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布鲁斯F.彭宁顿（Bruce F.Pennington）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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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解读异常行为试读：
前言
对异常行为的解释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别是在个体层面上：他是怎么看到或听到不存在的事情的？她为何声称父母是冒名顶替者？他又为何否认左腿是自己的？然而，异常行为也令人饶有兴趣，因为它们告诉我们这一类人是如何生活的。为什么大多数人每天都能认出他们的父母？我们为何知道哪只手是我们的？而揭示这些异常行为的奥秘，将深刻地挑战我们的自我信念以及对自我行为的控制。我们将探查以上提到的以及其他典型的异常行为，以揭示我们究竟是如何加工信息的。
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对异常行为的解释都严重不足。在日常或民间心理学里，我们会参考个体的信仰和欲望来解释他的行为，并且我们通常会假设该演员是理性的。当个体的行为偏离了理性的规范，民间心理学通常会提供两种解释：（1）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个体的行为实际上是有意义的；（2）个体的行为没有意义，因此是“疯狂”的。
更广泛的背景可能包括个体的童年或以前的社会环境。第二个选项并不是真正的解释，因为它只是在断言行为是无法解释的。随着越来越多关于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出现，日常或流行心理学对异常行为有一个新的解释选项：“是个体的脑子有问题”。例如，大众媒体报道约翰·欣克利枪击罗纳德·里根总统是因为欣克利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使这一说明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结构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显示，欣克利拥有扩大的脑室，这是与精神分裂症（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相关的。所以，令人喜忧参半的是，“从大脑结构的角度解释异常”被同化到了日常心理学中。在这本书中，我们基于当前的研究从大脑的角度解释异常行为，包括研究成果可以解释的范围及其局限。本书的目的在于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模型解释异常行为，使他们能够很容易地被本领域之外的人所理解，同时重新审视这些模型是否足够合理。本书的创新之处则在于它尝试将同一组模型应用于三种不同类型的障碍：神经障碍（neurological disorders）、精神障碍（psychiatric disorders）和神经发展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从历史上看，神经学家大多关注那些有明确的病理学基础的综合征，如获得性病变（例如，失语）、遗传综合征（例如，亨廷顿病）或确定的病理生理学（例如，斑块和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原纤维缠结）。精神科医生则主要关注行为层面的障碍，包括缺乏明确的病因或病理生理学的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神经发展障碍则与前两者重叠，因为有的神经发展障碍按病理定义（例如，早期治疗苯丙酮尿症（PKU）和唐氏综合征），有的按行为定义（例如，阅读障碍和自闭症），但其都是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精神障碍同时也是神经发展障碍。因为它们明显在患者的童年时期就埋下了隐患，是产生于大脑发育时期的异变。要研究神经障碍，拥有一个发展的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后天性脑损伤的行为表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在发展的关键时点的情况。遗传综合征如阿尔茨海默病和亨廷顿病，其早期表现（称为前驱的特点）在临床确诊很久之前就出现了，在发病之后会有一段时间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因此，即使神经、精神和神经发展障碍通常被单独研究，但所有三种障碍应该能够共享一个可以解释所有问题的理论框架。这样一个框架的应用不仅将增加我们对这些障碍的科学认识，也会提高预防与治疗的效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正常功能的理论与用于解释障碍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每个领域的发现之间在不断地交流。所以，障碍在以一种普通学术研究做不到的形式帮助并将持续帮助我们发现和分析人类大脑的构成。
要理解这些异常行为模型，读者需要理解这些领域之间的对话，即读者需要理解过去的和当前的理论意义。无论在19世纪初还是今天，对障碍的解释都是认知神经科学的核心。读者还需要了解这些关于精神哲学和科学问题更广泛的讨论，特别是生物科学方面。因此，本书一开始将在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追溯关于认知神经科学持续争论的历史，以及更核心的本土化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关于障碍的解释往往会揭示出一个关于“功能是如何定位的”以及“思维是如何运作的”核心假设。事实上，能否用一个共同的框架解释三种障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它能够衡量正常和异常的认知神经科学模型的普适性及发展前景。
最后一个重点是，我们意识到正常和异常行为间看似清晰的分界线已经开始模糊。因为这些障碍的许多症状是连续变化的，而正常行为与“异常行为”的分界点是任意的。所以不可避免的是，部分被划定在异常线之外的人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所谓的症状。此外，一些罕见的症状会在生命发展早期的典型儿童身上出现，而且可以通过增加成人的处理负担来诱发他们也出现这种症状。这说明有时正常和异常行为的机制之间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共性。本书将会展示相关的例子，包括一些在典型的成年人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看似罕见的症状。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什么解释是可能的？（2）有哪些障碍？（3）什么成为自我？第一部分考虑神经科学的历史和将其他科学应用于神经科学的种种限制，包括发展科学，然后提出了古典与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对异常行为的解释，并评估其科学性。第二部分应用这些模型解释三种类型的障碍（神经、精神和神经发展）在不同领域的神经心理功能：知觉、注意、语言、记忆、动作选择、情感管理、社会认知和认知以及整体功能。在每个功能领域，我们将简要介绍当代的理论，特别是正常的功能及其发展，然后评价这些理论解释异常行为的效果。最后一部分解释了前两部分中自我概念的含义。为帮助读者了解专业术语，本书包含术语表，专业术语在第一次使用时会用黑体打印。此外还有两个附录可以帮助读者，附录A列出了人类的新皮层区域和布罗德曼号码，并简要介绍了每个区域的功能。附录B提供了一个在线资源列表，以帮助读者了解更多关于神经解剖学、脑功能成像、脑神经网络连接建模与遗传的信息。
致谢
