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镇西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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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直言试读：
序言
愿观点碰撞成为君子之交的常态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近两年来关于社会评论、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或争议。
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你就是一个教师，多谈谈教育，不要去碰社会问题，容易惹火烧身，何苦呢？”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所以我评论“刺死辱母案”（《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谴责屯留县纪委对几名自费吃饭教师的荒唐“处分”（《谁给谁“抹了黑”？》），批评各种类似“创卫”活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请饶了教育吧！》）……我这样做，无非是承担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对学生对好的公民的教育示范。
至于谈论教育话题，更是我的“分内事”了。长期以来，包括教师在内的不少人习惯于关闭自己的大脑，迷信书本，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从不独立思考，而且还视独立思考为“危险”，叫学生“不要乱说乱写”。这样的教师，企盼他培养一代公民，不但缘木求鱼，而且南辕北辙。其实，我的许多思考并不“深刻”，说的都是常识。我们有太多的“前沿观点”“新潮理念”，而常识却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谈本来众所周知却几乎人人遗忘的常识时，便显得“独特”而“深刻”了。其实不然。比如《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等等，说的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常识，只是这些常识现在被淹没了。因此，我最近几年不断言说的主题，就是让教育回到起点，遵循常识。
思考必然也应该伴随着争议，甚至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就没有思想的诞生。这也是常识。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实中国思想史总体上看还是党同伐异的时候多，尽管也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把观点不同往人际关系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谩骂，而且吵着吵着便离开了观点而直奔对方的道德人品。于是一旦遇上争论，君子大多变成了小人。这是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一直认为，做人和为学在“道”的层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诚挚和严谨）；但在“术”的层面，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那就是为人处世以“曲”为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彬彬有礼、婉约和善，研究学问以“直”为美——观点鲜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这样且行且思且写且争（争论），几年下来，我除了因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争论而结识了三位君子。
拙文《请称校长为“老师”》提出一个观点：校园平等，从称呼做起。因此我建议（在我的学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校长还是主任，一律称“老师”。文章发表后，重庆一位叫杨德发的老师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问：“现在有多少老师敢叫校长为‘老师’？”又说，现在不少校长根本就没上课，已经不是“老师”了，凭什么还要被称作“老师”？于是我又写了《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予以真诚严肃的回应。这么一来二去，我们越“吵”越亲热，各自的思想也越来越丰富、全面而完整——本来我俩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谈同一个问题的。再后来，2016年8月，我去重庆讲学，杨老师特意来听我的讲座，结束后又陪我吃饭，席间我俩畅谈甚欢。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正是重庆“火炉”的季节，可杨老师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特意西装革履，尽管汗流不止，他却依然保持君子风度。《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后，反响强烈。赞成者如著名学者石中英先生说我提了一个“李镇西之问”；反对者则讥讽“李镇西太扯了”。不久，《中国教育报》发表《假如最“好”学校招最“差”学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我商榷，作者为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姚校长和我说的“对不上号”，所以没回应，但我对姚校长行文的严肃认真心升敬意。几个月后，我读了姚校长的另一篇文章《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谈的是校长如何减轻班主任的无效劳动。当时我很感动，感到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和赞许。再后来，我偶然读到姚校长的大作《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被他富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深深打动，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人要生活在‘人’当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而当时我和姚跃林校长还素不相识，但因为“商榷”，我俩后来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推出后，阅读量达三百万。此文在引起广泛点赞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有朋友转给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不能继续宣扬“以暴制暴”的历史逻辑》，作者是陕西师大附中的杨林柯老师。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李镇西先生认为于欢不仅杀人无罪，而且应该成为英雄，他捍卫的是孝道，保护的是母亲，面对这种羞辱母亲尊严的恶劣行为，挥刀指向那些恶人没有什么罪过，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为。但这个逻辑依然是‘水浒化’的了，没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用这样的历史逻辑思考现实问题，指导普通教师对学生言说‘辱母杀人案’，我认为是危险的。”他还对我“自诩‘法盲’”感到忧虑。
