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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瑞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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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之五）试读：

卷首语

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这投影，既非上帝恩赐，也不是什么神祇做的手脚，而是源自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个重要特征——记忆。

历史的投影有远有近，远的如原始祖先迈向文明的渺然足迹，近的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时间之流，不舍昼夜，不仅把已经发生的，而且终将把正在发生的以及行将发生的一切，都裹挟而去，统统融入历史的投影。

最早意识到这投影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温故而知新”，虽平白如话，却如醍醐灌顶。

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归宿，更是面向未来的智慧之源。

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表述则更加直截了当，他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主编 刘瑞琳

特稿

一份档案与一个生命

张旃，男性公民。原籍广东省乐昌县，1929年10月生于北平。在1953年由该厂保卫科填写的“嫌疑分子登记表”上，贴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彼时的张旃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气质温文尔雅。

类似的表格有十余张，虽详略不一，但大同小异。

张旃六岁时，进入广东省焦岭县小学读书，1937年随家由焦岭返原籍，而后又去了广州。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局势紧迫，张旃转入香港九龙协恩女子中学的附属小学就读，1939年又由港转入重庆歌乐山小学，后又升入重庆高中，1946年9月转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完成高中学业。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1952年于该校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同年9月调到636厂（即国营柴油机厂）任见习技术员。张旃年轻时的照片

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时候，正值建国初期，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重重困难，不仅遭到国内敌人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克服困难，巩固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同时在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到1950年夏，基本上歼灭了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和武装土匪。1950年10月，全国又开始了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首要分子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一年的斗争，基本肃清了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肃清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刚刚走出校门且“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张旃，理所当然成了被重点监视的对象。

张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类反革命家庭”（“登记表”之00006）。据当年记载，其祖父张昭芹是前清举人，曾任乐昌县县长、广东军首领余汉谋手下的主任秘书长、国大代表。1945年“九三”胜利后，由香港赴南京参加国大选举，而后转去台湾。

张旃的父亲张兹闿，国民党员，南开大学毕业生，曾赴美留学。抗战爆发后，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副处长，1944年改任战时生产局材料处处长。1945年“九三”胜利后任经济部特派员，前往苏州、浙江、皖南“接收”，而后又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总经理。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并任国民党“驻菲律宾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务。

有关张旃的祖父张昭芹、其父张兹闿的情况，在互联网上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报道之一：1935年，曾经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军将领龚鹤村（龚楚）变节投敌，经“时任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的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等职。

报道之二：张昭芹赴台后，曾在台北主办刊物《诗文之友》，吟诗唱和，过着悠哉游哉的晚年生活。还曾出版了《薪梦草堂诗集》等专著。

报道之三：在中国书画狮城藏画专场拍卖会上，台湾著名书画家溥儒先生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册页上，有于右任、陈含光、贾景德、张昭芹、许世英、赵恒惕、彭醇士、谭元微、张默君等名人画家的题跋，竞价在人民币五十至八十万元。足见张昭芹是现代史上名气不小的人物。

张昭芹有个胞弟叫张昭芬，曾任连山县县长，广东银行主任，1945年死于连山。张昭芬有四男二女，长子张兹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曾任国军排长，谍报组长，解放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二年。

张兹闿赴台后,成为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又被称为“台湾金融界的第一颗天王星”。1960年7月，卸任台银董事长。据资料称，其在台湾还曾担任过“财政部次长”。1971年10月，“财政部长”李国鼎先生出席于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张兹闿亦参加了年会。从当时登出的一幅照片中，可以大致了解出席此次会议的台湾金融界首脑人物：一排中为李国鼎，左一为“央行总裁”俞国华；二排左一为徐柏园，左二为张兹闿）。1971年10月，出席世界银行年会的台湾代表。后排左二为张旃的父亲张兹闿。此时张旃去世已经八年。

张旃母亲麦翠颖，操持家务，在“家庭情况”栏内被特别注明，“系官僚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动”。

张旃还有一兄一姐。哥哥张彬，国民党员，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助教。姐姐张初荣于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党军队，在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1946年留学美国，1950年与邵和高结婚。邵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部长，和李宗仁先生关系密切。

