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回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越然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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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回忆试读：

周越然的书

日前在深圳见到一位收藏界后起之秀，他出示一份所藏清代以降藏书家手札目录，自朱彝尊起，至黄永年止，名家汇集，洋洋大观。但笔者发现其中有个重要的遗漏，周越然并不包括在内。应该指出的是，周越然墨迹存世很少，也是不争的事实。

余生也晚，知道周越然的名字已在1980年代后期了。那时为搜寻张爱玲作品，查阅1940年代上海的《杂志》《风雨谈》《古今》《天地》等文学和文史掌故杂志，经常见到周越然的妙文。后来又在旧书摊上淘到周越然的《书书书》《六十回忆》等著作，始知周越然并非藉藉无名，等闲之辈。然而，我们已经把他遗忘得很久了。

周越然（1885—1962）原名文彦，又名復盦，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藏书家、编译家、散文家和性学家。他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秀才，又是南社社员。曾执教江苏高等学堂、安徽高等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是严复弟子，为辜鸿铭所赏识，戴季陶则向他从过学。他精通英语，1915年起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近二十年之久，编译各类英语教科书和参考书籍三十多种，尤以《英语模范读本》销数最大，几乎垄断当时全国的中学语文课本。他1940年代专事写作。1950年代先后在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和从事图书馆工作。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周越然生前出版了《书书书》（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六十回忆》（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初版）和《版本与书籍》（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初版）三种谈书的书，《情性故事集》（1936年7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性知性识》（1936年7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二种谈性的书。虽然还不能说周越然已经著作等身，但如果说他著述甚丰，影响不小，却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由此也可见，周越然是早该进入文学史的人物。1980年5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刘心皇著《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里就出现了周越然的名字，称其“藏书有外国古本，中国宋元明版，中外绝版三种。数量之多，更是惊人。”这大概是文学史著作首次写到周越然。199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青生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里也写到周越然，特别对周越然的散文给予颇高的评价。此书论及上海沦陷时期的“清谈风”与“怀旧热”散文时，给周越然以相当的篇幅，认为周越然的“书话”“专谈古书版本流变及伪膺‘古书’的识别，举证周详，论列精细”，而周越然“将有关‘书’的广博见识，用半文半白、亦庄亦谐的文笔写出”，“在中国古今同类散文小品中，显示出承前启后的独特个性。”至于周越然的“忆旧散文”，也自有其风格，“没有严密的秩序，忆及即写，散漫随意”，“下笔也比较自由，叙已述人或谈事载言，虽未必确切周到，却不失真实生动。”这是内地文学史著作写到周越然之始，都不能不提。

自1990年代中期起，随着内地出版界思想的解放，选题的多样，重印周越然著述逐渐付之实施。据笔者粗略统计，已经出版的周越然著述有如下七种：《书与回忆》（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言言斋书话》（徐雁等编，1998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周越然书话》（陈子善编，1999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言言斋古籍丛谈》（周炳辉编，2000年2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言言斋西书丛谈》（周炳辉编，2003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夹竹桃集：周越然集外文》（金小明、周炳辉编，2013年3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初版）。

这些周越然作品集当然各具特色，对传播周越然其人其文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除了集外文的发掘整理，它们大都是重新编排的选本，而非周越然著作的初版原貌。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因为读者无法从中得见周越然自己编定的集子，也即无法品尝周越然作品集的原汁原味，不少读者对此深以为憾。

从这个意义讲，北方文艺出版社此次新版《周越然作品系列》，首批印行周越然生前编定的五种作品集，就令人大为惊喜了。不但周越然脍炙人口的《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三种据初版本重印，《性情故事集》和《性知性识》两种生动有趣的性学小品集更是1949年以后首次与读者见面，极为难得。此后还将陆续印行《修身小集》《文史杂录》《古籍丛谈》等周越然集外文辑。“文字飘零谁为拾？”这部真正是原汁原味的《周越然作品系列》的问世，正好较为圆满地回答了百岁老人周退密先生当年的诘问，也必将对周越然研究有所推动。

也许因为笔者以前编过《周越然书话》，王稼句兄不弃，嘱为北方文艺出版社这部颇具新意的《周越然作品系列》写几句感言，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话，聊以塞责，不当之处，谨请高明指教。丙申初冬于海上梅川书舍

自序

本书共计二十二篇，不是我的自传，而是我的回忆。

自传（autobiography）与回忆（reminiscences）不大相同。自传是正式的，回忆是随便的。自传注重年月，回忆可无年月。自传整齐有序，回忆零乱琐碎。换句话来讲：自传是教导后人的历史，回忆是“款待”阅众的杂文。

我年六十，生平所作所为，虽有滑稽可笑者或悲哀可泣者，然绝无与国家政事有关者，故无资格作一自传以教导后人，只可写些趣事以款待阅众。

不论男女，不论贫富贵贱，到了花甲之年，总记得些关于一己的过去之事。倘然他们把那些记得的事情一一写出来，必然有不少动人之处。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我的二十二篇，类乎乞丐的见闻，小贩的经历。阅众不必管我的身份，只要看我的故事。你们所得的结果，是二十二篇，每篇数千字的，并且每篇有一个中心的“写实”小说。

自传与回忆的作法，完全不同。作自传者，一定要谨严，不可马虎；一定要板脸，不可滑稽。作自传者，应具有四种资格：（一）名望，（二）工作，（三）需要，（四）文章。他们在动笔之前，非先问自己四个问题不可：（一）我是不是声誉卓著，大众钦佩的人？（二）我一生所作所为，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有何实益？（三）除了我的至亲好友及子孙之外，我所作所为者，别人是否不可不知？别人是否急于求知？（四）我所写述者，是否确切可靠？我的辞是否能够达我的意？

我的回答，全属否定。这四种资格，我一种都没有。是故我不能作过去六十年的自传，只可写此二十二篇杂文。

本书的二十二篇，真是杂文！其中大半是文言，小半是白话。内容的混合，内容的夹凑，一望而知。评论大家，或将以“夹竹桃”之名，讥我的书。但我幼时不学，长入“异”途，文既不文，白又不白——桃不成桃，竹不成竹——恐怕还不能收受这个雅俗兼具的花名。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孔圣诞日　周越然

约伯与短工

英语中“约伯”（Job）与“短工”（job）两字，拼法完全相同，所不同者，首一字母之大小写及中间一母之发音耳。二十年前，余在某校任教职时，有高材生某姓者——现已成博士矣——以此探余之才力。当时吾二人之问答，颇足为目下及将来教师之参考材料。其实况暂时不提，留之篇末，兹先言余之教学经验焉。

今吾国之人皆喜以“老教师”称我。“老”字疑是“富于经验”之意。若然，误矣。余当教师，前后统计，不到十年，经验何尝富耶？最初在教会学校当师范生，每日于自己上课之暇，监视大教室中之小学生，有不知字义者为之释之，有不能发音者为之读之，发现不守规则者，或自己自由责之，或禀告校长而后罚之——此余二十岁（清光绪三十年）事也。

