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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满堂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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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细节试读：

自序

我长年在高校从事社会学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每届社会学新生报到后，在做专业介绍时，一定要给刚刚步入社会学殿堂的大学生们解释什么是社会学，以及什么是社会。我对一些教科书将社会定义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感到并不满意。从词源上来看，社会是有共同信仰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共同的信仰”在社会形成中具有决定作用。因为“社”是“村社”“村庙”的意思，是开展信仰的场所。社会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也激发了我对什么是社会的一些思考，再加上平时在报纸杂志发表的一些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短文，于是缀成《社会的细节》这本小书。

当前中央政府非常强调社会建设，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新名词与新兴事物不断出现，如社工（社会作者）、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这对社会科学知识普及提出了新要求。如十年前，很多地方领导干部对什么是“社会工作者”理解不到位，甚至将“社工”与“义工”“志愿者”混为一谈。经过学科与业界的多年宣传普及，很多人已知道“社工”是什么了，但对“社工”的专业准入制度认识仍然存在不足。中央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但有关鼓励政策在地方政府比较难落足，这源于地方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认识不到位。例如社会公益类服务组织免税问题迟迟未得到落实。我曾领办一家民办社工机构，与地方财政、税务部门有过交涉，他们认为，民办社工机构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如同民办医院、民办学校，营业税不能免，如果是社会团体则可以考虑。民办医院与民办学校可以向服务对象直接收费，社会工作机构则是提供免费服务，由第三方付费，这是本质差别，但是政府部门没有理解到这其中的具体差别。针对人们对常见的社会现象与社会政策理解的误区或偏差，我喜欢写一些短评，见诸《福建日报》《中国民族报》《南方周末》《中国社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报纸，其中以《福建日报》最多，本人早在十年前就应邀在《福建日报》开设专栏，从事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宣传工作。如有关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乡村建设、农民工工资等系列文章就在《福建日报》“专家视线”栏目中刊出。

本书涉及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问题较多，这或许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有关系。我主要从事农民工与福建村庙研究，在研究福建村庙时，注意到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相关，村庙也可以成为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文化资源。很多村庙由乡村老年协会代为管理，老年协会的活动中心就设在村庙或祠堂里，由此，本人又从村庙关注到乡村老年协会，以及福建的祠堂文化。2008～2015年，为研究农民工问题，我申请到泉州市南安成功科技园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兼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顾问，前后近七年，由此也关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相关文章曾刊载于企业自办的报刊上。2013年2月，我带头领办福州市榕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这个民办社工机构承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将一些理念付诸实践。在此过程中，我与政府及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也获得了一些议题素材，如社工机构推动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等。

有些议题不是来自工作经验，而是来自省内外新闻媒体界朋友的邀约。媒体界的朋友经常就一些社会问题让我点评，我报着乐于助人的态度积极予以相助。私下想，这也是扩大社会学专业影响的好时机。尽管有些话题不在我平时的研究领域，但我尽力在研究的基础上给予回复，对有价值的议题，有时会在回复的基础上形成较全面的评论，这就是有些议题的选题缘由。

人类社会非常繁杂，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学作为以研究社会为志业的学科，其研究内容与领域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之中。我不揣浅陋，结集出版《社会的细节》，希望有助于人们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多指正。甘满堂2016年9月1日于福州西河之滨

