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炜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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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经》(软精)试读：
前言
这部讲稿的“上篇”和“下篇”是分为十几次完成的，并讲于不同的场合。像过去一样，它们是我和学员朋友们共同研讨的产物，来自我与传统经典研读者的一场场深入对话。“上篇”大约讲了五场，累计时间十二小时以上；“下篇”关于具体篇目的赏析，是在较为零碎的时间里积累而成的。
全书由陈沛、张华亭、邓庆龙三位先生整理成电子稿，并由濂旭和陈星宇先生审阅。他们都提出了诸多诚恳的意见，付出了心力，为本书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也用行动鼓励我对全书先后作了三次修订。
濂旭先生以过人的耐心和学养，补正了我讲述中误引的诗篇，并将其他引文注明出处。他通读了前后两稿，皆留下详细而富有洞见的标注，还为本书写出了一篇珍贵的《整理后记》。没有他的辛苦劳动，就不可能有目前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书稿。“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从准备讲《诗经》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多半年，这个时段也成为令自己最难忘的一场学习。
在此，期待广大读者和同好多多指正，以继续这一场难得的学习和交流。二〇一八年九月八日于济南上篇 《诗经》五讲
从“《诗》何以为‘经’”切入，探究《诗经》的身世与源流，展示其鲜亮天然的姿容。总论中每一个标题都伸向远古幽径，引入丰盈饱满的细部，感受烂漫的生长。我们思索“文明的不得已”“直与简的繁华”，品咂“隐晦之美”和“简约之美”，触摸“孔子的诗心”，领略“成康盛世的激情”，思忖“以声化字”和“乐声盈耳”……第一讲 《诗》何以为“经”《诗》之为“经”，它的神圣，也来自文明的不得已：既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又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极少数结晶。它的极少数、它的孤独，也造成了其不可取代的唯一性的地位。《诗经》之“经”
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年间它从一部文学作品集（最初称《诗》），逐步走向了不可动摇的“经”，地位变得十分显赫。这种完成和蜕变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现代，它更多的还是被当作一部文学作品集来对待。但毋庸讳言，直到今天，它在人们心目中仍然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仍以不可置疑的“经”的神圣和崇高，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如果就文学的意义来说，《诗》的主体应该是《风》，而《风》是率性大胆、泼辣放肆的民间咏唱。那么可以设问和想象，一部充满野性的民歌何以登上大雅之堂，并最终为庙堂所接受，进而又成为神圣的“经”?《诗》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更是后代诗歌创作之滥觞，那么《诗》何以为“经”?又是从何时为“经”?大约从春秋中叶到战国末期，“诗三百”开始被广泛引用。到了汉代，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开始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五经》之首。
关于“诗三百”的形成过程，最早载于《史记》的是“孔子删诗说”，说是孔子将许多重复的诗篇去掉，删削订正，最后留下了这样的版本。王充《论衡·正说》大致沿袭了《史记》的说法，说“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事实上在后来的经学研究中，“孔子删诗说”并没有得到确认。但孔子在当年就认识到了《诗》的重要价值，花了很大力气去编纂修订，这应该是确切的。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乐正”，即把词曲加以谐配调整，使之各有归属：“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孔子暮年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编《诗》。但他是否真如司马迁所说，删削大量篇章之后才形成现在的三百零五篇，一直被后人质疑。古今学者的主要观点是孔子并没有删减篇章，只是加以订正，其重点工作还在于“乐正”。因为实际上《诗》的所有篇章都是用来歌唱的，当时都有固定的乐调和演奏程式，这其中也贯彻了宫廷的政治和礼法。词与曲是一体的，这些文字没有“乐”相谐配，其“经”的价值和意义便会大打折扣。不同程式和调式中的诗句，才会彰显出强大的礼法精神，传递着明确的庙堂规制。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才更为重视《诗》的传播和应用。孔子“乐正”的目的，即为了让“三百篇”各归其位，让每一章都能恢复到周代礼乐的规范，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教化变得有章可循。孔子的工作为了“取可施于礼义”（《史记·孔子世家》），把《诗》变成了仪式文本。之所以要正乐，也和当时的“郑声淫”有关系，郑声扰乱了雅乐，而《诗》所配的主要应是雅乐。
如此一来，《诗》便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总集了，而是深刻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长期影响和作用于一种伦理秩序，使整个社会纳于“诗教”的主旋律下。可以说，孔子在“诗”逐步演变为“经”的路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诗》的许多内容显然已经逐步与“乐”脱节和分离，即“乐坏”。而“乐”的丧失和移位，必定导致《诗》的不能归位，从而造成礼法上十分混乱的局面。这样，《诗》作为“经”的价值也就减弱了很多。《风》《雅》《颂》如果仅仅是在文辞、内容和风格上差异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还远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规范和制约。我们可以设想，在规制严格的乐曲和演奏程序中唱出来的诗，与今天只能用来诵读的诗，二者的区别显然是巨大的。在反复咏唱的旋律中，礼仪规范的约束，潜移默化的熏陶，美的沉浸与陶醉，一切正可以相互交织。这样的一种能量，从我们时下所熟诵的诗句中弥漫散发出来，该具有何等强大的教化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诗》为什么一步步地变成了“经”。离开这样一个政治和礼法的基点，也就无法想象《诗经》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形成的路径，以及神秘感从何而来。