本书献给Guy Van Orden博士（1952.10.2—2012.5.11）。Guy是我的博士后（1985~1988），在他杰出的职业生涯之初就对我有关神经心理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1984年，一个心理学史上的关键时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认知心理学学位。联结主义是Jay McClelland、Dave Rumelhart等人（包括DNA结构的共同发现者及诺贝尔奖获得者Francis Crick）不断努力的成果。Guy将这一新方法引入到认知心理学之中，他的科学生涯始终致力于探索心理学在复杂科学中的含义，特别是阅读心理学。
Guy和我多次讨论联结主义模型和复杂系统是如何适用于阅读障碍的，二者都是必须的和发展性的。他逐渐说服我，认为经典神经心理学功能图谱的定位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惊人的临床神经心理学新闻！
19世纪发展出的神经心理学功能图谱的定位最近在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新领域焕发了第二春，它被应用于获得性阅读障碍的病例。这项研究引起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认知模式——熟练的单字阅读（即双通路模型，指印刷字的发音有词汇和非词汇这两条独立的加工通路）。Guy为这一模型提供了关键的支持理论和实证参数。从联结主义视角看，完全独立与单独的定位化路线或单词阅读中不同认知构件的模块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的实验室里，他开始测试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阅读理解方面的痴呆，并根据双通路理论预测的获得性阅读障碍判断其亚型。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弥漫性新皮层损伤患者显示的错误模式与获得性阅读障碍亚型相似。这项试点工作带来了许多讨论，促使我们制定了一个双分离的批判逻辑。我们开始一起研究这个主题，并写成了一篇论文（Van Orden，Pennington，&Stone，2001），在13年后发表。
与Guy一同工作之后，我研究神经心理学的整个理论方法和对心理学的一般认识都被改造了，并慢慢发展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这也是本书所体现的。若不是有Guy，我可能要花远多于现在的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甚至永远也无法达到。
此外，本书也得益于我众多的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我的上一个研究生安妮B.阿尔奈特在编写章节练习和配插图方面做得很出色。她和彼得森仔细阅读了早期的草稿，帮助我润色文字，使之更清晰、准确。
Dorothy Bishop、Chris Filley、Michael Frank、Dan Leopold、Kateri McRae、Yuko Munakat、Randy O’Reilly、Jeremy Reynolds、Rob Roberts、Gerry Taylor和Keith Owen Yeates阅读了终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我的好朋友（和锻炼伙伴）Rich Mangen耐心地听我阐述书中的思想，并提供了对早期草稿的评论。Tejas Srinivas和Lisa Ankeny仔细校对了校样。
我长期以来的行政助理Suzanne Miller，对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她对我前面提到的三个环节都有所涉及。在她的帮助下，我总算学会了用计算机代替我的手写文章，并能够为我在文中引用的文章和书籍提供正确的资源。
我还想感谢吉尔福德出版社的Seymour Weingarten和Rochelle Serwator在我完成这本书期间，以及之前所有书的写作过程中对我的鼓励与帮助，感谢吉尔福德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最后，我的妻子Linda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一直支持着我，正如她对我早期的三本书所做的那样。我们的孩子Amy和Luke也做了同样的贡献。在此期间，我也祝福我的第一个外孙的到来——Della Dongching Lee Pennington，她是Luke和Lori的第一个孩子。“Dongching”意为“冬天里的光”，她就是我和Linda幸福的灯塔。第一部分 什么解释是可能的第1章 科学的解释
解释某事物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讲，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相关机制方面确定某件事的原因。为了详细地说明这一观点，让我们考虑一个电灯开关的例子（Rothman&Greenland，1998，discussed in Rutter，2006）。如果我在灯灭着的情况下按动开关，灯就亮了；如果我在它亮着的时候按动开关，灯就会灭。这个例子相当接近我们对“单一原因”的理解，以及我们如何在科学研究中检验因果关系。通过操纵虚拟的原因，我们可以生产或消除相关的结果。我们测试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或是进行一项脑刺激研究时，往往会按照与之类似的程序进行研究。
我们假设“当我们按动开关时，亮光并没有出现”。这说明有一个“障碍”消除了（或者是“减去了”，我们之后会用这个词）光的功能。但导致这种混乱的原因是什么？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换了开关，能够清除掉这个障碍吗？可能可以，但也可能不行。这里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之中有些是我们能看到的，有些是看不到的。也许灯泡烧坏了，也可能是熔丝烧断了，也许是啮齿类动物咬坏了墙上的电线，也可能是一棵树上的电源线掉到了房顶上，或者可能是电力网出了故障。这意味着按动开关是必要的原因，但不是充分的，因此它实际上不是灯泡不亮的唯一原因。即使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中，那些看上去明显是单一原因的原因其实也不是唯一的。
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例子。开关是改变灯泡状态（开或关）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我们能否给充分条件设定一个边界？我们已经提到布线和电网，但电力网取决于能源，而能源又依赖于化石燃料或可再生能源，如风和水。这两个来源的能量取决于太阳，但是地球和太阳的形成取决于宇宙的历史本身。由于开关和灯泡是嵌入式系统的一部分，在愈加广泛的系统中，我们真的不能为充分条件设置一个边界。此外，这些系统遵循一定的物理规律，设计电灯开关、灯泡等其他所有的装置都依赖于这些定律。这个例子中的分析也涉及好几个层面，从宇宙本身，到我们所在的行星和太阳，到电网和能源的来源，再到我们家里的电气系统，最后是电子通过导线流。所以，想要充分回答“是什么导致了灯亮”这一问题，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重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理论和实证研究才是真正束缚我们从多层面分析灯泡和开关的工作原理的东西。
