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菊与刀试读：

关于本书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报告整理出版后，在日本反响强烈。1951年，这本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被称做现代日本学的鼻祖关于日本研究的经典著作。本书在命名时，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二者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温和又好斗、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倨傲、善变又顽固、驯服又专断、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怯懦……作者在书中还分析了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及“安分守己”的习俗，说明了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把这种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美国女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中阐述自己的推断。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决策与她的推断意见一致，她准确的预见是本书亮点之一。

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192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于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 of Culture，1934年）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武士与荣誉 浮世绘 日本 约1877年惊涛骇浪间，战船已被大海吞没，剩下的两支队伍在水中殊死搏斗，为荣誉战斗到底。这是一个视荣誉如生命的民族，却在半个多世纪前用军国主义将自己的荣誉毁于一旦。但是在短短几十年内，他们却在经济战场上赢回了荣誉。关于原因，本尼迪克特已在书中阐明。透过一花可以看世界，透过一刀亦可以看民族，菊花与刀象征的日本人二元化性格将在本书得到全面的展现。

《菊与刀》中的浮世绘与启示录

一本经典的畅销书

经典和脑神经的碰撞造就了《菊与刀》的畅销。

碰到日本题材的作品，多数的中国读者的神经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这个小小的邻居，一手造就了我们记忆中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另一手造就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昔日南京城头的太阳旗和现在儿童手中的索尼游戏机共同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令我们紧张，而紧张的精神状况下任何反应都是不过分的。只是不过分不代表有益。

负面的刺激往往造成负面的反应，比如：气愤，仇恨，攻击，谩骂。所以，读此书之前，中国读者首先要做的，莫过于控制情绪。

不得不承认，在控制情绪方面，有一个美国人做得很好，她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曾受到日本战争伤害的国家，而本尼迪克特也正是在二战期间受命于美国战时情报局，从她的老本行出发，利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她将这一番冷静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一份报告，供美国政府参考在战后如何对日制定政策。我们无从考证这份报告在美国对日作战的军事政治决策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其在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及日本局势发展上的惊人预见性却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在日本民族性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更是怎么说也不为过。这份报告，便是《菊与刀》的基础。

二战之后，作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书名出版，引起轰动。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36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第一书，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巨著，也成为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必读书，更另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本100%的学术著作，在当代中国仍然畅销。

它在中国的畅销，归因于我们受日本刺激而时时紧绷的神经。那根神经在给我们制造紧张情绪的同时，也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深深好奇。当好奇心压过波动的情绪之后，人们便开始为自己的好奇心寻找答案。这个时候，经典的《菊与刀》浮出水面。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生命力。《菊与刀》出自专业研究人员之手，目的在于关乎国家关系的政策制定，其写作态度必然极其慎重，研究方法必然极其严谨，结论成果必然极其严肃。在当时文化人类学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下，这部《菊与刀》，从一个西方的冷静视角，尽最大可能精确描绘了一幅日本百态图，尽最大可能分析总结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慎重的态度，严谨的方法，精确而富有逻辑的结论成果，这一切造就了《菊与刀》的生命力，强大的生命力将《菊与刀》成就为经典。

一本精彩的学术书

丰富的资料与文化人类学技术工具造就的学术书。

谈到这本学术畅销书的内容，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她所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它的精彩之处不仅仅在于对事实游记般的叙述，更在于基于文化人类学技术工具基础上的整理和分析。作者试图通过她所掌握的资料，从日本人的种种行为当中整理出他们的行为模式，再从心理学、人类学等观点出发，对这些行为模式进行解释。其最终目的，在于求得对日本人民族性的清晰而准确的把握。

