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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1 12: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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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湜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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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后半生

俞平伯的后半生试读:

难以忘怀的1954年

1954年,对俞平伯而言,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但凡群众运动,动力自然是广大革命群众,对象虽是少数、百分之一二三、一小撮……但这次批判的可是《红楼梦研究》这本书中的错误思想,书的作者只是他一个人,书中的错误思想自然都出自他一个脑袋。虽然俞平伯也并不孤立,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胡适,批的是胡适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这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压力之大,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说这一年不寻常,似乎太一般化了点,可真是难以忘怀啊!

早在1949年1月26日,当时北平已是座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孤城,要逃走的反动派早已逃走,还想逃的,就是砍伐了天坛大树,修了城中飞机场,怕是也难以逃脱了。而被围在城中的老百姓,则早已在盼望解放军进城。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北平文化界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写了篇对实现全面和平的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十二天前提出的“和平解放北京八项条件”。在这篇书面意见上签名的共有三十余人,其中就有俞平伯。

1949年5月4日,正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前夕,《人民日报》的记者柏生登门访问了俞平伯——这位在“五四”时代就带头写白话文,努力创作白话诗的新诗人。诗人自然十分激动,柏生约他写纪念“五四”的文章,他一口答应,并很快写出。这就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充满激情及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文章《回顾与前瞻》。

5月17日,俞平伯又写了题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些问题》的文章,文中就“如何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作品”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出自他肺腑的真情实感,说明他因解放,再一次焕发出五四运动时的那种活力与激情,真有在人民翻身的日子里,好好为工农兵们多写些他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的愿望与决心。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当时北平已解放,并正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俞平伯为获得解放而感激解放者——中国共产党,更为中国共产党即将缔造新中国而由衷地高兴。那天傍晚,在先农坛体育场——这是国民党时代留给北平的最大的群众会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俞平伯有幸能参加这次群众性的大会,心情非常激动。他作为群众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等待着大会的召开。天虽然闷热,天气预报又说“有阵雨”,但俞平伯怀着一团火似的激情,哪还顾什么雨湿衣衫,只是如饥似渴地在听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来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和史无前例的奋斗史。大会中间,雨果然来了,而且一阵急雨之后,又加添了更急更大的一阵风雨,但年近半百的俞平伯,和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小伙子们坐在一起,丝毫不为风雨所动。突然停了电,全场一片漆黑,会场也丝毫不乱……这一切的一切,都增添了俞平伯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他为了直接表露参加这次大会的激动心情,回家后连夜构思出一首六十多行的白话诗,题为《七月一日红旗的雨》。这首诗今日读来仍令人感到他当时那片赤诚的心有多么可爱,他是多么愿意永远跟着时代的脚步,并且永远为这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而讴歌。诗中写道:……都来听听这二十八年奋斗史吧!可歌可泣。怎么样从艰危里锻炼出坚贞,怎么样从苦难里孕育着光明,我们不久将亲眼看到,这中华人民新国的诞生。……我深深体认到群众的庄严的秩序和那高度的觉醒。虽是沉默啊!比呼喊还要响哩。确信“大时代”真快到了,迈开了第一步的万里长征。怎么会到如梦的会场来呢?怎么会生活在全新的国度里呢?这是一世纪来所没有的,这是半世纪来所没有经识过的,我不觉得,我还在这古老的北平。

这里不难看出,“五四”时代写白话诗的火焰,被苦难多艰的抗战与三年内战磨难几乎扑得已成死灰,而就在这一次浇灌着风雨的群众大会上,死灰竟又复燃了起来。可见群众的力量有多大,融入群众中的俞平伯心情有多么舒畅。他是多么盼望新中国早日诞生,盼望他的文学研究事业,其中主要的是他的《红楼梦》研究,在新中国能够得到新生,有一个新发展,能跨上一个新台阶。

俞平伯这样一位知名教授,一位具有相当影响的专家学者,在北平刚一解放,便能放下架子,想到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说,他是认真跟着共产党走的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

7月11日,这首《七月一日红旗的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俞平伯十分高兴。

本来,新旧体诗对他来说是兼擅的。旧体是他的童子功,从他的曾祖父俞樾(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到他的父亲俞陛云(字阶青),直至他的两位胞姐俞琎(字佩瑗)、俞珉(字佩珣),都是他旧体诗词的老师,所以他这方面的功底自然比一般人要深厚得多。而俞平伯又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来临,带头改写白话新体诗的就有他,在这一新园地中耕耘得很有功绩,诗集就不止出了一本,而且都很有个性,很有特色。虽然情调有时灰暗些,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他在新思想新文化感召下的新探索;虽然有的诗诗味差一些,但他总是在破旧立新!至今要谈论“五四”时代的新诗,总还不能不提到俞平伯。然而为什么后来他就很少写了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此处且不细说。个人的情绪虽然是主导方面,但在那个令人欣慰不起来的时代,频年战乱而又身处沦陷区北平,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1945年9月最后完成的那首著名长诗《遥夜闺思引》,长达七百四十二句、三百七十一韵,就是五言古体;1949年己丑元宵夜最后定稿完成的长诗《寒夜风城行》,是首亟盼寒夜早日过去的抒怀之作,也是用的旧体七古。两诗的题目中又都用了一个“夜”字,而且不是“遥夜”,便是“寒夜”,都对这“夜”有一种诗人的特殊感受,而这“寒夜”却更明确,不言而喻是在盼暖日的快快到来。在1949年7月1日的群众大会上,俞平伯不但看到了暖日之和煦,也切身感受到了沐浴在红旗雨露下的群众的情感与力量、纪律与追求……所以他那支放下了多年的写新诗的笔,毫不迟疑地又拿了起来。诗人俞平伯感到,再不能用旧体诗来表达他的激动之情了,必须用新体,也只能用新体,才足以表达他对工农兵的一片真情。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俞平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还被推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大会期间,7月16日,北平召开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俞平伯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大会。