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诗”与“乐”早已剥离，所以也就无从感受那种演奏的盛大场面、那种心潮澎湃的震慑力量。我们视野中只是简单而僵直的文字，不是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的和鸣共振。离开了那种气氛的笼罩，也就失去了另一番审美效果，它未能诉诸听觉，也没有视觉的盛宴，几乎完全依赖文字符号的想象和还原。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拗口的诗章与现代文字的一般功能混为一谈，而且还会在磕磕绊绊的阅读中，产生或多或少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会影响审美，让我们进一步疏远和忽略它的内质。我们甚至设想，对于《诗经》最好的理解方法，莫过于还其以“乐”，无“乐”之诗就是枯萎的诗，僵固的诗，降格以求的诗，难以抵达的诗。
若要走进《诗经》这部原典，就要随着它的乐声，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或者是温婉动人的咏唱，踏入堂奥，领略或深沉或辉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议的力量。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三千多年前，由西周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再到文化风习，更有对于“诗乐”的推崇与借重，会多多少少令我们感到一些诧异。庙堂人物整天纠缠于官场机心、权力角逐、军事征讨，怎么会如此关注和痴迷于这些歌吟。尤其是《风》诗中的民谣俚曲，它们竟占去了三百篇中的半壁江山，而这些内容又远非庄严凝重。就是这一切，与他们的文治武功和日常生活相依相伴，甚至可以说须臾未曾脱离，其中肯定大有深意。当年他们依靠这些演奏和歌咏开辟出一条道路，这些演奏和歌咏一直向前延伸，对整个社会礼法和政治秩序加以框束和固定。它的自然孕化和遵循功用合而为一，就有了重大的意义。孔子对《诗》有过无与伦比的赞叹，评价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番著名的概括之中尽管包含了审美的元素，但更多的还是将其看成了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指标，看成了典范。《诗》是一部凝固和蕴含了西周道德礼法、思想规范的典籍，具有强大的政治伦理性，它在孔子眼里是不可逾越的。今天看来，特别是《国风》里的许多诗篇，充满着旺盛的激情和野性的躁动，那恣意放肆的生命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唤起多少浪漫的想象：我们从中几乎感觉不到对人性的刻板束缚，也几乎没有什么准则、礼法和不可逾越的禁忌，相反却是一种极为开放和自由的生命嚎唱。在这里，审美的本质凸显在我们面前，而那种礼仪的恪守、“经”的社会与道德元素，却几乎被完全淡化。
这是就单纯的文字而言的，如果换一个视角，将这些诗句伴以乐曲，赋予调性，严格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和程式去演奏，那又将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时或许会多少忽略辞章之美，其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覆盖：它已经被配置和镶嵌了更为外向和突出的形式，这就是歌咏和旋律，还有表演。固定的场合，固定的曲调，固定的程式，它们多少淹没了歌词内容的原色与具象，挥发和生长溢满了整个空间。事实是，这种强大的形式有力地超越并涵盖了文辞的内容。
秦汉以降，直至现在，几乎所有对《诗经》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脱离咏唱和声音的基础之上的。“诗”与“乐”的分离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人们面对的是赤裸的文辞，这样的研究，必然会在“诗”与“经”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局限，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孔子所订之“乐”后来已经散失，这里的最大损失还不是丢了一部《乐经》，而是《诗经》的形单影只：二者的脱节与分离，使“经”的一个重要部分丧失了。从一种文体的源头上讲，“诗歌”这个词汇的连缀，只说明所有诗词最早都源于歌唱，诗词离开吟咏的调性才变成了纯粹的文字，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的“现代诗”。它们缺少了一种程式和声音的辅助，摆脱了音乐的笼罩和约束，成为单纯的文字符号，变得贫瘠而孤独。也正因为如此，现代诗必然要一再膨胀和强化自身，要寻找离开音乐之后的独立途径，让干枯的词汇本身滋生出某种乐性。于是它们变得越来越绵长和复杂，也更加起伏宛转。
在现代，我们将歌唱和书写分成了两个世界，除去专门的所谓“歌词”，更多的文字是独自生存的。而在“诗”的时代，文字与声音是共生共长且一起呈现的，离开这样的情与境去咀嚼文字，思路也就立刻变得狭窄了。缺少声音伴奏，强大的想象力与挥发力，浪漫和昂扬，也一块儿被丢弃了，所以再也无法知晓和感受原来的那种美了。就留下来的一部《诗经》来说，在这种误解和隔膜之下，它的神秘感却在增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被稀释，还在不断被强化。我们像面对一个不可思议的圣物，有时难免四处求索，迷离彷徨，不知所之。这种神秘和无解，又进一步催生了焦灼感，导致我们更多地用理性而不是用感性去对待它：理性的强用往往是对“经”的强调，而不利于“诗”的深入。通向经典的“经”
将《诗》作为“经”来对待，尽管隆盛，却有可能不是使它变得更大，而是更小。让其尽可能自由活泼地生长下去，才有茂盛的未来。将它还原为一部众人的创造，等于倾听生命的群声，一同来到无垠的原野，迎接各种各样的机缘。我们由此踏向更为开阔的生命地带，而不是行走在细细的理念的小径上。反观《诗》产生的年代与时间，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而今留下的仅为三百多首，平均一年里还不到一首。这未免太少了一点。无论是文人还是民间歌者，他们一定有过更多的歌唱。就因为历经了漫长的时间，其间又有过多种选择，所以能够留下来的杰作总是这么少。
如果按传统观念中的“经”的标准，《诗》的主干部分《国风》的意义或许会变得次要一点，而《大雅》和《颂》却会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可见“经”与“经典”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尺度，二者尽管有所交集，但大致还是分为两端。“经”将不自觉地偏重于社会性和政治性，强化和突出一个时期的礼法与道德范式。而作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即通常所说的“经典”，在内容上总是无所顾忌，需要个体生命的烂漫绽放，必会自然而然地越过某些界限，突破诸多方面的平均值。这种冲决和创造的最大力量当然还是在民间，这就是《风》的呈现。几千年的经学尽管走了不同的道路，有过多种尝试，总的来说还是胶着于一些道德争执，它们比较集中地面对了《风》这道难题：其中的烟火气让各方大儒颇为作难。他们煞费苦心做的一些事情，无非就是让这些狂放不羁的内容改变一下颜色。不过那些文字早就形成在前，木已成舟，终究无法改变，也就只好曲解。他们不忍看到一直被称为“经”的一部历史典籍，竟然满篇里写尽了原欲。
