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群明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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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历程试读：
心路历程
言为心声，言必由衷——《心路历程》序
罗竹风 出版工作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保存人类文化成果，宣扬优良文化传统，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质起着重要作用，人类的历史是连绵不断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中波澜起伏，闪耀着千万熠熠光波；出版工作对过去的借鉴和今后的走向，以现在为坐标，也可成为继往开来，铺路搭桥，沟通古今中外智慧的有力手段。因此，出版事业是否发达，往往可以窥探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准的高低。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状元”，不妨理解为各自的精华，都需要积累资料，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并结合现实情况，出版有关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图书。事实上，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做了的。但遗憾的是，惟独出版这个万古长青的专业却往往被忽视了，因而外界对出版的性质、功能和作用难免存在不正确的理解。认为，编辑嘛，不过是剪刀加浆糊，随便拼拼凑凑，充其量也只是“述而不作”，对科学文化并无多大贡献……这应当埋怨谁呢？还是多作自我检讨吧。凡不大为别人所了解的事情，为生存，为成长，为发展，就必须大喊大叫，千方百计地进行宣传工作，让多数人明白，而最有效的宣传，莫过于多做实事。 近年来，这种“荒原”现象已有改变，有关出版史、出版概论、出版学以及编辑业务知识的书刊陆续破土而出。应当说，这是出版工作者的自我觉醒，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有关出版方面的论着，当然可以有较系统的专着，也不妨有近乎杂文形式的短篇文章，多就一件事或一个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述。两者错综交叉，构成出版工作纵深和横断交织的概貌，可以从基本理论上加深理解，或针对时弊，提出问题，加以探索……这对端正出版方向，指明去向，同时在出版系统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优良作风，帮助切磋琢磨，扬长避短，共同进步，都是大有好处的。 上海的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同志是有心人，他把近十年所写的有关出版工作的文章结集问世，题名《心路历程》。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是一个普通出版者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其中或许有错，或许偏激，或许不大中听，但绝没有虚伪谄媚或玩世之意。”所有文章都是作者所要说而非说不可的，因而力求存真，反映时代特征，不作违心之论，不作“事后圣人”。我认为这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像有的人那样：过去正确，现在当然也正确，今后无疑仍然是正确的。任何人都有一定局限性，无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超越时空，无所不在的一贯正确。还历史本来面貌，正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是永远值得人们赞赏的。 《心路历程》收文约150篇，绝大多数都是杂文或随笔式的短文章，对出版工作所出现的新问题，或赞同，或批评，短兵相接，一针见血，发人深思。全书共分三部分，覆盖面几乎涉及出版工作的各个方面，大多富有针对性，绝非无的放矢，徒发空论。我认为，出版工作者不妨读一读，对十年历程加以对照和印证，得出经验教训。从认识上提高一步。一般文化教育界人士读过后，也可以了解出版方面所走过的路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增长见识。 至于具体内容，我似乎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了。任何图书一经出版，就必然产生社会效果，读者便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有待后人去发掘和评判吧。 1992年6月21日关于“社会主义出版学”的我见
宋原放同志在今年第1期的《上海出版工作》上着文提出，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我以为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建议，值得出版界的同志们认真对待，高度重视。 我国的出版工作，历史悠久。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如果从建国算起，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党建立时算起，就更长了。这中间有丰富的经验等待我们去总结。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完全有了条件。从现实需要来说，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正面临着新老交替的局面，而且今后也要不断地新陈代谢。为了让出版战线的新兵尽可能快地熟悉自己这一行，结束目前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授受方式，避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从头摸索起而走弯路，也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 “社会主义出版学”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呢？我的设想是： 第一编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发展简史可分以下几章：“五四”至建国前党领导出版工作的简史；建国以来出版工作简史（以上两章要求从纵的方面勾画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粗线条的轮廓，总结若干条带规律性的经验，使人有一个大致的印象）；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方向、方针和基本政策等。 第二编编辑工作第一章。绪论。可分以下几节：编辑的由来和发展；编辑工作在整个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好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编辑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编辑。可分以下几节：编辑的编制和来源；编辑的地位和待遇；编辑的培养和提高；编辑应具备的品德和素养；各科编辑的配备和平衡等。 第三章。选题与组稿。可分以下各节：选题的来源与确定；选题计划的制定与修订；选题、发稿与出书；组稿与自发来稿的处理；自费出版；书稿合同；出书规划与调查研究等。 第四章。书稿加工。可分以下各节：三审制及各级的责任；各类专业书刊的特点及编辑应注意事项；书稿加工的范围和程序；书稿加工时应注意的事项；书稿加工与退修；怎样写退修意见和审稿意见等。 