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由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4-20 0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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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凤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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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由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

北京:由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试读:

文前彩插

宫城与皇城——宫城,即图上方紫禁城南门(午门)与北门(神武门)内的地方。城墙,其上四个角楼及东西护城河清楚可见。图下方为皇城的东西主轴,亦是北京市内的最宽主街长安街。它与旧城中轴线在天安门前相接。图中由北而南可见的中轴线上的建筑包括了景山上的五龙亭、神武门、三小殿、三大殿(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午门、端门及天安门。端门东面一组建筑是太庙,西面一组是社稷坛,从南向定位,正合“左祖右社”的规格。天安门前亦见外金水河,内金水河在午门后亦隐约可见。西护城河以西的水面为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照片由北京市城建档案馆提供)钟楼与鼓楼——中轴线北端上的钟鼓楼位在景山以北,周围为众多的平房式的四合院,多是明清建筑。图北有1960、1970年代的多层式住宅,此图拍于198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广场面积60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其南面方型建筑乃毛主席纪念堂。广场南沿为前门卢沟桥——始建于金代,乃北京在洪积扇上形成的多水道小平原的地理优势的一个标志雄伟的长城——北京怀柔县城北20公里的长城,两旁群山重叠,山势陡峭,易守难攻,是这些北面的天然和人工屏障,使北京在历史上自秦以来一直是个军事重镇天安门及华表——天安门建于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曾多次修复。华表设于同时,是故宫未经修改的最古老“建筑”。这是解放初的景象,长安街上的交通工具为人力车正阳门——内城的正门。元称之丽正门。因处于皇城之前,亦称前门。前门遂成为后称。清朝(至光绪百日维新)汉人、汉官不得居于内城,他们因而聚居在前门外之外罗城,前门遂演变成商旅繁华之区。这是解放前的照片远望前门及天安门——这张清末民初航空照片显示南部的正阳门(前门)及其箭楼。正阳门两旁为内城南墙。其后的中华门、千步廊延至北部的天安门两侧为皇城的南墙。天安门至中华门间的“丁”字型封闭广场清晰可见。图北沿见南海、中海和永安桥。横越图中的黑线乃架空电缆清末正阳门箭楼、牌楼和前门外大街,显示出当时主要市内交通工具为人拉的黄包车中华门——1950年拆毁前的中华门及其前的棋盘街。中华门及北端之天安门间为封闭的广场,面积约10公顷,两旁为千步廊清末钟鼓楼远景——前为鼓楼(较大者),北面为内城北墙,近图东北角为安定门。内城住宅区主要是大小不一的低矮四合院和狭窄的胡同东交民巷,“国中之国”——这是清末民初的照片,城墙为内城南墙,图左上角为天安门广场。由左上角向右上角伸延道路乃东长安街,它与南墙间所包括地段乃“国中之国”的领使馆及外军驻地。图右下角见崇文门,图中西北—东南走向的主要马路长约1500米,乃东交民巷。此区近天安门广场一带乃六部办公楼,因此外国使馆和民族事务机构在明朝已设在此。1900年八国联军侵京后,将这里分划为大使馆及外国驻军地。图正中所见为比利时大使馆。这一带的洋式建筑与内城景致极不协调朝阳门——北京内城东门,瓮城于1915年拆除,城楼在1960年代拆除。门外是通惠河,华中米粮远经河运至此转陆路入城,因而清朝以来门内多粮仓朝阳门以北城墙与护城河。该照片由日本明治、昭和时代著名的文物摄影家小川一真摄于1901年,出自《清代北京皇城写真帖》。杨文举撰文写道:照片显示的是朝阳门以北城墙与护城河的情形,遥遥可见东直门城楼以及其瓮城南侧券门的闸楼。明清北京内城城墙高12~15米,横断面呈梯形,底厚20米,顶厚16米,有城门九座,角楼四座,水门三处。内城城墙内侧修建有马道,城墙顶部外侧用砖砌有雉堞(也叫垛口),城墙顶部内侧砌有女儿墙。内外城墙设有垛口和炮眼,每隔约80米设有一个敌台,也叫墩台、墙台、马面。城墙外有护城河环绕。护城河是人工挖掘的壕堑,也有部分河段借用了天然河流。护城河宽约30~60米,深约5米,离城墙约50米,船只可以沿护城河通行1980年代中的北京市区已经出现大量的高层建筑,冲破了低矮的四合院轮廓。图中的国际酒店乃当时市内最高的现代建筑,但在1990年代它却较比邻建筑低矮了很多1984年完成的三环路交汇处的三元立交桥体系。注意立交桥上及三环路上的自行车及自行车道,以及三环路上的绿化及十分宽余的建筑红线宽度。这里有“大马路”主义的感觉吗?中南海。这是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故宫西侧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正门是新华门。明清两朝,中海、南海和北海均是皇家御园,现在北海已经辟为公园。长安街的南侧,可清晰看到国家大剧院坐落在浅水池中(图片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提供)朝阳CBD。这是1993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建设的北京中央商务区(CBD),占地面积3.99平方公里,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CBD是北京最高建筑群集中地。规划建筑高点在东三环路和建国路两侧,核心地块正待开发。图中最高建筑是北京现今的最高建筑——国贸大厦(三期)(照片由北京城建档案馆提供)金融街。这是1993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占地103公顷,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金融街位于西二环路以东、长安街以北。这里属于元大都的西南角、明清北京城的内城西部,受到旧城建筑高度控制的约束,建筑高度一般60~80米。图中西二环路西侧为月坛体育场(照片由北京城建档案馆提供)中关村。中关村是1950年代建设的高教科研区,1980年代末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实验区,1990年代发展为中关村高科技产业核心区,继而成为中关村商务区和商业中心。图中雕塑“生命”立于1992年,原名“生物链”,创意来自DNA的双螺旋样式,寓意中关村的科技内涵和创新驱动的原动力(照片由北京城建档案馆提供)鸟巢。鸟巢是国家体育场,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举办地。鸟巢位于北四环路北侧的奥运中心区,傲居城市南北中轴线东侧。鸟巢设计方案通过国际招标胜出,由赫尔佐格(瑞士)、德梅隆(瑞士)与中国建筑师李兴刚(中方总设计师)等合作完成(照片由北京城建档案馆提供)梅兰芳大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坐落在西二环路和平安大道的交叉点,以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命名,隶属于中国国家京剧院,以演出中国京剧为主。梅兰芳大剧院以具有现代感的钢架支撑起扇形屋架配以玻璃屋面,透露出内部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红色立柱、红色墙面和金色浮雕,形成金融街的文化地标(照片由北京城市规划学会提供)西直门交通枢纽。西直门立交桥,是北京道路交通最拥堵的地段之一。西直门交通枢纽是北京第一座将铁路、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等多种客运交通设施集于一体的交通枢纽,实现站内集中换乘。这一枢纽标志着北京开始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照片由北京城建档案馆提供)2008年建成的T3航站楼。首都国际机场于1958年投入使用,拥有T1、T2、T3三个航站楼,分别建成于1980、1999和2008年。机场拥有三条跑道,2010年年客运量超过7000万人次(照片由北京城市规划学会提供)

