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中华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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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古思今：资治通鉴事典评议试读：
前言
《资治通鉴》―中国古代史学巨著，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水头乡）人。在二十岁中进士后，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对为政之道的研究。在政道学术探索上，司马光因见史籍浩繁，为政者、学者及读书人难以遍览，他怀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诚心帮助为政者学习、借鉴、研究的情怀，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对汗牛充栋、浩宏如山的史典，选大事，择要点，取精华，以编年体为体裁，撰写《通志》八卷奏呈。宋英宗对司马光之举极为重视，下旨设立书局于崇文书院续修印刷成书，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完成，宋神宗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定书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以时间先后的叙述方法记载史事，对一千多年史事的前因后果给予了系统而清晰的阐述，较全面地展示了几十个政权的兴盛与衰亡的过程，让人们能在阅读中观视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了解历代经济文化的兴衰、交替，知晓历史人物的思想、事迹、贡献对社会发展之影响。《资治通鉴》成书后，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其佐政良史，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正所谓：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宋末元初胡三省评）。鉴于往事，有资于今人治道。
作为现代读者，尤其是为政者，应以政治家的目光去阅读《资治通鉴》，去关注书中所述的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规律，从政治得失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服务现实，增强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能力。鉴于《资治通鉴》史事繁多，阅来有长篇累牍之苦，因此，笔者从中选取了其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事典，加以解读、思考、感悟和评析，故书名为《阅古思今：资治通鉴事典评议》。
鲁迅先生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是啊，因今而思古，论古为知今。披览《资治通鉴》所叙历史，让人思索的是，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英雄史或悲剧史，而是在当今科技、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中，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该怎样对待和反思历史，该怎样学习、借鉴历史贤人的治世之道，古为今用，推动社会进步，又该如何吸取先人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的不足和教训。
尊重与反思历史，对为政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执政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政者要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构建出更加完善的文明机制，在前进的过程中，进化出更强的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从而担当起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创造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第一编 战国争霸
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习惯上称作战国时期。其间大国争霸、社会动荡，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智瑶之死 （《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403年初期，晋大夫智宣子要确定儿子智瑶为智氏宗族的继承人。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不如您的另一个儿子智宵。智瑶有超乎常人的优点，可也有一些致命弱点。仪表堂堂、武艺高强、多才多艺、能文善辩、刚强果敢是其长处，而不思仁义、刚愎傲慢是其不足。拿自己的优点来盛气凌人，而不以仁义行事，有谁能与他长期共事呢？果真让智瑶作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灭亡。”然而，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意见。为避智氏之祸，智果通过太史证明，将自己的家庭从智氏家族分离出来，另立为辅氏。等到智宣子去世，智瑶继位，即智襄子。他专擅晋国大政，暴虐无道。一次，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了韩康子，又侮辱了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劝诫智瑶，请他不要对人没礼貌，以免招来灾祸，智瑶不听。
智瑶平白无故向韩、魏两家索要土地。韩康子和魏桓子因实力不强，只好暂时忍让，给他土地，但心里却窝着火，决心有机会定报此仇。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智瑶率三家联军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被淹，锅灶被泡塌，青蛙孳生，然而城里的百姓却丝毫没有背叛之意。
智瑶去巡视水势时，由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则站在他身侧护卫。在车上，智瑶感慨：“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水是可以让一个国败亡的。”魏桓子听了智瑶的话，用胳膊肘轻轻捅了一下韩康子的腰，韩康子回踩了魏桓子一脚，二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魏国可以引汾水灌溉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国同样可以引经水灌溉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智氏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何以见得？”疵说：“以人之常情揣测判断。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亡，灾难一定会连及韩、魏两家。现在我们约定，消灭赵国以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为了维持生存，城内宰马为食，破城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色，如此他们不是有反心吗？”、
第二天，智瑶就把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他们是这样回复智瑶的：“说这话的是一个谗佞小人，他想为赵家游说，让您怀疑韩、魏两家以放松对赵家的进攻。您想想看，我们怎么会不想要赵家的土地，而去干那危险且注定失败的事呢？”