我们从这个例子中所学到的只是观察灯的功能而已。我们观察到了“第一步，按动开关，然后打开（或关闭）灯泡”，这些其实会误导我们对于实际现象的解释。不幸的是，这些天真的结论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事情“似乎”的发生方式经常使我们误解其实际原因，对于现象的正确解释应依赖于理论。例如，太阳早上升起晚上落下，看起来就仿佛是在绕着地球转（地心说），17世纪之前，人类从没怀疑这个结论。直到伽利略和其他学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并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地球其实是绕着太阳转的（日心说）”这一真相才得到了普遍支持。伽利略的望远镜让天文学家和民众在一个更广泛的系统中考虑证据。因此，我们应超越那些观察到的信息（我们的现象学），形成替代解释（假设或理论模型）并进行系统的测试，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当我们尝试去解释生命体及其器官时，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又会发生何种变化呢？我们已经说过的都适用，但也有一些额外的考虑。只要把这些置于进化的大环境之中，我们可以介绍一种新的原因——服务于自适应目标的功能。正如Dobahansky（1973）的名言所说，“除非置身于进化之光中，否则生物学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与那些非生物的例子不同，生命体有可以用来解释其行为的功能和目标，而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是可以被科学界所接受的。同样地，一个有机体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1）远端：基于进化的目标（对于某些动物则指它自身的发展，如有较长发展期的人类）。（2）近端：基于生物体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的机理解释（Goldsmith，1991）。其次，解释机能类似于开关的例子。所以，如果我们问一种动物的视野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从眼睛和它大脑的联结（一种在机制上的近似解释）或在眼睛和大脑的视觉发展（一种进化功能的远端解释）中得到答案。
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是跨学科的领域，它们的核心假设与其他所有科学对一种现象的解释有着相似的标准。这些核心假设是：（1）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2）还原论。（3）契合。（4）越来越多的经验主义。（5）重建论。这些核心假设中的每一个都是什么呢？
首先，“自然主义”要求依靠物质世界的物体和力量来解释世界。因此，与宗教或神话不同的是，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被排除在可能的解释之外。这第一条原则明确了科学和宗教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早期的科学家有时会冒着失去生命或自由的风险做研究（想想被烧死的乔尔丹诺·布鲁诺，他因为声称宇宙里有多个太阳而遭到处决，还有被迫撤回日心说的伽利略）。早期的神经学家同样如此，比如托马斯·威利斯（Zimmer，2004），他提出的理论挑战了关于灵魂在人类行为中作用的流行宗教学说。“还原论”就是对于复杂现象的解释，像心智一样，主要在于解释简单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Rumelhart，McClelland和其他联结主义者（又叫并行分布处理（PDP）组，Rumelhart，McClelland，&the PDP Research Group，1986）说，解释认知的关键挑战是如何使一个智能机器不犯错误，即神经元。许多神经科学的历史都集中在“还原论”：在不同的分析层次发现大脑中的简单部分。因此，大多数神经科学研究始于行为并试图将它与大脑联系（如图1-1所示，左侧的箭头从心理到大脑）。在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研究中，这就是所谓的“正向推理”，每一个科学学科都有基本单元（例如，物理中的基本粒子和力、化学中的元素或生物学中的细胞和基因）来解释复杂的现象，如彩虹、燃烧和生命。图1-1 神经心理学的基本目标“契合”是E.O.Wilson（1998）使用的术语，指的是科学哲学家称之为科学真理的“网络理论”。这意味着某一学科中的科学解释必须和其他所有科学中的理论一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而苛刻的约束，使得对科学的解释可以在一开始就被否定或至少被严肃地讨论。例如，一个不正常的语法基因解释了KE家人缺乏过去时态标记（Gopnik&Crago，1991），与基因如何影响行为（通过多层次分析）以及有多少人类基因（整个身体约有25000个，对于遗传颅相学来说是不够的）不一致。一种与生俱来的语法模块、人脸识别模块与我们所了解的大脑发育不一致，因为突触大多是在出生后形成的，并在活动和经验的影响下建立联结。所以，我们知道基因在塑造神经系统的环境中施加了很大的约束，认知神经科学解释异常心理的重要制约因素经常忽视行为的作用。人类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构成了类似的约束。“经验主义”要求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可被自然世界的实体实验检验的。经验主义使科学进步，且允许不同的理论之间产生争论并能最终解决。因此，与主流媒体的争辩不同，在科学界，没有人会提出“仅代表自己的意见”。在科学家们的观点被接受为有效之前，它们要受到理论和经验的严格审查。这项审查的目标是证伪而非证实（Popper，1959）。一个理论不被证伪只会被暂时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被以后所有的测试证伪。“重建论”要求我们通过观察是否能按照还原论的解释再现复杂现象来检验一个解释的合理性，这种再现包括涌现性质，我们将在下面解释。在图1-1中，从大脑指向心理的右箭头就代表重建。“重建”是一个较新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因为在现代计算机发明之前，其需要的计算模型是不可行的。在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研究中，这一重建被称为“反向引用”，下文将会给出解释。另一种对这一科学宗旨的解释说，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是计算化的。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计算对生物学、神经科学、计算模型是至关重要的，从个体神经元的行为到脑区的相互作用。
细胞、器官、大脑、社会和经济都是从其组成的相互作用中派生出涌现性质的复杂系统的例子。例如，蛋白质的三级结构（即线性链的氨基酸折叠方式）是一种新兴的性质，这对它的作用至关重要，解释了它如何作为一个通道、受体或特定分子转运体起作用。许多重要的神经系统功能特性都是在发展中出现的，所以神经科学重建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不了解其发展历程，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大脑功能，比如语言或面孔知觉。