薛序

1995年当我为《北京:由传统国都到社会主义首都》写序时,距今已17年了。在这期间,全球经历了两次金融风暴,美国发动了两场持久的侵略战以及承受了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最近,“欧债危机”将欧盟推向瓦解边沿,对全球经济正造成另一次冲击。相比之下,17年来,我国经济及社会不断稳步发展,走出了第三世界,迈向强大的现代化发达国家之路。简言之,这过程见证了中国的“再崛起”!

中国国都北京,在这17年来亦不断地变身。1970年代的低矮的天平线及宁静的街道(包括长安街)已被高耸的摩天大楼和纷攘的汽车长龙所替代。今天的北京,不但是全国人民所仰望的城市,也是全球不少企业、官员、学者、游客及平民百姓希望能做生意、洽谈公事、学习以及旅游见识的首选城市。今天的北京,已是个有中国传统特点的世界城市。当1995年《北京》一书出版时,北京市正开始由社会主义城市向中国现代化国都蜕变。这些年来,看着世界在变,国家在变,国都北京也在变,总想停下来,重新检视《北京》一书,希望考虑一下北京作为我国城市代表的模式,有没有修改的必要。

前年,研究了北京20多年的刘欣葵教授来我所访问,并以资深学人身份作了“北京:城市规划与管理”专题演讲。我发觉我们对北京有共同的兴趣和学术理解,觉得《北京》一书要重新来一个检视,将最近20年的发展加进去,使它成为一本横跨1949~2012年的完整而又综合的城市史。我们同意在《北京》的基础上,重新写成今天这本定名为《北京:由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的新著。

新著的首三章介绍了中国城市模式的源起及北京由金、元至清代的发展。其后九章展示了中国现代国都北京的60多年的城市史。不过,和传统国都一样,1949年后的北京,在各方面的发展上都代表了国家的主流发展方向,并作为全国城市学效的榜样。因此,现代北京的城市史,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缩微版。对于中国人传统世界观与城市的功能、性质及结构的关系,在“结论”一章中有详细论述,其结论乃“中国城市,有别于西方及第三世界城市,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与模式”。

这本新著是我与刘教授的合作成果,我们本来是想写一篇合序的,但因为想保留旧著中的序言及与旧著的基调连成一脉,因此采用了我和刘教授各自写序的形式。

我们共同认为:由中国城市的始源“明堂”到传统国都,到社会主义首都,到今天的中国式世界城市,北京一贯地代表了中华民族国家国都的特色,代表了以儒道为主的传统中国人世界观:“天人合一”、“奉天承运”、“礼乐治国”及和谐社会的主旨。因此,经过对旧著的重新检视后,我们的结论乃:无论是表面明清时代低矮的四合院式建筑,还是今天的车水马龙及现代摩天大厦式的钢根水泥森林,其背后的北京精神都是永恒的,正如中华文明是永恒的!希望通过此书读者不单可以理解北京的发展,更可以理解中华文明的演变及其持续的背因。薛凤旋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年夏末

刘序

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堪称伟大,在于城市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塑造了独特的中国城市模式,与西方文明以及西方的城市模式不尽相同。北京作为国都,不仅于金、元、明、清历朝延续和发展了传统国都的特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是代表了“国家主流的发展方向”,延续了“明堂”的功能,成为“全国典范”、“首善之区”,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传统国都之“明堂”所内在的“讯息、通信和控制中心”的功能,在当代国都北京彰显光大;当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文明在多极世界中光芒四射时,北京亦当然具有了世界城市的功能。

上述观点及其理论著述,是薛凤旋先生的独特贡献。他兼通中国和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兼修东方和西方文明的演化历史,深谙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和结构特征,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和城市模式、传统城市与国都特色的具有创见的理论,让中国城市包括北京的“文化根”清晰起来。他是在推开了世界文明之窗的开阔视界中,让中华传统的世界观在眼前鲜明起来、高大起来,这是他吸引像我这样的内地学者的原因。

与薛先生的合作,是一个快乐的学习过程,就好像穿越历史进行了一次国都之旅。薛先生说,《北京》新著是我们的合作成果,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只是在《北京》原著的框架下,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相应部分,续写了近20年来北京城市的新发展。这20多年的飞速发展,无疑见证了中国“再崛起”过程中,首都城市经过产业调整、功能优化、地域扩张、城市更新,以及城市形象的再塑造,而日益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式的世界城市。这20多年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偏离中华文明的主线,而恰是中华文明在当代延续的结果。这是我们的合作想说明的事实。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发端的时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似乎只注意到我们所信奉的主义来自西方,但近些年渐趋觉醒,发觉我们流淌的血液源自华夏一族,这是永无改变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刚刚走了60多年的历程,或许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后,城市化才能渐趋平缓,大城市方能基本定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找回我们的“文化根”,廓清我们的历史观,续写中华文明和北京精神,赋予中国城市独有的特色,是我作为城市研究者的使命和追求。《北京》新著,是这一新的城市之旅的开始。刘欣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年夏末