总结一个人类群体的特性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透彻难免显得复杂化，全面又容易被指责肤浅。还好《菊与刀》的作者做得相当成功，洋洋洒洒十五万字，皆如中的之矢，透彻分析八个字：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作者非常隆重地将它展开于第三章，进行实质性分析，在读者进行阅读时在心中树立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意识。这样一来，下面她叙述的各种奇怪的情况，也就都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不得不佩服这位美国学者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战争造成研究者根本没有条件前往那个岛国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取得一手的资料，因此整本书的写作都基于作者对于已有资料的查阅、分析、甚至拼凑。即便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列举出了大量的事例，如《四十七士》故事中的诸位家臣（第八章），入赘女家的“婿养子”（第三章），因为丈夫的钱被母亲偷走而抱着孩子自尽的妻子（第六章）……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形象和他们背后的传说故事一面挑起读者阅读的好奇心，一面为其提炼观点提供论据和材料。“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75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这是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写出的形象而深刻的句子，接着作者解释了本书的题目《菊与刀》的含义：温和又好斗、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倨傲、善变又顽固、驯服又专断、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怯懦……由此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进而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书十三个章节，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作为潜在中心，层层铺开，事理并重，准确犀利。

一本附图的参考书

了解文化上渊源联系的邻居的附图参考书。《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半个世纪前的准确预言令人称奇，学术价值为无数读者追捧不已。半个世纪后，我们推出了附图的版本，200多幅插图，包括日本著名绘画大师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美女画师喜多川歌麿的艺伎图，热爱中国文化的武士绘翘楚歌川国芳的杰作以及当代的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惊世之作等，这些图片恰当地分布在各个章节中，让一本严谨的学术书以生动、具体而富有亲和力的形式走向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那些曾经因为排斥“学术书”的晦涩和生僻而错过众多经典的读者。

对于读过此书的人，这些插图可以作为原文的解释和补充，尤其是在提及历史、文化、民俗时，都可以通过图片看到具体的实例，可以是某一场战争的浮世绘、某一场艺伎的欢宴、某一次民间的祭祀、某一处景观的摄影等；对于第一次读本书的读者，那么毫无疑问，这是截至目前最富有吸引力的版本。避开学术书令人懊恼的高深，单看插图，就可以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民俗、宗教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做到阅读之前心中有数，并以舒畅的心情开始攻读这本厚重的学术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插图绝非信手拈来，它们不仅在内容上与原文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具有同样的分量，尤其是二战期间珍贵的黑白图片，它们是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日本。至于色彩鲜明、内容丰富的浮世绘和摄影，那些都是大师的心血之作，如果仅是浏览而过，那将是一种遗憾。

回归到本书的参考价值，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本的当年的奇迹和当前的困境，文化层面的考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中国和日本互为邻居，文化上渊源联系，从一个西方人眼中看日本，能够较好地跳出民族立场上的干扰，较为客观地了解我们的这位邻居。书中对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分析，推而广之应用到对日本当今政治、经济现象的分析，或更进一步，应用到对日本工商业的成功和教训的分析，都可以对了解对手、看清现实、改善自我产生巨大的正面意义。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本尼迪克特为本书命名为《菊与刀》，目的在于用这二者来象征日本人颇具矛盾的民族性：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在与美国发生激烈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的行动方式和思维习惯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敌人。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进行了充分武装和严格训练的民族。日本人并不承认那些西方国家所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太平洋上的战争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战争所面临的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与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因此了解“敌性”便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为了能够与之对抗，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至今已经75年了。在此期间，外界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然而，又……”之类的词句，此类词句之多和令人迷惑的程度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其他民族时，是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然而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也不太可能既说这个民族异常顽固，又说，然而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变革；也不太可能既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绝不轻易接受上级的操纵；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说，然而他们很叛逆，满怀怨恨；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生性勇敢，又描述他们怎样怯懦；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做出的行动完全基于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太可能既写一本书描述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崇高荣誉，如何沉浸于对菊花的栽培中，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该民族对刀剑与武士荣誉的无比推崇。二元化的日本民族性格　　《富士山下的情侣》　奥村正信　漆绘作品　18世纪20年代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它独具民族特色，主要描绘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在这幅画的背景里，可以看到日本的象征——高耸入云的富士山。山下是一对身着传统服装的情侣，马上的男子佩带的是象征着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牵马的日本女子动作柔美而细腻。整幅画传达出一种祥和，而武士刀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日本民族的倔傲与黩武。这就是酷爱养菊与佩刀的日本民族，有着对抗的二元化性格的民族。武士道　　武士铠甲　中世纪这件中世纪的铠甲被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如同源远流长的武士道。武士道的古典名称为“叶隐”（hagakure），如树木的叶荫，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这种精神是果断地、毫不留恋地、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崇尚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是在心理上能先战胜自己，再战胜别人。他们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他们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因此即使这个民族面临外族侵犯，身受重挫，却从未承认失败。

