让机关同志们不能接受的是，这新部长竟然少了那么一只胳膊。虽然大伙儿知道他是在长征路上跟敌人英勇作战时被打残的，“独臂英雄”也让人尊敬。可英雄归英雄，英雄进敬老院我们还是敬重他，要让他来当我们的部长，而且是向地球要油的石油部长，那恐怕太差了点劲儿！有人说，找石油得有三头六臂的本事，他不但没三头六臂，比我们还少了那么一只胳膊！啧啧，唉——等着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再骂我们石油部“光花钱，不下蛋的落后部”吧！

又是一个部机关职工大会。又肯定是以前那一套老生常谈。唉，操那份心干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嘛！于是爱看小说的人掏出了小说，爱唠嗑的聚在一堆唠嗑，女同志干脆掏出毛线打衣服了……原本挺有档次的部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会场变成了一个毫无规矩、毫无约束的“恳谈会”了。

新部长轻言慢语地在台上侃。

干部职工“叽叽喳喳”地在台下侃。

上下一片侃。

新部长在台上侃啥？噢，他是在侃老部长李聚奎如何如何有本事，如何如何能打仗，如何如何资格老。

这还用说嘛！分明是你这新上任的中将部长自己心虚不如上将老部长呗！台下的“侃”渐渐变成了嬉笑、取笑和嘲笑声浪……这等场面，过了约两小时，突然台上传来一句话，这句话倒是让台下兴奋了一通：“休息15分钟！”

15分钟快乐的时间过去了。干部职工重新回到会场，正想继续刚才的“恳谈会”，当他们伸长脖子往台上望去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

刚才还一脸笑眯眯的、身子陷在椅子中的矮短的新部长不见了！换成了一个高高站着的、满脸杀气的、怒发冲顶的将军部长了！“嘭！”一只铁拳从高高的空中砸向桌子，随着麦克风的扩音，震得整个俱乐部大房子“嗡嗡”回响，响得令所有在场的人以为是天要塌下来了！

怎么回事？“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李聚奎同志的事，为啥？是被你们逼的！”拳头又一次重重地砸在了麦克风下的桌子上，“是啊，我知道你们有人瞧不起李聚奎，当然更瞧不起我余秋里嘞！是啊，有人说老革命打仗行，搞石油不行，连个啥叫透渗率、孔隙度都不懂。我是不懂，李聚奎同志也不怎么懂。可李聚奎同志懂的你们懂不懂？啊？！骄傲！我要告诉你们：骄傲，不是个好东西！说轻一点，不能进步，说重一点，盲目主观！再重一点，就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那是要栽大跟头的！”

将军部长说到这儿，把嗓音拉到最高，然后又突然收住话语，一双具有子弹般穿透力的眼睛，扫向全场，扫向每一个角落。

台下顿时一片寂静，静得有位女同志打毛线的针掉在地上也把全场的人吓得心惊胆战。

将军部长抬起右胳膊，端起茶杯，“咕嘟”喝下一口水，稍稍缓了下口气，但依然让台下的人听了记住了一辈子：“今天本来想讲讲石油生产问题，现在不讲了。但有两条在座的每个人都要记住：一条是天然油与人造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坚持以天然油为主、人造油为辅的方针。第二条是在勘探布局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向四川、东北、华北和苏北转移，选准一个地方，坚决打开局面！打开新局面！”

又是一个嗓音拉到最高后的停顿。

此刻台下的人早已看不到台上那人少了一只胳膊，在他们的眼里，他已是一头雄狮，一头可以气吞山河的雄狮！

所有的眼神在放光，所有的心随着震荡的麦克风声而震荡。

一双双久已期待的目光聚到台上，像被巨大的磁场所吸引，想走也走不了。

突然，台上的人将右手高高地举起，那手中是只大信封，印有“石油工业部”落款的大信封。“现在我就讲讲机关作风问题。你们看清楚了，这是我们石油工业部的大信封，是为外国专家的事发往外交部的公函嘞！你们都看看——看看上面都是怎么写的！”将军部长的右手往下一降，将信封放在桌前左右晃动了几遍。

台下顿时一阵骚动，前面的人伸长了脖子，他们看得清。后面的人着急了，干脆站起来，可还是看不清，于是有人就干脆拥到前排。“怎么回事？信封上写的是啥呀？”有人焦急地问。

看清的人连连摆手：“丢丑！够丑的！”“到底写的啥嘛？”没看到的人急得恨不得去抢那信封瞅。“把外交部写成外郊部！”“我的天哪！真够给咱石油部丢脸的！谁他妈的写这混！”“看清了吧？外交部的‘交’，竟然写成了‘郊区’的‘郊’字！同志哥呀，这是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公函呀！你们知道这是哪个部门写的吗？我告诉大家，这既不是机关食堂的炊事班同志写的，也不是看大门的老师傅写的，是我们堂堂石油部的教育司写的！”台上的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哗然。“教育司长来了没有？”台上的声音压过台下所有的喧哗声。

台下有人卑微地应道：“司长请假了。”

将军部长又火了，霍地站起，声音更高：“副司长呢？给我站起来！”

台下前二排中间，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低着头，摇晃了一下站立起来。“顾德勤！”台上的人说这名字时，每个字中间大约都用了零点一秒钟的间隔，这更加让人听了心惊肉跳。

顾德勤，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也是江西老表，与叫他名字的人是老乡，而且据说顾德勤当司务长那阵，其连长就是林彪，一句话，资格老着呢！然而昨天还“笑眯眯”的新部长，今天咋说厉害就厉害呀！“到——部、部长。”看着这样一位老红军战士浑身哆嗦地站在那儿任凭奚落，石油部机关所有工作人员着实开始领教了这位新到任的独臂将军部长的厉害啊！我在采访中，有人告诉我，那天会上许多司局长吓得都恨不得把头夹在双腿中间，生怕余秋里也像“剋”顾德勤那样让自己出丑。

但主席台上的人没有再把别人提溜出来，只是对着教育司的那只“外郊部”信封和顾德勤足足怒发冲冠了20多分钟：“你们这样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像话吗？是像在为革命工作吗？啊？！瞧瞧你们，平时一个个牛啊，咱是石油部机关的，要知识有知识，要能力有能力，谁都不如你们。真是谁都不如你们吗？”麦克风里的声音又震得俱乐部四壁发颤。“这样的工作作风，决不能再下去！一天也不能下去了！”好家伙，那留下的一只右胳膊力气真大哟！麦克风再一次被摔倒在桌子上，差点儿滚到地下。

还是那只右胳膊，一把抓住快要滚下去的麦克风，说：“所有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给我听着：今后，凡是石油部所属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出了事的，我就拿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是问！机关工作是干什么的？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水？那连王八都会干了嘛！这不行。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基层，是油田！是为基层和油田解决问题的。要下去！下到第一线，下到生产、生活的最前沿……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完全是军队一套。军队讲究严明的纪律，严明的任务，严明的责任。石油部长是将军，将军所带领的队伍必定是坚不可摧的钢铁队伍。更何况余秋里的作风是：铁的决心，铁的意志，铁的措施，铁的目标！

平时他对人总是笑眯眯，像弥勒佛一样的笑眯眯，但干起事来有人再这么认为，或者以为他余秋里好对付，那就死定了。他不把你皮扒了，也会让你浑身比扒了皮还难受。

这就是石油部新部长。一个机关作风乱哄哄的、唯一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让毛泽东很是生气的石油部新来的独臂将军部长。

不善，此人不善也！自老红军顾德勤被“剋”后，石油部机关的作风和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上班赶点了，干活认真了——特别是送出去的文件和信封，至少得多看几遍。“如果再有人把外交部写成外郊部，我他妈的就拉着谁到余部长那儿去！”顾德勤满脖子青筋，训斥自己的部下。“顾司长，部长那天批你，你不恨他？”有人私下里悄悄问这位老红军。顾德勤一瞪眼：“恨啥？做错了事就该挨剋嘛！这是我们军队的作风。余部长没撤我职就算便宜了我，我有啥恨他的？哎哎，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按余部长的做法，谁工作不负责任，谁就得像余秋里刮我胡子一样，连肥皂都不打！你们可要听清楚了！”

余秋里刮胡子——连肥皂都不打。这话就这么着传遍了石油部上上下下，而且在我今天上大庆油田、华北油田等地方采访中还深切感受到这种作风至今依旧完好无损地被承传了下来。

那是什么年代？那是中国人饿肚子的年代，那是“苏修”领导人卡我们脖子的年代，那是美帝国主义拉着“蒋该死”不断挑衅我们的年代，还有南边的印度也在不安分地想咬我们肉的年代。离开历史现状和背景说事，只能说明是一种肤浅。

在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头，迅速让人民共和国崛起，是他们的全部心思。当然这种心思在建国后因为太急切而造成了指导方向与措施上的一些过头做法，但它的出发点和本意仍然令我们所有后人必须敬重。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一味指责老一代革命者和建设者在五六十年代里那些激进的做法，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余秋里身为石油部长，他深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石油的关切。石油是国家工业经济的血液，国家越向前发展，石油的作用越加显现出来。

被四面封锁又随时必须应付战争考验的新中国，更是如此。

建国伊始的毛泽东对中国石油的建设所倾注的心思可谓一片苦心。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起步时，毛泽东为了石油问题就多次找来地质学家李四光讨教：“先生，你说我们中国真的像外国专家说的是个‘贫油大国’？”

李四光摇摇头，坚定地回答：“主席，我们中国不是贫油国。我相信我们中华大地上也会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在地底下，关键的问题是要进行调查和勘探。”

一旁的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的地质部长是很乐观的，他多次这么对我们说，我想我们应该有信心在石油方面加强些力量和投入了。”

毛泽东那天很兴奋，一定要请李四光在他的家里吃饭，而且又不止一次地说道：搞石油“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6年，在听说玉门油田开发取得不断进展、新疆地区发现新油田后，毛泽东约见石油部李聚奎部长和部长助理康世恩时又心切地说道：“美国人老讲我们中国的地层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油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们也给我们树点希望吧！”为此，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对分管工业的副总理陈云说，要给每个县配上一台钻机，不信在中国大地上钻不出石油来！

就在1958年2月初的人大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石油部长不久，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工作会议。有名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从此中国走了一段近似疯狂的“大跃进”岁月。

据中国老资格政治家薄一波回忆讲：其实真正的“大跃进”是从1957年的农业战线开始的。而当全国的农村被鼓舞起来后，毛泽东便开始了工业“大跃进”的考虑。大办钢铁便是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受到强烈冲击和影响的第一波“沧海横流”。“十五年内赶超英美！”这是多么豪迈的战斗口号和激动人心的目标啊！毛泽东看着冶金部送到他手上的一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再快一些》的报告，顿时心潮澎湃。因为那报告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国钢铁工业“基点是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真是一首抒情诗！”毛泽东拍案叫好。他在这一年的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上这样赞赏冶金部部长的这一个报告。

中南海，怀仁堂。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此隆重举行。余秋里连石油部几位副部长、部长助理和司局长都还不能叫得上名时，他就被拉到此次党代会上与当时的“钢铁元帅”冶金部打擂。“你去，还是你去。”部党组会议上，有关谁代表石油部在此次党的会议上发言的问题，引起了一点推让。副部长李人俊被一致推荐是发言人，可他本人坚决推让，并冲余秋里这样说。

余秋里笑呵呵地对这位曾经当过新四军供给部长、被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称为“经济学家”的年轻英俊的副部长说：“同志们推荐你，可你让我去有什么理由呀？”

李人俊振振有词地：“第一，你是部长，发言有权威，我是副部长，人微言轻。第二，整个石油战线的职工都等着新部长来鼓劲，你这个时候出来说话正是好时机。第三，你和中央首长熟，你讲话他们听……”

余秋里听完摇头：“这些理由不充分，还是你去讲。”“这……”李人俊还想说时，余秋里站起身，右胳膊一甩：“就这么定了。散会！”临出门时，又回头对李人俊说：“今晚你到我家里，我们一起聊聊怎么个讲法。”随后又扯开嗓门：“哎哎，你们几位部长，也一起过去啊！”

北京东城交道口的秦老胡同。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美的。

余秋里的家和几位副部长的家大多在这条古老的胡同里，他们将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府第各自按所分配的房子住居切割成几片，既自成格局，又相互关联。余秋里是部长，又是中将，当然院子比别人家大一些。特别是他的那间会客室，30多平方米很是宽敞。将军当石油部长后除上班在办公室和出差外，这儿是他最喜欢呆的地方，而几位助手也乐意上这儿与他纵论中国石油江山。副部长们喜欢上这儿，是因为这儿比部机关的部长会议室里要随便得多。“侃大山”嘛，侃到哪儿算哪儿，没那么多规矩。瞧瞧这独臂“巴顿将军”自己嘛，他也喜欢在这儿侃。在这儿，他可以不装模作样地拿部长架势。他可以把自己农民的本性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他爱抽烟，一包包地扔在小桌子上不仅自己一支连一支地抽，而且积极鼓励副手跟着自己学。他一上这儿，就蹭上他那张木椅子，他不爱坐沙发，沙发让给年事较大的周文龙副部长坐。这周文龙年岁高，常常撑不住他们整宿整宿的“海阔天空”乱侃，容易听着听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且呼噜震天。每每此时，余秋里看着睡梦中流着口水哈喇子的周文龙时，就会哈哈大笑。震天的笑声会把周文龙惊醒。“什么事？什么事？你们、你们是不是又有新的决策了？”周文龙在梦中惊醒后总会这样问余秋里。这时的余秋里更高兴，亲自给周文龙点上一支烟，然后对秘书说：“送周部长回家休息吧！”

李人俊副部长不爱抽烟，他对烟味有些敏感。“这帮烟鬼！”实在受不了时，李人俊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侃大山”侃得最晚，与余秋里侃得最投机的是康世恩。余秋里欣赏康世恩的才思和滔滔不绝的话题，尤其是他对石油和石油地质的见解。他们俩人可以侃几小时十几小时，如果不是白天工作和开会，他们可以侃几天几夜。

余、康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侃得最多、最深刻，也是最亲密无间的一对儿。余秋里与康世恩侃时，可以把鞋子扔到前院的小天井里，袜子塞进自己的裤袋里，或者干脆随地一扔，不留神还常常伸出手指去搓搓发痒的脚丫子。这一套“程序”结束后，他便双腿盘坐在那张椅子上，瞪大眼睛，听人讲也自己讲。那情景令人倾情和难忘：你瞧，他认真时会将头和身子尽量地前倾着，一个字不漏地把康世恩倒出的石油知识和地质知识吸进自己的脑子里；他高兴时会从椅子上“噌”地跳下来，直用那只有力的右胳膊，敲打着康世恩：“好好，老康，就照你的意思办！”

康世恩呢，这位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学生在未毕业时就参加了八路军，骨子里有点知识分子的性格。他对从里到外都透着将军气质的余秋里部长，也是特别的喜欢和喜爱，甚至有些崇拜。他喜欢余的雷厉风行，也欣赏余对出了问题后的那种雷霆万钧、干脆麻利的处理方法，更佩服他在决策时那种坚定果断和决策后为实现目标时所表现出的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锐气和战无不胜的作风。

我在采访一位在康世恩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回忆说康世恩生前曾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没有余秋里，就没有我康世恩。”

康世恩说这话绝不是一种奉承，他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一生感叹。

石油系统无人不知“余康”二人。“余康”二人在石油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持，以及彼此的互补，使他们承担的共同事业也变得完美。余和康俩人可称得上中国政坛楷模和中国经济战线的两面鲜艳旗帜。

中国石油工业因“余康”而光芒四射。共和国五十年前的经济历史，也因“余康”而光彩夺目。

现在我们回到余秋里让李人俊上中南海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事。就三千来字，余秋里和李人俊整整折腾了五个晚上，而且也让康世恩等另外几个副部长一起讨论了好几回。石油部的人都知道，余秋里虽说没上过几天学，即使将后来抗大里学的时间加起来也只能算马马虎虎的“初中文化程度”吧，可他写起文件来呀，能把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都折腾死。为了一个字、一段话，他能让你推敲几天几夜。“文件、决议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像吃饭那样少一口多一口没关系，文件、决议可是关系到大局的事，少一个字、多一句话都不行。那会把路走歪的！”余秋里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我到大庆采访时在查阅当年大庆会战的《战报》时看到石油部关于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决议，全文只有400个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据说为这400个字，当年起草的宋惠同志有好几天没睡觉。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李人俊的此次发言，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上了“黑榜”的石油部来说，这既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改过自省”的一个机会，也是他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在石油系统外的一次亮相。但余秋里把机会让给了李人俊。

李人俊知道肩上的担子。将军给他撑腰：“没啥怕的。你只要记住：我们石油部首先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落后。我们要在毛主席面前保证：我们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赶上钢铁大王，他一吨钢，我们一吨油！”“一吨钢，一吨油，我们行吗？”李人俊底气不足。这底气不足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钢铁大王”的冶金部已经实现了年产530万吨，而且他们的口号是要在“十年之内赶超英国”，比毛泽东提出的“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英国”还要提前了几年指标。“当然行嘛！他冶金部是人，我们石油部就不是人啦？他能搞一吨钢，我余秋里就不信我们搞不出一吨油来！他娘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掘穿地球，抱他几个大油田出来，让石油‘哗啦哗啦’地涌！”将军给李人俊打足气。

中南海的“打擂”开始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笑容满面地看着台下1360多名代表和列席代表。而台下代表们则被主席台上的领袖们一次又一次的赞喜目光调足了情绪。有关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南海“打擂”比赛，作家陈道阔作了如下描述，在此引以一用：

……河南、湖北、安徽的代表相继登上主席台，宣读发言稿。他们一个比一个精神抖擞，慷慨激昂。台下的掌声又为他们烘托起热气腾腾的彩云，使他们一寸寸地离开地面，登上那俯视环球的空中楼阁。

冶金工业部代表的发言，把会议上的激情推向了波峰浪尖。他宣布，今年的钢产量坚决达到850万吨，七年赶上英国，第八年最多第十年赶上美国！

……

按照会议程序，下一个发言的是石油工业部的代表了。

李人俊登上主席台。他身个不怎么高，其貌也不怎么扬，但噔噔地颇有精神。他来到蒙着红布的讲台后，按了下麦克风，因为刚才冶金部的代表是个高个子。他抬起头来，似乎把什么忘到台下了，目光在会场上搜索了一下。

余秋里直起了身板，紧紧地盯着主席台。“主席，各位代表。”李人俊口齿清晰，声音雄厚。

1000多人的会场，寂静得犹如旷古空壑，只有李人俊的声音在嗡嗡轰鸣，似乎震落这古老屋梁上的尘埃，陨石雨般地砸在地上。

突然，李人俊的嗓门犹如天崩地裂：“我们打擂！我们和你们冶金部打擂！”李人俊刷地戟指台下冶金部的代表，却像是指向整个会场，“你们冶金部产一吨钢，我们石油部，坚决产一吨油……”

这是掌声吗？听不出是手掌拍出来的声音。山呼，海啸，雷鸣等等，小学生做作文都是这么形容的，可见这些形容词是多么幼稚。但可以肯定，这种令余秋里耳膜胀疼的声音，很难相信是两片骨肉制造出来的。

这个口号是余秋里和他的同僚们在秦老胡同“侃”出来的。当时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场，讲他的钢铁生产形势和计划，颇有特色。余秋里不服气，顺口吹了这个牛。王鹤寿听了直笑。因为当时钢铁产量已达530多万吨，而石油仅140多万吨，还不到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一。王鹤寿侠气十足地说：“你们是小兄弟，以后有难处找我王鹤寿好了！”他说话算数。在后来余秋里组织石油大会战时，尽管他的日子已不大好过，但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援。

李人俊把双手举过头顶，频率很高地拍击着，如被捆着手腕吊着一般。

会场终于平静下来。李人俊拿起讲台上的发言稿，正要讲话，一个湖南人的声音突然出现：“你们行吗？”

李人俊一怔。

余秋里也一怔。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望着李人俊。

余秋里刷地站起来……“行！”

人们听到的是李人俊的声音。因为他对着麦克风，或者，余秋里根本就没说。

毛泽东鼓掌了，而且是带号召性地示意台上台下的人们陪着他一起鼓掌。

周恩来可能一直留意着他的国务院代表们。他鼓掌时，冲余秋里直笑，他大概看见余秋里罚站似的起立过。

那会儿的掌声和这会儿的比起来，简直是小巫之于大巫，河泊之于汪洋……

其实余秋里八大二中会议上出头露面，是有他的深思熟虑的。他是想日后在中央领导和那些打“擂台”的兄弟省长、兄弟部长面前打个出其不意。这是军人惯用的手法。你嚷嚷时，我默不作声；你取小胜时，我依然默不作声。你欲取之大胜时，我则来他个惊天动地。这才叫英雄本色，将帅之气。

