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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3 0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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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干才,李奎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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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抗战纪实

陕甘宁抗战纪实试读:

前言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之际,我国将与俄罗斯等世界上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侵略蹂躏的国家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隆重纪念这场属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对于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示我国政府和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悍然向中国守军开炮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这场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纳粹分子发动的战争席卷全球,世界当时人口总数的80%的20亿人口受到波及。

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两方,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与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进行对垒决战。全世界的人民被拖进了战争深渊,迄今为止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浩劫和灾难,伤亡总数超过1.9亿人。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伤亡就达3500多万。在长达14年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军队灭绝人性,他们肆意烧杀奸淫,大量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了一个个无人区和万人坑,在我国广袤土地上导演了无数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仅南京一地,日军就一次屠杀了我手无寸铁的同胞30余万,其残暴兽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70年前的广大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面对凶恶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伟大抗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可谓是可歌可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辨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浩劫。但同时也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对和平时期;促进了一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促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事科技和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深刻认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回首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灾难,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为了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这就是我们编撰这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纪实》的初衷。本套作品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两大部分,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以整个历史进程为线索,贯穿了主要历史时期、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政人物等,全景式全纪实地展现了整个历史的恢宏画卷,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PART 1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为主席。边区首府延安。陕甘宁边区下辖陕西的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长、安塞、靖边、定边、志丹、甘泉、富县、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等23个县及神府特区。同年10月至11月,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任命行政长官,并将其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早期根据地的创建

1930年10月1日早上,驻扎在甘肃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兵营大门口,一片静悄悄的。聒噪了一个夏天的鸣蝉不知早已绝技,整日“叽叽喳喳”乱叫的鸟雀也不见了踪影,只有大门外的那两棵白杨树,在秋风的吹拂下,偶尔发出“沙沙”的声响。

初升的太阳温暖和煦,站在副营长王凤珠门口的哨兵,沐浴在这醉人的晨光里,感到格外惬意。就在这时,一个颇有英姿的中年军官带着几个士兵,来到王凤珠家门口,声称要找黄毓麟营长商议一下粮草的事情。

听到哨兵的报告后,副营长王凤珠立即招呼这名军官进屋,并派人立即去请黄毓麟营长过来。

黄毓麟到来之后,王凤珠殷切地端出大烟盘子,让这名中年军官和黄毓麟上炕抽烟。黄毓麟立即爬上炕准备抽烟,但这名中年军官明显不会抽大烟,正考虑如何拒绝。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叭”的响了一枪,随后,黄毓麟的副官跑进来对黄毓麟说:“黄营长,你的部队兵变了!”

听说有兵变,旁边的王凤珠立即拔出枪,准备出去查看,这名中年军官也突然拔出枪,一枪结束了王凤珠的性命。与此同时,一旁和这名军官一起来的人也拿枪结束了黄毓麟的性命。

紧接着,这名军官指挥手下士兵,缴获黄毓麟营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二连。部队转移途中,又捉住了该营三连连长马建有,将三连枪支和马匹全部缴获。这就是著名的“太白收枪”,而这名军官就是著名的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

黄毓麟怎么会热情接待刘志丹呢?刘志丹又为何要抢黄毓麟武器呢?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坚定地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大革命的失败,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任第四路军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刘志丹与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

1928年1月,陕西省委派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到达洛南县,参与以共产党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组织工作,任参谋主任。

5月,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党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刘志丹认为,我军的发展应该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部队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

为此,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关系,于1929年秋打入宁夏军阀苏雨生部。当时,苏雨生正在扩军,刘志丹被任命为骑兵第四师第八旅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谢子长两人借此机会,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安排到苏雨生部,成立了学兵队,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苏雨生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又来到庆阳三道川,打入陇东民团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很快,刘志丹组建了一个营,并由他任营长。不久,兵营扩建为团,编为直属第三团,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