中文版初版序

作为中国人,以中文出版我对中国城市的研究自然是我的心愿。然而在香港这个有150年以上历史的殖民统治地区,就算是在现今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仍存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中文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地位是受到质疑的。很多时候,在教授的升职或聘用上,中文著作往往不如实地被接受为学术著作。不过,我仍然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以中英文双语出版我的学术成果,使我能直接和十多亿的中国人沟通。《北京》这本书的有关资料大部分(八成左右)是中文的,但成稿却是英文的。这是因为外国出版社的邀请触发起我对北京作出详细的研究。在这个激励和责任压力之下,我花了约四年的时间,完成了英文稿。但由开始进这行研究起,我便下了决心:北京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国都,也是我国现行的国都,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我一定要以中文成书!结果在英文版定稿之后努力从英文出版社(John Wiley)争取中文本版权,并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按英文版的初稿写成目前的中文版。这本书实际上不是翻译出来的,它是由同一作者执笔,在同一的素材、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之下写成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且,中文版要比英文版好,因为它用的是我的母语,加上中文版比英文版更详细。英文版因为篇幅所限,对初稿简约了四万字,三十多幅图和近四十个表,而中文版却是百分之百采纳了英文版首稿的全部资料。

能完成《北京》一书,对我是很大的满足。作为城市地理学者,我觉得很幸运能肩负这个使命。二十多年来涉猎了世界各国的城市研究和理论,觉得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仍很缺乏。有幸我在言语和文化上能对中国的资料和实况有较深入的理解,而对于以英语为主要出版语言的世界城市研究亦能融会贯通;更有幸的是我得到了北京不少前辈和学者的帮助。他们在资料、理论、概念和方法上对我有很大的激励。当然,北京乃至国内其他地方都有一大批知名的北京研究学人,他们不少的研究成果广为此书引用,是我这项研究的基础。通过这些努力,我感到中西方的研究的确各有千秋。中国学者往往详尽细致,西方学者则长于大胆假设与推理。两者实在是可以互补而得以更为长进的。《北京》一书在融会中西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国传统城市的性质和规划提出了创新的见解,对解放以来北京的规划和功能亦有新的体会。这些在英文版序中有具体的介绍。

我在1972年夏天首次踏足北京,至今已23年了。这对于了解一个城市似乎是足够的了。然而对我首位碰上的北京学者侯仁之教授来说,我仍是个小伙子而已。侯教授对北京的研究穷五十多年精力,有关论文及篇著不下二百多种。对我的努力,侯教授一直支持与鼓励。除了侯教授外,我亦特别向胡兆量教授致谢,胡教授乃侯教授的弟子,本身亦是北京权威。《北京》能够成书,他作出很大的帮忙;我亦感谢他为中文版作序。

我也借此祝愿北京——我们民族和文化的代表,能万古常青,永远站立在世界城市之前列。薛凤旋1995年11月于香港大学

英文版初版序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这里的人口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它的城市却构筑在英国的规划传统上,具有一定的殖民色彩。我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和到伦敦大学的攻读,培养了我对西方工业国城市理论和有关规划的认识。我对一个真正的中国城市的认识要迟至1970年。该年我首次在一个中国大陆城市——广州——的街上溜达。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中国城市在一个独特的制度之下如何与世界其他城市迥异。而这个中国城市自后一直在文化上和感情上牵引着我。

自从上大学一年级以来,我对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理解和爱护的强烈愿望。亦因为如此,我对中国时事及其他发展都密切注意。然而是那次与广州的邂逅,令我经常回到中国大陆去寻访中国城市的真貌。

至1980年代为止,中国城市的状况和性质一直未被深入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上一个近乎空白的项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和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和有关的出版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拙作《中国城市》(牛津出版社,1985)成为西方出现的有关首本专著(可惜是以英文出版)。然而近年来的这些著作和论文都比较集中在邓小平的新统治哲学如何影响有关发展,即是说在新的市场力量和新的政府政策之下,中国城市化过程如何急剧提升以及城市面临怎样的新变化?邓小平的影响力会持续多久?他对中国城市有怎样的具体影响?这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成了近年研究的核心。但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命题却被冷落了:中国城市的性质是怎样的?是否存在一个不为时间和政府政策及统治哲学所转移的不变的中国城市模式?以往的学者如属希(Soothill,1951)、毛(Mote,1977)、章生道(1977)、聿比(Wright,1977)及史坚拿(Skinner,1977)对传统的或解放(1949)以前的中国城市作出了详细的研究后,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可惜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伸延到包括1949年以后在共产主义政府下发展或改变了的中国城市。

在五十年代时中国学者曾对中国传统城市及当时(即解放前后)的中国城市掀起了研究热潮。不过,很可惜这些研究一般都是描述性的,而且对当时国外同类和已存在的研究以及它们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异同并不知晓,也没有相连之处。五十年代后的政治“左”倾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造成了广泛的打击,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因而近乎停顿下来。自1980年以来,这方面的复苏却亦不尽如人意。它们似乎反映了对中国以外的有关研究的偏好。除了对传统中国城市的描述性探索外,则着重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和政府宽大的城市化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研究,以及作有关的资料搜集和应用性的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城市和传统中国城市的关联,以及中国城市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8)的新发展如何总结和理论化并没有多少人努力。