第五章。图书宣传。可分以下各节：内部宣传（发稿单、征订单等的填写）；对外宣传（书讯、组织书评等）；广告；宣传小报及图书目录；重版和重印等。 第六章。图书处理。可分以下各节：图书处理的原因和原则；图书处理的方式和渠道；图书处理的善后工作；旧书和特价书等。 第七章。文字编辑与其他工作的配合。可分以下各节：与美术编辑和创作人员的配合（包括封面设计、装帧、插图等）；与校对工作人员的配合；与计划、物资、财务等人员的配合等。 第八章。作者工作。包括以下各节：基本作者与一般作者；出书前后的联系；自发来稿的处理；版权与着作权等。 第九章。稿酬。包括以下各节：稿酬的由来和发展；稿酬的制定原财和发放标准；基本稿酬、印数稿酬、版税；编辑费及其他等。 第十章。读者工作。包括以下各节：读者工作的意义；读者来信、来访的处理；读者调查；特殊读者的服务等。 第十一章。对外出版与对外合作出版。可包括以下各节：对外出版与对外合作出版的意义；对外出版与对外合作出版的几种方式；对外出版与对外合作出版的应知事项等。 第十二章。编辑工作与新技术的采用。可包括以下各节：编辑工作与新技术的关系；“办公室革命”的内容和意义等。 第十三章。书稿档案。可包括以下各节：什么是书稿档案；书稿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书稿档案的利用；书稿档案的处理和销毁等。 第十四章。刊物工作；可包括以下各节：刊物概说；刊物的个性与编辑部的组成；刊物的作者与稿件来源等。 第十五章。资料工作。可包括以下各节：资料概说；资料的收集与应用；信息反馈及处理；先进技术的应用等。 第三编印装工作可包括以下各章；印装工作的准备；印装工作的分类及其特点；校对工作；特殊印制品的印装工作（如立体、有声，有色、香、味的读物等）；印装材料；印装设备的添置与更新等。 第四编发行工作可包括以下各章：发行的起源、发展和现状；发行网点的分布；发行的几种渠道和方式（批发、门市、邮购、专业书店、个体或集体书亭等）；海外发行；图书宣传和陈列；图书征订和读者意见的收集、整理和反映；发行人员的培养和提高；发行的现代化等。 第五编管理工作可包括以下各章：出版系统管理体制沿革；管理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出版社的管理；印刷系统的管理；发行系统的管理；管理的现代化；最佳管理机构的选择等。 以上设想，编辑工作比较具体，其余各编则十分粗略。自己才疏学浅，从事出版工作年岁无多，所陈各项意见，纵是愚者之一得，也难免谬误，如果能起到一块引玉之砖的作用，我就很满意了。 （《上海出版工作》1984年第4期）当前出版界的十大弊端
《杂家》编者按：医生看病，先要找准病根，才能开出治病良方。出版工作要改革，要开放，也要先把存在的积弊找出来，再对症下药地加以解决。严伦的《当前出版界的十大弊端》，可以说是为寻找出版改革的“突破口”而进行的一次“火力侦察”，虽说有着鲁迅所批评的“十景病”的毛病，所说的弊端也许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但对于立志改革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启发作用的。我们期望它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出版工作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图书库存积压、订货继续萎缩，使它背上了—个沉重的包袱，举步维艰；而改革势头的迫压，开放带来的国外冲击波以及读者永不餍足的需求“胃口”，更使它惶惑不安，手足无措。透过每年四万种图书的繁荣景象，我们分明看到了许多潜在的和明摆着的问题，正日益积聚、凝结，以至本已很蹒跚的步伐，更加趋于“牛步化”乃至停滞。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我们不敢盲目乐观。 为着给出版改革提供素材，我们先给当前的出版界作了一番诊断，发现它至少存在着十大弊端。现开列于下，期望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通过会诊，求得问题的解决。 一、缺少一个长期稳定的明确的政策。出版工作长期以来似乎缺乏一种“主心骨”，不得不随着具体任务的变化而波动起伏。党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议通过之后，出版界仍然是一波三折，左一条禁令，右一个不准，补充的文件，自制的土政策层出不穷，但大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表工作上。有关行政领导部门忙的仍是救火、煞车、对照、检查，下面也无法安下心来，按照既定的方针，朝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种情况极不利于经验的积累和规律的探索，反过来，又消极地影响了长期稳定的明确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二、缺乏当代意识，出书有严重的陈旧感。与我国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用品一样，出版工作基本上奉行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一套：陈旧的管理，陈旧的体制，陈旧的工作方法，陈旧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陈旧的选题结构、出书角度和出书方式。现在号称每年出书四万种，其实，有许多书按国际标准是不能算品种的，还有许多是旧书新出：老祖宗的旧书，解放前的旧书，“文革”前的旧书，因为各种运动遭到厄运的旧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头换面甚至原封不动地“重新”出来，以表面的“新”而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这些陈旧的图书散发出来的陈旧的编辑思想足以窒息少数创新、改革者的呼吸。 三、与读者的距离在加大。为什么读者的购书欲望空前强烈而图书的积压和订数的萎缩也达到惊人的程度？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图书脱离了群众。据去年的上海书市反映，参展的数万种图书，真正受到广大读者青睐的不过寥寥数十种，比较好销的也只有数百种，大多数图书基本上是“门庭冷落车马稀”。这就是出版工作脱离读者的明证。现在有些人出书，办刊物，不是为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似乎是为了满足某些作者出书的要求，或为了实现某些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民意测验、读者恳谈会、读者卡、定点调查，定期调研，种种行之有效的联系读者的渠道，现在很少利用，或者只是走走形式，应付应付门面。因此，不少的出版者对自己的出版对象不甚了了。这样，出书不对“路”，不是积压就是脱销，就没什么奇怪了。 四、小打小闹，零敲碎打，缺乏走向世界的魄力和纪念碑式的出版物。几十年来，我们出了许许多多的书，但是，说来惭愧，进人世界市场并产生世界影响的巨着有多少？获得国际级奖的图书又有多少？直至最近，我们的许多书还被人嘲笑为“站不住的书”。其原意是嘲笑我们的书土里土气，上不了书架，但推而广之，上不了书架也就是在历史上“站不住”的书。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我国的身分。旧中国，我们还能数得出“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大部头的巨着，但这几十年，连这样的“仿制品”也没有，更不要说超过它们了。近年来，虽有出版《汉语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等壮举，但拖的时间太长了，不能适应社会的读书需要。时代呼唤巨着，人民要求各种成套的系列书。应该从国家的全局上考虑这些问题，靠一两个社是不成的。 五、编辑地位低下依然如故。从罗竹风同志的《杂家》叫起，编辑的地位当然有一点改善，但根本上没有大的改观。身居斗室，面对“稿山”，不说出国无望，连评定一个职称也是多灾多难，一再延期，最近索性束之高阁，连“楼梯”也不响了。恶劣的工作条件，勉强的生活待遇，弄得像个冬烘先生，耳目不灵，信息不通，眼界狭窄，被人瞧不起。