某些经学家极想让一部《诗经》纯粹起来，变得通体透明。这当然是最困难不过的事情，以至于变得不可能。但是他们挖空心思地一直做下来，甚至产生了许多有名的著作。让人眼花缭乱的经学论著越来越通向了偏僻深邃，也越来越令人怀疑。我们今天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思绪，也还是无法相信那些强词夺理的说辞。他们对于人的灵魂的成长，对于君子操守和国人的行为准则之类，用心太多太重，反而不能令人信服。既然这三百多篇已经确立了“经”的地位，那么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这样一来，就唤起了经学家们强大的责任感，激发了他们代代相继的不懈努力。可惜这只是事倍功半的事业。《诗》之神圣的“经”的地位的形成，一方面造成了审美的障碍与隔阂，另一方面也强化和加重了它作为文学原典的地位：经典性得到了不曾间断的开拓和延展。后代阅读者会在比较肃穆的气氛中感受这些古老的文字，使它们在一开始就具备了不同于一般诗文的风貌。寻觅微言大义，考证和训诂，还原古风古韵，是面对这样一部“经”书的基本功课与态度。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却常常要松弛得多，悠然得多。审美是愉快和感动，不是倦怠和疲累，不是精研细磨的苦思，而是激赏和把玩的快乐品味。那些繁琐的历史考据，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逐渐模糊。对于遥远漫长的历史，人们大多数时候是越来越超脱，而不是越来越执着。也正是这种疏离感和多多少少的漫不经心，使这些上古的吟唱更多地返回到创作之初的那种感奋和激越。
我们知道，凡是大读者总是具有极强的还原力，当年的吟咏者原创时的心境，兴奋不已的创作神经的跳动，每一次痉挛和震颤，都会被他们捕捉。严格讲来，这种还原力就是审美力。所以《诗》作为“经”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进一步淡化；而作为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却会得到提升、扩大和认定，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们的道路大致是这样的：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古人提供的一条“经”线，步入一个广袤而活泼的万物生长的生命世界，这里面不仅有丰富繁茂的“草木鸟兽虫鱼”，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饮食男女的欲望，又有庄重刻板、威仪逼人的贵族风仪。所有这一切纵横交错，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多声部的混唱、一个震耳欲聋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诗的国度，是生命的交响。一条文学大河的源头就在这个世界里，它由无数涓流汇聚，活泼而清纯，生动而含蓄，渐渐汹涌起来。这种巨大的张力恰恰就是一切文学经典必备的品质。比如，我们能够从《齐风·卢令》这首小诗里看到齐国女子与英俊猎人的偶然相逢，她的倾慕和思恋怎样在一声声咏叹中绵绵不绝。短短的诗章共有六句，竟有一半在重复，这种重复却蕴含和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意象和意味。类似的缤纷绚丽在《风》中数不胜数，它们渲染出奇特迷离的意境，每每让人沉醉，不能自拔。《诗》中令人沉迷的一场场陶醉复叠相加，美的纵深一再扩延，展现出无边的辽远和开阔：一片没有边界的想象的天地，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所能够囊括和界定。
我们不必也不可以将“经”与“经典”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比如一定要将其分成社会的道德的礼法的，或艺术的文学的感性的审美的；但它们就其侧重和文本意义而论，仍旧是极为不同的。我们当然可以把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能够相互借重和强化，许多时候正是这种难以分扯的交融，才有了彼此共有的一个命名，即《诗》。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忽略漫长而复杂的研究史上，围绕二者所发生的那一切。这期间有太多争议，太多方向上的偏移，有否定之否定。无论是思想、学术和艺术，都有一个以何开端的问题，这个问题以至于成为《诗》学的基础。毋庸讳言，一部文学作品失去了其经典性的卓越，就将被遗忘和忽略，其作为“经”的基石也将被抽空；而一旦它的精神格局和内容承载苍白或空泛，又不足以成为道德的依凭和推崇，其文学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
部分经学研究者一度将“诗”作为“经”的限定词，即理解为一部由诗的形式写成的“经”。而这就需要表达上的诸多限制和确定，反而会更加强化规范和制约，一再地划出边界，把想象框束其中。因为既然是“经”，那就一定要排斥语焉不详、含糊多意，而需要尽可能地指向一个明确单一的意义，一句话即确定一个意思。而我们知道，文学审美却往往相反，它许多时候恰好要一句话蕴含许多内容、不同的含义，这才是语言艺术。如果我们更多地肯定和追求“诗”作为“经”的功用，那就不得不背离审美的初衷，攀住一条坚韧细长的“经”线往前挪动。如此一来，我们将丧失在更大范围里自由探究的机缘，这是非常可惜的。
古典文学简洁和含蓄的品质，不仅没有限制后来的继承者，没有遏制他们的想象，反而吸引其走入深处和细部，唤起更有根柢的茂长的冲动。他们将感受那种以少胜多的富丽、一种更为内在的细致和放肆。《诗经》作为古典主义的生命挥发，其实也大大有助于现代主义的汲取，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隔膜。现代主义形式上的求索、精神上的倡扬与激荡，看起来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究其实质，不过是将前者潜隐伏藏的多种可能性发掘出来，让其变得更直接和更表面。现代主义在表达时的无所顾忌、废词滔滔，虽然并非是一种更高明的取向，却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是由“经”走向“经典”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经”与“经典”“经”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经典”，后者是指一部作品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所拥有的思与诗的卓越品质，更多是从审美的意义加以肯定；“经”却是作为不可更易的政治和道德伦理标准、作为一种刻度而存在的，具有一种维系历史纵向连续性、坚韧性和不可取代性的功能。古代的“典”是“五帝之书”，为治国要籍；而现在的“经典”，其含义也并非是“经”与“典”的相加。如果一部书如《诗经》，“经”与“经典”双义并存，也会造成很多困惑。比如人们谈论《诗经》，有时即很少从“经典”的意义上去探讨，而是从“经”的意义上去追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如此。
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到了现代，无论多么完美，无论在伦理意义上多么堪称典范，人们也只可以称之为“经典”，而不可以称其为“经”。可见“经”与“经典”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既然谈到了区别，那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诗经》，其中含有多少文学“经典”的成分?现代人变得松弛而超然，于是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去阅读和欣赏，会确凿无疑地说它是一部古代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但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而今仍不可忘记它是一部由“经”演变成的“经典”，虽然起初也不过是一部诗歌总集。由“诗”而“经”，再由“经”成为现代汉语语境中的“经典”，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