社会与社会建设

社会是什么

在西方，英语“society”和法语“scciete”均源出于拉丁语“socius”一词，意为伙伴。日本学者在明治年间最先将英文“society”一词译为汉字“社会”，强调社会是指由同一种信仰、文化或认同的人所构成的人类群体。日本有很多民间神社，很多村落是以神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在日本也有很崇高的地位。日本的公司企业通常被称为“会社”，也突出了信仰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中国近代时期，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日本比中国先行一步，译介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后，中国学者就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日本学者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时，通常用汉字，以示典雅。因此，很多现代汉语新名词就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近代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本社会学著作时，袭用此词，中文的“社会”一词才有了现代通用的含义。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译成中文时，将“社会学”译成“群学”，将“社会”与“群”相对应，社会就是人类生活群体。“群”本意是君从羊。“君”本义为“管事人”“干事”，引申义为“地方主事人”；“羊”指某一地方的居民。“君”与“羊”联合起来表示“有君长的地方”“有君长的人民团体”。严复用群来代指社会，是因为“群”在汉语典籍中有特殊意义，荀子在其《荀子·王制》中对群有特别的讨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的意思是，人的力量不如牛，奔跑的速度不如马，但可以役使牛马，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有组织合作的能力，而牛马不能。为何人能组织合作？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名分，另外还有规则。组织合作加上规则，就可以团结，团结产生集体，集体力量大，力量大则强盛，就可以胜过万物。荀子在这里强调人类之所以强大，并不在于人多，而在于其能团结合作。“社会学”概念引进到中国，代替了“群学”，成为常用词。笔者在此觉得“社会学”比“群学”的内涵更为丰富。日本人将英语“society”译为“社会”，突出了人类生活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宗教信仰文化的重要性。人类早期的聚会活动都同神灵、祭祀有关，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的特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维科在其名著《新科学》中试图提供一种人类行为的普遍解释。维科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灵在于其“文化力”的能力。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尽管是分别创造起来的，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甚远，却都保持着下列三种习俗：（1）它们都有某种宗教信仰，尽管是非常原始的宗教信仰；（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都有葬礼仪式。人类社会“都是最虔诚地遵守这三种制度，以免使世界又回到野兽般的野蛮状态”。可见信仰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群体维护的重要性。

自有人类社会，人类就有宗教信仰，国家形成后，就有共同的文化制度作为基础。宗教信仰如同人类一样古老。科学主义一直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终将会消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人类社会离不开宗教信仰。如果说宗教信仰会有消亡的那一天，那一天也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后一天。现代国家之中也有宣布消灭宗教或禁止一切宗教信仰活动的。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新型宗教，如某某主义，替代传统宗教而已。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认为，现代国家整合主要靠国家主义理论、仪式与符号，这种为使民族国家的具体经验富有神圣的普遍意义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强大的信仰、符号和仪式等，可称之“公民宗教”，它是把公民个人的社会角色与终极存在及意义联系起来的信仰、仪式及象征的体系。美国建国后一些总统的就职演说，美国公民对美国国旗、美国梦、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民族英雄的崇拜等现象，都是美国公民宗教存在的表现形式。公民宗教与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均不同，它发挥了国家与教会都没有的特殊的宗教功能。尤其在现代社会，它成为传统宗教的补充，成为奉献乃至献身的动力。它从超验的角度确定民族的目标，并成为民族的巨大内聚力。社会是拥有共同信仰的人类群体，现代社会不仅需要有成文的法律制度，也需要非成文的道德信仰，道德信仰是一种软约束，宗教则为这种软约束提供信仰支撑，这样社会才能更好地运转。

人类社会发展建立在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社会制度文化保证了这种分工与合作的有效进行。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中经常有社会性动物的介绍，大的动物如大象、狮子、野牛等，小的动物如蚂蚁等。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过着群住的生活，共同捕猎与防御入侵者。一些食肉动物因集体行动，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如非洲鬣狗群可以捕食体型比自己大得多的角马、羚羊、野牛等食草动物，甚至可以从百兽之王——狮子口中夺食。动物群体内部也有较严密的分工，最典型就是白蚁，白蚁群内有蚁后、工蚁与兵蚁之分。蚁后的职责就是繁殖，群体内的所有白蚁都是它的孩子。兵蚁与工蚁的职责分别是兵蚁防卫蚁穴安全，工蚁则负责采集食物、照顾蚁后与幼蚁、维护蚁巢清洁等。兵蚁与工蚁都牺牲了繁殖功能，都是没有性别的蚂蚁。这种群体内部严密的分工合作，造就了白蚁群体的强大，白蚁在温带与热带地区都广为分布。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最大的区别是，人类还会思考，可以通过分工与合作不断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但动物没有这种思维创新能力。

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强调人类个体生存是无法离开群体，如家庭、学校、公司、社会组织、军队等的。人类个体有比动物更长的婴儿期，在初民社会一个人至少在14岁后才算成年，在现代社会则更长。如果离开家庭的照料，婴儿将无法长大成人。