书刊出了错误，明明有许多原因，却只打编辑的屁股，岂能称为“公道”？现在编辑素质的确不高，尤其是许多新编辑，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但是，素质的提高要靠主客观双方的努力。除了本人自强不息之外，有关方面也要做好给“马儿”喂“草料”的工作。 六、落后的三审制。三审制现在似乎仍是出版社的金科玉律。其实，仔细调查一下，多半它早已名存实亡了。一个出版社几十个、上百个编辑，就那么几个总编辑，底大瓶口小，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审”不过来，但不“审”就签字，又怕负不了责任。因此，书稿在总编的柜子里睡大觉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作为出版社负责人的总编辑们在书稿中忙得昏头涨脑，便很少有清醒的头脑考虑方针大计，也无法发挥他们原有的特长了。如果我们真正实行“文责自负”，是否要对“三审制”也来一次“审查”呢？ 七、只重实践，轻视理论的指导。中国的出版历史源远流长，但大都停留在实践的初级阶段，出版技艺的传授，沿袭的是手工作坊式的师徒相授，或者就是付出巨大代价的暗中摸索，一切都从头作起。以至于到今天，几十万人的一支队伍竟无“学”可言，好不容易开起来的大学编辑专业，也无“本”可教。“为人作嫁”编辑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图书的人，到头来自己竟然弄得“赤身裸体”，没有一本自己的书，岂不可叹！ 八、编、印、发三环节无休止的矛盾削弱了出版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由于三环节分家，互不通气，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各人多从自家的利益着想，而很少有出版的整体观念。出书难，卖书难的叫声未绝，近来又有印刷厂“无书可印”的困难了。解放前的出版部门，编书与发行多是捆在一起的，据说现在国外也多是如此，所以双方休戚相关。当前，正在强调出版社要增强发行意识，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书店也要增强“出版意识”，才不至于出现“一头热”的现象。如果不把三环节放在一个“系统”内来考虑，恐怕相互之间的抱怨与指责将永无宁日。 九、出版社的设置脱离实际，缺乏科学依据。这几年，出版社大都采取孙行者的办法，摇身一变，一个社就变成了几个社。大家又没有分工，也没有“势力范围”，都是“面向全国”，都是“全面开花”，于是抢稿子，抢名家，哄抬稿费标准，无视党纪国法的种种怪现象便应运而生。不法之徒常因四处钻营而得利，老实之辈则常常由于“头子不活络”吃足苦头。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究竟应建多少出版社，建些什么社：才基本适合国情？不能光听申请办社者的叫唤，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可行性沦证。 十、严重缺乏新技术的武装。同国外甚至我国香港、台湾相比，我们的出版工作还是停留在“秦砖汉瓦”的时代。人家已经普遍使用的电脑，我们这儿还是稀罕物，还不过用来查询资料、发发工资而已；人家的先进技术可以在几天内出版一本书为常事，因此，重版率特高，不要仓库，又不积压资金，而我们的出版周期却长得可怕，三个月出书已经沾沾自喜当作先进经验了。 以上凑满十条，就此打住，也许还有，也许说得不准，作为愚者之一得，敬希批评指正。 （《杂家》1987年第1期，署名：严伦）重视空白页的压缩和利用
目前，我们的纸张困难，各出版社分到的纸张有限。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要努力开源，增加纸张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节流，精打细算，让有限的纸张作出最大的贡献，尽可能地多出一点书。前者，出版部门是无能为力的，但后者，却大有用武之地。譬如重视空白页的压缩和利用，就大有可为。最近随便翻翻，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复刊号），全书15.75印张，包括衬页在内，完全空白页有7页，而第249页《郭沫若诗谈》的《辑录附记》，第492页的“稿约”，第493页的版权页似乎也完全可以节省出来。加起来，完全的空白页占了10页，占全书的五十分之一。另外，全书每页排字14行（即半页）以下的还有19面，其中最少的只有3行，而有的一行只有一个字，似乎还可以压缩出一些篇幅来。这样一来，按这本书初版印两万册来计算，可节省的纸张就颇为可观了。 又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三）》，大32开，每面只排24行，比一般大32开的书少排3行。如果按每页27行排，不仅全书只排12行以下的10面“半空白页”可以压缩出来，还可以省出更多的篇幅来的。 又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20开画册《浦江两岸》，共用了五个印张，定价五元。但是整本画册从前言、画页到目录都只利用一半（画页反面简短的中英文画题，我以为完全可以放在画页，既醒目又省篇幅），未免可惜。如果两面都印（事实上该社许多高级画册都是这样的），现在一本画册的纸张就可印两本，定价也可以大大降低，那该多好啊！ 当然，为了书籍的美观起见或别的正当理由，搞点空白衬页，或天头地脚留得宽敞一点，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可否尽量少一些呢？如果能够做到既美观，又节约，两全其美，不是更好吗？另外，对于一些势难避免的半空白页，可否根据图书的性质尽可能加以充分利用呢？譬如像《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这样资料性质的书，如果能够像《新文学史料》那样，利用空白页登一些有关的简短资料作为补白，不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上面提到的书都是好书。如果压缩了不必要的空白页，充分利用了不可避免的空白页，做到既节约纸张，又降低成本，价廉物美，读者一定会更加喜欢，出版社也可多出书。这样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上海出版工作》1980年第2期，署名：雷达）新版图书应该尽量少用繁体字
一位朋友最近向我“诉苦”：他给读中学的孩子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新注》，希望孩子能借此提高一点文学修养水平，增加一点古典文学的知识。谁知孩子高高兴兴地接过去翻了一下，便摇摇头苦笑着还给了他，说：“尽是繁体字，我们没学过，看不懂。”我的朋友为此感到苦恼，质问我：“为什么像这样的书要用繁体字呢？是存心不让青少年读吗？” 我因为在出版部门工作，类似的质问时有所闻。因此，略为留心了一下，发现近年来，新版的古籍采用繁体字的确乎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除了那些用旧纸型新印和影印的古籍之外，许多重排或新出的古籍也继续采用繁体字。列入古籍整理规划的那些书不要去说它了，连一些现代和当代人并非“古籍”的着作也都爱使用繁体字，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例，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不消说是繁体字了，像现代朱自清的《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陈寅恪文集》（包括作为附录的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代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汝弼先生选注的《白居易选集》、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年谱》等等，也都是用的繁体字直排。 为什么这些书要用繁体字呢？据说有这样几条理由：一是“使用简化字容易造成歧义”；二是“这些书要出口”；三是“古籍就要像古籍的样子，用繁体字才能古色古香”。