直到今天，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文评家们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首先将其纳入社会和道德伦理层面去考察，费上许多言辞。实际上对待《诗经》也是如此，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人们较少从审美的视角去考察它的文本，而乐于直接将其当作社会层面的立论依据来读解，更多地从中寻找它的道德伦理意义、政治意义，以此纵横生发。也许有人认为，古人这样对待《诗经》并无大错，因为那时的“文学”是文章之学，指的是经世致用的那种写作，诗词歌赋被归到辞章之学。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较为纯粹的“诗论”，并在后来形成了某种诗学范本；但这一切还是远远赶不上历史、政治与道德的社会化论证，它们在数量上比“经”义的寻觅和阐释要少得多。这已经形成了我们对待文学典籍的传统，并且化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动作，似乎不可更易。
文学是精神的，可是阅读者却更多地把它当成物质的，当成一个物质使用的实用主义范本来推导和考鉴。这严重伤害和违拗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也远离了生命的吟唱。作品中蕴含的哀怨和忧愁，欢乐和幸福，是生命在某一时刻焕发出的激情的产物，绝不能将其简单化、理念化，不能引入具体的刻度和规范来推导和佐证，也不能给予纯理性的解剖。文字之间飞舞着一个千变万化的激越的精灵，而不是刻板僵固的法度的君子。它被赋予了生命，也就包含了生命所应有的一切复杂性，能够独自生长。比如《诗》，从表相看它似乎只是歌吟咏唱，是连缀的一些合辙押韵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一些行为与物事，实际上却是活生生的生命汇集。
从孔子谈论《诗》的言辞来看，他是可以欣赏和陶醉的，并将一个生命还原于彼时的全部情境之中：生命的快乐和欢畅，欲望的挥发，以及人性的全部饱满和丰富。作为一个卓越而颖慧的人，孔子当年的确感知了这一切，同时也冷静而理性地给予了社会层面的评述。他是一个思想者和道德家，非常注重教化意义，不忘诗教。他甚至认为，熟读《诗》也可以“事君”。
孔子是一个杰出的文学鉴赏家吗?对艺术的爱与知全都具备吗?回答是肯定的。他毕竟不同于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没有更多地将《诗》当作一种“经”来对待。孔子心中有“诗”，并生发出烂漫的诗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这种深刻的感悟力强化了他的挚爱，使他的“诗论说”没有流于一般化的道德说教。我们至今似乎仍能感受孔子面对“诗”的那种忘情赞叹和深刻愉悦，深知他是一个能够获得大陶醉的人。也就是说，他真正读懂了诗。不过孔子的目光最终穿越了这个过程，然后投向了更为遥远处：无论他自觉与否，也还是将这部文学经典当成了“经”。所以他才会耗费巨大力气去进行“乐正”，将三百多首归放到各自的曲调下，让演奏的程式与形制服从更加严格的规定。
孔子当时之“乐正”，耳旁一定回响着浩大而庄严的旋律，那属于西周盛世。他仿佛是在黄钟大吕的鸣奏中对这些诗篇进行重新配置和分理。这种工作的步骤，其实就是进一步让《诗》走向“经”，孔子是这个过程中的有力推手。他实际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让《诗》越来越成为某种社会标准、伦理尺度，以及不可僭越的政治礼法。自孔子之后的智识人物，无论多么杰出，他们似乎都要大致循孔子的道路走下去，以至于越走越远。只是他们不太可能像孔子一样，充分地感知和言说《诗》的无可企及的美。在这条道路上，先有孟子、荀子，然后是历朝历代无数的经学家。
就此，一部鲜活的文学经典变得僵硬而贫瘠，而且更加神秘和曲折，成为那些皓首穷经者所开拓和制造的另一片灰色风景。几千年过去，作为一种读经的传统和方法，除了一些不多的个案，可以说已经被中国知识界贯彻下来。即便到了当代，在那样一种经学传统的笼罩之下，一部鲜活的文学作品，其朝气蓬勃的生命肌体，仍然无法避免被肢解的命运。
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论诗，自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路径也有所差异；但到了某些后继者那儿，却往往只取其一端。事物一旦过了某个“度”，即走向偏执，并形成另一种遮蔽。它作为一种方法被因袭，再也不可能进入艺术创造的鲜活生命之中，而只能通过一套简单刻板的模式去演绎推导：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对一部文学作品做出振振有词的社会剖析，提取伦理意义及在政治与道德方面的突出发现和建树、表达思想的高度等，已经偏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诸多归纳、演绎和推论，已经形成了一套习以为常的标准，以至于变为跨越时代的、百发百中的、无所不能的利器。由此一来，能够进入生命脉动、为艺术而感动和陶醉的人越来越少，表相化、皮毛化与言不及义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地持续下去，渐成痼疾。一个粗率肤浅的阅读者不可能进入文字的细部，更无法领略其间的精妙神采，既读不出语言的节奏和韵致，也不可能捕捉其细微的情态，读不出幽默、逸兴和幽怨等基本元素。所以这种丧失了起码文学阅读能力者，无论怎样咬嚼文字，得出的结论仍与审美无关。
在现代语言艺术中，大概只能产生“经典”而不能产生“经”。本来一直沿用“经学”的方法来对待它们，却仅仅可以走到“经典”而止步。原来这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经典”是低于“经”的。大致来说，正因为这二者的极为不同，有人才对现代艺术三缄其口。在他们心目中，现代之“经”早有归属。当然，对艺术家来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文明的不得已
今天看来，远古对于文辞的书写和记录是非常简陋甚至艰难的，由于缺少记载和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常常造成了存留的艰困，流布狭窄甚至阻绝。《诗》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其中坎坎坷坷，通过传唱、注释和抄写，导致了多版本与多谬误。与其同期，除了一部《尚书》多少留下一些文字外，其他典籍几乎没了痕迹。《诗》是那么孤单，甚至是唯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对于中国那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和法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承载与传递功能。关于那个时代，人们所能寻找的所有文字依据中，《诗》可谓最重要的载体，因为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文字可以依傍和参考。它是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佐证，所以才要“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由于长年的兵燹战乱，更有后来秦代的焚书坑儒，《诗》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字经历了空前的劫难。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是劫后余生，它的词汇和篇目次序，甚至是内容本身也就免不了多有争执。用竹简刻记这么多内容，历尽磨难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文化奇迹。所以《诗》之为“经”，它的神圣，也来自文明的不得已：既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又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极少数结晶。它的极少数、它的孤独，也造成了其不可取代的唯一性的地位。
