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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2 09: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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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海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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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要

中国史纲要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史纲要作者:雷海宗排版:AGOOD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3-01ISBN:9787201101446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地理与史前时代一地理

中国大地上的远古人类,最早出现在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和西南地区。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四境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西北是高寒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面有广袤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于是自成完整的地理区域。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远古祖先基本上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史前文化。

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开发,到了春秋时代,长江流域渐渐同化。珠江流域的中国化已是秦并天下以后的事。《周礼》“夏官司马”一章可代表战国时代对于当时地势的知识,也可代表中国古今的一般知识:就是无论内容如何,形式总是非常齐整的。《周礼》的成书年代疑为战国,大致和《禹贡》的成书时代差不多,前者被当作夏禹所定,后者被当作周公所制。书中“夏官司马”一章将天下分为九州,名称大致和《禹贡》相同,差别在于《周礼》中有幽、并二州,而《禹贡》有徐、梁二州。体例是分别叙述各州所在;列出本州“镇山”和川泽,又专列出一个“浸”,浸是有灌溉之利的水体,还列出本州特产、重要家畜和农作物。再特别指出本州人口中男女人数比例。由于它特别列出有灌溉之利的“浸”,实际反映出当时已知分布于各地区的主要灌溉区。这些灌溉区所在,和其他文献记载以及后世水利发展的情况相符合。这是战国时对已发展的农田水利的简要总结,同时也反映了“大一统”思想在当时已经成形。二史前时代——石器时代

约两万年前,今日中国的西北与蒙古高原一带正处在旧石器时代,不过那时的中国居民是否为后代华夏民族的祖先,还是疑问。后来渐渐进到新石器时代,今日的河南、山东、陕西、甘肃、辽宁、内蒙古各地发现同样的石器遗物——有孔的石斧、石环、石刀等。此外又发现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鬲形土器,并且同时发现的人类骨骼与今日华北的人相同。所以新石器时代与后日的中国在血统与文化上大致可说是一体的。

但新石器时代又有自西来的新民族与原始的中国人混合,河南、甘肃、辽宁都发现他们带来的西方式的彩绘土器。这时许多小部落林立,除渔猎外,简单的农业已经开始。三史前时代——金石并用期

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概仍在新石器时代。此后渐有铜器,文化进入金石并用的阶段。同时土器与骨器也很普遍。文字与历法大都是此时的产物。农业的地位日渐重要,部落间的战争与兼并也日渐严重。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夏、商两部最强,当初夏尤强。最后商灭夏(约公元前1600年),成汤成为中原多数部落名义上的共主。四史前时代——宗教

在原始社会,宗教势力甚大。巫祝阶级与统治阶级地位不相上下。同时因农业与民生关系重要,各种洪水或干旱的神话也在民间流行。黄帝战蚩尤是中国上古神话的典型代表,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大禹治水的传说正是古代先民与洪水斗争的反映。五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之不齐

交通不便,各地开化的先后不一。开化的人占领平原,自称华夏。华夏民族已进入铜器时代,仍有一部分落伍的人散居山林,只知使用石器。华夏人称他们为蛮夷戎狄。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直到春秋时代仍有这种情形。至于两种人在血统上的异同,现在无从追考。

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莱夷在齐的东面,淮夷分布在淮河中下游。诸夷中以淮夷最为强大。

北戎、山戎分布在今河北和辽宁等地;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一带,后来被迫迁徙到今豫西。尽管戎狄和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这对彼此交往并无太大妨碍,如周王曾娶狄女为后,晋献公、文公也曾娶戎族女子为妻。

群蛮和百濮居于楚之南。春秋时,楚与晋战于鄢陵,蛮人也出兵随楚。濮在江汉之南,或说在今云南一带。

狄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在今陕西一带。赤狄分布在今晋东南一带。长狄之名见于《左传》,具体情况不详。

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区。据古书记载,戎狄多为“披发左衽”。第二章殷商政治与文化(公元前1300—前1027年)一商代的王权

商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等,方国首领的称谓有“侯”“伯”“邦伯”“任”“田”等。这些方国多是由古代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商王国缺乏内在的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与商为敌,有的时服时叛,有的则长期与商结为同盟。可见,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国为方国联盟的主体,作为商王国的首领,对其他方国而言,商王具有盟主的性质。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盛衰。盘庚迁殷以前,商王国曾五次迁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由于商王国的衰弱,王权也随之不振。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以后,内乱消弭,逐渐形成了以殷都为中心的王畿,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正因为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王畿为后盾,商王国才得以凌驾于诸方国之上,形同中央王国。

此时的商王经常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侯、某伯的记载,说明商王对某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商王为天子。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天下一家的观念,此时大概已很普遍;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

商王的对外权力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商王国内部,商王的权力则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至尊,是由社会内部结构所决定的。

从社会内部结构来看,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在宗族政治体制下,商王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王国的首领,又是同姓宗族的大族长,亦是异姓宗族的君主,集王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王国内部,商王自称“余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异于专制君主。

商王的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兄终弟及是传统的王位继承法,武乙以前的诸王,兄死由弟继承,直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导致争夺王位的现象。武乙以后的诸王均为父死子继,传子制取代了传统的兄终弟及制,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周人所沿袭。二甲骨文

关于商代,旧的史料所供给我们的知识极少。直到清末甲骨文的发现。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甲是龟甲,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遇事好占卜。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墨;也有的镶嵌松绿石,这就是所谓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

