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学习小组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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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思想家试读：
序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广大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培养语文素养，促进终身学习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长大，将来才能够自由地翱翔于世界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青少年只要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思维和修养，有利于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并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
由于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卷帙浩繁，而广大中、小学生时间又有限，我们便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使之便于我们全面而轻松地阅读。
为了全面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知识基础，培养阅读的兴趣和爱好，这套课外读物还收编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广博知识，把阅读名著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扩大阅读的深度和范围，这正是设计本套读物的最大特色。因此，本套课外读物有着极强的广泛性、知识性、阅读性、趣味性和基础性，是广大中小学生阅读和收藏的最佳版本。
孔子
圣人出世
在一个美丽如画的秋日，叔梁纥和他妻子颜征在，在邻居曼父娘的陪伴下来到了尼丘山，祈祷山神、皇天保佑早生贵子。
也许是他们的诚心感动了山神。自从尼丘山求神以后，颜征在果然有了身孕。
叔梁纥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施氏生了9个女孩，第二位夫人生的儿子是跛子。为了体面和继承父业，叔梁纥不得不在晚年又取了颜征在为妻。
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8月27日，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因祷于尼丘山而生，又是老二，因此他父亲便为其取名孔丘，字仲尼。
老来得子，后继有人，叔梁纥就像老牛舐犊一般地爱护他。
刚刚出生的小仲尼，活泼可爱。在父母亲精心的培育下，这株幼苗一天天茁壮成长着。
夫妇俩时常在心中描绘着小仲尼的未来。于是，日子就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好景不长，在仲尼3岁那年，叔梁纥不幸逝世了，终年72岁。
叔梁纥的去世，对一家人来讲就像是房子折断了大梁。颜征在顿感依靠无人，哭干了泪水，哭碎了心肺，哭哑了嗓子，她们孤儿寡母，往后可怎么过啊！
丧事办理完毕，施氏对征在更加百般虐待，处处挑剔，事事不满。征在实在无法忍受，只得带着3岁的儿子，迁居到曲阜城。
曲阜是鲁国的都城。南北宽5华里，有7条大街，东西长7华里，有11条大街。城里周公庙一带殿宇巍峨，是鲁国的中心。
在曼父娘的帮助下，母子俩在城西北平民区安顿下来。
孔氏母子在曲阜定居后，生活当然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当时的孔子，虽然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精神生活方面，却有许多新奇的东西令他目不暇接。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所以西周的礼乐文献保存得最多，鲁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而鲁国的礼乐文献大多集中在都城曲阜。曲阜是当时仅次于京师洛邑（今河南洛阳）的礼乐文化中心。征在选择鲁国都城曲阜定居下来，其用意，除了这是娘家故乡，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用这里的文化氛围来教育儿子孔丘。
作为孩童的孔子，自然会得以有机会目睹这些规模浩大，礼仪规范的活动。
孔子除了学习礼仪外，在稍微年长之后，便通过一定的途径，学会了识字并读到了当时的一些典籍，例如《诗》、《书》。《诗》，又名《诗三百》，是西周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的一部总集。后被称为《诗经》。《书》，是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历史文献汇集，后称《尚书》或《书经》。《祁》、《乐》也都是孔子最为倾心的书籍，少年时期的他对这两本书爱不释手，不忍丢弃。
生活是艰难的，但是孔母颜征在是坚强的。她把生活艰辛的苦水咽入肚中，忍住丧夫的悲痛，尝试过各种营生。她在门前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上五谷杂粮和一些蔬菜，总算勉强维持生计。她还给人家洗洗补补，做些零活。冬天夜长，就在菜油灯下编织草鞋，也可以赚些零花钱用。就这样，征在节衣缩食，苦苦支撑着，惟一的希望和安慰便是她的儿子——孔丘。她一定要把儿子抚育成才，将来光宗耀祖、重振家业、实现丈夫的遗愿。
母亲的坚韧和家境的艰难促使孔子更加发奋读书。儿子孔丘在学习上显示出来的无比聪敏和极为认真的态度，使征在从心里感到满意。与此同时，她也感到了自己学识有限，常常被儿子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征在决定把他送到外祖父那里接受教育。外祖父颜襄满腹经纶，通今博古。早年曾做过官吏，告老后亦潜心治学。如今颜老虽已须发皆白，老态龙钟，但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颜老平时就非常喜欢孔丘这个小外孙。如今听女儿说外孙越来越聪颖好学，学而不厌，便欣然收下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弟子。
孔丘师从外祖父苦学3年，在此期间，颜老把几十年积累的学问全部传授给了孔丘。
快乐的学习生活伴着孔丘的成熟，促使孔丘有了很大进步。但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仲尼的头上。
有一天，颜襄正在给孔子讲课。讲着讲着，颜老忽然一阵头晕目眩，精神恍惚。他自知不妙，生命已到尽头，恐怕不能支撑多少时候了，便让孔丘扶他在躺椅上休息了一会儿，稍稍缓解以后，艰难而又深情地对孔丘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学识传授给了你……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时机到来，就要竭尽全力报效国家……要成大器……人生在世，要成就一番事业，让后人景仰和效法……若能做到这一步，不但可以光宗耀祖，老夫我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颜老死去以后，征在失去了娘家经济上的资助，生活更加举步维艰。由于长年的操劳，征在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瘦弱，有时还通宵达旦咳喘不止，不能安眠。
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孔丘的心。他恨自己不能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排解心中的忧愁。经过长期的思考，终于作出了决定：他要边学习边赚钱，养活母亲和自己。
于是他开始了打工的生涯。他跟隔壁邻居学会了赶车，他还去农家放过羊。在家里，他也总是帮母亲干一些家务。
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母亲知道了儿子的事。满心盼望着儿子出人头地的征在心如刀割，对这个懂事的孩子又爱又气。
赴宴受辱