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使用简化宇在绝大多数场合是不会发生歧义的。简化字颁行二十多年了，并没有给人们的交际带来麻烦和混乱，就是最好的证明。连我国政府的对外文件这样最忌讳有歧义的文字都可以使用简化字，为什么古籍这个领域就用不得简化字呢？繁体字简化之后，个别字会有歧义，这在简化字公布时就规定了避免的办法，如“乾坤”、“乾隆”的“乾”，不简化为“干”；“夥”在作“多”解释时不简化为“伙”；“折”和“摺”、“余”和“馀”、“迭”和“叠”、“象”和“像”等在意义可能混淆时，都具体规定了避免混淆的办法，因而事实上已不成为问题。即使某些着作如考据、音韵方面的某些书因文字简化带来的问题较多一些，但总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因此而停止使用简化字，实际上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 其次，为了出口而使用繁体字更是因小失大，舍近求远。我们的出版物首先是面向国内读者的（专门对外宣传的出版物除外），十亿中国读者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对象，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青少年，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是四化建设的主力。他们在学校学的是简化字，因此，凡是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图书，都应该采用简化字才对。至于港澳和海外其他一些地方不使用简化字而使用繁体字，除了专为他们出版的以外，我们决不能牺牲大陆大多数读者的利益去迁就他们少数人的需要。事实上，在港澳市场上，简化字的书还是能够销售的，而使用汉字的新加坡也已经在推行简化字了。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还应该努力用简化字的图书去促使他们也朝着汉字简化的方向发展，而决不应该相反地由我们倒退来迎合。 至于为了“古色古香”而采用繁体字就更不成其为理由了。古籍不是出土文物，不必弄成“真古董”的样子，它的生命在于活在世世代代读者的心中。如果为了“古色古香”而使古籍脱离了广大的读者群，实际是作茧自缚、舍本逐末。再说，“古色古香”的标志并不仅在于繁体字，只要精心设计，用简化字同样可以把书籍弄得“古色古香”。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用的就是简化字，不仅“古色古香”，而且端庄典雅，其质量远在许多繁体字书籍之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书籍扩大使用繁体字的范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首先是加重了读者的负担。本来，汉字简化是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好地掌握这个工具，但是，对于目前没有学过繁体字的青少年和一些中年人来说，不看这些繁体字的书则已，若想看看这些书，就得在简化字之外再学一套繁体字。这样一来，简化变成了“繁化”，比单学一套繁体字的负担还要重些。这完全违背了简化的初衷，无端空耗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和损失！ 其次是造成了出版的麻烦，延长了出版周期。繁体与简体同时流行，给书刊编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稍不注意，就会在简化字的书中掺人繁体字，或在繁体字的书中掺人简化字，对语言的规范化甚为不利。像《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中的《十四家诗抄》，郭绍虞先生的封面题签就用了一个简体字“诗”，与全书用繁体字颇不“统一”。另外，由于我国目前用繁体字的印刷厂少，而采用繁体字的书稿越来越多，书稿排队的现象也就日益严重，有些古籍发稿后三五年见不到书也是有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经国家正式批准的简化字通行之后，相应的繁体字就应该在绝大多数的领域中停止使用，一定要坚决地废止简体繁体同时流通的做法。希望从现在起，除特殊情况外，应一律使用简化字。 当然，也并不是要消灭繁体字。将来，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应该有一批人能够看得懂繁体字的古籍，以便保存和利用那些无法（或来不及）用简体字重新排印的古籍。 （《文字改革》1983年第3期）漫谈报刊样书的发放
我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有时报刊发表了自己的文字，往往敝帚自珍，要剪下一份另外贴起来。倒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主要是想借此鞭策自己能不断有一点长进。 然而，我的这一点爱好常常碰到困难。原来，各个报刊出版单位给作者赠送“样书”“样报”的做法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寄一份，有的寄两份，个别也有寄三四份的。当然，一份不寄的也有。如某省图书馆编的一份刊物不打招呼选登了我一本小书中的一篇文章，写信去问他们“讨”一本样书也被置之不理，可见他们大概是没有给作者寄样书的规定或习惯的。 一份不寄，作者要想剪贴自己的文章当然无从剪贴起，从出版单位看，也许是很“经济”的，但未免做得太过份了一点。而寄一份样书的做法，也颇使作者为难。我有时收到一份报纸，会毫不迟疑地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地位剪下来；但是，收到期刊——尤其是那些印刷精美的期刊或大型期刊——实在不忍心为了自己的那一点点小东西而把它弄成“残废”，于是常常搁置一边，“等待处理”。，可时间一长，往往又被拖散，要用的时候便找它不到了。对于有两份以上的“样书”，我虽然会无情地拿其中的一本开刀，但开刀之后，望着那本好好的“残废者”，也颇为惋惜，感到有一种犯了“浪费”罪的内疚。 因此，我想到了报刊的出版单位。如果报刊出版之后给作者寄样书样报的时候，除了寄一份齐全的让作者得窥全豹之外，再寄上该作者那篇文章，供作者剪贴之用，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一份报纸或刊物（或一本多人文章集合而成的书），作者再多，也只要拆掉两张或两本就够了。这对于原来只寄一份报刊的出版单位，破费不多而惠及作者则不小；对于寄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出版单位，则还是一个小小的节约。以寄两份的为例，假如每期刊物有30个作者，每期就可节省28本，如果是月刊，一年就是336本，以每本2角定价计算，一年就可节省60多元。全国数千种期刊加起来，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了。如果再加上报纸以及汇编本图书，这其间节约的人力、物力、财力，实在是不可小视的。 据我所知，目前报刊赠送作者的样书样报以两份的居多，一份的较少，不送的更少，如果能像我上面所说的略为改进一下，于国于民，都是大有好处的。不知有关出版单位的同志以为然否？ （《上海出版工作》1983，年第6期，署名：雷达）译名统一问题亟待解决