7月24日,俞平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他不但当选为协会委员,还在闭幕式上发了言。俞平伯虽是大学教授,但他并不热衷于站在讲台上讲话,他说话时有些口吃,这样的大会,请他发言,他却欣然地走上了讲台,可见当时他的心情有多么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北平之名取消,又恢复名为北京。从此,俞平伯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结束军管、成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时,他当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元旦,俞平伯作了一首《浪淘沙令》当时不打算发表,这也正表明,他认为旧体诗词已不适应新时代,用在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用来影响社会,当然还是可以的。而就在这样仅用来自娱的作品,今天读来,他的一片对新中国喜迎第一个新年的欢快心情,依旧跃然纸上,词中写道:开国古幽燕,佳景空前。红灯绛帜影蹁跹。亿兆人民同

仰看,圆月新年。回首井冈山,革命艰难。海东残寇尚冥顽。大陆春生欧

亚共,晴雪新年。

欢庆新年而不忘过去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看到前面还有更艰难的革命任务等待大家去完成;大地回春而不忘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共同大家庭,其抱负之纵横上下前后左右兼顾,足证俞平伯真是以全身心投入新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怀抱。

1950年5月28日,俞平伯又参加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了参加大会,他事前还写了篇《祝京市文代会》的文章,带给大会以示祝贺,文章中流露出他能躬亲此会的喜悦心情。

1950年9月16日,俞平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写了篇《一年来的感想》,充分抒发了他在五星红旗下,获得充实、紧张而有意义的生活,度过了人生从未有过的一年之感动情怀。这篇文章被收进了10月1日开始发行的为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联合特刊《胜利的一年》之中。

而就在此时,棠棣出版社的文怀沙来约俞平伯,让他把早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一书,加以整理删改,另起一个新的书名《红楼梦研究》,为他重新出版。俞平伯早在《红楼梦辨》刚出版之时,就已发现了其中的不少错误,就想要改。现在在新中国五星红旗的照耀下,早已决心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俞平伯,能有改正错误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欣然答应,并表示一定认真细致,改掉错误。

也就在此时,10月12日,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字阶青)去世了。他十分悲痛,但与出版社已有成约,怎能因忧而拖延交稿日期?又怎能因一己之悲恸而疏慢了改正错误?于是他戴着孝,依然孜孜矻矻地伏案改稿修订。当时他所想的只是一条:如何把旧书改成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书,更通俗易懂,更富有人民性、现实性。从他为《红楼梦研究》所写的《自序》中可以清楚看出,他首先承认《红楼梦辨》中有许多错误,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本来的错误,一类是由发现的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他都愿意改。也正因此,他对《红楼梦辨》只印了一版再未重印,濒于绝版,反而感到高兴。他与顾颉刚一样,治学态度严谨,一向勇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知错必改固然是他的美德,但改正又谈何容易,这次有重新出版的机会,他当然首先是要改错。最后关于为什么要改名为“研究”,也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这固然属自谦之辞,但也确是他的真思想,为的是较通行,适合更多现代读者的需求。从《自序》不难看出,他竭尽全力把旧书变新书以便跟上时代步伐的质朴之心。

1952年1月15日出版的《语文教学》第六期上,还发表了俞平伯的一篇短论,题为《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文虽短,但他在文中极力主张要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学,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这年的9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式由棠棣出版社出版问世了,内容做了很大的改动,修正了许多错误,删去了《〈红楼梦辨〉引论》和顾颉刚的《序》,增加了《〈红楼梦研究〉自序》和文怀沙写的《跋》。此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中的一种。

这年,北京大学成立文学研究所,俞平伯被调入研究所,教授的头衔换成了研究员的头衔。

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俞平伯又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

从此开始,直到1954年,俞平伯集中精力校勘《红楼梦》,当然,那时候已发现的版本还不如后来多,但他尽自己的全力,就当时所见的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而精细的校勘比对,校勘过程中副产品至多,陆续写出了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数篇和《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则。论文中《〈红楼梦〉简论》一篇,就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他在写《〈红楼梦〉简论》等论文时,既注意了通俗性,为的是好让更多《红楼梦》爱好者能花不多的精力与时间,即可对《红楼梦》一书之最基本的知识有一个纲领性的了解,同时他也尽了最大努力使人们了解《红楼梦》中人民性的精华,又尽可能作了他力所能及的公正的判断。当然,他毕竟是几代书香的旧式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尽管从“五四”时代起,从主观上就力争跟上时代的先进步伐,但旧文人的传统,毕竟在他身上还十分深厚。一时的兴奋与激动,固然可爆发出耀眼的火花,当真正知晓错误时,也真心实意地、认认真真地要改。可是话要说回来,要是在未能使他内心真正理解、而是压服的情况下,硬要他去违心地接受强加在他头上的东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曲了他本意的东西,愣要他接受、去改,这在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1954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还请俞平伯去演讲《红楼梦》,他讲的题目是“《红楼梦》的现实性”,足见他内心深处真是想要用他的《红楼梦》研究所得,来为人民服务,为现实的新社会新时代服务。

1954年是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的一年。俞平伯有幸参加了第一部人民的宪法草案初稿的座谈会,心情自然十分激动。他深深感到自己是人民共和国的真正主人翁,会上他认真研读草案初稿,并认真讨论,认真发言。这还不止,他还写了《学习宪法草案的感想》一文,发表在当年《文艺报》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对给予他参加讨论宪法草案的机会,深感荣幸,他是真心实意地热爱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俞平伯当选为浙江省的人民代表,并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会议。作为一名全国人民代表,他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必须要用自己的所长,更好地来为人民服务。他心情之激动,更是难以言表的。

而就在这同年同一个月,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山东大学刊物《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这是直接指名批判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这篇著名论文很快又在全国性的并带有指导性的刊物《文艺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就点燃了一场空前也堪称绝后的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原委,世人当时是不太清楚的。当然也包括俞平伯本人在内。