次年，余往某镇教授英语。校中最高之课本为柏赉彼得之《统一史》（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前半本全为《圣经》故事，后半本始述各国政体。书虽陈旧，然余未曾读过。初次独当一面，既无参考之书，又乏商酌之人，甚觉苦也。更深夜静之时，常常在枕上流泪。数月之后，愈觉才力不足，遂弃教而再求学。

廿四岁（清宣统元年）春夏之交，由李登辉先生介绍，入苏州英文专修馆教习英语。创办此校者，江苏提学使毛实君也。校中同事有数学家冯玉蕃（教务主任），美国哈金丝（头班教师），约翰毕业生丁莲伯（三班教师）等。余教中级第二班，介于不难不易，不高不低之间，对付学生，对付同人，无不困苦。幸后来成绩尚好，所出人才不少（现已逝世之农学专家过探先亦当时二班学生之一），而余之名誉亦因之而增高。此校于宣统二年底停办，余二十五岁也。

二十六岁，余就苏州江苏高等学堂之聘，校长南翔朱锡伯也。次年秋辛亥革命，高校因经费无着，遂告终止。庚戌年冬季之毕业生至北京复试时，成绩特佳，为全国之冠，故余等为教员者，皆得“传旨嘉奖”之荣。今高校同学之为官为绅者甚伙，如夏奇峰、杨小堂等君是也。夏君通英法两国文字，并深究政治学，杨君专攻英文，精于外交。

廿九岁春（民国二年）余应安徽高等学校之聘，先为英文教员，后兼教务主任之职。为时虽只半载，然所识者有名人三位：（一）马通伯，（二）应溥泉，（三）陈独秀。马为桐城派古文大家，应为罗马法专家，陈后来加入共产党而为中国之领袖——三君现皆仙逝矣。三十岁任吴淞中国公学，商船学校教师之职。三十一岁入商务印书馆为编译。三十四岁脱离商务而为南京国立高等师范之教师，为时亦只十三个月。后来又任上海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之职，但为期亦短，且该校所注重者，并非英语，故余全然无力可用。

是故余任教职之年，前后实计，不过八载，非独经验不丰富，且可谓全无也。但在此短期中所遇之生徒，人品不同，年龄不同，而资质才能又大不同。其相同者，只有一事，即在开始上课之第一、二星期中，总有“刁顽”者设法以探查我之才力，如上文所提及之高材生问我“约伯”与“短工”二字之音是也。二十年前，吾国教育界所最缺乏者，精于西洋语音学之人，某校所以聘余者，以余曾研究此学而略有心得也。故某生之问，虽不为语音之条理而为其细则，但字之发音，总是语音，于情于理，似无不合，不足怪也。当时之实况，当时吾二人之对答，如下：

某生肃然起立，手持《钟氏审音字典》（Daniel Jones's “An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而作英语问曰：“密司脱周，你准许我问一件小事么？”

余闻其语气，观其姿势，知其中必有蹊跷，故严然答曰：“欢迎，欢迎得很。”

某生曰：“英语中j、o、b三个字母合成何音？”

余曰：“你问的j，还是大写呢，还是小写呀？”

某生不待余语毕，即深深一鞠躬而坐下矣。当时同班者十四人，除一人似为“共谋者”外，其馀十二人均莫名其妙，向我注视。于是余又问某生曰：“我所问的，你为什么不答呀？”

某生低头面赤，全不作声。余曰：“我明白了。你以为此问不属本课，问错了么？那有什么关系呢？本课虽然不是语音练习，但这两个字倒成语音问题，吾人不可不注意的。让我来讲给大家听罢。‘约伯’是人名，他的第二个字母读如‘腭’音，与no之第二母相同。‘短工’之第二字母与此不同，读似‘呕’音，与dog之第二音同。”语毕后，余嘱某生翻查《钟氏字典》，并问其是否不错。某生默默点头，仍不作一语。当时班中多数同学，回顾而向彼微微一笑，盖已猜得其发问时存心之恶耳。

余又告全班同学曰：“嗣后诸君发问，最好注重原理，不涉枝节。与其问某字应读何音，不如问某音如何发也。原理不讲不明，细则一查即明。”

事后回想，某生之所以作此试探者，实是余自己显露过甚，太“鼠牛比”之故。前数日余告诸生曰：“英字之拼法，固与发音无大关系，但最奇者，有时吾人得因拼法而获其义也。例如：英字之以wr起者，每个都含恶意，不是‘破坏’（wreck），就是‘错误’（wrong），不是‘争论’（wrangle），就是‘大怒’（wrath）。请你们把字典打开来看。我记得第一字或第二字就是‘阴魂’（wraith），最末一字是“歪曲”（wry）。”余又曰，“你们可在字典上细细一看，倘对于其馀的起首之字的意义有所怀疑，不妨问我。”

班中诸生有存心欲问而中止者，亦有点头微笑而不问者。惟上文中之某生，即以“约伯”与“短工”之音问我者，心快口快，立时起立而问曰：“先生，那write一字（作“写字”或“作文”解），怎样讲呢？难道也含恶义么？”

余答曰：“诚哉，是也！你前天的作文，这样不通，你的书法又这样可怕——真是东拉西扯，东涂西抹，那个wr-起首的字，在你真有恶意呀，哈哈。”

继余语之后者，哄堂大笑也。某生怀恨在心，故有此一问。

依比较言，某生此问，尚在范围以内。余在当教师之八年中，有时竟遇到越出范围之问题，如英专、苏高、皖高、商船、中公、上大等校学生以下列诸字或句问我是也：（一）尿布（婴孩用）（diaper），（二）纸彩（用以掷新娘新郎者）（confetti），（三）瘴气（miasma），（四）胳肢（tickle），（五）鸡眼（足病）（corn），（六）水烟管（narghile），（七）雌哺雄（hermaphrodite），（八）象牙球（分层雕刻，作装饰品用）（filigree ball），（九）大红大呢（red drugget），（十）挑花线板（小儿游戏）（cat’s cradle），（十一）又上了当了（Done again！），（十二）天无绝人之路（God leads no man to a blind alley）。

上列者，不过当时之百分之六七而已。事隔多年，余已忘其大半，不能一一写出矣。关于答问，余在当教师生活之八年中，发现一至简至要之理，可为目今之当教师者言之，如下：

凡学生来问之时，无论其存心试探，或确实不知，总宜以至诚至恳之态度对之。自己以为全有把握者，应作详尽之说明，自己深知毫无把握者，万勿瞎三话四。复次，学生来问之时，可利用机会以作种种有实益之指导。

但为教师，亦不可过分和气，过分自轻自贱。对于学生之间，有应答者，亦有应拒者。吾友汪君，善于音韵之学。一日以四声读法授其生徒，并以（一）加假架甲，（二）唐荡宕（铎），（三）鸦哑亚鸭，（四）经景敬（吉），（五）空孔控（哭）等为练习。次日，一学生曰：“昨天的练习，我都明白了。不过我尚有许多字，读不出四声来。顶好请先生再给我几个榜样。”吾友迟迟疑疑而问曰：“你要什么的做榜样呢？”学生曰：“请先生先给我一个榜样罢，就是先生的尊姓‘汪’字。请先生念两三遍，给我们听听。”汪君，诚实人也，不知上海学生皆以“汪，汪，汪”为犬吠声，而大念其汪，㳹，㲿。”——一遍而又一遍，而全堂大笑。此类问题，为教师者应拒而不答，且应怒目而严斥发问之人。三十一年七月廿七日