在一般情况下，一旦对现象的理解已相当成熟，一个现象的科学调查会以“减少”开始，类似于把开关拆开检查它的部件，并最终进行重建。特别地，这两个阶段的解释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对于神经科学领域亦是如此。过去两个世纪的神经科学已经集中于“减少”，当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重建便成为可能，现在神经科学有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与神经科学在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方法不同的是，新方法的发明大大促进了神经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减少或分析阶段依赖于获得性和实验性病变（去除这部分会失去什么）、行为解离和双分离、单单位记录（这个特殊的神经元会是什么反应）和神经影像学方法如减法的方法（即始于行为对比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以确定与组件的行为相关的大脑区域。）这些方法的目标是分离并定位大脑各离散部分的组件功能。重建或合成阶段依赖于许多不同的方法，其都用来探查这些个别部分的相互作用如何产生行为。这些方法包括：（1）典型的神经网络模拟和非典型的行为。（2）用多变量方法分析脑结构和功能连接，识别神经系统。（3）以多个单一的单位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体素作为输入来输出，用多变量法预测主体的行为状态（例如，Poldrack，Halchenko，Hanson，2009）就是反向推理的一个例子。第一种方法是内在的发展，而后者可以用来阐明大脑的行为发展。
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大脑是如何发展的，就不能完全理解成人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与我们所知道的大脑行为发展相对立的对典型或非典型行为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它违反契合原则），除非这个解释能导致有关大脑行为发展知识和理论的全面颠覆。在本书中，我们将使用这5个原则来约束对脑功能的不同结构域的解释及出现在这些领域的障碍。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呈现大量的疾病，以演示我们用还原论的方法研究不同区域的功能学会了什么（图1-1的左箭头）。但是，我们也会将重建论所要求的解释作为一种限制应用于还原论（图1-1的右箭头）。第三部分主要集中在重建，特别是自我意识的神经解释部分。第2章 神经科学，置身于科学与哲学的历史中
与思想独立于身体的二元论观点相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对思想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古代，是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之后将描述的那样，这两种理念产生的争论是与生物学历史中的早期争论相平行的（见表2-1）。这些争论承担着我们的主要话题——解释异常的行为，因为很显然，每一个形式复杂的辩论主题都需要用涌现性质来解释。本书的主要争论之一是那些对异常行为的解释需要一个类似的解释：异常行为几乎总是通过多个复杂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新兴系统，而不是简单地由单一的组件形成。表2-1 生物学历史事件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关于“有机体存在的形式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一问题的争论：它（有机体的形式）是在精子或卵子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预成论），还是逐渐发展而成？以人类为例，预成论者认为我们从还是个精子或者卵子的时候就具有人的形态，只不过在一点点变大；而持后一种论调的人认为，我们是逐渐从非人形态成长为人形的。亚里士多德预见性地选择了后者，他称之为后成论，字面意思就是说有机体的形式是“逐渐形成”的，而非“一开始就存在”。但预成主义认为，在精子和卵子中存在一个“小号的人”，这一思想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这个假设出来的小人被称为“侏儒”，而与其相关的这种争论则被称为“侏儒争论”。
预成论者的侏儒至少有两个致命的逻辑缺陷：第一，他们没有解释最开始的侏儒是由什么组成的。即便有人提出了形成前一个有机体的外部原因（即侏儒），这个问题的解释也只是被推迟。需要被解释的理论会被用来解释自己，导致循环推理。
侏儒理论的第二个致命缺陷在于，它的假设中存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侏儒循环，因为每个侏儒不仅要包含它自己的形式，还要包含其所有后代的形式。侏儒中有无穷无尽的侏儒，像俄罗斯套娃吗？越来越小的侏儒不会有一个物理极限吗？此外，这一理论如何解释为什么孩子不是父母的完全翻版？为什么需要两个家长？另一个难题是新物种如何出现。直至19世纪出现了进化胚胎学和达尔文的理论研究，预成论才最终在科学界被拒绝。
让我们来看看表2-1中的第二个例子，是什么给予有机体生命。有机体会根据自身的目的运动，还具备能同非生物区分开来的特质，这两个事实使得我们可以如此推断：存在某种特殊的力量，它是生命的基础，并且无疑会在有机体死亡的时候消失。这种特殊的力量被称为“elan vital”（活力或生命力量）。所以，有关生物体奥秘的解释又一次被归为外部原因，其本身并没有被解释。而随着化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以及后续关于生物体内和非生物一样包含化合物（由多种元素组成）的研究的推进，elan vital的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关键区别是生物体内发现的化合物比非生物体内发现的复杂得多。因此，现在至少在理论上，通过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生命变得可行了，而特殊的生命力量也就不再是必需的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随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情况。在这段历史中，科学家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从合成在生命体中发现的有机分子，到近年来脱离这些有机体独立构建人工细胞有机分子。所以，尽管仍受到一些哲学家的拥护，但现代生物学已经证明，即使是对于有生命的有机体而言，生命力量也是没有必要的（例如，Bergson，1907）。
表2-1中的第三个例子是生物物种本身的起源及其独特器官。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一种机制，即器官和物种可以不依赖于外部设计者而出现。这一严重反直觉的理论在他所在的年代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即使在今天，那些保存至今的特殊结构如人的眼睛或整个动物，都需要外部设计者。后一种情况被称为“智能设计”或“参数设计”（Dawkins，1987）。人们又一次用外部的、非物质的原因解释了一个生命的奥秘，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解释。设计者是从哪里来的？谁设计的他？怎么使一个非物质作用于物质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现代综合遗传学已经反复检验了将达尔文理论应用于解释器官和生物体设计的充分性。对于那些快速繁殖的生物体，比如细菌和病毒或者快速繁殖的癌细胞，我们可以在实验室观察到它们的进化。如果患者携带癌变细胞或HIV那样的病毒，我们甚至能在病人的身体上观察到。在后一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治疗都会很不幸地导致新一轮的癌变或病毒的进化，使它们与治疗对抗。所以，病人就是在输掉一场同“进化”的比赛。