甲骨文对我们了解商朝贡献较大。不过用儒经来解释与用古代神话及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所得的结果相差很远。若按后说,后世所传关于纣王烹人、荒淫与殷周交替的故事,并非全无根据。第三章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公元前1027—前771年)一封建政治

公元前1027年,周灭殷,又用三年时间平定各地的叛乱,接着,大封子弟功臣,以姬姓贵族为主。最重要的封国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齐,太公姜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鲁,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周室辅政,他的儿子伯禽就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归顺的殷贵族、商纣异母兄弟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燕,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晋,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分封诸侯,加上制定礼乐制度,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国家由半封建的殷商部落王朝进化到纯封建的成周邦国王朝。

此时周朝政治的组织较以前复杂,王的地位在理论上极高,在事实上也较殷王重要。殷商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殷王是诸侯之长,相当于联盟的盟主,但这个联盟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殷王的权力大小也视其实力而定。到了周朝,王权得到了强化,周王的地位及其控制天下的能力显著提高。周王又称“天子”,意即天帝之子,在周人看来,他秉承天意君临天下。基于这种认识,周王的地位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被视为天下的共主。

从外部形式来看,王朝与王畿的制度日趋周密。诸侯大都是姬姓,与王室有着天然的血缘,异姓诸侯则多是周王室的姻亲功臣,他们名义上都受王封,并须经过固定的封建仪式,表示他们为天子的屏藩。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最少在理论上,有很清楚的规定。二贵族生活

西周社会与商朝一样,仍是由贵族、平民、奴隶三大阶级构成的。与商代不同的是,西周各阶级内部有更细的等级划分,等级制度的色彩尤其明显。

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卿大夫是对从政贵族的统称,卿和大夫有别,执掌军政事务的贵族称为卿,一般的从政者则称为大夫。

西周是宗族统治的鼎盛时期,宗族体系十分发达,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大家族,通过分封制的形式建立起来,以宗法制作为维系的纽带。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诸侯国是由天子分封的,卿大夫的采邑则是由诸侯分封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和政治婚姻关系,既是亲戚又是君臣,自然就形成了下级贵族臣服上级贵族、全体贵族臣服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

贵族的生活是当时生活的重心。诸侯公卿向天子、卿大夫向诸侯,以及家臣向卿大夫表示敬意的朝会礼节,占贵族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团体的意识一部分由此造成。

此外贵族最喜欢战争,这些场景在《诗经》都有反映。不打仗时,就猎兽或行射礼。两者可说是战戏。

斯文一点的生活是宴会,虽然宴时的情形并不一定很斯文。宴饮的场面,在《诗经》中多有描写,以《小雅·宾之初筵》之一章最为生动,诗的大意是:宾客就席,揖拜有礼;笾豆成行,佳肴丰盛;酒醇且甘,饮而舒心;悬钟设鼓,献酬频频。箭靶张立,弓已满弦;对手赛射,比试高低;中者为胜,败者罚饮。艺术地呈现了宴饮之礼。当时,除咏战争、田猎、射礼、宴会的诗歌外,最普通的就是情诗与时事诗。三封建社会——庶民

封建时代,除少数的权力阶级外,大多数都是被统治的庶民。他们几乎都是佃奴或佃农,农业是当时政治社会的基础。庶民中的少数经营商业与工业。庶民的生活不是个人的,甚至也不是家族的,而是集团的。这一点,从《诗经·豳风·七月》中可以窥见:农奴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收获了粮食,要聚集起来送到贵族的仓库;农事既毕,还要为贵族统治者猎取野兽,经办酒宴;当这些劳役完成后,他们才能聚在一起享受难得的欢娱。

庶民的婚姻也有集团的性质。《周礼·地官司徒》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由此可见社会生活也受官家的管制。四封建社会——士族

权力阶级称“士”或士族。士为官,称“贵”;并且也只有士族能贵,庶民永远是贱的,被统治的。士族有姓,表示他们的尊贵;有氏,表示他们的政治地位。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称氏,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庖丁、匠石、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只是通称。

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或是在姓前加排行,如孟姜、伯姬、叔隗;或是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嬴。

士族的生活由“礼”支配,不似庶民的只有“俗”。男女婚姻、生子女等,都有固定的礼法。士族子弟受教育,礼也是很重要的课程,如“七年(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十有三年(十三岁),学乐诵诗,学射御”(《礼记·内则》)。成年加冠,有冠礼。女子受各种妇礼的教育,成年后并行笄礼。成年的士族有享受一切政治权利的机会。除少数由王侯受封土的之外,很大一部分士人都能谋得官职。至于士人死后的丧礼与祭礼,尤其繁复隆重,他所享受的丧葬规格要与他的身份相适应。士族由生至死都受礼的支配。第四章成周封建帝国之极盛(公元前1027—前771年)一营建洛邑,封藩建国

殷商末期,西方的周渐强,最后取代了殷的共主地位。

周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控制,本着武王的遗志,营建洛邑。而后成王迁都于此,命名为成周。成王所以营建成周,主要是因为原来的都城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当初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又迁殷商“顽民”于洛邑附近,令其定居,并且告诫他们说,“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尚书·多士》),又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田)尔田,天惟畀矜尔”(《多方》)。