就在这时,投靠谭世麟的土匪张廷芝,对刘志丹等人所搞的兵运不满,就夜袭了刘志丹的驻地三道川。此时,刘志丹刚在庆阳给谭世麟训练完队伍,准备回三道川去,走到半路得知部队已被缴械,他没有赶回去才免遭毒手。这就是著名的“三道川事件”。“三道川事件”之后,刘志丹认识道,依附在军阀下面不是长久之计,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武器补给。不久,刘志丹了解到驻扎在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口,这也是谭世麟旗下的部队。

当时,刘志丹在谭世麟那里的共产党身份还没有暴露,于是,刘志丹就打着自己的“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骑兵第六营营长”的旗号,来找黄毓麟。这才发生了“太白抢枪”事件。

在这次“太白抢枪”中,刘志丹等人收枪共缴获50余支枪、10余匹骡马。这一军事行动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基础。有了这些武器后,刘志丹决定仿照井冈山模式,创建革命根据地。首先,刘志丹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游击队,群众称他们是“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

刘志丹把人员分成三部分:赵连璧带一部分在太白镇一带活动,同守孝带一部分在华池县南梁活动,刘志丹自带一部分在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两个月内,刘志丹游击队就扩充至150余人。他们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

由于南梁游击队的声势渐大,这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于是,在保安县境内,南梁游击队受到当地军阀的“围剿”。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向陇东转移,在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会合。同时,贾生财也从陇东民团拉出40多人前来参加,部队一时增加至400多人。

之后,在固城麻峪村进行了整编,游击队共编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刘志丹任游击队总指挥。但部队整编后,向南行至宁县时,遭遇敌人骑兵旅包围,恶战一场,损失严重,一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又折回南梁、太白一带,刘志丹带一部分骨干力量突围到宁县。

1932年1月,根据陕西省委决定,部队进行了改编,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队长。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第三支队队长。

按照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渭北地区。2月13日,游击队攻占了旬邑职田镇。15日在阳坡头歼灭进剿之敌300余人,之后转战淳化、耀县、宜君等地。

一个月后,从陕西境内返回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当时,正值当地农民赵锁手持三节鞭赶跑正宁县政府前来催款的“马师爷”,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原,而农民为防镇压,已组织起200多人的民团商讨对敌之计。▲被欢呼官兵抛起的刘志丹(油画)

游击队闻讯后,决定改变行动计划,立即就地发动群众,围攻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夜,三嘉原、寺村原群众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同时,游击队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夹击未成,第一次围攻山河城遂告失败。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原,将当地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3月22日召开五六百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在寺村原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公判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第一次有益的实践,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4月13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硅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城未攻克。转而奔袭旬邑县城,大获全胜,歼灭守敌300多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认为攻城失利是“逃跑主义”,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命令游击队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将游击队分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队长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强迫其分散活动。

至5月,因敌分路“围剿”,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命令两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半月内,部队转战5个县,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正当胜利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陕军围攻,在危急情况下,刘志丹遂率部越过子午岭进入陇东。

6月底,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余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会议上,是南下三原,还是依托桥山山脉打游击,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遂决定南北分家,各自行动。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百余人到距麻子掌不远的梁掌堡。

两人见面后交换看法,阎红彦同意刘志丹意见,主张不要南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部队领导人在梁掌堡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以桥山为依托,伺机再向南北发展,进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外,会上还推选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高山堡、刘志丹、强龙光分任大队长,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

梁掌堡会议避免了游击队的分裂,使游击队行动的决策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情况,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后来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关系重大。当年的12月24日,部队开到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1933年5月,在敌人向第二团和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左倾”机会主义者领导人杜衡强令第二团南下渭华地区,遭敌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在终南山被打散。