10月5日至7日,俞平伯还出席了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他还发了言。到了中旬,这场名为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就在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了。具体内容就落实在《红楼梦》研究这个题目上,要批的就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研究《红楼梦》中的影响。胡适远在美国,他的研究《红楼梦》又是远在几十年前的事,而俞平伯则不同,不但把旧书改头换面出版“兜售”给了人民,还拿自以为新的正确观点来“蒙骗”人民,无疑受到了批判。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办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旨在批判俞平伯的反动思想,会上俞平伯也发了言,当然是检讨性质的。但正如上面已说过的,他一旦真正认识到错误,是会切切实实去改的,而这头一次会,还不叫检讨会、批判会,在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要他在“发言”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是深刻认识,这也不可能。

于是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止,俞平伯先后共八次参加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召开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和《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这八次会议,也还只叫他“发言”。

然而一次批判运动,不可能停留在让被批判者“发言”的阶段上。俞平伯所参加的民主党派是九三学社,他被编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沙滩支社。11月21日,沙滩支社召开了小组会,开始不让他“发言”,而是要他作检讨了。这是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头一次检讨。这个头一开,自然纷纷学习、效法。既然所在党派的基层可以让他检讨,所在单位不让他检讨岂不落后,于是文学研究所也为他专门召开会议,要他做检讨。

之所以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要连开八次会,逐步上纲上线,那是因为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

因为两个“小人物”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文艺报》求发表的,却遭到了编辑部的冷遇,不得已,才转到母校去求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文史哲》上首先发表。这一下可惊动了天地,《文艺报》编辑部“吃不了兜着走”,首当其冲挨了批,说他们是压制小人物的革命精神,因而是大政问题、方向问题。为什么要压制革命的“小人物”呢?为此,文联与作协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就从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入手。开到第八次,即12月8日的会上,总算才有了明确的交代。

“我们必须战斗”

12月8日的会上,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人作总结性发言,宣布了对《文艺报》改组编辑机构、端正编辑方针、改进领导工作等六项决议。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研究所隶属于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还没有分设出来。他的发言题为“三点建议”,这三点的内容是: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其次才是开展自由讨论,而最后又落实到扶植新生力量上。

茅盾当时是文化部部长,是在中宣部领导下具体抓文化建设工作的。茅盾则认为,文联和作协召开联席会议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树立了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作了良好的开端”。他还呼吁“大家步伐一致地走进这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出‘新我’来”。所以他的发言初发表时,标题就是“良好的开端”。

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他的发言自然是总结中的总结,一切都该以他的总结来定调子。他发言的题目就与茅盾的差异至大,是“我们必须战斗”。他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方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他肯定“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对俞平伯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的批评,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中起了先锋的作用”,号召大家“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在这样“必须战斗”的形势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在文联与作协的带动下,全国各大学的文科专业,以及各条社会科学战线、宣传部门方面等,纷纷座谈、讨论、写文章,批判“胡适派‘新红学’”,中央和各地报刊连续发表的批判文章,一时如雨后春笋,几乎难以精确统计,数量之多十分惊人。因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指令,发自中宣部副部长之口,同时对李希凡、蓝翎称“两同志”,而对俞平伯则一开始称先生,到了与“两同志”并提时,竟连“先生”字样也没有了。这样的架势,虽有时也还说批的是思想,而实际上早已越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导广大人民学习掌握马列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观点与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把学术领域里的两种观点和两种思想的争论,搞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就是很不恰当的。举的大旗是批胡适,而他本人又逍遥在大洋彼岸,不能把他揪回来批斗,结果就把俞平伯当成了活靶子。这一精神压力,换一个人,恐怕还真承受不了。像俞平伯这样一位中国传统爱国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就渴望着光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全心全意想为建设事业添砖添瓦,愿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代表,却在新中国成立刚刚五年之际,遭受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对他这年过半百,怀抱着一团爱国热情的人来说,也实在太冤枉了。

这场运动不顾学术研究之特殊性,把政治斗争与学术观点混为一谈,结果就造成以政治观点取代学术研究的不良后果。在向“反动学术权威”开火的号召下,群众自然大力响应,一时之大轰大嗡,真有如火如荼之势。但该批的真正错误究竟何在?怎么它就错了?不少批判的人,甚至写批判文章的人,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的。

再说这“自叙传”说,又究竟错在哪里?要是曹雪芹是贾府的焦大,试问,他能写出《红楼梦》来吗?“自叙传”说自有其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一面,却非要逼俞平伯承认是错了,错透了。这又怎么能令人心悦诚服呢?非要照那“要写好一个典型的皮匠,就必须熟悉二十个皮匠”的模式,才能进行文艺创作,才可能塑造好典型吗?曹雪芹要是没有亲历曹府的荣华兴盛、元妃省亲等大王府大权贵家庭的那种铺张奢华的场面,能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吗?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自然主义,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同样因为不加具体分析,把其中包含的不容批驳的“合理内核”也一同批判,或抛弃,这样势必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说实在,俞平伯的一系列著作,确确实实没有对现实的任何影射、不满或比附,他对新中国的诞生是如此的欣慰,在五星红旗下,能与工农兵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多么的兴奋与自豪!他的著作与资产阶级的反抗社会主义的活动没有任何联系,而在当时他被那些自奉为“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战斗批评文章指责为“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是“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等,不一而足。这些都纯属无限上纲,耸人听闻。

俞平伯的政治立场,又怎么能与胡适画等号呢?俞平伯坚决拥护新中国,不但留在北平没离开大陆,还一直在热切地盼望早日解放;而胡适却逃往美国定居。再说他俩的学术观点,也同样是不能画等号的,即以“自叙传”说而言,俞平伯早在《红楼梦辨》中就说过:“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就已有所不同了。俞平伯在1925年又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文中首先说该修正的地方很多,而“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比此更早,在1924年他还发表过《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等文章,内容恕不多引。总之他是善于发现自己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的。1940年为赵肖肖编的《红楼梦讨论集》所写《序》中又说过:“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则为“自叙传”说之不确切不全面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到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在修改《红楼梦辨》,更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时,更进了一步,把那个“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红楼梦年表》干脆彻底删去,正可有力地证明俞平伯与胡适对“自叙传”说认识之不同。俞平伯早已有所认识,认识又明显地逐步在提高,对错误与不足之摆脱也越来越多。如果再要摆脱下去,则连其合理内核也要给“摆脱”了,那岂不滑到了另一极端的错误中去了!