相关文字的材料，还详细记载了张旃父亲的朋友孙越琦的情况。孙越琦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是张兹闿的上司。1948年下半年，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举荐他为财政部部长。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计划将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厂矿及其物资财产分三路（即广州、台湾、重庆）迁移，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孙越琦，布置了这项任务。此时，李济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孙的工作，劝他参加新政府。在李、邵影响下，孙越琦表现“柔意动摇”，并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府财政部及资源委员会会议，孙在会上报告了参加新政府办法。在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时，孙越琦曾交出一批档案资料和个人财产。据同一份档案资料记载：孙越琦“参加我工作后，还与香港有来往，据知系个人财产问题。并借个人职权，拉拢伪资委会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权等人员，企图树立个人势力”。

由于孙越琦和张旃父亲张兹闿的特殊关系，因此1949年后，张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到孙家去玩。1951年1月至1952年4月，“每月从其家中拿十至十五万元（当时的货币——作者）以资助他完成学业。直至‘三反’运动开展后始断绝经济关系”。

张旃的父亲还有一位朋友也对张进行过资助。据1954年3月一份调查材料记述，他叫张鄂联（有资料显示“文革”后期曾任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时任秦皇岛市公私合营耀华玻璃工厂厂长。张鄂联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三十一期党政训练班毕业，其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财政部工矿调整处专员。

张兹闿在张鄂联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后，该公司在港台两地存有五千余箱玻璃，为把全部货物兑换成现款取回，1949年8月张鄂联曾赴港处理此事。在港期间，曾与张兹闿见了面。一个月后，张鄂联返回天津，为张兹闿带回耀华公司股票，在市场变卖后，全数寄给了张旃。张鄂联在一份“思想检查”中谈出：“1952年7月由上海茂华银行郭学群处，又曾汇给张旃人民币八十万元。”这一点，张旃在1952年的思想检查中，亦作了交待，还主动交待了曾在解放后偷听过美国之音和看英美杂志的问题。

张旃姑母邓静娴，原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系北大校长胡适的干女儿，赴去台后曾在1951年9月间给张旃寄过钱和衣物。其姑父钱思亮（赴台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解放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与胡适关系密切，经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去台湾，钱思亮亦同机抵台（中共北大机关第一总支自然科学处支部张龙翔1962年7月12日证明材料）。

据张旃向组织交代，1951年之前，张旃曾通过父亲的友人，和父母兄姐保持了两年多的通信联系，并“从孙越琦那里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况”，为此孙越琦、张鄂联以及张家在大陆的亲属，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部门的怀疑和调查。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张旃的直系亲属均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只有张旃一人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而留在大陆。因国共两党尖锐冲突所带给张氏家族的不幸，似乎命里注定要由张旃以及留居大陆的亲属来承受了。精神病患者

受其家庭影响，在张旃的履历中，也有“不光彩”的一笔。1945年，升入重庆高中的张旃参加了一个叫作“KC党”（又称“扣”党）的组织。据他个人向组织交待，这是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但该组织产生的背景、目的、领导者均未作任何交待，以至于组织上最后也没弄清楚“KC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组织”。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2月10日，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纠集千余人,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殴打工作人员；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发动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此时，张旃在重庆高中读书，集体参加了2月22日的反苏游行。1947年，上海南模中学进步学生组织时事讨论，张旃又在会上积极地“为美帝吹嘘，发表美国如何民主的言论”。中学期间，与同学段广南等组织“自由”壁报社，其任主编写，内容被认为是反动的，多为时事讨论和战事展望等。

由于张旃“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家住敌区”的亲属经常通过各种办法给其捎寄钱物，其“是否依钱被人收买利用，进行特务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从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就引起了厂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对其展开了四个多月的明察暗访。