历经磨难,刘志丹、王世泰等幸存下来的红军领导人和骨干,终于在4个月后返回照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第一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红二团南下渭华后,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有新的发展。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召开包家寨会议,决定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8日,正式宣布成立红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和第四团,共500余人。随即进军南梁,扫除陕甘交界的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广大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至1934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1934年2月至5月,陕甘宁三省军阀纠集10000余人的兵力对于南梁革命根据地策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在游击区赤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转至外线,连战连捷,歼敌3000余人,粉碎敌人精心筹划的“围剿”。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也不断壮大,新组建了第一团、第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主力达到5个团,3000余人。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宣告陕甘边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正式成立,各县区都接踵成立了红色政权。这是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宣告了革命根据地初步创建完成,标志着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和发展阶段。

1935年春,国民党集合40000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策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10余倍于己之敌,红二十六军和1935年刚刚成立的红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吴家寨子、马家坪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

至6月底,红军主力和游击队连战连捷,俘敌20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安塞、保安等6座县城,在陕甘20余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余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7月,蒋介石调兵10万之众,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

8月初,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北上吴堡,于幕家园围点打援,首战告捷,歼敌600余人。随即隐蔽南下,到达绥德新店一带,再度围点打援,以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定仙焉守敌晋军一个营,红二十六军主力及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埋伏于敌必经之路。

8月21日,一举全歼西渡黄河来援的晋军第三旅第六团1200余人,取得定仙焉大捷,首次一战歼灭敌人一个整团,狠煞了敌人的气焰,充分体现了刘志丹的指挥艺术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时候,随着中央红军的陆续到来,陕甘宁的革命形势迎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发展。红十五军团两战两捷

1935年的夏天,陕西省长安县显得格外炎热,路边的白杨树卷起了叶子,鸣蝉在浓密的树叶之间,声嘶力竭地叫着。此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躲在阴凉的地方乘凉,他们光着膀子,依然还感到不解气,甚至还想把皮都拔下来凉快凉快。但就在长安县的洋峪口,一群人正聚在一起紧张地商议着什么,汗水打湿了衣服,他们也丝毫不在意。这些人就是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出来,经过长征刚刚抵达陕西的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寇进一步入侵华北,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华北主权逐步丧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率领下,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红二十五军才在长安县洋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我军的行动方向。会议指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为此,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北上。但经过18天之久的转战之后,因当时不知第一、第四方面军行动的准确消息,而敌军又日益集中,为避免陷入被动,红二十五军立即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

9月7日,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部队进至陕北根据地的合水县豹子川,不久进到永宁山,和陕北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地方领导同志见了面。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一片热烈欢迎声中,胜利抵达延川县永坪镇。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大大增强了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实力。因此,两军会师后,于9月18日在永坪举行了联欢大会。周围几十千米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毛泽东到达延安(油画)

联欢大会上,刘志丹和徐海东先后讲了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为共同粉碎敌人“围剿”、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

会后,在党的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的陕甘晋省委主持下,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全军团共7000余人。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下辖3个师: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第七十八师由陕北的红二十六军改编,第八十一师由陕北的红二十七军改编。

就在红十五军团组建前后,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为实现消灭我最后一块根据地和红军,使北上红军主力无立足之地,进而达到全歼红军企图,调集10余万兵力,采用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方针,于7月开始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当时,敌人以南线的第六十七军由中部北进,其军部率第一零七师进驻洛川,其第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第一一零师、第一二九师沿洛川至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第六八五团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

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犯,陕甘红军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在东线的绥德、吴堡地区击溃晋绥军,接着又转移兵力打击北线敌人。

就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从而大大增强了反“围剿”的力量。但当时的东北军对此作了错误的估计,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取胜,当即就由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挥3个师由中部经洛川向北进攻。▲延安颂

很快,东北军第一一零师、第一二九师进占了延安,第一一零师一个营留在甘泉,王以哲率军部和一个师驻守洛川、解县。与此同时,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骑兵军何柱国指挥第一零六师、第一零九师、第一二零师3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向陕北进攻。