但是，关于日本的论著中却纵横交织着上述所有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菊与刀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幅绘画。日本人的性情与行为方式是极其矛盾的，他们既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日本人十分介意外界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当他们的劣迹不被察觉时，又往往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训练严格，但又具有很强的反抗性。

既然了解日本已成为美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对上述许多同样令人苦恼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严峻的问题接连不断地浮出水面：日本人下一步将如何行动？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他们投降，是否需要直接对皇宫进行轰炸？从日军俘虏身上能够获得些什么？我们对日本军队及其本土宣传哪些内容才能在拯救更多美国人生命时削弱日本人那种负隅顽抗的顽强意志？其实日本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如果实现了和平，出于维持秩序的需要，我们需要对日本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我们是否要准备与那些疯狂抵抗到底的顽固分子在日本的荒凉要塞中决战？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是否可能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在日本国内爆发？如果这样的革命真的爆发，谁又将成为领导者呢？或者，灭亡才是日本民族的命运？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夏初，美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同年6月，我接受了委托，开始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我都可以拿来使用。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至少三年，或许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然而在日本，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次战争是一场百年之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局部胜利，但这些地区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就不承认海军的失败，他们的国民受到了蒙蔽，依然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是胜利者。

然而，这种形势在进入六月以后开始发生变化了。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就变得没有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也已经指日可待。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预示着日军终将彻底失败。这次战役之后，我们的士兵就越来越频繁地与日军短兵相接。此外，通过与日军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地区的战斗，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何等的可怕。

截至1944年6月，有关我们的敌人即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我们作出解答。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作出准确的回答，并能够提出真知灼见。这既是基于军事上、外交上和最高决策的要求，也是为了在前线向日军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我们通过日本发动的所有战争必须了解的除了有日本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之外，还必须弄清楚日本人民对他们的政府存在哪些期望？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习惯，还要弄清楚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暂时抛弃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尽可能避免用相同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行动方式来盲目地推测日本人的行动。战争中的细节　　摄影　20世纪中期1944年3月，一个东京的小女孩正在准备防空演习。日本是个重视细节的民族，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日本在战时对孩子的保护训练是非常仔细的：她的长袖上衣和裤子以及头上戴的风帽都十分厚实，这是为了不受随时可能落下的火苗和瓦块的伤害；她的腰间别的是包扎伤口的毛巾，背心上还缝了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学校。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国正与日本处于交战中，在战争中很容易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因此要想了解敌人的人生观就变得非常困难，然而这项艰巨的任务又是我们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的关键是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同等情况下我们将如何行动。我必须避免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而是努力看做是解释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同时我必须用看待文化问题的视角来观察日本人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而不是将此看做军事问题。如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体现了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所表现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什么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舞士气、消除国民的惶恐？他们是如何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所有这些所显示的他们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对战争中的这些细节认真研究，以此来观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却对我非常不利，这意味着我不可能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可能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不可能亲眼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并区分出关键性和非关键性的行为。我也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以及他们培育下一代的方式。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的《须惠村》非常有价值，它是人类学家采用实地观察的方式写出的唯一的一部论述日本村落的专著，但这本书里却还没有提到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诸多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巨大困难，但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却相信，还是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可以利用。至少我还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注重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很多具体事件，从中找到他们进行判断的方法，他们的叙述可以填补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在我看来，一个人类学家要想完全了解任何一种文化，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通过查阅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资料来开展工作，他们从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其发展的脉络。然而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价值中，因此，通过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人，我们将会获得更加让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不查阅相关书籍，也不意味着我就不请教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有关日本的丰硕文献资料以及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非常大，这是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到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因而就无法用文笔来展现自我。西方人关于他们的论述也大多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谁也不知道他们曾经的历史。从事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帮助的条件下，探究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拜者等。我在研究日本时却有很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嗜古好奇的文献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日本人的一些生活细节。不但欧美学者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传记。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民族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他们不但描述自己的生活琐事，还宣扬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日本人的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不会全盘托出、暴露无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那样做。尽管日本人描述自己会省略许多重要事件，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已经习而不察了。就像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一样。但是相对而言，日本仍然是一个喜欢自我暴露的民族。泛灵多神信仰　　摄影　日本　现代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日本人一般在出生30至100天内，就会被父母带领参拜神社，在3、5、7岁的11月15日所谓三五七节和升学和结婚的日子也要到神社祈求神佑。“神社”代表着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理性，“泛灵多神信仰”使他们形成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习惯，并无视这些文化之间的冲突。他们很愿意将这些“有用”和“有效”的文化融合重组为一个新的实体，并为己所用。有争议的美　　约翰·劳诺斯　摄影　现代艺伎于17世纪在日本初露端倪，到现在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这些美丽的女子通过长期的学习，精于歌舞、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甚至细微到如何鞠躬与斟酒。她们是日本古老文化的传承者。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在过去并不被人看做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走入艺坛为荣。然而，她们粉妆出入于风月场，她们的美，她们的神秘，她们的过去将来，引来了世人不同的目光，有惊艳，也有怀疑。