杨老师我不认识，不过“杨林柯”这个名字我眼熟，时不时读到他富有见地的文字，但这篇文章我实在难以苟同。也许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许是他没细读我的文章，总之，他说我在宣扬“以暴制暴”是严重误解了我。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实他的忧虑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尽量避免的，而且杨老师行文严肃却态度温和，文风很正，字里行间洋溢着君子风范。于是我主动把他的文章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语是：“我虽然不同意本文观点，但我看作者态度是严肃的，没有恶意。我欢迎不同观点。只是有一点，我没有自诩‘法盲’，我已经被删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号，是有特定含义的。其他不解释了，任人评说吧！”我还在他的文章后面留言，感谢他的直言，并解释：“我这几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写应对的文章了。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好吗？问好！”他很快作出回应：“我没见过李老师，但读过您许多文章，也很受教，许多文章观点我是赞同的，理性、客观、温和，显示出长者风度，引导基层教师进步。但这一篇我与您观点不同，不是有意求异，而是发自内心地担心，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当，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不到李老师的文章了，如记忆或理解错误，也请李老师多包涵，毕竟，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永恒存在的事实，误解也是世界的真实。问好！”其实，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最终都没说服对方——至少他没说服我，但这不妨碍我们尊重对方。我想，求同存异固然好，有时候不求同只存异也无妨。对我来说，这一“碰撞”的收获是，我和杨林柯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微信上见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话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对向我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向来尊重。如果对方说得对，我就接受，并致以谢意——哪怕对方语言不那么中听。举一个例子，曾有一位特级教师说我在文中自称“公共符号”不妥，我当即公开承认我说错了，并向他表示感谢。如果对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我就当作是对自己的提醒，以后避免那种错误的观点，我同样表示感谢；如果对方确实不怀好意，阴阳怪气，讽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网络用语：“理他算输！”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样的人格境界。
曾经有一句话被当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广为流传，后来有学者考证出这话并非伏尔泰所说，而是《伏尔泰之友》的作者霍尔说的，但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这就是君子风度，也是学者的气度。真希望思想争鸣能够成为君子之交的标志，不同观点的碰撞能够成为真正好朋友之间的交往常态。我愿意从自己做起。李镇西2017年4月7日
不平则鸣
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
祖国到底多少岁？
每年国庆前后，都会在媒体上看到类似“祖国生日”这样的说法。每年都有许多人在报上纠正这种说法，但这样的错误每年依然存在。今天我又从收音机里听到男播音员浑厚悦耳且情感充沛的声音：“喜迎祖国66华诞……”
如果是一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还以为中国真年轻，才66岁！这不闹笑话吗？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10月1日，是共和国生日，不是祖国生日。因为中国不是从1949年10月1日才开始有的。如果祖国才66岁，那么诗经楚辞汉赋哪来的呢？唐诗宋词元曲又从哪来的呢？希望同胞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本来是出于爱国，说出的话却让中国五千多年的厚厚史册变成薄薄的一页。
应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6岁生日。
曾有朋友为此和我争辩，说在现在这个特定的时候，祖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祖国”和“中国”含义一样，因此说“祖国生日”没错。所谓“祖国是对自己国家的亲切称呼。现时国人自己的国家是唐或宋或元吗？不是！是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共和国的开国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作为祖国的生日（一种纪念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云云。
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有一年去北京，见到几位现代汉语研究的专家，他们在谈到汉语的误用时，一致提到“祖国生日”的笑话（当时刚好是国庆之后）。有人说我们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错。但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政府（这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是不同的，那些政府所代表的国家都是我们的祖国——除了伪政权，比如汪精卫政权等。我们能够说唐宋元明清不是中国（祖国）吗？由于种种原因，政权更迭，政体更新，都是很正常的。但切不可以最新最近的政府取代一个国家过去所有的历史。如果把祖国生日定为1949年10月，这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只剩下66年了！这显然违背了误说“祖国生日”的人的爱国初衷。再说“中国”，这是一词多义，当然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因此，说“中国生日”是勉强可以的，不过一般也不这样说，因为有歧义（我的一位媒体朋友说是怕某些人钻空子，把“中国”二字赋予“中华民国”的含义），如果用“中国生日”一般都要在前面加一个“新”字，即“新中国生日”。但说“祖国生日”则肯定不对。
2004年10月我去谷建芬老师家里看望这位作曲家，提到她那首著名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我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谈到创作过程时，她特意说，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后来许多专家提出用词不严密，她也认为“祖国的生日”这个说法逻辑不通，于是改成现在这个名字。“因为中国，毕竟也可以理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我的祖国现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非常热爱她！但说“祖国生日”仍然是不妥的，因为我还热爱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祖国文化！