许烺光（1909～1999年）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中对中国、印度、美国三大国家的社会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模式。宗族种姓俱乐部就是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广阔地带的人类社会集团，以区别于所谓“初次集团”，即家庭。许烺光认为，“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人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宗族，印度教徒最重要的集团是种姓，美国人最重要的集团是俱乐部”。美国的俱乐部组织主要是各类非政府组织，最多的是宗教组织，此外是各类公益社团，如基金会等，体现自由结社精神。西方人并没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而这在中国则非常强，家族制度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印度主要是依据种姓制度将居民分成五大类几千个亚种姓群体，不同群体享有不同权利与义务，世代继续，终生不变，造成先天的不平等。印度现在是民主国家，但种姓制度是印度教教义所规定的，这使不同种族之间的权利平等改革进程变得特别缓慢。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组织无疑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政府只设到县级的情况下，县以下主要靠乡绅自治，所谓“长老统治”。中国乡村多是聚族而居的村落，一个大的宗族，通常由族长作为最高政治领袖，祠堂则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同时也是家族办公的地方，族内会议通常在祠堂召开，族学开设在祠堂里。另外家族也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就是族田，为宗族活动提供经济支持。此外，还有族谱与家规等书面文献，为宗族提供历史记载，家规也是族内法规，需要家族人共同遵守。敬祖收宗，团结族人，对经济比较困难的族人提供周济，使他们能渡过困难。

现代社会中，乡村仍然是熟人社会，宗族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但城市则是陌生社会，城市小区只是人们生活的场所，职业活动多在其他地方进行。这种分离，造成城市社区人与人之间联系并不密切，人们更多依靠业缘与趣缘结成关系。职业单位是人们第一依靠的组织，此外就是各种社区非营利组织。美国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的特征就是城市具有三种生态学上的特质，即众多人口、高密度、异质性。在个人层面上，城市人通常是作为高度分化的角色相遇的，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们常感到孤立无援。在社会层面上，经济竞争与劳动分工使人们之间的社会生活发生分离，容易引起家庭、朋友、邻里等首属群体的削弱，社会秩序将出现混乱甚至“社会解组”。

说到“社会”，不能不提“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在当代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列。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将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4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广为流传。这种思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看到财产私有化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进而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人们想通过财产公有来解决这些问题。世界社会主义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三大流派：一是科学社会主义，又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三是国家社会主义，又称“拉萨尔主义”。这三者的目标基本相同，但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通过暴力革命，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民主制度，通过议会民主的形式，将工人阶级政党推选为执政党，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由拉萨尔提出来的，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改革而建成。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做了科学解释，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主义社会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周期性危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它是消灭了剥削与贫穷的社会，它也是一种人与人间关系相对平等的社会。在理论上看，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常理想的社会，但通过多个国家多年的社会实践发现，其也存在问题。

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成的国家，实行非常纯粹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解决不了社会活力问题。苏联在1989年解体，与此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巨变。俄罗斯在继承苏联大部分国土与社会经济遗产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运动，引入市场经济，准许私人企业发展，发挥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使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但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很多，如贫富分化、社会失信等。这些社会问题也需要通过社会建设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建设与社会组织

社会建设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与政府继“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之后提出的第五项建设内容，体现党与政府对社会建设的重视，并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重点是加强社会建设，那么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对经济建设大家比较好理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必然要有效率，否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难以生存，简单地说就是质量好，同时价格较优惠。社会建设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社会建设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这里的社会组织，广义上包括经济组织，狭义上就是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由于各国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方面存在不同，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称谓：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门）、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等。与政府、企业相区别，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社会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中国社会组织的类别从法律上讲，分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从服务内容来看，可分为工商服务业类、科技研究类、教育类、卫生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体育类、生态环境类、法律类、宗教类、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等。

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政府组织共同构建了现代国家三元社会结构体系，良好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步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变成工业化国家，但日本社会总体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在英美国家看到工人大罢工，劳资冲突非常激烈，如工业运动史上的大罢工，都发生在美国、英国与法国。究其原因，日本企业发明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为日本产业工人提供了非常稳定的就业与生活环境，这也造就了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这种雇佣制度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员工如果在一家公司长期工作，他的工资将会随着工龄的增长而不断地提高。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这个体系有利于特殊技能和人力资源的积蓄，也能促进企业通过人力资源优势，在增加企业技术储备的同时，不断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很低，组织性很差。一旦拥有了现代工业，学会了竞争，官僚机构也会变得高效起来。”正是日本公司教会了人们守时、高效和不屈不挠，提高了日本大众的生活水平，也让日本社会更富有组织性，办事更为有效率。美国经济社会强盛繁荣，除发达的经济组织之外，还有庞大的非政府组织有效维护了个体的利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注意到美国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拥有发达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结社，美国人所特有的自由、自主、互助、结社、民主的精神得到发扬。截至2001年，美国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600万个，深入各行各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工作人员超过1000万人。有调查显示，有49%的美国公民每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非营利的慈善活动，其志愿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约合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中，宗教性的慈善服务组织、社区互助和公益服务组织、慈善救济基金会、联合劝募组织等，是影响大且很有特色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很多大型基金会在全球开展活动，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