阅读这些文献时，我采用了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关于议会演讲辞中那一大堆罗列的观念，我必须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大肆攻击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视而不见，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发问，这幅绘画的弊病到底何在？要理解这些现象，还有什么是我必须知道的？

我观看了许多由日本编写、拍摄的电影，包括一些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看完之后再和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详细讨论，他们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眼光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得迷惑不解时，他们却并不是这样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相同，他们是从整体结构上来理解电影的。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迥然不同。在这些日本人之中，有的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则痛斥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教更多，但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景象却是一致的。

倘若仅仅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即人民那里搜集资料来寻找答案，人类学家所做的事情也就和那些在日本居留过的一切西方优秀的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没有差别了。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不能期望他在以往外国居留者关于日本卓越著述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了。然而，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某些具有特殊能力的锻炼，他们花费一些精力，试图对一个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增添新的贡献，这样还是值得的。生如樱花之绚烂　　山本建三　摄影　现代日本过去曾有“花推樱花，人推武士”的说法，所以日本的国花樱花，是一种社会神话，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承载物。樱花开放的时间较短，一般为一周，而日本人赏花的最佳时机却是樱花开始凋谢时，因为那一刻，他们将感受到一种悲怆、苦难与残缺合一的完美。这就是他们为至高理想抛却生死，为抗争命运忍受孤独，为追求生命的亮点即使宛若樱花般稍纵即逝的民族性格。

文化人类学家（这里前后的出现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指的都是作者自己。——译者注）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很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等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当然，根据风俗习惯的相似做出古代发生过移民或相互接触的推测，是很有意思的。但对我而言，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是在于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可以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而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因为，我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发生作用的机理。亚洲大陆的暹逻（今泰国）、缅甸和中国等民族也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我对它们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因而可以把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落具有和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风俗习惯却90%与邻近部落相同，不过他们可以作些修改来适应10%的差异。在这一修改过程中，某些基本习俗会被排斥，即使这一习俗对整体的比率是非常之小，也可能致使该民族向独特的未来发展。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对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是最有裨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的研究技术也必须加以磨练。凭借经验他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遭遇某些情况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式是迥异的。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超出人类想象力的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他们必须对这类部落习俗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楚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调查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影响，以及如何让每一代人从小就受其制约，身体力行、世代相传，和他们的祖先做的一样。