一晃孔子19岁了，他奉母命与宋国兀官的女儿结婚了。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儿子。
此时的孔子，已在鲁国官府里担任着小小的官职。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辛勤地劳作着。
仲尼官职很低，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微不足道。他的职务原来是看管粮食仓库，但这个低贱的工作并没有埋没孔子的才华。他的博学被当时鲁国国君所知，当他喜得贵子之时，国君还送给仲尼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
孔子为了感恩国君，便给儿子命名为“鲤”，字“伯鱼”。
学识渊博的孔子，渐渐地闻名遐迩，于是有很多人主动求上门来请求进入师门，拜孔子为师。
这样，仲尼一边做官，一边教书。后来，由于弟子逐渐增多以至忙不过来，就索性辞去官职，专门搞教学工作。
教书的生活是清苦的，为了更好地传授知识给弟子，他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研究学问。
在治学的同时，他还注重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努力做个“君子”。
长年含辛茹苦，被生活重担压得未老先衰的颜征在终于一病不起，年纪轻轻便匆匆地结束了她的一生。孔丘悲痛欲绝，一头昏倒在母亲身上。
但不能一味地悲痛，怎样入殓？怎样殡葬？这次仲尼可遭遇到了难题，按照古礼，父母死后一定要合葬。但是，他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母亲生前只告诉孔子说：父亲葬到了一个叫防山的地方，从没有告诉孔子具体的地址。另外，春秋时期的风俗是墓地不立碑。所以，如果没有参加葬礼的人，很难知道孔父究竟葬在了什么地方。
日影在移动，时光在逝去，看热闹的人不少，就是没有能指点的人。
突然，一位中年妇女来到这里。当她问清了棺木里的人是谁后，放声大哭起来。原来，她就是叔梁纥夫妇的故友——曼父娘。在她的指点下，孔丘找到了父亲的墓地，孔丘终于合葬了父母亲。
把母亲的灵枢安葬好以后，仲尼跪拜了良久才离去。
孔丘殡葬母亲之后，按照母亲平时的教诲，仍旧努力学习，等待时机，施展才能，光宗耀祖，报效国家。一天，老朋友颜路跑来告诉孔丘说：“鲁国大夫季武子季相国要举行招待士的宴会了，你有没有被邀请呢？”
鲁国社会中的士，在当时是贵族的最低一级。但是它的地位虽比其他贵族低下，却是进入上层社会的起点，士的人数众多并接受过系统教育，是政府选拔人才的重要来源。因此，鲁国的执政者利用宴会，招贤纳士，选拔人才。而文人学士则通过宴会，聚在一起，可以演习礼仪，切磋技艺，也可借此接近上层，结识社会名流。
孔子虽未受到邀请，但他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扩大在社会中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懂得一些礼仪知识，去参加“士”的宴会是够格的，何况自己在曲阜已小有名气呢！
当时的鲁国，国君是鲁昭公，但他只是名义上的国君，不掌实权。真正的大权落在了三家大夫的手里，他们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
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权力最大。他担任了鲁国首席执政官，那时称为相国。人们又以冢宰相称。鲁国的读书人要想争得一官半职，当然得通过季孙氏这一关了。
在孔子的期盼之中，宴会终于举行了。一大清早，身高9尺6寸的孔丘就穿戴整齐了。一件青色衣衫，一顶“章甫”帽，孔丘正在服丧期，腰间扎一条白麻带子。他潇洒英俊，文质彬彬，兴冲冲地朝相国府走去。
相国府高墙大院，森严雄伟。那一天，大门洞开，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孔丘随着众人一脚跨进门去。哪里料想到，恰巧在这个时候，门内闪出一个人来，一把拉住了他。“且慢！”一声吼，把孔丘吓了一大跳，孔丘抬头一看，这个人不是季孙大夫家的家臣阳虎吗？
其实，这个人的本名叫阳货，就因为他凶猛像老虎，所以人称阳虎。这个人的长相和孔丘颇有几分相似，只是阴险而又诡计多端，因此是一脸的凶相。眼下阳虎正在走红。当时的鲁国，季孙氏控制了鲁国国君鲁昭公，而阳虎控制了相国大夫季孙氏。这是人所共知的。
阳虎凶狠狠地问：“孔丘，你到这里来干嘛？”
孔丘答：“季孙大夫宴请鲁国的文人学士，我来赴宴。”“季冢宰设宴招待士人，士是贵族，可您没有被邀请啊！”阳虎满脸讥讽地说。“我是贵族之后……”孔丘面带怒色，声音发抖。“什么贵族？是放牛贵族还是吹唢呐的贵族？哈哈……哈哈……”
孔丘拂袖转身而去，心情懊丧、万般无奈地回到了家中。
这是孔丘想进入贵族社会时遭遇到的当头一棒啊！
面对难堪的羞辱和打击，孔丘只好默默承受这一切，把苦涩吞进了肚里。但这一番挫折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
在年轻的孔丘的心灵深处，对贵族的等级制度并没有任何的抵触和反抗，他是以一种膜拜的敬畏之心，由衷地顺从和接受了。
通过这一次受辱，他更深深地认识到像他这样的年轻子弟想挤进贵族的行列，挤身仕途，靠的只有知识、学识和本领，还有精通六艺。从此，他更加不知疲倦地发奋学习。他一面钻研礼乐书教，一面练习射和御。
功夫不负有心人，孔丘的努力再加上天生的智慧使他的学识越来越广博，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拜他为师。
发奋苦读
春秋时期，凡是上流社会的贵族，都必须学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称之为“六艺”的基本功。因此，六艺是孔子学习的主要内容，他学习的方法是刻苦地自学和虚心地向别人请教。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一次偶然的机会，孔子听说郯子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十分钦佩，真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能失去这次学习的机会。
一大清早，孔子就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地守候在郯子下榻的馆舍门前，恳求郯子赐教。可是，没想到郯子出去赴宴了。
炎炎烈日下，孔子站在馆舍前，自觉头昏眼花，眼冒金星。真是熬煞人也，但这并没有改变孔子的求教决心。
宴会结束后，郯子乘车回到馆舍，郯子望着眼前这个风度翩翩、气宇轩昂的青年人，不觉心生喜爱之情。再看看那经烈日熏晒而汗流浃背湿透的衣衫，又不觉心生怜惜之情。
恰巧这时候，陪送郯子一起回馆舍的鲁国仲孙大夫走下车来，见是孔子，便向郯子引荐，于是孔子随一行人来到馆舍里面，分宾主而坐。
孔子开门见山，提出了他的问题，说：“孔丘听说贵国特别重鸟，以鸟作官名，不知是什么原因，冒昧求教，不知能赏脸否？”
郯子见孔子如此虚心好学，很受感动，不顾疲劳，娓娓谈了起来：“从前黄帝用云纪事，故百官都用云来命名，炎帝以火纪事，故百官都用火来命名，共工氏以水纪事，故百官都用水来命名，大吴氏以龙纪事，吾郯国祖先少障氏立国时，有凤凰立于梧桐树上，先祖以为是吉祥之兆，所以用鸟来命名百官，以鸟命宫的制度就这样确立了。”
孔子感谢郯子的认真赐教，又询问了一些别的问题，郯子也都一一回答，孔子再三道谢，告辞而去。
孔子有着超群的音乐天赋。各种乐器到他那里，一练便会，无师自通。但是，他知道自己好多地方都未能得其要领，更谈不上登堂入室，所以决心求名师指点。
春天，孔子整理好简单的行装，出门远行。他要到晋国去拜师襄子为师，讨教音乐方面的问题。
在那里，孔子虚心请教，从不满足，领悟到了音乐的真缔。
转眼间，孔子已经来到这1个多月了。在此期间，孔子和师襄子终日论琴谈曲，成了知音。在两人即将离别之际，孔子深情地对师襄子说：“全仰仗夫子教导！要我如在黑暗中遇到了光明。我不虚此行啊！”孔子再三道谢，方恋恋不舍地告别离开。
鲁国的太庙是学习、了解西周历史、鲁国历史以及各种礼仪制度的理想场所。勤学好问、学而不厌的孔子，怎能放过这样的学习条件呢？
孔子在太庙里所见到的，有的是他熟悉的，他从小便在郊祭活动中见识过，自己还仿效着演练过，还有很多是陌生的，要深究起来，他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不懂就问，这是孔子的性格。于是等祭礼完毕，参加祭礼的人大多散去后，孔子便向赞礼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请问什么情况可以用八佾舞？什么情况用六佾舞？”“祭周公的祭典上能奏《韶》乐吗？”
赞礼官是一个50多岁、知道得很多的长者，他对孔子提出的问题，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并且以赞许的口吻对孔子说：“先生很虚心好学啊！”