由于文字刻录的艰难，由于书写工具的简单和原始，文字的茂长繁衍也就受到了限制。“极简”，这也成为远古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语言的膨胀和芜杂几乎是伴随着现代书写而开始，现代科技的发达，加剧了文字的铺排和泛滥。在远古，简化浓缩是一种必需，以极少的符号代替极多的内容势所难免。但是，极端的简化也容易造成疏漏和多解，造成一种神秘。所以读古诗必须简中求繁，而看今诗却要繁中取简，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对于那个遥远的朝代，由于我们缺少更多的文字记录去认识和了解，所以就要特别依赖这些简约到极致的记录，从有限的字里行间考察当时的名物、制度、山川、社会生活和人文风貌。也正是这种简而又简的记载，这种种局限之中，留给了我们巨大的诠释空间。也由于它的过度浓缩的坚实品质，使它能够抵挡漫长时间的侵蚀、挥发而不变质，并且还随着时光的推延，因无数诠释而变得更加丰腴和庞大。
可以理解的是，正是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当中，留下了大量的误解和芜杂，更有言不及义的文字。我们今天面对的是遥遥时光中堆砌的《诗经》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从这浩瀚的文字堆积中，也仍然会看到文明的不得已，看到人类的精神探究之路上遭遇的无数困境。我们的祖先没有力量保存一部完整无损的《诗》，就像无法保存《书》和《乐》一样。除却那场焚书坑儒的文明浩劫，在它之前和之后，已经流失了诸多文字记载，湮灭了诸多文化成果。这是文明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哀。
硕果仅存，必会得到格外珍惜，它的任何一点实用性和可能性，都会受到后来者的尽情发掘和想象。但是在这循环往复的认识、争执和交锋中，也就越发难以收拢它的边界和确定它的意义。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本可以从审美进入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层面，但在《诗经》这儿，却走了一条大致相反的路径：越来越多地从经义进入，而后才衍生出文学审美。这是一种倒置。这种倒置也是一种不得已，因为《诗》本身承载太多，囊括太多，几乎成为关于远古的极少数的文字依赖，我们实在需要从中寻找历史，寻找事件，寻找法度，寻找其他种种。这些思维和探究似乎更偏重于物质层面，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压迫了精神，比如它深刻的浪漫气质，似乎总是发掘不够。
如果“诗”所记载的社会情状还留有其他一些记录形式，那么《诗经》作为一部文学辑录，其社会地位和伦理功用就会大大降低，人们会更加注重它的诗意本身。一个时期的古代典籍的总和，它们所含有的复杂元素、其地位和重量，往往会被分隔成许多单元和部分。可惜与《诗》同时形成的文字留传下来的太少了，我们所接触到的同期《书》（即《尚书》）之类的文字，即便真伪相加也没有多少。《诗经》的版本在当年也不会太多。人们总要设想：丰富的民间歌咏，众多的士人创作，还有庞大的宫廷制作，加起来怎么只有三百多首?既然当年有过采诗制度，最后由官家选编，那么一定是从无数民间创作中选取的一小部分。至于说后来孔子加以删削而形成了最后的篇什，更是不可思议。众多的创作只能保留三百多篇，这也多少说明了传播与记录之难。当时没有发达的印刷术，靠竹简刻记，可以想象一部《诗》应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固体，它堆积在庙堂里，已经是一个非常触目的物质存在了。这么巨大的体积，不仅传播艰难，连保存也成为相当复杂的一件事。可以想见，当年要出现一个复写本，会耗去多少人力物力。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也正是因为文字读物的绝少，它才变得格外神圣，以至于成为我们民族的秘语和宝藏：一切求之于它，一切寄托于它。我们把美好的想象和更多的意义都赋予了这三百余篇，它是那么多解，那么不可穷尽，最终由最简变成最丰，最少变成最多。
在时间的漫漫长河中，关注的强光一齐汇聚到这些古简之上，终于使它变得光彩熠熠，炫目耀眼。我们作为后来者，有时会因为长时间的凝视而感到不适，于是就要从它的反射光里寻觅，由此找出自己的一点见识，发出当代人的一丝慨叹。经过了几千年的反复光照，新的认识与发现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相反，在网络时代的强大覆盖之下，这样的一部典籍变得更加沉重难移，以至于有点不可接近。我们掀开一层层遮盖，重新打量和抚摸，让它在视野里再度闪烁诱人的光泽，将是一个困难的、需要忍耐和坚持的过程。
现在，也许仍然沿着“经”的意义与路径进入，带着一种敬畏和费解的兴趣，才能一点点走进它的腹地。接下去我们面临的将是更加不可思议的困窘与尴尬：它所记述的那个世界、它本身，都太过遥远和陌生，这里何止是多义与费解，简直就是完全隔膜。我们离开了工具书甚至不可诵读也无法吟哦，它与我们当代人的语言习惯、生活状态和数字时代特有的思路心境，完全两途。
是的，它是遥远的生命符号，贮存了一段特殊的文明。它不属于今天，而属于一个遥渺的过去。面对那个早已湮灭的上古文明，它似断还连的脉迹和渊源，让人多少有些无可奈何：要继承却心存惶惑，欲背弃却心有不甘。网络时代所拥有的另一种缜密和强大，它的现代理性、科技主义支持下的分析力，将变得一无所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面对自己最古老的文明，这种不得已都是相同的。西方的几大史诗，遥远的玛雅文明和印第安文明，都时常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维护自己文化血脉的传统和依据，是后来者必要去做的神圣事业，是不可终止的奋斗道路，因为谁都不可以斩断自己的过去。然而回到过去与走向未来相比，回返也许是更为艰难的一件事。如果说走向未来是人类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是延伸和继续的惯性，那么返回过去，则需要突破无数的阻碍和迷雾。尽管如此，昨天与今天的衔接，仍然是任何一代都务必要做的事情，这可能真如大诗人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窘境，有时也来自文字过度使用之后的中空感。我们是在不可承受之轻中，去抚摸无比沉重的过去。如果说《诗经》的每个字具有一吨重，那么网络时代的每个字还不足一微克，由一微克去对接一吨，会是多么困难和荒谬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诗经》的时代是简单、粗率和艰涩的，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那是一个自由、富丽和强大的时代，是以少胜多、无比坚实的时代。可以设想，如果将这浓缩凝固的文明硬块放进现代汤水里去浸泡，要让其融化是多么艰难。我们挟现代技术带来的全部技能和智慧，也仍旧对其一筹莫展。面对留下来的古物，我们常常无从下手，徘徊良久，想膜拜找不到理由，想进入摸不到路径，既说不出多少真实的感受，又没有认定的力量：我们在重复了无数次的关于“经”的语言面前，再度失语。
在这条由《诗》到“经”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相信的太多，可以怀疑的也同样多。我们不得不相信以往的时代，相信种种界说，以此来安放现代人心中的“经典”。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真的是我们心中的唯一，我们将因此而骄傲。作为档案史料