这就是要商顽民在洛邑附近安家落户,老实种田,永做周王国的驯服顺民。周初对于殷民,不用严刑杀戮,而主张多加教育,以期改造他们。例如,封康叔于卫之时周公就曾反复告诫他说:“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淮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康诰》)。但是,对于那些敢于反抗不听命者,不但“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多士》),而且还要像对奄君、淮夷、徐戎等那样加以讨伐。

周公所以采取这种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为了达到把广大的东方安定下来,尽量减少被征服的各族首领起来反抗的目的。

周把东方征服的领土大部封与子弟功臣,纯粹的政治封建制度至此才算成立。在周公、成王、康王三代,新兴的封建王朝势力很大,至少对王畿附近的诸侯有些支配能力。二开疆拓土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周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周王室与国内各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和冲突。

当时周边民族主要有东方的淮夷;南方的楚人,如庸、户、彭等群蛮部落;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鬼方和猃狁、犬戎;东北地区有肃慎。先秦文献和铜器铭文中有关周与各族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属于战争的记录,但是隐藏在它后面的各族之间的融合及其共同开发,则是历史的主流。

昭王见国力强盛,有心向南方扩张,在南巡汉水时,溺水身亡。穆王继承了父亲的壮志豪情,即位后东征西讨,东至九江,西抵昆仑,北达流沙,南伐荆楚。穆王是古代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关于他的传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则是《穆天子传》。

但共王以后,周室的势力渐呈裂痕。共王之子懿王在位时,周室衰弱,面对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第五章成周宗教一宇宙观与神祇神话

整个宇宙在古代是神秘的,宇宙的大神秘中包含无数较小的神秘势力,这就是各种赋有丰富神话的神祇鬼怪。宗教是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三代的宗教是天命神学宗教。天命神学宗教崇拜的对象有天(或称帝、上帝)、祖先神和自然神,而以天为至上神。祖先神和自然神被置于从属于天的位置。这种宗教认为,人间的统治权、统治方式,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意决定的,人必须执行天的命令。

三代时人们信鬼。《礼记·祭义》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但“周人尊礼而尚施,奉鬼敬神而远之”,说明周人虽还没有摆脱对上帝和鬼神的迷信,但已经把眼光从天上下移到人间,人事日益受到重视。二教士

人与神不能直接交接,必须以各种有专门知识的教士为媒介。司祭礼的教士称宗祝,司卜筮的有卜官与筮人,这两种都是国家的宗教官。卜用龟甲,筮用蓍草。春秋时,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坚持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献公不肯听他的,后来酿出祸患。事载于《左传·隐公四年》。

此外尚有巫觋。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后泛指巫师。虽然国家也用他们,比如祭祀、丧葬之场合,但他们是一般民众与非常情势之下的唯一人神交流的中间人,天旱求雨、祈福禳灾少不了他们。三坛庙与祭祀

祭祀有一定的地方。祭神祇的地方称坛,祭祖先的地方称庙。祭祀的种类非常繁多,非常复杂。祭祀时,除用牲与固定的祝词外,音乐与跳舞往往也是必需的。

在各种祭祀中,我们只对祭祖的典礼知道得比较清楚些。《诗经·小雅·楚茨》就是一首祭祖祀神的乐歌,它描写了祭祀的全过程,从祭前的准备一直写到祭后的宴乐,详细展现了周代祭祀的仪制风貌。

这首诗共分六章。第一章写祭祀的前奏。人们清除掉田地里的蒺藜荆棘,种下了黍稷,如今获得了丰收。丰盛的粮食堆满了仓囤,酿成了酒,做成了饭,就可用来献神祭祖、祈求洪福了。第二章进入对祭祀活动的描写。人们步履整肃、仪态端庄,先将牛羊涮洗干净,宰剥烹饪,然后盛在鼎俎中奉献给神灵。祖宗都来享用祭品,并降福给后人。第三章进一步展示祭祀的场景。掌厨的恭谨敏捷,或烧或烤,主妇们勤勉侍奉,主宾间敬酒酬酢。整个仪式井然有序,笑语融融,恰到好处。第二、三两章着力形容祭典之盛,降福之多。第四章写司仪的“工祝”代表神祇致辞:祭品丰美芬芳,神灵爱尝;祭祀按期举行,合乎法度,庄严隆重,因而要赐给你们亿万福禄。第五章写仪式完成,钟鼓齐奏,主祭人回归原位,司仪宣告神已有醉意,代神受祭的“皇尸”也起身引退。钟鼓声中送走了皇尸和神灵,撤去祭品,同姓之亲遂相聚宴饮,共叙天伦之乐。末章写私宴之欢,作为祭祀的尾声。在乐队伴奏下,大家享受祭后的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老少大小一起叩头祝福。

作为一首记载古代祭祀活动全过程的诗,它对于古代文化,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四大武舞

古代的舞蹈已经完全失传,只有周天子祭祖所用的《大武舞》,我们还知道一个大概。《大武舞》是一套分六出的歌舞剧,纪念武王灭殷的事业。第一出为《北出》。第二出为《灭商》。第三出为《南》。第四出为《南国是疆》。第五出为《分陕》。第六出为《复缀》。《史记·乐书》中有一段孔子对话记录其事体: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宾牟贾问孔子大武舞开始时击鼓警众,台上肃穆很久,为什么迟迟没有后续表演。孔子说乐是现成事物的再现,并解释,开始时舞者手持盾牌,山立不动,象征武王等待时机;发扬蹈厉,象征太公吕望决心坚定;武事毕,单膝跪地,象征周召二公治理国家。再者,乐开始时,舞者象征北出朝歌;再奏象征武王灭商;再奏象征凯旋南归;再奏象征南方归顺;再奏象征分陕而治,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奏第六遍舞者复缀成行表示对天子的崇敬,天子与大将夹舞者而立,振动铎铃,四面出击,威势盛于中国。夹舞者分进而出,是为了战事早些成功。成行以后久立不动,是为了等待诸侯援军的到来。《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周朝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来维护它的统治。第六章封建帝国之崩溃(公元前900—前771年)一西周的衰微

