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差社会(岩波新书精选02)研究贫富分化的经典之作,直指现代社会之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4-20 08:52:03

点击下载

作者:(日)橘木俊诏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格差社会(岩波新书精选02)研究贫富分化的经典之作,直指现代社会之痛。

格差社会(岩波新书精选02)研究贫富分化的经典之作,直指现代社会之痛。试读:

前言

8年前,我写了一本《日本的经济格差》(岩波新书,1998年),并在书中指出,日本“一亿总中流”的时代已经过去。具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很小,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中流意识,不过现在这一时代已宣告结束,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此书一经出版,就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支持,也有人批评我的统计方法,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已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甚至波及其他的研究领域。

对于格差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众媒体和各大智库纷纷开展国民问卷调查。面对“你觉得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吗?”的设问,几乎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显示,七到八成被访者做出了肯定回答。可以说,很多日本人对于逐步扩大的社会格差已有切身体会。

在这一时代浪潮中,人们围绕着格差再起争论,其契机是2006年1月内阁府公布声明,该声明认为日本格差扩大只是老龄化引发的表面现象。内阁府的这一见解引发争论,有人认为格差的确在扩大,也有人认为格差不过是表面现象。

我认为这次争论与以往各次的性质都不同。小泉首相在国会出人意料的发言:“哪个社会都有格差,出现格差绝非坏事”“有人嫉妒成功人士,拖强者后腿,如不遏止这种风潮,社会将停滞不前”,就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变化。

今天争论的一大特征就是上述思考方式,即认为“格差有何不好?”“格差扩大又有何妨?”。这种思考方式,远比此前的“社会格差是否在扩大”“日本社会是否还是‘一亿总中流’”这样的争论,更能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连以首相为首的领导层也开始持此种主张,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是本书将探讨的重点。下面先介绍各章结构。

第一章:使用多方面数据来验证格差现状,并分析格差的扩大趋势是否如政府所说不过是表面现象,以及政府如此主张的意图何在。

第二章:思考格差扩大的原因,其中重点关注雇佣体系的急速变化,并从格差角度分析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结构改革的问题所在。

第三章:思考格差扩大带给日本社会的种种变化。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富裕层和贫困层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低收入劳动者等新贫困的出现正在演变为巨大的问题。

第四章:分析格差如果进一步扩大,日本将变为怎样的国家,出现怎样的问题。

第五章:将尽量具体地为纠正格差社会建言献策。第一章 检视格差现状

本章将使用多方面数据,来验证日本社会的格差现状。一、从收入看格差现状用什么来证实格差呢?

估算格差时使用最普遍的是收入数据。虽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我们还是从为什么要看收入问题讲起。

除收入外,还有资产和消费数据可作为估算参数。

资产估算方式关注的是在某一时段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和土地、房屋的总额。将它作为指标看贫富时,对于零资产的家庭和大富翁有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即有关资产的数据并不太多,且数据欠缺可信性。

还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贫富,或者说幸福与否。即,高消费者富裕,低消费者贫穷。现在的消费水平呈现出怎样的不平等?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是想要具体估算出某个人某段时间消费了多少,又是极其困难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详细记账时的困难程度。所以这种估算方式的可信度也较低。况且也很难断言消费与贫富、幸福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

与资产和消费相比,收入数据的可信度较高。可以认为,高收入人群也就是能够过上高消费生活的人群,低收入人群则是贫困人群。计算收入也比计算消费容易得多,清晰明了。因此在研究格差问题时,大家都先看收入。资产测算法和消费测算法在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上虽也有价值,但我以为,与收入测算方法相比,这两种方法现阶段还不能普遍适用。何谓收入?

计算收入时大致分为两个概念,一是“再分配前收入”,一是“再分配后收入”。所谓“再分配前收入”指的是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的收入,“再分配后收入”指的是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后,再加上所获得的社会保障给付金后的收入。在计算收入时,必须区分“再分配前收入”和“再分配后收入”这两个概念。本章中使用的大多是“再分配后收入”。

顺便介绍一下再分配前收入的构成要素。1. 工资、薪金所得;2.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自主创业或家族企业);3. 农户所得;4. 副业劳动所得(家庭主妇等在业余从事劳动的所得);5. 资产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房地产租赁所得);6. 其他收入(上述1至5之外的所得)。计算收入的四个数据源

日本用来计算收入的数据源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每三年公布一次的“收入再分配调查”,它是厚生劳动省每年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中关于收入的详细调查。二是日本总务省每年公布的“家计调查”。三是总务省每五年公布一次的“全国消费实态调查”统计。“家计调查”和“全国消费实态调查”两份统计资料除收入数据外,还包含消费数据。四是厚生劳动省每年公布的“工资、薪金构成基本调查”,别名“工资、薪金普查”。

以上四个数据源各有优劣。第一个“收入再分配调查”的优点是调查对象覆盖居住在日本的全部居民,样本的抽取并不限定调查人工作与否、职业如何、家庭构成如何,因此样本能包含全体日本人的特征。而且,因其包含的纳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信息十分丰富,所以也可用于分析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我认为,在四个数据源中它是可信度最高的。

第二个“家计调查”的优点是调查每年进行,缺点是只调查家庭成员为两人以上家庭的家计,这就是说,一人户被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另外,从职业来说,调查对象中不包含从事农业的人员。但其实一人户和农户中的低收入者居多。因此,使用“家计调查”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使用其他数据源得出的结果。也就是说,该数据源会提升平等度。总务省不久前才意识到上述问题,将一人户和农户也纳入了调查对象,这就将调查范围扩展到了全体日本人,实现了与“收入再分配调查”相同的样本数。不过,即便如此,有些连续性追踪调查需要网罗以往的收入分配状况,就不可能依靠这一数据源,这是它的短板。