根据这种形势,新组建第十五军团领导对我军反“围剿”出击方向进行了研究。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采用“围点打援”战法,派第八十一师对第三团围攻甘泉之敌,调动延安敌人,中途进行伏击。经过3天急行军,红十五军团主力绕过延安,进到甘泉附近。在甘泉以北15千米的劳山附近,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公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一条天然口袋,山上林木茂密,对伏击敌人非常有利。

随后,军团首长徐海东、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现场看了地形,对参加伏击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接着,军团首长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了伏击地区,具体部署:第八十一师第一团于甘泉以北地区,担任断敌退路和阻击援敌任务;第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东西两侧;第七十八师埋伏在小劳山东西两侧。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随即进行战斗准备工作。

10月1日晨,国民党军第一一零师从延安出发南下,行至四十里铺时,留一个团在该地守备,师部率两个团直奔附近甘泉。当时,敌师长何立中错误估计了红军可能设伏地区。正在这时,埋伏的红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一股敌军企图夺占山头,很快被打了下去;有的企图向前突围,又被手枪团堵住了去路;许多敌军纷纷缴械投降。

经过6小时激战,我军全歼敌第一一零师两个团,击毙其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俘敌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多匹及大量武器弹药。战后,我军以第七十八师骑兵团一个连为基础,将手枪团配备战马,组建了军团部骑兵团。

劳山战役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场胜仗。此战胜利,不仅使远征千里的红二十五军部队得以喘息;战役中的大量缴获也使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服装给养得到补充。

此战取胜的主要经验是:陕北红军准确掌握敌情,巧妙调动敌人;作战方针正确,战场选择适当,兵力部署严密,作战指挥统一;两支红军部队团结一致,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积极支援。

劳山战役之后,敌东北军采用构筑碉堡、步步为营战术,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我根据地,最后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军团决定乘胜发起进攻,首先拔除正在修筑碉堡的榆林桥据点。

但红军攻打榆林桥的战斗,最初并不顺利。就在一天前,高福源刚送走了讲武堂的老同学,来榆林桥视察的第一零七师代参谋长李树桂。两人临别的时候,高福源似乎已经有了大战在即的预感,他对李树桂说:“就我这一个团,够呛啊,听天由命吧,但愿不要白白牺牲在这里。”

战斗打响后,第七十八师遇到高福源部顽强抵抗,被迫后退。但是,由于红十五军团将大部分重武器都集中给了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凭借低劣装备根本压不住守军的火力。

后来,原第七十八师出身的一名老将军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强攻榆林桥,虽取得胜利,但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第七十八师,布置在洛河对岸,伤亡大,战功微。”

后来,由于红军战士的发明和创造,从房上的烟囱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这次战斗,红军共歼敌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在攻坚器材和经验缺乏的条件下,取得了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我军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战后,我军以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之两个特务连和陕北一个新兵营及留队俘虏,重新组建了第二二四团。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是红十五军团组建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陕北,发起的两场著名战役。通过这两场战役,陕北红军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从而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这两场战役也被看做是,红十五军团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而准备的最好献礼。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天的一天,陕甘边区的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零师后,被调到北线指挥作战,途中遇到通信员,通信员将往红十五军团的信送给刘志丹。

刘志丹看了后,仍把信交给通信员,让送往军团部。这封信就是“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干部的名单。

刘志丹怎么会遭遇逮捕呢?原来,在1935年秋,正当粉碎蒋介石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紧急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的执行者,大肆诬陷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政机关是“右倾取消主义”、“逃跑主义”,诬蔑陕甘边的革命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等,进行了“肃反”,大搞假材料,大搞逼供信,准备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创建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

看到这封信后,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仍到瓦窑堡向省委陈述意见,希望挽救同志,挽救革命。可到了瓦窑堡,刘志丹还未开口,就被逮捕了。当时,身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已被捕入狱。此外,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也全部被捕,