多少年过后，我们再审视一下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时的形势，就会看到一个事实：这位独臂将军部长其实一上任就被推上了一匹飞跑的战马上。你不快跑是不行的，你不飞奔也是不行的，你只有豁出命乘势飞跑才行。

因为此刻的毛泽东主席正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一起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建设共和国的激情中燃烧着。尤其是毛泽东，在经历了1957年的反冒进，经济形势出现较好转变，全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热情蓬勃高涨之后，毛泽东十分欣慰地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9—351页）接二连三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毛泽东更加以为有必要调整国家的经济建设步伐，“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而当以冶金部为“钢铁老大”的不断提升钢产量速度之后——原先十五年钢产量超过英国的指标在几个月后竟然在一些“烧”昏了头脑的人一再坚持和保证下，说“完全可以用更短时间”而且短到只需五年甚至两三年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钢产量的影响下，毛泽东连续批评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的“反冒进”和他们缺少朝气，太多暮气，使得全党对经济速度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1月，毛泽东把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叫到南宁开会。每天开会，一开就过半夜，而且他在会议期间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能不承认一点，当时新中国在接连完成几个“政治革命”阶段之后，毛泽东大抓经济的思想和措施，确实带来令人耳目一新和鼓舞人心的形势。这个月底，毛泽东从广州回到北京，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集中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激情澎湃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毛泽东传》，第781页）

毛泽东以其天才诗人的气质，把中国人的建设劲头全都调动了起来，而他本人则在这种激情中更加热血沸腾。看看这一年毛泽东的行程，就会发现，他几乎将全部心血花在了调动全国的建设热情和推动国家大发展上：2月份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尚未结束，他就利用会议间隙跑到了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调查，并短短四天跑了四个城市。2月18日他赶回北京，又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119人叫到身边开会，这一天正是春节。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笑容满面地对他的属下高谈阔论道：今天的会就叫“团拜会”。一说到目前的生产高潮，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现在这个高潮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见过。”3月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飞往西安，下午到达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田家英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及被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等也被邀去开会。成都会议一开就是18天，毛泽东先后作了6次重要讲话，而且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特别说了下次中央会议要重点解决工业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毛泽东传》，第803页）。

余秋里虽然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对毛泽东和中央普遍关注的工业与工业经济速度的精神是非常清楚的。在“成都会议”开幕前一天，余秋里在北京六铺炕石油部大楼里的党组会议就开始了，开得同样热火朝天。此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确定石油部第二个五年计划战略重点的一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思想：一是中国石油要以开发天然油为主攻方向，二是石油勘探向东部转移的思路。同时在全国确立了10个战略勘探区，除准噶尔、柴达木、河西走廊、四川、鄂尔多斯和克拉玛依外，要开辟5个新区，它们是松辽、苏北、山东、贵州及吐鲁番，其中松辽、苏北是重中之重。“东方不亮西方亮。国家不是现在非常缺油吗？那我们就挑肥肉吃！哪儿有肥肉，就往哪儿冲！”余秋里爱吃肥肉，所以用“挑肥肉吃”来鼓舞他的同事们。这让原先在石油系统占少数派的康世恩特别受鼓舞。“余部长，我告诉你啊，四川那儿有肥肉吃！”白天在部机关开完会，晚上康世恩没来得及进自己的家，就直奔余秋里的家。进门就往沙发上一坐，指手画脚地给新部长摆起“龙门阵”来：“你可不知道，那儿的油可是大有希望！去年春节，我上巴县石油沟，正好巴9井发生井喷，火柱从地底的一千多米深直喷到地面近百米高，那气势大啊！”

余秋里像是真见了肥肉一样，张着嘴巴，满脸惊喜地问：“这么高啊！后来呢？这火天天这么烧啊？把它弄住多好！”

康世恩端起余秋里的茶杯，往自己的嘴里倒：“后来、后来正好我陪同苏联专家上那儿去了。可我们自己不懂呀，看了这冲天大火，又是高兴又是心疼，高兴的是看到了油，心疼的是大火把多少油气给烧掉了呀？可又不知怎么办！苏联专家阿鲁德热夫说，可以用空中爆炸灭火的办法制止油气。”“空中爆炸？怎么个爆炸法？”身经百战的余秋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便异常好奇地追问康世恩。“就是把几百公斤的炸药吊到火柱的顶端，然后猛烈一爆，压住井口的油气，再用泥沙等物封住井口……”“成功了吗？”“成功了！”“好嘛！哎，老康，现在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啦？”就在余秋里询问康世恩时，秘书匆匆从外屋进来报告：四川方面有捷报。“快说快说！”余秋里“噌”地从木椅上跳下来，连鞋都没顾得穿。

秘书说：“龙女寺2号井今天喷油，一天喷了60吨！”“哈哈哈，老康，那儿真有油啊！”余秋里兴高采烈。

康世恩则忙着问秘书：“其他几口井的情况呢？”

秘书回答：“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康世恩一听，脸上挂满胜利的期待，伸手抓起余秋里的烟盒，点上一支烟后，转身就出了门。“哎哎，老康，你别走嘛！今晚我请你吃红烧肉嘛！”余秋里抬起右手想拉住他，却没拉住。

门口外，传来另一个声音：“让他走吧，肥肉留给我吃。”余秋里探头一看，是后院的胡耀邦同志进了他的门。“哈哈，是我们的青年团书记啊！好，今天我请你吃红烧肉！”余秋里拉住胡耀邦就往厨房里走：“素阁，红烧肉做得怎么样了？”

吃完红烧肉，党组的会议继续开。那时，从上到下的会议特别多，会议也是工作嘛！毛泽东的工作就是主要靠会议来完成的。余秋里继承了毛泽东的某些风格。而此刻的四川方面也像是有意给新来的部长添喜，几天内捷报频传：继龙女寺2号井喷油后，12日南充3号井又见油喷，日产达300吨！16日，蓬莱1号井也出现喷油，日产100吨。三井所处三个构造，相距200多公里，这意味着石油部上下盼望已久的“大油田”就在眼前出现啦！“我们找到大油田啦！”“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

石油部大楼里沸腾了！鞭炮和锣鼓齐鸣，震得四周居民跟着热闹了好几天。那时石油部还有一帮苏联专家，他们同样一个个欣喜若狂。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没有帮中国人打出油来，很没有面子，连自己国家的部长会议主席都批评了他们。这回四川频频报捷，苏联专家们总算一扫脸上的阴云，他们把康世恩叫去畅喝伏特加酒，把不胜酒力的康世恩灌得大醉，然后抬着他满街跑……

3月27日，正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没有打招呼，突然兴冲冲地赶到四川隆昌气矿视察，并且欣然题词：“四川大有希望！”

余秋里得知后，稍稍安排部里的工作，立即与康世恩于4月初赶到四川的三个喷油现场。

这是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首次到石油勘探现场。当他看到隆隆的机台和飞旋的钻机，尤其是仍在壮观喷油的景观，兴奋不已。他从一个井台走到另一个井台，见什么便问什么，恨不得把钻井和勘探知识一下全部装进自己的脑海里。“来来来，抽烟抽烟！”每到一个井台，余秋里便把头上的草帽往旁边一扔，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坐在工人的床铺上，毫不见外地盘起双腿，掏出口袋里的“中华烟”满屋子散……“这就是部长啊？”工人们用油乎乎的手一边吸着难得见到的“大中华”，一边窃窃私语。“啥部长不部长的，到你们这儿，我就是小学生。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讲讲这儿的油是怎么打出来的。讲好了，我再给你们抽中华烟。另外还有肥肉吃！”余秋里一番套近乎的话，说得工人和技术员心里热乎乎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给丘峦碧野的南充大地带来无限春意。“立即通知各地的局长、厂长都上南充这儿开会！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如何集中兵力在四川这儿打个找油歼灭战！老康你说呢？”余秋里听完汇报和几天的现场学习调查，对康世恩说。“我赞成。”康世恩早已求之不得，这四川的勘探工作是他近年花的最大心血，如今已见油了，下一步怎么把地下的储量搞清楚是关键，所以当余秋里部长提出要开“南充现场会”，便立即让随行的唐克司长向各地发出通知。“老张啊，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等开会的代表来了，你要好好介绍介绍这儿的勘探情况，二是把伙食搞得像样点。”余秋里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张忠良吩咐道。“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张忠良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向余秋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余秋里瞅着非常满意，说：“我知道你是石油师的副师长，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哎，抽时间你给我讲讲石油师的情况，你们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支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的钢铁部队。中国石油的希望主要靠你们了。以后碰到最艰巨的任务，我可要用你们去冲锋陷阵啊！”“是。首长，你指向哪里，我们就冲锋到哪里！完成不好任务拿脑袋见你！”张忠良又一个军礼。

余秋里有些激动了，虽然自己也才脱几天军装，但他喜欢部队，更爱听这样的话。部队嘛就要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此刻他想起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那天找他谈话时曾吩咐他：找石油就像打仗一样。要把石油师用好，用在刀刃上。如果什么时候再需要部队，我负责给你！

毛泽东是军事家，是用兵如神的大军事家。在建设共和国时期，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统帅，仍经常喜欢用当年推翻蒋家王朝和打日本鬼子的方法，使用军队和军队干部来承担艰巨任务和特殊行业的战斗工作。他用独臂将军余秋里当石油部长，其本身就是和平建设中的一部分“军事艺术”。

余秋里来到石油部后，深知这支担负国家经济建设特殊任务的找油队伍，长年在野外作战，既独立又分散，以一个机台或一个地质普查队为单位，如何有效组织和指挥这样的队伍，引起了余秋里深深的思考……“我们的找油是以井队为生产单位，所以一切工作在于井队，一切跃进在于井队，各个地区工作做得好不好，也都集中反映在井队。所以，加强井队建设，是我们石油勘探能否取得成功和部、局工作意图能否获得顺利执行的关键。毛主席早就说过，红军之所以艰苦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井队当然还有地质普查队，也应该把党支部建设好，每个井队都要有政治指导员，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南充会议上，余秋里以其军事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提出了石油队伍建设的一个开创性思路。从此，中国石油部队有了“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这是余秋里的创造发明，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在石油队伍中的继承发扬。几十年来，中国石油队伍南征北战，石油部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余秋里的“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从未变更过，即使在80年代曾经出现工业部门统统取消“政治机关”的风潮与机构改革中，石油部仍保留“政治部”编制。实践证明，像石油部这样执行特殊任务的经济工作战斗队，支部建在井队和政治指导员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一条使队伍取得胜利、队伍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余秋里的这一贡献影响着整个石油工业建设，也将继续影响石油工业发展。

然而，余秋里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用其在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那种克敌制胜的娴熟的战争艺术，指挥了石油开发的战役。“既然四川已见油，我们希望尽快地打到大油田。那么用什么办法？我看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像毛主席指挥打三大战役一样，打大会战是可以实现的！你们说呢？”余秋里挥起有力的右胳膊，询问部下。

那时的部下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从部队里来的指挥官，他们太熟悉打仗了。转业到石油战线后，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熟悉而亲切的军事用语了。经将军部长这么一说，顿时一个个热血沸腾，仿佛又可以回到那个战火纷飞、杀他几百个回合的大决战了！“行！我看行！”“我们赞成部长的建议！”“对头，要干，就痛痛快快地干！”

局长、厂长们个个摩拳擦掌。就连整天戴着宽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康世恩也把袖子一卷，高喊着说：“我看行！就打大会战！”

现在轮到余秋里笑呵呵了。突然，会议代表又见他脸色一变，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那张长条桌子上，近似吼着说：“好！现在我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川中石油会战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副组长张忠良、黄凯，参谋长唐克！”“是！”康世恩和张忠良、黄凯，还有唐克，齐刷刷地站起来接受任务，并向余秋里敬军礼。“新疆局的张文彬、玉门局的焦力人、青海局的杨文彬，你们回去以后，要迅速组织最强的兵力，参加川中会战！”“是！”张文彬、焦力人、杨文彬以同样的标准军礼接受将军部长的指令。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军人出身。张文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政委，是他和师长张复振带领全师官兵于1952年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离休前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焦力人，1938年入党的“老延安”，离休前任石油部常务副部长；杨文彬也是位“老八路”，离休前为石油战线的领导之一。

一群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士们，以其军人的特有风格，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拉开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场会战序幕——

一时间，来自共和国几支石油主力部队的勘探队分别从玉门、新疆和青海的油田上挥师“天府之国”。余秋里与康世恩商量后，又作出在成立由张忠良为局长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基础上，再成立川中、川南两个矿务局，并从玉门石油管理局调来一名大员，名曰秦文彩，与四川有名的大地主刘文彩只差一个姓，但秦文彩是位地道的赤贫出身的革命者，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柴烟白塔，绿肥红瘦，嘉陵江畔的川中土地上，100多台钻机，在7条地质构造上威武雄壮地摆开战阵。而康世恩对秦文彩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在已经见油的南充、蓬莱、龙女寺三个地质构造上迅速拿出20口关键井，作为整个会战前的勘探主攻任务。“大油田、小油田，就看这20口井出油情况了！”康世恩雄心勃勃地说。“可我觉得川中这样的地方，地质复杂，不宜如此大动干戈搞会战。最好再等等已经出油的几口井观察一下为妙。”年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李德生面对一群将士出身的军人指挥员摩拳擦掌的架势，提出了不同看法。

康世恩的眼睛一下瞪大了：“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梗着脖子，说：“我还是坚持等地质情况弄弄清楚再大干也不迟。”

康世恩一下火了：“不迟？你不迟我还觉得迟呢！”然后问余秋里：“你是部长，你说呢？”

余秋里本来是坐着的，听康世恩一问，便“噌”地站起来，大步走到李德生面前，两只眼睛凶狠狠地盯住对方，声音是从鼻孔里出来的：“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是知识分子出身，哪见过这阵势？吓得直冒冷汗：“我、我是说不能蛮干，要干也得等地质资料都收集齐了才好决定怎么干嘛！”“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看得出，将军部长是硬压着心头不满。“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扯淡！等你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李德生大汗淋淋。

康世恩在一旁对生产一线的干部们挥挥手：“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战场已经摆开，不能有任何动摇！”

两位军人出身的指挥官深知决定了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就实现不了战役意图。

余秋里见川中战局已布置就绪，便对康世恩说：“老康，看来我们得抽出时间专门关注一下东北那边的事了。”

康世恩频频点头：“我也这么想。听说地质部那边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

余秋里一听又来劲了：“是吗？既然这样，咱们也得赶紧动作！小平总书记不是指示我们千万要注意做好战略、战术和战役三者之间的关系嘛！川中会战可以说是我们今年争取拿出产量赶指标的战役，而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三个主力油田生产基地是我们只要采取有效的战术就能抓稳产的地方，东北松辽则是我们今后有可能搞到大油田的战略方向。与战术和战役相比，战略对我们石油工业发展更具有关键性意义。走，立即回北京研究松辽的问题！”

早期的找油，有点像瞎子捉迷藏的味道。浩浩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千把台钻机、几万地质队伍就像天上撒下几粒芝麻粒儿，真可谓微不足道。但不管是瞎子捉迷藏，还是天女散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自己脚下开出“哗哗”直冒的大油田，既是做梦也在想的愿望，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有便是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刚在朝鲜战场丢了面子，仍不甘心，便不断借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残余势力，在我东南沿海进行捣乱和挑衅。毛泽东决意要给美国人和“老蒋”一点颜色看看，金门一带变得战局十分紧张。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战，舰船和大炮离不开用油。余秋里虽说已离开军队，但老帅和国防部的统帅们时不时地询问他：油找得怎么样了呀？这无疑给将军部长增添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是石油部门的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体会不到的。

余秋里承受的压力还在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大跃进”的政治压力。“干脆，今年的钢铁产量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嘛！”余秋里在川中刚刚安排好战局，欲求本年度力争完成好国家交付的年度石油计划，而毛泽东此时又在北京下达了这一新指标。

石油部长叫苦不迭：本来李人俊代表石油部党组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喊出的“一吨钢一吨油”还可能有点儿戏，这回毛泽东又把钢铁指标“翻一番”了，不等于要他余秋里命嘛！更严重的问题是，那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民炼钢铁”狂潮，已经刮到连搞石油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钻机与地质锤的地步了。

余秋里回到北京，见自己的石油部大院内烟雾弥漫，人声鼎沸。一边是一群机关干部架着几口大铁锅说是在“炼钢”了，“原料”来自各家各户包括机关后勤处那儿搜集上来的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是做饭的锅、烧水的壶；一边是勘探司的人在后院搭着几台像食堂灶台一样的人造炼油炉……真是好不热闹！“炼了多少钢水出来啦？”余秋里眯着眼，走到“炼钢”同志那儿问。

炼钢者皱皱眉头，踢了踢甩在一边的几块像马蹄形的铁块，胆怯地：“部长，就这么点儿，可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

余秋里又皱着眉头走到“人造油”炼场，问：“搞出几滴油了？”

炼油者提出一个铁桶，不好意思地：“部长，我们可没有马虎过，这玩意儿它不怎么出油呀！”

余秋里脸色一板，站在大院内吼道：“你们听着，立即给我把这些破破烂烂的玩意儿统统扔了！有力气就给我使在找油上！以后谁再吃饱了撑着干这些玩意儿，我就把你们赶到玉门、赶到青海去！”

石油部大院顿时重新变得清净和干净了。

但有一位干部被余秋里叫住：“鲍副主任，你躲什么呀？”

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被余秋里抓住了。这位老红军只好苦笑着走到余秋里面前：“余部长，你有什么吩咐？”

余秋里瞅瞅四周没有人，便悄悄问道：“我上次让你种的小麦怎么样了？”

鲍建章瞪大眼睛：“你真让我种麦啊？”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你以为还是假的啊？”

鲍建章喃喃道：“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余秋里的空袖子一甩，扇出一阵风来：“谁跟你有闲心开玩笑！告诉你鲍建章：你不仅要给我种上几亩地，而且还要严格按照人家的先进经验，该怎么施肥，怎么中耕，怎么深翻，你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那个密植。别给我搞稀里马虎的。”

鲍建章一脸苦相地：“余部长，你到底想干啥呀？我弄不懂嘛！”

余秋里两眼盯着眼前的这位满身枪伤、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战友，对天长叹一声：“我要是弄懂了还叫你种狗屁麦田嘛！愣什么？没听懂？那我就再告诉你：人家不是报纸上天天在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产多少粮吗？我倒要看看到底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我们不亲自实践一下，怎么可能知道到底能产多少粮嘛！”

原来如此。鲍建章恍然大悟。“好，我立即组织人员去农场播种。然后再把收割的产量告诉你。”鲍建章终于认真起来了。

这就是余秋里的作风，什么事不实践他不相信。实践了是熊是狗，你再要他指鹿为马就是砍他的头也做不到。

这事还真让余秋里碰上了。不久，有一次余秋里参加中央会议时，在休息室的走廊里，冷不防有人在他身后叫住他：“余秋里！”他转过头一看：哟，是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正边聊边向他走过来。“主席。”余秋里习惯地举起右手敬礼后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蔼可亲中带着几分威严地说：“刚才我们几个在议论一件事。你说说，这个粮食高产，到底一亩能不能打一万斤呀？”

余秋里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在当时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可得有“艺术”，何况是在毛泽东面前。人民日报把河南、山东等地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上了头条新闻，有的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哩！你说怎么回答？但余秋里就是余秋里，他的心里“咯噔”一下之后，立即恢复了正常心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主席，我是庄稼地里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的。”

毛泽东的眼角往上挑了一下，没有说话。倒是旁边的一位领导人对余秋里说：“你没见过，不等于产不出来。没一万斤，6000斤会有吧？”“瞎扯！”余秋里心里骂了一句这位放“卫星”出名的领导。什么6000斤一万斤的。余秋里是打仗出身的将军部长，在战斗上的每一次激战或者迂回战，都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此他养成了干什么事不能掺半点假的作风。此刻他心想：一亩地能产多少粮，我余秋里知道，前面提到的他为啥让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那么认真去种麦子？余秋里要的就是看看到底能不能产“万斤粮”。老红军鲍建章后来理解了部长的心思，于是在东郊和北郊两个农场分别种了两块麦地。北郊的那块麦地完全按照当时被一些地区吹得神乎其神的所有“革命技术”，又是深翻土地，又是狠施基肥，更是拼命地密植……可最后长出的麦穗像狗尾巴草似的可怜样儿，让人又气又好笑，不仅没有出现“万斤粮”的奇迹，而且几乎是种子粮都没有收回。东边的那块麦地是按照余秋里的指示，请了一位老农当顾问，按照农民通常的种植习惯，小麦长势硬是不错。收割时，余秋里亲自到场，命令颗粒归仓，最后过磅一称，991斤。“努把力，1000斤，甚至再多一点是有可能的。”那位老农事后对余秋里说。