上述的缺点使我们难以充分理解现代的中国城市和对它的将来发展作出合理的预测。本书的目的乃以北京为实例以填补这个学术上的空隙。作为金、元、明、清四代约800年的中国首都,北京保留了传统中国城市的许多特点,包括了紫禁城、内城的不少礼仪建筑,旧皇城的街巷以及众多的四合院等。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全国城市按其大小序列,一概要在原则(程度、规模和其地位一致)上在城市的性质和布局上仿效首都。1949年以后,这个原则亦在毛泽东思想及中央规划体制下被延续下来。因此对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规划标准以及城市生活的了解,实际上亦帮助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城市体系中的较次等城市的了解。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乃中国城市的兴起,并不是因为贸易的需要,或是手工业发展的集中,而是因为它的一种特殊功能,此乃它是人和上天沟通以及将这些传播开去的吉祥之地。是这个动力推动了城市的其他功能使它得以兴起。这种特殊的讯息功能在中国的史前期是以“明堂”这个建筑来体现的。约在二三千年前,《周礼·考工记》更使中国这个由“明堂”逐步演化而成的国都规划制度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最古老经典。

1949年后的北京承受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动力——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然而北京仍保存其古老的国都功能,即“讯息和控制”功能和对国内其他城市起典范作用。这显示它继承了中国国都的前身“明堂”的精神——国都应是全国的讯息和控制中心。当然,1949年后的关键性资讯并不是什么上天的启示,而是国家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市的主要功能和富理曼(Friedmann,1986)的世界城市概念不谋而合。富理曼认为当今世上的最重要城市不再是重要的生产和贸易中心,它们的主要功能乃是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总部。这些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建基于它们的生产和贸易活动,而是在于它们通过资讯、通信和金融的力量而控制世界范围内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北京自1949年以来偏向于“生产型”的活动以及强调自给型经济,不但削弱了它作为全国讯息及控制中心的功能,亦导致它广泛的所谓“大城市病”,即基础设施不足、交通挤塞、人口过多及环境污染。目前北京市的规划师和学者都认识到要控制和压抑它的生产功能以及发展高档次的第三产业以适应它作为中国国都的地位。

此书通过对北京1949年后的发展以及其悠长的历史的探索以揣摩其城市性质。这些探索涉及了它的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发展、人口的空间分布及不同时期的变化、城市交通和住房问题、城市环境、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北京市和邻近区域的关联等。

从中国城市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来看,我这里展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成果。愿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后来者使这片学术空间,有更丰盛的果实。我更在此感谢那些一直帮助、鼓励和爱护我的人,使我能锲而不舍地去探究中国城市的性质和特点。薛凤旋1995年1月于香港大学

中文版初版代序

薛凤旋教授近作《北京》一书,对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作了系统的探索。将自然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将有形的物质形态研究与无形的文化意识研究融为一体,从无形中寻找有形的根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北京》是反映这一趋势的成功范例。从另一方面说,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背景的中国首都,只有从文化意识入手才能揭示其有别于世界其他城市的个性,才能揭示其深刻的根源。

此外,《北京》在学术上还有四个特点:(一)全面分析我国首都的第一部城市地理巨著。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对城市发展和决定性影响。剖析北京可以洞察全国城市发生和发展的机制,洞察全国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机制。从这一点说,北京是中国城市地理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二)以国际城市研究,特别是以国际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前沿为起点。书中概括了国际学术对城市的主要观点,汇集了世界上研究北京学者的主要成就。站在前人的肩上,使得专著一起步就踏入学术的殿堂。(三)牢牢地把握着1949年以来两个体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一个是1978年以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握着这两个要点,就把上起商周下至20世纪90年代融会贯通,上下数千年一气呵成,既尊重古老传统,又具备时代气息。(四)同时用英文和中文推向世界,起到向世界介绍北京,向国内介绍世界城市地理成就的双向作用。一部优秀作品,经由后人翻译转介的不乏其数,由作者同时用双语推出的却是凤毛麟角。

对于具备上述学术素质的专著,评估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划时代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薛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北上的香港学者之一。我与薛教授的学术交往已有十余年了。四年创作期间,薛教授六次北上,考察切磋。我系两位研究北京的硕士生杨旭和曾赞荣有幸得到教授多次教诲。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作为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学系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薛教授在海内外有不少兼职。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负荷下,没有乐在其中的境界是难以完成这一巨著的。

兼备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良好素养是薛教授能够完成《北京》一书的重要前提。像薛教授这样的双语精英在香港也属罕见。只有学贯中西,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探索内容浩瀚的主题。

在祝贺《北京》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同时发行的前夕,企望风华正茂的薛教授不断有新的佳作问世。胡兆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1995年8月18日第一章中国城市的性质西方对城市的定义

从科学角度看,历史上城市的出现,基于两种因素:—是生产技术、运输技术和仓储技术的发展;二是人类在组织和管理能力上的突破(Hauser,1965;Johnson,1967:Meadows,1957)。早期城市的出现,如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散布在不同地区的最早城市依治(Erech)、胡阿(Ur)等,皆是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这些新能力而取得的成果。同样的,公元前2500年以前在尼罗河谷出现的孟菲斯(Memphis)和印度河谷内形成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以及在公元前2300年在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出现的龙山城市,都是因应科技与组织能力的突变而出现的大型聚落(Meadows,1957)。

城市聚落的形成,有赖于人类能生产自需以外的剩余食物,而这些剩余又能成功地集中到某一些点上去(Turner,1949)。

西方观点认为城市的起源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城市的发展是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就将科技与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举例说,苏比(Sjoberg,1960)将它分为三个阶段:民俗或前文化社会、封建社会(亦称前工业文化或文化性的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城市社会。后两阶段的社会包含了不少城市聚落,它们有不同的结构和特性,反映出不同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结构发展的历程。苏比相信,无论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在传统的中国或印度,或其他地方,前工业社会的城市都是同一个样子的,但与工业—城市社会的聚落却明显不同。今天我们仍可以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印证前工业城市,该地居民仍生活在前工业社会里。里斯曼(Reissman,1964)以近似逻辑假设在整个人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四个阶段,即前雏形、城市定型、传统型和工业型,每个阶段的城市都有不同的功能与形态。