社会组织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当前中国社会问题频发，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传统的思路是：增加机构，如解决食品问题就建立食品安全办公室，有机构当然就要有编制、人员与经费。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有可能产生自我利益，如果外部监管不到位，他们的自我利益就会无限膨胀，很快就与其当初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政府的责任不是包办一切，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需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担当监督员的角色。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当鼓励消费者组织来监督。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指出：“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社会民间组织、社团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国家比较发达，发挥着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功能，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因为各种原因，我国现在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还比较少，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利的。但现在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还是政府，仅仅靠民间力量是不行的。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要靠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带动，靠“无形的手”的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

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针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当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政府应当管理得更少一点。但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城乡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应是“大政府大社会”，政府功能仍要强大，同时社会组织也要高度发展。目前，决策部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以承接政府有关公共服务外包；但另一方面，又担心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政府难以控制。实际上，只要加强引导与监管，社会组织将会发挥更多的正效应，那种担心则是多余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政府效率成为政府改革的迫切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基本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承担了很多应由其他部门承担的社会职能，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决定，并就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做了具体的政策布置。为此，政府通过向社会放权，大力培育各种类别的社会组织，降低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让社会民众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在城乡社区自治层面，要激发社区内各种组织的活力，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局面。另外，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与企业承接政府公共服务。2013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十二五”时期，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在各地逐步推开，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初步形成，相关制度法规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目标是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制度。各省市区在2014年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案，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等。政府向承接主体购买服务是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有其独特优势。社会组织承接服务，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回应服务对象的异质化需求。社会组织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可以利用社群机制，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形成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此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接受私人捐赠、号召志愿服务等方式调动更多社会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社会组织扎根基层，最初理念和政府满足公共服务需求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多元的、专业的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在购买社会公益服务中应将其视为主要合作对象。

在政府放宽注册登记条件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许多新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其自身人力资源与服务经验储备、外部资源获取能力等都较有限，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导致其在承接政府服务转移过程中，存在难以承接政府转移服务或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采取多种策略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如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项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方式，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此外，还应按照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原则，逐步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在购买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在购买服务过程中，要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一批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截至2015年底，在福建省只有不到10%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免税资格，导致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被重复征税，这让本来就资金紧张的社会组织备感压力。另外，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资金拨付程序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设计，如拨付周期长，拨款复核程序繁杂、拖沓，出现项目完成时间已过，但资金却还没有完全支付到位等情况，严重影响项目完成质量，也容易导致社会组织拖欠工作人员工资等问题的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希望相关政府部门予以重视，并改进。

从定量比较角度看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现代社会组织，也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其发展可以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服务的不足，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以承接社会服务。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则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提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此四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不必按以前那样要求有主管单位才可以申请登记。在此精神的指导下，本文试将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情况与全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以评估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以及存在的不足。一 2012～2014年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据福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福建省社会组织总量为18603个，2013年为20063个，2013年比2012年增长7.85%；2014年福建省社会组织总量为22884个，比2013年增长14.06%，是上一个年度增长速度的近2倍。在社会组织的三类组织中，基金会增长速度最快，2012年为137个，2013年为162个，2014年则快速增长到197个，2014年比2013年增长21.60%；其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2014年比2013年增长了15.72%；最后是社会团体，2014年比2013年增长13.08%（见表1）。由此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家有关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政策鼓励下，福建省社会组织获得较快增长。表1 2012～2014年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统计

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来看，2012～2014年福建省社会团体数量占社会组织总数都在64%以上，民办非企业单位占总数的33%以上，基金会数量占总数均不足1%。社会团体占绝对多数，约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的2倍。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呈现社会团体一家独大的局面。从增长趋势来看，基金会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类的社会组织增长速度较快，都超过社会团体的增长速度。社会团体是公民自愿组成的、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学术性、行业性、专业性和联合性四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所从事的行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等。由于民办非企业单位能向社会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并能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因此，从社会需求层面来看，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需求量大。在当前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工作中，特别要鼓励民办非企业单位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二 福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比较

为了评估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本文选取2013年度全国与福建省社会组织数据进行比较，将全国社会组织数据除以31（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数据来自大陆31个省市区），作为全国省市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平均状况（见表2）。表2 2013年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全国社会组织平均发展水平比较