余秋里干事就这么认真，蒙他或者让他对不了解的事胡说一通，杀他的头都难做到。

换了平时，按余秋里的脾气，真要和那个信口雌黄的爱放“卫星”的领导争执起来了，但毛泽东在场，余秋里强压脾气，他像当年打仗回来向首长报告一样，极其认真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家祖祖辈辈种地，我知道一亩地能打几百斤粮，就已经不得了啦，要是一亩地收割一万斤，那农民的屋里哪放得下那么多粮嘛！”

毛泽东笑笑，不说话，低头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像下达命令似的对几位身边的领导同志说：“一万斤也罢，6000斤也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田用铁丝网包围起来，再派上解放军站岗放哨，收割时也让解放军收割，然后过秤，一秤一秤地过磅，是一千斤就一千斤，是一万斤就一万斤！”

余秋里当时觉得毛泽东的做法对，要不谁都在那儿胡说八道地乱放“卫星”。但毛泽东这么严厉的措施没有人落实下去，而他本人是不是真想这么做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是知道的，他毛泽东此刻最想要的是把人民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这热情后来确实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调动了起来，甚至差点把整个中国都烤糊了。

别人的事没法管。这时的余秋里想：自己部门尽快多搞点油出来比什么都强。

5月27日，在他主持下，石油部党组作出几项重大决策：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就全国的石油布局而言，基本实现了邓小平年初确定的战略转移目标。这其中后来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成立。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跟着余秋里的目光一起关注四川的战场吧。

大将军余秋里给我们玩了一个战略家的游戏，他这回没上“天府之国”，而是搭上飞机去了西北那个人烟荒芜的玉门。将帅毕竟是将帅，在考虑战略时的高明之处终有其高屋建瓴的思维方式。四川方面刚刚布置完毕，千军万马调向“天府之国”时，余秋里的目光已经转到了西北正在担负国家石油生产主要任务的玉门和克拉玛依油田。

此时此刻，北京城里的毛泽东已经连续不停地向政治局的同志讲“破除迷信”的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著名一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号召。

余秋里出北京前暂时让秘书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材料放进了皮包，他现在的全部心思是尽快地早一眼看到被朱德元帅称为“中国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在50年代中期太出名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玉门油田关爱有加。毛泽东、周恩来对玉门油田有过数次专门的运筹与谋划。1952年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道特殊命令——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业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这份充满激情和期望的命令下，五十七师8000名官兵在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的带领下，随即成建制地奔赴石油战线。“石油师”的光荣名字和光荣传统，几乎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光荣和历史。如今依然在北京健康生活着的原“石油师”政委张文彬老人，经常拿出一张几十年前他和战友们接受毛泽东主席改编命令时的老照片，十分自豪地扳指头数着从“石油师”成长起来的部长级领导干部的名字：除他本人外，还有宋振明、陈烈民、李敬、秦文彩……而当时“石油师”的官兵基本上都分配到了玉门油田。那时的玉门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社会青年和支边人员前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首批进口的汽车、拖拉机、无缝钢管等大批设备器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抵玉门……沉寂几万万年的祁连山下，成为全中国人民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像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先后到过玉门视察。1958年7月，余秋里上任不到5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当时占全国产油51%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行程的一路上问遍了康世恩无数问题。作为新中国接管玉门油田的“钦差大臣”，康世恩更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向将军介绍了玉门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鼻祖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3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的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工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变，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内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了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一线希望。而顾的公司虽不乏财力，但却缺少技术，于是找到黄汲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黄汲清便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既然玉门见油花了，那就干吧！”史队长倒是个痛快人，说，“过去你先生想和我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给拨钱了，时不再来呀！”

于是黄、史二人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共同携手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再往玉门一带进行普查工作。

就这样，1937年10月，孙健初带领队伍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6个月，全面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出油了！当“孙胖子”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他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啊！

这事也难住了远在南京主持调查所工作的黄汲清。他急步跑到翁文灏那儿求助，翁对他说：“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呀，有一个地方有钻机呀！黄汲清突然脑袋一拍，兴奋地跳起来：“我听严爽（另一位地质学家——笔者注）说过，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另一回事！”

急脾气的黄汲清嗓门大了：“试试再说呗！”“那就试试吧。”翁文灏说。

几天后，翁文灏专门前往汉口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同意拆迁。并指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具体办理，后由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安排，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派出钻井工程师等15名技术骨干，两台“顿钻”钻机，还包括两套锅炉和汽轮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钢丝绳等物资共30余吨，由武装的八路军一路护送，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钻机一到，工人们就开始日夜奋战起来，并于1939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上下大喜，连蒋介石都当众说：毛泽东也是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好事嘛！高兴之余，蒋介石还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田领导成员，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这三人中，金开英后来到了台湾，成了“中国炼油第一人”。严爽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而孙越琦则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值得人们尊敬的重要功臣。“这么说，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也有很精彩的一段国共合作历史啊！”余秋里听到这儿，不由舒心一笑。随后又问康世恩：“哎，说说当年你接管玉门油田时是啥情形嘛。”

康世恩深情地回忆道：经过解放前11年的建设，我们奉彭总司令之命，于1949年9月28日正式接收玉门油田。当时玉门的原油年产能力8万吨，炼油厂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规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工艺技术最为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厂。有职工4000多人，大部分人对石油勘探和开采及炼油技术颇为熟练。国民党政府对这块“肥肉”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新中国的。在我们接管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马步芳对时任油矿经理的邹明不断施加压力和威胁，要求他做好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一想，这怎么行？玉门油田为国家和抗战作了多少贡献不说，这真要把油田炸了，几千名职工咋个活法？他不干，于是决定团结广大员工进行护矿守矿。这个时候，我军在彭德怀大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加快前进。余部长你的老战友、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机械化装甲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5日上午到达矿区，才使玉门油矿免遭破坏。黄军长他们解放玉门油田的第三天，即9月28日，王震司令员就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并获得批准，我就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做了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那时你34岁对不对？”余秋里以欣赏的口吻问康世恩，“你算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领导干部之一了！”

康世恩推推眼镜，谦逊地：“不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余秋里有问不完的话题：“听说当时玉门有个‘四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说，是，这是我接收玉门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四五事件”说的是玉门油矿过去按照惯例，都是每月的第一天发工资。可是1949年4月这个月到了5日，工人们还没拿到工资，大伙儿一打听是油矿当局扣下了不发。工人们就火了，一批炼油工人闯进油矿办公室，怒打了当局一位代理经理，当时总经理邹明出差在上海。事后，有19名工人遭酒泉警备司令部逮捕，其中3人开除公职，4人判有期徒刑。“四五事件”就这么出来了。玉门一解放，我们接收油矿后，工人们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和军管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通过在全矿开展“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活动，并彻底为“四五事件”平了反，工人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油矿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越干越好。有一次矿上一时现金出现了周转困难，该到给工人发工资时，矿上的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事被彭总知道了，他立即找来后勤部长黎化南问道：“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元？”黎部长说：“总共只有5万元银元。”彭总说：“全部给玉门先送去！他们那儿着急要给工人发工资呢！”第二天，这些钱就送到了玉门。

康世恩说到此处，感慨地：“中国的石油，有彭总的一片苦心啊！”

余秋里深情地点点头：“彭总主管军队工作，他比谁都更清楚油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中坦克没油，大炮没油，战车没油，不等于等死嘛！有一次总理对我说过，说彭老总有一段时间每次见了他就催问油搞得怎么样了？总理被问急了，双手一摊，说你这么着急要油，那你派部队的人去找油呀！这不，你我都是彭老总推荐来石油战线的，我们的责任不轻啊！”

踏上玉门油田的第一步，余秋里迎着西北高原习习的清风，心潮起伏。现在，他是来领略和指挥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田开采新高潮的。“这就是余部长啊？怎么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工人和干部们对新部长的到来，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少一只胳膊”的部长，所到之处，毫无官样，该说的该笑的，跟他们钻井工人没什么两样呀！至于吃的睡的，工人们是啥样，他“少一只胳膊”的人也啥样。有一回，“少一只胳膊”的人还提出要跟钻机工人上一天班。工人们哪好意思让“少一只胳膊”的人干一样的活嘛！于是提钻起钻时便将“少一只胳膊”的人挡在一边。“少一只胳膊”的人急了：“你们这是干啥？我又不是来吃闲饭的！”说着，就拨开人群，上前抓起钻杆就抬。工人发现这“少一只胳膊”的人力气一点不比他们小喔！“少一只胳膊”的人看到自己扛上的钻杆，顺着隆隆轰鸣的钻机徐徐下至千米的地心深处时，站在机台上“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一个西北汉子悄悄上前握了握“少一只胳膊”人的那只右胳膊，不想被对方紧紧握住捏在手心里。“哎哟哟——”那西北汉子顿觉自己全身发酥。“部长，你的一只手挺厉害的噢！”西北汉子涨红着脸，对“少一只胳膊”的人说。

余秋里风趣地挥动右拳，说：“你可别小看我只有一只胳膊，打仗时我就靠它端起机关枪嗒嗒嗒地扫哩！”

从此西北油田上，大伙儿都知道他们的部长虽比别人少一只胳膊，但论力气还是蛮大的喔！

工人和干部们最欣赏他们部长的还是看他在开会时的那种神态：个头不高，站在那儿，却像铁塔那么敦实。说起话来，声音却像山庙里的铜钟，声一出，震天动地。再看他挥胳膊时的气势，比沙漠里刮起的沙尘暴还厉害！一切挡路绊脚的乱石，在他铁臂挥动之间，都会惊得满地乱滚，无地藏躲。要说他表扬你时，定叫你热血沸腾，斗志高昂百倍。他要批评你，那非令你浑身刺骨冒寒……

这就是余秋里。

余秋里这回到玉门不是想表扬谁，更不是想批评谁，用他自己的话“是来学习的”。所以一连数天他不是上机台就是钻到“干打垒”里与工人们促膝倾谈，海阔天空地谈。瞧他盘着双腿，抽着烟卷，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那么开心，那么倾情，那么专注。“部长，北京来电，请你立即启程回去开重要会议。”秘书李晔过来悄悄对他说。

余秋里只好起身，与工人们一个个握手，然后颇为遗憾地对大家说：“时间短了些，短了些，等我开会回来，大伙儿再唠唠！”

但等余秋里再回到玉门时，他的脸上不再那么整天露着笑容。“是来学习的”话也不说了。整天找干部开会，讨论油田如何增产的事。

这当儿，中国南边发生了大事，8月23日下午5点30分，我军3万发炮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射向金门岛，令全世界震惊。毛泽东则在北戴河的别墅里笑谈风生，继续他的“钢铁指标问题”。

军事用油，彭老总紧催不休；经济放“卫星”，“小弟弟”的石油部被逼得无处可躲。余秋里的压力别人无法理解。

上，必须尽全力上！就是尽全力，咱石油部也就是吃奶的那点力气！“咋呼什么？就是吃奶的力气也得给我上！”余秋里发威了！打娘肚子里出来后，他什么时候服过输？

王鹤寿在冶金部当了“钢铁元帅”，全国人民跟着他们去炼钢。石油部有啥资本？充其量就是玉门、柴达木和克拉玛依这么几个油田。四川的情况刚刚布局，百台钻机还不知什么时候见成效。余秋里可以发威使劲的就是这大西北了！“立即通知各矿厂负责人到克拉玛依开现场会！”与康世恩一商量，余秋里命令部机关向全国石油系统发出紧急通知。

地处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真的不错。这里与玉门和其他油田相比，可谓天堂了。机关办公有楼房，工人住的也不是“干打垒”，一切都是像模像样的。正如朱德元帅所说：“三年时间，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座4万人口的石油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一个很动人的神话。”

这个神话大半要归功于苏联老大哥。因为克拉玛依的建设开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老大哥”建矿可不像中国穷兄弟，一确定矿要开发，油还没见多少，楼房、舞厅都已到位。人家会生活嘛。

余秋里第一次来此，望着整齐划一的楼区和办公地，有些意外，也对此没有多说话。但在现场会上，他的声音却特别大：“同志们，新疆克拉玛依现场会今天正式开始了！”他的面前是五六个麦克风，本来就洪亮的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震得戈壁滩上的乱石跟着他的声音一起跑。

台下，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全神贯注。“我们开这个现场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目的：国家现在要油！我们石油部就要急国家所急，多找油！多出油！多贡献油！”

油——油——油！千里戈壁上，被一个“油”字，震得雷声隆隆，风腾云舞。

要多找油，就不能让阻碍找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四川局的总地质师李德生听得汗水淋淋。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干扰出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刚上任几个月的川中勘探局的秦文彩听得后背发冷。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缩手缩脚的理由成为理由！

老红军出身的张忠良听得四肢在颤抖。

作为石油部的党组书记，余秋里同样需要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拔白旗”精神。“拔白旗”之后是“插红旗。”

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宣布“插红旗”的劳动竞赛开始：“有请玉门局钻井公司贝乌五队队长王进喜上台讲话！”

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一脸憨厚地“噌噌”几下跳上主席台。然后掏出一沓皱巴的发言稿。余秋里一看就乐了：是王进喜啊！王进喜同志，你就别用发言稿了，放开讲吧！

王进喜回头一看是独臂将军在对自己说，脸上便露出一片憨笑：“嗯。”然后转过身去，对着麦克风，突然发出一声雷吼：“我是代表玉门贝乌五队来向新疆1237钻井队挑战的！”

会场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开始一愣，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最高兴的要算余秋里和康世恩等领导了。余秋里瞅着台前的王进喜哈哈大笑，对康世恩说：“看看，我说王进喜这个名字好吧，他一来，就会给我们石油战线带来喜事儿！”

这个时候的王进喜并没有像大庆时的王进喜那么响牌，人家也不叫他“王铁人”。但王进喜既然生来是条汉子，所以从他一出现玉门，这石油战线就被这条“龙”搅得翻天覆地。

这位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第三个年头，与余秋里同生在秋天的季节里。他也是赤贫出身，倒不像余秋里连个大名都没有。别看王进喜个头不高，可他妈生他的时候，将其放在筛子里一称，整十斤哎！于是他第一个乳名就叫“十斤娃”。王家距玉门油田不远，是玉门县赤金堡王家屯人。王进喜的父亲王金堂按其堂兄王进财往下排，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王进喜。可旧社会那会儿，王金堂没有因为儿子取名“进喜”而得过啥喜，家里依然穷困至极。“我6岁就要出去讨饭。”王进喜对小时候的苦难记忆犹新。

1937年6月2日，玉门油田的开拓者孙健初一行来到玉门时，随行的还有位美国专家韦勒博士。10月，他们来到赤金堡的石油河考察时，结识了一批当地用土法挖油的赤金人。这里边有一个浑身油黑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当时几位科学家不知其名，就称他是“油娃”。韦勒博士对赤金堡旁的石油河考察兴趣特大，在当年10月底给家人写信详述了认识“油娃”的情形：

我和中国的孙健初先生走到山下，在河边的一个小石头房子前停住。这里住着一些工人，他们每天负责收集原油，他们共三个人，还有一个10多岁的小孩。这个孩子只穿一件很破的皮袄，下面刚到膝盖。因为一天到晚和原油打交道，浑身都是黑色。他大概从没洗过澡，一身原油只有用砂纸才能收拾干净。也许正是这种周身的保护层才使他免受严寒之苦……

时隔54年后的1991年10月，韦勒博士的女儿、美国作家哈瑞特·韦特访问玉门，她异常兴奋地谈到父亲的这封家书，问油田的人能不能找到赤金堡的那个“油娃”。后来当她得知那“油娃”就是名扬中华大地的“王铁人”时，连声说：“我要把这美丽动听的传奇写成书，介绍给全世界。”

王进喜是15岁那年到玉门油田打工谋生的。那时旧社会资本家统治，对打油工人压迫很残酷。玉门矿门前有四根石柱。工人们在油矿干活，生死由天。故而这一带有民谣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到玉门矿，如进鬼门关。”王进喜在“鬼门关”里苦度了他的青春少年。

余秋里初识王进喜是在一次听玉门局局长焦力人汇报工作之中。焦力人说，他们这儿有个钻井队长什么事都要抢先，少了他就跟你急。年初油田为了响应部里“努力发挥老油田潜力，积极勘探开发新油田”的号召，组织了一批先进钻井队在玉门老油田附近的白杨河一带工作。当时玉门有个标杆队，队长是景春海为首的贝乌四队，正在与新疆局的以队长张云清为首的1237队在进行劳动竞赛。两个队都想在“钻井大战”中获得先进。王进喜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这事后很生气，非闹着也去“大战白杨河”参加竞赛。一直闹到焦力人局长那儿，弄得焦力人只能让他带钻井队去参战。这一去，王进喜的名声就大震，他把原先的两个钻井队全都甩在后面，创造了全国钻进速度第一名。余秋里平生就喜欢这样敢打敢闯的虎将：“走，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大闹调度会的王进喜！”于是焦力人便跑在前头，领着余秋里来到白杨河工地。余秋里在钻机台上握着王进喜的手赞扬道：“王进喜，你这个名字好啊！进喜进喜，你叫咱们石油部也进点喜嘛！”

王进喜后来真的给中国石油带来了大喜。这大喜是在两三年后松辽大地上出现的——此为后话。

现在我们先看克拉玛依现场会场上的王进喜。当他把矛头直指新疆局的杆标队时，对方的领头是谁？他是名声显赫的“石油师”原警卫排排长张云清，张文彬手下的一名虎将也。正规军人出身，战场上杀敌建过奇功，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人物。

张云清原来也是玉门局的人，后来新疆成立石油勘探局，便随师政委张文彬来到了克拉玛依。这时听玉门的王进喜的手指着自己在喊挑战，他张云清怎能忍得住？只见他跃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既对王进喜，又对全场一万余名参会者吼道：“我们这个月要打7000米！”张云清说月钻7000米是因为知道玉门的王进喜来者不善，他王进喜是因为听说张云清上个月创造了月钻进4000米的全国纪录后，很不服气，于是来克拉玛依前王进喜在队上几经动员和研究，决定这回乘现场会之机，决意要跟张云清他们搅和搅和。哪知张云清不吃他那套，你不是要超过我吗？那我就放他个“卫星”让你“老王”做缩头乌龟！

王进喜是谁？天塌下来敢去用脖子撑的家伙呀！见张云清夺过麦克风喊出了“7000米”时，便伸手就将麦克风重新抢回来：“我们要打7200米！向毛主席报喜！”

张云清气呼呼地看了一眼王进喜，凭借其高半个头的优势，将其挡在一边，又冲着麦克风大喊：“我们8000米！”“我们打8500米！”不知什么时候，王进喜钻到张云清前面，只见他双手各抓一个麦克风，嘴巴都喊歪了。

后台的余秋里和康世恩等笑得前仰后合。台下一万余双手更是拼命击鼓。

张云清个高手长，猛地夺回麦克风，这一使劲，麦克风的铁管子都扭弯了。但电线没断，张云清不管三七二十一，今天非要压倒你这“玉门佬”——在新疆局的兄弟们面前要是输了面子，他张云清以后还怎么做人？“我打9000米！”张云清喊出了天文数字。

王进喜愣了一下，看看对手，突然挥动拳头，朝主席台上的桌子“哐”地砸去：“我们打一万米！”“一万米！”“一万米！”

王进喜的声音几乎让全场的人都震得耳聋。

张云清心想你这家伙是疯了！好吧，今天咱们一起疯到底吧！他正准备上手再抢回麦克风时，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快步走到两人中间，要回麦克风，说：“好了好了，不能再没边沿了！这一万米就算标杆，谁完成一万米谁就是卫星队！你们俩有没有决心？”“有！”王进喜和张云清比起嗓门了。而在台下的万众也跟着喊起来：“有！”

余秋里笑得从来没有这么开心。

只见台上的张云清向主持人张文彬行了一个标准礼。张文彬是张云清的老首长，而警卫排长出身的张云清，用现在的话说，又是个帅哥。他这么一个军礼，让台下又响起一片掌声。

王进喜老土出身，他看张云清来这一手，两只三角眼气得恨不得将对手吃掉。

余秋里一看，连忙起身上前把两位对手叫到自己身边，也不知跟他们唠了些什么。只见王进喜和张云清友好地握了握手，然后重新并排站在麦克风前，先是王进喜举手，后是张云清举手——“玉门人是好汉！标杆永立祁连山——！”“新疆人是好汉！永保标杆插天山——！”