俞平伯在《红楼梦底风格》一篇中,更是明确地把原来“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这句话给删去了。应该说,俞平伯的进步,不断自我修正错误,早已与胡适有了本质的不同了,而当时的批判,一定要“我们必须战斗”即完全不顾事实,完全抹杀了他的进步,愣要把他与胡适等同起来,说他是胡适反动思想的一个代表者,岂不太冤枉了吗!

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肇建,绝大多数都是欢欣鼓舞的,还应该承认,他们都对共和国的建设出过大力,而俞平伯实在称得上是广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在当时,这一点不但不予肯定,可以说是被抹杀了。当时的调子是“我们必须战斗”,如此,一场批判错误思想的运动,又怎么能不搞成政治斗争。

再说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效果。

它推动了年轻一代对《红楼梦》一书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红学家。如果没有这场政治斗争,红学还不至于被炒得那么热。此功诚不可没。要不是这样如火如荼地批判“新红学派”,一时“新红学”几乎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俞平伯的名字也几乎成了“谬误”的总代理人。那个阶段,俞平伯有时还被称为“先生”,而“先生”一词早已带上讽刺意味,至于“同志”这一称呼,则不再与“俞平伯”三字联在一起。当时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正忙于社会主义建设,忙于制定与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张而不弛地加班加点,恐怕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更多的年轻一代,也许连“红楼梦”三字都会觉得很生疏。在这一基础上,红学的研究,确实被政治运动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红楼梦》被深入研究下去,实际上根本无法避开曹氏家族与小说中贾府人物间千丝万缕、形式各样的联系,也就是说,“自叙传”说的合理内核是谁也无法彻底抛弃的。虽然后来人并不挨批,但是俞平伯却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摆脱不了那个与胡适之间的“等号”。

其实胡适的弟子,乃至与胡适介于师友之间,而在学术上极有成就的人,留在大陆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大有人在。他们都很“不幸”,却还没有资格与胡适来“齐名”,但这“齐名”的“荣耀”被俞平伯一人独占了。

在此还必须说一说的是:俞平伯无论在《红楼梦辨》中也好,还是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好,正文开篇的头一个小标题都是《论续书底不可能》,他的基本观点是,换了一个作者来续补原作,续得跟原作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续好,高鹗的续书,与曹雪芹的原著相比,差得实在太远。但俞平伯却没有把高鹗一棍子打死,从不彻底否定高鹗。俞平伯承认高鹗续书与前八十回原作一并流传的现实,只是对高鹗之续书十分不满意。这不满意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普通读者,读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之后,也会从文风、内容、水平等各方面体会到大大不如前八十回。然而俞平伯只是提出警告:此路不通。免得来者再在此路上枉费心力。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也仍是正确的、有益的、客观的。而有些人却借了探佚学的光,在时隔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想要重新另起炉灶,彻底抛开高续来另续书,这实在是无益与辞费到了极点。试问,离曹雪芹的时代至近的高鹗,他去续书时还尽了最大努力,去修补残稿,认真细致地下了一番大功夫,尚且续得令世人不太满意。而时隔两百多年的今天,虽然探佚学方面是有了新材料、新发展、新突破,而当代人又怎么能续书续得与乾隆时代的原著天衣无缝呢?!

然而,在批判俞平伯之后,有人竟在这方面,倒真的向错误无谓方向滑得更远更远了,这岂不可悲!

写读《随笔》絮语

俞平伯在1952年筹备成立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之际,即调入任研究员,接受的头一项任务就是集中精力校勘《红楼梦》,准备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同时进行《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纂辑工作。《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工作量大,所以在他挨批之后,还一直继续校订、整理。而《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量较小,在挨批之前早已杀青,从该书《引言》的写毕日期是1953年10月30日来看,全书正文的完稿当在这日期之前。所以书是在1954年12月出版的,出版方是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出版,则已是1958年2月的事了。1956年5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校订、整理工作已臻于完成,他写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亦已在本月的《新建设》月刊上发表。就在这紧张繁忙于校订、整理、纂辑的1953至1954年间,俞平伯真可谓全身心投入《红楼梦》,所以产生了又一副产品,即《读〈红楼梦〉随笔》(以下简称《随笔》),共三十八则,并由香港《大公报》于1954年1月1日开始至4月23日止,陆续发表,合计有近十万字。本可结集成一小册子出版的,但由于挨批,此事自然只得作罢。直到编辑《俞平伯论红楼梦》时,总算全文收入了。

这《随笔》在当时的广大读者中颇得好评。只可惜内地读者多读不到。而香港的《红楼梦》爱好者与红学界有心人,当时就评价为“但觉奇思入妙,当下叹为逸品”,“细论脂批与作者对女性的深意,真是他人不解,看后顿觉雪芹得遇他生知己”……可谓赞不绝口、叹为观止。现在回过头来再读,仍然益感俞平伯文笔清新简朴,观点鲜明,论说细腻入微,在在说得入情入理。至于被批判的那些所谓的错误论点,有不少在《随笔》中,已得到修正或纠正。