陕北党内的“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地方干部和群众听到省委来人了,吓得都跑了,有的上山打游击,部队里干部战士也纷纷开小差逃跑回家,各处谣言四起,人心不安,陕北苏区濒临危难之中。

就在这时,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刚刚抵达陕北后,党中央就派出贾拓夫、李维汉作为先遣队,带着电台去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

在甘泉下寺,先遣队遇到了受中央代表团委派,去处理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郭洪涛。郭洪涛先见到李维汉,并汇报了陕北红军以及苏区肃反的一些情况。

早在吴起镇时,李维汉就听到过陕北发生了肃反的事情,现在郭洪涛的话再一次证实这个消息。于是,李维汉立即把情况电告给了党中央。

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

随后,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

接着,会议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直接从下寺湾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赶到瓦窑堡接管了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的看管工作。

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毛主席到达陕北(油画)

当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党中央西北局指定组成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党务委员会”。经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张秀山、刘景范等18位同志被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26日,党中央西北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30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

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会,宣布了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分配工作。

刘志丹代表被释放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党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在处理完肃反问题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还推动了陕北苏区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划的变革。

在行政区划上,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下寺湾以南为陕甘省。

同时,在苏区设立神府、关中和三边特区。11月上旬,陕北省委在瓦窑堡市正式成立,郭洪涛担任书记,省委常委有郭洪涛、马明方、李合邦、吴溉之、王涛、刘子义、马佩勋、周建屏。省委隶属西北局领导。

与此同时,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也正式成立,机关驻甘泉下寺湾。下设土地部、裁判部、财政部、粮食部、教育部、工农监察部。

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李富春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开铨任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萧劲光任省委军事部长;李一氓任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郑自兴任保卫局长;揭俊勋任少共书记。

在积极推动陕北地方党组织、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时,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会师。

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两万五千里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1935年11月6日,毛泽东高高兴兴地理了发,洗了头,换了一套没有补丁的红军服装,匆匆来到由军委组织召开的全军干部大会会场。“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把手一挥,敞开他那悦耳的湖南腔说道。

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激动不已,挥泪鼓掌,他们都清楚今天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他们经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难!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等待着掌声的停止,然而,这掌声却停不下来。于是,他打了打手势,掌声才终于停了下来。他说:“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

最后,毛泽东大声说:“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0000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0000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与此同时,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民抗日。

就这样,随着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到来,陕甘宁边区进入了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央红军两战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下午16时,毛泽东陕甘支队第一纵进入陕北苏区的大门吴起镇,并在当地看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辗转了一年多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之激动万分,欢呼跳跃。从此,红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当晚,毛泽东住在洛河东岸新窑院里,周恩来住在吴起前街宗湾子。

吴起镇即今天的吴旗镇,它因战国名将吴起而得名,它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北与定边县苏区接壤,东南与保安县苏区接壤。当时,吴起镇一带地广人稀,十里八里一个庄子,镇上仅住11户人家。

那时候,当地老百姓受尽国民党匪军的骚扰和迫害,见了军队就躲避。这次中央红军突然来到,当地百姓认为又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便携老扶幼急急躲藏。但随后,老百姓发现,这些新来的军队可和国民党军队大不相同,人那么多,不住民房,不吃老百姓一碗饭,还帮助老百姓担水、打扫院子,一举一动都很有秩序。于是,当地群众开始猜测:这莫非是刘志丹常讲的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来了吗?