我想起了一个相类似的例子。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批判了这本书，并在结尾说：“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时年19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由此创作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并很快在解放区传唱开来。但毛泽东看了之后，认为歌名不妥。毛泽东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中国依然是存在的”，所以亲笔修改了歌名，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这就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同样的道理，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依然是存在的。当然，在现阶段，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能因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66岁生日，就是“祖国66岁生日”。我想，如果毛泽东在世，他也不会同意“祖国66岁生日”这样的说法，不然，他豪迈诗篇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从何而来？
所以，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或“新中国生日”，但不是“祖国生日”。请一切热爱祖国的同胞，不要再闹“喜迎祖国66华诞”这样的笑话了——说轻些，是闹语言笑话；说重些，是犯政治错误。
回到题目：祖国到底多少岁？这其实是问：中国的历史有多长？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笼统地说“几千年”——有人说是五千年文明史，但也只是个大概；近年来，还有人说，其实确凿有据的文明史只有三千多年。因此，我们只知道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祖国多少岁”这个问题是没人能够准确回答的。
当年胡风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怀着天真浪漫的激情兴奋吟唱：“时间开始了……”（他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年，他所说的开始的“时间”就把他淹没了）。那是诗而已。不错，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这也只是几千年厚重史册中“新的一页”“新的纪元”，而不是以零为起点的“时间开始了”——毕竟中国的“时间”（历史）不是从1949年10月1日才开始的。2015年9月23日修订
凭什么要我给你投票？
近年来，网络投票成了一种时尚。包括政府在内的一些评选，也喜欢通过网络投票来评优选先。
我一开始就对这种方式感到不安——注意，最初只是“不安”，因为我对网络投票的真实性没有把握。后来我越来越反感网络投票了。有一次某报举行类似于“最美教师”的网络评比，记者给我打电话明确说，如果学校愿意出一笔钱，他们将通过有关公司进行“运作”，让我校候选老师的网络票数迅速名列前茅。“都是这样操作的。”对方告诉我。我却连吃了好几惊：“操作”也罢，“运作”也罢，不就是弄虚作假吗？报纸代表着客观与公正，尤其是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更是公信力的象征。如此“操作”“运作”那是在自己抹黑自己啊！
我也经历过两次网络被投票。一次是我刚刚当上成都市规模最大的初中的校长不久，在网上参选一个什么荣誉——具体什么“荣誉”我忘记了。如果我或者我通过其他副校长在三千多师生中“动员”一番，我的得票率肯定不低，但我没有这样做。不是我有多么“高尚”，而是我心理脆弱，不好意思，因为我怕教师和学生在心里看不起我。还有一次是前几年，某报社举办一个网络评优，我作为候选人之一被网络投票。如果我在微信圈里动员动员，我相信我的无数粉丝会踊跃投票，但我没有任何动作。结果得票一直在十位数。但我心里踏实，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其实，我也不是绝对不参加网络投票，如果候选人是我了解的，我当然愿意表达我的意愿。比如，我就曾为我校某位参加网络评选的老师投票，她是我校新教育榜样教师，做得很好，我当然要为她投票。我也曾为省外我熟悉的优秀老师网络投票，不是出于人情，而是出于了解。
但现在很多时候在网上的“被迫”投票，恰恰不是因为了解而是因为人情。当然没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非要你投票不可，但这里的“被迫”是基于“都是朋友”，碍于情面。至于对这个候选人是否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于是，选优秀成了拼人缘。而这由人缘而产生的投票结果，有何公正可言呢？可是我们的有关领导，居然就信了——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懂的。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煞有介事罢了。
当然，网络拉票也不都是“出于私心”。也有的领导是为本单位的集体荣誉而拉票。比如，学校参评什么“市民最信得过的学校”之类的称号，校长号召全校师生，同时通过这全校师生又动员其身边的朋友投学校的票。这种做法，自然是师生人数最多的学校最占优势。校长的“号召”确实是出于“公心”，但离开了公正，这“公心”之“公”也就不存在了。
还有在网上公开为自己的孩子拉票的。我常常接到这样的短信，都是朋友发的，还附上网址：“请支持一下！”我真是很为难甚至反感：我又不了解你的孩子，我凭什么要投票呢？家长这样拉票，就不仅仅是不公正的问题了。家长动用所有“人脉资源”以及七大姑八大姨帮孩子投票，这给孩子的是一种什么教育？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拼爹”？
面对这种反教育，我再次想到了卢梭在其《爱弥儿》中对教育者的忠告：“不要在教天真无邪的孩子分辨善恶的时候，自己就充当了引诱的魔鬼。”2015年10月22日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
在某中学的运动会开幕式上，一个学生方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一边喊着高昂的口号，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精神抖擞地走过。方队前排的孩子举着一条横幅：“低调是最牛逼的高调！”也许这个班的孩子想表达一种班级自豪感吧，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个性的“牛逼”二字，已经让他们班的形象黯然失色。
很难说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什么恶意，因为“牛逼”这个词已经成了许多人口中的常用语了，包括这个班的班主任——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可能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本意。于是，粗鄙的语言就这样无知地侵入了校园。
侵入校园的当然不只是“牛逼”，还有“傻逼”“逗逼”等“逼”系列词语，还有“尼玛”“卧槽”“我靠”“哇塞”等网络语。似乎不用大惊小怪，放眼社会，包括网络社会，这些词都很“正常”，许多名人，包括我真心尊敬的文人学者，也都这样说。比如，我看过某著名画家接受采访的视频，“牛逼”时不时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确“很显个性”；还有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相当不错，但题目是《谁有问题谁牛逼》。
过去不能明说，最多私下朋友间在口语里面说说的词，现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台。比如“屌丝”和“牛逼”，本来——恕我不得不明说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阴毛、牛的生殖器，但现在无论男女，都喜欢大大方方地自称“屌丝”，或理直气壮地说“牛逼”。包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电视里女主持人毫无羞赧地谈“屌丝”说“牛逼”。