公元前9世纪是宗周的势力渐渐衰弱与列国的实力日渐增长的时期,最后周公与后王所建设的封建帝国整个破裂,周室在实力上只等于列国中的一个小国。

周厉王继位后,想要振作,但他横征暴敛,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矛盾。他还不断南征荆楚,西北方面又防御游牧部落,西北戎狄,特别是猃狁,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周厉王为压制国人的不满,任用卫巫监视口出怨言的人,发现就立即杀死,这些引得国内各项矛盾越来越尖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事件,人民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他仓皇而逃,后来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他出逃后,召公、周公管理朝政,号为共和。

宣王承继厉王的遗志,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又征伐荆蛮,有一点中兴的迹象,但为时短暂。二平王东迁

到幽王时,大局已不可收拾。他贪婪腐败,不问政事,重用佞巧之徒,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又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宜臼,致使申侯、缯侯和犬戎各部攻宗周。周幽王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平王被一部分诸侯保护或挟持东迁,从此历史的重心就由周室移到列国了。第七章春秋列国之形成(公元前770—前670年)一郑之盛强

春秋初期,列国中最早统一的是郑国。一时郑横行中原,甚至有吞并中原的野心。郑武公是周王朝的卿士,操王室权柄。郑武公死后,周平王想立虢公为卿士,因郑庄公不满而作罢。为了取信于郑国,平王还与郑庄公交换太子为人质。平王死后,桓王又想使虢公执政,郑庄公便派士兵抢收周地温和成周的庄稼,周郑交恶。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桓王罢免了郑庄公的卿士之职,郑便与周兵戎相见,战斗中郑军射中周王的肩膀,天子威信扫地。

郑国称霸遭到中原其他诸小国的反对,反对最强烈的就是宋国与卫国。郑庄公凭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采用了“远交(交齐、鲁)近攻(攻宋、卫)”的政策,努力经营,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到了庄公末年,几乎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二四强之兴起

齐、晋、秦、楚四方四个大国,内部权力斗争比较复杂,统一也比较迟缓。如齐国的襄公荒淫无道,引起大臣管至父叛乱;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的儿子死的死、逃的逃,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国内权臣为拥立国君又展开争斗。正由于此,一群小国才能一时间在中原自由横行。四大国统一之后,这些春秋局面开幕者的小国都成了大国所争的对象,失去了一切行动的自由。三社会变化

西周末,春秋初,社会上似乎也起了激烈的变化。平民中有暴富起来的。如《诗经·小雅·大东》是一首描写周代东方诸侯小国怨刺西周王室诛求无止、劳役不息的诗。诗中鲜明地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残酷、贪婪、骄奢的西人剥削者形象;一个是被榨取、被奴役、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对西人满怀仇恨的东人形象,展示了一幅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生活图画。

也有人因政治社会的骚动而自行迁徙,寻求乐土,不再受士族的绝对统治。《诗经·魏风·硕鼠》中咏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面对贵族的严酷剥削,农奴表示要离开他,迁往别处。

列国统一,士族也多少要受国君的限制。但政权仍由士族包揽,并且士族日益斯文,把“礼”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点在《礼记》中有大量记载,如:“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诗经·鄘风·相鼠》咏道:“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总之,社会生活的每一环节都由礼来规范,不能僭越。

至于平民,有一部分自行解放的人经营工商业,水陆的交通因而也发达起来。崤山以西多木、竹、谷、玉石,崤山以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多楠木、金属、犀角、珠玑,北方多马、牛、羊。当时齐国物产丰富,国家富裕,因而“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由于各地物产的不同,需要互通有无,商人就应运而生。第八章霸政时期(公元前685—前612年)一齐桓公与管仲

大国统一之后,一方面靠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借天子的名义去控制中原一群小国。最早的霸主是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号召“尊王攘夷”,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之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经过一番彻底的整顿,临时成为天下最强的国。二宋襄公图霸

齐桓公的霸业,一大半要归功于管仲。管仲死后,桓公衰老,旧的统治渐不能维持。桓公不久也死去,齐国起了争位的内乱,霸主的地位永久丧失。被中原视为蛮夷的楚国乘机向北发展,遂有富于浪漫思想的宋襄公出来,要维持中原大局。宋襄公以仁义见称,继位之后,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宋国由此大治。国际上紧跟齐桓公步伐,积极维护宋国霸权。桓公死后,宋襄公欲霸诸侯,却受到楚人阻挠。后一意孤行,发兵攻郑,与楚决战于泓水,宋师败绩。襄公不幸中箭,不久辞世。三晋文襄霸业

齐衰,楚国临时横行中原。晋文公重耳,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十九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文公对内,拔擢贤能,以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赵衰、胥臣辅其政;晋民各执其业,吏各司其职,晋国由此大治。对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楚。作三军六卿,勤王事于洛邑,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开创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因其文治武功,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