现在我们不妨再来重读一下《随笔》。俞平伯的《前言》是这样写的:《红楼梦》一名《石头记》,书只八十回没有写完,却

不失为中国第一流长篇小说。它综合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

小说的特长,加上作者独特的才华,创辟的见解,发了沈博

绝丽的文章。用口语来写小说到这样高的境界,可以说是空

前的。书的开头说“真事隐去”仿佛有所影射;理说“假语

村言”而所用笔法又深微隐曲;所以它出现于文坛,如万丈

光芒的彗星一般;引起纷纷的议论,种种的猜详,大家戏呼

为“红学”。这名称自然带一些顽笑性的。但为什么对别的

小说都不发生,却对《红楼梦》便会有这样多的附会呢?其

中也必有些原故。所以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

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本篇先就它

的传统性、独创性和作者著书的情况粗略地叙说。

从总标题看,称之为“随笔”,而其中实大有章法。后面的一些篇则,多谈书中之人与事,或论版本,甚至谈《临江仙》题词、曹雪芹画像等,可谓博而且杂,涉及所谓内学、外学的方方面面,所以总题之曰“随笔”,十分合宜。而开头的三则,《前言》中已提及,却是后边大大小小诸多问题的一个总帽。就中正可看出建国初期,俞平伯自觉努力改造思想,以跟上时代潮流的足迹。当然不能说他完全正确无误,世上也本无绝对正确之事,但其中不但在在皆为生花妙笔,皆可言之成理,他努力修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与不足,也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还是一起多读些《随笔》的完整的原文。《随笔》头一则,即题为“《红楼梦》的传统性”,全文如下:中国小说原有两个系统。一、唐传奇文,二、宋话本。

传奇文大都用文言,写爱情神怪的故事。它的发展有两方面,

一面为笔记小说,又一面又改编成戏剧,如有名的《莺莺

传》之为《西厢记》。话本在宋时,一般地说分四个家数,

最主要的是“小说”(这小说是话本特用的术语)和讲史。“小说”更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情况,元明两代伟大的长篇

小说,如《水浒》、《西游记》、《金瓶梅》都从这一派变化

出来的。从《红楼梦》书中,很容易看出它如何接受了、综

合了、发展了这两个古代的小说传统。《红楼梦》以“才子佳人”做书中主角,受《西厢》的

影响很深。书上称为《会真记》。有名的如二十三回黛玉葬

花一段。宝玉说“看了连饭都不想吃”。以后《西厢记》几

乎成为宝玉黛玉两人对话时的“口头语”了,本书引用共六

七次之多,而且用得都很灵活,如四十九回引“是几时孟光

接了梁鸿案”一段,宝黛借《西厢》来说自己的话,非常自

然。再说《水浒》。这两书的关连表面上虽不大看得出。但

如第二十四回记倪二醉遇贾芸,脂砚斋评云:“这一节对《水浒》记杨志卖刀遇没毛大虫一回看,觉好看得多矣。”

这可以想见作者心目中的《水浒》为范本,又本书第二回贾

雨村有“正气”、“邪气”一段演说,跟《水浒》第二回“误走妖魔”意思相同。《红楼》所谓“一丝半缕误而逸

出”,实即《水浒》的“一道黑气滚将出来”。《红楼梦》开首说补天顽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共

有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原合十二月,二十四气,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跟《西游记》第一回说花果山仙石有

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开阔,说法略异,观念全同。这注1

点有人已经说过。而且,这块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的

顽石,既可缩成扇坠一般,又变为鲜明莹洁的美玉,我觉得

这就是“天河镇底神珍铁”(金箍棒)塞在孙猴子的耳朵里

啊。《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关连尤其密切。它给本书以注2

直接的影响,近人已有专书论述,这儿不能详引。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这色字读如色欲之色,

并非佛家五蕴的“色”),明从《金瓶梅》来。又秦可卿棺

殓一节,几全袭用《金瓶梅》记李瓶儿之死的文字。脂砚斋

本评所谓“深得《金瓶》壶奥”是也。如上边简单引用的各例,本书实集合古来小说的大成。

不仅此也,它还继承了更远的文学传统,并不限于小说,如《左传》、《史记》之类,如乐府诗词之类,而《庄子》与《离骚》尤为特出。脂砚斋本第一回评,明说“《庄子》、《离骚》之亚”。第六十三回借妙玉的口气说“文是《庄子》

的好”;第二十一回,宝玉摹拟《庄子·肢箧篇》,这都不必

细说。我以为庄周还影响《红楼》全书。它的汪洋恣肆的笔

墨,奇幻变换的章法,得力于《庄子》很深。至于对《离骚》的关系,借本书里最大的一篇古典文《芙蓉诔》来说明。这文用《离骚》、《楚辞》最多,见于作

者的原注。其中有更饶趣味的一条,不妨略谈的,即宝玉在

这有名的诔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古人中夏禹王的父亲

叫“鲧”的。宝玉说:“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作者

原注:“鲧刚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鲧婞直以亡

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这是特识、特笔。像晴雯这样美

人儿,拿她来比自古相传“四凶”之一的鲧,够古怪的;所

以后人把这句改为“巾帼惨于雁塞”,用昭君出塞的故事以

为妥当得多了,而不知恰好失掉了作者的意思。赏识这婞直

的鲧本是屈原的创见,作者翻“婞直”为“刚直”,仿佛更

进了一步。这是思想上的“千载同心”,并不止文字沿袭而

已。上边所举自不能全部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但《红楼梦》

的古代渊源非常深厚且广,已可略见一斑。自然,它不是东

拼西凑,抄袭前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所以

必须跟它的独创性合并地看,才能见它的真面目。若片面地、

枝节地只从字句上的痕迹来做比较,依然得不到要领的。

这末一段至为重要。这样一则短文当然不可能把所有渊源有自的枝枝节节全都逐一指出其来龙去脉。而且真这样逐一去做了,又未免太胶柱鼓瑟了。但仅从文中蜻蜓点水式的,从《西厢》、《水浒》、《金瓶梅》,又直上溯到《庄子》、《离骚》等,已可清晰看到,《红楼梦》确实堪称是继承了可继承与该继承的一切古典优秀传统,这才真是活学活用,用得妙,用得贴切,而绝不是生吞活剥。这样一篇短文,就把传统问题交代得正确而全面,不得不佩服俞平伯学识之渊博,精熟《红楼梦》之透彻,像《芙蓉诔》这样的文字,他肯定是背得滚瓜烂熟的。所以晚年他一见《列藏本》随便翻了翻,即可发觉《芙蓉诔》的文字与其他版本之差异。此乃后话,请详见后文。《红楼梦》一书真是做到了“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这话俞平伯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深思熟虑之后才下的评语,可谓精当之至。当然,在这一节中本来只说的是传统性这一点,必须与下两则短文结合起来读,才可看出俞平伯对《红楼梦》作出的总体评价,所以还是继续来读《随笔》的第二则。第二则的题目是“它的独创性”,全文如下:《红楼梦》的独创性很不好讲。到底什么才算它的独创