韩、魏二人出去后，疵找智瑶说：“您为什么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他们了？”疵回答说：“我见他们死死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匆忙离去了。他们会有这种行为，必然是知道我已经看穿了其心思。”智瑶听不进疵的话，死不悔改。后来，疵请求智瑶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张孟谈乔装出城来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张孟谈说：“我听说嘴唇没了牙齿会感到寒冷，现在智瑶率领军队来围攻赵家，在赵家灭亡后，他就会把矛头指向韩、魏了。”韩康子、魏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这些话由你二人说出来，只进入我一人的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约好起事日期后，就将张孟谈送回。约定时间一到，赵襄子趁夜派人杀掉智瑶派出的守堤官吏，决开堤坝放水反灌智瑶军营。智瑶的军队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攻击，大败智家军，杀死智瑶，将智氏族人悉数诛灭。只有智果得以幸免。
事典评析：
立业要先树德，因为品德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无德有才是歪才，肯定要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
贪欲不忍，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好。受贪欲的影响，人总是奢望自己能多占多得，只见眼前的利益，既有损人格，长远的利益也失掉了。不节制贪欲，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若在官场上贪欲过重，则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这一弱点而被击败。官员有了爱好，就会有人投其所好。楚王好细腰，宫女就不吃饭，有的还饿死了。上若好之，下必行焉。到时候，官员喜欢文物，有人就会准备好古瓷；官员喜欢书法，有人就会准备宣纸；官员肠胃不好，有人就会说贤人袭香；官员皮肤发炎，有人肯定说“艳若桃花”。官员在被宠着的环境里，能听到真话吗？听不到真话，还怎么做正确的决策？做不了决策，还当什么领导？更重要的是，官员假如喜欢金条，一直被金条缠绕着，还不成了手铐脚镣？所以，忍贪、节欲是一种明智的表现。豫让报仇 （《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合谋杀死了智瑶，并瓜分了智家的领土，赵襄子更是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
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智瑶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混到赵襄子的宫中打扫厕所，以伺机杀死赵襄子。赵襄子上厕所时，顿感惴惴不安，就让人搜查周围的人，抓获了豫让。在随从要处死豫让时，赵襄子说：“智家已经死绝了，这个人还要为他报仇，是一个真正的义士，以后我小心避开他好了。”就这样，豫让被释放了。
豫让又找了一些漆涂在身上，再吞下火炭，将自己变成一个有癞疮的哑巴。豫让在街市上乞讨时，他的结发妻子面对面也没认出他来。唯一一个认出豫让的是他的好朋友。见豫让如此，他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以你的才干，在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再报仇不是更容易吗？何必将自己折磨至此？”豫让坚定地表示：“如果我投身赵家为臣，获取了赵襄子的信任后再去刺杀他，虽然为智家报了仇，却也背叛了赵家的信任，是怀有二心的不义之举。现在的这种做法虽然让我很痛苦，但我还要坚持下去，以为后世之人做出表率，让那些心怀二心的人羞愧。”
过了几天，得知赵襄子乘车出行的消息，豫让就潜伏在车辆必经的桥下。待车辆行驶至桥前，拉车的马突然受惊。赵襄子心怀疑惑，让人在附近搜查是否有人要行刺他。在捕获豫让后，赵襄子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了他。、
事典评析：
豫让大义凛然、以死报主的故事世代相传，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侠士的精神、一种忠心耿耿的义气，实在是义薄云天、气壮山河。
对于豫让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非曲直来衡量。那属于忠义、责任与情感的范畴，人一旦有了这样的胸襟、胆识，即使是小人物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难就难在多了一种对生与死的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选择中，才显示出人世间必然会有比生命更宝贵、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或许，在现代人看来，豫让甘愿为自己的主公献出生命有点迂腐，但他不避危难、不肯苟且于世的精神却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对所谓宿命的抗争，值得称赞。人生在世，是要有点精神的，那就是要正直仗义。对于有知遇之恩的人，要予以大力的协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都说当今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其实是人们的心变凉了。如果用正直对待朋友，用真心对待朋友，能不赢得朋友的心吗？当朋友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不远离他；当朋友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他；当朋友烦恼的时候，你来解劝他；当朋友遭难的时候，你来搭救他；当朋友得意的时候，你来提醒他；当朋友渐变的时候，你来阻止他；当朋友建功立业的时候，你来成全他。
你是为政者，理应有更高的职责和境界――用真心、真情对待百姓，为其排忧解难。难吗？不难。当你做到这些的时候，你不感觉天很蓝，蓝得很清澈，清澈得一如你的心灵？你不感觉地很阔，阔得像大海，一如你的心胸？你会体会到，商品的流动和金钱的交换远没有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融相汇那么惊心动魄、那么丰富多彩、那么意味深长。用正直对待事业，还有什么大小之分吗？你是用真心在做事，你是用原则来做事，小事也能做出“道”来，你一定能够成就那份事业，你的心血肯定能开出鲜艳的花朵。人世间，最珍贵的是真情！贤明魏文侯 （《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斯。公元前403年，被周王封为侯。在位时，以礼贤下士著称。卜子夏、田子方为其师，每次他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会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慕他贤德，都前来归附于他。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演乐时下起了大雨，他却突然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待臣问：“今天饮酒正在兴头上，天下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今天我与虞人约好了去打猎，不能因为现在很快乐就无视这个约定。”说完，他立刻亲自前去告知停猎。