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也可利用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关注。如今，没有人感觉不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关于日本甚至出现过这种说法：只要是我们做的，他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简单地认为彼此之间的差异如此离奇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了解另一个民族，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身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存在离奇的差异也不会阻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跟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源而不是“负值”来利用。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是表现得离奇，他们就越会注意这种差异。文化人类学家对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任何东西都不会视为理所当然，这就使得他们面向研究对象的每件事物时不会只注意少数遴选的事例。在关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总是将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往往忽视很多行为的整体领域。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于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他们都不进行研究。然而，投射在一个民族银幕上的大量内容却是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它们影响着该民族的未来，作用远远大于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文化的差异　　《四十七死士之夜袭》　歌川国芳　浮世绘　约1830年对于日本民族，世人有太多的不理解，但是也有太多的震撼。这是日本广为流传的“四十七死士”的故事，这47名武士为了给受辱的主君复仇，不畏幕府权威，夜袭宿敌；然而在这扣人心弦的一幕之后，却是成功复仇的武士们在主君墓前集体自杀的结局。这就是武士道中那种为“情义”不惜牺牲甚至以牺牲为荣誉的精神。

由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部落中的日常琐事与其本国相应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就必须发展研究这些日常琐事的技术。当他们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看做是最恶毒的但另一部落中却被看做是最胆怯的行为时，或是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形下，人们将如何行动、怎样感受时，他们就必须进行大量观察并注重细节。虽然他们曾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不大注意这些。人类学家要充分相信，这些才是解释问题的关键，而且他们还要知道如何进行挖掘。文化的融合　　歌川芳几　国芳画像　1861年歌川国芳三十几岁时，以超凡的毅力与信心推出《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宏大系列，一举成名。正如这位日本的绘画巨匠把中国的传奇故事引入日本绘画，日本的图书馆里也充满了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而且几乎都被译为日文，因此许多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是，日本人对别国的文化的海纳、传播，以及把它们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值得加以运用。因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对这一论证前提赋予的重大意义：不论在任何原始部落或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不论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奇怪到什么程度，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其经验存在联系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不解，就越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发生作用。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细节之处，我的研究成果就越大。东寺——京都的象征　　摄影　日本　现代公元5世纪初，日本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势力扩大到朝鲜半岛南部。公元6世纪，日本开始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入日本，从此在这个岛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是日本第一高塔——东寺，也称教王护国寺，位于京都车站西南，是京都的象征。寺院里有座五层高塔，高56.4米，1644年重建，为日本国宝。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同样坚信这样的前提即使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存在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总体模式的方式。人类社会总是在设计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被赞同，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将其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不论困难有多大，他们都将这些结论整合为一体。既然人们接受了这些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思考和行动时就不可能采取相反的价值体系，否则就一定会带来混乱和不便。他们会努力追求更加的和谐一致。他们给自己准备了各种共同的理由和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整个体系必将瓦解。

因此，经济活动、家庭生活、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紧密地啮合起来。当其中一个部门相对其他部门发生急剧的变化时，出于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在追逐权力统治的无文字部落中，对权力的崇尚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同样也体现在宗教活动中。在存在古代文字著作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然保留过以往历史的文献。没有文字的部落不包括在内。随着人们对经济、政治权力公开认可的日益加强，教会逐渐放弃了与其抵触领域的权力。他们虽然保留了词句，却更改了其内容。宗教教义与政治、经济活动并不是完全隔离开来的，他们不是处于有完全堤防隔开的水域中，而总是越过这些假设的堤坝，互相融合，以至掺杂在一起不可分，这是绝对真理。研究者把调查的领域越是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后代培育等各个领域，他就越能弄清楚其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建立假说、搜集相关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都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得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不论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的这本书探讨的是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各种假设前提，并不是一本专门谈论其宗教、政治经济活动或家庭生活的书。它只是论述这些前提假定的自我表露，并关心其当时的活动。它是一本探究日本民族之渊源的作品。民族的宽容　　葛饰北斋　1814年或1819年北斋的画风简单纯净，这是他引用中国的“庄生梦蝶”的题材的创作的绘画。透过这位观蝶哲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庄生”的世界，而透过蝴蝶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则是蝴蝶的世界。正是由于身处的立场不同，看到的世界，拥有的观点也会不同，这样的情况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而唯有一种“宽容”的精神，才能使各个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浮世绘中的浪子燕青　　歌川国芳　出自《一百零八将》　约1827年至1830年浪子燕青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星最后一位天机星，这位中国式的江湖人物，在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的笔下，根据大师对中国文化理解和他的日式绘画的经验，被融入了异土的风情。