两个各呼一句后，又用一只胳膊对着麦克风振臂高喊，这声音胜过十只雄狮：“石油工人是好汉！坚决拿下800万！”

克拉玛依的青年广场上地动山摇。“石油工人是好汉！坚决拿下800万——！”

这回领喊的是余秋里。跟随他喊的是一万余名石油人。800万是石油部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保证的全年产油任务。

石油人都这么告诉我：余部长一喊口号，能把大地撼了！能让人的血液沸腾！

这一天余秋里心情舒坦，好像又找回了那种在杀敌战场上翻江倒海的感觉。“余部长，我必须向你报告：有点不妙情况。”晚上，康世恩皱着眉头，来到余秋里的小房间。

余秋里忙问：“哪儿情况不妙？”“四川。”

余秋里“噌”地站起：“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继续报告道：“在川中前线原定打的20口关键井，已经完钻19口。可是战绩平平，其中只有少数井产油，而且产量相差悬殊。有些井产量下降很快。有的井产量平稳，关井后再开井，一滴油也不出了……”“你说得具体些！”余秋里有些烦躁，并不停地在屋子里走动。这川中的找油战是他上任后布置的第一个战役，毛泽东、邓小平都在等他的“喜报”呢！毛泽东在几个月前视察四川隆昌气矿时不还亲笔题词说“四川大有希望”嘛！主管石油的总书记兼副总理的邓小平甚至对他余秋里说过这样的话：“四川有一吨石油，也算有了石油工业了！”怎么，到了你余秋里的手，四川就这么一点没希望啊？

康世恩如实报告：“原先的龙女寺2号井，当时日产60吨，可经过两个月的压力喷油，产量一直不上升。等后来我们需要关井测井底压力时，哪知再加压让它出油时，一滴油也不出了！”

余秋里：“那个南充3号井呢？以前不是一天喷油300多吨嘛！它怎么样了？”

康世恩垂头丧气地：“跟龙女寺2号井差不多，开始还时喷时歇，后来干脆停止了。”

余秋里气得嘴里直骂：“小娃儿尿尿！呸！我不信，既然它们以前都出了油，而且油还是很大的嘛！现在就躲起来啦？跟我们捉迷藏？”

康世恩检讨道：“看来我对地质情况摸得还不够，布孔可能也有问题。”

余秋里说：“这说明‘地下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它是有意捉弄咱们。那好，我们就来个集中兵力，打他个无处躲藏的大战役！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与余秋里一样心急，这川中明明是有油的，怎么转眼油井就全灭了？作为地质学家，他康世恩百思不解。“我赞成。”康世恩说。

余秋里的右胳膊一甩：“好，等党组会议通过后，你要亲自坐镇四川组织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康世恩扶扶眼镜：“我明白！”

北京六铺炕。石油部召开专门研究川中会战的党组会开得特别沉闷。余秋里有几次在会上自言自语地喃喃着：“奇怪得很呢！一会儿它们往外哗哗地直冒龙，转眼咋就影子都不见嘛！你就是喊它老子亲爹也没用！这么狡猾的敌人噢！”

党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再调集部分力量，加强川中会战力度，争取在1958年底前拿下川中油田！余秋里再一次对他的同僚们强调：“此次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在一片战斗动员令下，“天府之国”找油更加战火纷飞。四川局全力以赴，玉门、新疆和青海三个实力最强的勘探局分别也派出了最优秀的钻井队和试油队，都由一名局领导亲自带领，于11月中旬全部开赴会战地。与此同时，部机关也运用了设计院所、石油院校等技术部门前往支援。此刻的川中大地上不仅是钻机隆隆的勘探大会战，而且又是石油技术攻关战。

将军天天与远在前线的康世恩通话。康世恩则白天在施工现场指挥，晚上又忙着找各钻井队队长和技术人员商议生产进展情况，然后再向北京的将军汇报。“余部长，看来这儿的情况真的很复杂，我们遇上了狡猾而又顽固的敌人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在又完成37口钻井的勘探后，康世恩不得不语气沉重地如实汇报道。“……”北京的长途电话线里许久没有将军的说话声音。

康世恩紧张地连声“喂喂”地喊起来：“余部长，你在吗？你听到我刚才说的了吗？”

北京那边终于说话了：“我在。”又是一阵很久的沉默。

康世恩鼻子酸酸的，他真想在自己亲密无间的好领导、好战友面前哭一声。但他硬支撑着：“余部长，是我工作没做到家……”“别这么说。是敌人太狡猾！也怪我们太轻看了它。”北京那边又传来声音，“老康，我看这样：既然我们一时逮不到‘敌人’，那就留着以后等我们的技术过硬后，我们再杀他个回马枪，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连连点头：“好的好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鉴于川中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本次川中会战宣告结束，请各局把前线的队伍撤回原单位……”电报大楼里，余秋里语气沉重而又坚定地向远在四川前线的队伍和全国各石油单位如此宣布道。

新一年的2月，余秋里被刘少奇叫去，当听川中情况后，刘少奇也很纳闷道：真是古怪脾气啊！要不真是可能地下的油是分散的，没有“大仓库”。

余秋里当时看着刘少奇满脸狐疑，感觉自己作为石油部长非常内疚。这是他第一次在组织和领导面前没有完成好任务。

现在是——1959年4月3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他余秋里又一次被毛泽东当众叫住，问的还是他的“最痛”。

毛泽东的问话声音不高不低，但对余秋里来说仿佛天打雷霆。他是军人出身，在自己的统帅面前，他无可回避，而且必须如实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

毛泽东像是没有听清似的朝余秋里“嗯”了一声。

余秋里不得不重复报告：“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的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我们没有找到大油田。”余秋里的头低得特别低，像犯了错的孩儿见长辈，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等待毛泽东发落。“噢？那好嘛！既然那个地方找不到，就换个地方找。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我就不信找不到油！”余秋里觉得毛泽东就在他耳边说话。“是，主席。我们一定在别的地方找到大油田！”余秋里内心一阵激动，当他抬起头，想向自己的最高统帅发誓保证什么时，见毛泽东已带着他的同事走进全会会场了……

余秋里如释重负地深深喘了一口气。

川中啊川中，你个狡猾的敌人，我余秋里记你一辈子！

这场“遭遇战”后来真的让余秋里记了一辈子。在1994年出版的《余秋里回忆录》上他这样说：“川中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上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通过川中找油，我进一步认识了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实践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我认识到，石油是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的流体矿物，因地而异，情况复杂，必须在不断实践中，取得大量的、能反映地下真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才能对地质情况、油层性质、油藏类型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有效的勘探石油、开发油田的基础。川中会战战果不理想，原来预期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那时我们把形势看得乐观了，把问题看得简单了。主要原因是经验不足，知识不多，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总之，是我们还没有做很多工作，没有把情况搞清楚，就吹了牛，说这个油田不错，是大油田，说了大话。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总之，川中会战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中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几个月后，余秋里真的在松辽的大庆会战中，把川中“教师爷”一直请在自己的身边，每逢重大决策之前，他都要默默地请教一番“川中教师爷”，然后再决断千军万马是进还是退。

这里有两个细节要补充：在川中会战中被余秋里“拔白旗”过的四川局总地质师李德生，后来被余秋里一纸调令调到部勘探司任总地质师，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中建立了重要功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体健康，依然在一线工作。

另一位被批过的秦文彩，也被余秋里重用，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余秋里在川中会战失败后不久的一次大会上，当众代表部党组向秦文彩道歉，并以一个将军的名义，给秦文彩敬了个正正规规的军礼。

李德生和秦文彩每每谈起这一幕往事，都感叹道：“秋里同志既是个好领导，又是条硬汉子，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敢于当众承认并立即改正，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难能可贵。”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需要补充：余秋里、康世恩领导的第一场石油会战——川中会战，在当年确实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这次实践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的工作对一二十年后重新发现四川盆地的油气田打下了坚实基础。只是当年限于技术和装备的不够，执掌石油部的余秋里没能幸运地在当时逮住狡猾的“敌人”而已。

后话少说，言归正传。

第三章

余秋里一拍大腿：“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吹得可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

将军风采照人。“吃红烧肉”一波三折，“松基三井”石破天惊，从此石油革命呈现东方旭光……

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街头虽仍冰雪寒意，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气氛却浓浓烈烈，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声接连不断。

这一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了老将军、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呆上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的拜年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叫人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贺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且老将军家的门也给紧紧关闭了……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前来拜年的均是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部长、副部长和专家们。领头的是余秋里，他身后还有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晨、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

这是老将军何长工非常得意由他“当家做主”的、“三国四方”参加的“国家会议”，而且属于想开就开的不定期会议。

需要作些解释。自中央决定重点实现石油自给的战略决策后，找油任务分别搁在了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身上。地质部成立早于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又集中了一批顶级科学家，中央要求合三支队伍之力，尽快找出油来，于是“三国”就这么形成，它们分别是以地质见长的地质部、以勘探打出油见长的石油部和科学技术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所谓“四方”是指石油开发的四个主要环节：普查、物探、勘探、科研。“三国四方”的“国家会议”再次在何长工家召开，这意味着中国石油工业战线正在揭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

指挥这个战役的两个“司令”便是石油部的余秋里和地质部的何长工。与何长工相比，余秋里属于开国元勋中的“小字辈”。何长工资格太老了，余秋里那会儿在江西吉安老家当赤卫队员时，他何长工已经是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政大学政委和红军军长了。那时林彪也还在何长工手下当小营长呢！关键是，何长工老将军有过特殊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他是牵线人。如果少了这个“朱毛”的井冈山牵线人，中国革命后来还不知往哪儿走呢！何长工功比天大，他因此有资格几十年中能当众叫毛泽东“老毛”，这是所有中共高级干部中独一无二的。

余秋里敬重这样的前辈。而何长工自当了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后，在石油工业建设问题上，对余秋里也是十分赞赏。年轻人嘛，干劲大，有勇气。何长工不止一次当面夸奖余秋里，并说：“找油问题上，你秋里怎么让我这个老头子协助，我就怎么跟你转！”

今天从踏进老将军的家门那一刻，余秋里的脸上就挂满了喜色和满腔壮志。“老将军，我和康世恩他们几个向你老拜年。祝你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不能作揖，只能敬礼。

何长工笑哈哈地拉过余秋里等人往客厅里走：“你们都是我的‘国家会议’成员，别客套了。坐坐，往里坐。”与余秋里等人在一起，是老将军最得意的事，因为他又可以主持这海阔天空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在家里开，这就是何长工的“发明”。“老伴，快上茶，我们的‘国家会议’又要开始了！”老将军往里屋喊了一声，笑呵呵地请余秋里他们坐下。

余秋里从老将军夫人尹清平大姐手中接过茶杯之时，何长工已经向他发起攻势：“秋里啊，你上任第一年，就给石油部摘了‘黑牌’，祝贺你啊！”

余秋里脸一红：“老将军，你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何长工认真地：“‘一五’期间，就你们石油部没完成任务，去年你们不第一次完成了国家原油任务嘛？”

康世恩插话：“才勉强多了几十万吨，我们是使了吃奶的力气的呀！”

何长工笑：“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问余秋里：“哎，听说你们在四川那边不太顺利？”

余秋里连连摇手：“别提了，别提了，我们被狡猾的敌人给耍了！”

何长工听后显出一副慈祥而又有几分狡黠的眼神看着余秋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换了个音调对余秋里说：“秋里同志啊，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可是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来他老人家可要打你屁股了！”

余秋里一听，“噌”地从木椅上站起，一拍大腿，毫不含糊地回敬道：“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吹得可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

何长工一听，两眼发直，盯着比自己年轻的余秋里。余秋里呢，也不示弱地将目光直盯老将军。

突然间，俩人叉腰仰天大笑。一边坐着的康世恩、旷伏兆等跟着笑得彼此捶拳。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领导在中央面前“吹牛”的秘闻——

我们上面提到的在余秋里上任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那天冶金部的王鹤寿放了“今年我们全国的钢产量坚决达到850万吨！争取七年赶上英国，第八年最多十年赶上美国！”的话后，余秋里让李人俊上台“打擂”，放出了石油部要跟冶金部“一吨钢一吨油”的打擂赛口号。石油部是新成立的小部，石油部既然如此气魄，当时坐在台下的地质部的何长工浑身冒冷汗。

突然间，主席台上通过麦克风传来一个声音：“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

怎么回事？正在思忖的何长工茫然地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众目睽睽地看着他。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原来是主持人周总理正在向他示意：“何长工同志，请上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比平时更跛了。

场上发出了轻轻的窃笑——那是友善的笑。“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

老将军刚刚走到麦克风前还没来得及镇静一下情绪，主席台正中央那个湖南人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是“老毛”喔！老将军不用像李人俊那样回头看，他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1918年在长辛店的第一次算起，他跟“老毛”也认识有40多年了吧！私下里和一般场合下，他何长工是叫毛泽东“老毛”的，但这种会议上他必须跟大家一样叫法，于是他说——“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60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个年轻部长冲动，但力量仍然不小。“好嘛，说说你的喜讯。”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稿子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气氛，这样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奋斗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且还抓到了好几个‘军长’、‘司令’！”

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上台下大多数老战士的口味，于是何长工在获得一阵热烈掌声后继续说：“……对了，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起来。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何长工说完此话，回头朝主席台看看。他看到毛泽东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炯炯的目光盯着他何长工。“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何长工继续说，“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老将军突然把嗓门一提高，“在我国的东南西北邻境都有石油，难道唯独我们伟大的中国就没有石油？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巴库？”毛泽东听到这里，侧身向旁边的周恩来轻轻一句耳语。“是苏联的大油田。”周恩来说。毛泽东立即点点头：“噢，听康世恩以前说过。”“好，为长工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掌！”毛泽东这一声“好”说得很响，而且带头鼓掌。于是整个全场再次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行嘛？”余秋里用胳膊轻轻捅捅依然沉浸在一年前的那个往事中的何长工。“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吧！”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他对余秋里认真地说：“你我的牛都吹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拼出老命也要把‘敌人’的大家伙找到！”“是嘛，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松辽平原底下的那个大‘敌人’嘛！”余秋里说。

何长工一听松辽底下的“大敌人”便情绪高涨，忙招呼“三国”代表：“好好，大家都来先说说那边的情况。”

余秋里谦虚地请地质部的旷伏兆副部长先说。旷伏兆也是老红军，中将军衔，余的江西同乡。

旷伏兆的双眉一挑，说：“那边的形势应该说是喜人啊！我们的地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收获也不小。自从五五年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普委’的同志圈定松辽地区为重点地质普查的方向后，当年8月，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就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特别是韩景行带的6人小组，几个月后就在吉林北部和松花江沿线找到了含油页岩样品。经李四光部长和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的研究，判定了整个松辽平原是个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去年4月中旬，我们地质部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钻机第一个打出了油砂，之后普查大队又在几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300米处开始见油砂，井深1000多米的变质岩裂缝中还可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20余层达60米之厚！”

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确定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

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

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

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

余秋里解释：“他这过年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

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

康世恩：“谢谢老将军的关心。”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也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荒蛮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世的争议，这个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主要的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论著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一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的新中国第一份《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十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与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堪耻辱，含怨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那一幕令我们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还想讲清楚的一件事则是我以前并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质部普查工作的同时，他所领导的原石油总局和后来的石油部地质工作者也一直在松辽一带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据群众报告，康世恩派出石油总局的宗丕声、邱振馨等人到黑龙江尚志县进行过四次油苗调查。1954年，石油总局的张传淦、陈良鹤和唐祖奎等人多次到辽宁阜新、吉林安图和黑龙江依兰等广大地区进行过地质调查。这些调查同样证实了这些地方有油苗、沥青和油页岩存在，对松辽盆地东部边缘的地层和构造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从1956年开始，石油工业部的专家、领导以及部党组成员或写文章，或会议发言，或写正式报告，纷纷呼吁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的重点地区。比如，1956年1月，在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就指出：松辽盆地是全国含油地区之一，“应即着手进行地质调查工作”。康世恩还在这个月的20日，特别给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大会专门写了一份长达1郾6万字、起名为《在中国如何寻找石油》的信。这是他奉李聚奎老部长之命到苏联考察和学习了整整三个月、走遍苏联各大油田之后又结合中国地质情况而用心完成的一份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找油指南”。同年2月，石油部党组给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松辽平原是可能含油地带”，并将它列入石油资源的后备地区之一。3月，石油部党组在给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部门的具体战略：争取在二三年内，在华北地区（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等地找到一两个大油田。比如，1957年，石油部总地质师陈贲在当年石油部勘探会议上，作了《七年来勘探工作的经验和今后的方向》的报告。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部署，就建议把松辽盆地作为五个重点地区之一，加强勘探力量。而就在这年初，石油部指示部属的西安地调处组建一个地质综合研究队，专门负责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调查研究工作。这个队被命名为116队，由队长邱仲健等7位地质人员组成。他们从1957年3月开始，冒着淫雨与严寒，踏遍了东北地区的山山水水、沼泽湖泊。在北京和长春等地，日以继夜地工作，广泛收集了有关资料。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终于得出了松辽盆地是含油极有希望的地区的结论，于1957年底，编制出了松辽盆地含油远景图，并提出了在这个地区开展地球物理勘探的部署和钻探基准井井位的意见。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惊人地相同，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没那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一张嘴满口的口水从嘴里流出——他在半年前中风了。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来平方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直怀疑她发功能不能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来到松辽时，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这对会战夫妇只能各干各的，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的时候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一边流着口水，一边一字一顿地对我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

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极其深远。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马厩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做纪念就够了！

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

何长工笑：“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

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

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烧肉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

余秋里立即改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你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

两位部长的“吃红烧肉”之争，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吃红烧肉”在五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宴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那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尽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从中东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最后把目光不得不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压力大怕什么？没有压力，国家不急需要石油，要你余秋里去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

余秋里也清楚着呢！

油在何处？茫茫北大荒，浩浩松辽地。地质学家在人民共和国的雄鸡形地图上潇洒地用红笔一圈，扛三角架的地质战士和扛钻机的石油工人们则不知要跑多少条腿、流多少汗水才能寻到一片沉积岩、一块油砂石啊！

这还是在玉门和克拉玛依调查研究时，余秋里在那里听的几件事感动得他几度拭泪：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18日，正在依奇克里野外进行区调的113地质队女队长戴健，正带着两名队友越过依奇克里沟，向另一座荒山挺进。戴健她一路前进一路用地质锤敲敲打打，观察地貌，采集标本。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色，随即暴雨倾盆。三位姑娘赶忙收拾已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贴着如削的岩壁寻求躲身之地。在她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成。不知是谁挎在肩上的标本包坠入水中，戴健说时迟那时快，俯身抓去，这时“哗啦——”一排浪波劈头撞来，将手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冒出的小张，幸运抱住一块石头而获生。一个多小时过去后，暴雨渐停。坐在石头上的小张高喊着队长戴健和另一个队友的名字。戴健和队友没有回音，小张忽然嗅得一股浓浓的石油芳香，再朝洪水退去的沟谷看去，只见众多油砂散落在她四周。小张兴奋不已，她以为是队长她们给她留下的成果，又直起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队长——戴队长——”然而空旷的山谷除了几阵回声外，没有人应答她。“队长，队长你在哪儿呀？”小张哭了，哭得天撼地恸，但也没能将戴健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友唤醒。第二天，邻近工作的施工队闻讯赶来，几十个人排成队，拉网似的将依奇里克沟寻遍，最后在沟谷的下游十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情景惨不忍睹：姑娘原本一头的秀发被乱石全部剥去，两条小腿也被尖利的碎石划得皮开肉烂，露出白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一位姑娘的尸体，那是个一丝不挂的尸体……队友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他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戴健和另一位名叫李月人的女石油地质队员包裹好后用沟谷的乱石垒成两座坟茔，再点上篝火，随后全体寻找失踪战友的同志们默默地静坐在戴健和李月人的坟墓旁，整整守灵两天。数天后，戴健所在大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戴健的悼词全部内容是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得知女儿牺牲后写来的一封长信。戴教授的信中说：莫道芳龄几何，花蕾初绽早谢。小女忠骨埋边陲，遥望西北老泪流。白发父母送青丝，健儿天国行，多珍重……

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才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从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指路，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以为她一定是个在旧社会吃过千辛万苦的贫苦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

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笑着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牺牲的。“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锋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边。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哗——”那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同志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兴奋地站起来说。“不，礼物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鼻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支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支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一个题词、一枝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得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驼员，年仅18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结群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200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50来公里地方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用自己的手指抓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这就是昨天的建设者。这就是余秋里领导下的石油战斗中的战士们。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我从好几个人那儿知道，余秋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松辽找油大战中或许要牺牲几千人……