先教后学

为人师者，至少有一日之长。余先教学英语而后自己习之，并此“一日之长”而未尝有，真西谚所谓“盲目者引导无眼人”也。回思当年，不觉狂笑。但此虽矛盾，确系事实。阅众不信，请观下文。余之不顾讥刺，不惜“丢脸”，一一直说者，欲见四十馀年前内地人求新智之不易耳。本篇专涉英语，余学国文，亦与人异，亦趣极可哂。他日有暇，当另记之。

堂表兄陈品松（已逝），长余约十五六岁，任大昌烟号司账之职。凡由余家入闹市，必经过其门。品松与余家虽不常来往，但彼此知有亲戚关系，故见面时无不招呼。一夕，余行近店门时，品松大声疾呼邀余进店，谓有要事相商也。彼先微笑，欲言又止。后曰：“我们到楼上去谈罢。”

余上楼后，见桌上杂物乱陈，床上被服乱掼，既不整齐，又不卫生，心中不觉一慌。继思品松为规矩人，烟店为正气地，遂安然坐于客位中。品松站于椅旁，带笑而言曰：“楼下不便讲话，所以请你上面来……我在此地，无大出息。现在想学些洋鬼子的话，预备将来做外国生意。进学堂读书，我年岁已大，不能够了。我晓得你能讲他们的话，所以特地和你商量。请你每天来教我好么？”

余答曰：“可以。不过你先要买一本书呀。”

品松曰：“早已托人办到了。”于是在抽屉中取出小本书一册，而继续言曰，“你看，这不是么？”

余曰：“倒了——这是脚，那是头。——又倒了——这是背，那是面。……今天开始好了，我教你二十六个字母。”

品松所购之书，即后来商务印书馆据以翻译翻印之《华英初阶》。余虽未曾读过，但其中之单字短句已十知其九矣。惟句之组织与其用法，尚不十分明白。一日，品松在同页上发现两语：一曰A dog runs（一犬奔），一曰A fox ran（一狐奔），而问曰：“为什么狐与犬的奔跑不同？”余曰：“不必多管。你只要记得狐总是ran的，犬总是runs的就是了。”次日，品松又遇见两语：一曰The boy runs（此孩跑），一曰The cat ran（此猫跑）。彼不敢问，向我一视，笑而言曰：“这两个runs与ran，让我自己强记好了。”

后来书中之“奔跑”（run，runs，running，ran）愈甚，师生两人均有应接不暇之势矣。余初则暗暗逃教，后竟公然辞职，而品松总是诚意挽留，直至六七年后，能自阅西报，自阅故事，始停止常课也。同时，余已入本城教会学校，修习英文及数学科学，而“奔跑”在文法上之作用亦早为之说明矣。

余于初教品松学习英语之时，年十三岁（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自己未尝受他人之教也。其真情实况可简述之如下：

余十一、十二岁时，于诵读《左氏传》之暇，常常偷看家藏之木刻本《英话注解》。此书作者之姓氏，余已忘之矣，但确知其为广东人。书中单字简句皆有翻译，且有注音。余在一年以内，每日自己上新书，自己温旧课，将全书强记无遗，以为英语之全程毕矣。一日下午，老仆周升伴余往游府庙，在市中遇见美国教士某君。余牵彼之襟（小孩不知礼节，可笑！）且向之作英国语。教士视我之面，抚我之头，而宠然曰：“小弟弟，我听不懂你的湖州话。我讲苏州土白，湖州话没有学好。”余呆立不动，老仆周升哈哈大笑而告教士曰：“洋先生，我们二少爷讲的不是湖州话——是你们的洋话，外国话呀。他无师传授，自己学的。”教士曰：“外国话？我外国人不懂他的外国话。要学外国话，到我们开的学堂里去读书。”后来余果然入教会学校，学得能读文学科学诸书，并学得能读《圣经》，能做礼拜（！）。

教品松读书及与教士讲话两事，均发生于戊戌政变以前。戊戌政变，在光绪二十四年，时余十四岁也。是年夏季，邑中忽来英语教师二人：（一）朱姓，（二）金姓。朱姓者，其名不详，苏州人，在南街时务馆设馆。金姓者，其名已忘，本地人，在西门钮宅授徒。友人范霞轩君为朱之学生，课毕常来余家。余听其反复背诵“欢多育寡？”（where do you go？）（欢多育寡，译言“你往那里去？”）等语，真是悦耳。范君声音，尖脆响亮，又善作手势，尤像外国人讲话。余羡慕之至，亦有加入之意。但一再请求先母而终不允许，谓吾家素走正途，不习异术，读书人总以进秀才，中举人，取得功名为要务。余无法可想，只得暗讥母亲不知天下大势，而同时又深恐自己落伍而已。后来余果入泮，且名次极高，然至今不通，秀才真“换不到豆腐吃”也。

在西门读英文者，有舍亲张继昌（已逝）君。某日之晨，余奉母命往堂子湾（里名）中族叔处传信，顺便潜入钮宅，窃听金先生教书。余站立于布帐之外，窥见金君坐上首主席，两旁全是学生，或朗诵，或默读，或习字，或发问，无不专心，无不用力。内一人请金君将“各得骂人”（Good morning）之西文，写于小册子上。金君允可，并再三说明此语之用法云：“只可用于早晨见面之时，下午断然不可用，晚上也不可用。早晨遇见外国人，彼如此说，我也如此说。彼此请安，互相祝福。”当时余极疑惑，西礼既要“互相祝福”，何故又“各得骂人”耶？余混合中西文字，幼时愚鲁，可以想见矣。后来攻读比较言语学，获得中西音似意反之字极多，例如汉文之“头”与英语之toe（足趾），其颠倒矛盾，不亚于此。他例如“错”与true（信），“楼”与low（低），“白”与black（黑），“灰”与white（白），“乐”与loth（恶），“茅厕”与mouth（口）是也。异日当另作一文，以见其趣，今且继述余求学之苦。

余自从学得南街之“欢多育寡”及西门之“各得骂人”后，欲习英语之志愿愈坚，而吾母终不准余入任何学校。是年之冬，余于无意中购得《英字入门》一册，著者上海人曹姓。余从卷首起，朝夕自习，不上半年，全书毕矣。读音依照申江口气，草书亦能效慕。惟除品松外，不敢以所知者告人，因自己不信任自己也。某日下午，堂子湾之族叔因事来余家，闻余在小室中作咪咪（me音似“咪”，我也）呼猫之声，又见余在纸上乱涂蟹行之字，谓吾母曰：“老二（指余言）的西文，倒有点像样了。我见他写字，又听他念书，似乎还不差。何不让他出去从师呢？”此语之功甚大，吾母意动，不久即令余入华英学堂。（族叔名光烈，号三成，吾湖小儿科专家也，今尚健在。）