呢?如“色”、“空”观念,上文说过《金瓶梅》也有的。如

写人物的深刻活现,《金瓶梅》何尝不如此,《水浒》又何

尝不如此。不错,作者立意要写一部第一奇书。果然,《红

楼梦》地地道道是一部第一奇书。但奇又在哪里呢?要直接

简单回答这问题原很难的。我们试想,宋元明三代,口语的文体已是发展了,为什

么那时候没有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到了清代初年才有

呢?恐怕不是偶然的。作者生长于“富贵百年”的“旗下”

家庭里,生活习惯同化于满族已很深,他又有极高度的古典

文学修养和爱好,能够适当地糅合汉满两族的文明,他不仅

是中国才子,而且是“旗下”才子。在《红楼梦》小说里,

他不仅大大地发挥了自己多方面的文学天才,而且充分表现

了北京语的特长。那些远古的大文章如《诗经》、《楚辞》

之类自另为一局;近古用口语来写小说,到《红楼梦》已出

现新的高峰,那些同类的作品,如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

代四大奇书,没有一个赶得上《红楼梦》的。这里边虽夹杂

一些文言,却无碍白话的圆转流利,更能够把这两种适当地

配合起来运用着。这虽只似文学工具的问题,但开创性的特

点,必须首先提到的。全书八十回洋洋大文浩如烟海,我想从立意和笔法两方

面来说,即从思想和技术两方面来看,后来觉得技术必须配

合思想,笔法正所以发挥作意的,分别地讲,不见得妥当。

要知笔法,先明作意;要明白它的立意,必先探明它的对象,

主题是什么?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

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主要人物

宝玉以外,便是一些“异样女子”所谓“十二钗”。本书屡

屡自己说明,即第二回脂砚斋评也有一句扼要的话:“盖作

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简单

说来,《红楼梦》的作意不过如此。接着第二个问题来了,他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

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

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评

又很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

世这样的荒淫腐败,自不能无所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正反

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再细比较下去,否定的成分多于肯定

的,在“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一回书中说得最明白。这风月

宝鉴在那第十二回上是一件神物,在第一回上则作为《红楼

梦》之别名。作者说风月宝鉴,“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

面,要紧要紧。”可惜二百年来正照风月鉴的多。所谓正照

者,仿佛现在说从表面看问题,不仅看正面的美人不看反面

的骷髅叫正照,即如说上慈下孝即认为上慈下孝,说祖功宗

德即认为祖功宗德也就是正照。既然这样,文字的表面和它

的内涵、联想、暗示等便有若干的距离,这就造成了《红楼

梦》的所谓笔法。为什么其他说部没有种种的麻烦问题而《红楼》独有;又为什么其他说部不发生“笔法”的问题,

而《红楼》独有;在这里得到一部分的解答。用作者自己的话,即“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他用

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谐声的姓名来代表这观念。自来看《红楼梦》的不大看重这两回书,或者不喜欢看,或者看不

大懂,直到第三回才慢慢地读得津津有味起来。有一个脂砚

斋评本,曾对这开端文字不大赞成,在第二回之末批道:“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

矣,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这虽然不对,却也是老实话。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

殊不知这两回书正是全书的关键、提纲,一把总钥匙。看不

懂这个,再看下去便有进入五花八门迷魂阵的感觉。这大片

的锦绣文章,非但不容易看懂,且更容易把它弄拧了。我以

为第一回书说甄士隐跟道士而去;甄士隐去即真事隐去。第

二回记冷子兴与贾雨村的长篇对白;贾雨村言即假语村言。

两回书已说明了本书的立意和写法,到第三回便另换一副笔

墨,借贾雨村送林黛玉入荣国府,立即展开红楼如梦的境界

了。作者表示三点:(一)真事,(二)真的隐去,即真去

假来,(三)假语和村言。第二即一三的联合,简化一点即《红楼梦》用假话和村粗的言语(包括色情描写在内)来表

现真人真事的。这很简单的,作者又说得明明白白,无奈人

多不理会它。他们过于求深,误认“真事隐”为灯虎之类,

于是大家瞎猜一阵,谁都不知道猜着没有,谁都以为我猜着

了,结果引起争论以至于吵闹。《红楼梦》在文学上虽是一

部绝代奇书,若当作谜语看,的确很笨的。这些红学家意欲

抬高《红楼梦》,实际上反而大大糟蹋了它。把这总钥匙找着了再去看全书,便好得多了,没有太多

的问题。表面上看,《红楼梦》既意在写实,偏又多理想;

对这封建家庭既不满意,又多留恋,好像不可解。若用上述

作者所说的看法,便可加以分析,大约有三种成分:(一)

现实的,(二)理想的,(三)批判的。这些成分每互相纠

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的。虽虚,并非空中楼阁;

虽实,亦不可认为本传年表;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虽贬,

他又何尝无情暴露。对恋爱性欲,十分的肯定,如第五回警

幻之训宝玉;同时又极端的否定,如第十二回贾瑞之照风月

鉴。对于书中的女性,大半用他的意中人作模型,自然褒胜

于贬,却也非有褒无贬,是按照各人的性格来处理的。对贾

家最高统治者的男性,则深恶痛绝之,不留余地。凡此种种,

可见作者的态度,相当地客观,也很公平的。他自然不曾背

叛他所属的阶级,却已相当脱离了阶级的偏向,批判虽然不

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尝试。我们不脱离历史的观点来看,对《红楼梦》的价值容易得到公平的估计,也就得到更高的估