现在不是谈论牺牲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油在哪儿的事。

油，能在哪儿呢？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和着急了。自他上任石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他：要想在一个不见油砂露头、不见明显地质构造、又不见任何前人留下的原始资料的“三无”地区逮住“地下大敌人”，就必须不断加强那儿的普查和勘探队伍。余秋里是谁？什么仗没打过？在用兵问题上，他有娴熟的指挥艺术。

那个后来为大庆油田发现作出特殊贡献的西安地质调查处的杨继良，被抽调往松辽石油勘探处途中，石油部机关有人托他带一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图章，说是那边宋世宽他们正等着用章“开张”工作呢！杨继良兴冲冲地带着公章找到当时还在长春的宋世宽他们。“呃，宋处长，我把章给你带来了。”杨继良一直是名技术干部，他哪见过“处级”大公章呀？从北京出发的一路上他视这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大章比自己生命还宝贵。年轻的小媳妇几次在北行的火车上让他帮着照看一下随行的几个包裹，他杨继良双手插在衣袋里就是不理不睬，一副大少爷的架势，惹急了他瞪大眼珠，朝小媳妇吼一声：“你以为我闲着呢啊？”看小媳妇愣在一边，他就悄悄露一下口袋里的那枚红色公章给她看看：“明白吗，知道我在干啥了？”小媳妇讨个没趣，只好自个儿大包小包地独自看管。“哈哈哈，杨地质师，你的那枚已经要进历史博物馆啦！”宋世宽朝新来报到的杨继良直乐。杨继良被笑得双眼发愣：“咋，你们连公章都可以不要啦？”“余部长已经把我们松辽石油勘探处提升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啦，他宋处长现在是宋局长啦！”有人告诉杨继良。“这、这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就……”杨继良拿着那枚他视为生命的公章，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小杨同志，余部长等部里领导每天都在等着我们松辽这边的找油进展，如今松辽大地上的石油勘探一天一个变化。你一年前要是到这儿来，我们石油部的地质勘探人员加起来也就几十个人，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余部长他们还在不断往这儿派人哪！这说明啥？说明我们松辽方面能不能早日找到油，成为北京方面天天都在盼望的大事啊！年轻人，甩开膀子痛痛快快干吧！”宋世宽一番话，说得初来乍到的杨继良热血沸腾。

杨继良在这之前没有见过部长余秋里，他区区小地质队员，自然不知身经百战的将军是如何指挥一个又一个大战役的。但“公章事件”让他多少了解自己的部长原来真的是“干大事”的人啊！

余秋里那个时候当然更不知道杨继良是何人。而他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打开一直在雾里观花的松辽找油局面。所谓“雾里观花”，就是开始外国人一直说，中国“贫油”，后来地质学家们——包括苏联大专家们都说“东北有油”、“松辽前景可观”，再后来地质部何长工先是送来韩景行他们到野外采集到的油砂，再后来是“南17孔”的岩芯含油喜讯，而石油部自己的队伍也相继获得一份份“松辽有油显示”报告，可油到底在哪儿？余秋里要的不是两军对峙前那些侦察员向他报告的有关敌方的捕风捉影的虚玩意。“‘有预料，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这话我不反对，可我更想能逮到就早逮到，逮到了就早吃掉！”秦老胡同夜深人静后，李人俊他们几个副部长都走了，秘书们也一个个在隔壁的房间睡倒时，会客厅里就剩下余秋里和康世恩时，余秋里把脚上的鞋子往边上一甩，双腿盘在屁股下面，拿起烟盒朝康世恩甩过一支烟后，张大嘴巴、仰着头这样说。

康世恩笑了，说：“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我跟苏联专家分析的结果看，逮到‘大敌人’是早晚的事，到时候我还担心你余部长吃不掉呢！”

余秋里“噌”地又从木椅上放下脚，光着在地上来回走起来，然后突然停在康世恩面前，大声说：“那我们俩再回部队去，向主席提个请求，让我们俩联手跟台湾的老蒋干一仗！到时把所有的大炮、军舰，都他妈的装满装足我们的油，然后直杀那边去，省得老蒋和美国佬总在那边吵吵嚷嚷的，害得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不得安宁。”

康世恩又笑了：“怕真到那时，毛主席还是不会让我们回部队的。国家建设那么快，用油的地方太多，他老人家还不希望我们再多逮住几个‘大敌人’嘛？”

余秋里耸耸肩，甩一甩那只空洞洞的左袖，自己也笑了：“那倒是。”

这时，秘书手持一份电报进屋：“报告部长，松辽那边来电说，松基一井今天正式开钻了。”

余秋里和康世恩几乎同时伸手捏住电报，兴奋地：“好啊，终于要看结果了！”“走！”只见余秋里的右胳膊向前一甩，便直奔院子外。

秘书着急地：“部长您干啥呀？”“回部里去呀！”黑糊糊的院子外传来爽脆的声音。

康世恩拉着秘书，笑：“走吧，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今天晚上让他睡也睡不着了。我们上部里给松辽那边打长途问问情况！”

古城北京，东方欲晓，一轮霞光正透过天安门城楼，射向四方。

一辆苏式轿车越过安定门时，车内传出余秋里的声音：“老康啊，松基一井是我们松辽勘探战役的第一炮，关系重大，这个钻井队是哪儿派去的？”“是玉门那边调去的32118钻井队。这是我们的王牌钻机了，苏式的超级深井钻机，能打四五千米呢！”这是康世恩的声音。“不是一共调了两个钻井队吗？”“是，还有一个钻井队是32115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准备打松基二井，过些日子也马上要开工了。”“噢。这两口基井都很重要，但第一口井意义更大些，我建议派个得力的队长去！”“好的，我把你的意见马上转告给松辽局。”

余秋里和康世恩在车内的这段对话是俩人正准备赴玉门和新疆等西北油田调查考察之前说的。

搞石油勘探的人都知道，要探明地下生储石油的情况，就先得钻上那么几口基准井。大松辽平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茫茫几十万平方公里，一亿万年前，这儿曾是一个风景秀美如画的水乡泽国，气候温暖潮湿，河湖的四周岸头，树木参天，绿阴成林……随着亿万年的地质变化，这里的湖河以及在此滋育成长的生物也跟着沉积在厚厚的封尘之中，折叠成松辽盆地这本叠叠层层的地质构造巨著。基准井的目的就是通过钻探获得这部“巨著”的每一个时代留下的科学符号，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通过钻探手段取上的岩芯来判断地下宝藏到底有没有、在哪个位置、有多少储量。松辽平原找油初期，根据石油部和地质部的约定，两个部门在地质调查和地震物探方面的工作有分有合，主要以地质部为主，而在钻探和施工方面则主要由石油部的队伍来完成。基准井决定着当时松辽找油的直接前景，加上只有石油部才具备深井钻探的技术与设备条件，因此在两个部门的技术人员确定基准井方案后，石油部迅速调集了两个“王牌”钻井队来到松辽。

这时间应是在余秋里执掌石油部帅印后首次赴四川前后与康世恩共同在东北地区布下的一着战略棋子。

松辽第一口基准井确定在黑龙江安达县建设乡，距安达县城47公里，简称松基一号井。松基二号井确定在松辽盆地的东南部的隆起区域，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上。这两口基准井说是重要，但当时石油部在松辽前线工作的技术力量少得可怜。像承担基准井研究队队长的钟其权、参与确定基准井位置的地质工程师杨继良他们，都才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余秋里有些不放心，让康世恩从石油部研究院调了资历相对老一些的余伯良等人过去。后来在关键时刻又搬出了翁文波这样的大家坐镇前线，进行技术决策，当然康世恩在这样的重大技术问题上是跑不了的。

何长工在松辽基准井准备开工之前，向余秋里叫苦，说秋里你虽来石油部几天，但论装备我还得叫你石油部是“老大哥”，说地质部搞普查和打浅井没问题，可打几千米的深井，连台机器都没有。这份功劳你余秋里一个人捞着，我何长工尽管很眼红，但也只能望尘莫及。

余秋里新来乍到，很一阵得意，可当他一问康世恩，心里也有些凉：原来石油部的家底也可怜得很。比如32118队，只有两名正副队长和4个钻井班，其他方面的干部和工人——应该还配有非常重要的钻井、地质和泥浆技术员可都没有。32118队原来在玉门油田，接到命令转赴几千里之外的松辽平原后，同志们下火车一看，要路没路，要运输车没运输车，要吊车没吊车，这咋办？几十吨重的钻探设备怎么才能搬到四五十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呢？“愣着干啥？没有吊车还没有肩膀吗？学着我的样——抬！”八路军骑兵连长出身的老队长李怀德将外衣一脱，赤裸裸的肌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石油战士的人拉肩扛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的。安达火车站很小，但它的历史不短，俄罗斯人、日本人早在这儿驻足。时过百年后的今年5月，我来到安达火车站时，仍见到俄罗斯人留下的许多建筑原物，特别是那座一度被余秋里作为大庆会战指挥部开会用的车站俱乐部建筑，百年过去后仍然风貌依旧，令我颇为惊叹。40多年前，32118队的石油勘探队员来到这儿，把重达20多吨的钻机和两台同样分量的泥浆泵靠肩膀从火车上抬下时，引起小小安达站不小赞叹：这石油工人就是牛啊！咋都是肉蛋蛋捏成的人，他们就那么大本事？

运输、安装，两个月的蚂蚁搬骨头精神，一座钢铁钻塔耸立于千里平展展的北大荒草原上，震撼了那儿的百姓。41米高的铁塔，现在看起来也就是半座普通住宅楼房的高度，可那会儿的松辽大地上人们似乎像看到了一个巨人出现一样，多么好奇和振奋啊！

7月9日，骄阳似火的日子，头顶万里无云，地上锣鼓喧天。32118钻井队举行了隆重的开钻仪式，大队长一声令下：“松基一井——开钻！”飞旋的钻机顿时隆隆响起，沉静的北大荒上从此没有宁静过……“报告！”长春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口，来了一位充满朝气、全身戎装的年轻军人。“请进。”

正在伏案批阅前线发来的一份份报告的宋世宽抬头见向他毕恭毕敬行军礼的年轻人，疑惑地：“你是……”“原人民解放军少校军官、转业军人包世忠前来松辽石油勘探局报到！”“你就是包世忠同志啊！好好好，来得正是时候。”宋世宽就爱看到一身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他笑呵呵地对包世忠说：“我们两个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世’字，知道为什么吗？”

15岁就参加抗日游击队、21岁是四野营长又刚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包世忠被眼前这位笑呵呵的中年领导问住了：“首长，这个……”

宋世宽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因为你参加过小八路，我当过老红军，我们俩一生下来就有一个解放全世界的共同任务！所以爹妈给我们的名字里都添了个‘世’字，你说对不对？”

包世忠一下被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领导的幽默所感染。“是！首长。”包世忠又一个军礼。“听说你的家眷就在本市？怎么不先回家看看？”宋世宽亲切地问。“报告首长，听说这儿要找到油田啦，我着急呀！请首长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不知怎么的，才见面两分钟，宋世宽就喜欢上了这位少校转业军人。“首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闲着就难受。这不我刚从部队转业就赶上了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我可不能回到家里睡大觉去！首长你放心，我参加过许多大仗，像攻克四平、锦州战役和朝鲜战场上的鸭绿江保卫战等我都参加过，我喜欢打硬仗！”包世忠像是怕首长真让自己回家休息似的，急着掏出一心窝的话。“好啊！”宋世宽大喜。只见他稍加思索，便说：“我们马上要打一口基准井，就像打仗一样，要取得一个大战役的胜利，就先要拔掉敌人的第一个据点，这找油也得先钻个窟窿，基准井起的作用就是这。派你上那儿去怎么样？”“行，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我一定在那儿当个好钻工。”包世忠说。“哎，不是让你去当工人的，是让你当队长。”“当队长？我哪能成嘛！首长你……”本来就天热，房子里连把扇子都没有。包世忠急得满头大汗。

宋世宽递过一块毛巾，做了个摇摆的手势：“你不用说了。在你来之前我们就看了你的材料。正好余部长和康副部长要求我们加强基准井的钻井队领导，而承担一号井的32118队老队长另有任务，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去那儿。这是组织决定。”

包世忠一听“组织决定”四个字，就再也没有推辞：“是，首长，明天我就去钻井队报到。”

宋世宽高兴地送这位雷厉风行的新队长出大门时，突然发现这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走路时怎么像地质部的老部长何长工那样跛脚呢？宋世宽后来才知道，少校转业军人包世忠原来是个战功赫赫的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宋世宽有点后悔派这样一个同志上当下最要紧的前线，但勇士已经启程，那是不可能叫得回的。

包世忠来到32118队时，松辽基准一井已经开钻，他从零学起，一直到熟练指挥整个钻机的操作和战斗，但石油部和地质部乃至中央都很重视的松基一号井并不理想。从盛夏到深秋，包世忠和队友们苦战数月，于11月11日完成设计钻探进尺1879米。战斗英雄队长的包世忠看着一箱箱圆柱状的岩芯被地质师排列有序地放在钻台旁边，那些夹带小鱼、螺壳和树叶等化石物体的奇妙石头，如同天书般地吸引着他。包世忠每天美滋滋地看着这些宝贝儿，脸上总是露着笑容。但勘探局的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个井基本失败。“为什么？”包世忠有些急了，“我们哪儿做得不对？还是质量不合格？”“都不是，是因为没有见到油！”

包世忠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这才似乎明白找石油并不比抢占敌人高地简单。

在32118队开工一个月后进入施工的松基二号井也不理想。这口井钻井深2887米，除了在井深168米到196米之间的岩芯里见过少量的油砂外，同样并没有获得工业性油气流。

这上任初始的第一年，对将军部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不吉利的一年。“川中会战”之痛一直留在他心头不说，地质部已经提出“三年拿下松辽大油田”的口号，可油在哪儿一直是个问题。松基一号井和松基二号井相继没有逮到真正的“敌人”，而越是逮不到“敌人”，石油部上下越是摩拳擦掌。

当然，最着急的还是他们的部长余秋里。

这一天深夜的秦老胡同里，安静得出奇。余秋里家的那个会客室里被烟雾笼罩得进不得人。孙敬文、周文龙等几位副部长因为受不了而早早离开了，李人俊也感到再跟着“吸烟”肺都要染黑了。屋里只剩下余秋里和康世恩，俩人面对面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谁也不说话，四只眼睛盯着同一个方向——铺在地上的那张松辽地质图……

就这样几十分钟、几十分钟地过去。

余秋里在等待康世恩最后确定“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方案，而康世恩则在等待前线地质技术人员向他报告被退回去的报告。

用地质部老地质学家黄汲清的话说：“事不过三。”这松辽找油如果三口基准井都没有工业性石油显现，问题可就大了！

余秋里能不着急嘛！余秋里一着急，一不说话，康世恩就更着急了，像打大仗时，参谋长不能给定夺战局的司令员拿出个可行的作战方案一样，那要他这个参谋长干啥？

小桌上的几包“中华烟”都空了，最后只剩下一支烟了，余秋里刚要下手，却遭不客气的康世恩抓过去就往自己的嘴里塞。余秋里一愣，笑了：“老康，抽完这支烟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烟雾中的康世恩摇摇头：“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你这儿好一些。”

余秋里没说话，双腿从木椅上放下，拖上布鞋，进了里屋。一会儿又回到客厅，只见他手里拎了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咕嘟咕嘟”地各倒了大半杯，也不管康世恩喝不喝，自个儿先往嘴里倒。康世恩一见，甩掉手中的烟蒂，顺手端起酒杯，生怕落后……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院子里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银装，余秋里和康世恩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依然喝着沉闷的小酒，一杯又一杯。“怎么搞的，这酒跟以前不一样了！苦啊！”余秋里突然大叫一声，眼睛盯着杯子里的剩酒，迷惑不解。

康世恩也像一下被提醒似的，看看酒杯，又品上一小口，说：“没什么不一样嘛！”“不对，就跟以前的不一样！”余秋里坚持说。

康世恩苦笑一下，再没说话。

雪夜，秦老胡同里，两位石油决策者依然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他们在苦闷和期待中等待着新年的钟声。

松辽前线关于“松基三号井位”的最后布孔方案终于送到了部里。余秋里让康世恩找地质部和自己部里的权威们赶紧研究商议。“余部长很关心松基三井的事，今年春节我们几个就别休息了，抓紧时间争取把三号井的事敲定。”康世恩对勘探司的副总地质师翟光明说。翟光明转头就去告诉松辽前线来京汇报的局长李荆和与张文昭。

李荆和一听部长们还要进一步商量“松基三号井位”的事，有些惊讶地问：“这已经来回折腾好几回了，怎么还不能定下呀？”

翟光明闷着头说：“你也不想想，如果三号井再见不到油，余部长还不吃了我们几个？”

李荆和伸伸舌头，苦笑道：“那倒也是。”又说：“不过如果三号基准井再打不出油，余部长第一个要撤职的肯定是我这个松辽勘探局局长。”

干吧！在这样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将军面前还能有什么路可走？

2月8日，是农历己亥年的春节。石油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很热闹。值班的人探头往里一看：哟，康世恩副部长和李荆和局长，及翟光明、余伯良、张文昭等人都在里面呀！

再仔细一看，不大的会议室里，却铺展着一张巨大的松辽地质勘探图。康世恩脸色颇为凝重地说着：“松辽第一口基准井打在隆起的斜坡部位上，不到2000米就打进了变质岩，没有使我们看到油气显示，看来是没打到地方。二号基准井打在娄登岸构造上，虽见一些油气显示，可一试油又没见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太靠近盆地边缘了。因此松基三号井就必须向盆地中央去勘探！李局长，你跟张文昭同志再把你们那边的情况和近期对确定松基三号井位的补充资料说一下。”

张文昭连忙把手头的资料和几份报告塞到李荆和手中。李荆和其实用不着看什么资料了，他知道康副部长对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所以李荆和重点挑了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三号基准井的位置早先由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拿出的方案是确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米处”。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还对上面的井位确定理由作了五点说明。但石油部松辽勘探局的张文昭、杨继良和钟其权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提出的三号基准井位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井位未定在构造或者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的原则；二是盆地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盆地南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该点交通不便。他们提出应向盆地中央的黑龙江安达县以西一带布井，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地质部的同志很快同意石油部张文昭他们的建议，并派最早进入松辽平原的韩景行和物探技术负责人朱大绶前来听取张文昭等石油部同志对具体布孔的理由。

杨继良和钟其权等面对同行的“考试”，很是一番辛苦，可当他们摆出五大依据时，物探专家朱大绶摇头表示：地震资料不够，没有电法隆起的基础工作，难说新孔是不是在所需的隆起构造上。

专家们的讨论异常激烈。康世恩那个时候正好跟余秋里上了西北的克拉玛依那边，他通过长途电话问张文昭情况怎么样了，张文昭只好报告实情。“地质部同志的意见非常对，你们赶紧抓紧补充地震电法资料。一方面请朱大绶他们帮助，另一方面我知道最近苏联专家有一架飞机要在松辽盆地进行一次考察，你们争取挤上一个人，从空中看看新布孔的所在地貌……”康世恩说。

张文昭问杨继良去不去乘飞机兜一圈？杨继良高兴得手舞足蹈：“去啊！我可从来还没有坐过飞机呢！”

杨继良到了苏联专家坐的那架小飞机时，地勤人员却将他拦住了，说：“你块头这么大，没你坐的地方！”

杨继良急了：“我是块头大了一点，可也没有苏联专家大嘛！”

地勤人员说：“人家是外国专家，要照顾他们嘛！”

杨继良悻悻地：“那我就站着不占两个人的座位行不行？”

地勤人员看看这个背地质包的胖子，也就只好如此了。

太美了！飞机上下来的杨继良冲张文昭和钟其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字。“我们选择的井位没有错。那是盆地的一个大隆起构造……”杨继良言归正传。

张文昭告诉他：“前些日子，钟其权和张铁铮等同志跟随地质部物探大队的朱大绶他们一起上大同镇一带进行了地震工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高台子地区初步的构造图，表明那一带真的是一个大隆起构造。综合资料看，我们原先定的井位，只需要稍作移动，就是理想的井位了！”

杨继良听后兴奋不已，由他执笔的松辽石油勘探局58字第0345号文件连夜上报北京，该文指出：“松基三号井的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米，高台子以西100米处。”

石油部接到杨继良他们写来的报告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已从克拉玛依回到北京，于是在余秋里参加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指示康世恩尽快通过研究后给松辽局一个批复。11月29日，石油部便以油地第333号文件给松辽局批复同意他们的松基三号井井位。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准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苏联专家布罗德更是一口肯定：再不见油，我就断了自己嗜酒的习惯！