孔子上前作揖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晚辈在这里谢谢您了。”
孔子沿着勤学好问的自学道路不厌不倦地学习，他的礼乐知识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他的射、御、书、数这四门技艺也样样精通。
没过多久，孔子的名气便传开了，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慕名前来拜师学艺。
京师洛邑是春秋时期全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收藏着全国最丰富的文物典籍，保存着最完备最典型的国家礼仪制度。随着教学工作的不断展开，孔子觉得有必要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学识。所以，他决定去京师洛阳求学。
马蹄声声，车轮滚滚，装饰一新的马车，在阳光照射下，放射出欢乐的光亮，车上坐着孔子、南宫敬叔以及御者三人，从鲁国曲阜出发，向西南奔驰而去。
当时正是暮春时节，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出了城门，顿时觉得天也宽了，地也广了，蓝天白云，万里晴空。路旁有杨柳轻摆腰肢，好像在跟过往的行人打招呼。各色野花一点点、一簇簇，像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
望着眼前的美景，孔子不禁想起含辛茹苦的母亲，慈祥而博学的外公。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历历在目。孔子心里默念着：“妈妈、外公，丘儿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要继续完善自己，不断磨练自己，好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你们在天上保佑我吧。”
孔子这一次到京师去，可以说是他走向社会以来最愉快的时期：兴办学堂的成功，鲁国贵族的赏识，鲁昭公的支持，都使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希望更加丰富君臣礼仪方面的知识，以备有朝一日进入上层社会。
坐在他身旁的南宫敬叔还未满20岁，英俊潇洒、风华正茂、谦虚谨慎、聪明而热情。对于这个新入门的弟子，孔子很是赞许。他夫子长夫子短地问这问那，对什么都感兴趣。孔子对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弟子所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滔滔不绝，恨不能把自己的所知、所学一下子都倾注给他。
经过几天的奔波劳碌，孔子终于到达了洛阳。
到底还是京师啊！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大大小小的店铺，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
敬叔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对什么都觉得好奇，兴奋不已。此时的孔子也满怀喜悦，笑语盈盈。
孔子师徒二人最先参观的是明堂和太庙。
明堂是周天子议事和宣政的地方，所有朝令、庆赏、选士等大典都在这里进行。明堂从外面远远望去，是一群布局严谨的建筑群，既古朴，又高大。师徒二人到了里面，只见四周墙壁上画着许多画像：尧、舜、禹、桀、纣、周公、成王……，这些画像都是彩绘。各个人物神态不同，栩栩如生。从画像不同的形态、神情都能体现出其人的善恶好坏。譬如尧、舜和禹的画像，魁梧高大，慈眉善目，和善可亲，而夏桀和商纣的画像却是另一幅模样：横眉竖目，既丑且陋，而且他们都坐在一个妇女身上，以妇女为坐骑，更加显得狰狞残酷。
所有画像中最让孔子着迷的是画在东面墙上的“周公相成王”图。周公身材高大，面目表情严肃，端坐在屏风后，辅助年幼的成王接见别国使臣觐见。孔子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对南宫敬叔说：“你看，有周公在后面，年幼的成王都显得威仪了。”
孔子在他心目中最崇敬的周公画像面前，凝神注目，激动得久久不肯离去，要不是敬叔在一旁催促，他大概真要乐而忘归了。
师徒二人又接着参观了周公的祖庙——太庙，孔子依照春秋的礼节，恭敬地行了礼。礼毕，只见台阶上有一尊铜像，背面刻着一句话：“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这句话明显袭用了道家的用语。
孔子回过头对敬叔说：“做人要出言谨慎，为人处世要考虑周全，不可轻易说话。古人说的话，要记住啊！”
孔子停了一会儿又说：“话虽如此，然而又似乎太过。掌权的人暴戾，世道不公，如果人人缄口不语，无人仗义直言秉公进谏，如何又能纠偏？又如何能改错？”
南宫敬叔听了，感叹地点了点头。
孔子在京师洛邑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同老子会见。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当时担任东周政府的守藏室史（国家博物馆负责人）。要比孔子年长一些，是一位学识渊博、社会经验丰富，精通古代礼制而又对礼持严峻批判态度的老者。孔子拜会他的目的，一是参阅他收藏的文物典籍，二是请教礼仪制度。因此，在洛邑期间，他们交往颇多，还一同给人家办过婚礼大典。孔子与老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次，孔子去老子那里聊天。
孔子向老子说：“鄙人对各种礼制做过一些研究，但终觉得不能融会贯通，还望长辈指教。”
老子说：“礼制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周公都能按照礼制实行仁政，所以国泰民安、民心归顺，夏梁、商纣都废礼制，毁仁政，弄得民不聊生，最后群起而攻之，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大凡古代圣明的帝王都能替天行道，救国救民。”
老子这番意味深长的谈话，孔子一直记在心里，后用这番话教育弟子，并说这是以前老子亲口向他讲的。
老子还向孔子传授具体的礼仪制度。老子对孔子谈到：“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放到太祖庙里，以表示各位祖先为国丧而会聚一起。等到要安葬而率哭之后，又把神主放回到各自的庙里。如果君王出国，就由太宰取出各庙神主与君同行。至于合祭时，则由太祖取二昭。穆的神主合食于太祖庙。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排列仪仗队，不许闲人走动。”
孔子又向老子请教礼仪制度。例如：出丧的时候遇到日蚀怎么办？其他小孩子死了该葬到近处还是远离家门？国家办丧事的时候不避战争对不对？战争的时候应该把国君的牌位带着出征，还是不带等等。老子对孔子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具体而详细的回答。
孔子对礼仪制度有关知识的求知欲，体现了他来日踏上上层社会时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需要。但是，对老子来说，孔子这种对政教礼乐的热心，使他逐渐感到这位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在他看来，孔子热衷的这些东西，都是浮华不实之学，应该绝对放弃。礼仪的繁文褥节使人容易丧失淳厚朴实的天性。而人一旦没有了纯真的天性，就会产生虚伪、争斗的邪念，给社会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所以说：“礼是忠信的功劳簿，却是祸乱的罪魁祸首。”
当孔子最后一次请教古礼或前圣古训的时候，老子有些不耐烦了，答道：“你说的那群人，连尸首都化成了灰，只留下了一些只适应当时情形的话而已。作为君子，如果生能逢时，倒可以出门讲讲排场，摆摆阔气，如果生不逢时，就应像是草一样随风飘转而无所追求。我听说，会做生意的人，往往把自己的货物囤积起来，装做一无所有的样子，德行深厚的人，表面看上去像一个大傻瓜。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气、贪心、自我表现和一切妄想，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要回答你的，我能回答你的，就是这些。”
孔子听了后，陷入深思。