很快,跑在山上躲藏的老百姓也都陆续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洛河川上下沸腾起来了,“咱们的红军来了!我们盼望的救星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开始迎接中央红军。六区一乡党支部书记刘景瑞、乡主席刘景权很快组织召开赤卫军干部紧急会议,宣传动员群众,为迎接中央红军积极行动起来,送军粮,组织担架队等。

和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不同,早在毛泽东率领红军打算奔赴陕北时,蒋介石就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同时,国民党调集了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一个骑兵团,团长马培清;毛炳文军的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第二十四师,师长李英;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三师,师长郭希鹏,率两个骑兵团,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率3个骑兵团,这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各团均配备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先后会集于何连湾,协同尾追红军。

国民党军队在何连湾集结后,于10月18日拂晓奉命追击红军。敌师长白凤翔率第六师3个骑兵团,敌副师长张诚德率第三师两个骑兵团,敌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因地形熟悉,走在最前面。

敌人日夜兼程,死死咬住红军不放,如甩不掉的“尾巴”。10月19日晚上,马培清骑兵团先行进抵铁边城附近宿营,距红军仅有5000多米。

毛泽东随陕甘宁支队第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之后,彭德怀率第二、第三纵队也进抵吴起镇附近宿营。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在会议上,当时有一些干部,对打还是不打,意见并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因为他们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但毛泽东和许多同志则认为要打。毛泽东分析指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镇是山区,不利于敌人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毛泽东最后决定:不仅要在吴起镇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来。随后,毛泽东与各纵队首长具体研究和制订了这次作战方案,决定把反击地点选在吴起镇西北方向的头道川。▲毛泽东带部队进驻延安(油画)

当时,我军军事部署是这样的,第一纵队驻防于吴起镇及二道川塔儿湾以东,埋伏于三道川和二道川与头道川之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其中第四大队埋伏在头道川的杨城子左右山坡上,准备截断敌人的退路。第二纵队驻防于吴起镇西北乱石头川的梁台、郭沟门一线,埋伏于头道川与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第三纵队驻防于吴起镇东南宁塞川的宗圪堵至彭沟门一线,埋伏于洛河东侧吴起镇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就这样,中央红军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全歼来犯之敌。

战前,第一纵队首长林彪、聂荣臻召集各大队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交代了具体任务,然后郑重地说:“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这是我们给苏区人民带来的最好见面礼。”随后,林彪、聂荣臻带领第一纵队的大队干部和参谋人员,到实地观察地形。

头道川在吴起镇东北面约2000米的地方,它夹在吴起镇正对面大峁染与另一座山之间,是一条由西向东流向的季节河流冲刷而成的干涸河道,弯弯曲曲,时宽时窄。显然,这里是一个便于发扬火力、大量杀伤骑兵的好战场。红军已经准备好了,吴起镇正张开大口等着国民党军队跳进来。

21日早晨天刚蒙蒙亮时,第一纵队通过二道川的刘家湾上了山顶,进入阵地。按照纵队首长部署,第一纵队第十三大队负责打敌前锋。第十三大队阵地往西,一次分别是第五、第二、第一大队的阵地,他们负责拦腰突破和断敌后路。第十三大队阵地往东不远处的一棵独梨树下,便是毛泽东和纵队首长的指挥所。

自红军抵达吴起镇后,第十三大队已经恢复红军第十三团建制。第十三大队阵地进入阵地后,团政委邓飞立即做了一个简单的战前动员。

邓飞反复强调说:“今天是我们进入苏区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听了政委的话,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自进入宁夏和陇东之后,国民党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红军部队吃了不少亏,也憋了一肚子火。这次,终于可以伏击他们了,红军战士们怎么能不格外兴奋呢!

旭日初升,黄土高原的景色是多么壮观!金黄色的霞光,金黄色的沟壑,金黄色的原野,构成了一幅金黄色的画图。晨风徐来,带着丝丝凉意,吹在身上,让紧张、兴奋的红军战士,感到异常惬意。

7时过去了,8时又过去了,依然未见敌骑兵的踪影。突然,一个眼尖的战士喊了一声:“来了!”