1959年新春刚刚来临，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用三天时间听取了张文昭对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往桌子上“嘭”地猛一砸：“我是做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

春节前，余秋里因为要向刘少奇汇报石油工作情况，康世恩就利用春节几天时间把专家们请到部办公大楼上连续又细细讨论了松基三号井的每个开工前的细节。

大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以及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井方案去的。“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镜头终于又拉回到了春意浓浓的老将军家了。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

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

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

何长工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的工作由我们地质部来承担，你们石油部就全力把松基三号井完成好！咱们携手并肩，在今年干他个漂漂亮亮的大仗！”

兴头上的余秋里还要说什么时，却见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耳边：“老将军，我还有个请求。”

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轻轻一拍：“我知道你的‘请求’是什么！”

旁人不知怎么回事。何长工满脸诡秘地冲康世恩一笑，然后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老伴，上饺子噢！”“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老伴尹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外面喽！”

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你甭管他，秋里说他这几天光顾开会，春节都没休息一天。让他吃个够。不过明儿他要是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看我怎么罚他这条饿狼！”“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顽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个军礼，末后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朝老将军说：“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

石油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家开的此次“国家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之后，余秋里在部党组会议上，迅速布置了新一年松辽勘探的战略部署。谁来打松基三号井，这是个问题，但这毕竟又不是个问题。

32118队自完成松基一号井后，在队长包世忠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整休时间进行了大练兵。从干部到普通钻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操作也跃上新台阶。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松基三号井的任务就他包世忠队了！

32118队全体干部职工接到再战松基三号井的任务后，一片欢腾。从松基一号井址的高台子村到新井位的小西屯村，相距130多公里。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净是翻浆的泥地田埂。120余吨的物资怎么搬运到目的地，成了包世忠的一大难题。因为队里仅有松辽勘探局配备的4辆运车最大运力也只有4吨重，而队上的两台泥浆泵外壳就有19吨重，且是不可分拆的整件。怎么办？包世忠发动群众集体议论，大伙儿越说点子越多：没有大型吊车，他们就用三角架和滑轮倒链提升近20吨的泥浆泵体，然后在悬空的泵体下面挖出一个斜面坑，再让运车徐徐内进，然后松开三角架上的倒链，20来吨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安然地放在了运车上。而严重超载的运车启动后，包世忠像看着自己的闺女出嫁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啥叫难啊？这一路运载才叫难啊！走在田埂上怕陷进去出不来；走在沿途小桥，怕一旦遇上拐弯什么的就惨了：甭怎么想，就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包世忠记不清这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他要带着全体队员，像蚂蚁啃骨头似的将一件件、一根根铁柱重墩——当然还有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和一片片岩芯碎片，全部搬运到130多公里外的新目的地。“蛮干！”“胡来！”“破坏生产，个人英雄主义！”

32118队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实现了在无任何外界帮助的条件下完成井队整体长途搬迁，却遭到有些人的政治攻击。拖着残疾之身的包世忠竟然为这不得不到局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余秋里得知后气得直咬牙关地痛斥道：“我的队伍是去找油的，油找不到，你们可以批他们、撤我职，但眼下我们上下都在为拿下松辽革命加拼命干的时候，你们这样打击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我不答应！”

然而这仅仅是石油战线面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极不正常的冰山一角而已。余秋里身为部长，中央的重要会议或会议精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在“大跃进”极“左”浪潮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仍然估计不足，或者有些事连他想都想不到的。

正当他和战友们摆开松辽找油大战之际，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全国。毛泽东虽然在1958年冬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建议，同时对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也极为不满，也正式提出了不再当国家主席，但在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时坚持“以钢为纲”的方针。在经历大炼钢铁和“共产风”之后的国力受到严重损害形势下，中央又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于保证钢铁建设方面，石油工业怎么办？

余秋里心急如焚。

石油部内部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既然工业战线都在“以钢为纲”，我们石油战线何必争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让吧！让钢铁老大先行吧！

但多数同志则坚持认为，国家统一计划下，我们可以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服从大局，又可以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在内部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尽量争取多找油。“我看这‘又让又上’，比‘只让不上’好！”在全国石油系统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胳膊，铿锵有声地说，“从我们石油部的实践看，对待困难，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到困难就调转方向，在困难面前躺下来。另一种是不利条件看得多，有利条件看得少，当伸手派，不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持这种态度的是少数人。第三种，也是我们石油工业中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就是把困难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要依靠群众去克服的，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而非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

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但余秋里对下面一些单位由于受社会政治影响而把握不了自己工作方向的现象同样忧心忡忡。

新疆局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油田开发基地，却因为全民大炼钢铁而竟然在他们那儿有人放下石油不钻，整天热心搭起小火钢炉炼钢铁去。可气的是为了达到炼钢的数量，竟把国家进口来的无缝钢管锯断后去凑炼钢量。“你们这帮败家子！谁要再敢这么干，老子就派人把他抓到北京毙了他！”余秋里大发雷霆，把值班室的电话摔得八丈远。“你，马上到那儿去一趟，把党组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这种败家子行为！”他把副部长李人俊找来，命令他立即赴新疆。

那时石油部下属的单位实现双重管理，即业务上受石油部领导，而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由地方管理。李人俊到新疆局后，人家听不进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的精神，反说李人俊是“右倾”，恨不得就地批判。“反了！简直是反了！”余秋里不仅是大发雷霆了，而且怒发冲冠。这一天他被周总理叫去了。“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见余秋里后就愁云满脸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周恩来摇摇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

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里调拨1100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打电话。末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周恩来不无期待地：“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夜深人静。长安街上萧风猎猎，无几个行人。余秋里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他想起刚才周总理的话和神情，心头阵阵隐痛。有几件事他没有向总理说，但却一直像铅似的坠在他心头。前阵子，国家炼合金钢要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炼油厂增加生产，甚至国务院还专门派飞机去那儿空运过石油焦。可当他余秋里根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给新疆局下达石油焦生产计划时，那边竟然这样回答部里：“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任务。”“狗屎！这是狗屎报告！”余秋里把新疆局发来的文件甩在地上，重重踩了几脚，愤愤地骂道，“石油焦是国家的急需物资，一级任务！他们却说‘努力完成’。炼钢铁是他们的任务吗？瞧他们那么起劲，什么‘一定要完成’！我看他们完全本末倒置！岂有此理！”

还有一件事更使余秋里无法容忍。国家为了从新疆多运一些成品油，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决定把石油五厂部分炼油设备调到新疆克拉玛依炼油厂。石油部正式下文给五厂，指示他们按中央精神迅速执行，并且还专门派人去督促。哪知五厂领导就是拒不执行，而且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部机关。“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独立王国了？以为保护本厂利益就是最崇高的了？呸！一点最起码最基本的全局观念都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只顾局部利益的单位、厂矿，能搞得好吗？不行！永远不行的！”余秋里在部属厂局矿工作会议上，让五厂干部站在众人面前，暴风骤雨般地一阵训斥。平时经常被人猜测的那只空袖子此时甩得“嗖嗖”呼啸，吓得五厂的干部脸色发白。“部长我们错了。回去立即改正……”“改正？改正就完了？”那只“嗖嗖”呼啸的空袖子甩动得更加激烈，“知道什么叫贻误战机吗？那是要杀头的！”“是，要杀头的。”五厂干部的后脖子直发凉。

石油五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服从命令的事，这对军人出身的将军部长来说是他极少碰到的事，因此也格外记忆犹深。几十年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起此事，他说：“经过严肃批评教育，石油五厂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执行了部里的决定。在克拉玛依油厂建设期间，石油五厂担负支援任务，在原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工作做得很好。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事过半年之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石油五厂的同志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责部里不该把他们厂的设备调到新疆去……”

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竟然屡屡遭到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选择！

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为此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做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八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启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命令道。“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启程行吗？”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飞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间房，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开会。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通知他们去开会。

第三天了，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坐不住了，上办公厅问。

办公厅的同志热情而又客气地说：“余部长说了，让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不是说有紧急会议要开吗？怎么让我们天天闲着呀？”那个党委书记莫名其妙地问。

办公厅的同志笑笑，摇摇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可余部长是这样向我们交代的，他特意说让你们来北京后好好休息几天。”

四五天后，余秋里终于出现了，他先找焦力人，问：“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干啥要把你打成右派？”

焦力人说：“就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拼命要求油田高产。”

余秋里一听，说：“我知道了。你先歇几天，回头我跟你们一起回甘肃去。”

几天后，余秋里带了另一位副部长，乘火车来到兰州。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遵照余秋里的指示没有下车，回玉门去了。

余秋里下火车时，甘肃省委和石油部运输公司驻兰州办事处的车同时到站接他。当时的石油部运输公司在兰州非常出名，因为国家的石油主要是靠他们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听说自己的部长来了，运输公司办事处的同志脸上很有种洋洋得意之气，他们知道部长的脾气：肯定不会上省委招待所，而是愿意上自己的运输公司办事处去住。“这回我想住省委去。”余秋里将那空袖子一甩，没多说一句话，坐进省委的车子就“呼啦”一阵风走了。

省委招待所的宁卧庄宾馆，虽不像现在的五星级水平，但在当时也是兰州数一数二的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入住的地方。但余秋里进了宁卧庄而没有先歇脚，却又唤来自己石油部的运输公司派来一辆“伏尔加”。随后到了兰州炼油厂。

兰州炼油厂位于兰州西郊，它南靠小平子山，黄河正好从它身边悄悄流过。兰州炼油厂在五六十年代名声显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它的任务是将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运送来的石油进行加工冶炼，然后再在这儿将成品油源源不断运送至祖国各地。“兰炼”因此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石油骄子，也是西北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宏伟的建筑、交错纵横的管道，及高耸云霄的高炉，象征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无数人所崇敬仰望。“兰炼”的建设是快速的，一年多时间便拔地而起。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先进，以及车间、食堂、各种小会议室、洗澡堂、喷水式的饮水器……所有这些在当时简直让中国人看了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般的缩影。“兰炼”是当时的国宝，更是石油部的掌上明珠。为此，余秋里在当部长后，就派一名非常得力的部长助理、新中国第一位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石油机构的“钦差大臣”徐今强（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去管理“兰炼”，任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余秋里来到“兰炼”，见了如此宏伟的现代化工厂，真是心潮澎湃。但与之极不和谐的是他看到自己的助手、“兰炼”一把手徐今强怎么总畏畏缩缩，连句话都不太敢讲似的。“今强，你这是怎么啦？是病了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余秋里停住步子，问徐今强。“不、不不，余部长，我、我啥病都没、没有。”徐今强结结巴巴地说着。

余秋里疑惑地看着这位昔日敢说敢干的助手，皱皱眉头：“要不就是你不适应这儿的生活习惯吧？”

余秋里继续被人前呼后拥着在厂区各个地方参观视察。

中午开饭，有肉有鱼。余秋里忙将徐今强拉到自己身边：“来来，你这身子骨得补补，这顿饭你多吃点。”

徐今强拿着筷子，就是夹不动桌上的鱼肉，最后他不得不对一脸狐疑的部长吐露真情：“部长啊，他们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余秋里一听就急了，“嘭”地将筷子往碗上一搁，问：“为什么呀？”

徐今强吭吭哧哧不敢说。

余秋里更火了：“我在这儿你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

徐今强了解余秋里的脾气，于是如实报告：他是因为抓炼油而对大炼钢铁不热心才被省里抓反面典型弄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余秋里听完，非常生气地扒了几口饭，便将筷子往桌上一甩，站起身：“这顿饭也吃不香了！我要上省委去。”

这天晚上发生在兰州的这一幕后来连毛泽东都知道：

晚饭很丰盛，酒菜齐全，且是超规格的。本来余秋里让下面的人吩咐由他们石油部出面招待省委书记，但人家省委的人不干，说余部长上甘肃来，再让石油部掏钱请客，他们省委领导的面子没地方放嘛！“那就客随主便吧！”余秋里对秘书说。

傍晚时分，宁卧庄宾馆的上上下下都知道省委书记要前来设宴招待石油部长，于是不到五点钟就有人在大门口站着恭候。“哎呀书记好书记好！我已经有些日子没见您这位老首长啦！”余秋里提前几分钟在下榻的房间走廊里等候省委书记的出现。来者的身份不仅是甘肃省委书记，而且是当年在长征路上与余秋里一起走过雪山草地，后在西北野战军当过四纵政委、兼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政委呢！论资排辈，余秋里叫他首长一点不过分。“好好好，余部长，你现在可了不得呀！年轻有为，毛主席赏识，中央重视的石油部长喔！”省委书记一番夸奖，露出少有的羡慕之情。“来来，给书记敬酒！”余秋里喝酒的水平一般，但为了表达诚意，他今晚不得不全力以赴。借酒意，他向省委书记一次次地表达心愿：“我们的玉门油田、兰炼、运输公司，都是你书记的地盘上，仰仗你和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关照，我们才有了些成绩，感谢书记，感谢甘肃人民！”

省委书记也是个不胜多少酒力的人，几杯下去，满脸通红，舌头根都有些硬了：“余、余部长你太、太客气了，我们不都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干工作嘛！石油部在你余部长的领导下，去年就打了个翻身仗，今年形势更是一片喜人，毛主席表扬你，我们甘肃人民更感谢你！你瞧瞧，玉门、兰炼，还有周总理一直特别关心的运输公司，都在我们这儿，都是我们甘肃省的光荣和自豪啊！我们甘肃只要有这几个单位大跃进了，我们就会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份满意的卷子了！你说是不是余部长？为这，我得先谢你！来来、干——干了这一杯！”“干！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干杯！”余秋里今晚有事要求省委书记，所以人家的酒是不能不喝的，而且必须喝到主人尽兴的分上。

酒后的闲聊该是轻松了吧？否也。会客厅的大沙发上，省委书记脱掉鞋子，说要舒服舒服。人家是老红军，正式场合一言一行，有板有眼。从台前走下来后，该是“老农民”的那套习性一点不马虎地彻底恢复。余秋里在这一点上非常喜欢省委书记，他们都是从小吃不饱穿不暖才扔了锄头跟共产党闹革命出来的，虽然现在官当大了，但骨子里的生活习惯还是农民一个。

余秋里也不含糊，屁股坐上沙发后，脚上的鞋一脱，跟着人家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不同的是人家仰躺在大沙发上。“不好意思了，余部长，今晚给你多灌了几杯，有点那个了……”省委书记舌头根真有些发硬了，脸绯红的，仰躺在沙发里冲北京来的客人歉意地笑笑。“书记说玩笑了，那点酒对你来说就像当年战场上捡几根敌人的烧火棒一样不在话下。”余秋里从不奉承人，今儿个例外。

省委书记笑着在沙发上用手指指余秋里：“你至少比我少喝三杯！三杯肯定是有的……”

余秋里的心思早已想着有求于人家的事，便引出正题地对省委书记说：“书记啊，这次我来拜访你可是有求于你啊！”

省委书记半闭着眼：“说，你余部长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嘛！”

余秋里一听很受振奋，赶紧把手里的烟一掐，说：“我是为兰炼的徐今强的事今天要求你帮忙了！”“徐今强？！噢，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嘛？”“当然是好同志了！对党忠诚，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这些我知道。可我听说他在兰炼的表现挺那个右的啊！”省委书记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省里正在研究下面报来的材料，好像他有点悬啊！离右派就那么几公尺了呀！”

余秋里显得有些着急：“我不相信这个同志有什么右倾思想，更不相信他也会是右派！”

省委书记把头往沙发里头一侧：“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突然又转过头，向外面喊着：“喂——组织部的小李过来一下！你是经办人，你给余部长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个经办人匆匆从门外走进来。先看了一眼自己的书记，又看了一眼横眉冷对的独臂将军部长，心里有些发毛地：“是这样，余部长，下面反映徐今强只知道抓炼油，而对毛主席和中央大炼钢铁的事有反对意见。群众因此对他……”

余秋里生气地打断对方的话：“搞石油的人不抓炼油的事还要他干什么？”

经办者很害怕石油部长的两只眼睛，尤其是他那只空洞洞的袖子，一扇动就叫人心惊胆战起来，到底胆战些什么，也说不上来，反正挺叫人害怕的。“可、可大炼钢铁是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抓的头等大事，他徐今强不但自己不热心，而且也不支持兰炼的群众炼钢铁，这样影响就很坏。”“坏什么？我看很好嘛！”余秋里的声音很大，一下惊醒了酒醺之中的省委书记。只见他揉揉惺忪的眼睛：“怎——怎么啦？”他看看余秋里脸色不太对劲，便对手下说：“小李，你、你给余部长讲讲徐今强的具体事。”说完，他又力不从心地重新将头转向沙发的里面。“对嘛，我听听啥事实嘛！”余秋里缓了下口气。“是这样，余部长。当时我们地方有人借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去炼钢铁，可徐今强就是不同意……”

余秋里立即打断对方的话：“这有什么不对？徐今强做得很对嘛！你们就凭这说徐今强有右倾思想，要打成他右派？啊？那我余秋里不是更大的右派了嘛！我让我们的玉门油田、新疆油田，还有柴达木油田不许把石油的设备和物资去炼钢铁，那我不是更大的右派了？！这是什么逻辑？荒唐！”余秋里越说越火气冲天，“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那经办人员吓得赶紧退出会客厅。

省委书记惊醒了，吃力地支撑起身子。看着余秋里赶走自己的手下，颇为不满地：“余部长，你别发那么大火嘛！这抓破坏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中央的精神，大炼钢铁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能不让我们要求下面的单位行动嘛！”

会客厅的门“嘭”地被余秋里关上，但里面的声音，无一遗漏地传到了外面的几位秘书和宾馆工作人员的耳里——“那也要看什么人干什么事！如果徐今强把鼓风机借出去了，一旦正在工作的鼓风机出了故障需要更换备用的又找不着时，这会造成炼油厂的瘫痪你知道吗？”这是余秋里的声音。“事情不会那么巧合的。再说，大炼钢铁已经是全民行动起来了，他徐今强只顾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根本不顾全局的大炼钢铁和群众性运动，起的影响非常之坏。”这是省委书记的话。“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这么说我们响应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就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你这是跟我混淆概念。再说了，他徐今强还是我们石油部的部长助理，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也得给我们打个招呼吧！”“反右倾斗争，是当前全党的一项头等的政治任务，还需要向谁打招呼吗？那这也招呼一下，那也招呼一下，我们上哪儿去抓右倾分子呀？”“你书记上哪儿抓右倾分子我不管，但你要在我们石油系统随便抓所谓的右倾分子，我看你抓个试试看！”余秋里的声音刚落，只听“哐当——”一声巨响。

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轻轻推开会客厅的门缝往里面瞅：原来独臂将军站在那儿正大发雷霆，他的右手还紧紧握着拳头，两眼直冒火焰地盯着对面沙发上坐着的省委书记。这时余秋里的目光转到门口，秘书和工作人员们赶紧又关上会客厅的木门。“除了徐今强不能抓外，玉门的焦力人，运输公司的张复振，你们一个都不能动！一个都不能斗他们！谁要是敢动他们的一根毛，我立即把他们都调回北京去。你省委有意见，我们上党中央那儿去说！”

会客厅的门突然“哐”的一声开了，只见独臂将军部长气呼呼地从里面走出，朝走廊里等候的秘书和随行人员一挥右臂：“走，回北京去！”

一个部长和一个省委书记干仗，这不算小事。消息马上传到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听后扼腕道：自古就有不怕死的谏官嘛！

刘少奇听人说后，颇为感慨地以欣赏的口吻赞扬余秋里：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据理力争。

那是个党、国家和许多个人命运搅在一起的特殊年代，政治风暴和经济压力下，使得全国上下个个都处在斗争状态。余秋里以一个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办实事的工业部长的魄力，为石油战线尽量不遭受因为政治斗争而使一批干实事的优秀领导干部们沦为人民的对立面，可以说费尽心思，力挽狂澜。对于那段往事，他有过自己的一段回忆：“在反右倾斗争中，我们保护了一些干部，为即将开始的石油大会战，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1960年初，我们将张文彬、焦力人等人从新疆局、玉门局调出，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徐今强也于1963年调回石油部担任副部长，1964年起他主持大庆油田工作。他们都为大庆油田会战和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隔40余年的今天，当我请83岁的焦力人老部长谈起这件事时，焦老颇为感慨地对我说，对这事他一生感谢余秋里，他说如果不是余秋里当时全力保他，那他焦力人恐怕后来的命运就非常惨了。他说后来他因余秋里把他弄到北京后，玉门那边的“右派”名额就落到了另一位市委领导的头上。这位代他顶“右派”帽子的姓杨的市长，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得平反，挂了几年酒泉地区副专员后终因积忧成疾，过早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余秋里部长当时救我，我的命运绝对好不了多少。”焦力人这位延安“鲁艺”毕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此说。