计。《红楼梦》像彗星一般的出现,不但震惊了当时的文学

界,而且会惹恼了这些反动统治者。这就能够懂得为什么既

说真事,又要隐去;既然“追踪隐迹”,又要用“荒唐

言”、“实非”之言、“胡诌”之言来混人耳目,他是不得

已。虽亦有个人的性格、技术上的需要种种因素,而主要的,

怕是它在当时的违碍性。说句诡辩的话,《红楼梦》正因为

它太现实了,才写得这样太不现实的啊。像这样的写法,在中国文学里可谓史无先例,除非拿它

来比孔子的《春秋》,在本书第四十二回说过:“用《春秋》的法子,将世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

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正是所谓“夫子自道”

了。不过《春秋》像“断烂朝报”谁也不想读的,《红楼梦》

却用最圆美流畅的白话写出迷人的故事,二百年来几乎人人

爱读。从前有一位我的亲戚老辈说过,“做了一个人,不可

不读《红楼梦》。”我当时还小,完全不懂,只觉得这样说

法古怪。说起书来,书是未有的奇书;说起人,人是空前的

怪杰。话可又说回来了,假如《红楼梦》真有一点儿像《春

秋》呢,岂不也依然承接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吗?这里

可以看出本文虽分传统与独创两部分来谈,实际上只是一回

事,一件事物的两方面。所以并不能指出《红楼梦》那段是

创造的,那句是因袭的,要说创造,无非创造,要说“古

典”,无非“古典”,就在乎您用什么角度来看。读者原可以自由自在地来读《红楼梦》,我不保证我的

看法一定对。不过本书确也有它比较固定的面貌,不能够十

分歪曲的。譬如以往种种“索隐”许多“续书”,至今未被

大众所公认,可见平情之论,始能服人,公众的意见毕竟是

正确的。

就独创性问题,俞平伯如此娓娓道来,我想,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真正的人,读后都会亲切体味到,他真不愧是地地道道的红学家。不仅被他信手拈来的任何例子都能恰到好处地说明他要说明的论点,而且这步步深入的一切看法与论点,均能站得住,言之成理还不说,确实让人心服口服。例如他在谈到风月鉴之后所作的分析:“所谓正照者,仿佛现在说从表面看问题,不仅看正面的美人不看反面的骷髅叫正照,即如说上慈下孝即认为上慈下孝,说祖功宗德即认为祖功宗德也就是正照。既然这样,文字的表面和它的内涵、联想、暗示等便有若干的距离,这就造成了《红楼梦》的所谓笔法。”说得有多么通俗、通达而又通畅。这证明,1949年北平解放,到他写这文章的1952、1953年间,俞平伯的自我思想改造是非常认真而踏实的,应该说他基本上已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对《红楼梦》已用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观点去努力重新观察与研究,表现出来的不少新观点比以往更科学更辩证了。

再如去说找到总钥匙这一段的后头,正像他所说的:“我们不脱离历史的观点来看,对《红楼梦》的价值容易得到公平的估计,也就得到更高的估计。《红楼梦》像彗星一般的出现,不但震惊了当时的文学界,而且会惹恼了这些反动统治者。这就能够懂得为什么既说真事,又要隐去;既然‘追踪隐迹’,又要用‘荒唐言’、‘实非’之言、‘胡诌’之言来混人耳目,他是不得已。虽亦有个人的性格、技术上的需要种种因素,而主要的,怕是它在当时的违碍性。”这正好为本则开头所提出的“为什么……《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到了清代初年才有”的问题,作了肯定的解答。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为的就是清代到乾隆年间的文网、文字狱之可怕,曹雪芹写《红楼梦》才“不得已”,必须晦涩地隐隐约约地去写。直到鲁迅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杂文,还必须隐晦地写。这是进步文学一脉相承的一条不得已的红线。俞平伯在这里揭示得又是多么清楚而精辟。

像上述这类精辟论点与文字,可以说这第二则中在在皆有,自然已无须笔者再逐一指出与分析。但还有一点,与形成他自己文风有关的论点,还必须在此专门提出来说一说。文章第二段中,在提到明代四大奇书,没有一部赶得上《红楼梦》之后,他特地指出:“这里边虽夹杂一些文言,却无碍白话的圆转流利,更能够把这两种适当地配合起来运用着。这虽只似文学工具的问题,但开创性的特点,必须首先提到的。”这段文字至简,连例子也没举一个,但真可谓精辟之至。只要稍稍仔细读过几遍《红楼梦》的人,都会有所感受,当然也都会同意俞平伯的这一论点。《红楼梦》世称是白话小说,中间自然以白话为主,而不少地方确实是运用着文言的,但绝不像有些迂夫子写的文夹白那样,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突兀冲撞,不调和、不团结。正相反,用文言夹在白话中,有时只感其简练,十分需要,往往不可用白话替代。文白间决不打架,而是自然浑为一体。俞平伯真不愧是红学大家,他不但研究人物、内容等细致入微,直抉文心,而且对《红楼梦》语言文字技巧手法同样吃得深,说得透。他的这一深透直接从他自己的行文中表现出来。俞平伯的散文也好,杂文也好,论文也好,甚至可包括他的新体诗在内,可以说都有“文夹白”的现象,但在在都那么合适,可说是写白话地方,往往不可改写成文言;反之,用文言的地方若改写成白话,往往会费笔墨,啰哩啰唆,到头来还词不达意。真可谓不可移易。叶圣老曾批评过笔者的文字往往喜欢文夹白,不好。但他从没批评过俞平伯的文夹白不好。由此可见差异之大。更可见要写好文夹白,本是很难的,不是谁都能随便写的。只有像俞平伯那样真正吃透了《红楼梦》之奥秘与真谛的大家,才能写出像《红楼梦》一样精彩的文夹白。俞平伯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并已形成了他自己行文的独特风格。这里所说的“虽夹杂一些文言,却无碍白话的圆转流利”等语,笔者读时,每有一种这是俞平伯自画像的感受。所以在此特地标而出之。《随笔》的第三则题为“著书的情况”。因当年根本看不到香港《大公报》,现在就更无法找到当时的原报了,当时是怎么刊登的,已不知道。但从《前言》看,有可能前三则是作为一篇同时刊载的。再说这前三则与后面三十五则不同,后面多谈一些具体的小问题,而这前三则统一起来,正可看作是后面各则随笔的总帽。所以这三则有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故在此不得不还要与读者来一起读这第三则的全文:本节只能谈三个问题:(一)著者,(二)书未完成和