有关部门在对张旃个人历史问题及家庭社会关系的文字分析材料认为：“一、其家完全是蒋匪反动的高级官员，所以其很小时随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蒋匪的根据地重庆盘踞，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动正统基础。由（尤）其在入中学时参加童子军及军事训练，这说明思想是反动的。二、在四五年（1945年）其看出蒋匪呈腐败的卖国的政府，而组织了自称进步的‘KC党’及‘KC党’报等活动，为什么又参加反苏游行大会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宾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这些东西是其父自己的，想为己有。”最后认为：张旃虽为青年团员，但为什么全家均已经进入了“敌区”，只他一人留在大陆，是否身负一定使命？颇令人怀疑。因此，应弄清其与在台在美之亲属“是否仍有来往关系，有否潜伏活动”。

张旃在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初期，可以肯定地说，是抱着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并下决心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作为见习技术员，他业务上比较钻研。与人接触“表现和气，先笑后说话”，曾主动帮助工友修复了一台六角车床，给工厂增加了生产工具。与工友研究技术也很虚心，“从不自高自大”，在给徒工讲课时也很负责和耐心（1952年10月30日五车间工会主席张庆文反映）。1952年国庆节时，厂里有一批生产计划，他主动承担了部分任务，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和抄写计划。“其生活作风也是正派的，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带来的旧物。”（1952年12月29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张旃一方面努力地工作，以自己积极的表现来谋求组织上和工友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整个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张旃所考虑的那样简单，有关部门从未放松对他的监控和警惕。张旃的直系亲属逃台的时候，他还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困难程度是可以想像的。亲属们想方设法给他带来钱物，并从父亲故交那里获得资助，构成了他与反动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藕断丝连”，这一切都在组织部门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主动地切断与亲友们的一切经济甚至通信往来。在与工友的谈话中他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我念到大学，在我家还是最低的文化程度，我家是个大资产阶级，我和他们很久就脱离了关系。我入团时，相当困难，调查我，我知道这就是考验我。”（1952年10月31日团委会白树勋反映）张旃的“思想汇报”

1954年前后，张旃曾多次向党支部书记写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内容主要是“交待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思想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表示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和社会关系彻底决裂”等，表明他在参加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也是想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的。有资料可查的就有1954年1月至4月间的十数件。1954年2月10日的思想汇报谈道：在“三反”时，曾参加过“打虎”和看“宋老虎”等工作。他体会到，贪污分子是资产阶级派到工人阶级和国家机关里的奸细，为其资产阶级或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施行“五毒”，危害国家，危害人民，是革命事业的死敌。所以，把刘青山、张子善这样一些虽在以前为人民服务但在解放后蜕变成为贪污分子而毫无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处以极刑。通过参加对贪污分子伍雅杰的判决大会，张旃感觉到把贪污分子看作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人，是资产阶级派过来或拉出去的分子，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敌人，是革命的敌人，这一点是要清醒和警惕的，而且要坚决和他们斗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对待旧社会遗留并在自己思想里沾染的非工人阶级思想也同样要抱着坚决消灭的态度，并且一定要把这些敌人和自己区别开来，这样才能站稳立场。

在另一份思想汇报中，他自认为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他写道：“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我本身是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虽然在思想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教育，特别是到厂后受到工人阶级直接的教育和帮助，思想已基本转到工人阶级里来了。并且自己也下决心，积极对非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在较短的期间内基本上消灭非工人阶级思想。在这场革命中，我不是革命的敌人，而应该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并尽自己的力量。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崇高理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自己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自己没有做过什么时候危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事情（而且我历史上的证明人都可以找到，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他的反动家庭，似乎从他走向工作岗位，就给他带来了“原罪”。因此他感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同家庭断绝联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人相处，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是无形的，由于他有这样的反动家庭背景,几乎所有人都像对瘟疫一样地躲避他,疏远他,只有被视为“另类”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只能从受到同样不公正待遇的同类人当中寻找一些慰藉。因此有人反映说，他“常与较落后的某人和地主子弟常某等人接近，不愿与积极分子和我党干部接近”。

外界的反映无疑刺激着张旃过度敏感的神经。他在一份“思想汇报”里谈道：这两天，听到车间里向我喊反革命分子，不知是指的什么意思，假如说我在走向社会主义时期时抱着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放，不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而妨碍社会的发展，起了反动作用的话，我认为是有根据的。假如认为我还有其他和反动派有联系或类似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话，我认为应该很好地检查我的全部历史，我也会帮助组织上提供证明人或其他材料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不通，心里很气愤（张旃1954年1月9日“思想汇报”）。