那个年代受难的还有许多人。共和国极其重要的一位开国元勋彭德怀的命运也许是最惨的。1959年7月初，正当余秋里与同事们热切地等待松基三号井的战果时，他被召到江西庐山开会。

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一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流血的疼痛，对共和国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可轻视的巨大伤害。余秋里亲历了全过程，虽然他在当时并非是那场政治斗争的中心人物，但他的两个最崇拜的统帅人物——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与分裂，使他内心深深地受到震惊和感到痛楚。他崇拜毛泽东，一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思想行动。纵观余秋里一生在军事和经济战线上所作出的那些卓越贡献和“特别能打开局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无一例外地看到他余秋里熟练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并进行创新式的工作内动因是什么，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执行和实践的结果；他爱戴彭德怀，无论在战争年代他作为从贺龙的一兵一将后转为彭大将军手下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他对彭德怀的军事艺术天才和正直为人的品质佩服又敬重，并一生视为榜样和楷模。但庐山会议上余秋里无奈地看着自己的这两位崇拜者之间出现的各不相让、各持己见又最后在完全不均衡的较量中草草结束了这场心底流血的“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对余秋里内心深处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他正在全力指挥石油战线打开新局面的战斗也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在参加庐山会议之前，松基三号井已经开钻两个多月。包世忠这位满身带伤的残疾少校钻井队队长也真不简单，在没有吊车、没有大型运输工具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走的条件下，硬是把120多吨重机台设备搬到了地处黑龙江肇州县联合乡高台子村和小西屯之间的那片空地上。开钻的仪式也并不像余秋里、康世恩和何长工他们在决策井位时那么翻来覆去、几经周折那么复杂和劳神，基井综合研究队队长钟其权找来一根小方木杆，上面写了“松基三井”4个字，用榔头往地里一钉，对包世忠他们说：就在这儿钻！

包世忠是带兵的出身，他懂得鼓舞士气该怎么做。于是在4月11日开钻那天，让队里的几个年轻人给41米的钻塔披上鲜艳的红旗，还特意上镇上买了几挂鞭炮。全体队员列队站在钻台，他一声令下：开钻！

顿时5台300马力的柴油机齐声怒吼，将强大的动力传送给钻杆。直插地心的钻杆开始飞旋，泥浆带着水花，溅向四方，令围观的几百名村民一阵阵欢呼和惊叹。

但是松基三井的钻探并不一帆风顺。一天，包世忠正在为解决职工的吃菜问题，带人在一片荒地上垦荒翻土，副队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队长，快去看看，井上出事啦！”“什么？”包世忠没有顾得上问清是怎么回事，就直奔井台。

带班的司钻耷拉着脑袋报告说，由于开钻的时候井队没有配好足够的循环泥浆，钻井开始后他们用的是清水造浆办法钻开了地表层。这办法通常不是不可以，但东北平原的地层与西北黄土的土质不一样。钻杆下旋不多久，地下的流沙层出现，造成表层套管下放时井壁出现坍塌，在一百多吨的钢铁钻塔下出现一个不见底的深坑正吞噬着地表松软的土层……情况万分危急，如此下去，不光钻进无法继续下去，弄不好连整个钢铁钻塔都有被陷下的可能！

怎么办？千钧一发之际，全队将士们看着包世忠，盼他拿主意。松基三井关系到余部长、康副部长和全石油系统对松辽找油抱不抱希望的命根子，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眼下要是连钻塔都保不住，这罪可就大了去啦！“愣什么？快填井吧！”包世忠与几个技术人员和队干部迅速商量后，立即回到机台，果断作出决定。

填，用可凝固的沙泥夯实塔基！

填，用碎石子和草根条阻挡住坍塌的流沙！

填，用心和意志拦阻险情与恶果！

高耸入云的“乌德”钻机又重新抖起精神，发出“隆隆”的清脆歌喉……“同志们哪，我们要把昨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加油干哪！”包世忠再次站在井台上作战斗动员。

然而老“乌德”好像有意要跟32118队较劲似的，在他们革命加拼命抢回前些日子因为填井后放慢的进度，钻至1051米时，测井显示井孔斜了5—6度，这与设计要求直井井斜每千米深度不得大于井斜度的标准相距甚远。

包世忠这回是真急了。生产分析会上，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说话也比平时高出了几倍：“都在说大跃进大跃进，可到底怎么个跃进法？如果光想要数量，不讲究质量的话，你打了几千米成了废井，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大败家子！……当然，责任不在大伙儿身上，我前阵子脑子就有点发热，不够冷静，一心想把松基三井打完，所以指挥上有操之过急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基层单位的每位队长、书记头脑发热、不够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石油系统都有这一热一冷的问题！”庐山会议回来不久，余秋里在党组会议上面对当时部内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胸襟和气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热”与“冷”的关系：“什么是热？就是冲天的革命干劲！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态度！什么是冷？就是科学分析，就是要符合客观规律。热和冷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冲天的干劲，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分析，干劲就会处于盲目状态，不可能持久。这就像打仗一样，是勇与谋的关系。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立于必胜之地……不然，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也许今天我们听这样的话并不感到什么，但在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那个时候，余秋里能这样说话，真可以用振聋发聩四个字形容。

余秋里的不简单之处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领袖们欣赏这位独臂将军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猛，所向披靡，而且他头脑机智，对问题的判断与看法通常不人云我云，总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党和国家及人民最高利益的正确选择。

别看国家做事那么大而杂，有些事情上与过小家的日子形式差不多。在那个都在想为“社会主义高潮”出头露脸时，每年国务院的计划工作会议就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无休止吵闹。

谁都想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前多干点名堂出来，于是谁都想伸手向国库多要点投入。于是为争抢饭吃，部长们在计委主任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

钢铁是老大，粮食是老大之老大，煤炭的投入一分不能少，水利是“命脉”，交通是“生命线”……轮到石油部的余秋里，他只能做“老末儿”。

是嘛，我们石油部区区一个小部，又生产不出多少石油来，新油田的开发总一直处在“可能有”的未知数之中，谁买你账？“嘻嘻，秋里啊，还是你最让我省心。”被部长们搅得头昏脑涨的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这时最爱跟余秋里唠唠嗑，并总会捎上那么一句话：“要是部长们都像你余秋里，我这个计委主任可好当多了。”“副总理，我……也有一个要求。”余秋里不紧不慢地说。

李富春一愣，即刻道：“说，你石油部提的要求最少，我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说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余秋里抿抿嘴一笑，显得还有些腼腆似的：“我们系统有个先进代表大会要开，到时候请副总理在百忙当中去接见一下代表，讲个话，作作指示。给我们石油系统勉励勉励。”

李富春一听大笑起来：“好好，这个好！到时候不但我去，我还想法请总理和主席一起去呢！你看怎么样？”

余秋里像获得几十亿投入似的高兴得站起来，伸出那只右手直握住李富春的手道谢。之后爽快地甩着他的那只空袖子，离开了国务院。

李富春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那只甩得“飕飕”生风的空袖子，久久不能平静地感叹道：“一条真汉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空袖子甩进秦老胡同时，已经是又一个深夜了。房间里的电话骤然响起。“喂，余部长吗？你还没有休息吧？我是康世恩呀！对对，刚才松辽那边来电话，说他们今天已经在泥浆里见着油气泡了！”

一听康世恩报来的喜讯，余秋里一边接电话，一边将汗淋淋的白色圆领汗衫脱下，露出光光的上身，声音特别大地：“好啊，你知道他们现在打到多少米了？”“1112米。”“那油气泡能证明下面一定有油吗？”“那边电话里说，他们井队的技术员取了气泡样品，用火柴一点，你猜怎么着？点着了！是一团橘红色的火苗。肯定是我们要的油！”电话里的康世恩激动不已。

余秋里用握电话的右臂膀蹭蹭颊上淌下的汗珠：“这样，老康，既然那边有情况了，我看你应该立即上前线去，坐镇那儿，等待进一步成果！明天你就出发上哈尔滨！”“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好。我在北京等待你的好消息。”余秋里放下电话，见齐腰高的三女儿晓霞揉着小手，从里屋摇摇晃晃地出来：“爸爸，你又把我吵醒了。你真讨厌！”

余秋里高兴地上前一把抱起女儿，用胡子扎晓霞：“爸爸真讨厌吗？啊，还说我讨厌吗？”父女俩嘻嘻哈哈一阵闹后，妻子终于摇着扇子出来干涉了：“都深更半夜了，还让不让人睡觉？”“走，到妈妈那儿去！”余秋里放下女儿，自个儿进了另一间屋子去冲澡。这个澡用的是冷水，可他觉得十分爽快，竟然一边冲澡一边少有地哼起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这是1959年盛夏的一个日子。此刻松辽平原上的那口松基三号井现场，变得特别紧张和热闹。

昨天包世忠亲自看着技术员将气泡用火柴点出一团橘红色火苗后，立即命令钻工：“抓紧时间取芯，说不定下一次提杆就能逮住油砂呢！”

果不其然，今天刚刚天亮第一个早班的队员们在提取岩芯时，发现了一段厚度达10厘米的黑褐色油砂。

包世忠欣喜若狂地对自己的队员们高喊着：“今晚我请大家喝酒！”这个酒是值得喝的，油砂出现，意味着钻机已经摸到油王爷的屁股了。

这一天，康世恩已经到达哈尔滨，在华侨饭店住下。一同来的有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及中国石油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安德列耶柯夫等人。“好啊！你们尽快把有油砂的岩芯送到哈尔滨来！我和专家们要看看，越快越好！”康世恩的电话打到离松基三井最近的大同镇邮电局。那年代国家的通讯设备极其落后，钻机井台上不用说根本没有手机，连电报机都没有，所有对外的联系必须经过当地最基层的邮电局来完成。于是，小小的大同镇邮电局成了松基三井和北京及石油部领导们唯一的联络点。

长途电话的声音极其微弱，每一次通话，无论是余秋里还是康世恩，都得站直了身子、用足力气才能让对方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打包世忠第一次向上面汇报见油砂后，大同镇邮电局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包世忠向北京和外面汇报一件事、说一句话，几乎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不吊高嗓门喊着说话不行呀，而且经常一句话要重复喊几回才行！油砂出来那几天，正逢大同镇所在的肇州县开人代会。县委书记找到包世忠，说：“你一定要来列席会议，给我们农民兄弟们讲讲咱这儿发现了油田的特大喜讯。”包世忠面对全县人大代表赶紧更正：“我们现在发现的是油砂，还不能说咱们这儿的地底下一定有油田，但这是个重要的希望！”“好——毛主席万岁！”代表们依然欢呼起来。

从这起，32118队钻井台成了四乡八里老百姓赶集一样的热闹地方了，天天有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前来参观，谁都想第一个看到地底下“哗啦啦”地冒出黑油来。“北京的余部长着急，派康副部长来哈尔滨听我们的消息了。你俩赶紧收拾一下，带上油砂上哈尔滨去，康副部长和苏联专家都等着要看我们的油砂和测井资料呢！”包世忠对地质技术员朱自成和测井工程师赖维民说。“是。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朱自成和赖维民带上含油砂的岩芯样和测井资料，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搭上火车，直奔哈尔滨。

北国冰城哈尔滨的夏天，特别美丽。这一天，在十分富丽堂皇的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宾馆的四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里面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只要我们抓紧工作，松辽找油肯定会有重大突破！”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突然，楼道里有人急促地喊着：“快让路！让路！松基三号井的技术员到了！”

康世恩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向门口走去。当他看到手里抱着一大包资料的赖维民气喘喘地进来时，连声说：“辛苦辛苦！你是负责电测的赖维民工程师吧？”

赖维民忙点头应道：“是，康部长，我把测井资料都带来了！”说着，将肩上挎的和手里抱的一股脑儿放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岩芯也运来了吗？”康世恩一边迫不及待地翻着测井资料，一边嘴里问着。“运来了。朱自成技术员就在楼下……”赖维民一边擦汗一边说。“请朱技术员上来！”康世恩嘴里说着，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密密麻麻的电法图……“康部长，油砂样品拿来了！”朱自成抱着重重的岩芯，轻轻在康世恩的面前放下。

康世恩一见黑褐色的油砂，眼睛闪闪发亮，连声赞叹：“太好了！太好了！”“快请专家！”突然，他对身边的人说。

正在房间里洗澡的米尔钦柯听说是康世恩请他，那颗圆润而布满银丝的头颅高兴地摇晃起来：“噢，康肯定要告诉我们好消息了！”

情况正如米尔钦柯猜测的那样。康世恩见老朋友、也是他的苏联恩师之一笑呵呵地进屋，便一把拉过米尔钦柯：“好消息！尊敬的米尔钦柯总工程师先生，你快看看这些资料和这油砂……”

米尔钦柯看了一眼岩芯，又用鼻子闻闻，连连点头，然后又伏在电法图纸上认真看起来，而且看得特别仔细。这位苏联石油部的总地质师，也是苏联第二巴库等大油田的组织发现者，不仅在苏联石油界享有威望，而且在世界石油界名声显赫。康世恩和在场的中国技术人员们等待着米尔钦柯的结论。那一刻，四楼会议室静得出奇，连手腕上的手表走针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米尔钦柯终于抬起头。他朝康世恩微笑了：“康，祝贺你！这口井的油气显示很好。要是在我们苏联，如果得到这么可喜的情况，我们就要举杯庆祝了！”米尔钦柯说完这话，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了，唯独康世恩的笑容里带着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康，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米尔钦柯有些奇怪地问康世恩。“不，我是在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康世恩说。“下一步？你指的下一步是什么？”“松基三井目前的进尺是1460米，而且出现了5—7度的井斜。我想如果按照设计要求再钻进到3200米深，肯定有不少困难。纠偏井斜需要时间，往下再钻进1700多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恐怕还得用上一年时间……”康世恩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既像对米尔钦柯说，又像是在询问自己。“怎么，你想现在就完钻？”米尔钦柯瞪大了眼睛。

康世恩这回清清楚楚是对米尔钦柯说的：“是的，我想我们打基准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的，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就应该立即把它弄明白，看看这口井到底具备不具备工业性油的条件。”“不行！”不想米尔钦柯像一下失控似的冲康世恩叫嚷起来，完全没有了苏联大专家的样儿，更顾不上外交礼仪了。他抖动着根根银丝，愤愤地：“康，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松基三井既是基准井，那它的任务就是取全芯、了解透整个钻孔的地下情况。这是勘探程序所规定的，不能更改！”“可勘探程序是你们苏联定的。我们中国现在缺油，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地找到油啊！找到大油田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康世恩力图解释道。这话更让米尔钦柯火冒三丈，老头子气得一下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冲着康世恩大叫：“松基三井必须坚决打到3200米！不这样你们就是错误！错误！”说着，双手一甩，气呼呼地回到房间，“嘭”的一声关门后再没有出来。

怎么办？会议室顿时出现了少有的紧张气氛。二十多双眼睛一齐聚向康世恩。“看我干什么？我脸上生油？”康世恩吩咐自己的中国同行，“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会议室顿时又重新恢复了欢乐。

康世恩让人安排好从前线报喜来的朱自成和赖维民，然后说：“我要给北京打长途！”

于是这一夜，哈尔滨——北京、康世恩——余秋里之间有了一段重要的通话。“……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余部长你拿主意。”康世恩静等在电话边，他的心跳得很紧张。

北京。余秋里家。

长途电话被一只有力的右手握着，这是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刻。松基三井，影响到松辽找油整体方向，也关系国家能不能摘掉“贫油”帽子！区区一井，非同寻常啊！

余秋里凝视着前方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双眉一挑，对着电话筒，大声说道：“我同意你的观点：松基三井现在就停钻试油！这个责任我负！”“好！我、我马上组织人员试油……”听得出，对方康世恩的声音微微发颤。

余秋里放下电话，大步走到小院子的中央，仰头看着满天的星星，心潮起伏：松辽啊松辽，现在就看你松基三井这一步的结果了！“秋里吗？我是何长工呀！你们的决定我赞成。既然现在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再往下打又有不少困难，那就停钻试油嘛！至于专家说的取岩芯的事，我看这样：我派我们的队伍在松基三井旁边，重新钻口井，设计深度与松基三井一模一样，全程取芯，以补松基三井的地质资料！”

余秋里接此电话，脸上露出少有的感激之情：“老将军啊，你这是解我大难啊！”“哎——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松辽找油，我们地质部和你们石油部是一盘棋的事。祝你成功。对了，别忘了你说过的话：等钻出油了，你得请我吃红烧肉！哈哈哈……”老将军在电话里发出爽朗的笑声。“唉，我一定！一定！”余秋里的嘴都乐得咧开了。

第四章

乌金涌出，千里欢腾。

离国庆观礼只有两日，石油钻工刮掉胡子、换上新衣，捧着油样要上天安门见毛主席。

省委书记激情发挥，说：“我看这个即将诞生的油田就叫‘大庆’吧！”“大庆”从此出现在中国，属于中国。

冰天雪地时，独臂将军亲赴松辽，“三点定乾坤”。

自余秋里和康世恩决定松基三井停钻试油后，石油部上下这几天可是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松辽找油的旭光即将出现，担忧的是松基三井再试不油来，那可就霉到家了。松基一、二号井打了一年多，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三号井再来个水中捞月，那石油部有何脸面向国人交代？不说别的，光一口基准井的成本就是几百万元哪！几百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等于打一口井，要让几万人饿一年肚子！这还不说，松辽找油自地质部韩景行等第一支正式普查队伍进驻安达之后，这三年多中，已经相继陆陆续续有几千人在这儿工作，浅孔深孔多多少少加起来，那就不是几百万的事了。早在余秋里上任石油部时，在他全力支持康世恩的找天然油为主的战略方向时，有人曾在背后捣鼓过不少事，说康世恩是能干，可他只会花国家的钱而见不到油——人家说这话的根据是，在“一五”期间，石油部投入在找油上的勘探费远远高于人造油的成本，但获得的油气量却没有人造油多。这回好，余秋里上任后，石油部在寻找天然油的勘探经费上的投入更大，瞧瞧川中会战——有人又把这事抬出来了，花钱海了，油呢？油没见着嘛！等着吧，今年再抱不到“金娃娃”，看余秋里和康世恩咋个收场！说不准哪，连我们的工资明年国家都不一定给了！

议论有时是很杀人的。余秋里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的司机也是石油部机关的老百姓呀！老百姓之间聊天啥话都能传到首长身边的人耳里。余秋里当部长后，他对基层和百姓了解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就是从他的老司机那儿得到的。这一点余秋里的家人向我证实，尤其是他的几个女儿告诉我，她们的爸爸后来官越当越大，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跟家人交流和闲聊得非常少，即使在一起时，讲的也是国家大事，或者最多问问孩子们的工作、学习之类的事。而且因为父亲“高高在上”，她们不怎么多问多说一些他工作上的事。“师傅就不一样，跟我爸什么都可以聊。我爸也愿意听师傅的话。就是爸爸后来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师傅还是唯一可以说说他的人。”女儿们说。

余秋里从解放军总后调石油部部长及后来到国务院计委主任、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到离休和临终前，有过几任司机，但时间跟得最长的要算贾师傅了。“谁说的打不到油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发了？扯淡！真要那样，拿我的工资给石油工人们发去！”余秋里一生最听不得有人欺负老百姓。

北京冬季取暖有个规定，就是“3·15”，即不管天多冷多热，一到每年开春的3月15日，取暖单位将一律把炉子停了。贾师傅说的事是余秋里已经到总政工作了，有一天余秋里上北京黄寺总政宿舍看一名老同志，走进房间后，余秋里觉得很冷。回来的路上跟贾师傅聊起这事。贾师傅说：“这今天不是3月16号了嘛！”余秋里不解，问：“3月16号怎么啦？”贾师傅就笑了，说：“你当大领导的不知道吧：北京有规定，一到3月15号，所有的取暖就取消了。”余秋里一听就生气了：“天这么冷，让老同志钻在被窝里怎么行嘛？家里要是有小孩子不冻得哇哇乱叫嘛！”贾师傅说：“人家取暖单位也有难处，总得有个开炉停炉的时限吧，否则怎么弄？你当过计委主任，总知道国家的开支那头松一下得多花一大笔钱嘛！”余秋里不服：“你别这么教训我！我要知道绝对不会让有关部门这么做事的。取暖多长时间，是得有个时限，可在这时限里得灵活些，比如在3月15日之前，哪一天天暖些，你不会把炉子少加点煤？等3月15日之后，天特别冷时，你再多烧几天不可以吗？干什么事都那么教条主义，不从实际出发，不为老百姓想就办不好！”贾师傅说，总政后来在余秋里的干预下，真的在取暖问题上改变以往的“3·15”做法，机关上下都很满意。