第三个“全国消费实态调查”要比“家计调查”翔实,但五年才公布一次,因此无法进行连续性追踪。另外,其调查对象也重点关注两人以上家庭的家计,一人户所占比重很小。因此,这一数据的短板是无法提供日本整体的样本。

第四个“工资、薪金构成基本调查”的优点是样本数非常丰富,达100万人以上,且每年都会公布。但是它只调查工资、薪金,即只将工薪阶层纳入统计对象。非工薪阶层,比如个体工商户、农户、退休后靠养老金生活的人,都在调查对象之外,而财产和资产所得也在调查范围之外,并且,样本中仅包含员工在10人以上的企业。也就是说,即使是工薪阶层,若在1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工作,其工资、薪金情况也无法在此调查中看到。工资、薪金其实只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依靠该数据讨论整个收入问题。该数据只是在分析工资、薪金时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们必须在辨明上述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使用上述四个数据源。“收入再分配调查”的样本中涵盖了所有日本人,可信度最高。因此我认为,可以重点依据该数据分析收入分配的现状。收入格差的现状

1998年出版的拙著《日本的经济格差》中介绍了1980年以后日本收入分配走向不平等的趋势,其分析依据就是“收入再分配调查”数据。现在,可以说不平等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剧,情况比该书出版时更为严重。

表1—1中显示,再分配前收入和再分配后收入中的基尼系数自1980年至2002年呈现持续上升。表1—1 收入分配的变迁

出处:厚生劳动省“收入再分配调查”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发明的,常用于估算格差与不平等程度。该系数将人们处于完全平等的状态定为0,完全不平等的状态为1,所以数值越大、越接近1,则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高。

由表1—1可知,1981年再分配后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14,2002年上升至0.381,这说明基尼系数涨幅很大。80年代至今,基尼系数一路攀升,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化趋势在持续。

我们再用“家计调查”中的数据验证一下(图1—1)。“家计调查”数据显示,自1980年左右开始,基尼系数虽有短期的波动,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之中。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化处于长期持续的态势。不过,该数据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特点,就是基尼系数在2003年有所下降。图1—1 由“家计调查”看基尼系数的变化

出处:总务省“家计调查”

为何出现下降?对此,我个人想做一个推测。日本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人户贫困人群增多,特别是老年一人户的贫困程度加剧,分配不平等程度也随之加剧(后文将会详述此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家计调查”的范围中没有一人户,因此没有涵盖老年一人户贫困加剧这一要素。

换言之,如果使用“家计调查”的数据,由于其调查对象是两人以上家庭的家计,也许就会得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近期(2004年)得到缓解的结论。不过即便使用这个数据,就趋势而言,从80年代到现在,不平等程度仍然是呈上升趋势的,以长时期的标准来观察,仍然可以看到收入分配是在不断地不平等化。

而从“全国消费实态调查”看,基尼系数虽然没有急剧变化,但依旧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图1—2)。图1—2 “全国消费实态调查”所示基尼系数的变化

出处:总务省“全国消费实态调查”

至于“工资、薪金构成基本调查”所体现的工资、薪金分配的变化,如前文所述,由于这个统计方式无法全面反映收入情况,所以在此不做详细讨论。尽管如此,因为从工资、薪金分布中仍可看出“年功序列”分配制开始转变为能力、成果主义的分配制,所以不妨说,收入的不平等也稍稍显露了出来。因此,虽然我会在第二章第三节进行详细说明,但是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化的原因之一,薪资分配的不平等化也可以先在此提出。

综上所述,从数据来看,自80年代以来,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趋势愈演愈烈。二、日本不平等程度的国际比较不平等程度的国际比较

前一节中使用了日本国内的指标,探究了日本收入分配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日本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处于怎样的位置呢?拙著《日本的经济格差》曾比较了发达国家中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指出在该书成书之际,日本就已经不是“一亿总中流”的社会了,其不平等程度已经与德、法等欧洲大国持平。具体而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日本就不再是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了,而是与欧洲大国一样,不平等程度在加剧。现在的状况如何呢?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了加盟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并于2004年底公布了结果。在下文中,我将使用此调查结果来检验现在的状况。何谓OECD调查?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用到的OECD调查。

各国会将各自的收入分配数据提交至OECD。OECD会比较这些数据,然后使用以基尼系数为首的各种标准来测算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程度。另外,此调查包括了对各国贫困程度的比较调查,而这将在下节讲到。因此,此调查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基于各国提交的数据。

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人均收入”概念。因为家计中的构成人员不同,既有一人户,也有两人户、五人户。因此,如果不排除家计中的人数影响,就很难正确比较分配的实际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实态。在OECD调查中,会综合考虑上述家计人数差异,做出调整与换算,然后将调整与换算后的数据定义为“人均收入”,并展开分析。日本已进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队列

参看表1—2中的OECD统计结果可知,日本的再分配后收入中的基尼系数为0.314,在发达国家中属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一类。表1—2 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

出处: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n OECD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2004

不妨将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现状分为以下三类:1. 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2. 中间层的国家;3. 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属于1类的主要是北欧各国,即丹麦、瑞典、荷兰、奥地利、芬兰、挪威等;属于2类的有法、德等欧洲大国;3类的有葡萄牙、意大利、美国、新西兰、英国,还有日本。