韩国请求魏国出兵一起攻打赵国。魏文侯回复说：“魏国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派人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一样的说辞拒绝了。开始韩、赵两国的国君都很生气，后来得知魏文侯对双方都一视同仁，并没有偏帮，就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进而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其他诸侯国都不能和它相比。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后将其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他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您得到了中山国的领土，不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了您的儿子，这种行为不是仁德君主的作为，您不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闻言勃然大怒，任座则快步离开。魏文侯又问翟璜他是不是仁德的君主，翟璜回答是。魏文侯追问：“你何以知道？”翟璜说：“我听说君主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任座说的话很耿直，我知道您肯定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派翟璜找回任座，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将其奉为上宾。
与田子方一起喝酒时，魏文侯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吗？左边有些高了。”田子方笑了笑，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我听人说国君只需知道如何任用乐官，而不必懂得乐音。现在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因此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说：“你说的对。”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有两个相国的人选―魏成和翟璜，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领导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在朝外任职，无法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说：“先生不要推脱了，直言即可！”李克说：“您可以仔细观察这两个人：闲居时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他和什么人交往，显赫时他推荐什么人，穷困时他不做什么事儿，贫贱时他不取什么东西。从这五个方面足以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又何必要等我说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先回府吧，我已经知道谁是相国了。”不久，魏文侯任命魏成为相国，可见他在用人方面的精明。
事典评析：
魏文侯的礼贤下士、言而有信、亲善友邦、善纳贤言，是远见卓识之举。尤其是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注重德才兼备。人们常说：千难万难，最难的事在于识人。纵观历史上那些重大的阴谋，都是从不识人开端的；考察那些令人痛心的人间悲剧，也都是从用错人开始的。真可谓“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为政者不可不察。
经常能听到领导者在当众讲话时强调：“我们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但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却常常不是这么回事。
对此，一位退休干部说了一句话：“不仅任人唯贤排不到前头，任人唯亲也要往后排呢！”
这位退休干部的话，可能代表了人们对目前官场某些现象的担忧。有人这样评价官场任用的潜规则，排在第一位的是任人唯上。也就是说，为政者要领会上级的意图，上级让你安排谁你就安排谁。否则上级一不高兴，你的位置就坐不稳了，更别说想要进步了。
排第二位的是任人唯帮。官场的局面复杂、斗争激烈，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背地里都在给对方使绊子。你如果孤身一人在官场，不结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后左右帮衬着，无论想干什么都干不了，不仅如此，更有甚者连这个官位也坐不长久，很快就会下台。
排第三位的是任人唯钱。因为相比“亲”，“钱”更重要，“亲”是别人，“钱”是能放进自己腰包里的。
排第四位的是任人唯拍。官位坐稳了，钱也捞到了，就可以找几个会拍马屁的人享受一下了。拍马屁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拍得好的。拍不好马屁，就是找收拾。但如果拍好了，被拍的人高兴了，有话就好说了。
排第五位的是任人唯吹。例如，一些县市级的GDP增长多是吹起来的。每当到了报GDP数据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都不愿意先报，因为先报的就没余地了。如果先报了GDP增长是11%，后来人就会报11.5%，政绩就走到先报的前头了。而且领导喜欢GDP增长快一点，但又不能太离谱，闹了笑话领导也不高兴。当然，也不能实际增长多少就报多少，那领导会更不高兴，你这是在拖领导的后腿。所以，“任人唯吹”也很“重要”。
排第六位的是任人唯亲。中国人讲究亲情，自己好了不算真的好，也该照顾一下亲朋好友，要不就显得太没人情味了，也会被人骂的。
第七才轮得上任人唯贤。这里也有讲究，即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能是刺儿头。不能动不动就给领导提建议，动不动就说领导的指示不对、不能执行，动不动就有自己的想法，动不动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比领导还高明。一个人这么做了，再有本事领导也不会用的。试想，如此这般的识人、选人、用人方式，干部队伍的质量怎么能得到保障？
坚持任人唯贤，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保证。领导干部应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完善制度，健全机制，用好的机制选人，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好在用人，坏亦在用人”。吴起为将 （《资治通鉴》卷一）
吴起是卫国人，在鲁国做官。齐国派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任用吴起为将，但顾虑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任命的旨意一直没下。吴起得到消息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鲁国国君的疑虑消除了，吴起如愿以偿地获大将之任，率兵大破齐国军队。
一国的朝廷上从来不缺少互相倾轧之辈，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吴起：“他当初曾师事曾参，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现在他又杀妻求得大将之位，实在是一个残忍薄行的人。而且鲁国地小物薄，这次以弱胜强战胜齐国，各国就都来算计鲁国了。”
吴起怕鲁国国君治他的罪，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贪婪好色，但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略逊一筹。”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攻打秦国，一举攻占五座城池。
吴起做大将军时，一直与最下等的士兵同吃同住同行。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摇头哭泣不已。有人不明所以，便问道：“吴起将军亲自为你的儿子吸吮毒疮，不是好事儿吗？你哭什么呢？”士兵的母亲说：“当然要哭了！以前吴起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的父亲作战从不后退，最后战死在敌阵中。吴将军现在又为我的儿子吸毒疮，也不知道他会死在何处，故而悲泣。”
事典评析：
吴起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为了跻身官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他杀妻求将，博取功名；他专注仕途，母丧不临。其实吴起的劣迹不止这些，据史书载，他“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老乡对他求官毁家之举颇为不解，笑话了他几句，他就愤然而起，“杀其谤已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