看翻译书有一个小小的苦恼，那就是许多译作中的译名极不统一，简直还不止“五花八门”。不算解放前的（如果从严复算起就不得了），即以近几年笔者有限的见闻而论，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有两三个译名的简直不胜枚举，四五个以上也是随手可以举得出例子的。譬如，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辞海》名），又被译作夏多布里盎、夏多布里安、夏多布里昂（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56页、333页、382页）；法国着名作家司汤达在《辞海》上居然另立了一个户头叫“斯丹达尔”。他的一本名作翻译出版没几年，却有六种以上的译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书叫做《巴马修道院》，《辞海》中叫《巴尔玛修道院》，《外国名作家传》中册叫做《帕尔玛修道院》（第383页），《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第一册译作《巴玛修道院》，而《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一书在两处则分别译作《帕马修道院》（第350页）和《帕尔马修道烷》（第282页），使人不能不惊异于这个“修道院”名字之多。还有像莎士比亚的名剧《汉姆雷特》（《辞海》），又译作《汉姆莱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哈姆莱特》（《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麦克佩斯》（《辞海》），又译作《麦克白斯》（《莎士比亚戏剧集》六），《马克白士》（《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麦克白》（《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以上都是人名、地名音译用字不同造成的。用心的读者或许还能猜得出名虽异而实同，而有些意译造成的同书异名或同词异称则很容易使一般读者误解和上当。如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辞海》），有的又译作《伊斯兰的叛变》（《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209页）；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辞海》），有的又译作《训诫小说》（《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71页）；屠格涅夫的《春潮》，最近一家出版社新出时改名为《一江春水》；而山口百惠的自传，两家出版社分别名之为《苍茫时分》与《苍茫时刻》。 如此等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串。这种译名的不统一，不必要地增加了读者的负担，人为地造成了某些混乱。现在，实在到了应该引起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的时候了。不然的话，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加，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的增多，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希望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譬如翻译家协会）来负责协调译名的统一。要像管理户口那样，一个外国人或一部外国书，一般都只应给一个名字（当然要尽量译得准确）。译本尽管可以重出，但不允许在名字上“标新立异”，可在其他方面作出不同译本的区别说明。 在这个全国性的机构没有建立之前，笔者提出几项“应急措施”，供翻译工作者参考： 一、外国人的译名，尽量都采用新华社编印的译名统一手册的译法，不要以为自己并非新闻工作者就拒绝采用。 二、后起的译名，要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选用已经比较通行的旧译名，不要另起新名。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早出而流行较广，新出的译本似乎就大可不必再译作《大卫·考坡菲》了。正如鲁迅1936年给赵家璧的信中所说：“‘郭尔基’在中国久已姓‘高’，不必另姓”，凡是已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译名，最好都不要“另姓”和另名。 三、同一译者翻译的同一作品，修订重版时，文字尽可修改，但书名最好不要再改。如《基度山恩仇记》，书名体现了全书的中心思想，也在读者中通行日久了，不知为什么重新出版时一定要改为《基度山伯爵》？ 四、理论文章或其他文章中提到外国作家作品时，应尽量以已有译本的名字为准，不要自创新名字。像《巴马修道院》目前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本，译名也最为简洁，其他的译名最好向它看齐。 五、至少，同一部书中的同一作家作品的译名应当统一。像《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外国名作家传》这类资料性、工具性的书，摘引的材料很丰富，如果译名统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就会赢褥更多读者的拥护。如果说，引用的资料要忠实于原文不得有不同的话，那么，编者自己写上去的文字中总是可以统一的吧。 记得钱玄同曾经说过：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而中国的古人不但有名，还有字、号以至用官衔、郡望、居室等等代名字的，有时一人的“记号”多至数十个，令人头疼。这份遗产的确已经够我们受的了。而今，把本来只有一个名字的外国人和书翻译到中国来，也变成一大堆令人头疼的“记号”，实在是很不应该的。衷心希望翻译工作者们自己辛苦一些，少一些同名异译，尽量减少一些读者的头疼吧。 （《文字改革》1985年第2期）关于丛书名称的标点问题
目前，在丛书名称的标点方面，存在十分严重的混乱现象。各种书籍、报刊之间的标法不同且不去说它，就是同一册书，同一张报，同一本刊物中，不同的文章在使用丛书的标点时也是各不相同的。以1984年的《中国出版年鉴》为例，举几段文字如下：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型丛书，这类丛书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的回忆，以专题形式分4册出版，书名为：《摩尔和将军》、《我景仰的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智慧的明灯》。 另外，几套知识性读物丛书，除《祖国丛书》正在积极组稿外，《国际经济知识丛书》、《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和《外国经济概况丛书》等，在1983年又分别出版了一些新着。（吴道弘文，见第162页）1983年，我们出版了比以往更多的系列化丛书。除了继续前几年已经开始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当代丛书”、“新文学史料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等品种之外，又增加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等新品种。（屠岸文，见第172页）几年来，科普出版社多门类多层次地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图书。有适合干部阅读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干部读本》、《现代化知识讲座丛书》、《微电脑趣谈》、《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研究》等；……此外还有《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科学广播丛书》、《医学顾问丛书》、《妈妈育儿指南》、《中老年保健》、《英语科普文选》以及《BASIC语言》等书。（翟茂松文，见第174页）我社……“材料科学丛书”，1983年出版了《快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基础、材料、应用》、《半导体陶瓷及其敏感元件》……等4种。（刘基文，见第187页）……要着重抓好以专业户、重点户为主要对象的多种经营小丛书、农业技术百科问答丛书、农副业生产技术图册丛书、蔬菜栽培技术丛书、农副产品加工技术丛书的组编和出版。