此后，张旃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神经越来越敏感。即使有人吐口痰，他也认为是在吐他；两个人在一起说话，他也认为是在议论他。张旃在与车间领导的一次谈话中说：“我现在不能干了，也不干了，我退职。现在我的问题哪里都知道了，公安部门知道了我的问题，厂长知道我的问题，党里知道我的问题。”（1954年1月23日厂保卫干事卓治国反映）

他的思想一直处于悲观失望的状态，工作上“既积极又沉闷，抱着混的态度”，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是走路，也站下想几分钟，完了再走”（“南来分子的动态”）。有时“工人对面谈话被他看见，就怀疑是在讲他的问题”（1954年1月23日厂保卫干事卓治国反映）。他的精神压力过大，工作神不守舍，结果因工作计划失误，造成原料损失，被记过两次。

1954年初，张旃已经有了精神异常的表现。1月中旬，他向五车间的王书记书面汇报说，我现在完了，哪里都给我下毒药，我的饭里有毒药，喝的水里有毒药，我的身上都胖肿了，要求请假到市立医院看病。多份材料中都反映他的精神存在问题。

1954年1月底，张旃调到了九车间。这一年底，车间孔国荣技术组长归纳了他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他的思想一贯是十分沉闷的，除工作外很少谈话，不爱和任何人接近，就是星期日也经常是一个人在房子内看看书或睡觉，偶尔有事上街的话也是他自己出去，所以他的思想情况是不和任何人交谈的。由于他思想上的苦闷已严重地影响到他身体健康，目前看来他的神经可能有些不够正常，同时按照他的饮食情况来看，可能他胃部不够健康，曾在9月间一天夜晚呕吐过一次，据他谈当时胃部很痛。虽然他身体不好，但却很少到医务所去看病，也从未看到他吃药，所以病状的详情很难知道。他在技术学习上很用功，但学习效率不高，例如他自修俄文，但提高较慢。在年初的星期天，他经常到新华书店看书，或自己看电影等，但自10月份以后，他就很少外出，有时厂里放电影，离宿舍只有百米远，他也不去看，厂里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他一次都没参加，自己坐在房子里看书。

六七月间，他在工作时精神不集中，机器将左手拇指尖挤扁，但当时他却一声未吭，自制力很强，工友们去看他时，他只是说没事。9月初才合口，不过指甲已经没有了。

九十月间，他的身体状况特别不好。据他讲，吃东西以后不消化，夜间睡得太晚，所以白天工作有点吃不消，有一次上班后全身发烧，皮肤红肿，只好请假回去休息。

1955年4月上旬，张旃找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交出二十元人民币，要求邮到上海市浦东章华毛织厂表兄黎斌处，说：我过去借“战犯”黎斌二十万元（解放初的货币），给他们邮去，和他们断绝关系。不久，又交上来十四元六角人民币，要求汇到河北省唐山开滦矿务局，转交孙越琦再转王仪孟，并说：他们是官僚资本家，我花他们钱都还给他们，与他们脱离关系。

同年4月24日，又写给厂干部科和厂领导书面材料，述说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对本身阶级出身的认识，提出和反动的家庭划清阶级界线的声明，要求改名叫“孙志新”。决心改造自己，向人民投降，希望得到人民的宽大，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张旃改名的要求，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想尽快地摆脱由于家庭的关系所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从此时起，他就正式使用了新名，而且是经过党委李书记批准同意的（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为行文方便，其后仍以张旃称之）。

同年4月下旬一天早晨上班，张旃拿来一包东西，转交给团支部书记司福利，称“给那些战犯寄去，我和他们断绝关系”。经检查，用三层纸包的竟是粪便。5月24日，他向车间领导请假五天去北京（得到批准），5月25日，他从天津给同宿舍张一光和车间技术组长老孔寄来“遗书”，其内容说：我的身体不好，劳动和工作困难很多，我认为再继续活下去，已不能劳动为父母服务，现在我向你们永别了，一切后事请转告领导上代为办理。当日下午6时，天津市公安局发现其自杀（未遂）。不久后即精神失常。涉嫌窃密事件