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的电影《老炮儿》。该片中的主角六爷满口粗话。我曾经在微信上对此表达忧虑，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小，我是不会让她去看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也会这样想。但马上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李老师，您不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有理解上的隔膜。”我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北京胡同的文化就是满口脏话的文化？幸好有同样是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我就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就见不惯这种美丑扭曲的东西！”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实老北京人一般不会满嘴脏话，就是骂人也要骂得优雅，不用脏字。从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最底层的人力车夫，说话也不带脏字眼的。说脏话的，都是坏人。这是一种积淀的教养，而这份教养与文凭没有必然联系。我小时候回乡下老家，长辈之间、同辈之间以及上下辈之间，都那么客客气气，互相谦让。我不敢说他们都没说过脏话，但至少在公众场合（现在叫“社交场合”），彼此都是很文明的——他们叫“讲礼”。
不只是语言学家，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些粗鄙语言因网络而日常化，表明了一种优雅文明正在面临挑战。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不是保守。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并不表明粗鄙词汇的流行都是语言发展的必然；一个民族优美得体的语言还是应该以文明为内核。而现在，所谓“诗书之国”“礼仪之邦”的百姓甚至文人，都以语言粗鄙为正常，这绝不是正常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严峰教授说：“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带脏字，因为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反而说话像我们以前这么文雅的，感觉有点假，人家就觉得你做作，可能是伪君子。”我认为，这种“正常”恰恰是可怕的。
还有一种情况，倒不是出于“个性”而是因为无知。本文开篇所说就是一例。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止一次听我身边的一些女孩说“哇塞”。心里真的不舒服，因为这词的本意非常不雅。当然，我也知道说这个词的女孩大多不知道这个词的本义，只是将这两个字当作表示惊叹的词罢了。但是，说的女孩不知道，不等于听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她们后来知道了这个词的本义，该多么脸红啊！
五彩缤纷的语言泡沫淹没了我们的庄严的思想与纯真的情感。我们在轻松搞笑的调侃中，失去了某些应该有的神圣与敬畏。干脆说，我们赖以娱乐的网络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20多年前写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今天网络粗鄙语言的，但我读着却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国的今天，古老而典雅的汉语正在被“牛逼”与“屌丝”追杀得无路可逃，濒临绝境。——也许我言重了，但沉重的现实让我无法不悲观。
有朋友说：“官方语言无权替代更无权逼迫强奸民间语言。”甚至还有朋友说：“如果动用文化权力压制民间语言包括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这不但有悖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且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我批评的只是粗鄙的语言形式，而非具体词汇所表达的内容。虽然语言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内容相联系，但毕竟不直接绝对等同于语言内容。同一个意思，所能选择的词并非唯一。我的意思是，在表达某种思想情感的时候，最好避开不雅词汇。第二，不能把民间语言与粗鄙语言画等号。民间语言其实并不全是鄙陋不堪的，正如所谓“官方语言”未必都纯洁高雅一样。第三，对网络语言的流行我不一概反对，诸如“颜值”“点赞”“高大上”“你懂的”“也是醉了”“吓死宝宝了”等等，或简洁或幽默或含蓄，丰富了语言表达，不也挺好吗？完全可以广泛使用。
还想强调的是，我这里只说的是语言形式，不涉及言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当然，二者显然不能截然绝对分开，如果要仔细从学术上去探讨，这篇文章将没完没了，我只是大体这么说说。如果把粗鄙语言等同于民间语言，把高雅语言等同于官方语言，只要粗鄙的语言便是“民间”的，只要高雅的语言便是“官方”的，进而上升到“民主”与“专制”的“政治高度”，这是不是典型的“上纲上线”或“站队思维”呢？
当然，语言的流行与淘汰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很学术，我不可能在这篇幅有限的短文里深入探讨；我也没那个使命更没那个能力“扭转乾坤”，让这些粗鄙语言一夜之间在生活中消失。
其实，“粗鄙”这个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谁能界定什么是“粗鄙”？的确要警惕强权以“纯洁语言”为由实施语言专制。但我这篇文章所说的“粗鄙语言”特指赤裸裸直指男女生殖器的不雅词汇，这些词汇在公共场合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我还是认为不妥。当然，如果这些赤裸裸的不雅词汇在私人场合彼此开玩笑说说，也无伤大雅，因为这并不妨碍任何人，更不会产生任何社会不良影响。然而在正式的媒体上，在课堂上，在公共场合，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好。
我反对粗鄙语言在公共场合流行，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没有半点文化权力在手的我，即使想“压制”谁也无计可施。但是，我是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第一，我不说这些词；第二，让我的学生也不说这些词。请别给我说什么“社会环境就这样，学校和教师洁身自好有什么用”，守住我们的课堂与校园，如士兵保卫城堡一样，自然而神圣。理由我不用多说，对于教育而言，没有教师的优雅，就没有学生的优雅，而没有学生的优雅，就没有未来中国的优雅。更不用“论证”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话教师就是不能说！——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教师不说脏话，还需要论证吗？2016年2月2日
试问“冷血院长”陈玲
要论近几天公众关注的热点，我想除了奥运赛事和王宝强婚变，恐怕就得算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开除该院癌症患者刘伶利老师一事了。我在读《大学女教师患癌被开除事件调查》（《中国青年报》2016年8月19日）时，几次忍不住落泪。相信任何有起码良知的人，读到这样的报道都会心疼万分甚至愤怒不已。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事最终还是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简单地进行道德谴责是苍白的。但作为从教36年、既做过普通教师也当过几年校长的我，还是想问在开除刘伶利的通知上签字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陈玲几个问题——
第一，当您签发《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时，是怎么想的？能给我们说说吗？您不知道身患绝症正在治疗的刘老师无法正常上班吗？如果您真的不知道，那怎么能在事情都没弄清楚的情况下就签发了这么一份决定一位老师命运的文件呢？如果知道，那么当您在这份通知上写下“陈玲”二字时，您一点儿都没有感到不安与愧疚吗？您就没有想到写下的是“冷漠”“冷血”和“冷酷”吗？如果想到了这一点，而您还能心安理得地从容签发，那我就再追问一句：那一刻，您作为人的起码的良知和人性何在？