孔子准备动身返鲁之前，他和敬叔到老子那里告别。老子深情地说：“我听说古人为朋友送行，大多要赠送礼物。我就送你几句话吧。”“聪敏深察者接近死亡，因为他喜欢议论是非，雄辩博学者危害自身，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坏处。为人子者不要与人相争，为人臣者不要与人相争。”
老子的话语重心长。孔子再三道谢后，和南宫敬叔登车返鲁。
潜心教学
30岁那年，孔子从洛阳归来，在学业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孔子仍思考着以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进入30岁以来，这两个问题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思虑，孔子想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求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求他设坛授徒。那么，收徒讲学，兴办学堂究竟可为不可为？孔子思潮澎湃，心中像翻卷的浪花，又像一团乱麻，充满了矛盾的碰撞。孔子为礼崩乐坏的天下局势而忧心忡忡，为自己后半生人生道路的抉择而烦躁不安。
孔子头晕目眩，又捱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早饭过后，颜路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他一些问题。经过孔子耐心地开导，颜路顿觉豁然开朗。
于是，颜路便拜孔子为师，并提出要求孔子办学堂。
等颜路离开之后，孔子认真思考了起来：为了改变这礼崩乐坏，天下动乱不安的局面，收办学堂，这是一条路子。是的，既要培养出具有“六艺”的人才，又要培养出忠君爱民的贤臣，帮助君王实现仁政德治，恢复文、武、周公时的政治局面，重现太平盛世！
打定主意，孔子决定不再犹豫，马上选个黄道吉日，开工收徒。
那一天，孔子为办学堂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他争得仲孙大夫的同意，并申请一些经费，为办学堂作物质上的准备。仲孙大夫一向推崇孔子的为人和学问，相信凭他的名声和才干，一定能办好学堂。
第二件事，招集几个青年人来垒土筑讲坛。
自从孔子兴办学堂的消息传播出去后，那些早就向孔子求教的人，还有那些崇拜孔子学识、才能的人都欣喜不已。
开学那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孔家院子里喜气洋洋，热闹非凡。颜路、曾点等三四十个青年人聚集在讲坛周围，他们每一个都手捧“束修”（一束肉干），一个挨一个地参拜孔子，行拜师大礼。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体制。那时候，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进“公学”接受教育。孔子说：“我办学堂有教无共，不分年龄、贵贱、贫富，只要想学习，交上束修就可以入学了。”
这样，远近一些平民家的孩子纷纷来投靠孔子，拜师学习。加上孔子此时在社会上的名声已经不小，深得广大百姓的信任，也都乐意把孩子送到他门下来学习。
不久，孔子就收下了一大批学生。
相传，孔子的弟子有3000人之多，这当然是指在一生里先后向他求教的总人数来说的。
自从孔子17岁赴宴受辱，被阳虎拒之于门外，到如今权贵之人主动送子上门求学，整整过去了17年。想到这17年奋斗中所尝到的种种酸甜苦辣，以及今天所取得的成功和荣誉，他不禁感慨万千！
抨击权贵
孔子35岁那年，鲁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势力膨胀，严重削弱王室权力，鲁昭公这个国君名存实亡。
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是各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由于大权旁落，昭公祭祀祖先时，只能草草地安排：乐团是求来的，舞师也只有两个人。这对于一个王室来说，实在是寒酸极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季孙子祭祖的时候，场面壮大，极尽奢华，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祭祖活动结束后的一天，孔子师生分散在讲坛周围休息。忽然子路从外面闯了进来，走到孔子身边，对孔子气呼呼地说：“老师，我们在这里讲礼、学礼、演礼，可是除了我们师生几个，举国上下，早已礼崩乐坏，还有谁在讲究周礼呢？”
孔子正要批评子路讲话没有分寸。子路接着又说下去：“老师不是讲过八佾舞是周天子专用的乐舞，就连一般诸候也只能用六佾舞吗？他季孙子，一个卿大夫却在自家的殿堂里舞起了八佾，这是合乎周礼的行为吗？”
学生们听了子路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纷纷围过来议论起来：“季平子只能用四佾。”“这是僭礼。”“他那里哪能舞得起八佾？他家的舞队只有32人。”“他把鲁公室的舞队调去了，跟他自家的舞队合在一起，所以演出了‘八佾舞于庭’的场面。”“听说祭祖撤奠的时候还唱了只有天子祭祖时才能用的《雍》歌呢！”“祭祖那天，季冢宰府上的声势着实气派呢。相比之下，鲁君祭祖的时候，不但无声无息，而且舞队被季家调走了三分之一，连舞也跳不成了，真叫惨呐！”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议论，忽听孔子一声长叹说：“季平子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气得脸色发青，手抖个不停。他的弟子们第一次看见老师气成这个模样，一个个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闭了嘴，全场突然一片肃静。
季平子如此专横，使鲁昭公很难堪。昭公把这事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那年的9月，在君臣之间，各当权派贵族之间展开的大搏斗却是从一次斗鸡比赛开始的，因此，鲁历史上称它为“斗鸡之变”。
比赛的这天早上，斗鸡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万头攒动，人声嘈杂，盼着好戏早点上演。
比赛开始了。开始的几轮比赛，都以那家（反对季平子的一个大臣）公鸡惨败来结束。因为季家公鸡的翅膀上敷了能使敌鸡致瞎的辣椒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后来，反对季平子的大臣家便在鸡爪上装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锋利的铜钩。这样，反过来季家的鸡又无一例外地被抓瞎了眼睛，抓破了脖子，总是以失败告终。
季平子觉得尽失颜面，气呼呼地返回府去，决定第二天采取行动伺机报复。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当天深夜，昭伯率领大队人马，把相国府围得水泄不通。
季平子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急匆匆地跑到看台上，昭伯又杀气腾腾地追上了看台。
此时，季平子身边只有七八个人，自知寡不敌众，不如假意求饶，蒙混过关为好。想到这里，他急忙躬下肥胖的身子，连连作揖说：“昭伯大人，我们同是鲁国大夫，又都是主公的臣子，您饶了我吧，看在主公的份上，放我走吧！”“你休想走掉！”季平子闻声看去，不好！鲁昭公率领一队人马前来。
顿时吓得他魂不附体，长跪在地，一边磕头一边向鲁昭公哀求道：“主公救我！微臣有罪！请主公开恩！臣和主公本是同祖同宗，看在老祖宗面上，饶我一命吧！”
鲁昭公眉头一扬，恨恨地说：“平日里，你大权独揽，专横霸道、飞扬跋扈。你身为相国，却不问政务，终日斗鸡走狗，闹得朝堂人心涣散，国势日衰，你知罪吗？”
眼看着季氏人头就要落地，退无可返的时候，孟懿子的一个家丁冲到看台之上，手起剑落，把正在步步进逼的昭伯斩为两段。众兵见主将一死，便四散逃命，吓得鲁昭公面如土色，两腿发软，在贴身随从的护卫下，跨上一匹马，逃命国外去了。
昭公最后逃出了鲁国，奔往北邻的齐国。
孔子原来做过季氏的家臣，维持着跟季氏不算坏的关系。但是，孔子供职于季氏，只是想过他这块跳板达到辅佐君王的目的。却不料季平子竟干出了跟国君兵刃相见的勾当。
在与昭公相抗衡中取得胜利的季平子，更是不可一世。他篡夺了鲁君的王位，肆无忌惮地行使国君的权利。
在乱臣贼子的统治下，孔子知道自己的才能难以发挥，便追随鲁昭公而去。
孔子带着子路、颜回等几个弟子，来到了齐鲁交界的泰山脚下。