有人批评我的《日本的经济格差》,说:“日本的不平等化趋势的确是事实,但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就是中上水平,无须大惊小怪。”的确,由于如前所述,在该书成书之际,日本的不平等程度与欧洲大国持平,所以这种批评也不无道理。

但是,若光从表1—2来看,目前上述批评论调已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日本的不平等程度确确实实呈现上升态势,且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明显处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列了。

除日本之外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的代表有英、美,还有葡萄牙和意大利。后两者都属于南欧,即都属于欧洲的后发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知道,如果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那么后发国家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要比发达国家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葡萄牙和意大利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他们属于欧洲的后发国家。

英美两国也经常位列不平等程度较高之类。两国都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就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选择实行鼓励竞争的经济体制,对于收入分配这类结果上的不平等(而不是程序上或者过程上的不平等),它们并不视之为问题,而一以贯之地视之为个体的责任。今天,从政治家和企业家开始,日本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趋势在加强。我认为,这是日本的不平等程度正在趋近英美水平的原因之一。

作为补充,关于新西兰我想赘言一句。该国于80年代后期强行推进了放宽管制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盘活了经济,日本也派出了很多考察团前去参观学习。但时至今日,新西兰国内已经在反思,认为这个放宽管制的政策过头了。可以想见,收入分配不平等化也是促使其反思的契机之一吧。

三、日益严峻的日本贫困状况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本章第一、二节分别用国内指标和国际横向比较的指标,来确认了日本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现状。这种不平等扩大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的扩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富裕层收入越来越高,贫困层越来越穷。第二,富裕层和贫困层的人数相对增加。现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可见于日本。我认为,尤为严峻的是贫困层的问题,具体来说,贫困层人数增加,贫困人群收入严重下降。本节将聚焦于贫困的现状。

首先,什么是贫困?从定义来思考的话,有必要从贫困的两种定义来理解。第一种是“绝对贫困”,意思是给定一个仅够糊口的收入标准,而收入低于此标准就叫“绝对贫困”。糊口所需的最低收入因地而异,如果我们假定一年的最低基本生活标准为150万日元,那么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就是绝对贫困的。

还有一个定义是“相对贫困”。此定义关注的是与他人相比,低收入的程度如何。例如,与平均收入相比,收入不及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几,就被视为贫困的这种判断方法。按照这个定义的逻辑,如果与他人相比自己的收入非常低,那么这个人就会自惭形秽地感受到贫困,这就叫作相对贫困。

让我们根据这两个定义来看看日本的贫困现状。收入不足以糊口的人与低保户

先用绝对贫困的标准来分析。收入无法糊口、不能负担基本生活的人在日本究竟有多少?我使用“收入再分配调查”的数据作了如下计算。

日本政府为帮助贫困人群,建立了生活保障制度,政府付给不能负担基本生活的人现金。究竟收入几何的人可以适用该制度?不同地区的不同收入、生活和物价水平,使得各地的标准、即生活保障基准也不相同。当然,家庭成员人数也会影响到生活保障基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地区差异。

我使用“收入再分配调查”中的收入金额,计算了各地区的贫困人口数。用到了两个计算方法。一是生活保障基准中被称作“1级地区之1”的标准,也就是适用于大城市居住人口的标准。东京、大阪、仙台、名古屋等大城市里都采用这一标准,如果收入在标准以下,就将其视为贫困人口,在此基础上计算出贫困率(表1—3)。计算结果显示,贫困率在1996年为11.2%,1999年为13.4%,2002年为15.7%。表1—3 日本绝对贫困率的变化(单位:%)1996年1999年2002年1级地区之111.213.415.73级地区之17.59.110.8

出处:根据厚生劳动省“收入再分配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另外一个是“3级地区之1”,也就是适用于地方小城市和城镇居住人口的标准,以此标准计算,得出贫困率在1996年是7.5%,1999年是9.1%,2002年是10.8%。

由以上数值可知,自1996年到2002年期间,无论“1级地区之1”还是“3级地区之1”,其贫困率都在上升。这就可以说,在此期间,日本的绝对贫困率是在上升的。

前文提过,贫困标准是因地而异的,“1级地区之1”和“3级地区之1”之间也有差距。因此无法得出严格的贫困率数值。但是日本的平均贫困率应该在“1级地区之1”和“3级地区之1”这两个贫困率之间。那么就可以推算出,平均贫困率在1996年是约9%,在1999年是约11%,在2002年是约13%。曾有人推算过1975年与1980年日本的贫困率,分别是6.78%与6.20%(曾原利满,《低收入家庭与生活保障》,收录于社会保障研究所编《福利政策的基本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可见,即使与过去的推算值相比,现在的贫困率也已经很高了。

其次,调查实际接受生活保障的人数,也是研究绝对贫困的方法之一。看日本接受生活保障的低保户数量的变化情况(图1—3),低保户在1996年有61万户,2004年有100万户,2005年有105万户(每年度中平均每月的低保户数),可见低保户数显著地增加了。图1—3 接受生活保障的个人以及家庭(低保户)的数量变化

出处:厚生劳动省“生活保障动态调查报告”

从这些数据可知,日本社会虽看似富裕,但是收入在生活保障基准线以下的人数在实实在在地增加,真正不接受生活保障就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数也在实实在在地增加。零储蓄家庭和个人破产