第二，这样的事在您治下的学院是不是很多？因为当刘伶利的母亲刘淑琴因为学院没有应允继续给孩子买医疗保险而哭了时，作为您下属的人事处处长告诉她：“不要给我哭，我见这样的事情挺多的……”您认为您信任的这位中层干部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是实话，那就说明“这样的事情”在贵院真的“挺多的”，是这样的吗？这是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坦率地说，除了对这位处长感到愤怒之外，我还好奇的是，这位不说人话的处长，是怎么被您信任而委以重任的（人事处处长当然肩负“重任”了，您懂的），能说说吗？
第三，您为什么要蔑视法律？明明法院已经判决“被告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无效”，并要求“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您居然还上诉？准确地说是博文学院上诉，但您是学院法人。当然，上诉是被告的权利，问题是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连小学生都能正确判断，您作为大学领导真的以为自己“理直气壮”吗？或者是您觉得自己“上面有人”而有把握上诉成功吗？但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那么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大学领导，您所主政的博文学院都应该遵从法律，服从法院判决，恢复和刘伶利老师的劳动关系，然而您却拒不履行判决，是谁给了您公然蔑视法律的底气？
第四，您是怎么体现“大学精神”的？作为大学领导的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以育人为第一要旨，以全面人才教育为终极使命。育人的重点，首先是培养有抱负、有高尚人格、有宽广胸襟、有广博知识、有仁爱之心的人。这里的“人”，对您来说，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包括每天面对的一个个具体的学生、同事以及身边的其他人。“大学精神”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词，但它却体现于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您怎么对待每一个人。都说大学是文明之所，是公正、人道、博爱之所在，可您的下属刘伶利老师身患癌症却被开除，迫使身处绝境的她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不得不拖着残躯在街头摆地摊，“和城管斗智斗勇”。当她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尊严扫地时，您所领导的博文学院如何对得起“博文”二字？
第五，您是如何获得那么多荣誉的？我百度了一下，结果让我目瞪口呆——从2002年至今担任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职务的您，还曾获得“中国关心成长卓越贡献人物”“2010中国教育管理与创新先锋人物”“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教育家”“中国十届教育功勋人物”“中国民办教育创新改革杰出教育家”“感动中国十大民办教育人物”等称号。我的天！我想问问您，您连自己的下属身患绝症都没有起码的善良怜悯之心，您的“卓越贡献”何在？您的“创新”何在？您的“社会责任”何在？您“功勋”何在？您“杰出”何在？您“感动中国”的壮举和善举何在？
第六，您怎么给自己的学生和孩子讲这件事？我不知道作为院长的您是否还给学生上课，但我想至少会有给学生作报告或作“重要讲话”的时候吧？从此以后，您怎么好意思给他们讲“道德”、讲“爱心”、讲“人文关怀”、讲“公平正义”而毫不脸红？我就不相信您心理素质会那么好！如果在家里，您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问起这件事，您又怎么给他们讲述或者解释？请允许我假设——这仅仅是假设，如果哪一天，您的孩子也遭遇刘伶利老师所遭遇的无情不公，您会有怎样的感受和反应？真有那么一天，您会为今天您的作为而感到羞愧吗？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还有人说过：“一个人最伤心的事体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试问：您的“恻隐之心”在哪里？您算不算“良心死灭”“正义沦亡”呢？在开除刘伶利老师这件事情上，说您是“冷血院长”不过分吧？几天前，被您无情而违法开除的刘伶利老师已经永远地离去了，您所在的学院乃至大学会因您而招致骂名，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您而蒙受耻辱。您可曾在夜深人静之时有过半点的良心不安？
陈玲院长，不奢望您能够回答我上面的问题，但我有两个小小的要求但愿能够得到满足：第一，希望您和贵院能够回到法律的轨道，依法妥善解决此事；第二，希望您能够就开除刘伶利老师一事，向已故刘伶利老师、刘老师的父母及亲属公开道歉——这也是向因此事而产生伤害感的所有善良的人们的道歉。
我期待着。2016年8月21日
别用“法盲”二字为陈玲的冷血开脱
关于刘伶利老师身患癌症被开除一事，经过舆论的谴责与追问，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终于有回应了。据媒体报道，今天中午，兰州交大博文学院副院长左闯、党发育以及英语教研组副主任等在内的四位老师，来到了刘伶利的家中。他们带来了三样东西：一是坚决执行法院终审判决，恢复刘伶利劳务关系的文件；二是对人事处处长江雪芸作出停职处理的决定；三是7.2万元的工资及丧葬抚恤金补偿。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人死不能复生，所谓“恢复劳动关系”对于永远离去的刘老师没有意义了，但毕竟博文学院能够表示歉意，并采取了相关补救措施，尽管这种姿态来得太晚太晚。
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则新闻都会问：“早干啥去了？”而我更想问的是：“陈玲为什么不出面？她干啥去了？”作为法人代表，作为违法决定的签署者，陈玲必须亲自出面向刘伶利老师及其父母谢罪！向公众道歉！
拙文《试问“冷血院长”陈玲》引起了网友们的共鸣，我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有朋友在留言中提醒我：“不能以偏概全，博文学院也有许多优秀老师，不能因为院长冷酷无情便否认整个学院及其广大教师。”我什么时候“以偏概全”了？我从来就没有以陈玲一个人否认整个博文学院，更没有批评兰州交通大学。从我那篇文章中找不到一个字有这个意思。当然，博文学院乃至兰州交通大学这次肯定会因陈玲而蒙羞，但这怪不了我，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陈玲。正是她以自己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博文学院的社会声誉。俗话说“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陈玲就是一颗“耗子屎”。如果因为兰州交通大学是一所好大学，博文学院是一个好学院，便不能谴责陈玲的无耻行径，这是什么逻辑？
在留言中，我还看到一些朋友说陈玲是“法盲”，说“她不懂法，最终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对此，我更是万万不敢苟同。作为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领导，身为法人代表，陈玲居然“不懂法”，谁信？退一千步说，就算最初她签发开除刘伶利老师的决定时没意识到此举违法了相关法规，那么法院判其开除刘伶利老师的文件无效，并要求博文学院恢复和刘老师的劳动合同关系，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你违法了！”在这种情况下，陈玲却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一审判决后，她还上诉，这哪里是什么“法盲”？对法律，她可一点儿都不“盲”，清楚得很呢！简直就是知法抗法！只是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她怎么有如此大的胆子，敢公然蔑视法律？她底气何来？