华英学堂（Memphis Academy），系美国南监理会出资创办，故学费极廉。其校长兼主任教师，雷小姐（或姑娘）（Miss Lochie Rankin）也。雷师在湖之历史最久，其所造就之人才最多，有官吏，有工程师，有装瓦者，有制琴者，有宗教家，有著作家，有银行家，有保险员……

雷师有一特点，即不轻视中国人是也。某日，余作文误拼一字，彼指而告我曰：“此字书上没有的，不信可一查。”余答曰：“有的，有的，我已查过了——美国字典。”余妄言欺人，于此可见。从来自己教人，不肯受生徒些微之欺骗，只知自己吹牛，不准别人说谎，态度极强，故苏人有以“老虎”称我者。四十岁后，余性情大变，不作谎言，不发睥气。岂阅世较深乎？盖年老退步耳。雷师当时，非不知我欺彼也，所以不直说者，所以不责我者，恐他人谓其轻视中国入耳。三十一年七月廿九日

中公

中公的历史，讲起来颇多趣味。它最初由闹学（罢学）而成，日本人要干涉这样，又要干涉那样，我国一部分的留日学生认为“奇耻大辱”，遂相适归国，组成中国公学。

清末民初闹学的风气，着实盛行，不独在日本的学生常要闹学，就是在中国的学生也是如此。震旦闹学，组成复旦；南洋闹学，造成南中。这不过两个例子。其他闹学的案子，真不少呀！

最初组成中公的时候，似乎没有校长，只有干事，地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之北，福民医院左近。后来，因欲取得官款，聘请夏剑丞（敬观）先生为校长。夏先生是红道台，与端方很亲热。光宣间丁忧，闲居在申，不过他曾经做过江苏提学使，又曾经署过江苏巡抚。端方极相信他。有了他做校长，官费一定请得到。据说后来与复旦同等，必每年拨两万元。

我第一次和中国公学发生关系，在北四川路的时代。我担任欧洲近世史，介绍我去的是胡梓方先生（江西人）。当时和我一同教书的，有两位王先生，后来都成闻人。一位是王显华（浙江人），一位王云五（广东人）——商务先后聘为总经理。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世界闻人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就是胡适之。

在北四川路时代的中公，颇优待教员。除上课下课茶房照例倒茶，绞热手巾，下课时另供牛乳一杯。我没有吃到牛奶，因为在它煎熟之前，我已经离校了。我第一次在中公授课，只有两早晨——两个小时。不是我不肯去，倒是他们不要我。我的失败，我的寂然被“逐”，因为我教得太快。众学生虽然默默而听，没有和我当面为难，但是我知道我有误处。后来旁人告诉我，说我的教法，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所要的，是国语的仔细讲解，我所能授的，是整段整页的大意。他们所要的，是文法上的分析，我所愿授的是史事的连贯。我那年二十四岁（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历一九〇八年），自己是一个甫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对于教育全无经验。我去教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生，本不应该，太不量力！班中各学生，有穿吴服的，有着木屐的，有胡须长长的……倘然现在有人请我去教类似的一班，我看见了一定会倒退而出。当时我年少无知，所以“胆大妄为”地跑了进去。显华和云五在那边，大受学生的欢迎，因为一个教读本，一个教文法，都能详解的缘故。

我第二次进中公教书，在民国三年。那年我三十岁，担任的是商科英文。到任不久，我就闹了一个小笑话。让我写出来给大家看：

商科某级的学生颇多，大半为湖南籍。书本相当高深，但是发音并不正确。他们最劣的功课是作文。他们怕作，我也怕改，两方面耗费有利之光阴，作无为之事罢了。一日，我刚巧踏进教员预备室时，李师登辉——当时为教务主任，也是我第二次进中公的介绍人——对我一看，用英语高声说道：“周……你来看这本练习簿。有学生来告你呀！你不小心！你自己看，以后应当谨慎些！”

我仔细翻查那篇“文章”，看见漏改了一个误处，就是：三个相等云谓字（动词）的寡数（单数）第三身（第三人称），两个已经代他加了S，其余一个忘记加了。我即禀告道：“老师，是不是这个错误？那有什么大关系呢？我同他加了两个S，脱了中间一个罢了。是不是这个错处？”

李师道：“他们没有指出错处来，我也没有工夫去找你的误点。总之，他们已经到我这里来告过你了。并且就是那个S也很重要。教师那里可以错呢？”

我气极了，少年气盛地回口道：“李老师，俗语说得好，‘孔夫子也有错误’，难道我们中公的教员比孔夫子还要好么？这一点点小事情，少加一个S，他们还要小题大做地告到你教务主任那里来么？”

李师道：“你和我辩，有什么用。你口才好，你自己到课堂上去同他们辩好了。”

我答道：“好的。那末我把这本练习簿拿去了。”

我一进教室之后，即手持练习簿而问道：“这是那一位的？”

有一个身材不高，肥肥的湖南学生应声而起道：“是我的。”

我道：“请你到我这里来。”

他来了。我以手指定那个漏改的字而对他说道：“我没有在这个字上加一个S，那是我的疏忽。但我已经在前面相等的字上加了两个S，照理你应该明白了。古人说‘举一反三’。你即使笨，也应该举二反一呀！请你把这本练习簿拿回去罢。”

上面所讲的虽然是我一己的经验，无足轻重，然而青年教员也可借以为镜。对待学生，我们总要有理，总要说得过去。

我第二次在中公教书，另外还有一件可笑的事，也值得记出来。当时中公经济不足，常常欠薪。我们几个穷教员，天天去拜访会计员，他老是不在“家”。我们四五个人急极了，决意组织索薪团，硬要李老师加入。他笑笑，不肯答应。后来我们果然找到了总务主任刘君，逼他付款。他说：“款没有到，到了就发。”我们硬要他清付欠薪。他说：“下一个月一定付。”我们说：“口说无凭，我们不敢相信。”他说道：“那末，让我写一纸借据给你们罢。”

那时的校长是王搏沙（敬芳），他是创始时干事之一。他身任福中（煤矿）公司的要职，少到上海来。就是来的时候，也不十分顾问校事。他好玩政治，什么宪政党呀，政学系呀，都与他有关系。听说后来还要组织国粹党，不过没有成功。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但没有与他交谈。他与别人讲话，颇露真诚之状。

我第二次在中公教书，有一年之久。除了借据上之款子至今尚未曾收到外，其余的月薪早已取得，并且早巳化尽了。

界路的中国新公学，和一·二八前后，法租界（第八区）的中国公学，与我毫无关系，所以不敢乱道。三十二年十月一日

苏人苏事

余自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起，至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止，每日所见闻者，苏州事也；每日所交接者，苏州人也。在此五年中，余以明求默索两法而学得吴中之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当不在真苏人之下。但余旅苏之主旨，不在“学”而在“教”；教为正业，而学则陪衬之，故本篇言教。二　英文专修馆