上述的西方概念大抵都认为城市和文明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苏比在他的《前工业城市》一书中的第一句便如是说:

城市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城市的出现和推广使人类离开原始社会阶段。同样的,城市能使人类建立一个越来越复杂,而相信是更使人满意的生活(1960:1)。

这些文字其实隐藏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城市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引用苏比的另一句话以证实这一说法:

庞大而复杂的多功能城市,反映了演变中的工业技术的广阔和复杂性。有时这表现为机械技术的统一和标准化:有时却表现为某一机器的特创和独特及专业化。这就是目下对城市文化的一个见解,它被一个称为工业主义的技术所定形……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城市正在诸种社会构成上越来越相近……现代技术……包涵了科学的知识……因之,科学的方法似乎支持了,而自己又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支撑,是它促进了民主过程,以及不同的普遍主义的形态和现代官僚主义中的对成就的追求(1965)。

苏比不单假设了一种同一的科技,亦假设同一的价值观和城市化的结果:一个民主、现代和官僚的社会。这种看法将不同文化及其作用的假设都舍弃了。这一类学者因而认为,城市的结构、样貌,城市化的性质,它的强度与广度,以及城市的性质、类目、大小全是一个单一运动或过程在量与质发展上的体现。这个过程可以以史米士(Smailes,1967)的简单程序表现出来:

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

这个由希腊和罗马演化而成的理论或者对西欧城市适用,但它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确成疑问,如金斯伯(Ginsburg,1972)所言:

我们有必要去探究究竟城市化是个单一的过程还是多元的过程,并且要了解它除了时间上不同之外,是否还受制于不同的文化和地域。

阿纽等(Agnew et a1.,1984)认为上述的“经济主义”是西方一种恒久的自负心理。它源自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乃至集体,斤斤计较于利润和亏损的理性经济行为。当这种自负用诸其他地方或时间时,就对这些地方的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化出现了一种不实在的、自以为是的错误理解。

比利(Berry,1973)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案例,也认为城市化的经验各地不同。他体察出各国间存在不同模式,包括由高度私人主义的自由放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中央集权。他更发现了各国政府的不同政策干预,对城市化、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加上每个政府的目的不同,推行政策的能力不一,以及因体制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影响力,遂形成了“多程序的有意识城市化过程”。在这基础上,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为五种模式,每种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城市功能特征及城市结构。美国和加拿大代表了“自由企业动力”模式,其政府比较少参与和导引,而以市场机制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澳大利亚、日本和法国代表了“市场性集体谈判”模式,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谈判、角力,去争取影响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和城市化进程。在西欧,特别是英国,则存在所谓“分配式福利国家”模式。它通过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导引,使城市趋向区域性人口和经济都得以平衡分布和发展。至于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东欧各国和朝鲜,战后以来则存在着“社会主义指令”模式。它以消除阶级社会为城市化的方向,透过中央规划和政府高度干预而达到目的。最后,在新兴的第三世界中,不少新独立的穷国跟随了“新激烈主义式的现代化和传统的结合”的模式。其特征是糅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经济和政治倾向独立自主,人口急促膨胀,并大量存在人口的城乡流移、高失业率、城市设施及基本设施严重短缺。此外它还显示出不稳定、官僚和独裁的政权等政府特质。

比利的研究实际上对前述一些看法提出有效的反证。这些看法认为工业主义导致现代化,再导致城市主义以及普遍性的城市化特征和城市化后果。其实,现代科技以及现代工业在前苏联和美国并未产生或导致同样性质、样貌的城市。苏联城市与西方城市在实质上和感觉上都不一样:前者普遍地以工业为主要功能;居住区的阶级分隔并不明显,建筑式样多为单调的预制件式的多层公寓,排列僵化;店铺很少而且商品不多(French & Hamilton,1979;Bater,1980)。当然,苏联城市本身自有另一种文化:一种近代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将城市和文化在宏观层面上连在一起是对的,但我们却要意识到文化是个变数,城市亦然。

正因如此,在西方城市概念中所流行的经济主义和现代主义,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欧城市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演化,以及美国两百年来的城市发展,却不适用于研究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城市,例如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城市。西方的城市概念在文福(Mumford,1961)的著作《历史上的城市》中有清晰的阐述:

城市乃一由古老的乡村文化跃进而来的新聚落。在这新的层面上,旧的乡村成分被带动而糅进了新的城市单位中去。但由于新的因素,它们被重新构成,使之更复杂而更趋向于更新和发展。这个新组合使得人类的潜能向多方面推广:更有力地集中力量,对时空的控制能力更为扩张,在土木工程上产生大量的发展而伴以很多的新发明。最后,它亦使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

文福的城市显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儿,它是受到时空和当时的文化所局限的。然而,在同书的另一段落,当他讨论到城市的起源时,却有如下的话:

我所提出的乃是:由分散的乡村经济过渡至一个有高度组织的城市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乃皇帝,即或帝制。我们目下视为城市发展的动因,即工业化与现代化,在多个世纪以来只不过是些次要的因素,它们更可能只在人类历史后期才出现……在城市的内向发展中,皇权占有中央的位置,它如北斗星一样将四方吸至城市中心,并使皇宫庙宇成为新的文化的动力(47)。