再退一万步，就算——我说的是“就算”——陈玲的确“不懂法”，可明知刘老师身患绝症，作为领导，她应该有起码的体恤下属的善心；作为同事，她应该有与人为善的同情心；作为女人，她应该有起码的柔软的怜悯之心。哪怕她在其中一个方面，具备一点点起码的善良，都不会在开除通知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在这里，我们不说法律，只说良心。然而，令人愤怒的是，陈玲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所以，无论是什么动机，凡是用“法盲”来解释陈玲所为的，在客观上都是为其恶行开脱。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听到许多人用“法盲”来评论某些违法者。比如，成都原市委书记李春城落马后，我亲耳听见我周围有人这样喟叹：“唉，他其实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就是不懂法！是法盲导致他走到了这一步！”这样的“同情”与“惋惜”真让我目瞪口呆，且不说所谓“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本身就是其职责所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职务行为，而非周末自费掏钱学雷锋；其所谓“不懂法”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这位身居高位，常常大谈“法制观念”的贪官，居然是“法盲”，这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中国的耻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作为“人民公仆”的李春城难道不懂这个道理？连我这个党外群众都知道陈毅元帅曾有“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告诫，这句诗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党的高级干部”居然“不知道”这个常识？
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和我谈起现在一些大学生动辄杀人，比如马加爵，比如药家鑫，比如林森浩……他说：“这些人虽然是大学生，却是典型的法盲，所以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样的高论。且不说“大学生不懂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何况“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就算他们不懂法，难道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包括中学生弑母杀师之类，都绝不能用“法盲”为其罪恶开脱。
和“法盲”论同时被经常说起的，还有“生命教育”。我对“生命教育”一百个赞成，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有的学生（包括未成年人）杀人犯罪，首先不是“生命教育的缺失”，而是他们良知的沦丧、人性的泯灭！说他们是“法盲”，是不懂得“尊重生命”，好像他们犯罪不是因为邪恶的灵魂，而是因为“天真”“幼稚”“糊涂”，这在客观上是为罪恶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
一般人尚且知道法律、道德，更不用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陈玲博士了。她是不是“法盲”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必须为她的冷血付出应有的代价，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法治”“文明”“和谐”云云，对于她而言就只是写在大街上的宣传标语而已。2016年8月22日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
前天上午，我乘坐大巴从千岛湖前往杭州，心里却惦记着里约的女排决赛。无法看电视，我便用手机分别跟我的学生和高中同学聊微信，让他们给我“现场播报”比赛情况。我一边看手机微信上的比分，一边给全车的人“转播”：22∶21、22∶22、23∶22……每一个比分都牵动着大家的心。当比分打到23∶23时，大家一起喊：“女排雄起！”“女排加油！”好像我们不是在大巴上，而是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现场。最后，当中国女排以25∶23赢得胜利时，车厢里一片欢呼！
我相信，在那一刻，整个中国都在沸腾。我感觉又回到了80年代。对我来说，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就是我青春的记忆，这记忆有1981年我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宿舍楼下，第一次通过小小的黑白电视看到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也有几年后我在中学教室里，和学生一起围着讲台上尺寸稍大一些的黑白电视，见证中国女排的第五次夺冠。30多年来，很少有人像郎平那样成为能够同时让几代中国人激动、振奋和心血澎湃的偶像。前天，“郎平”二字毫无疑问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她是真正的“国民女神”。
遥想当年，郎平和她的战友们第一次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时，一个民族刚刚从“文革”的废墟上站起来，一个国家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十年浩劫”让许多人理想破灭，精神迷茫——《中国青年》杂志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那时候，中国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民族凝聚力，需要国家尊严感，于是“中国女排”应运而生。应该说，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学“女排精神”，虽然有官方的宣传意图和效应，但不可否认，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毕竟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太希望崛起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高歌猛进：从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到各项赛事“捷报频传”，最后成为“金牌大国”——当然也有我们至今想起来就很痛心的一些“不争气”的项目。与此同时，中国渐渐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女排精神”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女排本身一度低谷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人们越来越淡定从容地面对“金牌”，越来越专注于体育本身而不是体育以外的“民族精神”——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动辄就把夺得金牌与“为国争光”捆绑在一起，不再简单地把体育比赛的胜利和“民族振兴”甚至“实现中国梦”画等号。我认为，这不但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民族的成熟。
当然，前天女排夺冠表面上似乎又重现了35年前女排首夺冠军的情景。毕竟中国女排好多年没有这么扬威世界、扬眉吐气了，这让许多人找回了“当年的感觉”。而且，和以往相比本届奥运会中国队夺金的亮点不多，现在中国女排一路过关斩将，一下便“击中”了亿万中国人的兴奋点。于是，“万众一心”“热血沸腾”“中国必胜”“祖国万岁”……这些熟悉的短语不但又出现在媒体上，也情不自禁地出现在许多国人（比如我）的心里；一个久违的概念被唤醒了：“女排精神”。