20世纪里，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对一些问题仍然持有模糊不清，甚至是片面的看法，不仅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这个观念上是这样的，而且在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等观念上也是如此。国家之间由于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产生了误解。我们有时候所担心的无法调节的分歧，其实仅仅是细小的毫厘之差所引起的。然而，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体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不同于我们的设想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在奢侈地谈论共同目标。我们压根就不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是什么。一旦我们去了解，也许就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仅仅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而已，并非一定就是坏的。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于他们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来说，努力地描述自己民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对生活进行观察时，每一个民族都使用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镜片。人们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事物的。任何民族都将此看做是理所当然，对该民族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焦点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东西。如同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搞清楚镜片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奢望各民族会对自己看世界的方法进行分析。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眼科医生就被训练出来了，他就会验明度数。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做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眼科医生。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宽容态度和某种硬心肠。某些善意人士时常指责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宣传家坚信并向世界各地的人灌输这样一种信念：所谓“东方”和“西方”，黑种人和白种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差异都是表面的，事实上，只要是人，他们的想法就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却不理解，相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难道就不能再承认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这些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模子刻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国际亲善主义就无法建立了。不过作为对其他民族尊重的条件来强求人们接受这种单一性，就好比是强求自己的妻儿要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具有强硬心肠的人承认并尊重民族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包容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法国可以是地道的法兰西，日本也可以是地道的日本民族，这并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达摩克利斯剑，Damocles Sword，源于希腊的神话传说，相传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的宠臣。传迪奥尼修斯请他去赴宴，让他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并用金银器皿给他盛上各种美食佳肴，但却在宝座上空用马鬃悬了一把闪光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抬头看见这把利剑时，惊恐万分。因为这把千钧一发的利剑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置他于死地。后来，“达摩克利斯剑”就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译者注）的任何研究者来说，妄图用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生长的想法是荒谬的。他也不必担心一旦采取了某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使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能够适应不同时代，承认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而存在。重檐与远山　　葛饰北斋　浮世绘　约1834年日本桥是江户最古老的景观之一，早在1603年就已建成，横跨在隅田川上。桥上行人熙熙攘攘，桥下渔市生意兴旺。隅田川两岸的房屋多是存储货物的仓库，刷着灰泥或者以石板包砌。顺着重檐望去，是秀丽的富士山和云雾缭绕的城堡。就在这一眼望去的瞬间，日本的民间风情已被画师尽收画底，呈现于观众了。

要系统地研究民族差异，需要既有某种强硬心肠还要有某种宽容态度。只有在人们自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时，才可能具备非比寻常的宽容态度。只有这样，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教徒，也许是阿拉伯学者，或者他们并不信教，但他们绝不是偏执狂。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倘若人们小心谨慎地保卫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仅有的解决方法，那么对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理解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会增加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置自身于愉悦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保守自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除了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外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们喜欢的信条。这就好比我们无法用十二进制来替代十进制进行计算，好比我们无法像东非的土著人一样采取金鸡独立的方式休息，其他民族也无法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是一本论述日本预期和公认习惯的书。它将研究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能期望被恭维，什么情况下又不能；他们什么时候会觉得羞愧，什么时候会觉得尴尬等。本书所论述的问题，最理想的根据莫过于普通的平民百姓，包括形形色色的人。这并不是说每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只意味着那种情况下这些人都认可一致的行动。这样进行研究旨在描绘出思想和行为深处的态度。或许并未达到上述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所在。研究者很快会发现，在这项研究中，继续增加更多的调查材料，也不会使研究结果更有准确性了。比如说，在探讨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统计调查。对于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找任何一个日本人证明都可以，只要有几个确证就行了，没有必要调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之后获得一致的结论。重礼的民族　　《吉原仲之町夜樱》歌川广重　浮世绘　约1834—1835年这是一个平凡的夜晚，月儿已至中天，吉原街道上的人们正匆匆地赶路。就算是夜深至此，人们仍不忘相遇时的问候礼节，彼此停步寒暄。尤其是徐步慢行的女子，她们的优雅与温柔更是让人惊叹这个民族对礼仪的崇尚。