从表2来看，全国社会组织平均发展水平为：社会团体9322个，民办非企业单位8225个，基金会115个。从社会组织内部结构来看，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相差不大，前者只比后者约多3%。福建社会组织与全国社会组织相比较，数量上，福建省社会团体与基金会的拥有量相对较高，分别高过全国平均水平39.11%与40.87%，但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则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15.70%。在社会团体结构上，福建省社会团体数量比民办非企业单位多，前者将近是后者的2倍，这反映福建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与基金会发展情况较好，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相对不足。

福建省基金会表现抢眼，2015年最新数据显示，福建省基金会数量为203家，总数居全国第7位，拥有基金会最多的广东省，其基金会数量相当于福建的3倍。从资金来看，福建省基金会资金总量为474978万元，位列全国第6位；平均每一个基金会拥有的资金数量为2339万元，位列全国第5位，超过基金会总数最多的广东省（见表3）。因此，从总体来看，福建省基金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基金会主要是为社会公共事业筹措资金，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动机”，基金会数量多，资金多，必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表3 全国省市区基金会总量排名前十位情况续表

从增长水平来看，选择2012年与2013年两年数据进行比较。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一共约有499000个，到了2013年增到547549个，增幅为9.6%。同年度，福建省社会组织增长率为7.85%，低于全国增长水平。从三类社会组织增长率来看，福建省基金会增长率略高过全国水平，但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增长率都略低于全国增长水平（见表4）。笔者从福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获得了2014年福建省社会组织数据，福建省三类社会组织2014年的增长率已达到两位数，至少能反映出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速度已赶上全国平均水平。社会团体方面，笔者选取2013年全国数据与2014年福建省数据进行比较。2013年全国社会团体的增幅为6.6%，2014年福建省社会团体的增幅为13.08%，增长速度将近是全国水平的2倍；全国民办非企业2013年度增幅为13.1%，福建省2014年度的增幅为15.70%，比全国水平约高2.6%；全国基金会2013年度增幅为17.2%，福建省2014年度增幅为21.60%，也比全国增长速度快（见表1与表4）。表4 福建省社会组织增长速度与全国水平比较续表三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福建省社会组织2012～2014年的数据与全国社会组织发展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增长的态势来看，福建省社会组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增长速度较快，2014年比2013年增长14.06%，而2013年比2012年只增长7.85%。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社会团体占社会组织的64%以上，将近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2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福建省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之间发展不均衡，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福建省基金会发展表现较好，基金会数量、资金总量与资金平均拥有量都位居全国的前列。

在当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鼓励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转移的大背景下，针对福建省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福建省还需要加大鼓励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发展的力度，如民办养老机构、民办社工机构等都是当前社会特别需要的，需要特别支持其发展。福建省各级社会组织管理部门需要利用好国家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与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社会政策，探索建立简便易行的登记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展直接登记范围；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财政力度，采取多种社会政策以支持民办非企业单位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创建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分析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都强调要节约用水，建立节水型社会。如何创建节水型社会？很多人以为这是某些政府部门或用水单位的事，这个理解是不完全正确的。水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社会上每个人每天都要用水，因此，创建节水型社会不仅仅需要政府部门、用水单位参与，而且需要全民参与。全民参与节水需要解决社会组织与推动机制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创建节水型社会就无法落到实处。一 什么是节水型社会

根据国务院及水利部相关的水资源文件，所谓节水型社会应当是全社会的民众都有自觉的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的意识，在使用水资源的过程中，努力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不浪费、不污染水资源。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水资源的使用者，工农生产更是离不开水资源。因此，创建节水型社会需要全民参与。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应当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部分。

创建节水型社会是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国策，它是当代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水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种基础性自然资源之一，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又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我国是水资源短缺非常严重的国家，同时水浪费与水污染现象又非常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不实施节水战略，将是一个重大失误。无论是缺水地区还是水资源相对丰富地区，都要建设节水型社会。节水方针与节约能源的方针是一样的，是一种积极的、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国策，而非缺水所逼出来的权宜之计。