我至今不否认“女排精神”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我也曾经为“女排精神”而激动过。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所谓“女排精神”从来就没有特定的内涵。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得知“女排精神”的内涵是：“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这个解释正好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所谓“女排精神”并没有特定的内涵。“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这四条并不是体育本身所特有的品质，它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单位）。我进而再想到，几十年来，我们盛产了许多“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震精神”，甚至还有“抗非典精神”。总之，一次灾难就会诞生一种“精神”，而这些“精神”大多由相同或相似的词语概括，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否认精神的力量，所谓“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女排姑娘的胜利当然也和她们为国争光、刻苦训练、立志夺冠、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等精神分不开，但是难道前几年女排处于低谷的时候，队员们就不愿意“为国争光”吗？难道她们就没有“刻苦训练”吗？所以仅仅有“精神”是靠不住的，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与技能。郎平也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听听，这话说得多好，多实在！的确，没有过硬的技术，什么“精神”都没用！郎平本人从中国的一名优秀运动员到世界级的教练，绝不仅仅是因为有“爱国”“敬业”“奉献”等精神，而更有“精神”之外的品质：作为运动员，她具有高度精湛、真正“过硬”的排球技术，还具有排球运动所需要的一流的肌肉力量、速度、耐力、灵活性、柔韧性、弹跳力、调整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作为教练，她注重对体制的突破与创新，对新人的发现与培养，具有出众的管理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她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具有独立意识的职业体育人”。而这一切，都与人们通常所谓的“女排精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因此，“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郎平这话值得热血沸腾的我们冷静咀嚼。更不可因为一场女排的胜利，又将中国女排的精神力量无限拔高，再次上升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高度。是的，当女排姑娘站在领奖台上含泪高唱国歌的时候，我们也油然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因而同样热泪盈眶，这是非常自然的情感；但如果因而再次把每一块金牌和“祖国荣辱”捆绑在一起，那便远离了体育。就在女排夺冠的前夜，林丹输了，无缘奖牌，但国人舆论依然把他视为英雄，没有人责怪林丹“为祖国丢脸”。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我在微信上用“伟大”来评价郎平，我觉得并不过分。包括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我也愿意真诚地把赞美献给她们。但是我注意到，有些文章在歌颂郎平和女排姑娘时，或含蓄或公开点名地贬低傅园慧们。比如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个别运动员对于胜负过于无所谓的态度”，还直接以中国女排为对比，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虽然没有傅园慧那样的‘洪荒女’段子手”云云。在这些作者眼里，只有郎平才是“满满的正能量”（其实，这个短语在我看来简直俗不可耐），而傅园慧们自然就是“负能量”了。我毫不掩饰我对这种“二元思维”的极度反感。请问，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个性？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想法？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语言？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表情？非要中国再回到千人一面万人一语的时代吗？我承认，从比赛名次上说，中国女排的金牌和傅园慧的铜牌的确“不是一个档次”，但顽强拼搏、努力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从容面对胜败、让体育回到体育本身……无论中国女排还是傅园慧不都是这样的吗？20岁的傅园慧不是56岁的郎平，如果让她说出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郎平才能够说出的话，那不是很滑稽吗？就像如果让郎平说出类似“洪荒之力”的话也会让人感到滑稽一样。
我为郎平喝彩，也为傅园慧叫好。郎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坚毅、超越、气势如虹、横扫千军……傅园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乐观、从容、妙趣横生、阳光活泼……都在“为国争光”啊！没必要以“这个”去贬低否定“那个”。中国，需要这样的千姿百态；中国体坛，需要这样的五彩缤纷。
这才是完整的中国，这才是健全的中国人。2016年8月23日
假话何以春风得意？
一201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署名“君然”的文章：《为何一写作文就失真》。作者说目前学生作文中假话太多，编造太多，“安全的模仿”太多。应该说，作者所说的问题的确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中小学作文中。
是的，我们的学生已经很聪明很自觉地知道如何写出“有意义”的作文了——写《我最敬佩的一个人》，他们往往会习惯性地写老师，虽然老师很普通，但他会写得“催人泪下”；写《在升旗仪式上》，尽管天空实际上阴云密布，但学生依然会写“朝霞满天，红日初升”，然后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今天幸福生活的赞美，最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写景，只能是借景抒情；写物，只能是托物咏志；写事，只能写有“意义”的事；写人，只能写“心灵美”的人……
不能说这些作文中的思想不“崇高”，但这“崇高的假话”更多时候是孩子的老师和家长希望孩子有的思想，所以孩子不过是不自觉地在表达着大人希望他表达的思想；甚至作文写法也不是孩子的，而是孩子按照老师给的“葫芦”画出的“瓢”。思想是“崇高”了，但童真却没有了！
令人痛心的是，孩子在写出这些“崇高的假话”时，丝毫没有说假话的愧疚，恰恰相反，他们觉得作文就应该这样写，而且写的时候，他们可能真还觉得自己很“崇高”呢！当我们在津津乐道培养了多少擅长写“撒谎作文”的“写作尖子”时，孩子的童心已经锈迹斑斑了！“撒谎作文”的根源何在呢？《为何一写作文就失真》的作者君然这样分析道：“今天的孩子们，课堂之外的时间几乎都被各种作业、补习班、课外班占用，哪还有机会去体验比学业本身丰富得多的生活？……因此，学生作文失真的问题，实际上是学生远离生活、失去生活的问题。今天的语文教育需要更宽阔的胸怀和视野，还孩子以生活本身，方能培育出真正的情怀。”
哦，原来“撒谎作文”的源头是“应试教育”啊！
真是这样的吗？作者依据的例子是上海的一次题为“我家的传家宝”的小学生征文比赛，说在那次征文中，许多孩子写的都是“外婆留了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进而上升到“传统美德”上。我想，写每天都置身其中的“我家”，小作者们是不需要接触社会、接触大自然的，这和“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的“空间”“视野”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应试教育”是很可恶，但“撒谎作文”用不着找“应试教育”垫背，做替罪羊，在这里，“应试教育”真的很冤枉。二
那“撒谎作文”究竟缘何产生？有人又说，是虚假的语文教育特别是作文教学所致。这话貌似也有些道理。