从储蓄方面推算绝对贫困的情况也是可行的。也就是说,以通过计算零储蓄家庭的占比来推算。从1990到2005年的15年间,零储蓄家庭显著增多(图1—4)。从70年代到80年代后期,零储蓄家庭占比始终在5%上下移动,可是到2005年就急剧上升为22.8%了。零储蓄就是仅靠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积攒的钱也全都用在了吃饭上。或者说是竭尽全力才勉强够生活,完全没有结余用来储蓄的状态。因此,可以说零储蓄家庭的经济状况是极其严峻的。从这一分析可以判断,贫困问题日益严峻,格差正在扩大之中。图1—4 零储蓄家庭(2人以上)占比

出处: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关于家计金融资产的舆论调查”

另一方面,个人破产也在增多。破产通常用于企业经营失败时,而现在也适用于家计,是可以让家庭暂缓偿还借款的制度。由1995年至2004年个人破产申请件数变化图(图1—5)可知,1995年为4万件,2003年达到峰值24万件,增长了6倍。可见,经济上无以为继的家庭急剧增多。图1—5 个人破产申请件数变化

出处:最高法院总办公室《司法统计年报》流浪人员数目

另一个计算绝对贫困的指标是流浪人员的数目。流浪人员的增长数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下面将作简单介绍。

在各类智库的问卷调查中,面对“你觉得日本的格差正在扩大吗?”的设问,七八成被访日本人都做出了肯定回答。也就是说,有大半的日本人认为格差正在扩大。之所以大多数日本人会做出这样的回答,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目睹了下述现象。一是经营风险投资企业成功的企业家或“六本木新城一族”所代表的、前所未有的超级富豪涌现出来;一是在街上能看到的流浪汉明显增多了。

我认为,受这两个现象的刺激,人们意识到贫富的格差在扩大。因此,流浪人员数目到底如何变化就成了重要的参数。

例如,东京都流浪人员数目变化图(图1—6)显示,东京的流浪人员由90年代末的3 000人增加到2000年左右的6 000人,翻了一番。这是贫困者增多的有力证据。图1—6 东京都流浪人员数目的变化

注:1995年只有2月实施了调查,1996年以后都是每年在2月和8月实施调查。

出处:东京都调查

只是,若仔细读图则会发现,流浪人员数目在2004年还居高不下,到了2005年却开始减少。这是东京都推行自立支援政策的结果,所以流浪人员数目稍微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换言之,实施减少流浪人员数目的各类政策,能够产生显著效果。因此对于贫困,多少还是有必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的吧。日本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位于第三

接下来看看相对贫困。如前文所述,相对贫困关注的是经济状况比他人差多少,这种方法是进行国际比较时的重要指标。

贫困标准因不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同而差异巨大,所以无法用绝对贫困来进行国际的比较。在进行国际比较之前,有必要先统一贫困的定义。将一个国家中,收入在该国平均收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收入中位数”)的50%以下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这样定义之后,就能以各国通用的标准计算出贫困率,增加了国际比较的可信赖性。下面列出的OECD调查也是根据这一定义算出了贫困人口在国民中所占的百分比,即贫困率。

目前日本的贫困率在国际上处于何种水平呢?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OECD的调查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表1—4):日本的贫困率为15.3%,在OECD成员国中高居第五位。第一位是墨西哥(20.3%),第二位是美国(17.1%),第三位是土耳其(15.9%),墨西哥和土耳其都还不算发达国家。因此,除去这两国,仅看发达国家的话,美国第一,爱尔兰第二,第三就是日本了。OECD全体的平均贫困率是10.7%。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的贫困率都处于4%~6%这一极低的范围。因此可以说,日本的贫困率在国际范围来看已经处于非常高的位置。表1—4 OECD各成员国的贫困率(单位:%)

注:国名前面的数字表示的是贫困率由高到低的排名。

出处:OECD(2004),同前文表格出处

接下来看看相对贫困率上升的演进过程(表1—5)。日本的贫困率由80年代中期的11.9%增长到2004年的15.3%,可谓增长率极高。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则是始终在一个较高水平上推移。欧洲的德国和英国也在上升,法国没有太大变化。表1—5 五大发达国家的贫困率变化(单位:%)

出处:东洋大学教授驹村康平根据OECD贫困率调查制作

因此,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可看到日本的贫困状况,即贫困人群的数目已经十分庞大了。四、难以体现在统计数据中的格差问题统计无法体现的富裕阶层实态

前文用了各种统计数据分析了扩大中的格差问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是理所当然且极其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也必须清楚认识到统计本身存在局限性。大家稍微想想就会明白,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很多人是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的,并且计算本身也必然存在误差。

其中,还有在统计意义上存在缺陷的阶层。这样的阶层有两个代表,一是富裕阶层,即有钱人。这里指的是坐拥数十亿日元资产,或是有数亿日元收入的超级富豪。这些富豪中的很多人连自己都未必能准确地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和资产,毕竟数十亿资产要计算起来十分困难。因此,这些人的收入和资产在统计中会呈现误差较大的缺点。

此外,富豪向政府缴的税也数额巨大。其中存在偷税者,那么也会有想要合理避税者。因此,使用税收统计数据来估算富豪的收入和资产时,可以想象有很多少报的情况。所以,可以说在统计意义上,关于富豪的数据都是误差很大的。消失在统计中的贫困阶层

除富裕阶层外,贫困及生活困难的人也很难体现在统计数据中,因为他们常被统计遗漏。比如流浪人员,图1—6显示的虽然是东京都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做到准确把握实际状况。以“收入再分配调查”为首的任何调查都无法将流浪人员纳入调查样本,因为他们居无定所,调查员无法调查。