在许多人眼里，《诗经》庶几可以看成一部档案史料。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寻求历史隐秘，当作一部具体而生动的史书，其褶缝里大可探究和挖掘。这种“史”的功用价值在缺少文字记录的上古尤其得到了凸显。那时候没有或很少有专门的记述者，没有后来的宫廷史官，但有更多的人分担了这一角色，比较起来他们要自由得多，也随意得多。这些任由心性的记录者没有专门职务的羁绊，没那么多庄重性和严肃性，只是尽情快意，咏唱生活和情感，如衣食住行、祈愿、倾诉等。特别是《国风》，简直就是一部色彩斑驳的野史，一部分内容荒诞不经，更多属于饮食男女的欲求，而较少经国大事。要探究人类生活的本源，实际上辽阔丰赡和自由生动更应该是史书的特征，只是到了后来，“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属体制的文体，形制上才变得愈加规范，面貌更为僵化，所以越是展看近代史书，越是觉得无趣无味。而司马迁开辟的《史记》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风貌。人们只知把司马迁的“史笔”作为生动传神的典范，却不知道有《诗》这样的咏唱之“史”在更前面，它已经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诗》的生动记录不仅是抒情叙事，状描万千风物，而且还是韵文，是音乐曲调下的歌咏和浩叹，是一部唱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实在是一场宏大的有声有色的“记事”。
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叙，其文风的滞重和拘谨是逐渐形成的。如果几千年前没有规定专业史官的职责，没有他们的著述，那么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文笔狭窄和刻板一律。《诗》的源头当然更为广阔，篇什一定极为繁多，哪里是三百篇可以囊括的。可以想见，这会是从无数的民间咏唱中择取的，比如《风》。整部《诗》中的专业诗人不多，有一些大概属于宫中官人撰写。最多的作者还是在民间，民众把日常所见所记所思唱出来，是劳动或忙碌的间隙中产生的。这些咏唱有的是自然生发的即兴内容，有的也可能遵循了固有的调式，并应用于专门的场合。这些咏唱如果一开始并不囿于严格规定的曲调之下，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就被固定下来，这个过程是从民间到官家，或直到最后也各自行事，朝野各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
但最终作为一种范式的确立，官家肯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这些人更擅长规范和总结，把芜杂理顺的同时也删除了千姿百态，直到最后也没有使这些篇目变得整齐划一。《诗》最生动撩情的还是歌唱，由于富有韵律，唱出的一切朗朗上口，也就易于传播和记忆。作为一部可以传唱的史料，无论如何还是最有可能保存在民间的，所以《诗》虽然是产生于少文无纸的远古，经历了漫漫时光的磨损，最后还是保留了三百篇之多，即使是秦代的大火也无法将其烧尽和毁灭。《诗》里记载的典章礼法、风物人事，还有一些涉及氏族迁徙、国家缔造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极为宝贵的。作为“史书”，它虽然自由顽皮到不可救药，但因为绝少其他文字可以代替，也就不得不倍加珍视。数千年里要研究历史几乎都离不开《诗经》，形成了所谓的“以诗证史”。它的叙述方式和意图主要在于记事，有时还会忘情地直抒胸臆。这就决定了它的风貌与品性不像后来的史书文笔那么直接和简明，没有直奔主题和目的。它时而旁逸斜出，生动浪漫，心情开敞，常常是一吐为快。这就对后世的记录文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多少具备它的性格。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鲁迅夸赞司马迁的话，他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再次将“诗”与“史”连到了一起。
记述历史的专门著作是渐渐才变得无趣的，越是到后来越是如此：不仅没有韵律，还艰涩干瘪，令人难以卒读。史书的文字仿佛变得愈加简明和严谨，绝无丰腴可言，早就失去了司马迁笔下的那种生气和伶俐。于是我们眼中的史书常常是大而无当之物，其间没有鲜活的个体，没有人性的决定力和转折关系，仿佛历史只是一个机械的组合体，是神秘而又僵硬的一次次偶然，是人人无可奈何的既成事实。这些厚笨的篇章里没有人性的温度，没有传神的细节，没有鲜活的生命，有的只是物质化的强硬拼接与堆砌。文字溲干，没有汁水，神情麻木，缺少喜怒哀乐等情感印记，没有生动丰盈的局部。这样的史笔记录的只能是一些非人的生活和虚假的场景，岁月成为枯燥数字的累加，是无意义、无记忆价值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史书不可能是信史。
在现代某些人那里，如果说史书一定要继承《诗》的传统，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戏言，一种偏执的观点。他们早就忘记了那部原典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即史的价值。某些人即便承认这种价值，大概也会敷衍说那是缺文少字的先秦时期造成的偶然。但问题是，我们却在这种“偶然”中找到最为丰富和真实的储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那个时代君子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具体情状和风俗习惯，更有一些历史关节。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反过来也加重了“经”的性质。也许由此，人们会忘记《诗》的绝大部分篇章，其产生的初衷恰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专注于考察其中的史实，从大事到小事，从君王到奴隶。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几篇可以称之为“史诗”的文字，如《公刘》《生民》诸篇。
这些篇章也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依旧是尽情的咏唱，内容只是抒发的材料，人的情感借此攀援而上，直到一些相当冲动的场景描述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著史?今天的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因为他们早就被逐渐形成的模式给框定，不会认可《诗》的传统和情怀，不会觉得那种随意和烂漫的抒情文字也能步入“史”的正殿。其实他们已经忘记，《诗》早就无可争议地端居于这个崇高的位置上，它已经是“六经”之首，是“三坟五典”失传之后最可依赖的文字，不仅是中国诗歌之源头，更是“史”之源头。抽掉其“史”的功能和功用，其“经”的地位便会变得孱弱。这种“史”不仅是信史，而且是足以效法的尺度，是言说先人道德行为的丰富宝藏，经历了数代人的传唱、选择和充实，今天已变得不可撼动，不可摧折。
在几千年的时光中，一些不安分的文人极尽推敲穿凿之能事，试图提出自己的质疑，然而或者无能为力，或者耽于中途。总之，无法做出更动或确立，原因是难以超越。经过了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圣大哲的解释，这三百篇岿然屹立于民族文明的滔滔巨流之中。对于那段历史，没有可替代的篇章，没有其他更丰富翔实的文字，也就没有几千年传唱叹赏中滋生的万千思绪。它被后来者，被一代代的精神所簇拥。以诗写就的历史就存于此，它留下了不绝的余音、无边无际的蔓延。