贾师傅那儿的故事可以一筐一筐地装。他说余秋里到总政后为了解食堂吃得怎么样，可身为总政部主任的他是不太可能与普通干部战士一起天天吃的，于是贾师傅就成了余秋里的“情报员”。从贾师傅嘴里，他余秋里能准确无误地知道总政食堂能不能让干部战士们满意。“别看他在外面脾气好像特别大，其实一接触，余部长这个人待人是最好的。”贾师傅说他有绝对的证明权。他说在60年代初的几年困难时期里，余秋里多次一有空就让他开着车，上京郊的几个石油部农场看庄稼地，就是到了90年代，余秋里已经离开石油部20多年了，他还经常问起石油部的那几个农场情况怎么样了。

松辽找油进入紧张时刻，余秋里工作千头万绪，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忙得手脚并用。许多人以为余秋里是只知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说起话来像火炮筒似的，可他又是个特别粗中有细的人。那时有个通信员姓马，小马承担着上送下发文件的任务，整天四脚朝天。可机关有点什么好事，好像从来没有他的份似的，小马自己也不吭声。余秋里知道了，一问小马家7口人，就靠小马一个人拿40来块工资支撑着。“这么困难的同志，工作又做得这么勤勤恳恳，你们就没有眼睛关心关心？”余秋里冲办公厅的人发火了，亲自为小马争取了一笔生活补助。

相反，有人要想在余秋里身上讨点什么好，可就麻烦大了。

有一次贾师傅从机关给余家带回了点日用品，也就是一瓶油、几斤肉之类的东西。余秋里看到了立即警惕地责问：“谁给的？”贾师傅说：“是机关发的。”

余秋里立即来火了：“你怎么拿东西回家嘛？回去回去！把东西给我还给人家！”

贾师傅委屈了，说：“这东西是石油部机关发的，每人都有份的呀！”

余秋里嗓门大了：“每人都可以有，但我当部长的就不能有！”

贾师傅也不买账地回敬道：“这东西不是发你的，是给素阁的（余的夫人——笔者注）！她也是石油部的员工！”

余秋里一愣，继而瞪着眼对贾师傅不依不饶道：“给她的也不行，她是我家人！”

无奈，贾师傅只能屈服后才换得余秋里的一脸笑容。“老贾，我可不是冲着你的啊！有些人哪，就因为我是个部长，人家想方设法来套近乎，我就得注意！时刻警惕知道吗？这关系到党风！关系到干部的形象问题！”

贾师傅心头其实对余秋里的做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表面上也不买账：“你官大压人，反正理都在你那儿。”“是吗？哈哈哈……真要这样，我改我改。来来，消消气，抽支好烟！”这时的余秋里格外谦和，给贾师傅又是递烟，又是点火的。

余秋里就是这么个人，外表铁骨铮铮，干事雷厉风行，气吞山河。而他内心又是那么多情善感，细腻周密。

松基三井进入停钻试油阶段，余秋里虽然人在北京，却心系北国松辽。在听完康世恩对下一步行动计划时，余秋里告诉康世恩：“既然固井和试油是关键，就要调玉门最好的技术人员支援松基三井！”

康世恩立即表示马上调人。“哎，老康，还有一件事：听说松基三井那儿经常有野狼出没，你让松辽局或者当地武装部给井队配几把家伙！”余秋里在长途电话里补充道。

康世恩笑了：“我知道了。”

康世恩接电话时，身边有松辽局的同志在，他们不解余部长除了帮助他们调几个试油的技术人员外，怎么还要配啥家伙？“就是打狼的枪！”康世恩说。“哈哈，这事余部长都知道啦？”大伙儿笑开了。

松辽的事余秋里哪样不知道？

队长包世忠给前往井台指导工作的工程师们描述得绘声绘色：那狼大喔！而且特狡猾，它正面不袭击人，总是等你背过身去，忙着干活的时候，它就悄悄走近你，然后突然发起进攻……钻机刚搬到松基三井时，狼崽子开始还挺害怕的，钻机一响，它们就拼命地跑，后来听惯了，就不害怕了。瞅着我们在干活时，它们远远地躲在草丛里等候机会袭击，有一次地质员一个人在井台后摆岩芯，那几只狼就“哗啦”一下扑了上去。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井台上的同志正好在提钻，一股泥浆水顺着巨大的提力冲出地面，溅向井台四周，那几头狼崽吓得拔腿就跑……包队长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也传到了部机关，传到了余秋里的耳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余秋里就想到了要给钻井台配几把“家伙”。

打狼是小事。试出油则是天大的事。

一切为了松基三井出油！那些日子里，北京的余秋里、前线的康世恩，每天通一次长途，一次长途短则几句话，通常有时一两个小时。“松基三井的地下情况还是不十分清楚。主任地质师张文昭必须在现场。”

于是松辽局的主任地质师张文昭背包一打，就住在了小西屯村，天天在井台上与钻工们一起天天一身水一身泥地盯班。“固井？固井解决问题？……我明白了，那就调玉门钻井部工程师彭佐猷同志去。”

于是彭佐猷带着助手直奔松基三井。8月23日、24日，彭佐猷一到那儿就指挥固井战斗。几千吨的水泥从堆场要扛到搅拌现场，正在这里“督战”的松辽局副局长宋世宽一声令下：“跟我走！”100多名工人、干部，脱下上衣，在炎热的大太阳下，扛着50公斤一包的水泥袋，飞步在堆场与井台之间……“试油？试油碰到难题了？85/8寸套管上的采油树底法兰缺失？井场上连试油的计量器也没有？没有那些东西也得试！土法上马嘛！对了，我看赵振声行！别看他年轻，技术可蛮过硬的呢！调，调他过去！我给焦力人讲！”

余秋里一番调兵遣将，各路精英汇聚松基三井。

康世恩下过“只准捞水，不准捞油”的命令之后，井底的清理已经就绪，现在就看效果怎么样了！

赵振声果然不负众望。他和井台技术员朱自成、赖维民和前来支援的钟其权、焦亚斌等通力合作，连连克服难关。这是见油前的最后准备：赵振声和他的战友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组织测井队和钻工们挖一个试验坑，下入一段85/8寸套管，埋入地面以下长度1郾5米，管外灌水泥环厚330毫米，先试射4发58-65射孔弹，在进行射孔观察后再发射10发57-103射孔弹。没有见过这种特殊井下射击的人无法想象这一道工序对采油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复杂。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钻杆往地底下打后，油并不是那么容易“哗啦哗啦”自然就涌出来了。它需要有个孔道，这个孔道应该是坚固的，固井的作用就是为这。但一固井又把油层与孔道隔绝开来，而且几千米深的井孔，有有油的地层，也有没有油的地层，为了保证能让有油的地层与孔道相通，就必须在加好的钢管上打开孔隙，射孔弹的功能就是准确无误地完成这一程序的手段——把射孔枪轻轻放入钻孔内，在预想的地方发射，打穿钢管，让油层里的油通过弹孔源源不断地涌出地面……

够复杂和神奇的吧？赵振声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找一块一寸厚的钢板，并设想一个用气焊割下大小两个环形钢板焊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土制的大法兰。啥叫法兰？那是采油树上的玩意，很专业。啥叫采油树？以前我看过石油部作家写的小说，却从未见过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东西。到了大庆我才看到这采油树原来就是油井出口处由大大小小各种阀门组成的器具，一排一排的，像结满果的桃李树，所以取名为“采油树”——当我第一次在大庆油田的松基三井纪念地看到它时，我真的很激动，我才真正明白石油工人对采油树的那份情感，也明白了石油作家们一提起采油树时的那种掩饰不住的冲动。采油树是石油人的象征，“采油树”是石油事业的总阀门。

那天在松基三井纪念地，我久久凝视着左臂右膀挂满各种“果实”的“采油树”，突然发现那棵“采油树”其高度和肢体与我尊敬的石油指挥者、独臂将军余秋里十分相似，相似得惊人！因为那棵“采油树”的肢体不是均衡的，有一边的阀门比另一边少一枝，我因此联想到这是不是就是独臂将军那不灭的身躯和散布在神奇大地上永远不散的石油魂呢？

当我再转向千千万万大庆油田里的“采油树”时，我又觉它们有的像康世恩，有的像王进喜，有的像翁文波，有的像张文彬，有的像李人俊、焦力人、宋振明……也像杨继良、李德生、翟光明、包世忠……它们像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石油人！

这让我感动不已。“采油树”的名字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一部书，更可以是一种象征，一把火炬……可现在还不是我抒情的时候，松基三井的试油阶段一切都是在严肃而紧张的科学程序中进行着。

赵振声他们真有办法，第三天就把土法制作的一个大法兰搞成功了：往采油树上一挂，然后进行清水试压——试压压强到72个大气压时，法兰处没有任何渗漏，这说明土法法兰成功了！

井场上一阵欢呼。

第三件事是邱建忠几个地质人员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从地下油层组的油气显示和油层情况看，松基井下的油难以自喷、大喷，对它采取提捞法试油不会出现“万丈喷涌扼不住”的局面。因此建议积极准备提捞手法和相应的措施。

第四件事还是赵振声做的：他从废物中翻腾了半天，找到一根约13米长、4寸直径的管子，然后再请车间工人师傅动手，自制了一个下井捞油的捞筒！这东西看起来很土，但是实实在在第一个与千米之下的石油“亲密接触”者。

剩下最后一件事：做两个大油桶，每个能盛200公升的油桶——余部长说了，如果松基三井出油了，就得知道它能出多少油。

万事齐全，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下去捞油上来！“不行，现在不能捞油！只准捞水！”康世恩好厉害喔！他在哈尔滨坐镇指挥，就是不让松基三井的人在固井和试油开始阶段捞油，只许捞水。

为什么？我不懂。只有专家知道：松辽地底下的油是稠油，而油层上面有水层，下面也有水层，先捞油的话可能把油水搅在一起，油都“游”走了！这明白了吗？康世恩是大专家，他身边还有一群更大的专家——苏联专家组在一起研究分析呢！

听他们的没错！这是技术问题，更是科学。

苦了包世忠他们32118队的全体钻工同志们了！可包世忠他们并不感到苦，从玉门到松辽，打了一井又一井，不就是为了看到涌出油来嘛！

捞！捞！把地球的胆水也捞他出来！

捞！捞！把地球的每一滴血都挤出来！“停！停停！”康世恩又发话了。这回是不让捞水了——地球的苦胆水都捞尽了，只有血了、黑色的血了！

9月26日，1959年的9月26日。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使每一个新中国的炎黄子孙都获得了光明，获得了温暖，获得了生活的新日子，获得了幸福概念的实际意义，获得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因为这个日子中国的松辽出了石油，“哗啦哗啦”地直往外冒的石油！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1959年9月26日这个日子松辽出了石油才需要人们记住它，而不是1874年春天晚清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苗栗山挖井出油的那个日子，或者也不是1907年9月12日日本人帮助下在延长打出油的那个日子，再为什么也不是1939年8月11日玉门老君庙油田第一口油井出油的日子，或者也不是新中国发现开采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第一井出油的那个1955年10月29日那个日子呢？

道理非常简单，所有1959年9月26日之前中国出油的地方，都无法与松辽出油的这个日子相比。松基三井出油是一种标志，它预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一个大油田的诞生。这就是我们后来人人皆知的大庆油田的诞生。大庆油田的诞生改变了世界的石油经济格局，石油经济格局的改变，延伸下去就是世界政治和军事的全面改变。这一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演变过程充分地证明了。

石油让人类在20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难道不是？

你敢与我一起回顾吗？

请看：

20世纪前叶的1859年，“上校”德雷克先生在泰特斯维尔钻出第一口油井的第二年，美国就发生了内战。

1872年，洛克菲勒发动“我们的计划”，第二年诺贝尔家族就开始进入俄罗斯市场。

1885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岛发现石油，老牌帝国主义者便开始将掠夺的魔掌伸向南亚纵深。

1896年，标准石油托拉斯的进一步风起云涌，使亨利·福特开动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而在这之前，蒸汽机无法实现文明人对机动车的文明要求。

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平德托普油田喷油，使美国人陷入了石油革命的狂欢之中，两年后，赖特兄弟因为有了汽油，才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离开地面的飞行。

1904—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靠的是军舰，而日本军舰之所以所向披靡，首先要感谢美国人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石油。

1908年，波斯湾发现丰富石油后，世界便开始混乱起来，新老帝国主义便从这时起各打各的算盘。

1911年，英国的丘吉尔亲自出任海军大臣，他看中的是由石油支持动力的军舰可以战无不胜。

德国人不傻，他们早已磨刀霍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机械化成为现代战争的一种基本形式。

而1919年俄国人在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一声攻击冬宫的大炮就是从军舰上打出来的。

1931年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它的直接因素就是觉得自己国小无资源，踩上中国东北的富饶之地，就是想获取更多的石油与其他能源。

1933年，罗斯福和希特勒这两个巨头同时登上各自国家的最高权力宝座，由于他们的目光里都知道石油的意义，于是战争就变得随时可能发生。

1937年，日本人已经全部用军舰和飞机直接开进中国关内关外了。

1939年，德国人也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入侵波兰行动。二战便这样开始。

1941年，日本人靠石油支撑完美地执行了“珍珠港”行动，也彻底地迎来了美国人靠飞机运送原子弹往广岛投放的悲惨日子。

1945年日德投降，除了他们的非正义外，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燃料供应来维持军械所需是特别重要的原因。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来掌权的萨达姆在世界面前牛了二三十年，凭的就是手里有丰富的石油。

之后，中东就没有安静过，理由种种的背后就是为了一样东西：石油。

终于，1980年，中东的两个兄弟伊拉克和伊朗开战。

1990年，刚刚从“两伊战争”走出来尚未喘过气的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还是为了那儿的有取之不尽的石油让萨达姆眼红。这回美国人不干了，“沙漠行动”将伊拉克人打得差点回不了家……

20世纪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带着石油的浓香腥味，影响和支配着人类的这段最辉煌也最悲惨甚至有时是最卑劣的历史。

正如《石油风云》的作者、丹尼尔·耶金先生所说：“石油带来了我们的文明中最卓越、也是最糟糕的东西。它一直既是恩惠也是负担。能源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在所有能源中，石油，由于其核心作用、战略性质、地理分布、反复出现的供应危机的模式，以及为了获得石油的报偿而控制石油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诱惑，一直看来是最大、然而也是最成问题的能源。如果我们到本世纪末，石油的卓越地位不一再受到（也许已预见到）也许是突如其来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危机之考验和挑战，那将是异常了。在一个由石油如此深刻地形成影响的世纪中，不应不作如此预计。石油史一向是杰出成就的概论和一系列灾难性而且代价巨大的错误的冗长陈述。它一直是人类崇高的和卑劣的品质的表现剧场。创造力、献身、企业家能力、独创性以及技术革命始终跟贪婪、腐化、盲目的政治野心和暴力同台共存。石油有助于主宰物质世界成为可能。它实际上通过农业化学和运输给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和面包。它也为全球争夺政治和经济的优势的斗争提供了燃料。很多的血以它的名义而流。只要石油仍然居于核心位置，对石油以及它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势所进行的激烈有时是凶暴的探求，必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世纪一直是一个世纪，我们的文明的方方面面始终是由石油这个现代和使人着迷的炼金术所改造的。我们的世纪确确实实仍然是石油的世纪。”

我们今天的世纪确实依旧是石油世纪。21世纪了，石油依然是核心的能源，而且比20世纪更加突出了它的核心地位——至少我们目前还遥遥无期地看不到可以彻底替代它的新能源产生出来。那么，21世纪——至少是这个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将继续饱尝尤其是飞速发展的我们中国人将饱受前所未有的关于石油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机遇与危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应当更加动员全体国民记忆1959年9月26日这一日子。

当然，我们记忆这个日子是为了更好地记忆起那些在这个日子里为我们民族创造了奇迹的人，以及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国家精神是什么！

9月26日，松基三井的井台上一片繁忙，大家期待已久的目光全都盯在那根通向采油树阀门口的一根长长的出油管……下午四时左右，主任地质师张文昭一声令下：“开阀放油！”“哗——”那根8毫米的油管里顿时带着巨大的呼啸声，随即人们见到一条棕褐色的油龙喷射而出……“出油啦！”“出油啦！”

那一刻，整个松辽平原欢呼和震荡起来。32118井台上一片沸腾：包世忠抱着油管直哭，朱自成跟着队长也哭了起来，张文昭从老乡那儿拎来一只葫芦瓢盛满新鲜的原油，他看了又笑，笑了又看，最后竟然情不自禁地坐在地上失声嚎哭——那是兴奋的。突然，张文昭捧起原油，飞步离开现场……“出油了！我们出油了！”这一天，黑龙江石油勘探大队党委的领导同志正在松基三井驻地开会，张文昭端着葫芦瓢闯进会议室，欣喜若狂地向与会者喊着。会议室的同志“哗啦”一下围住张文昭，争先恐后地抢着看那瓢中散发着清香的油花。有人太心急，将手伸进瓢中，于是葫芦瓢承受不了太多的手，“扑通”一下落在地上，黑色的原油顿时溅在所有围观者的身上。大家兴奋得顺手捧着原油往自己的脸上和手上抹，仿佛少抹了会吃亏似的，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出油啦！油量而且很大！日产能达十几吨！”身在哈尔滨的康世恩比预定的时间早出两小时，给北京的余秋里报告道。“好嘛！”这头，余秋里像早有预料似的，回答得特别简单，只是“好嘛”这两个字说得比平时爽朗和有力得多。

这一夜，秦老胡同反倒安静了许多。一则因为康世恩不在北京，二则松基三井出油后，余秋里表面上变得不像初来乍到石油部时急切期待能够立马“抱个金娃娃”的那股劲头。

孩子们这一晚见自己的爸爸总在电话旁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忽而往松辽那边打，忽而往中南海打，忽而往地质部何长工家打，忽而干脆坐在木椅上一声不吱地猛抽烟……“爸爸今天有点怪喔！”晓霞拉着妹妹晓红偷偷从门缝里看着父亲，回头对妈妈说。

妈妈便笑盈盈地告诉孩子们：“松辽那边出油了，你们爸爸今天事多，别去打扰他。”

晓红和晓霞手拉手，轻声细语地走到会客厅：“我们要睡觉了！晚安爸爸！”

沉浸在思考中的余秋里，一见是两个宝贝娃儿，顿时站起身来：“好，睡觉！我今晚也早点睡！”

余秋里睡下了，但他哪能睡得着嘛！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松辽……

松辽那边此刻早已热闹透了。热闹的还有黑龙江省委的上上下下。“喂，是李局长吗？我是省经委老封呀！你们快把松基三井的石油送点来给省委领导报喜呀！”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李荆和局长刚从32118队现场回来，省经委封仲斌的电话已经追到他的办公室。“好好，我马上派人送喜报。”李荆和放下电话，就找到黑龙江石油勘探大队党委书记关耀家同志：“关书记，省里等着我们报喜去，你下午就动身上哈尔滨吧，带上油。”

关耀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并随即起草了一份喜报，请李荆和审定后写在大红纸上。下午，他和办公室秘书小李俩人抱着喜报和两瓶原油，从安达火车站赶到哈尔滨。经委封主任约定他们明天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门外等。

第二天上午，关耀家他们准时到达。不一会儿，封主任满面春风地对关耀家他们说：“走，我们上对面的‘107’去。”封主任说的“107”是黑龙江省委的招待所，这所看起来很普通的两层建筑，其实是省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

封主任带关耀家等来到“107”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当他们推开大门时，正中央坐着的一个身材中等、年约六旬的老同志立即站起来：“来来，是松辽前线来的同志吧？快过来让我们看看油是什么样的！”

封主任向关耀家等介绍说：“这是我们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

关耀家早听说过欧阳书记，但却是第一回见面。他抱过油瓶和喜报，正要张开红纸念时，欧阳书记笑着对他说：“喜报就别念了，给我们讲讲就行。”看得出，欧阳书记也有些迫不及待了。他指指关耀家放在地毯上的那个瓶子，问：“这就是原油吗？”“是的，就是埋藏在1000多米的地下喷上来的原油。”关耀家说。

欧阳书记的眼里露出了光芒：“是真的吗？拿火点点看能不能着呀？”

关耀家说：“能着。”说着他便顺手卷起一个小纸条，然后伸进油瓶内蘸上原油，再用火柴点燃。

原油熊熊燃烧。

欧阳书记兴奋地冲屋里的常委们大声说道：“看见了吧？这是真正的原油啊！我们这里出油啦！这太好了！”

常委们无不欢欣鼓舞。

几日后，省委就派副省长陈剑飞和经委封主任代表省委前往松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