表2-1中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神经科学的核心问题——心身问题。什么是心身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关于身体，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大脑如何拥有思想和感情的难题。换句话说，从一个物理系统中如何能产生知觉？在古典哲学中，感受性的难题与心身问题密切相关。感受性（拉丁语为“品质”）是第一人称的现象性经验，如我们对玫瑰的红色的生动体验，因而是意识的一部分，但意识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概念。现象性经验是古典哲学家的一个难题，因为他们在物质需求上并不相同，而大脑这个物理机器却只有一台。他们没可能想到其他机器，甚至是机器人都可能有感受性。在这里，一部分概念问题是他们假设唯物主义需要机制，而严格的机制会为思维以及生命的运行带来问题。正如第1章讨论过的，生物不只是机器，而是具有自适应性功能（远端因素）的高度进化的有机体。它们的行为不似机器那般只能被其机制内的近端原因解释。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意识肯定是在不断进化的，所以才会有对意识的近端和远端的解释。当讨论知觉时，我们会回到感受性的问题上，并且重新审视我们对于“大脑如何模拟外部世界”这一问题都知道些什么。
心身问题及其所涵盖的感受性问题的一个答案是二元的答案。在其最古老的形式中，二元解释只是简单地否认意识来自于一个物理系统，并假设它是由不同的物质组成的。二元对立思想是西方和东方思想中都有的一个古老的思想。例如，柏拉图在公元前4世纪持有一个心灵的二元论，而与此同时印度教的思想家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这个对于心身问题的解释由哲学家笛卡儿提出，被称为实体二元论。当代西方社会有许多人是二元论者，他们相信所谓的“流行性二元论”。流行性二元论认为，灵魂或精神是不会在肉体死亡时消亡的，因此可以有鬼魂或灵魂。我们可以看到，二元论的问题同预成论、活力论、智能设计论的问题很相似。我们调用外部原因来解释一个谜，但外部原因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谜题。
这四个命题都是怀疑与争论的例子（Churchland，1995）：“我不可能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物质原因，所以必须有一些从根本上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争论与怀疑只是产生更大的怀疑，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无法观察或测试的神秘力量。
与此同时，当一位正热衷于思考抽象句子的哲学家首次提出头脑与身体的分裂时，它（二者的分裂）还不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般严重。我们大部分的精神体验都是关于身体状态的，无论是内在的（内感受器的状态，如饥饿、口渴、性欲、排泄需求等）、外在的（外感受器的状态，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还是对运动中身体的体感状态的感知（本体状态）。此外，正如Lakoff（1987）和Johnson（1990）所说，我们对模糊的抽象概念的理解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具身认知）的。考虑到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一个空洞的头脑要如何才能有精神生活？心身问题尚且如此难以解决，“心-无身问题”将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
心身问题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正如表2-1所示的三个生物学问题一样，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如果将心身问题分为一连串的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连串问题开始于生命-物质和物质-计算问题，二者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知道生物物质系统是如何支持生命的，我们创造了硅基计算机和可执行计算的机器人。下一个问题是大脑-行为问题：物质的大脑如何执行会引发行为的计算？这一问题是神经科学的主要焦点，而且在解决它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行为的底层神经回路已经被阐明和模拟，我们将在本书随后的章节阐述。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神经元计算机，即大脑，为何又如何产生了意识。Chalmers（1998）称之为意识的“困难问题”，但在我们解决了或几乎解决了那些子问题之后，我们距离“困难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近了。
心身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本书后续的章节会讲述我们从引发行为的神经回路发展中学到了什么。有人也许想更具体地询问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类的婴儿和年幼的孩子是何时并如何产生意识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分不同的意识种类：清醒，具有感受性的经验，有接受外界刺激的感受性，具有自我意识，有经验回顾（情节记忆）、未来的经验和人际交往的经验。新生儿有其中的一些，但不是全部（Koch，2009；Kostovic&Judas，2010）。同样，精神上的问题是一个进化和比较的问题：哪一种支持行为的神经回路在不同物种中是常见的？各类物种拥有上述意识中的几种？每一种意识的神经机制又是怎样的？
类似于我的论点，Prinz（2005）说明，意识问题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出于经验的分析。他把这四个称作：（1）“什么”问题（哪些部分我们是有意识的，哪部分不是）。（2）“哪里”问题（大脑的哪部分对于意识的形成是必需的）。（3）“如何”问题（某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变得有意识的）。（4）“谁”问题（谁拥有意识）。这类似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发展和比较的问题。关于“什么”问题，认知神经科学清楚地表明，许多认知过程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发生的，从低层次的感觉提取、视网膜的初级视觉皮层（V1）以及其他感觉系统，到对阈下刺激的无意识情绪反应，再到前庭眼反射。这告诉我们，身体中许多依靠感知世界而产生的变化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发生了。Prinz认为，只有在我们有意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其主要意识反应的知觉过程才会发生在大脑皮层。所以“注意”是“如何”问题答案的一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如果没有注意，这个世界的主要部分将被典型的个体和患有特定类型疾病的患者忽略。