余于戊申春夏之交，入毛提学使实君（庆藩）所创办之英文专修馆（地点在大太平巷）为英语教师，介绍者李师登辉也，先此余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所办之达成中学（地点在白克路）担任教职，同事有胡梓方、刘××、朱大发、史东曙、季英伯诸公，皆博于学而富于经验之士，与之共事共游，随时随地可以受益。故薪水虽微，而“初出茅庐”之我，甚觉快乐而安心也。某晨十一时许，李师快步而入，见余即日：“周君，你快快告假，今天和我同到苏州去——正午十二时车。快些，快些，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余问曰：“有何事？”李师曰：“到了那边你自会知道的。”

李师与余抵苏后，即往旧时之试院（考场），见内有被试之学生百馀人，正在埋头苦干也。余不觉一疑，而自问曰：“此何地乎？彼辈何人耶……难道科举已经恢复么？”正在此际，有口操福州官话而身穿蓝袍天青褂者，自大堂慢步而出，带笑而言曰：“李先生，路上好吗？这就是周君吗？”李师曰：“路上好——他是周君。”此公即向余曰：“好极了，周君，你来得正好，今天就可以帮我们看卷了。毛提学使创办英专，缺一英文教员，李先生保荐你，我们已经决定请你了。我姓冯，我是冯玉蕃（琦）。”李师插问曰：“毛提学使呢？他在那里？”冯公答曰：“他因为有要公，已经回衙门了。”

不久，李师、冯公及余同阅考卷。毕后，往提学使公署宴集。是晚寄宿于新校中。次晨，李师曰：“我今天要回上海了。你还是同我回去呢？还是在此等开学？”余曰：“冯君说开学最早在半个月以后，我还是回上海罢。”——李师、冯公与余谈话，纯用英语，本国人借外国语为表达意见之媒介，当时不以为奇。

余在英专服务，共约二年，——至宣统元年己酉冬樊提学到任后因经费支绌决意停办时止。英专之学生，后来在社会上担任重要职务者，有过探先、钮因祥等人。三　高等学堂

高等学堂之地点在沧浪亭，校长南翔朱锡百（寿朋）先生也。英专停办后，冯玉蕃君改任高校教务长，余因冯君之介，初（庚戌春）为补习班教员。学生皆京口驻防旗人，八旗中学毕业生，庆仁、铜章、增辉、德生、相宽、志证、炳堃、承荣、绍端等等是也。秋季学期开始，余始入正科授课，年底清廷“传旨嘉奖”。宣统三年，任为“英文兼心理辩学（即论理）教员”（见《校友会》杂志第一期）。当时心理论理两科，不知所用何书，所作何语，余已全然忘之矣。惟忆同事中有胡松圃、沈商耆、哈丝金（美国人）、华倩朔……除华君于最近在南京偶然相遇外，其他诸公久不见矣。当时肄业之学生，后来成名者，有朱贡三、汪懋祖、李广勋、孙雏飞、李迪彝、杨小堂、夏奇峰……夏君现任审计部部长。

江苏高校于辛亥九月停办。最后两月薪水，因藩库缺少现洋，以元宝为替。余尚忆手提银两，明明满头大汗，暗暗杭育杭育，向盘门步行，搭船回吴兴之“吃力”也。四　私家教读

次年（壬子）仍来苏城，在某姓为英语教师，学生一人，系二百万以上之富豪也。自一月起，至十二月止，余共授《鲍尔文读本》第四册两课，而所得薪水，所受供养，远在——远在高校之上。余深知此种生活必然不能持久，且不利于少年人，故决意另谋相当之职。其时皖校需人，余立允其聘。五　结论

余旅苏五年，对于其人其物，无不感到完美，不论男女老幼，出言总是和平，声音虽然尖利，但是并不触耳。二人相遇，无不招呼，无不恭恭敬敬。就是口角，亦必采用种种暗语（例如：糖佛手），不肯明白骂人，以酿成法律问题。至于物，则更妙矣。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腻。其他如小肉包、良乡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顾胃病之势。

余去冬曾往苏州一游，惜为时只有半日，看不见老友，吃不到精品，不能尽兴也。他日有缘，当补行之。

余在苏时，尚有两事：（一）吃馆子，（二）坐花船——虽属荒唐，但不妨言之。当时馆子之佳而且廉者，司前街（？）之京馆鼎和居（苏人读如“丁乌鸡”）也。与之交易者，大半为官员，其次则为绅士，最次教员与学生。花船之最著名者，李双珠家（鸭蛋桥）也。两者余均享受之，而尤以末一年为最多。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四书熟秀才足

湖谚云，“四书熟，秀才足”，意谓在前清科举时代，凡欲获取此为小功名者，非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正文及其小注，仔细记诵不可也。五经固亦重要，但最吃紧之院试（道考），其首题总出自四书，而《四书》不熟者，因无书可带，无从翻阅，则不能下手矣（县考府考，可以随意带书）。余七岁“开荒”（湖语，开始上学也），先母不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而即授以《大学》，故十岁前已毕四书，继之者《诗经》与《左氏传》也。后来学习英文，然清晨黄昏依然之乎者也，不忘国学。第一次出考在十七岁，院试时因误会春秋时地名，未曾取录。二十岁入泮，名列县学第五，宗师陈兆棻也。

倘四书熟者，秀才必足，则余之作秀才也，可无愧矣。余十七岁初次应试之县试题为“子夏为莒父宰”一章，即“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见《论语·子路》第十七章）当时余非独知其出处，且能背其小注也，因先母教法极严，每日必上新书，每日必背“带”书，每日必温旧书之故。带书者，新书前之三四首也——此名想非阅众所知矣。旧书者，从《大学》起至带书止皆是也。新书有时一日上八九行，有时一日上十六七行，随先母之意而定，不能自己作主。

余之所以不出外就学而由先母亲授者，有一原因，可略述之：余六岁，即遭父丧（先父卒于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初一日子时）。家兄由廑长余三岁，已于前两年附读于同族某房。当余届七岁开荒之年，先母亦拟将余附入。深恐自己开口，对方不便讲话，特挽托表兄许君代说，代问条件。不料某伯母竟直言相拒，谓彼家之馆，我家已有一子附读，教师已经分心分力，其势不能再加第二人矣。余虽年稚，见先母忽然面现怒容，惟言语之声仍极温和。其与许君之长谈中有言曰：“某大姆（湖语，夫兄之妻也）所说甚是。大儿已经滋扰他们了，二儿似不应该再去。但是我的经济极薄，无力自请教师。叫二儿到外边去读书，又不放心。我想不如把他关在家里，识识方字，再作道理罢。倘然他将来不识字，不通文理，亲族中人一定不能责备我，我已经托你去请求过了。”先母于前岁弃养（先母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子时），享年八十四岁，劳碌一生，余未尝见其轻于嘻笑也。惟于余入泮报到鸣锣之际，则喜形于色，而自言自语曰：“大功告成，大功告成。我死也安心，对得起祖宗了。”次日竟狂醉半日，竟与余之堂姊胞妹等小辈捉迷藏，作肢胳之戏，其真心欢乐可知矣。