再看看一人户。假设一名来自福冈县的大学生现居京都,但是没有办理住民票变更手续,档案上还显示他住在福冈。那么调查就将在福冈进行,而不是在该学生实际居住的京都进行。具体而言,该学生是一人户,但在调查中很可能被视为福冈的某家庭中的一名成员。此外,对于医疗设施和老人院中的病人和老人,无法调查他们的收入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老年人已经罹患老年痴呆,那么调查就更困难了。

可见,社会上存在很多难以纳入调查范围的人,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其中以低收入者居多。

综上所述,针对富豪与贫困人口的统计分别存在偏差。富豪的实际收入非常高,但数字中体现的收入却比实际的低。贫困人口中也一定有贫困状况更严峻者,但他们却不会体现在统计样本中。因此,可以推测:如果能正确采集这两类人群的数据,并根据其正确的收入进行计算的话,也许贫富格差的实态将比现有统计数字所体现的更严峻吧。当然这只是推测,而想要调查具体存在多少误差是极其困难的。统计是过去的数据

除上述问题外,统计数据还有其他问题。常有人指出,收入分配的相关统计都是几年前的数据。比如“收入再分配调查”最新的也是2002年的数据,接着将要公开的是2005年的数据,可是现在已是2006年7月了(指本书日文原版的成书时间),却还未见公布。因此,连我最信赖的“收入再分配数据”也存在时间滞后问题。

另外,致力于国际比较的OECD调查,其数据是2000年的,而该数据的调查发布则晚至2004年。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统计数据进行的整理和分析有四年的延迟。该如何去理解这四年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与既有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情况间存在的差异呢?这只能交给具体的研究者自行判断了。

从收集统计资料一方来说,数据采集是十分困难且耗时颇多的工作。从采集数据到整理,最后到发布结果,有较长时间的延迟也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如何才能正确把握当下发生的事情呢?看来无论如何,都有其无法克服的边际。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分析过去的数值,然后补充各种要素、进行类推,此外别无他法。

可见,统计是存在各种局限性的。关于格差的数据自然也有局限性,我们在使用时必须加以甄别,仔细把握。五、格差只是表面现象吗?指出“不平等”会刺激政府

前言中已经提到,围绕着格差问题存在着一种新的争论。其契机是2006年1月内阁府公布的见解,认为格差扩大不过是统计上的表象而已。

看到内阁府的这一言论时,我想到了另一件事。当时我已经研究了2004年公布的OECD调查数据,其中包括过去30年来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研究报告。1976年,经济学家马尔科姆·索耶(Malcolm Sawyer)出版了有关OECD调查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世界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是法国。彼时的日本则与北欧各国一样属于分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份报告颇具影响,向世界宣告了日本收入分配的平等性,日本政府也时常将其用于本国宣传。

而法国政府则对该报告表示震惊,向OECD提出了抗议,质疑该统计方法,表示法国不可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最高的。

我更关注法国为何抗议。似乎各国政府被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时,都会心生不悦,也都希望国民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时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抗议恰恰说明,指出一个国家不平等程度高会刺激该国政府。

今天的日本也一样。面对格差扩大的批评,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其动机与多年前法国政府的动机相同。我时常怀疑,政府是否不愿意国民知道格差在扩大。

话虽如此,可是小泉首相身为政府领导,都反问“格差社会有何不好”,那么服务于首相的官僚机构自然也没有特地去否定格差社会的必要了。“格差表象论”忽视了什么?

关于内阁府的“格差不过是表象”的论调,下面我将做一下具体验证。

内阁府为支撑上述论调展示了各种证据。第一,日本社会的少子老龄化现象正在不断发展,原本老年人口的贫富格差就大,属于收入格差较大的人口。格差扩大的表象,不过是因为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导致贫富格差本来就较大的人口比例增多罢了。第二,日本的家庭构成发生了变化。一个家庭中负担家计的人数减少,一人户增多。一人户的主要构成为老年一人户和青年一人户。与双职工等由多名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的家计相比,一人户的收入较少。一人户的比例上升造成了统计数据上看似格差扩大的假象,并非真的是贫富悬殊在扩大。

我认为内阁府的说明本身没有谬误。人口老龄化和一人户比例上升的确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所以,我无意否定这些证据本身。

但是,我想做如下反驳:老龄化趋势以及一人户的增多意味着老年一人户的增多。虽然第三章第一节将会对此进行详述,但即使仅从调查结果简单地看,也能发现老年一人户中的贫困人群数目已经非常多了。

如果真如内阁府所言,这不过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表象而已,那么如何看待这些日益增多的贫困老年一人户问题呢?要将生活困难的人口正在增加这一事实当作“表象”而无视之吗?对于我的反驳,内阁府还未做出回应。社会保障网与格差之间的关系

后文将会详述,日本社会中由政府构筑的社会保障网规模正在缩小。社会保障网,简单说来就是对陷入不幸的人,除了其自身储蓄和家庭支援外,还有失业保险、生活保护(日本政府为生活贫困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费用的制度)、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以多种形式支付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网有家庭、政府、企业及个人等多种承担者,本书主要关注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由政府构建的社会保障网的规模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在近10到15年来呈现缩小趋势。社会保障网规模变小意味着各类收入保障政策在缩小,这将导致人们收入下降,贫困人群增加。政府一方面推行缩小社会保障网的政策,另一方面却主张“实际的格差没有扩大”,实在是自相矛盾。推行助长格差扩大的政策,同时又主张在统计中未见格差扩大,难道不是行不通的吗?这也佐证了政府的见解有失妥当。应公布权威数据