（严世熔文，见第193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1982年印行了第一辑，收书50种……（高崧文，见第207页）以上几段引文基本上表现了当前对丛书名称所用标点符号的几种情况：1.丛书用书名号；2.丛书用引号；3.丛书用引号，丛书中的每一种书用书名号；4.丛书的引号内包含“丛书”二字；5.丛书的引号内不包含“丛书”二字；6.丛书不用标点符号。这些情况的存在，说明对于丛书名称究竟应用什么标点符号的问题存在着极大的混乱，急需有关部门加以重视，制定出统一的规定来。 依我之见，丛书名称的标点符号以引号为好，而引号又以包含“丛书”二字为好。理由是： 1.引号在解放初期曾经担任过书名号的职责，现在用它来特别表示丛书，不存在有无“资格”的问题。 2.这样可以把丛书与书中的具体书名区别开来。丛书是某一类书的总称，是指一种集合体，并非某一本具体的书，如果也用书名号，有时候就难免发生混淆。像翟茂松的文章中把丛书与其他单本书放在一起，就容易引起误解，有人可能会以为《现代化知识讲座丛书》和《微电脑趣谈》之类一样，是一本书，而实际上，这样一本书是并不存在的。特别是当有必要同时提到丛书的名字和丛书中的具体书名时，这种从属的关系就更不容易体现出来，而如果丛书用引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3.丛书既然是某一类书的总称，不管叫什么丛书，则这“从书”二字都是这类丛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引号中包含“丛书”二字要比不包含更合理些。 依此类推，某些缩略语和简称也应以引号表示为好。如“二十四史”，它是人们对二十四部中国历史书的概括性的省称，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史记》、《汉书》等史书，并没有一本叫《二十四史》的书。如果用书名号，就容易发生误解。其他如“三通”、“十三经”、“三吏”、“三别”之类，都以用引号为妥。 末了，附带说一句，以上引文纯粹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丝毫没有褒贬某人之意，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谅解。 （《语文建设》1987年第2期）努力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
学林出版社于1981年7月成立，1982年开始出书。开始时全体职工只有19人（其中编辑6人），现在人数为41人（其中编辑为13人）。论规模，是一个小社；论历史，也很短，刚刚够入学韵年龄；论出书种数，7年中初重版不过百来种，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上海也是“名列后茅”的。但是，尽管有这么些不利的方面，学林出版社这些年在出版界中还是逐渐有’了一点“知名度”，可以说是“站”住了。1986年在我社纪念成立5周年的会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负责人巢峰同志作为出版社同行的代表曾经说过：有些出版社人数不少，成立时间也不短，书也出得不少，但社会上名气很小；学林出版社成立不过5年，却有了较好的名气，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巢峰同志是对我们的鼓励之辞，我们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但是，为了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所作的努力，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教正。 首先，出版社要提高知名度就要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当时全国已有260多个出版社，许多社都是老牌的老大哥，我们社刚成立，应该突出自己的个性，才有一点竞争力，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就像图书馆里的复本，增加与减少一本都无关大局，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学林刚成立时，局领导与社筹备班子的同志逐渐明确了几项任务：学术着作，学习辅导读物，有关出版自身的读物和自费出版。这中间，自费出版是我们的特色项目，在国内是属于“首创”。因此很是引人注目，它对于扩大和提高我社的知名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学术着作的出版，当时出版局领导鉴于学术着作出版难的情况，明确了两条，一是要以出版学术着作为主，二是只要书稿有质量，亏本可由出版局补贴。当时，“向钱看”的风气还没现在这么盛，但也已比较厉害，我们打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旗帜，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后来，局里要求我社自负盈亏，我们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以学术着作为主，每年出版许多亏本的学术着作）。不过，出版学术着作还不算明显的特色，因为，许多出版社早就在那么做。我们怎么办？在北京访问一些老出版家时，王于野同志的话给了我们启发。他说，你们社小灵活，不要向大社看齐，去追求成套、系列，而要发挥你们的优势，去发现那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出版一些别人不出的东西。后来，我们把这一点概括为“拾遗补缺”，作为我社出书的一个特色。譬如，我们出版的《中国历代服饰》、《吕氏春秋校释》、《日本和歌史》，《日本俳句史》、《人心与人生》、《中国名学史》等等，大都属于这一类书，它们也许不是第一流的，但的确是“第一本”，在该领域中，具有开创的、填补空白的性质。也许正因为我们注意了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能引起人家注意。 其次，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要多出“知名”的好书。一个作家要站住，靠的是他的作品；一个出版社要站住，靠的是它的产品——出版物。所谓“知名”的好书，首先当然是已经成名的作者的高质量的名作。在这方面，我们很感谢一些着名的专家学者对我社的信任和支持，把他们的呕心沥血之作交给我们出版。如刚刚去世的梁漱溟老人先后由我们出版了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其中《人心与人生》是他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着作。语言学界的前辈吕叔湘、陈原、张世禄交我们出版了《近代汉语指代词》、《社会语言学》和《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心理学界前辈胡寄南在我社出版了他的心理学论文集，曾经以出版《韩非子集释》而闻名的陈奇猷先生把他费力40余载的《吕氏春秋校释》也首先交由我社出版，此外还有天文学家潘鼐、着名医生何时希、历史学家罗尔纲等，都在我社出了专集或合集。这些名人名作对于提高我社的知名度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同时也看到，老一辈的名人是大家“争奇”的对象，又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他们的新作总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住他们，出版社的路将越走越窄。所以，从一开始，哉们就在注重向名家组稿的同时，也努力重视新人的发掘，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培养和造就新名家的工作。在我社的介绍文字中，特别强调“尤其重视出版中青年作者的有创见的着作”。像《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的作者彭恩华，《美感的结构与功能》的作者汪济生等，出书时，都只有30多岁。