想要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基于的那些观点，研究者的工作就远非统计证实那么简单。人们迫切地需要他报告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他必须解释日本人的观点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的。他还必须努力采取适当方式使那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将这些问题听明白。这种分析工作中的最有权威的判断者并不一定就是被称为“田中先生”的普通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以他的眼光来看，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简直就没有必要。美国人研究社会，很少注意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这些前提看做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最擅长统计的研究方法，他们都把所有精力放在对意见和行为“分布”的研究上。他们分发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采集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众多数据，对此进行统计分析，以求从中找到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发现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是在舆论调查领域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已经日臻完善到完美程度，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用科学方法选出的有效的抽样。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某一政治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制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些调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六月祗园祭　　北尾重政　出自《拟生十二月》　18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为性格与他们古老的民族节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观察一个民族的性格，则需从它的民族节日入手。画中是六月的祗园祭。祗园祭同东京的神田祭、大阪的天神祭是日本的三大祭礼，蕴涵着这个民族对神灵的笃信与对安康的向往。这一天由男孩们抬着神龛绕街游行，传说这样就可以驱赶城中流行的疫病。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了解民众的意见。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存在一个极其明显却无人谈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将它视为理所当然。舆论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让我们对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罢了。在了解另一个国家时，要想发挥投票方式的作用，就必须先系统地深入研究这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了解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多少。可是，如果不先了解他们对国家的态度，那么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抱有的国家观后，我们才能弄清楚各派别到底在街头或国会中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持有的政府观，跟显示各政党势力的数字相比，要具有更普遍、持久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一致认为政府几乎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灾难，它限制了个体自由。在美国人看来，政府官员的地位也许只有在战争年代才会比民间事业的任职者更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的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甚至跟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区别。我们对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类似国家观的这种基本观点。他们这些观点在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价以及有关他们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得到表现。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地进行研究。七夕欢舞　　浮世绘　歌川国贞　19世纪30年代七夕本是源自中国的节日。到了每年阴历七月初七，就是隔在银河两端的牵牛星、织女星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人们载歌载舞，大举欢庆，歌颂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一风俗传入日本之后，渐渐融入日本文化，成为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选举我们要研究赞成票、反对票的比例，同样，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要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只要我们弄清楚日本人具有的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掌握他们使用的概念和符号，那么以往我们看日本人行为时眼中的很多矛盾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看做是其整体体系的组成部分了。我能试图道出其中的原委了。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在我最初看来他们使用的那些奇特语句和范畴，现在有了重大含义，而且充满日积月累的感情。它们区别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道德观、罪恶观，他们拥有一套独特的体系，一套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的，而是包含了本国优缺点的日本式的体系。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等级制，战争的起因说，战时的日本急于向世界输出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而且，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任何文化传统中都包含了关于战争的信条。西欧各国尽管各有特色，但也在很多方面具有一些共性，比如号召全民参与的战争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坚定信心的方式，战死和投降者的稳定比例，以及对待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预见的，因为即使包括战争在内，这些国家也同属于一个文化大体系。

日本与西方在战争惯例上的所有差异，都可以成为了解其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看法的资料。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要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至于那些与我们的信条不符合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在意。但这其中的每一个行为却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与日本人性格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解答。