张旃患精神病后，曾入精神病院医治了四年，久治不愈，经常大闹不止。

张旃患病后的经历只有简略的记述。车间技术组长孔繁荣曾谈道，1955年去四平精神病院两个来月，由工友龙连起送去并接回。据说“出院书”上写着“没有精神病，回厂休养”的字样，查不出病来。送他到精神病院是因为工人发现他吃粪便，所以不叫他上班，在调整工资时也没有给他调。从精神病院回来后，他曾要求上班，但车间未同意，怕出事故。

到1959年时，精神比较稳定，似乎大有好转。那年，他已经能够上街购买一些关于拖拉机和汽车简明性能资料书籍，而且每天能够阅读书报，并到食堂吃饭。单位把他安排在职工单身宿舍收发室居住。

到了1962年，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台湾海峡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台方叫嚣“反攻大陆”，并不断地派遣特务到大陆活动。

张旃“稳定的病情”再次引起厂保卫部门的注意。他的生活“较规律，关心报纸，注意时事”。他每天在单位食堂吃两餐，每餐都按时到食堂吃饭，自付粮票和钱票，计算得比较清楚。在饭后，还帮助食堂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收拾餐具。回到宿舍，就详细地做日记。有时间就去街头散步，或去邮局等处看报纸。2月26日，张旃在二道河子公安分局的揭示板前停留了十余分钟，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月24日判处反革命的布告。3月，发现他与厂副总工程师（隐其名，其兄在香港和台湾——作者）突然接触，并数次到其家中，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7月，他给上海永康路居住的表兄黎斌去信，打听其四叔和舅舅的地址。9月，又发现他经常外出活动，随身携带的挎包从不离身，并绘制了柴油机厂及拖拉机厂平面布置简明示意图，同时又绘制了拖拉机厂底盘车间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发动机车间的草图。因此，从当时“表现上看，其头脑颇为清醒，毫无患精神病之感”（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

经调查分析认为，张旃所绘制的图样全面完整，字迹清晰正规，大体反映了1960年以来厂区的建设状况，而张旃自从患病以来从未到厂区来，也不接近厂区建造位置，因此认为这种情况很可疑。根据上述情况，调查人员认为，张旃确有重大窃密嫌疑，应列为重点调查研究对象。

保卫人员审查了张旃的笔记本。张旃在1960年2月间的笔记中，记载了厂内主要生产部件以及各国汽车构造的相关资料。

对于张旃的调查亦围绕他的社会关系展开。试图查清其患病前后各时期的思想活动表现；进一步调查其患病原因，复查病状；审查其笔记本，有否可疑内容；审查解放初期与张旃有通信和经济关系的人和事；甄别所绘制的图纸及其动机等。保卫部门先后调查取证了其堂叔张兹序、张兹墉、张兹埴的有关历史问题和现实情况，查阅了历史档案，调查其关系人是否具有特务身份，以及与其表兄黎斌通信的内容等。

调查的结果大同小异，多数被调查人员的历史情况，仍然仅限于过去组织上掌握的情况，从中并未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和问题。

对其堂叔张兹序调查结论认为，与台湾亲属“政治上的关系可能性不大，但尚缺乏证明材料，今后应加注意”。由中共开滦党委统战部1962年8月28日出具的关于孙越琦的证明材料认为，“该人历史不仅复杂，而且社会关系也较复杂，目前所接触的人，大都是民主党派一些上层人物，不易查证，问题目前不易结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不易结论”的结论吧。孤独的死亡者