1985年，我们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正式推出了“青年学者丛书”的计划，其目韵主要是在中青年里发现新人，培养新的名人。这套书目前已出版12种，平均印数约7 000册，在国内外引起了注意并获得好评。其中《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获我国首届“中国图书奖”，《国际竞争论》获我国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着作奖，其他一些书也有希望参加今后一些优秀图书评奖的角逐。这些着作的作者年龄都在40岁以下，他们在此之前，有的有名气，有的没有名气，但出书之后，尤其是获奖之后，名气大增，不少同志或者出国进修，或者获得提升，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或负责人，也可以说是成了新的名人。如《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三个作者中有两个到国外去讲学或进修，其中金重仁被匈牙利科学院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请去，对此专题作7—10天的讲演。 重视老的名人，发现和培养新的名人，我们把它称之为“不薄名人爱新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于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也很有效果。 “知名”的好书，还包括一些分量重的大书。这种书投资大，费力大，规模大，周期长，但出版后的影响也大。就像武器中的原子弹、氢弹，较之常规炸弹，制造要繁难得多，但其爆炸力却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引起较大的震动。 如我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服饰》，从题材到内容，从开本到成本，都称得上是一本大书。它从我社创立时抓起，经过几位作者与责任编辑两年多的努力才得以竣工，花费的劳动是巨大的，投资也是很大的，仅制版费就花了“万多元。但是，出版后，无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得到了补偿。本书获得了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优秀图书奖”，与香港商务合作出版的另一版本《中国服饰五千年》在国外和香港连获4个奖：美国《传艺》杂志主办的第25届设计年展优异奖，莱比锡全世界最佳图书设计铜质奖，香港市政局1984年度最佳中文美术书籍奖，1987年，香港邮政当局还以此书为据发行了一套“中国古代服饰”的邮票和明信片。香港本还出了法文版、德文版、英文版。这些对于弘扬我国作为“服装王国”的形象，对于让我国文化与我国图书走向世界，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社另一本“重型书”《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作为与香港三联书店的合作成果，也于最近问世，它与《中国历代服饰》一样，集学术性、资料性、实用性、欣赏性于一身，是一项既带总结性、又有开拓意义的大工程。估计出版后会获得较好的反应。据说，在香港问世后，仅一天时间连同订户就销出了800多册（每册港币550元），就是一个好的征兆。 类似这样的“重磅炸弹”或“次重磅炸弹”还有一些，如《隋唐文化》、与上海经济学会合作的《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套书、《金文大字典》、《高山族文化》、《美国工商年鉴》等。由于我们社小，力量单薄，不可能搞得太多，如果大体上两年左右能出一部分量重的大书，对于提高我社的知名度恐怕有一定的帮助。 出“知名”的好书，还要争取创出几套有影响的丛书的牌子。学林出版社除了“青年学者丛书”之外，在社会有一定影响的丛书还有“学习之友丛书”、“夜读丛书”、“人文丛书”。它伺都有着较鲜明的特色。“学习之友丛书”搞得比较早，特点是卸识密集，读者层次适中，点子新，可读性强。因此，大多发行量大。像荣获全国首届通俗政治读物二等奖的《法律答问四百题》，累计发行量超过100万册，还被译成几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被全国和上海读书活动推荐的图书《文艺小百科》、《应用文大全》、《古今中外三百大事》、《当代科学之门》等，发行量也都有几十万。“夜读丛书”以知识性、资料性、趣味性和大跨度为特点，在出版方式上以每辑10本成丛推出，使之成为“集束手榴弹”，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做法还被国内一些同行所模仿。已出3辑30种，也获得多种奖励荣誉。如《〈金瓶梅〉漫话》获全国首届图书“金钥匙”奖，《被毁灭的城市》、《沧桑亿万年》获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图书奖，《家长的修养》被推荐为给全国妇女儿童的优秀图书等。去年开始推出的新丛书“人文丛书”，已出5种，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视角为特色，加上装帧的精美，也获得较好的评价。这些丛书大都是综合性的，读者面广，发行量较大，加之“牌子”固定，对于扩大出版社的知名度有很好的作用。 另外一点，要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就要多做宣传，多做广告。实际上，我们这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尤其是做广告方面问题更多一些。 据说某一个外国，出一本图书要宣传200次，按这种“国际水平”要求，我们差得太远。我们这方面做的工作主要是： 1.利用可能的机会，借助新闻媒介进行宣传。我们与本市报社、电台、电视台有关的编辑记者关系比较好，平时出了书后，有选择地送一些给他们，请他们酌定是不是可以进行介绍；有时则是我们组织了宣传的稿件送去，由他们选定。新闻界的宣传是帮助我们出“名”、树立形象的重要力量。像我社办的自费出版，因为是全国第一家，较有新闻价值，所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大小报刊发表了许多的消息、报道或专访、述评。1984年，上海组团去香港，作为我社代社长的刘培康同志也在那儿借助新闻媒介作了大量宣传，因此，学林出版社的自费出版就比较深入人心，甚至造成了一些误解：以为我社是一个“民间性质”的、专出自费书的出版社。 除了经常性的书评、书讯宣传之外，我们还有意识地围绕某一个专题或重点项目作些宣传，如为《中国历代服饰》的出版搞了一个出版仪式，请戏校的学生身穿书上描绘的古代服装作“古装表演”，可谓别开生面；为《世界邮票小型张》搞了一次收藏者“林霏开藏世界邮票小型张1 000种展览”，展销结合，收到较好的效果；去年为配合六中全会决议的学习，我们为辅导材料的出版发行，与书店合作搞了系列的、连续的宣传，使得该书在同类书中发行数独占鳌头，达到130多万。这些做法一方面扩大了书籍的发行，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 广告宣传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一是不大重视，认为“好书不怕没人要”，只肯做不花钱的“宣传”，不肯做花钱的宣传，至今我社尚无一人专管广告宣传工作；二是不敢为此花钱，图书是薄利，而广告费太贵，所以往往不做或尽量少做；三是做得不得法，广告的刊登时间、次数、地方、地位、大小、广告文字和图案的设计等等，都缺乏研究，很可能难得做一两次广告并没有起到作用，花了冤枉钱。如此等等。希望同行们有好经验介绍出来，特别希望听到香港同行的好经验。 （本文是首届沪港出版年会上的发言稿，载《上海新闻出版》1988年第9期）建议实行多元化的稿酬制度