文公死后,襄公仍能继续维持中原盟主的地位。襄公死后,局势大变。一国独盛的霸政时期过去,晋楚角逐的争盟时期来临。第九章晋楚争盟(公元前620—前505年)一晋楚消长

春秋中期一百二十年间没有一国能独霸中原。晋国与楚国势均力敌,争为盟主。两国所争的焦点就是郑国。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九鼎之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一是公元前576年的鄢陵之战,一是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二向戌弭兵

晋楚争盟,几乎每年动兵。小国不胜其扰,两大国不耐其烦。然而通常不过是南部小国属楚,北部小国属晋,两国都没有独占诸小国的把握。竞争了七八十年,最后宋国左师向戌出来为两国讲和。公元前546年七月,诸侯在宋都蒙门外订立弭兵之约。参预结盟的有晋赵武、楚屈建等各国大夫及小国君主。会前,晋、楚约定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朝贡。由于当时晋国内部出现大夫专政兼并,无力与楚进行战争,而楚国受到吴国牵制,也无力同晋争霸中原,所以结盟后,与会国停止战争,暂时维持了九年的和平。三晋楚并衰与吴之兴起

国际和平似乎只是理想。晋楚勉强弭兵八九年之后,就又争盟如故。但两国由于种种的内外因缘,都渐趋衰弱。代兴的是东南隅的吴国。吴本由晋提携起来,以便抗楚。后来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国势盛强,于公元前506年大举伐楚,五战楚皆败,楚昭王出逃,郢都失陷。吴国的崛起使国际全局大变,春秋局面也由此告终。第十章春秋时代思想一官学衰败,私学兴起

散见在《国语》与《左传》中,有历代传下而不为宗教信仰所限制的各种对宇宙人生的解释与理论。这些若非全为后人虚构,可见自西周末年开始哲学已渐萌芽。但春秋末期以前有系统的哲学是否已经发生,还是疑问。即或曾经发生,也完全被后人忘记。

在春秋这个转型期,王室衰败,诸侯国动荡,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私学开始兴起,这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同时,当时的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各国对内要求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对外要求生存、争霸权,各地的统治者、各种力量都在寻求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百家蜂起争鸣的社会根源。二周易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联、互相渗透的反映。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后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则是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壮大。三孔子与儒家

孔子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哲学家与政治社会改革家。他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他早年丧父,家道衰落,年轻时做过小吏。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在当时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孔子后入仕,任大司寇,致力于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但遭到失败。

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孔子不得不“去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生活。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归鲁,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是仁学,他一生都在推行仁政理想,试图恢复当时已经式微的贵族精神,在全社会建立一套礼乐文明。

与孔子同时的还有一班厌世或愤世的隐士,因为他们曾与孔子发生关系,所以他们的名氏或别名或绰号我们还知道。如子路向长沮、桀溺问路,这两位隐士将孔子大大讥讽了一番。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谣,从孔子身边飘然而过,不与他谈政治。

孔子时代的思想与春秋末期以上思想传统的关系,已不可考,因为那个思想传统早已失传。我们现在说,春秋末年的政治混乱与社会骚动很自然地产出一班消极的隐士与一个积极的孔子。第十一章吴越之争(公元前505—前473年)一吴国称霸

吴国偏居东南沿海地区,与越国为邻,有断发文身之俗。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部落群体。在中原列国眼里,吴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国。公元前584年,晋国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于是吴国不断侵伐楚国,使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在晋国的扶植下,吴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国土日益扩展,声望日益提高。中原诸侯国家和吴国开始建立了联系。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他辅佐吴王阖闾,使吴国由极为落后的蛮夷之邦,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孙武、伍子胥率军,联合蔡、唐两国兴师伐楚。柏举一战,楚军一败涂地。吴军乘胜穷追猛打,五战五胜,攻占了楚国的郢都。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夺得霸主地位。晋楚衰弱,春秋争霸的局面结束。二越国后来居上

吴王阖闾攻占郢都后,庆功作乐,流连忘返,国内很空虚。越王允常乘机袭吴国。吴王阖闾之弟夫概也悄悄溜回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被迫跟楚国讲和,匆忙回师,赶跑夫概,保住王位,而楚国也侥幸复活。楚昭王接受了痛苦的教训,开始励精图治。为了解除吴国对楚国的威胁,他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

吴王阖闾决心打败越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国起兵攻越。吴越两军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南),阖闾负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过了两年,吴国出动精兵攻越国。夫椒一战,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委曲求和,夫差接受了。战败后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采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逐渐强大。当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对越国疏于防范之机,勾践攻入吴都,获其太子,逼吴求和。从此,吴国国力江河日下。公元前473年,越军又攻破吴都,夫差自杀,吴国亡。

吴越争霸的性质已与春秋前期的诸侯争霸有所不同,所争的已不是国际均势或中原的霸权,而是对方的土地人民。吴国还有点春秋精神,越国就充分表现了战国时代的土地欲。所以吴越竞争可说是春秋战国过渡期间的大变局。第十二章七雄局面之成立(公元前473—前362年)一三晋田齐