日本为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条件与美国的恰恰相反。其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美国认为战争是由于轴心国的侵略所引起的。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为非法地打破了国际和平。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以强凌弱的罪恶方针。他们的行为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信条，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起因的看法则另有不同。在他们看来，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消除。日本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日本也才是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的国家。日本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发展了电力、钢铁等产业。根据日本官方数字，其青少年接受公共教育的比例达到了99.5%。所以，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邻邦——中国。“大东亚”各国属于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中驱逐出去，然后是英国、俄国，使之“各得其所”。诸国都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种被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包含的意义。这是日本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在日本看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占领的国家，并不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即使战败后，日本仍然认为不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此外，在日本战俘中，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一般也不会指责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有的目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其某些固有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依赖。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我们却必须弄清楚这一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益处。大东亚理想　　摄影珍珠港　1941年“大东亚共荣圈”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1940年9月，日本政府在一次讨论与德、意进行同盟谈判的高级会议上，把日本的势力范围规定为：“以日、满（指伪满州国。——编注）、支（支那，指中国）为中心，包括委任统治之德属诸岛，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就是指日本、中国、东南亚地区、西南太平洋诸岛以及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而后其又补充规定道：“但在谈判中，我方提出之南洋地区暂指缅甸以东、新几内亚以北。”图为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驻扎在太平洋珍珠港的舰队，隆隆的爆炸声和黑色烟雾向世界诉说着日本军队的野心。

日本对胜利的希望所寄托的依据也不同于美国的通常看法。他们宣扬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的言论。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的确优越，但这不算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民众从国内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就不会发动战争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在这次战争中创造的。”

在日本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策划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并不是军备之间的较量。”当日本在战争中失利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会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然而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遁词。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期间，它一直发挥着进军号角的功能，并且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这一信条就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就说道：日本的“真心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日本的战争起因说　　摄影　日本　20世纪40年代这是战时的一家武器工厂，妇女们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她们正在检验机关枪的子弹。对于这场站战争的起因，日本有不同的看法。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而且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与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存在担忧。整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一路飙升。偷袭珍珠港的那年，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都被用于了陆海军的军备上。而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政府总支出额用于民用的行政性支出。对物质军备的关心程度日本与西方诸国并无区别。然而，就像武士的佩刀只是日本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军舰和大炮，也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武士的佩刀　　绘画　日本军舰和大炮，象征了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犹如武士的佩刀象征了日本的道德品质。在明治天皇颁布“废刀令”以前，武士刀除被用做护身的武器外，同时还被日本人视为象征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项灵器。现在，虽然它已不再具备实用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它在日本民族美的意识演变过程中，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就一把好刀需要经过不断的冶炼：高温加热反复折叠、锤平，尤其为使刃口更为尖锐，还需两种以上的钢材，并将之锤炼如剃刀般锋利，如同成就一种精神，需要不断修炼。

美国向来追求强大，而日本却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像美国一样日本也开展增产运动，但其增产运动却基于一个独特的前提。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不灭的。物质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是次要的、短暂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鼓吹：“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存在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原封不动地被应用在战争中。日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传统的口号，并不是专门为这次战争而特意提出的口号。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就印着粗体字的“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素材。日本人把这类飞行员称为是“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原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一次飓风使其船队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所以称为“神风”。

就是在日本民间，当权者们也推行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比如，当民众在工厂里劳作了12小时之后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折磨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就宣称：“身体越累，精神和意志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当老百姓在冬天的防空洞里冻得瑟瑟发抖时，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体操，并宣称这一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还可以代替当时极其匮乏的为维持百姓正常体力所必需的粮食。他们说：“也许会有人说，现在食品这么缺少还做什么体操啊。这是错误的。食物越是匮乏，我们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这也就意味着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关于体力的认识，总是通过了解昨天的睡眠是否有8或5小时；饮食正常与否；有没有感到寒冷等状况，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却认为这是物质主义，他们根本不关心体力贮存的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