仅就历史的书写而言，仍然是“诗与帝国对立”。整齐划一的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在《诗》中是缺少的。当年的庙堂定制者肯定会有再度规范的企图，但还是失败了，或者是不得不放弃。那是人类文明曙光初露时期，大自然的教导力依然强大，所以留传下来的是多极多义与多姿多彩的交响合奏，是多声部，是合唱和独唱相互辉映的历史华章。只要充满了个性，就有鲜活和灵动；有个体的存在，就有千姿百态；个性毕露的历史细节将在诗性书写中得到保存，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作为“经”的记事《大雅》和《颂》主要是叙事，而《风》更长于抒情。当然这两种艺术手法在《诗经》中是交错使用的。《风》的叙事非常生动和具体，它通过许多传神的细节而言情抒怀，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抒情性，指向了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那种文学经典性。《颂》和《大雅》则更趋近于人们心中的“经”，那通常是一种社会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标准，确切到不宜更改，其历史档案的性质也多少得到凸显。
像《生民》《公刘》《皇矣》和《七月》，都属于典型的叙事诗，甚至有的被认为是“史诗”。不过作为史诗，它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西方口头文学的大制作完全不同，不仅没有相应的规模，也缺乏那样的质地；更重要的是，它们大多缺少一种在漫长传唱中所形成的故事系统，不够完整。《七月》应该算是《诗经》中最杰出的一首叙事诗了，它具有民间文学的性质，这一点与西方史诗有相似之处；然而《七月》中缺乏大的历史转折、征战、王位争夺和民族变迁等宏大叙事，记录的只是周代先民日常生活和劳动的细节，而且非常之具体。当然，作为一首杰出的农事诗，《七月》是无与伦比的，但它尚无史诗所要具备的另一种卓越品质和宏大气象。如果以西方史诗的民间性为鉴，那么《诗经》中的《国风》，顶多还有《小雅》，它们才更趋近于史诗，而不是《大雅》和《颂》。虽然《大雅》和《颂》常常言说国事，颂扬君王的文治武功，这方面与西方史诗相合，即歌唱大英雄和记录大历史，但是这些诗篇少了一种万口传唱的气质和风采，所以还算不得西方史诗的同类。每个民族的史诗其实都是大地之歌，具有众口传唱所形成的那种极其自由和繁茂的风貌，而这种品质，当属于《国风》。《诗经》的《颂》诗，还有《大雅》，许多诗章出自专业史官，是受命之作，所以往往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记录，比如在《生民》和《公刘》中，始祖和英雄的事迹得到了记载。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些关于周族先人的传说和故事被确认为不可更易的信史，所以一代代儒生和治史者在印证历史的时候，都用了“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的方法，在这两个方向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要认识那段历史，离开《诗经》不可以，因为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文字可供我们参考。更重要的是，诗中的这些文字有细节，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局部，包括其见证人的口吻，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公信力。“以诗证史”的卓越例子，是《史记》与《生民》的关系。这首记叙周人始祖后稷发迹的神话诗，写到了姜嫄怎样受孕，后稷怎样出生，整个过程得到了传神的描述，而《史记》中关于周族起源的细节几乎全来自它。甚至有人认为，司马迁对《生民》有过演绎，只是因为不尽周全而漏掉了许多情节。
一首《生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它咏唱周族的源头，周代先人的艰苦创业，他们对于农业生产的伟大建树，整个艰苦卓绝的过程。这些神采飞扬的记述，只有汲取《国风》的营养方可完成。于是我们猜想，它只能来自那些距离民间较近并熟知底层生活和口吻的文人，即便是史官，也并非头脑僵固。《生民》是《大雅》中鲜见的优秀作品，因为这种浪漫自由的气质随着原创群体的改变和缩小而逐渐减弱，以致最后丧失。所以最好的“经”之素质，其实也来自《国风》。《国风》像一片无所不包的广阔原野，可以有无尽的生长，让当时与后来的文人从中汲取至关重要的营养和力量。它生长出《小雅》与《大雅》，以至于《颂》。有人认为《大雅》和《颂》的创作时间大多是西周初年，比《国风》要早，后者只有二《南》的时间更早些，所以不能将《国风》当作源头。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因为这一定是以上层采集和使用的时间为据，而忘记了创作的发生早于采集。浩淼的民间具有难以估量的生长力，在空间上有着深不可测的纵深感，在时间上更是难以探测。《雅》《颂》如果离开《风》的土壤，也就缺少了生长的基础，没有了血脉流通，将会变得更加单调和贫瘠：只剩下唯唯诺诺的阿谀之声，或者说奉命而制的那种勉为其难的歌唱。艺术戴上了笼头，牵引到堂皇庄重的庙堂里，怎么看都会是局促别扭的。《公刘》是研究周族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它记录了周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从何地出发、迁徙路线、经过怎样的历险，这为历史考证提供了切近的根据。而且那些生动的描述还可以强化判断，进一步激发想象，使一部历史变得血肉丰满、神采飞扬。这样的记叙由撰著《大雅》的知识人士来做也许是相宜的，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想象力还没有被完全限定和凝固，而且能够接触大量上层史料，可以在发挥民间想象力的同时，运用史官那样相对规范的思维。诗章开篇就感叹：啊，公刘，我们遥远的先祖。这种遥远到难以窥测的追索真是用心良苦，可以说是一次漫长的追溯。从那个遥不可及的起点写起，整个西周历史就变得恒久绵长，生命之河溯源而上，抵达的是一个只能用传说和想象来描述的境域。对于那个传说中的起点，笔者尽情发挥的墨迹都化为了后来的史实和凭据。源头之渺茫，描述之具体，这似乎是一对矛盾；但这种矛盾的统一，就完成于一些具有特别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人之手。
在通常的记录中，当一段长长的历史往前行进时，愈是接近当下就愈是变得不自由。歌者只有在无依无据的想象里咏唱，才会浪漫无忌、魅力无穷。他们享用和发挥这种自由，把璀璨绚烂的生命之花移栽到史书当中。原来《诗经》作为“经”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辉煌显赫的王室既无法质疑，也不会有这样的兴趣，相反却是乐观其成。得到王朝的认可，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快乐，也是歌咏者受到的一次最大鼓励。《国风》中的短章与《生民》和《公刘》这样的大制作相比，其“史”与“经”的地位又是如何?在我们眼中，《国风》里的每一首都无妨作为“史”的一个章节，它们汇集编织到一起，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与可信度，这比《大雅》中那些知识分子的单独记录和演绎更加珍贵，也更为色彩缤纷。群体的记忆，跃动的人性，激越的言说，放浪的心灵，这一切相加才是一部鲜活的生命史。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现实版的《公刘》，蕴含着改造世界和创立社稷的力量，是文明的基础，也是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基础，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顺着这个源头往下漫流，才出现了我们后来所遵循的礼法伦常。为何而哀怨?为何而欢乐?怎样的男女之情?怎样的社会行为?这是每个独立人生的汇合，是生命个体必然归入的集体意识、呈现的精神风貌，是一切的基础。