吴起依靠毁家求官、动辄杀人、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等一连串没有人性的行为，如愿以偿地出将入相，圆了自己的功名梦。但要这样一个人仁义治国、造福于民，无异于痴人说梦。连自己的家都可以说毁就毁，岂会怜惜别人的家？乡里乡亲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掉，岂会顾及异乡之人的生命？母亲去世不奔丧、置夫妻情谊于不顾杀死妻子，岂会同情别人的父母妻小？果然，吴起三度入相、四易其主，走到哪里哪里就烽烟不断、血流成河。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吴起在历史上竟留下了“爱兵如子”、“同甘共苦”等美名。你看看，吴将军给士兵“吸吮毒疮”，士兵就得战死沙场，“其用心何其毒也！”后来，吴起不顾现实条件，在楚国不计后果地“强力”推行“变法”，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死。
吴起死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仍前赴后继，纷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刀兵不断，老百姓苦难深重，与“吴起”之类的“官迷”、“官痴”掌控国家权力不无关系，还是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好！
现代社会，像吴起之类的“官迷”、“官痴”并没绝迹。被群众称为“隋霸天”的某区委原常委、某镇原书记隋某，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故意伤害、报复陷害罪等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已算是“旧闻”了。
人们曾从媒体的报道中获知，隋某骄横跋扈，为了当上镇党委书记，不择手段，诬陷前任“嫖娼”，雇人将继任书记打成终身残疾，后来还公然威胁新任书记只管“陪客人喝酒就行了”，最终得逞当上了镇党委书记。近年来媒体揭露的那些头顶“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满意的公仆”之类光环，却欺压残害百姓、称霸一方的各类“红顶霸天”，便是明证。因此，如果仅仅法办一个“隋霸天”，而不彻底根除给“霸天”们撑腰的后台，及其得以兹生繁衍的原因和土壤，那就还会产生“东霸天”、“西霸天”，人民群众心头的疑虑就很难消除。聂政刺侠累 （《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397年春，强盗杀死了韩国相国侠累（即韩傀）。前几年，侠累和濮阳严仲子（即严遂）结了仇。严仲子听说轵县（今河南济源东南）人聂政非常勇敢，便命下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席，宴请聂政和他的母亲，同时拿出黄金百镒作为聂政母亲的寿礼，想以此打动聂政，请他代为报仇。聂政没有接受，说道：“我的母亲还需要我赡养，不敢以身家性命答应您的要求！”待聂政的母亲过世后，严仲子再次请聂政刺杀侠累。
当时，侠累正端坐在大厅上，四周的警卫十分森严，聂政直直地冲上厅阶刺杀了侠累，然后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脸、挖出眼睛，最后切腹自杀。韩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到人流量大的市场，花重金叫人指认尸体是谁，可是没人能认出来。聂政的姐姐聂听说此事后，就前去认领聂政的尸体，并哭着说：“那是轵县的聂政啊！因为不想连累我，他才毁容灭迹。我怎么能为了不招惹杀身之祸，让弟弟的英名被埋没了呢！”说完之后，聂就在聂政的尸体旁边自杀身亡。
事典评析：
为报所谓的知遇之恩，聂政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当然，聂政的悲情结局，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义气的侠义信条，是吞噬聂政的一张无形大网。实际上，他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真的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聂政孝敬母亲、关爱姐姐的壮举是可敬的，而刺杀行为却是愚昧可悲的。
勇敢是很好的品格，可没有原则的勇敢，就是莽撞，就可能危害社会。杀人越货，被标榜为勇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做事情不计后果，不讲是非原则……都是非常可怕的。
当今世界，有人甘做“人肉炸弹”，为什么？大概在于他的思想被控制了。要是他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是不会去搞自杀式爆炸的。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会遇到一种最后悔、最窝囊的事情，那就是“被人利用了”。
一个人有可被他人利用的地方，说明他是一个有用的人，这是好事。在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帮了别人的忙，反而会感到烦恼、窝囊、晦气呢？原因在一个“被”字上。一个人不情愿被利用，事后才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当了“替罪羊”，此时产生的愤慨和沮丧将仅次于被诬陷、栽赃。
要避免发生上述情况，关键是不要轻信甜言蜜语，不要受小恩小惠的诱惑，不要磨不开情面。“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的古训，就是从教训中得出来的。作为当代人，应当有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所谓“君子协定”和口头许诺，往往是靠不住的。那些为了私利而使用哄骗、蒙骗的手段利用他人者，绝不会讲什么信义。他们认为可利用时，能给你一定的甜头、相当的好处、不低的地位、较高的荣誉。当他们认为已经无利用价值或者对他有害的时候，就会将你抛弃甚至置之死地。俗话说的“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杀戮功臣”，指的就是这种不义之人。
一个人被重用与被利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历尽千辛万苦，直到劳累而死，我们读一读他的《出师表》就可以知道，他不但没有一丝被刘备利用了的感觉，反而对刘备怀有知遇之恩的情感。让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最终平定了天下，会不会担心诸葛亮功高盖主而把他“烹”了呢？也很难说。那就要看刘备的品质和思想的变化了。不过也不必担心，如果真是那样，以诸葛亮的智慧，他会效仿张良，主动功成身退的。子思讲真言 （《资治通鉴》卷一）
卫侯讲话或谋划事情无论对错，所有的大臣都同声唱和，如出一口。子思说：“在我看来，卫国的情形就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公兵懿子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思说：“国君如果自以为是，臣子的意见就不会被接纳。一件事情发生了，不揣度事理所在，就胡乱奉承、争取好感，谄媚莫过于此；不考察事情的是非真相，只喜欢别人赞美，昏庸莫过于此。君主昏庸，臣下阿谀奉承，这样的国君和官员，是得不到人民爱戴的，更不会追随他们。如果不早日制止这种情势的蔓延，国家就会灭亡的！”
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将越来越乱！”卫侯问：“为什么？”子思说：“事情发展到现在是有原因的。您下一道命令，卿大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还自以为是。同样，士庶人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称赞您的官员有福，意见和您相反的受祸，这样国家的情况怎会得到改善呢！《诗经》说得好：‘君臣都说自己贤圣，谁还能分辨出鸟的雌雄呢？’这诗句所形容的情况，不正是今天国君和大臣的关系吗！”
事典评析：