续书,(三)著者和书中人物的关系。大家都说曹雪芹做《红楼梦》,到底他做了没有呢?这

个问题首先碰到。看本书对雪芹著书一节并不曾说煞,只在

暗示。据通行本第一回:“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

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

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照这里说,有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有的脂砚斋

本,名字还要多一点),到底这些人干了什么事?这些名字

还真有其人,还出于雪芹的假托?都不容易得到决定性的回

答,现在似乎都认曹雪芹一名为真,其他都是他一个人的化

名,姑且承认它,即使这样,曹雪芹也没有说,我做的《红

楼梦》呵。脂砚斋评中在第一回却有两条说是曹雪芹做的。

先看第一条:“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

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这很明白,无须多说了。再看第二条:“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

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里说曹雪芹做《风月宝鉴》,他弟棠村做序。新,指《金陵十二钗》;旧,指《风月宝鉴》。《红楼梦》大约用两

个稿子凑起来的,而都出于曹雪芹之手。照“脂评”看,应注

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旧抄本刻本的序都说不知何人所为

3,可见本书的著作权到作者身后还没有确定下来。这个事实值得注意。依我的揣想,曹雪芹有时说他做的,

有时又不肯明白地说。既做了绝世的文章,以人情论,他也

不愿埋没他的辛苦;同时总亦有不愿承认的理由。这违碍太

多,如大胆的色情表现,古怪的思想议论,深刻的摹写大家

庭的黑暗面,这些就我们现在来看,这又算得什么,在当时

却并不如此,可以引起社会的疑怪和非议。而且书中人物事

迹难免有些根据,活人具在,恩怨亦复太多。凡此种种都可

以使得他不愿直认,只在本书开首隐约其词,说什么“披阅

十载增删五次”,有时便借批评家的口气道破一下。这些自

然是我的揣想。还有一说,第一回书上虽写了这许多名字,

本书又有许多矛盾脱节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出于一人之笔。

八十回文字虽略有长短,大体上还是一致的。既只出一人之

手,这一个人不是雪芹又是谁?所以这《红楼梦》的著作权

总得归给曹雪芹。在脂评和其他记载,还有些别的证明,不

再多说了。作者问题如此决定了。关于他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也很

少。曹雪芹名霑,汉军正白旗人。他们上辈做了三代的江宁

织造,父亲叫曹頫,雪芹生在南京,到过扬州,后住北京西

郊,生活很穷困。生于一七二三;死于一七六三,得年四十

注4。他本预备写一百多回的《红楼梦》,第一段著作时,注5

约在一七四三到一七五二年。十年之中完成本书多少不

可考。至迟到一七五九年,有了八十回的抄本,中间还缺两

回。此外八十回以后的稿子有五六段,后来都遗失了。再过

三年书没有写完,他便死了。身后有妻无子,景况很萧条的。

大概我们所知,简括说来不过如此。近来发现他的画像,跟《枣窗闲笔》所说“身胖头广”相似,这可能有些真实性。曹雪芹是个早慧的天才,他写《红楼梦》的初稿不过二

十岁左右,到一七五四年本书已有再评的本子了。但此后到

一七六三这第二个十年中似乎没有续写多少,以致书始终没

完。这跟他晚年的穷愁潦倒有些关系。若连遗失的残稿算上,

则本书完成约亦有百分之八九十。残稿的情形大概这样:贾

府完全破败,宝玉生活穷困,只有宝钗和麝月跟着他。黛玉

先死了,宝玉后来出了家。最末有警幻《情榜》备列十二钗

的“正”、“副”、“又副”、“三副”、“四副”的名字共六十

人,榜下都有考语,以宝玉居首。这些材料都分散见于脂砚

斋评本中。书一经传抄,流行即很广,大家可惜它没有完。雪芹身

后不久,即有高鹗来补书。他说原本有一百二十回的目录,

后四十回本文散佚,他陆续的在鼓儿担上配全了。其实后四

十回无论回目或本文都出高氏之手,他不肯承认,却被他的

亲戚张问陶给说破了。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高鹗也在推来推

去中,可见当时人对小说的看法跟我们现在很不同。高鹗所

续,合并于前八十回,程伟元在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二年两

次排印,都称为程本。从此社会上流通的《红楼梦》都是这

个百廿回本,直到一九一二年以后,方才印行了,后来又发

见了好些旧抄的带评的本子,有的残缺,有的完全些,却没

有超过八十回的。这些自比较接近作者的原稿,但很多错乱。

若不经过整理,有些地方还不如刻本。因程、高二人除续书

外,对前八十回也做过一些整理的工作,不过凭了他们的意

思不必合于原本罢了。补书在思想上、故事发展和结构上、

人物描写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还不及原本。《红楼梦》用

这样本子流通了一百多年,虽然勉强完全了,却是不幸的。此外《红楼梦》还有一种厄运,便是各式各样主观的猜

谜式的“索隐”。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

世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

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

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

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

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

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黏合真人真事,

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家明说真事

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

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因此,我觉得读《红

楼梦》,必须先要确定作者跟书中人物的关系,尤其是雪芹

本人跟“宝玉”的关系。且分作两层来说:(一)书中人物有多少的现实性?看本书第一回及脂砚

斋评,当初确有过一些真人;有几个特出的人,如林黛玉、

王熙凤之类,真实性更多。但虽有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文

学的手腕修饰以后,却已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如将近事

一比,即容易了然。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据说,绍

兴确有过一个阿桂。鲁迅小说里的阿Q,虽以真的阿桂为“范”,却并非当真替阿桂写传。如阿Q大团圆,阿桂并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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