在柴油机厂厂区附近，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平房，是拖拉机厂的独身宿舍，早年是个大锅炉房。该锅炉房以东是洗澡间，后来全部改作小房间，作住户用。平房东面的房间住户是拖拉机厂电工陈显。由东向西依次住着柴油机厂司机王福春、消防队员吴明义、本厂电工马长祥、工人韩成玉。张旃的房间在马长祥、韩成玉家的北侧，仅隔一道墙和一条走廊，因那道墙有一段是板条白灰结构，不隔音，所以张旃房间里发出的声响在走廊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1963年5月6日那天，马长祥的爱人董续华和韩成玉的爱人毛国玉在走廊里听见张旃在叫唤，像是得了病。那一天声音并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她们的注意。到了第二天，张旃整整叫唤了一天，声音忽高忽低，或大声呼喊，或小声呻吟。董续华、毛国玉和陈显的爱人在一起谈论张旃的反常情况，董续华随口说了句：“疯子还能有正经的？”结果平时就很少与其来往的邻居们依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心来，给予这个孤独的患病者起码的人道关怀。到了第三天，即5月8日早晨，毛国玉到走廊里取水桶时，仍然听到张旃的叫唤，但声音已越来越弱。

1963年5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即发现张旃得病的第六天，王福春爱人、陈显爱人和陈的小姨子姜秀云三人在一起聊天，又提到了张旃的事情。不知是谁说起好几天没见疯子出来倒便桶了。原来那趟简陋的住房没有厕所，因此，张旃在平时早晨起来，都要到房前倒便桶。又有人说：前两天听到张旃在叫唤，好几天没有动静，是不是人已经死了？于是有人提议去看看。

姜秀云走在前头，另外两人跟在后面。当姜秀云拉开第一道门走进张旃的外屋时，从第二道门的玻璃窗往屋里看，见张旃躺在床上，张着嘴，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三个女人慌了手脚，跑出来找宿舍收发员张士风来看，确信张已经死去了，于是立即报告了工厂总务科。

工厂保卫部门对张旃的死因做了调查，并由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法医鉴定。张士风是独身宿舍的管理员，与张旃的接触时间最长，1955年和1956年曾对患了精神病的张旃进行过看护，1960年以后，张士风又同张旃住在一起。据张士风讲，在此期间，“没有发现有人找过孙志新（张旃），他那里很埋汰，谁也不到他那去”。2月份，张旃接到一封信，是灰色信封，从北京寄来的。此后，他就经常到收发室问有没有他的信。4月前他经常到宿舍收发室去，有时看看书，很少和别人谈话。他背的书包，除有几本书叫别人看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叫动。

邻居吴明义说：在7日下午4点半我下班回家，到三厂的独身宿舍打水，回来听毛国玉说，后屋的老疯子叫唤呢。于是我们俩就去看看。到房檐下，因窗子太高看不见，所以我就想进屋看一下，第一个门是木头板做的门闩，我打开后，又看见第二道门，屋里透出的气味很难闻，我当时想，老疯子每天都用便桶，屋里的气味一定更大。再推第二道门时没有推开，就以为是划上了。那天正下着小雨，也没有听到老疯子叫唤，就没有当回事，于是我们就回来了。在11日下班时候，见拖拉机厂大门外的锅炉房门口放着一口棺材，从大家议论中得知老疯子死了。

1963年5月11日14时，公安部门对张旃的住处和尸体进行了检查。据法医检查确认，张系因患精神病多年身体十分衰弱，又患有某种疾病而死亡，尸表检查所见：尸体体格消瘦，营养极度不良，眼窝凹陷，球睑结合膜苍白，角膜呈轻度混浊，瞳孔呈对称性散大……结论系病死，无自杀或被害的可疑迹象。嗣后又对其住址周围的居民群众进行了访问，亦未发现其他可疑情况。

为了查清张旃窃取机密图纸和资料的嫌疑问题，对其全部遗物进行了清理检查，对有关资料和日记作了详细审查。

根据遗留资料记载，张旃曾学习了数学、化学、机械加工等多方面的技术理论课程，并写了五部分笔记。同时又做了技术练习和工厂设计活动，先后曾写出了水压机、蒸汽机、汽车、军用飞机、机床、机械加工、炼铁、火柴等十一个方面问题的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还搞出长春电机厂、火柴厂、炼油厂、轴承厂等十五个工厂的设计图纸。