说真话，不容易。有人说：说真话，领导不愿听；说假话，群众不高兴。与其指责下级不敢讲真话，不如上级反思爱不爱听真话、想不想听真话、让不让说真话、容不容说真话，是不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是不是讲真话倒霉、说假话重用。
在生活中，一些人亲小人远贤才，喜听颂声，恶闻直言，宠信谄媚之徒，不容正直之士，贤才纷纷远离而不忧，小人簇拥绕膝而心喜，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势必潜伏着祸患与危机。
一般情况下，一个领导者都会有很多下属，还有不少“身边人”。他们发现他干坏事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批评他几句呢？领导者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被围得密不透风，为什么在他“迷路”的时候就没人给他提个醒呢？或许，这个领导压根儿就看不上那些跟他唱反调的人；或许，他的“身边人”都是《法门寺》里的贾桂，领导让站着，他就不敢坐下；或许，那些爱提意见、身上有“刺儿”的“身边人”令领导不舒服，早被赶走了；或许，勇于说话的人被领导收拾怕了，在领导面前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了……这样一来，领导经常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奉承讨好他的人。
如果一个领导身边的人都顺着、捧着、宠着他，由着他的性子来，他说东，没人说西；他说打狗，没人撵鸡。领导觉得指手画脚挺有领导范儿，收受贿赂日子越过越好，别人为了讨他的喜欢，当然也就拿着不是当理说，更不会轻易得罪他，让他心里不痛快。
说真话，最根本的是需要有制度保障。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倡导说真话。人们相信，只要这样做的人多了，会改变社会；但更相信，如果没有一个允许和鼓励真话的制度，那些走在前面的人就会付出太多，社会也会付出太多。
消灭了一个说真话的人，就会出现N个说假话的人。消灭了一批说真话的人，就会出现N批说假话的人。
一个人不说真话，是一个人的悲哀、耻辱与不幸；一个集体不说真话，是一个集体的悲哀、耻辱与不幸；一个时期不说真话，是一个时期的悲哀、耻辱与不幸。
说真话的人付出的代价越沉重，必然是让整个社会和国家付出的代价越沉重。列宁有句名言：“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只有人人都讲真话、办实事，才能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个假话盛行、不讲诚信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20世纪50年代末那场吹破牛皮的所谓“大跃进”，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就是前车之鉴！
毫无疑问，不彻底改变我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用人机制上的弊端，要做到人人说真话而绝不说假话，恐怕比登天还难！齐威王赏罚分明 （《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370年，齐威王朝见周烈王。这时王室衰微，诸侯没有谁来朝见的，只有齐威王来朝见周王，天下的人因此认为他很贤明。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在即墨任职以来，毁谤你的话天天都能听到。然而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看到田野开垦出来，人民生活富足，官府廉明，东边得以安宁。你不吹牛、不拍马，也不向朝廷有关方面行贿讨好，而是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于是封给即墨大夫食邑万户。齐威王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掌管阿地以来，赞誉你的话天天都能听得到。我派人视察阿邑，看到的是田地荒芜，野草连片，人民贫穷饥饿。前些时赵国进攻鄄地，你不去救援；卫国占领了薛陵，你竟不知道；你是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我身边的人以请求赞誉！”齐威王越说越气，最后，下令烹杀了阿地大夫以及身边曾经赞誉阿地大夫的人。经过这实实在在的奖惩，各级官吏个个震惊、畏惧，再也不敢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再也不敢作伪欺诈，都能竭诚供职，齐国由此大治，称霸于天下。
事典评析：
赏与罚，曾被韩非称为御人的“二柄”，是领导者驾驭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方法，是施政管理的利器。领导者的用人之道在于按功行赏、论过施罚，这样做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
第一，为部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功过是非决定了一个人的升降荣辱，大家就都会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争取奖赏、避免惩罚。
第二，避免人为的矛盾。如果领导不功奖过罚，下属就会产生亲疏嫡旁之感。一旦这种认知在下属心中蔓延，相互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便会随之而生。只有唯功奖、唯过罚，让下属感到领导能明辨是非、一视同仁，矛盾才会自然地消失。
第三，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对于下属，无论赏还是罚，只有运用得当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如果失度，不仅没有得到赏罚的人心里不服，受到赏罚的人也会不以为然。所以，领导在赏罚上必须坚持功过分明。领导者的大忌是：无功受禄，罚不当罪。
人是需要鼓励的，一个人做出了有口皆碑的业绩，给他一些物质或精神的奖励，更能激发其继续前行的决心。
不过，奖励的声誉是要靠公平公正的规则来维护的，否则，你获得的奖励再高，也很难从内心里产生成就感，公众也未必真的对你心服口服。
时代发展到现在，因为资历和领导的强行干预等原因，导致评奖中的官本位意识越来越强。许多挂名“国家”级的所谓评奖中，名字靠前的往往是有关或无关的各级各界官员。
按照常理，一个人是否得奖，完全取决于他的贡献，但在中国式评奖中，资历、声望、领导意图、职位之类，却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奖，至少是决定其获奖等级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的奖励，得到的不觉得光荣，没有得到的往往会因为不公而生出愤恨，助长了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的歪风。
中国式评奖之所以变味，其实是“大政府小社会”下的权力在作怪，自然也就无处不显现长官意志。
与此同时，负面事件的处理思路本应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惩前毖后。但因为奖励体系的滥用和问责机制的缺位，发的奖金成千上万，追究的责任寥寥无几，最终许多负面事件都成了分享奖励的机会。及时处理事件的官员会因为“反应迅速”受到上级嘉奖，把问题曝光的记者会因为突发事件报道及时而获奖，参与事件处理的专家也会因为缓解了危机而得到奖励―在负面事件中没多少人落马，许多人反而借此得到了评优的资本。
当前，社会正处于道德失范后的规则重建之中，重要的不在于让更多人具备多高的道德标准，而在于让更多人坚守一些基本的底线，守住一些起码的道德；不在于让每个人做大善之人和道德圣人，而应致力于让每个人尽量不去行恶、不敢做坏事―对这样的道德生态来说，扬善的褒奖不可或缺，但建设一套完善的惩恶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商鞅变法 （《资治通鉴》卷一）
商鞅原名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在年轻时曾做过魏国相国公叔痤手下的侍从。公叔痤死后，他听说秦孝公胸怀大志、广招贤才，就前去投奔。
商鞅面见秦孝公时，提出只有通过变法革新才能使秦国富强的观点。对此，秦孝公表示支持。但因为变法触及了某些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以及保守思想的桎梏，秦国人都反对商鞅变法。商鞅就劝秦孝公说：“对于普通民众，不可跟他们一起商讨事业的创始，只能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欢乐。品德高贵的人不随波逐流，建树不朽功业的人不必谋及每一个普通百姓。所以圣人认为只要可以强盛国家，不必遵循旧的法制。”