忽然，听到一位妇女的啼哭声，孔子叫子路看个究竟。子路回来把妇女一家三代为逃避苛捐杂税被老虎咬死的悲惨遭遇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遥望着苍天，半天不语。最后，才无限感慨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记住这件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师生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前往齐国的路上继续奔波。
这一天，孔子师生终于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高高的城墙，壮美的城阙。啊！多气派的大城市！孔子眼前一亮，心情也随之起了变化。
孔子在此第一次聆听了齐国太师演奏的《音召》乐后，十分欣赏，便埋头学习这首乐曲，沉醉于乐曲美妙的韵味中，以至于在好几个月中，连吃肉也觉不出肉的味道了。
来到齐国后，孔子慢慢看清楚了齐国当时的形势：高氏、国氏、田氏势力极大，君权受到威胁。
齐景公眼看国情恶化，忧国忧民，痛心疾首。所以，他看到孔子来访，就问道：“5年前夫子劝谏寡人的一番话，使寡人获益匪浅，今朝夫子来齐国，寡人正有很多问题要向夫子请教呢！请问夫子，怎样才算政治清明呢？”
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的回答强调了理顺君臣、父子关系，切中了齐国的时弊，并且提出了匡救时弊的根本对策。
已经上了年纪的齐景公对孔子这段话所包含的批评齐国君臣的内含似乎没有听懂，只觉得很有道理，称赞孔子说：“您说得多好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得着吗？”
鉴于当时齐国的形势，高氏、国氏、田氏这些大家族的势力正日趋膨胀，这势必使君权受到损害。孔子主张维持应有的君臣、父子关系的学说，自然很对齐景公的胃口。
过了几天，齐景公又召孔子进宫，问：“寡人在位多年，爱抚百姓，选拔良才，却始终不能继承先君齐桓公的霸业，这是为什么呢？依夫子之见，寡人应如何为政？”
孔子答道：“政在节财。”
孔子的言论，使齐景公意识到孔子的思想观点很适合于自己整顿齐国政治，保护君权的需要。因此，便认为孔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由此，齐景公便萌生了任用孔子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想法。
于是，景公决定，要将尼裂之田赐给孔子，拉开重用孔子的序幕。
但是，齐相晏婴阻止了景公欲封孔子这件事。
作为老练且务实的政治家晏婴，对孔子的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孔子只能是一位在政治上充满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并不适宜当时齐国的社会情况。所以晏婴在孔子的任用上，投了反对票。
其后，景公就在对孔子官职任用上持模棱的态度，只是偶尔请孔子参与一睚政事。同时，孔子的先进思想损害了部分士大夫利益，因此齐国的大夫要杀害他，他不得不离开了齐国。
孔子参政
孔子回到鲁国后，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被赶出鲁国的鲁昭公在晋国去世。鲁定公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然而他也只是一个傀儡，政权仍由季平子把持着。
可世事难料，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季平子逝世，他的儿子季桓子继任，可季桓子还是没有斗过家臣阳虎，于是，鲁国成了阳虎的天下。
此时，政局不稳，各派势力都想拉拢孔子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但都被孔子拒绝了，阳虎亦阴谋造反。
阴谋造反之事败露后，季桓子联合孟孙氏和阳虎展开战斗。
双方战斗得死去活来，后来阳虎有些力不从心，败下阵来。
鲁定公派武将申句须和东颀各带兵车100乘，前去追杀阳虎。经过几次拼搏、追杀，终于将阳虎的士兵击溃。阳虎扑灭三桓的阴谋破产了。
阳虎单枪匹马，逃到齐国。定公九年，鲁国派兵讨伐阳虎。阳虎又奔齐、奔宋，不久逃到晋国，被赵简子收留。
阳虎事变之后，鲁国政局仍然十分不稳。鲁国统治者为了稳定国家的政局，发展国家，聘请了孔子做中都宰，后任司空，再后来任大司寇，直接参与内政外交，代行相国职务。
孔子就任官职后，锐意改革政治，极力实施礼治政策。
孔子的礼治政策实施之后，成效卓著。鲁国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犯罪行为日益减少，百姓们礼貌且文明。其它国家听到这件事后。也都纷纷效仿，改变治理国家的策略。
孔子为官虽然为期不长，从鲁定公九年到十三年前后不过4年，但却是孔子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日子。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孔子这段美好的记忆之中吧！这还得从鲁国政府为什么要聘用孔子，请孔子出仁说起。
当时鲁的相国是季桓子。正当季桓子踌躇满志出任之时，他遇到了阳虎事变，几乎命丧黄泉。死里逃生的季桓子需要物色贤能之才，辅佐他处理内政外交的事务，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想到了孔子。
季桓子从心里想聘用孔子。委以重任，于是他向鲁定公提出了这个想法。
鲁定公早已听说孔子是一个有学识的君子，而孔子到齐国两年，深得齐景公的信任，但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任用，可见他的政见不怎么高明。犹豫之下，经过一番推敲，便决定先到地方上试试，如果确有雄韬大略，再提升到朝中任用不迟。就这样，鲁定公委任孔子为中都宰。
中都是鲁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邑，离曲阜不远。中都宰是中都邑之长，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县长。虽然职位不算高，但是孔子还是挺珍惜这次实践自己愿望的机会，决定尽心竭力把事情办好。
孔子上任之前，带了子贡、颜回等几个弟子深入民间，体察民风民情。只见中都城外一片荒芜、杂草蔓延，人们纷纷出城讨饭，路旁饿死鬼的白骨成堆，好不悲惨啊！孔子简直是痛心疾首。
进入中都城内，城墙四处倒塌，房屋矮小破旧，街道狭窄泥泞。街上游民流荡，乞丐成群。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都的民情，孔子先后拜访了三老、乡绅和当地名流，探询解决问题的方案。经过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孔子开始制订治理的措施和方略。
孔子首先召集书史差役开会。告诉他们，全体留用不动，以1个月为期限，在这1个月内办事公正认真、为人廉洁诚实的留下，偷懒消极、贪赃枉法的除名。孔子还宣布了6个方面的改革措施：1. 发动全邑农民，加固堤防，开渠凿井，预防水旱灾害。2. 设立多个工场作坊，安置无业游民和乞丐。3. 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风气，组织人员到下面讲仁、讲义、讲礼、
讲德，讲居家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4. 劝导工商小贩做生意买卖要诚实守信。5. 提倡节俭，要求衙署役吏一律穿布衣，戴布帽，出外一律步行。6. 在金邑四乡添建学堂，让少年一律入校读书。
孔子这6条措施实行了1年以来，收效显著。中都迅速从百废待兴，发展到百业兴旺。百姓们过上了温饱的日子。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讲究礼仪，知廉耻，上敬老，下爱幼。社会一片祥和、安定的局面。中都大治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鲁国内外、中原大地。
一天，孔子正执行公务之时，一纸差令打断了孔子的聚精会神。展开绢帛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孔卿，政绩卓著，寡人欲委以重任。即返都城，速速勿误。”
孔子喜出望外，收拾行装，踏上回归曲阜的行程。
他刚走出自己的屋子，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门外挤满了前来送行的男女老少。他们当中有与孔子共事的差役，有富甲一方的乡绅，更多的是普通的黎民百姓。他们你推我挤地往前拥，手捧着自己珍爱的礼物，争着要给孔子送礼物。
孔子站在屋前，涕泪纵横。
回到都城后，孔子马上进宫见鲁定公。
鲁定公对孔子的政绩非常满意，又见孔子对自己的雄才大略十分自信，便委任为大司寇。