前文提过,政府对于格差扩大的说法极为敏感,于是又开始解释说现在正处于经济复苏期,并拿出一些容易获得的近期统计数据,显示失业率下降了,有效用人需求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升高了,用来说明收入格差的扩大势头已经在缩小。

不过,如果近期的失业率数据真的足以支撑政府的主张,那么希望等到有关收入的数据公布出来以后,政府以事实为依据展示一下收入分配的平等化程度。政府拿出的某些间接性数据很难让人信服。

另外,若说到近期的数据,就在本书写作期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05年版的数据公布,这是“收入再分配调查”的基础数据。关于全部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基尼系数参照表1—6,其中显示,两者2003年到2004年的基尼系数都呈现上升趋势。这里的收入是再分配前收入,无法与“收入再分配调查”中的再分配后收入直接对比,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便使用近期的数据,就再分配前收入来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化仍处于进行时。表1—6 全部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年收入金额基尼系数变化

出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但是,经济在2005年与2006年出现复苏是事实。因此,如果政府的主张真是正确的,格差已停止扩大,且有缩小趋势,那么我虽然认为格差扩大是个大问题,但也觉得可喜。第二章 探求“平等神话”破灭的原因

第一章中使用了各种数据,用来验证了今天日本社会中的格差现状。结果显示,与以往相比,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加剧,特别是贫困层严峻的经济状况也可从数据中窥见一斑。为什么格差会像这样扩大呢?本章将探求其中的原因。

一、长期不景气,失业率上升经历战后第二高的失业率

日本社会格差扩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长期不景气。自1990年至2005年,日本已经持续15年经济不振。

受此影响,失业率持续上升(图2—1)。在此之前的失业率在2%上下,进入长期不景气以来,曾一度达到5.5%,这是战后第二高的失业率。不过,近期失业率稍有下降,让人颇感高兴。所谓失业者,极端地说,就是收入为零的人。因此,失业率越高,贫困阶层越扩大,格差也随之扩大。图2—1 失业率变动趋势

出处:总务省“劳动力调查”失业者的两个定义

失业率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两个定义。一是由政府发布的所谓“公表失业率”,这就是将过去一周完全没有工作且在认真求职的人,定义为失业者,然后以此计算出的失业率。政府每月公布一次该数据。

另外,还有别的计算方法。因为来自政府的登记失业率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失业者在认真求职。但有时即便求职也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就此放弃了,经济不景气时这种情况很常见。例如,可以想象:一个人虽有工作意愿,但是最终放弃出去工作而选择了家庭,专职照顾家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潜在失业者”。随着经济不景气日益加剧,“潜在失业者”的数量自然也会增多。因此在考虑低收入人群时,不仅要看登记失业者,也要考虑潜在失业者。

如上所述,失业者有两个定义,必须将两者都放入考察的视野。若将公表失业者与潜在失业者相加(尽管女性的潜在失业率比男性的高)以后计算失业率,那么依我自己的计算,将得到超过10%的失业率。那就可以理解为,日本的潜在失业率高达公表失业率的两三倍。

考察失业问题的另一个重点是失业的持续时间。随着经济不景气的持续,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也会延长。当然,即便经济景气时,也会有人失业。但是,当经济景气时,失业者能很快找到新工作,而当经济不景气时,很难再就业。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经济15年来长期不振,长期失业的失业者人数甚众。比如2001年,有31.1%的男性失业者持续失业时间超过1年,而女性失业者的这一数字是17.6%。这足以说明情况是多么严峻(表2—1)。表2—1 不同年龄段的男、女完全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单位:%)(2001年)

出处: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特别调查报告书》二、就业中扩大的格差非正规雇佣增多

雇佣机制的变化也是格差扩大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日本的雇佣机制急剧变化,给格差带来了巨大影响。变化之一就是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数目急剧增多。非正规劳动者中也包含各种形态。具有代表性的是兼职工,按照每小时的报酬(通常要低于正规劳动者)从事短期的劳动。还有临时工,也就是规定两个月或是半年左右的雇佣期间,雇佣期结束后即解聘。虽然有时候期满后也会延期,但依旧属于不稳定的就业形式。还有人力派遣方式——在人力派遣公司登记之后,用人企业如果有需要,派遣公司就将劳动者派遣到用人企业,从事短期劳务。附带说一下,自由职业者有些是兼职工,有些是临时工。

非正规劳动近来出现了“伪装外包”的问题:将原有的劳务派遣工转换为“外包工”,以此逃避《劳动法》,节约劳务费。

现在非正规劳动者的数目增长迅猛。从图2—2可见正规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的人数变化情况。1995年正规劳动者为3 779万人,非正规劳动者为1 001万人。而到了2005年,正规劳动者为3 374万人,非正规劳动者为1 633万人。10年间,正规劳动者减少了约400万人,而非正规劳动者增加了约630万人。我认为,这是格差扩大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图2—2 不同形态雇员数变化情况

出处:总务省“劳动力调查”

第一,非正规劳动者与正规劳动者之间在时薪上存在差距。非正规劳动者的报酬极低,虽说不同统计中呈现出若干差异,但总体说来只有正规劳动者的六至七成。

第二,兼职工等非正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较短。本来时薪就低,加之一个月内的劳动时间短,因此工资低于正规劳动者的工资。

第三,非正规劳动者的雇佣极不稳定。临时工和人力派遣工在劳务期满后,如果找不到下家,就会即刻沦为失业者。也就是说,非正规劳动者随时都可能陷入无业和无收入状态。

可见,非正规劳动者原本工资就低,加之工作不稳定,其人数的增多必然会导致格差扩大。非正规劳动者为何增多?