关于“哪里”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认为意识无法定位，它是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协同作用的重要产物。我们也知道意识有多种不同的状态，从脑死亡到正常清醒意识（见图2-1），我们可以通过脑电图（EEG）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中大脑皮层的活动来区分这些状态。Bernat（2009）和Sanders（2012）基于这些图像，总结出了以可观察的标准区分这些意识的方法，使得这些状态可以用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更精确地测量。不同状态下，脑电图表现出的波形（以频率为基础）不同。所以，伽玛波（30~100赫兹）是脑电图中代表意识的信号。这之后研究者将皮层区的伽玛同步作为衡量有意识经验总体的一个必要指标（Singer&Gray，1995）。相反，深睡眠的主要特点是慢节奏的三角波（小于4赫兹）。正如我们将在第13章中讨论的一样，所谓默认模式网络（DMN，见文前彩插图0-1）反映出个体在思考时的意识在休息时的活动。内侧皮层如楔前叶（DMN的一部分）有最高水平的脑血流量时，说明人是清醒的。所以DMN活动可以为意识的测量提供一个更精确、客观的标准。因此，皮层至少是产生意识所必须的结构，为“哪里”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图2-1 意识的正常和异常状态，基于Bernar（2009）和Sanders（2012）。
正如Churchland（Churchland，2013#5738）所说，当我们讨论意识时，中央丘脑激活了大脑皮层的每一部分，使得调解意识体验的新皮层各部分间产生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被大脑中的“小世界”（即大脑中的地方集群，通过几个集线器或节点彼此连接）促进。从中央丘脑和“小世界”的连接模式输入的指令与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相一致（Baars，1989）。
心身问题真正困难的部分在于“如何”问题：身体中的某些物理状态要如何转化为精神体验（Chalmers，1998）。正如先前所讨论的，这个有关意识的难题不如它的替代问题困难，也就是心-无身问题和身-无心问题。这四个问题形成了认知神经科学新的意识科学基础（Baars&Gage，2010）。认知神经科学家期望意识的难题最终会被解决。
除了心身问题，在精神哲学中还有其他的长期问题将可能被神经科学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人类知识的起源（认识论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其他人有思想（另一个思维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对认识论问题的两个经典回答是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简单地讲，这两个经典的答案认为，知识或结果源于我们的经验（经验主义）或先于经验（理想主义）。因此，理想主义必须要提出一个经验之外的思想来源，如柏拉图主义提出的理想国或先天理性结构的理想形式，正如康德和其他哲学家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类似于表2-1中的其他难题以及心理学中的自然-培养争论。有时候，此类棘手争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证明双方都是错误的。对于自然-培养争论，Oyama（1985）令人信服地认为，双方的论点中都存在一个错误的前提，即有机体的形式必须存在于有机体发展的过程之外，可这种形式在基因组（自然）或在环境中（培育）都是存在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现代生物学所支持的观点是在一个表观遗传过程中产生的，其中有一个常数就是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同样，皮亚杰的建构（和发展）主义对认识论问题的答案是，知识是在人类神经系统和环境影响产生的先天制约的相互作用下发展的。
他心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他人有思想，如何知道他人的思想是什么。这一问题是社会认知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会看到认知神经科学正开始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了了解这一问题，让我们回到Prinz（2005）的“谁”问题。我们很容易推断，当其他成年人在清醒状态下有目的地行动，尤其是与我们互动时，他们是有意识的。他心问题强调的是，对于他人的意识，我们并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的经验，所以我们对他人意识的归因必须是一个归因或推理。为了突出这一事实，哲学家们引出了“僵尸”问题。也许一些我们认为有意识的人其实是僵尸（或机器人），只不过表现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模拟意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在和僵尸，而是与一个真正的人类说话？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反驳僵尸假设，但我们可以使用契合原则拒绝它。进化出一个有意识的人类和一群僵尸，这有可能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考虑并融合所有生物学证据，你就会发现你和其他人类的构造是相同的。
他心问题的有趣方面是，当我们开始思考“非常年幼或非典型的人是否拥有意识”，以及“各种各样的非人动物物种都拥有哪几种意识”这两个问题时，契合能帮我们进展到何种地步？胎儿拥有哪几种意识（Koch，2009；Kostovic&Judas，2010）？新生儿呢？无脑儿呢（Merker，2007；Shewmon，Holmes，&Byrne，1999）？猴子呢？老鼠呢？蛇呢？蟋蟀呢？要解决这之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对意识进行归因，但归因可能是错误的（即，拟人的例子）。
最后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成年人拥有自由意志（即我们是理性的代理人，能够有意识地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某一操作），这是民间心理学和常识的普遍共识。但对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只承认第1章提到的近端和远端原因。这样的解释可以甚至必须包括意识，但它不包括突然做某事的自由。Wegner（2002）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我们对意识的经验其实是我们做出的推论，而不是我们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直接经验。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我们既可以在没有意志的时候产生一个意志，也可以在有意志的时候否认这一意志（例如，使用显灵板时）。行动选择的认知神经科学和意向性的感知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即意志从代理人有目的行为中分离的经验存在障碍。例如，对于患有异手综合征（或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出现溢出运动）的患者，个人做出有目的的运动被视为没有意志。同样，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自己的想法是由于外部原因。所有这些具体的例子指出，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经验是建设性的或者只是推论，是可能出错的。然而，离线计划和指导可以改变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从此刻的环境压力中解放。