大司寇是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司法部部长。大司寇是跟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位同卿大夫。孔子作为一个非贵族出身的平民，被提升为如此高的职位，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刚刚上任大司寇的孔子，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案件，不急不慌，有条不紊地清理长期未了结的官司。
古时候的春秋时代，法律条文规定得并不明确，长官只是凭借个人主观意志判定案件。可是孔子当司寇，却一改往日旧的常规。每次在判决之前，总是详细了解案情——向有关此案的人征求意见。孔子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最后的裁决。孔子这种民主办案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
孔子执法，虽然对触犯刑律的人加以惩罚，甚至处以重刑，但更重要的是以仁德，以礼教教化人民。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对，怎样做符合“礼”，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
孔子任大司寇期间，待人谦恭，与大臣们紧密配合，使政通人和，全国上下对孔子十分满意。
孔子任大司寇以来，鲁国发展迅速，邻国争相仿效。这给齐景公称霸的梦想以沉重一击。
一天，齐景公遇到太宰黎且献计夹谷结盟。于是黎修下一封国书。邀请鲁君于6月15日，在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县）举行友好大会，永结两国盟好。
做为弱国的鲁国收到齐景公的国书，搞不明白齐景公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事关重大，马上召集大臣商量对策。
对于此事，季桓子、叔孙州化、阵孙何忍和孔子都发表了不同观点，最后决定按孔子的想法去办。鲁定公并邀请富有学识、勇敢、机敏的孔子一同前往。
孔子踌躇间想到：如何避免齐国的威逼要挟，为鲁国保全声誉，确实难度极大。会盟也可能是一个大大的陷阱，名为两国盟会，实则暗藏杀机。但是身为国君重用的大臣，应以社稷为重，哪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否？荣辱与否？既然大家如此信任我，就接受命令吧！思考到这里，孔子向定公及大臣们施礼道：“微臣感谢主公、各位大臣的器重。臣领命！”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6月15日，申句须和乐颀率领战车500乘，经过两天的跋涉，护卫着鲁定公来到了夹谷会场。
齐国方面的代表，是齐景公和宰相黎。
齐景公和鲁定公朝南落座，其他代表也都各就各位。
互相行礼后，齐国的司仪便出来向景公报告说：“请奏四方之乐。”
景公点头说：“可以。”
乐声一停，两国国君各自烧上3炷香，齐君以东道主身份致欢迎词：“齐鲁两国，世代友好。齐欣闻鲁国大治，国泰民安。特聚会以示祝贺。并约请鲁国永结同盟，亲如兄弟。齐国有难，鲁国相救，鲁国有难，齐国也不会袖手旁观。天地作证，决不毁盟。”两国相礼登坛，祭拜天地，卫士准备好祭酒，歃血为盟后，将酒饮尽后又重新入座。
黎：“齐鲁会盟是两国盛事，不可无乐无舞，臣已备好乐舞前来助兴，请两位国君观赏。”
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旗旄以及矛、戟等兵器鼓噪而至。他们一个个手持剑戟、族旄，在定公面前摇来晃去，如群魔乱舞，奔走咆哮，吓得定公面如土色，浑身颤抖。
孔子一看，觉得情形不对，怒发冲冠，双目圆睁，也顾不得礼仪，三步并作两步跃上台去，登上台阶说：“两国君主友好相会，而裔夷之俘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国国君一定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周边地区图谋中原，夷人扰乱华人，俘虏侵犯盟会，武力威胁友好，这对神灵是不祥，在德行上是失义，对人是无礼，您齐君不会这样做吧？”
齐景公听了孔子这番有理有据的谈话后，自觉心虚理亏，不能作答，连忙命令莱人立刻离开。
盟会结束后，景公设宴款待定公，但孔子很是不放心，担心齐国另有图谋，可能在宴会上拨弄一些是非也未可知。因此，孔子立刻对景公的近臣说：“齐国和鲁国的旧典，您难道没有听说吗？事情快要结束，而又设享礼，这只能使办事人员徒劳。而且牺尊、象尊这些礼器不宜拿出国门，钟、磬等嘉乐不能在野外合奏，在此设享而动用这些东西，是很不合礼法的，这也有辱于贵国君主的名誉。所以，依我看来，这宴会还是不要举行的好，请您向景公谏言。”
景公听到孔子传来的话，不觉得有点惭愧，决定把宴会取消了。
晚上，景公君臣二人默默相对，终于，景公开了腔：“我怎么责怪你才好呢？你看，孔子是遵循古人礼仪引导他的国君。而你为什么只知道用夷狄之道来向我建议？让我尽失颜面？”
黎仍默不作声，今天输了的，明天一定赢回来，想着想着，他一拍大腿，说：“有了。”
第二天，是齐鲁双方正式订阅盟约的良日，盟约初稿共9款，是由齐国一方事先拟订好的。初稿交到鲁定公手里，他逐行细看，突然发现有这样一款：“齐国出征时，鲁国须出兵车300乘相随，否则是破坏盟约。”“这分明要鲁国自己接受齐国附庸国的地位！岂有此理！”孔子不住地在颤抖。
会上，孔子一再要求齐景公对这一款做出解释。齐景公自觉理亏，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齐鲁既已结盟，就应来相助。”
孔子赞许地说：“这道理讲得好啊！那么，同样，过去齐国侵占我鲁国的土地，若不归还鲁国也是破坏盟约。”
齐景公无言以对，被迫答应把过去侵占鲁国的全部土地归还鲁国，并且把它写到盟约之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夹谷会盟”。
夹谷会盟的胜利，不仅与孔子的博学多才有关，更体现了孔子政治家、外交家的才智。
夹谷会盟为鲁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他受到了鲁定公的重用。
鲁定公十二年的夏天，孔子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基础。他想利用这阵和煦的春风，进行大刀阔斧的内政改革。
他进一步想，要使鲁国政治走上正轨，必须削减三大夫政治权势。
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就是鲁定公有名无实，只有虚位。卿大夫“三桓”专政，掌握实权。而三桓又被他们各自的家臣控制，三桓对他们的家臣也都无可奈何。因此，整个鲁国的统治集团，名与实颠倒，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这就是礼崩乐坏。而这种混乱局面，突出表现在“三桓”势力过大。
要想彻底改变鲁国政治的混乱局面，必须“强公室”，就是要树立国君（公室）的绝对统治权；必须“抑三卿”，要削弱季桓子、叔孙懿子、孟孙何忌这三家世袭大夫的实力，要他们（尤其是季桓子）严守臣道，不得超过君臣之礼。总之一定让鲁国循着周礼，按着贵族等级制度治理国家，使人民安定。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推而广之，扩大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这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是他一生追求奋斗的目标。
但是，公开提出“强公室”、“抑三卿”无异于引火烧身，以卵击石。三桓是断断不会同意的。
颇有政治智谋的孔子深入分析了鲁国各方面的力量，他抓住了三桓与各自家里之间的矛盾，决定从这里入手解决问题。
春秋时期，国君为了奖赏诸侯、大臣，实行分封制度。诸侯各国的卿大夫都有自己的封地，称为“邑”，或称“采邑”。这些卿大夫连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都城，他们把采邑派给家臣管理。在他们的封地内建立城堡，组织起武装分队，有的城堡还发展成规模很大的军事要塞，鲁国季民的费邑，叔氏的邑，隈氏的成邑就是这样的要塞。
三桓费尽心力地经营三邑，本来是为了加强实力，但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想受其益，乐得清闲，不料反受其害，被一些野心勃勃的家臣所利用。一些家臣以城堡为据点，扩张实力，以至发生叛乱。虽然一些叛变事件被平定，但家臣势力仍很大。