团政委邓飞朝西望去,远处升起了滚滚黄尘。他和团长陈赓立即登高举起望远镜,果然是敌骑来了,一队队的敌人越来越近了。

陈赓边看边对身边的欧致富说:“小欧,看到了没有,像检阅一样,够威风。”欧致富仔细一看,原来每一个方队的骑兵,都是清一色的战马,黄的一队,白的一队,红色的又是另一方队。欧致富轻蔑地一笑:“等会儿,就让他黄红白黑一锅烧,我们南方叫做‘炒杂烩’。”

眼前来临的敌军是东北军何国柱所部骑兵第六师。敌骑在师长白凤翔的指挥下,趾高气扬,浩浩荡荡地开来。他们自恃装备精良,运动迅速,一个个跃马横刀,气焰十分嚣张。然而,傲慢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在这里设下了收他们老命的埋伏。

敌骑转眼即至,一队队的骑兵,有如飞蛾扑火,进入了第十三大队伏击圈。就在这时,纵队首长的上空,突然“啪”的一声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是决战的命令。刹那间,红军的手榴弹、步枪、轻重机枪铺天盖地一齐向敌人的骑兵打响,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人嚎马嘶。

突然遭遇袭击,敌人阵脚大乱,前面的妄图往前冲,被第五、第二、第一大队拦腰猛打;后面的紧急驰援,又被自己的败骑冲散。一时间,战场上,人踏人,马撞马,乱成一片。川道上荡起了滚滚黄尘,拌着硝烟,弥漫了整个战场上空,这里俨然成为了人家地狱。

就在这时,团政委邓飞突然听到几个战士嚷道:“打倒一个!”“我又打倒一个!”……他扭头一看,原来几个战士正在比赛看谁的枪法准,随着“啪、啪、啪”的枪声响起,一个又一个敌人骑兵从马上摔了下来。敌人招架不住,急忙往西逃窜。我军阵地上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像瀑布般倾泻而下,追歼敌人。

敌人无心恋战,往西奔逃。红军追击了一气,但红军的两条腿当然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最后只好鸣号收兵。

这一战,红军全歼敌第三师两个骑兵团,敌第六师一个骑兵团,击溃敌第六师两个骑兵团和敌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毛泽东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至此,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吴起镇反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用兵如神和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又一体现。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后来回忆:“战斗打响前,毛泽东在指挥所里与第一纵首长作简单指示后,对警卫员说,我要在这里睡一会儿觉,枪声响起也不要叫我等战斗结束时再告诉我战况。在随后的两个小时战斗中,毛泽东一直睡得很香。”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战斗,真可谓是运筹帷幄,成竹在胸。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一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订战役计划。在发起战役的前两天,毛泽东组织两个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三面环山,镇北是葫芦河,一条大道由西向东穿镇而过,镇东有个古老的小寨,构成一个口袋形的地势。

根据部署,红一军团位于直罗镇东北地区,红十五军团位于直罗镇以南地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国民党军一两个师,而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并向洛川、黄陵、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

11月6日至7日,红一军团由甘泉以西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至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国民党军东进。▲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延安(油画)

11月19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富县前进,并以其先头部队第一零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北地区。于是,毛泽东决定,乘国民党军第一零九师先出头的有利时机,首先歼其于直罗镇地区。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零九师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直罗镇。红军乘夜将其包围,第二天拂晓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两面猛烈夹击,战至下午14时,歼一零九师大部。接着,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团。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一零九师残部和阻击由富县西援的国民党军一一七师,主力部队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另两个师。

国民党军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进。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一个团,其余国民党军退回太白镇,由富县出援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富县。与此同时,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500余人被红十五军团围在镇东头的土寨子里,待援无望。23日趁黑夜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戕身亡。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

11月30日,党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外,直罗镇战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蒋介石对东北军直罗镇惨败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使张学良彻底认清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令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的险恶用心。而且,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教育,以及同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的沟通,进一步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从消极“剿共”到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转变。