在张旃三年零三天的日记中，记有详细的生活活动情况。关于绘制的636厂（柴油机厂）和拖拉机厂图纸的时间和来源也有记载。张旃经常到636厂和拖拉机厂工地溜达，看到工厂建设情况后，为了表明工厂发展的情形，而绘制了636厂和长春拖拉机厂厂区平面图。如1962年11月14日记：“12时45分我夹着纸夹子，从东面拖拉机厂工地，‘302’轮式拖拉机总装配车间已修好了，车间是南北向，八个开间，西面东西向两个开间……车间东西向130米，南北向95米，总面积9500—10500平方米……（拖拉机厂无‘302’车间，是张自编的）。”

1960年5月3日记：“下午没有出去，坐了一会儿，画好了一张我厂及长春拖拉机厂厂区平面简图……草图画得草率而简单，只不过是表明车间位置及大小使用，可以计算全厂面积时使用，以后还可以补上其余的车间及单位部分，我画这张图是表明我以前工作的工厂（636厂）现在大概的情形，另外二厂是发展了，并帮助兴建长春拖拉机厂，就在我厂的南面和东面，占地面积约11.5万平方米。”

张旃还根据记忆和照片画出了汽车厂厂区平面图和发动机车间平面图。在1960年4月30日记载：“中午没有出去，画了一张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区平面简明示意图。照片上看到的都画上了，可能缺两个到三个较小的车间及生产辅助车间没有画全，只不过是表明了大约的厂区简明布置而已……”

张旃对自己绘制的有关636厂、汽车厂和拖拉机厂的图纸是很重视的，因怕丢失，在1962年10月23日送到厂内保存。张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了经过：“又整理和收捡起来，包整齐了大表格的规格本和23张汽车配件图纸和工卡具图纸。……5时许走到厂前办公大楼，把包整齐一包的规格资料本，存放在收发室的办公室里，管理员同志们收下了放在柜顶上……”第二天10月24日记：“9时50分走到厂前办公大楼接待室和管理员同志讲明白了，放在收发室的规格资料一包，可放在技术革命委员会（或）党委会办公室，存放安全就可以了，自己很为感谢……”

经过对张旃全部衣物和各种资料的审查，没发现可疑情况，对其全部二十本日记的审查，也没有发现对现时不满或反动的言论。

根据审查张旃遗留的全部信件和日记中有关通信记载，他从1959年9月以来向外发出信件十封，除接到上海表兄黎斌的三封回信外，其他亲属、同学等均无回信，在其表兄的三封回信中，亦无可疑内容。（以上见“关于可疑精神病患者孙志新〈张旃〉死亡情况调查报告”）

据此，公安部门做出结论：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孙（张）的窃密嫌疑问题可全部否定，撤销今后工作。翻看一页页发黄的笔录和档案资料，霉变的气味不断地钻进我的鼻孔和脑际，我如同听到一个孤独的灵魂绝望的呻吟。那个时代的人们，极负责任地记录并构造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迭现出一个无助的年轻人跋涉于泥泞之中的履痕。他最终湮没于世态冷漠的沼泽里，了其短暂的一生。人们是否应该负责任地面对这个早逝的青年，从中得到足够的反思，学会善待生命，而不至于过早地忘却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悲剧？中国毕竟有过“后人复哀后人”的历史。

回眸

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去、留之间作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四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近三成。其中十位是人文组院士，占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的三分之一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包括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怀有很深感情的人们。在1949年到来的前夜，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曾和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中国的出路》，然而时隔不久，当年11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胡适去国不久，他七十岁的老友、有着深厚旧学根底的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不可回避的。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无时不在关注着老友们的命运，那些选择了留下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处境和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书信中有零零星星的反映。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及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的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廿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司、列宁主义’。Wonderful！”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道：“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

在1949年来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校务会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决定自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张元济留下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几乎都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夏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宓之所以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这是他1952年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文中袒露的，应该是可信的。天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他以后的选择几乎完全是被动的。二

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他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样。

他在1947年4月发表于《观察》周刊的文章《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

这并不是张东荪个别人的见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施复亮在40年代后期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并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在他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因此他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曾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坏的力量而入于建设，它使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是共产党理论支配下的国家。共产党是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消灭阶级。这个过渡期间是相当长久，无产阶级专政乃为今日苏联的民主。既以一阶级专政自标而非全民政治，其民主的范畴自然狭小。……苏联的民主形式虽不如英美式的宽大，然而在这一狭小的范畴内，因为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它倒没有资本家从中操持的毛病，这可以说明，苏联这狭小的民主范围仍不失为真。”