多年前，我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她读小学的儿子一次写记叙文时，写了自己回家路上被街上小流氓打劫的经过，由于是亲身经历，文章写得很生动，可以说是绘声绘色。但是，作文交上去后，老师在上面批了五个大字：“不真实！重写！”于是，这位小学生只好编造——编他的自行车坏了之后，宿舍大院修自行车的大爷如何热情地帮他修车……第二次作文交上去后，他居然被老师表扬了一番！“写真人真事，说不真实；胡编乱造，却得表扬。这就是现在的作文教学！”我的朋友向我谈及此事时如此感慨。
看，“撒谎作文”就是这样炼成的。但，且慢把板子打在语文老师身上。老师何尝不知道不应该教学生说假话，但他得“为孩子着想”啊！这样的作文固然没有真情实感，但在考场上“保险”，能得高分，而考分常常能够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撒谎作文”是“应试教育”的必然产物，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
然而，我依然认为，还绝不只是为了应试，老师才不得不教学生写“撒谎作文”。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一个国家被假话和套话充斥，人们失去了说真话的权利，进而也就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甚至到最后，连说真话的意识都没有了！这反映在教育上，便是阅读教学中的“思想一律”和作文训练中的“假话盛行”！所以，老师为孩子的安全着想，告诫孩子不要在作文中“乱说话”，教学生写“保险作文”，这就是很自然的了。三
我想到了我十分敬仰的叶圣陶先生。早在1924年，先生就在《作文论》一书中鲜明地提出，作文应该写“诚实的自己的话”。他反复地呼吁：“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到了1978年，针对“四人帮”造成的恶劣文风，叶老作了《端正文风》的讲话，仍然疾呼：“不说套话，不用老调！”他举例分析道：“我们现在的报道里，往往有一个先进工作站或科学家讲自己的工作经验，末了，就来这么一段：‘我虽然做了一些成绩，但是距离党的要求很远，我要在什么什么之下，在什么什么之下，再努力奋斗。’这叫结尾，好像是必须的。我看，这也是套话。自然，这也要分析。如果一个先进工作者或者科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经验讲一通，好像自己了不起，非常自满了，当然不好。要说自己虽然做出一些成绩，自己并不满意，对党、对国家来说也做得很不够，这当然好。假如把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还有什么缺点，以及准备怎样改正缺点也写一写，这就会更好些。”
我想到了我同样十分敬仰的苏霍姆林斯基。读他的书，我常常为他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而感到震撼。他对一切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教育深恶痛绝。他说：“在学校里，不许讲空话，不许搞空洞的思想！要珍惜每一句话！当儿童还不能理解某些词句的含义时，就不要让这些词句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请不要把那些崇高的、神圣的语言变成不值钱的破铜币！”
谁也无法否认曾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并身负重伤的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但恰恰是他，这样尖锐地抨击某些形式主义的“理想教育”：“儿童、少年、青年口头上会说他怎样热爱祖国，甘愿为祖国而牺牲，但是这些话本身并不能作为学生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程度的真正标准；教育的明智在于：不要让我们的学生毫无热情地、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话来。因此，我们坚决禁止组织这样的竞赛：看谁关于热爱祖国的演讲或作文讲得最漂亮。教学生高谈阔论爱祖国，取代了教学生爱祖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遗憾的是，类似“不可思议的事”至今还在我们身边随时“庄严”地发生着。四
但是，“撒谎”的源头仅仅在教师吗？“撒谎作文”的源头仅仅在教育吗？教育是有问题，但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撒谎是可耻的，但是以传播真、善、美为使命的老师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教学生撒谎呢？因为老师有一个心理支撑：我是为学生好！说真话倒霉，说假话才安全。
的确如此。恕我直言，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和时代，就是一个鼓励人说假话的环境、社会和时代。且不说几十年前，说真话的人如何惨遭迫害，而撒谎造假的官员是如何步步高升，就是现在，那么多的工作报告、年终总结、学习体会，有几句真话？这和孩子写“撒谎作文”有什么不同？不对，还不如孩子的“撒谎作文”，孩子毕竟还要编谎话、编故事，而大人的这些“学习体会”连编都不用编，直接抄袭就是了！可笑而又可怕的是，上面的领导谁不知道下面交上来的不少材料是谎话连篇呢？我就不相信领导的智商会那么低。可这些谎言材料居然依旧被认可并通过，岂止是“被认可”“被通过”，简直是被鼓励！因此，说假话不但安全，而且讨上级喜欢，还能得到“好处”，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每当学校迎接重要领导视察，学校都要给学生打招呼：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说的又应该怎样说，总之不能“乱说”。写到这里，我得坦率地承认，作为校长，我也曾奉命要求老师对孩子们进行这样的培训。现在想起来，我不仅仅是惭愧。还有各种“正式场合”的发言，都会要求事先交上发言稿让领导审查。稍微“出格”的真话，均被一一过滤，只剩下大话、套话和假话。许多本来想说真话的人，就是这样“学乖”的。如果不“乖”，对不起，那就不要你发言。按理说，能够有发言机会的人，都是领导信任的“自己人”，可我一直想不通，有些领导怎么那么怕“自己人”说真话呢？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都不信任呢？五
最近，“不忘初心”经常出现在媒体和一些领导对党员的告诫中。这四个字的本意，是提醒党员同志们随时想想自己当初入党是为了什么。如果这个提醒是针对那些当初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而后来渐渐忘记了这个目标的党员，那么十分正确，且完全必要。我也相信，大多数党员入党时的确动机纯正，目标明确，就是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也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一些党员当初入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毕业好找工作”……而非为了什么主义而“奋斗终生”，他从来就没忘记过“捞好处”的“入党初心”，你叫他“不忘初心”，这不是对牛弹琴吗？如果现在把所有党员当初的《入党申请书》拿出来看，可以说，每一份都那么郑重庄严，其中当然有真诚的誓言，但绝对有不少谎言。所以，先不要去问孩子为什么作文撒谎，先问问我们大人：我们自己每天说了多少冠冕堂皇的谎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谴责孩子写“撒谎作文”？
由此可见，孩子的“撒谎作文”源头不在教育而在社会，不在孩子而在大人，不在群众而在干部。如果说假话的社会风气继续存在一天，并不断被鼓励，那么孩子的“撒谎作文”就将源源不断，“此恨绵绵无绝期”。六
最后，我愿意在这里也做一次“文抄公”，抄一抄革命导师对于说真话的论述——
马克思说：“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8页）
恩格斯说：“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能欺骗同志们。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40页）
列宁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列宁全集》第9卷第2页）
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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