生命诞生于万事万物和广大自然之中，人等同于自然界里会移动的树，肌体和毛发如同躯干与叶子，在荒野中奔跑活跃的身影又像万千野物的另一个化身。所以我们听到了《何草不黄》中那些流离失所的征夫面对老虎和狐狸的哀叹：不同的生命为了生存都需要不停地劳碌，都走在一条宿命之路上。这条路统属于个体和群体，属于整个人类凝结而成的所谓“社会体制”。这种宿命感实质上源于一种相当超脱和高级的思维，它就隐含在整部《诗经》之中，其伟大的发现力和创造力，是后来人自愧不如的。
与其说形而上的思维源于现代主义的归纳，还不如说滋生于我们的上古源流。只有在与大自然肌肤相亲、不可分离的摩擦当中，才会产生出这种深切的、确凿无疑的悠远感悟。生命的悟力来自天籁，一部人类的发现和发展史就在天籁中大笔书写。就文学和天籁的关系而言，还很少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够像《诗经》这样，得到生气灌注的呈现与表达，它是如此地饱满、如此地淋漓尽致。
人类既已离开了那个历史时期，就再也不能返回。这种不可逆的单向进路，使我们在一路获得的同时，也在一路遗失。所以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就是一次长长的回首，这样的遥望和沉浸实在是太重要了。“诗三百”的由来
有些专家认为，《诗》经历了周宣王和平王东迁后两次编订，孔子的修订已经是第三次，并说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次编订。经过漫长的诸侯分裂、频繁的社会动荡以及政治文化的变易，到了孔子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当时礼乐最重要的载体为《诗》，它除了不能按原有的规制进行演奏，失去了固定的音乐谐配，而且作为文本的歌词本身也有些混乱，比如重复、误植之类，这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孔子，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梳理订正一遍《诗》《乐》。有人以为既然是编订，也就一定有增删。但随着考古发现进一步得到的确证是，孔子当年并没有面对数量庞大的诗篇，于是也无从删削。早在孔子之前，《诗》的篇目大致也就如此了，而且排列顺序也差不太多。所以以前说的孔子将《诗》的三千缩减为三百，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断。
从考古记载来看，孔子对《诗》的篇目虽没有做过更易增减，但是在那个文字书写贫乏简陋之期，历经长时间的洇淹之后，一些重复的异写本、不够准确或以讹传讹的部分仍旧需要整饬。就此看，今天形成的《诗经》确有孔子的规范修正之功，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功莫大焉。一些衍文，重复的段落，混乱的版本，可能都要花费孔子许多劳作。我们还不能忘记孔子所具备的人生历练：半生劳碌，周游列国，完全可以掌握不同的《诗》的版本；他在听到一些新的传唱时，也会注意搜集和积累。作为一个敏感而用心的教育家和文学家，他会及时地捕捉和记录，将诸多不同加以比较鉴别，然后选择一个相当可靠的优质文本。
今天看，孔子做得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能并不是订正诗句，而是“乐正”。他自卫国返回鲁国，即开始着手这件极其复杂的工作了，这在当时是非常迫切的，也是他留给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事功。“正乐”和“正诗”实质上成了一体两面，如果将《诗》的编订与“正乐”的工作分开，反而会误解孔子的劳动。他当时所做的，主要是将每一首推敲确定字句的同时，再安放到一个相应的旋律之下：有其词必有其乐，诗与乐谐配并固定下来。《诗》《乐》合体，这才算初步完成了一件大的文化工程。
孔子所做的，既是文学和艺术的工作，同时又是礼法和政治的工作。如果把《国风》的诗篇放入《雅》的音乐，甚至更为错谬地置于《颂》的旋律之下，那不仅是不得体，而且是直接就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是艺术的混乱，还是礼法和体制的混乱。在孔子看来，这是一种可以引发其他种种大错的政治失范，是僭越和乱政的发端。所以，这种规范和订正与政体有关，更与诗的“经”的作用有关。也正是通过这个“正乐”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一部更加完整、规范、准确、凝练的《诗》。仅就改正衍文，统一版本，在文字记录极其匮乏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事业。这对于《诗》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前无古人的作用。后来中华文明又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浩劫，《诗》更属于被剿灭的传统典籍，虽然官藏本有可能保存，但它在宫墙之外的丧失、湮灭似乎不可避免。好在它已经流行于传唱之中，经常使用在一些节令场合上，通过口耳相传得以保留和传承。
对比同时遭劫的《书》等，正因为其不可传唱，一旦失去物质形态，也就无法流传和记忆。民间的保存力正像民间的创造力一样强大，就记忆而言，这种传唱之功比金石刻录更加坚不可摧。像西方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还有中国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它们的传播和记录途径也同样如此。
当年孔子订《诗》正乐劳绩巨大，却没能一劳永逸。后来《诗》又经历了更大的劫数和磨难。然而正是由于孔子的劳作，《诗》才得到了固本培元，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孔子对《诗》的修订特别是“乐正”，应该是《诗》传播和记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这为它以后经受长期战乱、社会政治变动而得以保存，提供了一个基础。《诗》的命运与《书》大为不同，后者可谓更加坎坷艰难，基本上是难以为继。我们今天看到的一部《书经》来自所谓的“伏生献书”，实际上大致还是一部伪作。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最令人哀叹的一件事。《诗》则完全不同，不断的出土给予佐证，它大致还是可信的。就此，我们要感谢孔子，特别要庆幸它的咏唱和旋律，感谢广阔的民间，感谢集体记忆的伟大力量。《诗》流传至今，尽管一代代经学家考证出许多异体字和其他谬误，甚至有“错简”之说，但是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它的信赖。采诗的目的
周王朝的民间采诗是为了“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这种说法来自《汉书·艺文志》，似乎已是不刊之论。但就真实情形来看，此说可能多少有点夸张。因为它的指向性和目的性过强，这就跟实际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的使用有诸多不符。娱乐在当时是极为贫乏的，所以表演性的歌咏十分重要，这种艺术形式对宫廷一定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全出于社会政治功用去民间采集诗篇，这样的理解大概过于理性了。这是一种社会实用主义的思维，之所以被不加怀疑地接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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