先母教人，只重诵读，不重讲解，只重习字，不重作文。余性所不近者，诵读与习字也，故至今不能学唱歌，学唱戏，学篆隶，学绘画，不能以艺术美术见长于时。余所最喜者，偷偷作咪咪声，偷偷习英语也。后来补先母讲解之缺者，英语也。譬如先师严几道《原富》盛行之时，他人只能捧读译本而不得其确义，而余已能直读原文并能对照而知中西文字各具之特长矣。其他如《易经》《礼记》《庄子》《老子》等，余亦仔细对照而读之，自觉双方并进，得益不浅也。他人借本国文之力以研求外国语。余则反是，常借外国语之力以求取本国文。——想阅众中必有笑我狂妄者。——余对于英语，本有特异之感情。幼时热心研究散文及韵文之时，非独能知其深奥之义，并能知其调和之音也。余离题矣，应回归四书与秀才。

余入泮正场之四书题为“是或一道也”（见《孟子·公孙丑下》第二章）。余考首县乌程，故题中有“一”字。考归安者，其题为“见其二子焉”。本科拨入府学第一名者，即后来以研究戏剧名世之宋春舫君，现已仙逝矣。湖府乌程归安两县同城，入民国后，合并改称吴兴。当时简称程安，不称乌归，因此二字太近“乌龟”之音之故。昔城中有一滑稽故事如下：湖州府某姓，病亡无子，其弟来夺家产。程安两县因受托前来劝阻。夺产者曰：“我们的家事，用不到你们来管。你们乌归两县快些跑。”盖有意骂之耳。

余又离题矣，请阅众原谅。“是或一道也”一题，最易敷衍。余尚忆数语：杨一道也，墨一道也，此皆非吾之道也。吾之道何？曰，仁义之道也，忠恕之道也……（阅众毋笑我寒酸，此实博取功名唯一之途术耳。）复试之题为“有心哉击磬乎”，不知上下文及小注者，决然不能下笔。余对于此题，有特异之故事，可细述焉：

余无悟性而善背书，不论十行廿行，只要从头至尾，慢慢硬记五六遍，即能脱口而出。先母于新课过重之日，必作安慰之语曰：“今天行数虽多，但生字极少，且容易上口——并不烦难。倘然你立刻背得出。我马上就放你到各房去跑一次好了（老家中共分五房）。”余幼时活力过多，最喜东跳西跳，东跑西跑，夏日捉蟋蟀，冬日潜制糖果。捕蝇亦是能手。某日，于一小时内用左手捉得全活者四十馀，且一一装入火柴匣中。后吾妹于无意中开匣，放走此一大群生灵，想其之子子孙孙今尚在湖州作恶也。余分蝇为三类：（一）饭蝇，（二）马蝇，（三）粪蝇。马蝇不常见，粪蝇不可捉。余又玩蝇，先以水溺之死，然后再以香灰救活之。此顽童之行为，非博物也——请归本题。

余之背书能力，远在吾兄吾妹之上。上十行能背十行，上廿行能背廿行。惟“有心哉击磬乎”之全章。非独五六遍后不能背，即竭全日之力亦不能背。其实，本章正文不过五十三字，小注不过一百五十六字。余从晨至暮，一再用力而竟不能背此二百馀字。先母初则罚跪，继施夏楚，但全然无效。余亦头昏目眩，不思饮食，半夜后始安然睡去……不知此章即余后来成秀才之至大关键也。是日不能记，不能背者，天欲余特别注意耳。余在复试场中一见此题，如遇旧友，心中不觉一宽，而“文章”如水而来矣。余遇大事，皆有预兆。闸北之灾，某夜之祸，皆先有梦。他日有暇，当作一《梦境》文。

余初次应试，已在八股已废之后，改试经义策论之时矣。余入泮之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也。次年秋清朝废科举而设学校。余之秀才，虽非末代，然相去亦近矣。

余于实习经义策论之前，亦曾略学八股文，故至今仍知破题、承题、起讲等等名目，且至今仍能阅读张之洞之《江汉炳灵集》而知其暗指时事之妙也。试八股时，两文一诗，改经义后，不再试诗。科举时有种种欺诈，种种作弊，《儒林外史》所言者，皆事实也。三十一年八月二日

辛亥革命

辛亥即清宣统三年，亦即公历一千九百十一年也。革命之实行，虽在本年秋天，但其酝酿，早在戊戌之前。当时凡粗通“之乎者也”者，即所谓读书人者，无不读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无不仇视政府，亦无不主张种族革命。后来李提摩太所翻译之《泰西新史览要》（即《十九世纪周史》）由“广学会”出版后，则谈话之资料愈富，而谈话之精神亦健矣。除此类动口不动手之革命者外，少数“明白事理”之商人，亦常叹“时事日非”，且作夸大之言曰：“与其灭种，不如自尽，与其自尽，不如革命。”由表面观之，辛亥之际，凡实行革命者，或口称革命者，皆热心救国，热心改进中国之人也。其实，“口称”革命者，假革命也，“实行”革命者，真革命也。假革命者，既不用心，又不用力；真革命者，既用其心，又用其力。余在辛亥时，有专攻英语之志向，而无改良政治之欲望。虽曾两度到制造局，一度到南车站，虽亦赞成以车头攻城，以鞭爆代枪，但终不向前猛进，终不离集会地点。此岂实行家乎？此岂真革命者之行为乎？惟吾湖虽鄙，而所出革命人才实多。就余所知而现已仙逝者有三人焉：（一）姚勇忱，（二）沈虬斋，（三）陈英士。余识姚最早，沈次之，陈最迟，故先姚而后陈，非谓英士先生革命之功在勇忱先生之下也。本篇所言，余与此三位先烈之关系，亦余为“革命党”之小史也。（一）先言余与姚勇忱之故事：

世皆知姚先生为秋案中之要人，不知勇忱革命之念起于认识秋侠以前。余初遇勇忱，远在光绪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是岁之冬，北门外之先族祖完姻。先母命家兄与余同往贺拜。晚宴时闹酒之客甚伙。有“开当”者强余加入，狂饮多杯，不觉大醉大吐——是为余生平酩酊之第一次。归卧室时，脑虽不病而腿病矣。余不能自由行走，而由吾兄及一不相识者扶入也。此不相识者，即姚勇忱先生，亦即后来因实行革命而牺牲者也。勇忱先生，心极慈悲，当余东歪西倒之时，一再嘱我“小心”，一再称我“弟弟”，又为我倒茶，为我揩面，为我宽衣，为我盖被。后见我清醒不睡，又与我细谈书本，并嘱我购读《明夷待访录》。最末，吾二人各说上广化英语（上海或广州土白注音之英语）多时，以自露其洋才。勇忱先生是日，想亦醺醺矣。从此夜起，直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月恩铭被刺，秋瑾就义之时止，余不知善于服侍小朋友之姚勇忱，即大革命党姚勇忱也，亦即与徐锡麟、鉴湖女侠均有关系之姚勇忱也。后来余虽常来申江，但不常遇勇忱。辛亥以前，似未一见，辛亥以后，则偶遇之。惟其为浙督所拘，又在浙中受害——此种新闻传来时，余暗暗流泪，暗暗伤心而已。勇忱先生为城外姚家坝人，口吃，目近视，先族祖之至戚也。（二）继言沈虬斋：