为何近年来非正规劳动者增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经济不景气,企业自然想尽一切可能降低劳务成本。从企业角度来看,多雇用廉价的非正规劳动者也就意味着降低劳务成本。

第二,非正规劳动者大多未纳入社会保险制度,这对企业来说十分有利。社会保险制度中包括失业保险(日本称为“雇佣保险”)、厚生年金、医疗保险。以失业保险为例,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且雇佣合同期在1年以上者才能加入失业保险。因此,很多人无法满足这一条件,也就无法加入失业保险。从前述的非正规劳动者的定义来看,他们本身就被拦在这个门槛之外,所以多数人无法加入失业保险。

厚生年金也是一样,需要每周的劳动时间达到全勤时间的3/4以上才能加入。也就是说,劳动时间不足全勤时间的3/4的人无法加入厚生年金。医疗保险则有联合健保和政府保险等许多种。如果一个家庭的户主加入了保险,那么其妻子儿女这些被抚养人也可以随同户主一起加入保险。就是说,被抚养人不加入所在公司的医疗保险。而社会保险费是单位(企业)和劳动者各付一半,因此被抚养人所在公司就没有义务负担其社会保险费中单位需要负担的部分。不过,如果该被抚养人的年收入超过130万日元,就需要独自加入医疗保险。因此,有的劳动者有意控制劳动时间,以使年收入不超过130万日元。另一方面,企业有时也为了免去单位负担的保险费用,积极配合劳动者缩短劳动时间。所以说,非正规劳动者不用单位负担社会保险,因此颇受企业青睐,这也是非正规劳动者增加的原因之一。

第三,非正规劳动者解雇起来十分简单。企业陷入经营萧条时,首先解雇的就是容易解雇的非正规劳动者,以此来降低劳务成本。正规劳动者不可能轻易解雇。雇用非正规劳动者对企业来说是个经济实用的方便选择。

第四,企业都有忙的时候与闲的时候,尤其是服务业。比如餐厅是午餐和晚餐时间忙。那么,兼职工只在午餐和晚餐时间工作,对企业来说就十分合适。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的现实

从企业角度来看,雇用非正规劳动者存在各种好处。不过必须指出,这绝非企业单方面的原因。青年和已婚女性中也有人主动要求从事兼职工和临时工的工作。不少女性由于孩子小,需要照顾家庭,无法或不愿全勤工作。也有些老年人出于体力上的考虑更倾向于短时间劳动。还有的青年愿意享受自由,不愿意成为正式员工后被剥夺自由时间。

但是,在此需要强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很多人想要全勤工作,但企业出于自身的打算而不愿意雇用正式员工。其结果就是,劳动者虽非自愿,却不得已沦为非正规劳动者。如何应对这样的现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这将在第四章中详述。放宽管制与非正规就业

关于非正规劳动者增多,还需要介绍一个论点:劳动市场管制放宽。现在,针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正在进一步放宽之中。比如可以雇用劳务派遣工的行业增多了,对派遣时间的要求也大幅放宽了。结果,企业雇用以劳务派遣工为主的非正规劳动者变得容易起来。有人借此指出,是放宽劳动市场管制导致非正规劳动者剧增。的确,放宽劳动市场管制使非正规劳动者增多,这是事实。

但是当思索格差扩大问题时,我认为劳动市场管制放宽这个原因并没有这么重要。与劳动市场的管制放宽相比,毋宁说整个市场层面的管制放宽,亦即市场准入自由化,才是使格差扩大的主要原因。

举个清晰易懂的例子:出租车行业。原本政府规定了不同地区的出租车数量,近年来,这样的限制却被废除,个人和企业都可以进入该行业了,结果出租车的数量剧增。但是打车的人并未显著增加,于是导致每辆车的营业额下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也随之减少。近年来出租车司机的年收入减少得厉害,这是有统计确认的。我的判断是,去除了市场准入壁垒,让任何企业都有了做生意的机会。这样的管制放宽是与工资的格差扩大密切相关的。

推进出租车行业管制放宽的一方认为,增加出租车数量可以降低打车费用,有利于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或者,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数目也可以降低失业率。这种主张提到的益处,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下降这一弊端相比,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不能简单下判断的。只是,如果要评论降低失业率的施政效果,与其去计算通过增加出租车数目而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恐怕去计算其他行业增加的就业机会才是正当的吧。无偿加班令就业岗位缩减

前文重点介绍了非正规劳动者。但是另一方面,正规劳动者本身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也是非正规劳动者增多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就是无偿加班问题。对于标准工作时间外的劳动,企业常常不支付报酬。有举报称,电力公司等高公益性的一流大企业近来都有无偿加班的现象。

无偿加班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是现在跳槽很难,所以当公司提出无偿加班的要求时,员工忍气吞声为公司做贡献的念头就会占据上风。员工有时还觉得如果同意无偿加班,会给管理层一种吃苦耐劳的印象,能够早日获得晋升的机会。

如果能够严令禁止无偿加班行为,企业就会给正规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或者雇用新人从事这部分工作。换言之,让正规劳动者无偿加班也就减少了新雇员工的可能性,这也是非正规劳动者只增不减的重要原因。经济复苏能否消除就业格差?