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迫使蒋介石调整其战略部署。这就为红军积蓄和发展新的战斗力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为巩固陕甘苏区而战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苏区终于站稳了脚。然而,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局势依然比较严重:延安、宜川、榆林、绥德、陕西一带都有国民党军队的驻扎,陕甘苏区的局势相当危急。更为麻烦的是,中央所在的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

为此,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

瓦窑堡会后,陕北军民首先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下辖红十五军团,共13000余人。又将陕北安定第一纵队、宜川独立营、清涧第二支队等地方武装,分别组建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及“黄河游击师”。并发动群众,大力扩大红军,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即扩军3000余人。▲瓦窑堡会议(油画)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10余人。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1月31日,毛泽东来到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全面检查了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将红二十八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红军进入山西境内,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党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协议。同时,又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油画)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破产,证明了任何雪山草地般的自然险阻都无法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步伐,并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这就是长征精神。

在此情势下,党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遵照会议决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渡过黄河,返回陕北。5月5日,东征结束。▲延安的曙光(油画)

通过这次东征,迫使阎锡山抽回了进攻陕北的兵力,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根据地。

东征结束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共产党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对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

为保卫西北,巩固、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力求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向陕甘宁边区进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为创造根据地扫清障碍。此外,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红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鄂豫陕边,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

经过此次西征,红军开辟了纵横200余千米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发展和扩大到了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初步形成了陕甘宁根据地。

红军西征结束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面临的新的危险和困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一是自然环境异常险恶。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以一部兵力钳制第三、第三十七军,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迟缓其前进。

10月底,红一方面军第一、红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开始由打拉池、海原地区逐次向东转移,寻机歼敌。至11月15日,各部分别移至豫旺堡、毛居井以东和环县以西以及萌城、甜水堡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剿”红军河西部队;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经红军劝阻,前进缓慢;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独第一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豫旺地区。中央立即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堡靠近,打击国民党军进攻。

16日,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17日,敌第一军分三路前进。当日,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击溃中路第一师第二旅。

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出集中优势兵力求歼孤立深入之右路第七十八师的部署: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山城堡以南待机;红十五军团一部诱其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主力于山城堡东南地区,第三十一军于山城堡以北地区隐蔽待机;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八十一师等部在洪德城、环县以西地区迟滞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之水头堡地区策应各部作战。

20日,国民党军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小台子、风台堡,其第二三二旅及另一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并派出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在八里铺以南遭红1军团一部突然攻击,大部被歼。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即决定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21日下午,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其退路。红一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第31军由北向南,第4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当日黄昏,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和红三十一军一部,乘敌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机,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其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战至22日9时,将敌第二三二旅又一个团大部歼灭。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左路第一师第一旅。敌第一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大振了红军的军威,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第一仗,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加上此前的东征、西征,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这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条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1933年春天,陕甘边以耀县照金镇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特委根据中央苏维埃《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关于“一切在暴动时期的地方和红军新占领的地方组织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规定,于4月5日,在耀县照金镇薛家寨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机关驻薛家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委员、粮食委员、经济委员、内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肃反委员和赤卫军总指挥部等。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被认为在西北苏区时期,建立的省一级苏维埃政府中较早的一个。同年8月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转移到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南梁地区开展活动。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劳动、财政、文化、军事、肃反委员会。

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转变临时政权,创造陕甘边区的中心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确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之时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

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妇女、工农监察等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红色西北报》编辑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及赤安县、华池县、庆北县3个直属县苏维埃政府。除了陕甘边区政府外,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是陕甘宁地区早期建立的一个省一级苏区政府。

1934年,陕北根据地初具规模,陕北特委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随后,安定、绥德、神木等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安定白庙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土地、国民经济、裁判、工农监察、劳动、军事、粮食、教育等9个委员会,不久各委员会改为部及保卫、贸易两局。此外,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还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赤源等7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

1935年11月,随着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西北办事处也随之成立成立。西北办事处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的领导,重新划分调整了苏区行政区划,设立陕北、陕甘两个省和关中、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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