在他眼中，“真民主”就是“包含了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而苏联恰好是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有“经济民主”的地方。

他们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概括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样的言论也曾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期，连章乃器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到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新路》周刊在北平创刊，钱昌照、吴景超、潘光旦、周炳琳、杨振声、萧乾、朱光潜、吴蕴初、楼邦彦、费孝通、钱端升、陶孟和、冯至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三十二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等十条主张大致上与张东荪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也就是包含了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十六）我们主张国家应筹划妥善方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准。（十七）国家应运用各种合理的政策，积极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十八）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农地的最高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于原来地主，给以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视情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补偿。（十九）农业之生产经营及农民生活，应运用国家力量辅助其改进。（二十）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事业，原则上应由国家经营。（二十二）国营事业，应以资源之充分与合理运用及谋全民之最大福利，为其经营方针。（二十三）国家赋税政策，应以平均私人财富，创造国家资本，促进资源开发，维持经济繁荣，及达成社会安全为目标。（二十四）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配合国内经济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二十五）欢迎不带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国外投资，在互惠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一群人立马就被称为“新第三方面”，成为左翼知识分子批评的对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选择了留下，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他们的这些思想认知在起作用。甚至连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等十六位知识分子在1948年11月联名发表的呼吁中，我们也看可以看出他们对苏联经济平等的赞美，尽管全文的主旨是对遭受“极权共产主义”威胁的深切忧虑，生怕新时代以“经济平等”而牺牲了“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不过，其中毫无对共产主义之下人民将享有“经济平等”的怀疑。

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尚未暴露出来，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平等引发了有着大同梦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悠然向往，也是正常的。包括张东荪在内那么多知识分子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主张“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理想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共鸣的。我们仔细比照他们的观点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主张，实际上也有许多暗合之处。“联合政府”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主张，民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对“联合政府”都曾充满向往。何况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纲领中关于经济的第一条本来就是：“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张东荪的“新民主主义”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思路上都有许多接近甚至相似之处。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吻合的。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他们与共产党人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大部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选择都可以在他们的思想深层找到原因，不光是单纯的现实政治的考虑。

毛泽东的纲领中也可以说包含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内，这才可以解释这些一辈子有自己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选择的关头，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至于那些比张东荪、施复亮、《新路》周刊等更左的知识分子就不言而喻了。

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茅盾、邵荃麟、翦伯赞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停地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凡是不站到他们一边的，都在批判对象之列。但这些弥漫着火药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对促使他们最后下决心倒向哪一边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至多只是些唾沫而已。更重要的还是这些中间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经济平等的向往，对苏联代表的经济平等的认知无疑是他们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的思想根源之一，虽然内心还有一些不十分情愿的地方。权衡轻重，他们的选择几乎也是自然的。何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非黑即白，向来缺少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两强对峙，最终都是要分出胜负。站队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路线”。三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并绵延不绝的“大同”之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深处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早在1938年6月，周鲸文就在《时代批评》发表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有一贯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们有“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地制度。第三，我们没有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多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要一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

更早也是更有力的例证是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老牌《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了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后来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一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有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的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作‘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尽管他们不约而同时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1949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的失败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层民众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早在1946年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判断，但他最后还是留下了。这确是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题目。储安平先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他对国民党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来或许是个奇迹。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程巢父在《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中这样分析：“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

说白了，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愿意采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要有分寸。这是胡适与储安平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理解他们后来不同的历史选择。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储安平对当局持再激烈的批评姿态都算不得什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状态是不正常的，储安平的取向决定了他与国民党的势不两立，换言之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上，《观察》被封门是早晚的事，也使他逐渐要在对峙的两强中必须倒向其中一方，非红即黑，“墨”、“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虽然与他所倡导的“中立的”原则相背离，但到那一刻，他确已别无选择。这一切诚然否认不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在激荡的百年言论史上存在的意义。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他的笔触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做作的结果。当年9月29日，也就是“开国盛典”期间，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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