创建节水型社会还必须同保护水资源环境相结合，树立环保观念。目前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污染、水资源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因此，节水与环保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单纯强调节水只是治标不治本。创建节水型社会，要求我们在水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要坚持人与水和谐相处及环保观，坚持推进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治水中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在防止水对人的侵害的同时，特别注意防止人对水的侵害，减少对水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创建节水型社会需要对用水情况进行量化比较。社会指标体系是进行社会测量、社会预测的手段。编制节水型社会指标体系就可以指导全社会如何节水，什么才是节水，达到什么目标才算是节水社会等。编制社会节水指标体系要参考节水先进国家的经验与技术标准。节水社会的指标体系应分为四个部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指标体系、城市服务业与公用事业用水指标体系、农业生产用水指标体系（特别是北方灌区农业）、工业生产用水指标体系。二 创建节水型社会需要全民参与1.全民参与节水的必要性

全民参与节水型社会的创建，不仅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需的。水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水资源的使用者，因此，创建节水型社会需要全民参与。另外，从公共物品的可持续利用角度来看，全民参与也是必需的。水资源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公地悲剧”与“搭便车”问题，即人们在使用公共物品时，往往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珍惜公共资源。随意地使用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或枯竭。如在河流的上游随意扩大取水量，会导致河流下游无水；乡镇企业为了追求经济目标对超标排放的污水不治理，会加重环境污染；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社会个体的理性而导致的集体无理性，从而浪费公共资源，使之面临枯竭的可能。面对公共物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公地悲剧”与“搭便车”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认为，解决之道是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动；是合作，而不是孤立；是奉献，而不是索取。

社会参与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中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是，公众广泛地参与决策。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求各个阶层、各类群体的社会成员均积极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不论其身份、地位和职业如何，都是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都应以适当的方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2.树立水危机意识，培养公民自觉节水的道德意识

建立节水型社会，需要全民参与，迫切需要社会民众对中国水情有基本了解，树立一种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将水问题的严峻性上升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考虑，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迫在眉睫的事。应当通过媒介宣传或教育体制，将中国水危机的现状告诉每个公民，使公民树立对水的忧患意识，培养公民自觉节水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爱护水资源、节约用水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开展全国性节水运动，且要常抓不懈，在这里，韩国经验值得借鉴。韩国政府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全国节水日，全国上下举行相关活动，宣传“爱水就是爱国”的理念，并聘请专家讲解有关水的知识，介绍韩国水资源面临的问题，推广节约用水的有效办法。此外，对于破坏环境及污染水资源的行为，韩国电视报纸等媒体也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中国也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节水日，介绍中国水资源所面临的问题，培养公民自觉的节水意识，将爱水与爱国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自觉节水的意识贯彻到每个公民的思想观念之中。3.全民参与节水的社会组织机制

全民参与节水行动，涉及如何组织参与的问题。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组织中，利用社会组织进行动员能较好地解决参与问题。社会组织可分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涉水的正式组织包括政府涉水管理部门、社会用水单位，另外还包括水利科研部门及新闻传媒等。政府涉水管理部门，如水利、环保等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相关节水政策、制定节水标准，监督社会企业事业单位与农业生产用水情况。政府部门应当鼓励节水先进单位，处罚浪费水资源的单位，担当好节水型社会的指导者与裁判者的角色。社会用水单位要严格执行用水指标，节约用水，且污水要达标排放。水利科研部门等应为节水提供技术支持，走技术型社会节水之路。新闻传媒要积极配合，为创建节水型社会提供社会舆论支持。

非正式组织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又称“非营利部门”，它们主要是指民间各类环保组织、农村灌区用水者协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它是非强制、非等级和非利润取向的网络型组织。由于自身的一些独特性质，非正式组织能弥补市场与国家的一些缺陷，并在社会发展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非政府组织是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中国从事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发展之中，未来必将在环保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非正式组织是推动民间节水与水资源环保工作的重要力量，也可以对正式组织的参与问题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因此，创建节水型社会要利用民间非正式组织的力量，搞好民间的节水行动。三 创建节水型社会指标体系，提高用水效率

创建节水型社会需要对用水情况进行量化比较，并创建节水型社会指标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全民节水运动。节水型社会的指标体系应分为四个部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指标体系、城市服务业与公用事业用水指标体系、农业生产用水指标体系（特别是北方灌区农业）、工业生产用水指标体系。

编制社会节水指标体系要参考节水先进国家的经验与技术标准，节水不等于降低用水量，而是提高用水的效率。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将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生产用水会不断增长；随着城市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习惯的改善，生活用水也会较快增长。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用水量的绝对减少作为节水型社会的评价指标，关键是用水效率和效益，以更小的用水量增加支持更大的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单位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水耗是美国的4倍，是日本的11倍，节水潜力巨大。