文福对城市起源的解说具创见性,可惜未受西方注意,西方学者只强调城市的经济性起源。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命题,我们引用梅杰(Mayer,1971)的一篇短文,他将这些概念综合为“城市的十八个定义”,认为城市是文化的承载者,它是人类记忆,风俗和习惯,人类在文学、艺术、科学上最高成就的集中点;自由与民主的泉源;财富、权力、享受与休闲的体现。作为一个人类群体,它有如下一些特征:分工、非农业生产和无限的创造力。它是个受保护之地,一个实际和广义上的“堡垒”,是人和意识的避难所,是人口密集之地,在众人之中个人得到保护。它又是一个服务中心,有各种中低档和高档的服务,明显地与周围的农村不一样。它是一个市场,是它周围的经济腹地的中心,亦是非农业性的生产中心,以其贸易和商业满足自身的城市人口和邻近的非城市人口。它是一个聚会之地和运输中枢,吸引大量非城市人为了贸易,也为了其他的刺激而集中其上。它亦是个大染缸,更是个环境败坏之地。

梅杰的十八个定义看来似乎包罗万象,其中一些亦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方,但这些定义明显含有经济主义的影子。一些人认为城市的源起,产生剩余粮食的经济原因仅属次要,政治作用才是主因,它使剩余粮食流入独裁者之手。这些学者指出,交换剩余粮食的自然需求并未能集中政治和社会权力,促成历史上城市规模的建立和出现。考古发现已经将这个理论显示出来。此外,这种自然交换亦不能将这些权力结构化[阿纽(Agnew et al.),1984:10~11]。韦利(Wheatley,1971:318~319)更直接指出宗教因素与经济因素对城市的起源同样重要:

我们怀疑一个独立单一的导因促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从而导致城市的出现,但有一种活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某种总的控制……这并不是说宗教……是主要的导因,但它的确渗透每一活动,每一结构性的变化,同时达至社会上的共识。

中国的城市与梅杰所述明显并不接轨。在传统中国,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和文化上并不截然有别。如果说城市代表了一个独特的区域,比乡村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样的见解,“只是西方传统的陈腐思想”(Mote,1977)。对毛(Mote)来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同是网上的结,两者都用同一物料造成,只不过城市是较稠密的结而已。柱华他(Trewartha,1952)也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看来在中国之外,并没有其他国家,政治影响对城市的发展是如此的一贯和强烈的(82~83)。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城市的结构备受统治意识所规范,布局和外貌十分一致。每个城市的城墙均按指南针的方位走向,主街亦如是。城门上都有门楼;衙门都在城的中心点或城中吉利的地点,一般在中心点或中心偏北的方位;其南面乃城之主街及主要城门——南门。这些传统在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规划中,仍然沿用。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要求降低城市标准,减少城乡的差别。的确,在1949~1976年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要求城乡去除三大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以及城乡的差别。中国城市不像西方城市,以经济作为其主要功能。现代的中国城市也并不主要的是现代工业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集中点及其代理。以下将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中国性”。此一命题对理解现代的中国首都北京甚为重要。中国的世界观——传统中国城市的概念

阿纽(1984)指出,文化乃指一个时期由一大群互相沟通的人群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意识系统。就文化的意识来说,城市包括了两样东西:①由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历史发展与经验分享所形成的习惯与概念网络;②由此引申之城市发展及结构规律。因此,从文化背景去研究城市,并不等于承认独一存在的城市文化,或城乡连续统一体;相反,它是建基于由个人和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状况之下的经验所导致的习惯和概念。

在此章余下部分,我们将检枧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它如何产生了中国人的城市概念和中国的城市结构。

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选择一个幸运之地以建城市的传统,以及将城市的不同部分跟神祇和自然力量关联起来的价值系统。在古代,宗教的影响力深远而庞大,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系统会在城市的选址及其设计上彰显出来。一般而言,当文明发展了,古老传统的权威没落了,世俗的考虑(经济的、战略的和政治的)便开始对城市的位置和设计占有主导地位。对于很多社会来说,其早期的宗教影响,极少反映在日后的城市中,但中国历史是个例外。在中国悠久的城市建设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精心制作的象征主义,它在世俗的转变中间持续地影响着城市的选点与设计(Wright,1977:33)。

韦比(Wright)的象征主义,所指的乃由中华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及道家学说——所引发出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个观念认为宇宙乃一和谐的功能系统,它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成分、质素和动力。虽然看似复杂,但都结合在同一源泉中,并且归类为不同的由这一体源泉所衍生出的数目分目。这一体源泉乃宇宙,或称道,或称大一,由此而衍生出两个相反而又相成的气。它们就是阴(代表负、消极)和阳(代表正、积极)。阴与阳互为作用产生了宇宙间生生不断的诸种事物和现象。在一年之中,阴阳的推移产生了四时,四时的推移代表了阴与阳相互消长,因而产生了雨季与旱季,热天与寒冷的日子。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季节的转变,阴雨与干旱,以及自然灾害的重要性自然很明确。因而,这些自然力量不但超越时空,而且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连在一起。因此,日历的创造,便是人类理解及适应这些自然力量的回应。人与自然这两个世界,在中国人眼中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即天人感应)。两者之中任何一方稍有变动,就会触发另一方的回应。中国人因而认为帝王的主要功能在于理解及体察自然规律,以及去除两极中力量的不平衡。在中国的传说时期,因应这个功能的需求而导致圣人出现。他们知天理,达人事,因而能顺应天道,使四时调和、万物滋生,免除因天人不协调而出现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祸殃。圣人能有此功能,因为他们“得天命”,而得天命是因为他们体察天运,按时执行有关的祭礼。如《礼记·礼运》言:“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因,四灵以为畜。”又言:“是故礼必本于大一,分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宫于天。”