解放以来，我国的稿酬制度尽管有过多次变化，但大多在稿酬的有无、多少方面做文章，而在按字数计酬这一点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实践证明，这种单一的计酬方式存在许多弊端，现在到了认真考虑予以改革的时候了。 现行按字数计酬的制度最大弊病是：文稿不论写作难易、质量优劣、篇幅长短、文体繁简，一律以字数多少计酬而以印数多少计印数稿酬，看起来好像是“字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恰恰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等消极思想的体现。其主要不良后果是作者文章越写越长，“水分”越来越多，而优秀的短文难得见到。按质论酬、优质优酬、多劳多得等原则，在这种表面上的平等面前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话。 现行稿酬制度在计酬方面，上下限之间有较大的幅度，如文字着作稿每千字6元至15元，翻译每千字4元到14元，另外，还规定，重要的着作须从优付酬的，可以千字20元。这在当时情况下也许对于拉开优劣稿件的付酬差距起过一定作用，但今日的实际情况则几乎是上限变成下限，而绝大多数的付酬标准都挤在幅度上下很小的一条“通道”里。如学林出版社着作稿一般都在千字16至18元之间。即便如此，要求稿费“涨价”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事实上，有些出版单位在一些特殊人物面前，也早就突破千字20元的规定了。这种情况也使得现行稿酬制度处于“形同虚设”、“名存实亡”的边缘。 现行稿酬制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有较高学术价值、需要付较高稿酬的书稿，往往因印数较少而使出版社严重亏损；而一些使出版社获利的书稿又因为“档次”不太高而不能付给作者较多的报酬。长期以来，这种矛盾现象被视为“天经地义”，并形成一条“理论”曰“以普养高”。实际上，这种情况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是很不公平的。它是人为意志的产物而不符合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 譬如，现在普遍反映学术着作出版难，一些部门和作者往往责怪出版社“一切向钱看”，仿佛全是出版社的过错。这是很不公平的。学术着作现在大部分印数较少，出版社每出一本几乎都要赔上几千以至上万元，其中稿费在成本中占的比例较大。以学林出版社为例，1987年出的初版书47种，不仅没有利润，反亏5 000多元，其中稿费占总定价的6.8％。6种较重要的学术着作总成本是？9 433.45元，而稿费支出为28 294.40元，占了成本的35.6％。2种印数较大的读物总成本是197 500.89元，而稿费仅3 199元，只占成本的1.6％。6种学术着作总印数为33 678册，销售收入为57 281.63元，而稿费支出占了其中的49.3％。其中印数最少的一本，稿费占销售收入的83.6％。现在出版社大都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单位，像这类亏本书就要靠其他盈利书来贴补。但出版社出书有限，盈利书也有限，所以亏本书也要有个限度，要让出版社承受得了并乐于承受。目前这种向亏本书作者支付高稿酬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引起出版社的反感和疑问：这样做是应当的吗？出版社有必要永远背着这种“荣誉的十字架”吗？ 另一方面，那些赚钱书（大多为通俗读物）的作者也心有不平。他们写的书明明为出版社创了利，甚至创了大利，但他们的书却常常因为“档次”不高，基本稿酬被相应压低，以至于出现了“创利多、获利少”的不合理情况。以前，或者是受了习惯的束缚，或者是受了圣人“君子不言利”的影响，这些作者即使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但嘴上也往往不说，所以较长时间内大家“相安无事”。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作者都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有了追求“高报酬”的可能，于是，有些同志开始“讨价还价”了；今后，这类作者肯定还会日益增加。这种情况也要求对现行稿酬制度作出变更。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出发，总的原则还是应该实行低稿酬制。过高可能会引起其他工资收入者的不满，出版社报刊社也难以承受。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实行一种多元化的稿酬制度。 一、继续维持现行的以字数计酬的稿费制，但要作如下几项修改： 1.适当提高计酬标准，使之达到作者和出版社都能接受的程度，以与上涨的物价相适应。 2.缩小上限和下限的差距，明确列出几个等级（譬如分为四等），每个等级都有一定的计量标准，以便于大家遵循，使不同作家在不同地区的所获大体差不多。 3.取消按实际版面计酬的规定，一律按版权页字数计算，体现对作者劳动的尊重，也可减少计酬人员的工作量。空白较多的书稿可考虑降低计酬标准。 4.印数稿酬要根据书稿情况，增加几个档次，譬如视质量高下分为四等，每万册从5％到20％，每一个等级增加5％，体现优质优酬的原则。 5.缩小文字书稿与美术、摄影作品之间稿酬存在的差距。 6.取消多人合集和辞书一律不付印数稿酬的规定，修改为：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作者不多，印数稿酬照付；作者过多，不便计算，应在第一次付酬时把印数稿酬计算进去一次付给；重版时，对主要作者也应作出补偿。 二、总结现有一些报刊实行按篇计酬办法的经验，逐步在报刊明确实行按篇计酬的制度。可主要根据质量高下，参以文字多少，制订出几个付酬档次；特别优秀的，可另外给予奖励。这样，对于刹住“裹脚布文风”，倡导短小精悍的文风，必将起积极作用。 三、逐步试行版税制度。我国解放前和目前国外许多出版单位都是实行版税制度，它较好地体现了出版者与作者之间在经济上的互惠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作品发行量大，作者所获多；作品印数少，作者收益少。这种正比例的关系符合“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完全可以参照以往的经验，经过试点，制定出合理的版税制度，并加以推广。 四、对某些着作可以实行无稿酬和负稿酬制度。即对某些有一定学术价值或某种纪念意义、但印数不大、读者面不广的作品，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但不付给作者稿酬，有些甚至要求作者拿出钱来贴补出版社的亏损。这样做，似乎没有保证作者的权益，但事实证明，不少作者是乐于干的。学林出版社实行自费出版七年来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自费出版的作者主要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问世，成为社会财富，大多数对经济盈亏不甚计较，但不少人把预交一笔款子视为负担。如果明确作者可以不预付款，只是出版后没有稿酬，相信会有更多的作者愿意这样干的。 对于这样的作者（包括实行版税制某些印数少的着作的作者），经济上似乎是“吃亏”的。的确，按照“投入产出”的原则，他们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是吃亏的。但是，这里所“亏”的经济利益应该从社会上其他途径寻求补偿，而不能由自负盈亏的出版社来承担。有些同志提出要出版社变“暗贴”为“明贴”，也是基于“出版社有义务贴”这样的观点。其实，从现行的政策来看，出版社是没有任何理由要承担这种“贴”的义务的。感到吃亏的作者应该设法从所在的学校、科研单位或大企业的科研基金中得到、资助，而不应该只把眼睛盯住出版社。 实行这种多元的稿酬制度会不会造成混乱？不会。因为，对每一个具体作者来说，只能选其中的一种办法。这正如地上有许多的路，但并不妨碍反而便利了行路者一样，作者与出版社可以通过协商谈判，尽量选择双方都满意的办法。这样，不仅可以繁荣出版事业，而且基本上可以消除目前稿酬制所产生的一些弊病。 （本文为第四届全国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发表于《上海新闻出版》1988年第10期、《出版工作》1988年第10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