春秋末战国初,列国都起内乱,推动内乱的大半是封建残余的世家。

三家分晋。春秋时期,整个晋国公室内部为君权而不断争夺、吞并,晋献公为巩固君位,诛灭了桓叔、庄伯之庶族群公子,公族势力受到打击。时隔不久,公室内部再次喋血:献公宠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逼杀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等群公子,这场内乱丧亡殆尽,“自是晋无公族”。晋文公继位后,鉴于数世之乱的历史教训,不再分封公室宗族子弟,政治上亦不重用公族,而是起用一批异姓贵族,这些贵族大都是随他流亡的有功人员,如狐毛、狐偃、先轸、赵衰等。这就等于废除了公室贵族世袭政权的传统旧制,对后来晋国的灭亡埋下伏笔。

晋文公死后,赵盾专权,晋灵公对赵盾不满,曾两次谋刺赵盾,后被赵盾昆弟赵穿杀死。晋悼公以后,公室彻底衰败,已无力反抗卿族的专权。晋卿均出自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晋君形同虚设。公元前376年,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灭智伯,三分其地,晋分为魏、韩、赵国,史称“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齐国本是周初吕氏的封地。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过程是:公元前671年,陈国公族内乱,陈公子完为避祸奔逃至齐国,至齐国后为齐国田氏之祖,(“陈”“田”本为一字)。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无宇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公元前489年,田恒自立为相,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公元前481年,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争取民心。

公元前391年,田和废齐康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二秦楚内乱与复兴

秦、楚也都经过内乱,不过未被异姓所篡。

先说秦国。自穆公之后,秦国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国力日衰,渐渐从中原诸侯的目光中消失。当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秦国甚至不敌魏国,被夺去了河西之地。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秦孝公嬴渠即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开始,秦国才走上强国之路。

再说楚国。楚惠王(公元前488—前432年)在位时,楚国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叛乱,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兴兵作乱,自立为王,后来兵败被杀,惠王复位,内乱才平息。此时正是吴越争霸的时期,楚国遭到吴国的侵略,一度险些灭国。越国灭吴后,楚国才得有喘息的机会。楚悼王在位时,吴起自魏国至楚,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裁撤冗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楚国遂又强盛。三越之乱亡与燕之渐兴

越国的盛衰经过,极不清楚。越王勾践时,国家骤强,勾践死后就又无声无臭。越王无疆在位时,想要振作,于是攻打楚国。楚威王发兵迎击越军,大败越军,杀死无疆,占领吴越之地,越国因此分崩离析。

同时极北的燕国,此前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无关,现在内部开始加以整顿,渐渐有心向南参加国际的政治。四诸小国之渐趋灭亡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混乱里,小国失去霸政或争盟时代的保障,大多灭亡。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战国时,卫国的领土不断被强邻蚕食,国君封号也由公降为侯,再降为君,领土几乎全为魏国所占,仅剩濮阳。公元前487年,曹为宋灭。陈、蔡都为楚所并。小不足计而自称夏后的杞国也被并于楚,时在公元前445年。春秋时代比较重要的小国,只余下宋、鲁为七雄间的缓冲国。鲁悼公时,三桓强大,公室衰弱,鲁君如同小侯。五周之丧土与分裂

周室虽微,也同样的经过内乱。土地大半丧于邻国,所余的领土又分裂为东周和西周。西周仍都于王城洛邑,东周都于巩。东西周各有君,天子即周赧王完全成为傀儡。东、西周时常争水灌稻,此外并常起无谓的纠纷。至于在国际上,周已完全失去春秋时代的重要地位。列国称王之后,周更无足挂齿,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与宋、鲁相等的缓冲国。只有那若有若无的九鼎还教人记得周曾做过天下的共主。

自春秋以来,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九鼎。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宣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列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六新军器与新战术

国际政局日渐紧张,战术与军器也大见进步。这时开始有铁兵,虽然铜兵仍占重要的地位。攻守的方法都较前精明,这一点从《墨子·公输篇》中可以看出,公输盘为楚造攻城的云梯,并与墨子推演攻守的战术,“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除原有的戎车与步卒之外,骑兵现在成为军队中日趋重要的一部分。赵武灵王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提倡胡服骑射,提高军队战斗力。春秋时,田地都有沟界,且阡陌纵横,不利于车马驰骋;到了战国,废井田、开阡陌,战车也变成了骑兵,军队机动性强,而防守更难了。不得已各国都开始修筑长城。长城的修建,足以证明当时的战争是如何的严重。七魏之图强与失败

战国时代内部最早整顿就绪的就是处在中央的魏国。魏文侯时,魏相李悝主持变法,他选贤任能赏罚分明,打击旧贵族,重用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废除井田制,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改革军制,加强军备,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财政都得到提高。武侯以下,魏暂时强于他国,因而想控制中原,甚至独霸天下。魏的野心引起战国时代第一次的天下大混战。

魏惠王时,国家实力大增。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魏围攻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孙膑认为魏以精锐攻赵,国内空虚,遂引兵攻魏都大梁。果然诱使魏将庞涓赶回应战。孙膑又在桂陵(今河南长垣)伏袭,大败魏军,并生擒庞涓。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的经典战法。

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1年)又发生马陵之战,魏军二度为齐军孙膑所败,齐虏魏太子申,杀庞涓。庞涓死后,魏国彻底衰落,最后的结果,魏抵不过列强的联合攻击,到惠王晚年魏就被降为二等国。八列强之拓土

列强不只互相竞争,也向四夷的地域发展。偏北的燕、赵、秦三国占领了沿边的东胡、匈奴、戎人区域。燕国发展到今朝鲜的边疆。在南方,楚国的文化推广到西南夷的地方。至此沿边的夷狄多受中国控制,自古与华夏人杂居的内地戎狄完全被征服与同化。