沈虬斋（翔云），能说能写，聪明伶俐人也。最初与康有为连结，后来追随总理。辛亥年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则又为陈英士（其美）先生之秘书。其生平轶事，非余所能全知，亦不必尽述于此。兹言其幼时在蒙馆中之故事一则，以见其敏捷之才焉：

虬斋幼时附读于余家对邻沈宅，为之师者无不受其愚弄。某日，沈宅延高僧追荐祖先，蒙馆放学。虬斋为寄宿生，故虽在假日仍留沈宅，或听和尚念经，或在门前玩荡。下午在仪凤桥闲行，瞥见一僧买肉馒头四枚。第一枚甫上口时，虬斋已将其臂执住，硬硬推拖而至沈宅，并且高声曰：“大家看呀！和尚偷荤吃，被我捉住了。看他手中的肉馒头呀！口中的半枚，想已吞下了。”即此一端，已足见虬斋后来之活动与智力矣。惟此僧既不忍弃其手中之馒头，又任虬斋带回沈宅，不知其用意何在，诚奇事也。

虬斋于戊戌康党失败之后，潜归湖城居住。人以为其永无出山之日矣，但彼无日不打小麻雀，无日不吃小馆子，晏然自在，宛如一富家公子。辛亥年余来申时，非住三马路上海旅馆，即住宁波路嘉宾（？）旅馆。英士先生攻打江南制造局之晚，余在嘉宾寄宿。半夜中忽有人来打房门，并云：“快开，快开！有好新闻。”余知虬斋之声也。

进门后，彼即告余曰：“好新闻——制造局大概已经攻下了。你明天去不去？”余曰：“要去的。”彼曰：“倘然一同去，我去叫马车。”余曰：“何必这样阔？”彼曰：“也好，我们各走各路，不过我要向你借些车钱。”余曰：“钱袋在桌上，你自己动手罢。”

次日下午余至制造局时，见英士不声不响，手执细蒲扇，静坐于一小室中，而虬斋已在某厅演说矣。余尚忆其数语：“我们要先举都督——明天举都督，今天去拿手枪，每人拿一枝。没有手枪，快五响也好。你们看，我已经有手枪了。……”后来虬斋在都督府办公时，出入常借用英士先生之汽车，而所服西服又与都督所服者，几乎同式同色，故市民往往误以虬斋为都督也。

壬子（民国元年）之春，虬斋居虹口某洋房中。每日早餐，至少四式，牛乳鸡蛋之外，另加白木耳糖莲心。家中厨司仆役，约在八人以上。开销之大可想见矣。

虬斋身长而体瘦，鼻高而眼凹。得意之时，气焰甚高，无人敢谒之。失意之时，则又到处告贷，人亦怕其上门。余于辛亥秋在制造局大厅与彼一别之后，直至其被捕至杭，身受大刑时，竟未之一遇也。虬斋，有志之士也，惜中年为利禄所拘，不能尽用其才，不能实行其幼时之主张耳。（三）末言英士先生与余之会见：

余之初遇英士先生也，不在湖州本城，而在浙江旅沪学会。学会之地点在南京路市政厅旧址对面，老闸捕房左近之某里内。里名为何，现已忘记，惟尚忆里口有一不大不小之水果店也。辛亥春某夕，余在学会之厢房中闲谈时，见一戴金丝边眼镜者走入，文雅君子也。不之识，而吾友许朋非（政）君即作匆促之介绍曰：“这是英士先生——他就是越然，周越然。”

英士先生对余一视即曰：“我想起来了，你懂英文的，是不是？勇忱曾经对我讲过，说你小时候就懂英文。现在你在那里做事？”余答曰：“在苏州教书。”英士先生曰：“好，好。有暇可到我家里来谈天——马霍路德福里某号，走后门较便。”此后余到申时，无不到马霍路一谒，时间总在夜晚。但英士先生家中，宾客众多，余虽常往而比较生疏，全无机会与之作长时间之谈话也。惟见其对待众客，无不和声软气，无不开诚布公。英士先生素采“人各有才，人各有用”之宗旨，故夏氏昆仲可作先锋，而狗肉将军亦收为卫队也。年少无知如余，彼并不轻视。一见之后，非独记我之姓名，并知我之职业。壬子春，英士先生见我即问曰：“你还在苏州教英文么？为什么不到都督府来办事？”余本拟以“都督府中湖州人这样多，倘然大家都进去，岂不变成一个湖州会馆么？”答之，但因其如此谦谨，如此真诚，不敢出之口也，而以微笑不答了之。

英士先生之事迹太多，决非余之笔、余之力所能尽写也。欲知其详者，应考之正史正传。本篇所言，不过余与彼数度见面耳。余之老家在西门旱渎桥，陈家在北门府学前。两家数代深交，往来甚密。惟英士先生早岁离湖，故直至后来始相遇也。其兄其弟，及其族人，余皆熟识之而友好之。英士先生遇难（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之前周，余由杨春时（已逝）兄为先导，尚与之一晤也。

上文所述之先烈，皆辛亥时或辛亥前实行革命者也。或者曰：“汝既有此许多好榜样，何以不随从之而大做革命工作耶？”曰，此因余生性胆小，而又缺乏政治智识之故——言之可愧！惟在上海光复后，杭州因驻防将军反对尚未反正时，余等在浙江旅沪学会开会，议决由车站出发，用“龙头”为攻城之具并用鞭爆以助声势——首先拍手赞成者，余为其中之一人。夜九时后，大众由南京路雇车向南而行，余亦同往。惟诸同志在月台闲行候车之际，余潜然而逸。事后许朋非君来信告我云，“车抵杭州时，其城不攻而自破，因将军顾全人民之生命财产，自动退职，已决意不与民军为难。故车中之革命党不必放助势之鞭爆，而站士欢迎者反而放之矣。此行只有欢乐而无危险。君之临阵脱逃，足见君之不知时势不知大局也”云云。

当辛亥武汉光复后，川省继之，宜昌友人曾抄录六言告示一则寄余。兹转录于此，以供研究文献者之用，如下：

大清政府恶劣，同胞共见共闻。处处与民争利，还说宽仁厚泽。苛税杂捐日增，用途何人晓得。违背先朝谕旨，假意国有政策。本军顺天应民，已从川楚施设。克日大军到宜，同胞切莫惊骇。决不扰害商民，其各自安生业。汉官倒戈来降，一体务其本业。

此种告示皆钤“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印”，而发帖之期则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也。三十一年八月六日附录：纪念英士先生