根据三卿与各自家臣这种尖锐的矛盾，孔子续密地制订了“拆三都”的计划。“拆”是拆毁的意思，三都指季氏、叔氏、孟氏三家大夫的家臣所盘踞的三个城堡。“拆三都”就是要拆毁被三卿家里分别盘踞的费都、都、成都三个城堡。孔子思忖再三，决定以“贬家臣”为名，进行“强公室”、“拆三都”的实际活动。
这些计划孔子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向鲁定公禀明，并赢得他的支持。
一天，鲁定公召孔子进宫问政。鲁定公看了看孔子，满意地说：“寡人有爱卿辅佐，如今的鲁国可以说是既无外忧，又无内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孔子故意提高声调说：“居安思危啊！鲁国当前的政局依然很严峻，可以说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鲁定公不以为然地说：“爱卿不必危言耸听，故做惊人之语。”
孔子严肃地说：“三桓的家臣势力越来越大，他们飞扬跋扈，犯上作乱早有预谋。随着他们实力的扩张，其兵马越来越多，城墙越筑越高。三桓扶植的私人势力，与公室分庭抗礼。主公，您不会忘记当年的阳虎之乱吧？这些家臣的贼心不死，这些祸患不除，国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鲁定公说：“那么，应该怎样防备才好？”
孔子说：“按周朝的古制，‘大臣家不藏甲（甲指军队），大夫没有长度超过300丈、高1丈的城邑。现在，费都、都、成都的城墙早已超过了规定。这些城池坚固，家有甲兵之藏，最危险的事，臣的叛变，大都是由此而起。最好是把城池拆掉。”
鲁定公不听则已，一听吓得目瞪口呆，重复着孔子的话，问道：“拆毁三家城邑的城墙？那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肯定不答应。”
孔子说：“不答应，但他们最后会同意的，理由有二：
第一，城墙太高，违背周礼；
第二，这是更重要的，目前盘踞费都的公山不狃，盘踞都的侯犯正蓄意与季孙氏、叔孙氏为敌。主公此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联合三家，一起发兵，制止叛乱。三家求之不得，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鲁定公听完之后，心虽放下了一半，但仍惴惴不安地说：“如果他们不听命，如何是好？”
孔子斩钉截铁地回答到：“那我们就派军队强行拆毁。”
孔子“计拆三都”的计划终于得到了鲁定公的支持。与此同时，季桓子和叔孙风正急于消除叛逆的家臣，因此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计拆三都”这一宏伟的计划分三大步骤实施。
首先，计拆都。叔孙施子自告奋勇，亲自率领军队，拆掉了都的三尺城墙。而都的叛徒侯犯两年前就已叛逃在外，虽又重新杀了回来，却得不到本邑百姓的支持。因此，计拆都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
计拆三都，首战告捷，大获全胜。
按计划执行第二步：计拆费都。
计拆费都的举动惊动了盘踞在费都的公山不狃。他为了逃避被拆毁的厄运，先发制人，提前率领军队进攻曲阜的王公。叛军来势汹汹，箭如雨下，好几支箭都射到鲁定公的身旁，情况万分危急，众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孔子却镇定自若。因为对此他早已作了防备。
忽听有人大吼一声：“叛贼哪里逃？”只见申句须、乐颀两位大将率领部下，组织反击。公山不狃终因势单力薄，最后实在支持不下去，逃出了国境，到了齐国。
于是子路率领军队乘胜来到费都，把费都的城墙削低了三尺。
最后一步，就是计拆成都。
成都是孟孙氏的都城，它靠鲁国北边的边境和齐国邻接，所以孟孙氏的家里有人反对拆城，他们的理由是说把城池拆掉了。就没有了防备，假如这时齐兵来进攻的话，就没有抵挡的力量了。孟孙氏考虑到这一点，决定不拆城。
鲁定公见孟孙氏不拆城，想用兵强制执行，于是派子路率军全力攻成都。孟孙氏早有准备，只见守城战士个个骁勇善战，滚石俱下，子路的部下伤亡惨重。
转眼间，12月来了，天气转冷，鲁定公亲自率兵攻城。但鲁定公本人受不了寒冷的气候、简陋的营帐，想起此时宫内炉火正旺，并有歌舞作乐，于是便不顾孔子屡次进谏，径自班师回朝，回宫寻欢作乐了。
至此为止，计拆三都虽取得了些成就，但终因不彻底而以失败告终。
孔子计拆三都以失败告终，这是由于在进行过程中，三桓逐渐认识到孔子的目的是“强公室、抑三卿”，与他们的“弱公室、强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
三桓在此之后，仿佛变换了一副面孔，每次见到孔子都很冷淡，尤其是季桓子的变化最为明显。
上文我们提到过，由于夹谷会盟的胜利，孔子的威望提高了许多，由此鲁国的实际执政者季桓子也极其赞赏和信任孔子。于是，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受季桓子的委托，处理鲁国的许多重要政务，担任了鲁国的大司寇。
其实，在小小的鲁国，在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已跃居为第三号人物了。
但孔子和季氏之间的“蜜月”毕竟是不稳固的、短暂的。尤其是计拆三都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蜜月”当然也就消失了。
命运的转折是如此突然，眼前的事态发展超乎孔子的想像，就像前不久提升大司寇一样那么突然。孔子此时有了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奈。
孔子是一个坚定的人，他不会为权贵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屈从苟安。既然合作破裂了，又不肯听从季桓子的摆布，那只有辞官离鲁这条路了。
对此，他的弟子们各执一词。
子路说：“先生，您经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不能为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思想主张。”
冉有争着反驳他说：“树立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为了有一天能将它付诸实施。如果你的思想不得以实施，你的想法只能变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现在，我们暂且后退一小步，稍稍妥协一下。以后，我们得到机会，就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了。”
正在孔子对此犹豫不决时，邻国的一个拙劣的政治阴谋，终于促使孔子下定决心，辞官离鲁。眼望着鲁国的繁荣，邻近齐国的担心与日俱增。夹谷会盟的诡计没有得逞，齐景公和相国等大臣还是不甘心。
于是，齐景公召集了家里商讨预防鲁国称霸的大策。
最后，他们利用美女和良马来收买鲁定公和季桓子，孔子反对定公沉迷美色之中，从而离间了孔子与鲁定公关系。自此定公一有机会便与美女鬼混，逐渐丧失了大夫们对他的信任。
孔子彻底绝望了。于是，一声不响地率领弟子们离开了故国。
途中，定公派师已追上孔子师徒，一再挽留，孔子没有明确回答，只以歌委婉地劝定公不应爱美人而不顾江山。
师己听了孔子的歌，了解孔子的意思，无法回答。
孔子基于济世救人的心理，还是期望定公能番然悔悟，不要再沉迷于女乐与文马之中。但定公却还没有回心转意。孔子只好坚持行程。
就要离开父母之邦了，看着故乡的山山水水，想起留在这里的妻子、儿女、学生，回忆着出位以来的风风雨雨，孔子不禁感慨万千。父母之邦让他难以实现抱负和理想，他仍舍不得离开他深爱着的这片热土。孔子下车，俯身抓起一把土，遥向家乡，深施一礼，然后重又登车赶路。
此次出走，孔子开始了14年的漫漫周游列国的旅途。
游说列国
孔子师徒首先到达了卫国，卫国在今河南省境内，人口稠密，经济发达。
卫国位于华北平原中部，有几条河流流经全境。可以称得上水利资源充足，土地平坦、富饶，是农业生产和人类繁衍栖息的肥沃之邦。
孔子一行又渡过濮水，进入郊遂，即被沿途人烟繁盛的景象所吸引。
孔子认为在满足人们经济生活需要之后，要对他们施以礼教，这是孔子从鲁国出走后畅谈的第一条政见。
几年来的从政经历，让孔子更加关注政治经济环境对实施礼乐教育的重要性。他难以设想，当国家战争频繁，苛赋沉重，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时，又如何讲究礼仪呢？不讲礼仪，又如何使国家繁荣而又充满文明、诚意祥和的气氛呢？“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从前在齐国听到的这句话，此时此刻又回响在耳畔。
师生一行人又走了一些天，终于到达了卫国的都城帝丘（今河南滑县）。他们准备在子路的妻兄颜仇申家住下。
子路向颜仇申说明了来意，颜热情地表示，请他们留住在他家，并且对孔子说：“难得夫子光临寒舍。夫子英名，四海皆知，明天早朝我便奏明主公，他定能重用。”