从古籍中,我们得知尧和舜是古圣人,他们以个人的德行而达到天下太平的大治。他们如北斗星一样,以身作则,众星则各就其位环绕他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已矣。”(Soothill,1951:1)。儒家深信古代圣人由于德行高洁,上天自然降福给他们;或用儒道之言,道(自然的道理、规律)及德(道的推行)由他们彰显出来而不用人为的努力。他们只需在王座上正襟危坐,面向南方,或光明之方(在中国北向乃代表不吉利及黑暗,因其地处北半球)。如《春秋》说:“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他们的德行是如此之高,故能自然地流传至每一角落,为人所学效。自夏朝(前2205~前1765)以来,圣王被世袭的王族所代替。由于圣王以德治世,孔子认为正统的王室也应将这特点继承下来。假若王位被一些没有德行的人占有,他们便阻碍了天运、天道(即德经由上天而传及人间)。因此儒家要求帝王如北斗星一样有德行,并敬遵礼祭以加强与上天的联系。这是隐喻了宇宙中两极的相辅或中国人世界的两个组成部分的相关——人类世界与自然界,而其基点是礼。这观点把帝王看做政府的支柱,而又是上天在世上的代理人。帝王因而要求自己处于北斗星的位置,让众星拱照他。正是这些观念,这些源于中国宇宙观的观念引发了中国人对城市的概念和城市设计原则的形成。

上述的中国人世界观在周朝(前1066~前256)已经十分成熟,韦比(Wright,1977)称之为周人的三种崇拜:对土地神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的崇拜。周人的宇宙充满神祇、精灵和力量,并且相信人们可以依靠崇拜、祭祀及抚慰的礼祭以达到和它们协调。最普通的崇拜是对土地神的崇拜,它被人格化为在土地上生殖及自我延续的力量。对帝王来说,它的祭坛代表国家的权柄。它的庙宇亦被称为社稷坛,位于皇宫正门外的右方。此神在各阶层皆受崇拜,包括老百姓门外的小土地神位。同样,对祖先的崇拜由天子的太庙(祖庙)下至一个乡村或一族人的祠堂,以至百姓在家门口的祖先神位都一贯地在同一方位上竖立和按时执行有关祭祀。帝王的先祖,如土地神一样,被认为可以保证五谷丰登、战争胜利、降雨或放晴,亦被认为代表了帝王的统治权柄。上帝,或上天作为所有神祇的领袖,是帝王统治的“天命”的来源,上帝给予有德行的帝王天命,亦可以收回失德者的天命。对于后者,上天先以天灾或各种战争和自然异象作为警告。如果他仍不改过,上天就将天命赋予另一贤人或王子。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拜祭上天。因此周人的崇拜将自然界、过往的社会(历史、先人)以及现今社会结合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

帝王,作为上天的儿子——天子,视这些崇拜为他主要的职务,而他自己亦成了国民崇敬的核心人物。帝王的这个崇拜上天的特权亦是它的权力与地位的来源。《礼记》很清楚地规定了天子在开战前及巡狩前要祭祀社稷坛,及每年四次按季节去祭祀太庙。所有帝王、诸侯、大夫、士庶等不同阶级的祭祀都有清楚的等级规定。

在《礼记》里孔子及他的门徒将周人的祭礼清楚地予以规条化。虽然传说中这部著作是完成于汉代,但它的主要思想在周朝已十分流行:

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和。

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

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礼记·祭义》)

括言之,祭祀乃孔子具体落实礼的办法。它成为治国之本,而孔子要求天子明白并且责成其官员按规定去组织推行。五种主要的礼包括朝礼、巡狩、祭礼、丧礼、乡饮酒礼。广义上,礼代表了德的推行及体现:“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礼记·经解》)

礼同时亦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人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并以此为基础,认为世俗的行为与自然界的事件往往互相影响。这些,《礼记》都很清楚地表示:“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礼记》并且将礼与阴阳,以及中国人世界观中某些数目的象征意义,对中国城市规划概念的影响,作更详细的交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生月。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朔。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本也。五聋六律十二管,还相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礼运》)。

因此,孔子认为古圣王都以自然规律为其律例的基础,他们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记,鬼神以为徒,礼义以为器。是以在周朝末年(约前700)已经存在一个十分成熟的中国人世界观。孔子的门徒,后世有称之为仪式主义者,成功地将它们串成传说、经典、规章和习俗,并以此为帝王行为的最高典范,对他的施政及统治态度,甚或如何规划城市,都有不可移易的重要影响。当汉朝在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帝国时(前206),皇帝被孔子门徒说服,接受了这套学说(它也包含了不少道家思想)为汉帝国文化的主要内涵,甚至采纳它为帝国的宗教,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这套中国人的世界观确立至今。当然汉儒对这套东西也有一些改动,以令它更为吸引人,使汉代及后代的帝王接受他们,同时令儒成为一个专业的阶层。他们通过这些手法影响了国家的管理,也使他们的学说影响全中国,包括有关城市规划的部分。韦比(Wright,1977:66)总结汉儒的学说为四点:①拟古主义;②建制主义;③集权主义;④道德主义。拟古主义将孔子理想化了的周朝制度定为真理及教条;建制主义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解释所有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现象;集权主义以帝王为人类世界及中国的中心,而中国则为世界的核心;最后,道德主义乃相信帝王有道德上的权责去统治,社会阶级在道德上需要正确,而经典则刊载了社会伦理上应有的道德规范。

括言之,传统的中国人世界观将自然与人类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维系在一个人的行为系统上,即帝王或天子身上的治国之道。这套儒家思想的一些主要元素通过帝王的祭礼以及他的首都的设计体现出来。后者明显地与他周期性的对自然界及先祖的祭祀有关,也和他的以维持和彰显他的统治的认受性、有效性和持续性的日常行为有关。作为中国国都的先行者或原始模式,“明堂”将传统王权统治的一些要求及目的体现出来,成为日后中国城市规划的奠基模式。文福(Mumford,1961)提出过被认为是大胆的假设,“在城市的发展中,帝王处于核心的位置”,其实它是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详细的记载得以印证的,而“明堂”就是帝王出现前的古代圣人的居所。这就是儒家学说如何影响传统的中国国都设计的实质。我们会在下面作进一步的探究。“明堂”:中国国都的雏形