人类的进化和文化导致了这种有限的自由意志。即使经过训练，我们的行为也会遵循之前的规划和指导。本章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考虑了生物学历史中三个与神经科学有关的问题，即生命起源问题、它们的发展以及它们的进化。对于每一个问题，科学已经能够在不诉诸现象之外的力量或形式的情况下提供一个自然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演示了如何依靠简单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更复杂的形式（涌现性质）。现在，最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人类和动物意识被类似的方式所支配。类似地，哲学思想中的“难题”，即认识论、他心问题以及自由意志问题，因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而焕发光彩。这些难题的答案不需要现象本身以外的力量或形式，在一个复杂、自然的系统的涌现性质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只应被视为科学假设的开始，而不是教条。正如20世纪以来100年的现代物理学中，物质和能量的核心实体概念已经因为新发现的涌现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应该开放地探索问题，挑战当前神经科学的核心假设。这样的发现已经发生，无疑将继续下去。练习
1.在2012年7月美国举办的“弗朗西斯·克里克人类意识与非人动物研究纪念会议”中，由科学家群体签署的《剑桥意识宣言》（http://fcmconference.org/img/cambridgedeclarationonconsciousness.pdf）指出，非人动物的确有意识。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动物的意向性行为和类似人类的大脑基底迹象的观察而得出的。他们宣称“没有皮层并不意味着有机体会缺失一部分情感状态”，你同意吗？除了情感状态，在意识中，还有什么重要的成分？拥有意识的最低等动物是什么？我们可以把鸟包括在内吗？鱼呢？甲虫呢？幼虫呢？与你认识的人进行这场辩论，同时思考如何定义意识，以及这一定义是如何影响你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的。
2.在YouTube搜索“异手综合征”并观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这一障碍是如何将心身问题复杂化的？第3章 功能定位争论的历史
言语行为是事物发展的进行曲，不知不觉地从一个状态逐渐变成另一个状态。当言语有缺陷时，这个简单的动作或转变会受阻。一个状态无法渐变为另一个……因此，当功能链发生中断时，由于促进言语的基本生理过程被打断，有序的言语会变得无法理解。这种连续性破坏的位置并不是“言语的中心”，而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被破坏或改变的地方。——Head（1926，p.474）
局部病变产生的症状随着所涉及区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症状共同的特征是阻止病变脑区的结构连接。定位说只有通过一个办法才可以取得进展，即证实更精细的解剖分区和更小的行为单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直到证明脑细胞中终极解剖结构和行为元素的关系——依照元素说的基本观点。——Lashley（1929，p.162）
本章的目的是通过讲述其在历史中的演变来帮助读者理解一个神经科学中的关键概念，即功能定位。这个概念对于解释异常行为十分关键，因为一个定位好的功能的缺失（即“减法模型”，参见第4章，该章回顾了解释异常行为的不同模型）已经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历史中统治性的模型。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简单减法模型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解释许多异常行为，所以理解这一简单模型的缺陷对学习异常行为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不同的分析层级中，一般功能是复杂模型中多个组成部分间相互作用的涌现性质一样，异常功能也是这些性质中的一种（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2章中的解释一样）。
正如其他领域的基本概念，比如生物学中的基因或物理学中的能量，功能定位的概念也一直受到激烈的争论，并随着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也正如章前引语所说，神经科学史中对于是否要保留这一概念的争论始终在两种观点中反复震荡。一些早期的神经科学家关注不同大脑功能的特定加工中心，但其他人强调中心之间的连接（即神经回路），如章前引语中Head和Lashley所说。但这些保留往往被后继的神经科学家所遗忘，而他们也犯了过去被批评的概念错误。所以，了解这场辩论的历史，以及它在当今学术界是如何上演的十分重要。本章主要有三个部分：（1）概述功能定位辩论的历史；（2）详细讨论这场辩论中最新的一轮，这一争论集中在一种被称为“双分离”的方法上；（3）最近发现的各种大脑网络的结构和功能及其在异常行为中的作用。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有关双分离法效度的争论重新唤起了人们早些时候对于功能定位的争论，而网络模型则通过具体化地展示真正大脑的中心和连接如何一起工作而最终解决了这场辩论。
在本章第一部分功能定位的争论史开始前，你需要记住一些重要的澄清点。首先，大脑中的位置很重要。没有人，甚至是卡尔·拉什利，能够声称大脑各部位机能相等。事实上，极端位置等位性与极端位置相反是同样荒谬的，后者被称为“祖母细胞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只有一个单一的神经元专用于表示一个单一的思想，如代表某个人的祖母。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看到，位置靠近的大脑结构在功能上常与一个家庭有相似之处，但这其实只是因为它们彼此共享连接。大脑在进化中受到压缩设计的限制，需要建立尽可能短的连接，好比一个人工的计算机，神经布线是昂贵的。这导致大脑演变出这样的多功能“电线”，它可以履行各种功能，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电线”（神经元）对应于一个单一的功能。因此，从神经基础这一水平上说，位置是一个粗略而有用的指南，能够告诉我们一个结构可能正在做什么。
其次，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对功能或功能障碍的充分解释不能缩减成一个单一的局部原因，如开关的例子。单一原因（例如，局部病变）可能足以消除脑功能，但不能意味着该位置的脑区对于执行某一功能是必要和充分的。任何功能都依赖于一系列的嵌入式物理系统，如开关的例子。一个脑区被嵌入在大脑中，大脑被嵌入在一个身体里，而身体则嵌入在一个物理和社会背景中，等等。