内地外族的唯一政治自卫方法就是自动的中国化。外族中能这样见机而作的似乎只有中山的狄人。中山中国化的象征就是与列国同时称王。同时在政治文化方面也都极力摹仿中国,中山的政治独立因而能维持到公元前295年。所以中山可说是最后亡的中原夷狄。九社会革命

与政治的激变并行的必有社会的更革。可惜关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社会变法我们所知甚少,虽然史料较西周末春秋初略为多些。各国的田制都起变化,土地私有渐渐普遍。田赋的制度因而也与前不同。工商业的发展大见进步。长期政乱之后,世族的势力消减。

国君专制,辅助他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同的文人。如策士苏秦、张仪,均出身贫寒,苏秦早年游说列国不获重用,以致“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回到家中,“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张仪游说诸侯,曾被人误认为盗贼而遭殴打,张仪回到家中,问其妻:“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张仪说:“足矣。”

国君与卿相都极力牢笼士人,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不愁没有雇主。孟尝君广蓄门客,既有冯谖这样的人为他经营“狡兔三窟”,又有鸡鸣狗盗之徒,在关键时候也能派上用场。手下被养的士人,文人虽居多数,但也有少数以身命事人的死士或侠士,造出一种慷慨悲歌的风气。如力士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的屠夫,他与看守城门的侠士侯嬴交往,以后又通过侯嬴结识了信陵君,他在前线锤杀大将晋鄙,帮助信陵君夺得军队指挥权,完成救赵壮举。聂政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刺客,韩国大臣严仲子与他结交,聂政决心报答他。后来聂政孤身一人去刺杀韩国国相侠累,替严仲子报仇。失败后,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姐姐,聂政毁坏面目,惨烈死去。第十三章合纵与连横(公元前361—前311年)一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各国都极力推行整顿内部,向外发展的策略。最早获得成功的大概是魏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暂时横行中原。秦国在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卫鞅自魏国入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秦并六国的基础由此建立。二变法后之发展

秦变法富强后,魏受影响最大。魏是当时最强的国,后来由于秦约列国进行夹击,终致魏降为二等国,此外秦又极力向蜀进展,最后将这块人口稀少的沃土完全吞并。当时张仪力主伐韩,而司马错主张伐蜀。司马错认为伐韩必将引起列国纷争,使秦陷于不利境地;而蜀国地处偏僻,实力弱小,以秦攻之,如豺狼逐羊群,且不会引发山东各国的矛盾。于是灭蜀。这是战国时代中国政府夷狄事业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蜀是秦并六国的经济基础。三秦霸天下

魏国衰弱之后,天下的强国为秦、齐、楚。在三国中秦的势力日益增厚。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能,推行法制,并不断向外拓展领土。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命大良造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打败魏军。不久,魏尽献河西地于秦。秦以黄河、函谷关为界抵御关东诸侯,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五国合纵攻秦,被秦军打败。其后,张仪又游说拆散齐、楚联盟,秦乘机打败楚军,占领汉中。

齐国想趁燕内乱之机将其国完全吞并,但结果失败。具体缘由是:公元前312年,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没想到子之当国三年,政治败坏,民怨很大。齐国和中山国趁火打劫,攻入燕国,百姓由于痛恨子之,竟然对侵略者表示欢迎,燕王哙和子之都死于非命。后来齐军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燕国人民于是又纷纷起来反对齐军,齐军不得不退出燕国。齐的国际威势或许暂时提高,但实力的伤耗很大。同时秦楚战争,楚国大败,将国防要地汉中割与秦国。秦当初由魏所得的河西之地是秦向东发展的大道,现在汉中又成为秦向南进攻的基地。所以,到公元前311年左右,在三强之中秦的势力最为雄厚。第十四章秦之独强(公元前310—前272年)一东帝与西帝

长期战争之后,列国疲乏,暂时息争。又适逢秦有内乱,将侵占的土地一部分退还原主,国际局面因而较前缓和。但这不过是秦的缓兵之计,不久大战复起。此时秦国方面最活跃的人物就是魏冉与白起。魏冉,亦称穰侯,原是楚国人,秦昭王之舅。秦武王因举鼎而死,没有儿子,各兄弟争位,魏冉实力较大,拥立了秦昭王,亦帮秦昭王清除了争位的对手。之后他举荐白起,多次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楚又大败,完全失去战斗力。秦、齐两不相下,平分中原,秦称西帝,齐称东帝。但因国际舆论的反对,加上其他的原因,两国不久就去名求实,取消帝号。公元前286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灭宋国,三分其地。同年,秦攻魏,侵占安邑。二齐之一败涂地

齐并宋后,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并有吞并周室之意,此举破坏了均势,引起诸侯恐慌。秦因而约同燕及三晋大举攻齐,楚国亦乘机吞食齐国南境。各国退兵后,燕将乐毅要报三十年前齐灭燕的仇恨,攻下临淄,尽取齐之宝器。齐湣王仓皇出逃,在莒这个地方被杀,齐国临时亡国。幸亏齐将田单坚守即墨,与燕军相持,并运用反间计,使燕王召回乐毅,换上有勇无谋的骑劫。田单又在夜间放出火牛,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才得以复国。但齐国的强国地位永久失去。所以燕的胜利实际上是秦的胜利,从此大江以北没有再能抗秦的势力了。三楚之削弱