属希(Soothill,1951)对早期中国帝王之术的研究,显示它和奠定中国人世界观的天象学有密切关系。它同时和被称为“明堂”的一组建筑有关。明堂者,使事物得以明晰之所也。事实上明堂是先圣王与上帝沟通的场所,在那里他们仰观星象,并对上天、鬼神、祖先等进行祭祀。通过这些观察、分析和领会,圣王在那里订定重要的国策和推行措施,并且向外发布命令。因此明堂实际是初期政府施政的地方:

这个皇家观天象设施,似乎由早期观星者的简陋茅屋,逐渐成为吸引不同部落,并将它们融汇成为一个帝国的媒介。由该小屋揭示的有关上天、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讯息,使它拥有无上的权威,成为成长中国家的宗教与行政中心(Soothill,1951:8~9)。

中国的北方是先民较早形成国家雏形的地方,它的地理背景,使天象学对早期圣王的出现显得重要。与赤道地区不一样,中国北方并没有浓密的原始森林或乌云密布的惯常现象。在中国北方,千百年来人们都可以不时看到广阔清朗的夜空。北方亦长期饱受黄河河谷泛滥与干旱的威胁。地面上的困厄,使人的眼界自然而然地移向星空,向天象找寻预示以估计未来的变化。明堂是圣王发迹之所,他的预言和有效的政策指示,印证了他是人民的真正领袖。它标志着宇宙中存在既定的规律,而人类的最重要行为是理解这些规律及跟从它们的时空变化,以达到与这些规律和谐共处。圣王之所以成为圣王乃他有能力把这些自然规律具体表现在个人行为与具体行政指令之中,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联系,并因此受拥戴而成为人民的统治者及导师。

早期的明堂地处僻静的位置,而且相信只是间小茅房,在那里圣王可以不受干扰地仰观星象及与上天沟通。然而它当时的具体规划与背后的原则已经不大明确。17世纪时完成的《明堂大道录》及《图书集成》,为我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指引。它们说明堂最初由神农氏(公元前2736~公元前2705年),即一位远古圣王,依据第一位圣王伏羲(终于公元前2852年)的《八卦》而建成。这个最早的有具体规划的明堂作八角形,状似《易经》的八卦。其后的圣王如黄帝、尧、舜以至夏、商、周各朝的帝王都建有明堂(Soothill,1951:70)。传说,在黄帝以前,明堂是建在空旷的郊野,但非常接近圣王的居所。它以茅草为顶,四面没有墙,但风雨不侵,寒暑亦不能加害之。它在郊区的位置可能是便于清晰地观看天象。茅屋的四周有一泓静水围绕,以反映星月的光辉。在周代,据说明堂位于皇宫南面三至七里之遥,大约与现今北京紫禁城南之天坛及先农坛的位置差不多。

早期的明堂大概只是部落中智者的茅屋,但其后变成圣王观天象、定四时以及奉行礼节、求雨、宣告战争或和平之处。后代明堂的结构有一定的演变,但其中间部分仍保持当时的茅草顶盖。最初的明堂相信是一个单房间的结构,中间部分用作观星象的天文台,其余按不同季节和方位分为八个部分,以供祭祀之用。在黄帝时代,明堂的模样改变了,由五个房间或小屋组成,中间是个中央大堂,旁为四个偏殿。黄帝并指派专人观星象和天气,以厘定历法。周朝的明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五间屋变成了九间屋,分别代表指南针的八个主方位及中央共九个方位,为每月的祭礼提供了场所以及更准确的方位。《汉书》记录了最详尽的明堂图则,它记录了汉武帝的大臣奉高发现了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明堂真实图则。在此基础上武帝建成了他的明堂:

中间是个没有墙的大殿,用茅草盖成。大殿有水道与围墙外的圜水连在一起,水上是条双引道。明堂有第二层,由西南门进入,上层名曰昆仑,天子进入上层以崇拜和祭祀上帝。围墙上有四门,圜水在门之外。水是圆形的,像块大型的璧,因此这水沟,或叫雍、璧雍,或称玉带沟。上层亦名观宇台或昆仑,以祭祀上帝(Soothill,1951:85。有关它的布局和外貌见图1-1及图1-2)。图1-1 西安发掘出的汉代明堂平面图图1-2 汉长安明堂建筑总体复原图

上述的描述大概反映出明堂在周朝的发展高峰。当时它因为种种的不同功能而被赋予不同的别名。在《颍容春秋释例》中有如下的记载:

大庙(明堂)有八种不同的名字,但结构相同。因为它地处偏僻而幽静,名为清庙;因为各季节的祭礼以及各先祖的排位,它又称为大神殿;因为对新月的公布及政令的颁布,它又称为明堂;因为举行射箭比赛以及对贵族长者的赡养,它又称为辟雍;因为对气象的观察以及卜吉,它又称为灵台;因为其四门楼上有四所学校,又称为太学。它的中央建筑称为大寺。总的来说,它被称作宫(Soothill,1951:82)。

从以上引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首先,明堂是施政、国家宗教、教育和科学的所在地。相类的功能可以从《明堂大道录》得到印证。

明堂,天子的大庙,或称太庙,用以褅祭皇室的祖宗,其中又摆放一些给先人的祭品,称为宗祠;其他如春秋两次接见外使,或称朝觐;天子恭耕圣田;对老人及退伍兵士官员的赡养;功勋的颁给;箭艺比赛;接受战俘;厘定历法;观察云雨气象;宣告新月的出现及颁布政令等。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在这结构之内进行。因此它是最高指示的大殿,或皇宫(Soothill,1951:69~70)。

其次,以上两段所引最后都总结明堂为“皇宫”或“宫”,这促使我们认为明堂是后世天子所居及日常施政的皇宫的起源。清初顾炎武(1613~1682)的作品曾广引其他古书以证明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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