提高用水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首先要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就是要及时把适量的水配置到合适的区域和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低收入国家中农业用水、其他产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比例是91：5：4；中等收入国家是69：18：13；高收入国家是39：47：14。由于农业的收入弹性低、生产率上升率低、附加价值低，要提高用水效益，就要逐步减少农业用水比例，提高工业用水的比例。其次，要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品和服务的用水量。要在结构效率和产品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用水效率的提高。最后，要积极治理水污染，增加水的重复使用率，将节水与水污染治理密切结合。因此，节水型社会建设强调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应采取优化配置水资源、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防治水污染、开发非传统水源等措施。

总之，我们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节水型社会建设，该节水就节水，该开源就开源，而不是就节水论节水，关键是提高全社会的用水效率和效益。四 节水型社会的推进机制

如何将节水行动变为社会群体和个体的自觉行动呢？这里需要解决推进机制问题。一般来说，刺激社会经济主体个体采取自觉的行动主要有三种方法：政府行政手段、市场经济手段与社会激励手段。在创建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中，离不开这三种手段，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应当形成一套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辅以行政手段与社会激励，使节水成为企业与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水是一种商品，在管理水资源时应当主要利用市场经济手段，但水同时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加以统一管理，因此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常出现，而社会激励是对二者必要的补充。三者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节水型社会的推进机制。1.政府行政机制

中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致使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因此，必须改变轻管理的现状，切实建立有效的、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制定和完善科学的用水定额和指标评价体系，特别是要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利管理体制，采取有效的技术经济措施，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节约和保护，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水资源供需平衡。国内外实践表明，城乡防洪、排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污水处理及回用等涉水事务归水务局进行统一管理，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对此，中国应当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管水经验——成立水务局是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重要措施，也可以说是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体制方面的一大创新。

在治水节水过程中，要体现现代法制精神，要加强相关的水事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水节水。目前我国已制定多部关于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法律与法规，但执行情况不好，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一批严重污染水资源的企业给予关停。在节水方面，目前没有一套有效的节水型社会的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经济技术政策和宣传教育体系，因此首要任务是建立正式机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将节水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应加快出台《全国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节约用水和水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法》等一系列配套办法和法规，把高效、综合利用水资源工作纳入法制轨道。2.市场经济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的预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水资源供求关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利益的变化。因此，要建立促进全社会节水治污的机制，就要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来规范水资源供需关系变化时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使这种经济利益的变化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通过经济利益驱动形成节水与治理水污染的激励机制，使节水与治污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水权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推动节水的有效措施，目前这种分配水资源的措施正在全国推行。

实施水权交易制度，首先要明晰水权。稀缺资源配置的实质，就是对资源权利的安排。要使人们自觉地节约水、保护水，就要明晰水权，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市场经济中，水交易实质上是水权的交易，要通过市场配置水资源，也要明晰水权。其次，要实施水权管理，在水资源稀缺状态下，取得水权要付出代价，要交纳水资源费，要保护水权拥有者的权益。最后，培育和发展水市场。水权可以上市交易，即水权拥有者可以出让水权并获益。通过上述制度安排，水权拥有者可以通过提高用水效率将节约的水转让给其他用水户和将水权转让给更高效益的用途来获得收益，从而形成从微观上促进用水户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实现高效用水的节水激励机制和从宏观上优化用水结构、促使水资源从低效益的用途向高效益的用途转移的资源流动机制。

政府还应当积极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干预节水行动。除了建立水权制度，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基本管理制度，还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节水。具体包括通过征收水资源费把水环境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方面付出的代价计入价格；对有害于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活动征税；推行排污权交易；实行节水产品认证和市场准入制度；减少用水补贴；对节水技术开发和推广予以补贴；等等。实施上述政策，可以通过用水行为产生经济效果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企业的利润预期，能够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调整用水行为，从而引导水资源的重新配置。3.社会激励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主要是指社会舆论评价系统，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是指对积极参与节水行动的社会主体予以精神奖励，反向激励是指对“搭便车”的行为予以谴责。在推进政府与市场正式机制建设的同时，要注重社会激励机制的建设。

社会激励机制是相对于政府与市场的非正式机制，它依靠社会舆论、社会道德规范来约束社会主体的行为。社会激励机制依靠一组对他人行为的期望来约束人的行为，这些期望来自对游戏规则和行为是应受处罚或赞扬的共同理解，是建立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行为理念基础上的。以社会舆论与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社会激励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和正式规章的不足。其也可以在正式机制不存在，或无法使用，或不能发挥作用时，替代正式机制。一般而言，正式机制越完善，非正式机制的作用越明显。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正式机制是对非正式机制的补充，非正式机制因为有正式机制做后盾而十分有效。