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在秦国开始实行变法，新法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重新编制户籍，按什、伍组织起来，互相督察检举，一家犯法，株连全体，检举揭发罪犯与征战疆场斩敌首级同样受到赏赐，知情不举、隐藏罪犯与叛国投敌同样受罚，建立军功者一律按照军功的等级接受封爵和奖赏；为私利打架斗殴者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惩罚；努力从事农桑、生产粮食和布帛多者，将本人徭役免除，成为一个自由人；王室贵族的地位也不是长久的，如有谁在战争中没有立功，就取消他的贵族头衔成为平民；不同等级的官吏有着严格的限制，不同阶层的人在土地的数量、宅院大小以及衣服的式样和妻妾的数量上都有规定。
新法制定出来后没有马上公布，商鞅为了让民众相信新法是真的，让人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起一根三尺长的木杆，然后对围观的民众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市场北门，马上赏十金。民众都不相信，没人去。商鞅知道是百姓不信任他，于是又宣布：“赏额增加到五十金。”这时有一人壮着胆子把木杆扛到了北门，立即得到了五十金的酬赏，民众由此相信商鞅说话算数。
新法推行了一年，秦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民众来到都城议论新法的弊病，要求停止变法。这时候太子赢驷故意触犯新法。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法受到阻碍，根源在上层权贵蓄意破坏。太子身为储君，不能对他施加刑罚，但要严惩教导太子的师傅。”随即判处太子傅公子虔劓刑，判处太子师公孙贾黥刑。此事对全国上下震动极大。至此，百姓们都相信了。
在推行新法以后，秦国的变化非常明显，与民生有关的农业和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库越来越丰足。同时，秦国的民风也出现了好的变化，例如，有人在闹市丢了一块金子很快就能找回来，山贼强盗也消失了，人们更推崇为了国家而战斗。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大败魏国。秦国封给他商於十五邑的土地，称他为商君或商鞅。
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但得罪了很多贵族，也伤害了很多人，招致了极大的怨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他的儿子惠文王继立。贵族们联合起来诬陷商鞅“谋反”，最后把他车裂，诛杀了他的家族。但新法并未废除，仍然实施。
事典评析：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势力和旧习俗，积极投身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变革大戏，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巨大成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商鞅的新法变革，虽然帮助秦孝公实现了富国强兵、威震诸侯的梦想，但这一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新法的实施，却损害了许多宗室贵戚的利益，尤其是商鞅为推行新法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血腥的暴力镇压手段，更是招致各种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只是碍于新法的严酷和秦孝公的支持，敢怒不敢言。崇尚暴力，厉行苛政，是造成商鞅悲剧的重要原因。这为一切有志于改革的执事者，提供了血的教训。
如今，当“改革”一词成为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以后，也出现了改革“被滥用”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以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方法来推动工作，出现了一些主观武断、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大呼隆”问题。强圈土地、强制拆迁、暴力执法等已引起民怨民愤，甚至诱发了一些严重事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背离了“改革促进发展”的初衷，背离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初衷，背离了“以人为本”、改革必须惠及百姓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前车之鉴，这些教训应该引起领导者的警觉与深省。桂陵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
齐国人孙膑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任将军。他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便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权势施以酷刑，断其两足，黥刺其脸，想使他终身残废不能为官。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孙膑自己以受刑者的身份暗中求见，说动齐国使者，将其带回齐国。田忌看重孙膑，以客礼对待，并将其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任命他为军师。
齐威王打算救援赵国，任命孙膑为将。孙膑辞谢，认为自己是受过肉刑躯体不全的人，不能担任将帅。齐威王便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乘坐在有篷盖的车中，为田忌出谋划策。
田忌想领兵直插邯郸救援，孙膑说：“解开纠缠在一起的东西，不可捏拳猛击，解救互相打斗的人，不可捏拳猛击，也不可动手相搏斗攻击，应打击一方要害，直捣其空虚的地方，这样更能瓦解敌人的进攻，打斗的人自然相解。现在魏国和赵国交战，他们的精兵锐卒必定在邯郸的战场，留守国内的必定是老弱残疾。你不如领兵快速奔赴魏国的都城，占领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魏国防备空虚的地方，魏兵一定回师自救。这样我们既解除了赵国的困局，又可从魏军疲败中得到好处。”田忌听从了孙膑的计谋。魏军回师，与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交战，魏军大败。
事典评析：“围魏救赵”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这一避实就虚的战法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毛泽东把这一著名战例运用到了抗日战争中。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于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9页）在抗日战争中，围魏救赵的方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战例。这一方法，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避实就虚就是要避开敌人实力雄厚之处而攻击其空虚薄弱的地方，通过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人处世要讲究策略，不能一味地蛮干。避实就虚、以逸待劳也是一种做人的策略、一门处世的哲学。避实就虚，关键在于辨其利害，避害趋利，人无我有，人有我好。
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所谓避实就虚就是善于钻对手的空子，在与竞争对手进行交锋时，针对竞争对手的薄弱环节制定市场策略，避其锋芒，乘虚而入，在提高资源效率的同时，有力打击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苏秦合纵御秦 （《资治通鉴》卷二）