今日（五月十八曰）为陈英士先生殉国二十七周纪念，湖州旅沪同乡会循例公祭。余恐届时不能参加，特作此文以代一拜（鞠躬）。

英士先生，讳其美，行二，浙江吴兴人，生于清光绪三年。兄勤士（其业），弟霭士（其采），夫人姚氏。有子二，长祖华（已故），次祖龢。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上海法租界寓所遇害，年四十岁。

辛亥年春，余始识英士先生。先此，虽同居湖城，且有世交，而未之遇也。某夕，余闲坐于（上海南京路）浙江旅沪学会之厢房中时，见一戴金丝眼镜者徐步而入。友人许君政，以右手指定我身而作匆促之介绍曰：“英士先生，他就是越然——周越然呀。”英士先生对我细细一看，即曰：“是了，我想起来了。你懂英文的，你小时候就懂英文的。现在做什么事？”余答曰：“在苏州教书。”……最末，英士先生曰：“好，好，有暇可到我家里来谈天。”英士先生之小心文雅，即此数语，已可想见矣。

先生十五岁（光绪十七年）就石门善长典习商业。暇时阅报读史，深自勤奋。年十九，中东间发生战事，先生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并力劝国人自图振作。二十七岁（光绪二十九年）辞去典事，来上海同康泰丝栈为会计。明年入理科传习所，研究科学。三十岁往日本，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军事）学校。三十二岁返国，从事革命运动。宣统三年辛亥之秋，武汉起义。先生（三十五岁）奔走宁杭镇沪，计划进行。布置既定之后，即于旧历九月十三日发难。率领同志，攻打江南制造局，破之。众举先生为都督。余躬逢其盛，可谓人生一幸事也。

民国二年发动二次革命，先生就讨袁军总司令职，虽来归者众而事均失败。此岂活动不力乎？盖环境太恶劣耳。

英士先生，革命家也，其勇毅，其精干，其伟大，其谨细，决非一般人所能想见。惜余未曾之与久处，不能全知其性格而学之也。

先生对其胞侄有言曰：“政府当使人民能自立，犹为父母者当使子女能自立也。”斯言也，凡为政者皆当识之。

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文房三宝

宋叶梦得之《避暑录话》云：“世言歙州有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当余初习“欢多育寡”及“各得骂人”（请参阅《先教后学》篇）等英语之时，余家确无堂堂皇皇之文房（书室），但余则有拼拼凑凑之三宝。余之三宝，（一）指甲笔尖，（二）颜料墨汁，（三）陈霉洋纸是也。其中有自制品，亦有遗传物，当于本篇正文中作详细之陈述。但本篇所言，不止此三宝而已，后来购买西书及其屡次之损失，与其可珍之要点，亦附带及之。

先父幼峰公，于余六岁之（阴历）元旦日弃世。其遗传物，除田地、房产及现款之足敷吾兄弟十馀年之衣食及教育外，尚有许多书籍碑帖。吾兄弟二人，皆年幼不能应用。故除一部分医书被窃外，馀者由先母封存之。当时漏封者，有一皮面便写簿，内附陈腐变色之洋纸约二十叶，而背脊中所插入之充象牙笔已失其尖，只留其管矣。余初不识此货，不知其为洋簿也，任其飘流于抽屉中之杂货间者多年。后来始知之而重视之。

此便写簿最可珍贵之部分，不是黑黑之皮面，而是旧纸与牙管也。纸虽腐旧，终不失其洋气；管虽无笔，仍得配以他尖。当时吾湖有某某某某两“大药房”者，于如意油、薄荷锭、金鸡纳霜、火油、洋皂、洋烛之外，兼售西式文具。普通笔杆，每枝一圆。“巨”（G）字笔尖，每枚二角。余问价而不即购买者，一因先母不准以有用之金钱，交换“无为”之洋货，二因“巨”字笔尖太巨，不合余家牙管也。然欲写洋字，非有洋墨洋笔不可。余不得已以热水泡颜料而代墨汁，又强剪吾妹所细心栽培之指甲，略加剖割以作笔尖。从前钢笔未发展之际，西人有以鹅毛为笔者，余修改指甲为笔，亦不得不谓之发明。

余幼时发明之能力，不专限于上述之正式笔墨。另有一事，不妨陈之，望阅众勿笑我顽皮可也。本家有深于鸦片烟瘾者，余每日见其装烟吸烟而羡慕之，颇有仿行之意。但因腰无半文，不能购鸦片烟及其用具——彼时烟与烟具，均公然在市上发售。余自思自语曰：“倘然要作此游戏，非自己想法不可。——是了是了，有了有了。”次晨黎明即起，一小时内，烟与烟灯、烟枪均齐备矣。烟以松香代，灯以介壳为之，枪则以破竹改造之。余正拟躺下“享受”时，吾母默然行来，即以余之破竹为刑具而带鞭带骂曰：“你一无所能，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做工——真所谓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你这一点点小孩子，倒要吃鸦片烟，我把你打死罢。”余跪求曰：“饶我，饶我！我不是真吃，我是玩的。”先母曰：“鸦片可以玩的么？你自己寻死，不如我把你打死。”余曰：“母亲，饶我！那不是鸦片，是松香呀。”

余之发明鸦片，当然不及发明笔墨之有益，但两者皆足以见余之“天才”，皆足以见余幼时思想之灵巧。惜当年未曾专攻理化，或专攻工程，故后来既不能为国家效力，又不能为自己求荣也。

余离题矣，请归三宝：三宝中之腐纸与笔管，先父之遗物也。先父在江宁时，从李善兰为师，攻研数学，回湖后又研习国医。惟于离宁之后，归湖之前，曾在申江小住年馀。此皮面便写簿，想必于是时购得而携回湖城也。附纸之首二页上，隐隐似有西字痕迹，不知是否吾父遗墨。余幼时已无法查问，今此簿全失，更无追求之根据矣。先父精于天算医理，书法董其昌，其墨迹或见于书跋，或见于稿本，皆由家兄保存之。

先父之皮面便写洋簿，非独赐余以学写西字之机会，且启余以认识西书之门径也。余后来一见西书，无不想买，无不想看者，因有此一簿之故也。余于廿一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在乡镇教英语时，已得西书约五十册，其中大部分为初级教科书。然亦有名著如原本《原富》及《泰西新史览要》。寒假辞职回城，余于前夕将各书装入旅行用之竹箱内，而以旧式铜锁锁之。抵家后，开箱一看——呀！书全去矣！所存者纸包之砖块而已。是年有闰月，所得薪水共计二百三十四元，约书价之三分之二，真湖谚所谓“偷鸡不着，反失一把米”也——此为余损失西书之第一次。

第二次损失西书，在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余于阴历五月底皖校放假归家时，将带去之书，装成四箱，安置于卧室中。待秋季回去时，则箱已损坏而书已不在矣。后倪都督到任，下令将各校停办，余之书籍即不被窃亦等于废物矣。留皖被盗之书数目固大，但无善本。余最心好之书及较善之本，均存湖宅，故虽赤手空拳而归，仍得安居于旧堡中也。

余之书籍，受最大之损失者，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二三年）也。——此为第三次，最末一次损失。是年春，闸北自建之住宅，即所谓“

言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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