发挥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还要大力培育人与水和谐相处的理念，树立水环境伦理观，发动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充分利用媒体传播信息，吸引全社会关注节水型社会建设，形成一种节约用水的社会风气和社会规范。建立非正式机制能够促使正式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未得到充分的发育，正式机制就不能产生所希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只有当节水意识深入人心，形成了有利于节水的社会规范、社会风气，才能建成真正社会意义上的节水型社会。

社会志愿服务也需要资金支持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人出自非个人义务或法律责任，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为改善与促进社会进步而提供的服务。当前中国民间志愿服务活动正在兴起，社会也需要志愿服务活动。当前许多社会弱势群体需要社会关爱与帮助，如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需要陪伴与照料，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需要城市专业人士支教，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也需要得到社会关爱服务，等等。现在志愿服务深入开展，需要常规化、专业化，需要更多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面临的问题是，关于志愿服务还没有立法，缺乏制度化的激励机制，特别是缺乏社会公益资金的支持。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志愿服务是无偿服务，那就不需要经费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志愿服务的误解。专业化、常规化的志愿服务都需要组织化运作，组织在运作时就需要成本。以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协会为例，协会要开展宣传、招募、培训等工作，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另外，为激励志愿者长期服务，给志愿服务人员提供交通费与餐费也是必要的。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已呈现专业化、全民化发展趋势，探究其志愿服务成熟的原因，与它们有关志愿服务的管理、培训与激励机制健全密切相关。我国台湾地区志愿服务开展也非常普遍，《台湾志愿服务法》明确规定，志愿服务运用单位应为志工（志愿服务者）办理意外事故保险，必要时，补助交通、用餐及特殊保险等经费。另外，法律还规定，志工服务达到一定小时数，可以进入风景区享受免费参观、替代兵役等。由于志愿服务的无偿性质，志愿服务的产出收益通常是其投入的十倍左右。对于由

社会工作

现在志愿服务机构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主办单位的拨款，如高校志愿者团体通常由学校拨款；二是来自社会募集；三是由政府购买服务，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中的志愿服务；四是组织内部募集，即志愿者成员捐助。现在国内开展志愿服务较好的城市多由政府购买服务，如深圳、广州、上海与北京等。对于福建省志愿服务活动而言，由于某种原因，政府部门还没有设立相关财政预算，政府购买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福建民间资源丰富，笔者觉得通过民间社会渠道募集资金是一条可行之路。在欧美发达国家，民间志愿服务资金通常由民间社会自行解决，民间组织之间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社会服务与福利水平的提高。有些非政府机构擅长筹集资金，如各类基金会组织，而有些机构则擅长于提供志愿服务，如社会志愿服务团体，两方面结合，可以极大地发挥民间组织服务社会的能量。国外各种基金会对于志愿服务机构的资助申请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配合，极大地激发了民间社会的活力。

对于民间志愿团体而言，应当想办法积极吸收社会公益资金的支持，设计比较好的公益服务项目，然后请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公司或个人通过省市慈善总会定向捐助，这种捐款可获得减税待遇。民间志愿团体要有好的公信力与服务能力，要让捐助者知道机构志愿服务的具体收益，这样才能吸引民间人士的积极捐助。国内一些热心于公益慈善的组织与个人习惯于捐赠钱物，某些地方基金会的年度经费预算通常是应付救灾、济贫，但社会困难群体缺的不仅仅是钱物，更缺少发展的能力，而有效的志愿服务可以帮助这些困难群体提高发展能力，因此，捐助志愿服务往往比捐赠钱物更重要。公益基金也应当积极资助社会志愿团队开展经常性社会志愿服务。

社会公益组织之间共同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这是当事人三方都能获益的举措。对于捐助志愿服务的机构与个人而言，可以得到乐善好施的美名；对于被服务对象而言，他们得到社会志愿人士提供的服务，可以提高自己的发展能力；而对于志愿者而言，他们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同时，自己也获得锻炼，即“助人自助”。如青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可以了解社会、磨炼本领、增强热爱公益事业的意识，其提供的志愿服务本身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推动志愿服务深入开展，社会公益资金应当积极资助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同时需要制定一部《中国志愿服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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