公元前333年初期，洛阳人苏秦用兼并天下的方法游说秦王，秦王不听他的话。苏秦便离开秦国，游说燕文公：“燕国之所以不受敌寇攻打，是由于赵国在南面作屏障。秦国要来攻击燕国，它得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要来攻击燕国，只在百里之内即可作战。希望大王和赵国南北合纵相亲，结成一体，那燕国一定不会有灾祸了。”燕文公听从苏秦的建议，资助苏秦车马，去赵国游说赵肃侯。
到了赵国，苏秦说道：“秦国之所以不敢兴兵攻伐赵国，是害怕韩国、魏国在后面算计他。秦国如果攻击韩国和魏国，没有名山大川的阻拦，只稍稍一动，便可到达他们的国都。韩国和魏国招架不住秦兵的攻击，一定向秦国称臣。秦国一旦消灭了韩国和魏国，那灾祸就落到赵国的头上来。我把天下的地图看了一番，山东各国的疆土比秦国大五倍，估计兵力比秦国多十倍。我为大王设计，使韩、魏、齐、楚、燕、赵六国统一起来，合纵相亲，共同对付秦国。”赵肃侯听了非常高兴，款待苏秦，尊宠他，赏赐他，请他约会诸侯。
这时，秦国派犀首领兵攻打魏国，大败魏军四万多人，俘获将军龙贾，占领了雕阴，还准备东进。苏秦担心秦兵到达赵国会使合纵的盟约遭到破坏，考虑没有人可派往秦国去用计，于是他想到了好友张仪。
张仪，魏国人，与苏秦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学习过合纵连横之术。当时张仪也在游说诸侯，而没有受到任用，被困在楚国。苏秦召他来到赵国故意狠狠地侮辱他。张仪被激怒，心想诸侯之中只有秦王能使赵国吃到苦头，于是就去秦国。苏秦暗地里指使他的门客用财物资助张仪，使张仪能见到秦王。秦王喜欢他，用他作客卿。苏秦的门客告别时对张仪说出了实情，张仪非常感激苏秦的资助，表示在苏秦起事时，不会多嘴。
于是，苏秦又向韩宣惠王游说道：“韩国的土地方圆九百多里，兵将有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利剑都出自韩国。您若屈服秦王，秦王必定索要宜阳、成皋，明年还要你再割地。大王的土地是有数的，而秦王的贪求是无穷的。俗话说得好：‘宁作鸡头，不作牛尾。’凭借您的贤明，拥有强大的兵士，却落个‘牛尾’的名声，我暗地里为您害羞！”韩王听从了他的建议。
苏秦去游说魏王说：“大王您的领地方圆千里，听起来虽小，然而村镇的房屋稠密，已到了无处放牧的地步。百姓、车马之多，日夜来往不绝，熙熙攘攘好似千军万马。我估计您的实力不低于楚国，现在听说您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二十万敢死队，十万仆从，兵车六百乘，战马五千匹。却打算屈服秦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敝国的赵王派我来献计，订立盟约。请大王明察决断。”魏王听从了苏秦的建议。
苏秦再游说齐王说道：“齐国的四周有险要的山，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武士几十万，粮食堆积得如丘山，您的三军，都是精良的壮士，进攻时像飞箭一样快，作战时如雷霆般猛烈，撤退时像风雨样迅速。即使有了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七万户，我私下估量，每户不下于三个男子，仅临淄就有士卒二十一万了。再说，临淄非常富有殷实，居民都斗鸡、赛狗、踢球。在临淄的路上，车辆多得轴头相撞，人稠得肩膀相碰，连起衣襟就是帷幕，抬手挥汗就成骤雨。韩国、魏国所以特别害怕秦国，是因为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打不了十天，胜败存亡就已经决定了。韩、魏如果战而胜秦，就要损失半数的士兵，这样就不能固守四境；如果战而不胜，便要亡国。因此韩、魏不敢随便与秦国作战，而轻易就向秦国称臣。而秦兵要来进攻齐国却不同了。要背靠韩、魏的领地，路过卫国阳晋之路，经过亢父的险阻，车辆、骑兵都难以双行，有一百人把守住险要，一千人也不敢过。秦兵想要前进则有顾虑，恐怕背后有韩、魏打他的主意。因此，秦国只是虚张声势，招摇恐吓却不敢前往。秦国不能侵害齐国是很明显的。你们却要向西称臣，这是齐国群臣的失策。因此我请您稍稍留意这件事。”齐王应允了他的话。
接着，苏秦往西南劝说楚威王：“楚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有方圆六千多里的土地，甲士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够十年支用，这是称霸为王的资本。秦国最害怕的就是楚国，楚国强则秦国弱，秦国强则楚国弱，双方势不两立。所以为大王考虑，不如联络各国，孤立秦国。我让崤山以东各诸侯，四时向您进贡，大家接受您的指挥，各诸侯把土地、宗庙都委托于您，训练好的兵士也由大王分派用场。所以，合纵成功，诸侯们就割地事楚；横向亲秦则楚国就得割地事秦，这两种策略天壤之别，大王您选择哪一种？”楚王也听从了他的话。
于是苏秦成了合纵盟约的首领，兼任六国国相。六国联盟后，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东进。
事典评析：
苏秦凭借一张嘴，从求同存异的角度切入，让各国认清了“合纵”与自己国家的利害息息相关，将相异的六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付强大秦国的联盟，从而得以同生共赢。
异中求同，是理性的智慧。国家与国家的建交是这样，个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有作为的人，有时固然因为时势的考虑、坚持原则的需要，虽同而存异，虽合而有别，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努力从异中求同，团结所有的力量以便大有作为，这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益处。
团结产生力量，任何一个团队必须先统一思想，成员之间要相忍、相容，要有吃亏精神，要善于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领导者要有自知之明，切不要有狭窄的视野、固定的模式、陈腐的框框，更不要疑心太重，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其善者而从之。遇到困难时，团队成员应该做到患难与共、共同承担责任，处理工作要有大局观念，在处理内部的团结上也要有大局观念，从大局出发求团结，这样团队才能经得起波折和风浪，才能无往而不胜。燕昭王诚心求贤 （《资治通鉴》卷三）
公元前312年，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为燕昭王。燕昭王在燕国破败之后即位，他凭吊死者慰问孤寡，与百姓同甘共苦，用重金招纳贤人。他对郭隗说：“齐国因我国内乱而出兵攻破我们，我很明白我国弱小，不能报仇；现招纳贤士，共商国是，以雪先王被齐国残灭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啊。先生你若看到可用之人，我将亲自去侍奉他！”郭隗说：“古代的国君有拿出千金让自己的侍臣去求购千里马的，这位侍臣去买时，千里马已经死了，侍臣便用五百金买了千里马的骨头回来见国君。国君大怒，侍臣说：‘死马我们尚且还买来，更何况是活马呢？千里马现在就要来到了。’不到一年，那位国君果然得到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国君你一定要招纳贤士，就从我郭隗开始，像我这样的人尚且受到礼遇，何况比我郭隗更贤能的人呢？他们会不远千里前来！”于是燕昭王给郭隗改建宫室并以尊师的礼节待他。这样，贤士们都争着奔赴燕国：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亚卿，把国家大政交给他管理。
事典评析：
在中国历史上，重视人才、国家兴盛的事例很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都想让自己的国家胜人一筹，乃至称霸诸侯，当然，如能吞并别的诸侯国那就达到了终极目的。争来争去许多年，有些明白的诸侯忽然醒悟过来，要想争霸，先争人才。于是楚材可以晋用，齐材可以秦用，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市场”相比。在当时，得一个人才而富国强兵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燕昭王诚心招贤，得到了魏国来的乐毅，终于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差一点灭亡了齐国，为燕国报了遭受齐国侵略侮辱的仇恨。“求贤若渴”，历代圣明帝王、名相贤臣和当代卓越企业家，无一不是如此。正是这样，才成就了他们的盛世与霸业。