本章第一节中介绍了经济不景气使失业率上升,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的情况。现在日本经济已经处于复苏期。很多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经济好转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得到缓解的过程。那么日本如果持续复苏、经济好转,是否就业格差会自然缩小呢?我认为未必。首先,经济复苏只体现在一部分大企业中,并未惠及地方和中小企业——这种说法不绝于耳。另外,即便经济复苏,也无法期待非正规劳动者能摇身一变,成为正规劳动者。也就是说,我预测,企业是不会轻易增加正规劳动者人数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论证。

一些迹象的确表明经济已经复苏,但是企业在雇用新人之际,普遍选用应届毕业生。举个例子,2006年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同年3月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状况很好,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就业率达95%,高中毕业生就业率达92%。可是,企业会把兼职工和自由职业者转换为正规劳动者来雇用吗?显然不会,理由如下。

第一,前文提过,企业经历了长达15年的不景气,已经充分尝到了雇用非正规劳动者的甜头。企业认为,如果正规劳动者人数增加,势必会增加劳务费用。非正规劳动者的雇佣人数可增可减,十分方便,企业不愿意丧失这一优势。因此我认为,企业增加雇佣劳动力主要是增加应届毕业生,而对于以往的非正规劳动者还是会维持现状。

第二,关于自由职业者,企业有种明显的用人倾向,就是对于曾是自由职业者的人,企业不愿雇用他们为正规劳动者。不少企业认为甘于做自由职业的人是欠缺吃苦精神的,或者是工作熟练程度远远不够。在这种观念之下,企业很难积极雇用自由职业者并将其转换为正规劳动者。2006年企业管理者团体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回答会雇用自由职业者的大企业仅为两成。原来,日本社会中新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都是由企业来做,而由于经济长期不振,企业已经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教育和培训自由职业者。因此,很难期待企业能将自由职业者转换为正规劳动者。

综上所述,即使经济复苏,也很难期待非正规劳动者的数目下降能消除就业格差。三、收入分配机制的改变“中央集权主义”的工资决定方式已经日趋无力

日本格差扩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机制——特别是工资决定方式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要论述这些变化。收入有很多构成要素,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工资。日本社会中,决定工资的方式在较长时期内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格差扩大的主要原因。

以前,日本的工资由“春斗方式”决定,即每年春天,各个行业都有企业管理层代表和行业工会代表进行谈判:工会代表会提出“去年生产率扩大了这么多,所以该给我们涨这么多工资”这样的要求,然后双方代表讨论决定当年的工资。

在经济学中,将“春斗方式”这种由劳资双方代表决定全体工资的方式称为“中央集权主义”的工资决定方式。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这种方式。德国、荷兰及北欧各国都是由劳资代表统一谈判,有时政府代表也会参加,来决定该国的整体工资水平。赘述一句,由于这种工资决定方式已经在荷兰扎根,还衍生出一种称为“work sharing”(工作分摊)的创意,而这将在第五章第二节中详细说明。

与“中央集权”相对的是分权化方式,这种方式并非自上而下决定工资,而是各个企业自行决定员工工资涨幅。按此逻辑再进一步,就变成了甚至不是各个企业的工会代表与公司管理层谈判并决定工资,而是由每个员工直接与公司管理层交涉并确定工资,这在分权化方式中也是特殊的,叫作“个别工资决定方式”。

日本的“春斗方式”在最近10到15年间已经趋于崩溃。不少人认为,分权化方式已经被普遍采用,“春斗”已经终结,我也认为日本的工资决定方式正处于分权化的进程中。但是,今天的日本普遍采用的还是由各个企业的工会代表与管理层谈判决定工资的方式。

分权化方式中,采用个别工资决定方式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和英国。日本的企业管理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转向采用个别工资决定方式。工资决定方式的分权化带来的变化

工资决定方式由中央集权主义转向分权化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现象说明。

第一,业绩好的企业和业绩差的企业之间的差距会变大。采用“中央集权主义”时,按照行业类型决定工资,无论企业的业绩好坏,只要在一个行业内,就能期待一刀切式的工资涨幅。而在分权化方式下,各个企业拥有决定权了,那么业绩的好坏就决定支付工资能力的高低,于是工资就会出现差距。在业绩差的企业工作的人工资自然会下降。

第二,个人之间的格差。现在很多日本企业开始采用上述工资决定方式。无论是分权化方式还是其中的个别工资决定方式,在同一个企业中,业绩好坏的个人之间都会形成工资上的差距。

第三,除了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格差,首都和地方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今天日本企业在首都的业绩较好,在地方则业绩不振。换言之,不景气的企业多半都在地方,因此在地方工作的员工平均工资较低。年功序列工资的意义

工资决定方式的变化还体现在,近年来引入了成果主义工资。而此前,日本企业多用年功序列决定工资。年功序列工资就是按照劳动者的年龄长幼和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短来逐步提升工资的方式。战后不久,电力产业率先采用了年功序列工资方式(又称为“电产型工资”),随后在其他行业和企业中普及。

年功序列工资的初衷是让员工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所谓基本生活,就是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销势必会增多,要盖房,要投资子女的教育,要抚养的家庭成员也会增多。按照年功序列方式,无论员工能力如何,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薪,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平等待人的做法。

基本生活费的概念在当时的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决定工资时应当支付劳动者生活必需的数额,这是刚性需求。

由于战后日本的贫困,年功序列方式在日本企业中普及后,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因为国家整体贫困,没有能力根据劳动不同支付不同的工资,只能平等对待。

这种平等还有另一层用意,就是使全体员工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因为一旦工资有高有低,就难免有人心生不悦,可能会有人消极怠工。所以我认为,当年有一种共识:年功序列方式能够充分调动整体的劳动热情,是适合日本企业组织形式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