齐败后,天下能勉强抗秦的只有楚国。楚国乘北方混战的机会,一方面侵占齐国的淮北地,一方面又要强迫韩、周、鲁服楚。秦国唯恐楚得机开拓新地,所以燕齐的纠纷虽尚未结束,就不顾一切向楚进攻。公元前280年,楚战败,割上庸、汉水以北土地给秦讲和。第二年,秦将白起攻占楚鄢(今湖北宜城东南)、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占楚国的郢都,焚烧了楚王的坟墓夷陵。楚军溃不成军,于是退到陈(今河南淮阳),将陈作为都城,仍称作郢。

从此之后,楚也失去与秦对抗的能力,秦并六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第十五章战国诸子一治国平天下之道

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酝酿,与文化发展的成熟,使思想界放出空前绝后的异彩。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呈现出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各家学说虽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名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也都围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这形成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二激烈的争鸣

这里着重介绍当时传下的三篇哲学著作,代表三种不同的态度。《庄子·天下篇》是以道家的眼光对当代各派思想的一个扼要的叙述与同情的批评,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荀子·非十二子篇》是一种叙述不清的武断批评。荀子将当时的各种学说一一驳斥,认为,战国混乱的原因之一是“百家异说”,要社会安定就要做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主张封建专制政体下的思想统治。但他的批评逻辑混乱,立论过于主观,而到最后,连“贱儒”这样的侮辱字眼都用上了,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韩非子·显学篇》站在国家的立场,专事批评势力最大的儒墨二家,附带地也显现出地位重要的法家思想的轮廓。第十六章秦并六国(公元前271—前211年)一大败三晋

齐楚衰败,燕受秦远交近攻策的牢笼也成为秦的与国。所以秦现在可以全力吞并三晋。军功最大的仍是白起。

白起素以深通韬略著称,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白起大破赵魏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魏将芒卯败逃,掳获韩、赵、魏三国大将,斩首十三万。又与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两万人。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之陉城,攻陷五城,斩首五万。四十五年,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上党通往都城的道路被绝断。郡守冯亭请求归附赵国,赵国接受了上党,由此激化了秦赵矛盾。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将赵军包围,四十五万降卒全被坑杀。从此赵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对抗秦国。

秦围邯郸,三晋危急的时候,有人提议三晋自动投降,尊秦为帝。此议虽经打消,但韩魏实际已成秦的藩属,赵经过屡次的大败也失去抗秦的能力。

同时秦国内政发生变化,秦昭王听信了范雎的话,忌惮穰侯专权,将其罢相下野,由范雎继之。范雎本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说客,长平大胜使他心生嫉妒,怕灭赵之后,白起威重功高,使自己无法擅权,便以巧言断送了白起的前程。不久,百战百胜的白起被罢职赐死。二秦灭周

三晋大败之后,周起恐慌。西周想要合纵抗秦,结果却给秦一个把自己吞并的借口。公元前256年,东周也灭于秦。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伐灭鲁,与周关系密切而为最后缓冲的鲁国为楚占领。两件事本身虽都不重要,但可说是列国最后死战的预兆。三燕与三晋

三晋未全灭之先,燕始终不悟,总是与秦联合。秦临时停战之后,燕仍自行攻赵。公元前251年,燕王喜继位,听说赵国壮丁皆死于长平之战,便想趁火打劫。有大臣劝他,赵国是四战之地,其民习兵,不可小视。燕王一意孤行。赵国使廉颇为将,大破燕军。强秦在侧虎视眈耽,两国尚攻伐不断,损兵折将,致使秦收渔人之利,取赵三十七城。魏国虽有信陵君一度败秦,但三晋最后的命运至此已十分明显。四末次合纵与最后努力

六国中最后有胆识的抗秦人物信陵君死于公元前244年,从此抗秦的事业陷入低谷。和平主义的齐国仍守中立,燕国照旧联秦。楚国还比较强盛,于公元前241年组织了最后一次的合纵,与赵、魏、韩、卫合同攻秦,由赵国的将军庞煖率领五国之师,一路进军到蕞(今陕西潼关东北),但是等到秦军一展开进攻,各国军队便各自纷纷后撤,最后一次合纵因此宣告失败。至此,六国再也没有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阻止秦人的兼并步伐,只能任秦各个击破。五六国之单独困斗与继灭

在秦王嬴政的领导之下,十年之间,相继吞并六国。军功最高的就是白起后的名将王翦。六国灭亡的次序是韩、赵、燕、魏、楚、齐。

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守腾献地与秦,秦封之为内史。第二年秦国派腾攻击韩国,俘虏韩王安,秦国将所得韩国土地建立颍川郡。韩亡。

公元前229年,秦派王翦、杨端和再次从西、南两面攻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国深知李牧用兵之精湛,再次使用离间计毁赵。秦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令其在国内散布李牧、司马尚欲合谋造反之流言,赵王迁被流言所惑,杀害李牧。第二年,王翦大破赵军,俘虏赵王迁。秦在所得之地邯郸一带设置邯郸郡。赵亡。

秦王在灭赵国之后,欲乘胜攻击燕国。燕太子丹大恐,派遣刺客荆轲行刺秦王,被秦王刺死。公元前227年,秦王派王翦、辛胜攻击燕国,燕国联合北戎代族军队联合抵抗,最终秦夺取燕都蓟(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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