用你的真情，诚心去求聘人才，往往能够打动贤才的心，使其为你忠心耿耿出谋划策，助你成功，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古代礼贤下士的故事浩如繁星，招贤黄金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流芳千古，现代人跪雪求才创立伟业，同样名留青史。
求才不能虚情假意，那样也不会得到他的真诚。用你的诚心换他的诚心，这样才能配合默契，共同协作走向成功。
现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已写入我们党的党章。这有利于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尊重劳动就必然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江泽民同志一再提醒全党全社会要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提倡尊重创新精神，提倡尊重、爱护、吸引、用好、留住各类人才。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四个尊重”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助于加快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有利于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
要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念落到实处，需通过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祛除和防止这方面还存在的各种弊端，从而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才社会环境。环境很重要。有了好的环境，才能使人才辈出。反之，则造成人才的埋没和外流，这将对我们的事业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国际人才蓝皮书》称，中国2011年超150万人移民海外。这种状况的确需警醒。胡服骑射 （《资治通鉴》卷三）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向北征战中山国。他率兵到了房子县，进而到代郡，再向北到大漠中的无穷，向西攻至黄河，登临黄华山顶峰，便与肥义商量想让百姓穿短衣胡服，练习骑马射箭。
国内的人都不愿意穿胡服，公子成假称有病，不上朝。赵武灵王派人去劝导他：“治理国家有章法，就是以民众的利益为根本；从事政务有常规，就是以执行命令为关键。宣扬道德应在卑贱的下层开始，而推行政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希望您带头改穿胡人服装。”公子成表示：“中国是圣贤教化的地方，是实行礼乐制度的地方，是四方蛮夷学习效仿的地方。如今君王您舍弃这些不顾，反而效仿蛮夷人的服装，这是擅改传统习俗、违背民心的举动，希望您慎重考虑。”来人把这些话报告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亲自去劝说公子成：“我国东边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与秦、韩两国毗邻。若没有骑射的武备，怎么能守卫国家呢？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国的领地，骚扰我国的人民，引来河水围灌�城（今河北柏乡县北），如果不是祖先神灵保佑，恐怕�城早已失守了，对此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倡导骑射，想用这个办法防备四方边境的危难，一雪中山国侵犯之耻。而你却因循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忘记了过去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的啊！”
公子成听从了赵武灵王的话，第二天他穿上胡服上朝。于是，赵武灵王正式下令改穿胡服，并且招募练习骑射的战士。赵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终于打败了中山国。
事典评析：
赵武灵王目光远大、思想敏锐，善于学习应变、取长补短，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王，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改革家，为赵国的强盛作出了极大贡献。
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封闭自己，更不能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永远正确。以永远正确自居的人，离失败已为期不远了。
有人说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就说明变化是永恒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昨天还为油干灯灭而叫苦，今天就有了电灯夜如昼；昨天还为不能生育而发愁，今天就出现了试管婴儿；昨天还鸿雁传书，现在却“QQ”在线；昨天还是铅字印刷，今天却是激光照排、电子印刷；昨天还凭票供应，今天商品就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昨天还讨论“一国两制”，今天就成了共生共荣的现实；过去出国是外交人员的工作，今天普通人就可到国外旅游。当国门打开的时候，世界太丰富，太复杂了！除了乒乓球、篮球，还有高尔夫球；除了人脑，还有电脑；除了丝绸之路，还有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除了飞机，还有宇宙飞船……这是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而在变化的过程中，你困惑过吗？你凭空下过结论吗？你面红耳赤地争论过吗？你自以为是、固执已见过吗？肯定有。不然，就不会有哥白尼为日心说而遭受审判的悲剧发生，不会有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而被视为异端邪说，也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重阻力。
世界的变化，带来了观念的更新。观念不再是僵死的。今天是对的，明天就可能是错误；昨天看不惯的，今天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待一切事物要能适变、能应变。尤其是为政者要慎重结论，决不能以固执己见、因循守旧的态度来判定新生事物，要让实践和时间来下最后的结论，否则，就会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鸡鸣狗盗 （《资治通鉴》卷三）
公元前298年，有人对秦王说：“孟尝君当秦国相国，必定重视齐国的利益而忽视秦国，对秦国实在是太危险了。”秦王改任楼缓做相国，囚禁孟尝君，还想杀他。
孟尝君派人向秦王的宠姬求救，宠姬说：“我想要先生的狐白裘。”孟尝君确实有一件白狐裘，但已送给了秦王，无法满足宠姬的要求。幸好门客中有个人善于盗窃，便进入秦国仓库，偷出白狐裘献给宠姬。宠姬才帮孟尝君在秦王面前说好话，放他回国。
但刚放走，秦王又后悔了，派人去追。此时孟尝君来到边关，但城门已闭。根据秦国的法律，鸡鸣启关，旅客才可以出入。现在尚早，而追兵就在身后。幸好，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人擅长鸡鸣，便学鸡鸣之声，田野人家的鸡听到，都跟着叫了起来，孟尝君脱险回国。
事典评析：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孟尝君食客三千，鸡鸣狗盗之徒皆有，到时却各有用场。刘备手下的诸葛亮、关云长、张飞、赵云，也不是文武兼备的。跟随唐僧西天取经的三个徒弟，在性格上也是天壤之别。
世无完人，善和恶、美和丑、好和坏集于一人之身，或者既有优点也有毛病的人，这样的人历史上可不少，唐后主李煜当皇帝不合格，可作词名垂千古；宋徽宗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可他创造的“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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