再次，表浅的功能定位不能自动地引起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定位或功能可塑性的缺乏。这样的表浅功能定位只是意味着在大脑发展的过程中，其部分结构已经具有了专业的功能。不同的脑区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的投入，并开发出了不同的大脑功能是可能的。也有一些功能的定位在随着发展而变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因此，不同的脑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或塑造的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一个普适的答案能够适用于整个人类的神经系统。有些功能是先天的，如呼吸、吸吮、对苦味的厌恶反应和一些基本的稳态调节。其天赋（即从出生就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出生后塑造的，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因此知道它们之前是如何发展的。不同功能的先天性程度与大脑不同部分的进化历史有关。一个有指导性但不可靠的原则是，脑结构越古老，其动能就越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例如，下丘脑、脑干和外周自主神经系统都是参与稳态调节的脑结构，都是最早进化出的神经系统部分，其许多功能是与生俱来的，如对呼吸、饥饿、口渴和温度的控制。尽管如此，胎儿（通过产前计划）和婴儿基于他们遭遇的环境学习这些稳态功能的不同设置（Agin，2010）。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古老的大脑结构有一个不存在了或损坏了，其所对应的功能通常就会失去，有时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不同的结构一般不能替代那个特殊的功能。相比之下，新皮层是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更新的部分，它在出生时表现出更少的功能定型，且与刚讨论过的结构相比更具可塑性。神经心理学领域的激烈辩论一直主要围绕着新皮层的功能。例如，是否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面孔识别模块或语言模块？正如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当前的证据并不支持拥有这些功能的先天新皮层模块的存在。然而，新皮层可塑性在广泛存在的同时也有诸多限制，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讨论不同脑区的功能时对此进行讨论。记住这三个重要的点，让我们转向神经科学中功能定位争论的历史。重现的定位争论
Shallice（1988）和其他人已经注意到，神经心理学中功能定位的争论有一个“了不起的辩证质量”（第6页）。辩证法中，一个理论往往会引出一个相反的理论，而对立冲突又会引出更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往复，最终领导我们发展出越来越充分的理论。Kuhn（1962）接受了科学理论进化的辩证观，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竞争理论范式是如此唯我论，以至于其常常在谈论中彼此超越。这种现象在关于功能定位的争论中也继续存在着。在功能定位的每一轮辩论中，功能定位论者阐述自己的见解，迅速引起了反对之音，随后反功能定位论者阐述其见解，最后就会导致一个新的合成理论（见表3-1）。但新合成的理论从未充分解决功能定位的整体性保留问题，所以辩论随即重现。表3-1 反复的定位争论第一轮：等位性与颅相学
尽管“大脑是思想的器官”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第一位现代功能定位论者Franz Joseph Gall（1768—1828）假设不同的大脑区域掌管着不同的能力，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使用经验方法测试了这些定位（Gall&Spurzheim，1809）。而且，并非使用内省的哲学分析法确定哪个脑区掌管的是哪种能力，Gall通过对个体差异、性别差异以及物种差异的经验观察列出了基本能力清单。因此，除了是第一位现代功能定位论者，Gall也是第一位杰出的比较心理学家。正如Garden（1983）的复合智力理论，Gall的能力理论侧重于关注通过观察天才和学者得来的极端个体差异方面的证据。
尽管现代心理学教科书中提到Gall和他的颅相学理论时，通常是给予幽默的评价，但Gall其实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他的起源思想在今天仍然存在影响。20世纪，Young（1970）对这一点在功能定位的演变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Fodor（1983）的具有影响力的书《模块化思想》的中心论点（即在人类大脑中存在着局部的能力，Fodor称之为“模块”）便是Gall的理论，这是神经科学中有关如何在后来的时代拒绝某一想法的典型例子。Fodor（1983）认为，认知模块具有这些定位明确的特点：（1）它执行一个专门的、进化的认知计算，如言语或面部知觉。（2）它定位于新皮层。（3）它是与生俱来的（是从出生就出现的能力）。（4）它是信息封装的，这意味着其专用的计算是强制性的（例如，我们无法“关闭”我们对语言或面孔的感知能力），且不受其他地方的神经计算的影响（例如，注意的变化）。Fodor将能力分为“垂直”能力与“水平”能力，其中前者指专门加工某一特定领域的信息的能力，如语言与面孔识别；后者指加工不同领域的信息都需要的能力，如注意或记忆。在Fodor（1983）的理论中，只有垂直能力可以模块化，而水平能力不能。他继续推测，因为水平能力依赖于大脑的分配过程，我们将永远缺乏神经心理学的这种能力，并改善神经心理学的思考（因为我们的思想依赖于注意和各种各样的记忆）。
Fodor（1983）的书对认知神经科学的新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接受了他关于存在认知模块的观点，并致力于在大脑里找出这些模块。模块在进化领域也是一个诱人的主题。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能够完成某些功能，这些功能有利于我们适应扩展的猎人-采集者亲族团体的生存方式。所以人类拥有某些功能也似乎是合理的，比如人脸识别、心理理论的能力，还有语言方面的能力如音系学和语法，这些都可能是进化的先天认知模块的例子。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Fodor的模块化理论已经被神经科学的发现证伪，他对神经心理学水平能力的不可能性预测也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大量的神经心理学水平能力如注意力和各种记忆。此外，Fodor假设的垂直能力也没有呈现出模块化。真正重要的是，Fodor（1983）将他的模块化理论建立在他早期的模块化理论以及Gall和Spurzheim更为功能模块化的思想之上。
Gall的功能定位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核心假设。
1.精神功能可分为先天能力、独立能力、特定领域能力。其中有些能力在别的物种中也很常见，有的则是人类独有的。不同物种的官能水平不同，即便在同一个物种中，某一能力的水平也存在着个体差异，这取决于个体该能力的开发状况如何。
2.要搞清楚哪些能力是独立的、基础的，需要通过比较个体之间，特别是极端个体之间的差异（内隐、双分离）。不像后来的功能定位论者，Gall对病变的研究持怀疑态度。
3.大脑结构与官能之间存在一对一的映射关系。
4.为官能服务的大脑结构与头骨的形状之间也存在一对一的映射。
在这四个假设中，最有争议也是最快被反驳的是最后一条。而前三个假设已经在神经心理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并被Fodor（1983）的模块化理论所支持。第三个假设虽然与“复杂功能有多个中心”的经验相矛盾，但其实也是透明性假设的一种极端形式，该假设认为大脑与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简单、清晰的映射关系。一个与之相关的假设是“减法模型”，这一模型认为我们可以将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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