经过几十天的焦虑、奔忙，疲惫不堪的孔子终于可以轻松下来。这一晚，他睡得又香又甜。
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十分欣喜。他很早就仰慕这闻名于诸侯国的先生。为了赢得一个“礼贤下士”的美名，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孔子一行。
孔子走访灵公，卫灵公已经年近70岁，五短身材。见了孔子，说：“夫子博学多才，天下闻名。辅佐鲁君治理鲁国，成绩卓著。又有众多弟子，也都多才多艺，出类拔萃。今日来到卫国，我很是欣幸。”
卫灵公又问道：“您仕鲁期间一年拿多少俸禄呢？”
孔子回答道：“俸粟6万。”
灵公也照例给孔子6万。
一年6万俸粟，当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这足以保障孔子一行近10人的生活所需。有这样一笔收入，他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馆舍而不必再寄宿于颜仇申家了。
孔子客居卫国，可以说是来逃难的，却得到如此的礼遇，不禁受宠若惊。孔子一再拜谢，感谢卫灵公的美意。
卫灵公说：“卫国自从先祖文公大治以来，历经6代而始终未能强盛起来。夫子来此，寡人必委以重任，请辅佐寡人，使卫国富强。”
孔子来卫之初，正值鲁定公十三年（卫灵公三十八年）。4年后，卫灵公去世。这段时期，卫国的政局和鲁国一样，也很不平静。
孔子来卫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公叔成事件。公叔成是已故贤大夫公叔文子之子，继父职任卫大夫。此人富甲一方又骄纵，卫灵公一向很讨厌他。
这一年冬天，公叔成试图清除灵公夫人南子的党羽而被南子告发。第二年春天，卫侯驱逐公叔成及其同党，公叔成逃到他的采邑蒲（今河南长垣县）。在那里发动了叛乱，不久又逃到了鲁国。
孔子非常欣赏公叔成的父亲公叔文子，对他多有赞辞。还曾经采访过他的言行，以教育自己的弟子。公叔成也向孔子的学生请教过有关丧礼方面的知识。
公叔成的问题败露后，一些无聊的人，开始根据这些情况告发孔子等人与公叔成交往甚密。对于这些谗言，卫灵公竟全部相信了。所以，卫灵公派一个叫公孙余假的人到孔子住所进进出出，窥探监视。
孔子去哪里，公孙余假便如影随行，似幽灵一般。虽然孔子自认为行得正、坐得端，但这种被监视的生活，还是让孔子寝食难安，心境难平。
孔子师徒生到卫国已10个月了，虽拿灵公俸禄，却受百般猜忌，不能施展抱负，并且卫国政局不稳，于是孔子决定另谋出路。
离开卫国，孔子师徒一行赴着金秋艳阳踏上了去陈国的道路，一路上五彩缤纷的景致，给单调乏味的旅途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忽然，一辆马车从对面呼啸而来，大家的注意力自然全都集中在这辆马车上了。
来人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既斯文又善良。此人名叫公良孺，复姓公良，名孺，字子正，陈国人。他慕孔夫子大名，想找到他拜他为师。一个月前，他到鲁国，听说孔夫子到了卫国，等赶到卫国，又听说夫子又离开了。于是他便追到这里来了。
孔子看看这位生气勃勃，英俊而又有礼貌的青年人，从心里喜欢他，当即答应收他为徒。
于是孔子一行人又多了一个活跃的弟子。奇怪！还是那个金秋的季节，还是那个色彩缤纷的田野，还有黄土飞扬，还有那吱吱呀呀的车轮声。可是，被公良孺的幽默、愉快所感染，大家都欢快起来。再抬眼望望，山岭之上，层林尽染，一片艳红，道路两旁，菊花点点，酸枣压枝，飒爽的秋风拂面，新鲜的空气，吹拂得人人舒畅，个个轻松。
再看看眼前这个师徒队伍，一行人分坐在7辆车上，成行成队，马足得得，威风凛凛，好不气派！
但是，在到陈国途中有一个叫“匡”的地方，孔子因长相与昔时在此为非作歹的阳虎相似，引起当地居民误会，遭到匡人的围困。后来，人们发觉他们言谈举止似乎不对，同时孔子一行人歌唱仁义和礼教，经我方打听才证实原来并非阳虎，实是孔子，便热烈地欢迎了他们。
孔子师生经历了匡地的灾难后，惊魂未定。于是，决定改变计划，不往陈国，调回头，重返卫国。这次卫灵公态度转好，表示热烈欢迎，孔子便想安定下来，暂不作远游。
孔子率众弟子住到了通伯玉家。平日里，孔子与通伯玉说古道今，给学生们谈诗论书，操琴授课，倒也逍遥自在。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春，孔子正在给学生讲周公制作礼乐的功德公孙余假来到，说卫灵公夫人南子约见，请夫子速速登车进宫。
南子，宋国女子。婚前与家公子有私情而受到宋人讥讽，但为人聪慧机敏，年轻美貌，深受卫灵公宠幸。南子也因卫灵公对她宠爱有加，而对朝政有很大的干预力。她也景慕孔子的名望，想看看这位名人是个什么样子。因此，提出约请。
孔子虽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去了。南子答应，竭力向主公禀明为其谋一份职位，可是冬去春来，一切如故，孔子只不过是陪卫灵公读书，谈古论今和踏青罢了。这引起了人们对孔子的议论，孔子感到万分失望，离开了卫国。
孔子一行告别了通伯玉、颜浊邹等老朋友，告别了前后居住过5个年头的卫国帝丘城，奔向宋国。宋国是孔子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妻子的故乡。孔子作的这个决定，弟子们也都赞同。
连行数日，车马劳顿，终于来到了宋国境内，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阵雨过后，空气清新，凉爽宜人，风尘仆仆的师生顿觉心旷神怡，放眼望去，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有孩童在嬉戏，农民在锄草，妇女们在织布。这情景，与卫国风云突起的气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孔子在车上舒展了一下身子，脸上绽开了久违了的笑容。
天气酷热，于是大家把车赶到了一棵大樟树下，各自找个荫凉的地方歇息去了。
过了一会儿，孔子见大家有了些精神头。于是对大家说：“这里地面平坦，凉风习习，我们就在这里演练礼仪如何？”
可是当他们刚坐定，一个名叫桓魁的人带了50多个武士来砍倒大樟树，将孔子师徒驱走了。孔子一行忙逃往郑国，司马桓鹏等人在后虚张声势，假装追赶。
孔子一行人在郑国汇合后，由子贡求见郑声公，可是此时年方20的郑声公却无心政事，成天沉迷于声色文马之中，看宫妓乐舞。郑君的昏庸让孔子师生失望而去，前往陈国。
陈国是南方的一个小国。相传国君是舜的后代，都城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孔子到了宛丘，便直奔陈大夫司马贞子府上。经过司马贞子推荐，第二天，陈国国君缗公便派使臣来请孔子进宫。
陈缗公以贵宾之礼相待，并与孔子谈论了国家强盛与否的问题，孔子认为国家强盛与否绝不取决于疆域的大小。
陈缗公听得很有兴致，又向孔子提出了许多问题，孔子都耐心地作了解答。陈缗公对孔子的为人才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场的大臣也频频点头，交口称赞。
陈缗公惊叹孔子的才能，正巧司马贞子祖传九曲明珠的线已断了，孔子在缗公的许可下，将珠带走，约定3日后归还。
孔子带着九曲明珠去找泄庄的采桑女。其实，穿珠的方法很简单，“以蜜汗润珠眼，以蚕丝粘蚂蚁尾，同放在匣中，只需一夜功夫，蚂蚁定能引线穿珠。”当孔子还珠时，满朝惊叹！
自此以后，缗公时常请孔子到宫中求教各种问题。孔子便滔滔不绝地论讲天下事，陈公也从心里赞佩孔子。
陈缗公对孔子虽然十分敬重，但是，陈国毕竟只是一个小国，夹在楚吴之间苟延残喘，孔子的宏图难以施展，只得天天讲“礼”谈“乐”，研究学问，搜集各种资料，为以后的著书立说作些准备。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邻近的晋国、楚国及远在南边的吴国都相继来犯，陈国一片混乱。孔子在这种环境中，自觉长此待下去，也不是良策，决定离开陈国。
孔子打算应佛肸的邀请到中牟去。
佛肸，晋国范氏中行氏家里，任中牟宰。中牟为范氏中行氏采邑，离卫西北边境不远（今河南鹤壁市西约15里）。
鲁哀公元年（卫灵公四十一年）11月，赵轶率领军队讨伐朝歌（今河南鹤壁市南约70里）进攻范、中行氏。这时，佛肸中牟发动叛乱，归倾卫国，并向孔子发出邀请。孔子考虑应邀前往。
前往晋国去，这一直是孔子的心愿。晋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大国，在那里从政，介绍自己的学说，其影响远非它国可以比拟。
孔子早在仕鲁之前，就对晋国的政局十分关心。眼下赵、魏、韩、知四族与范、中行氏的宗派斗争处于相持阶段，他期望会见担任执政的赵鞅，能够为缓和、平息晋国的动荡局势及其未来发展提供帮助。大约在11月，孔子便携带子贡等人赴晋。
卫与晋是邻国。从卫都东行，渡过黄河，再往西南，便至晋边境。使孔子意外的是，当走到黄河东岸，还没有离开卫境，就听到赵轶杀害了两位贤人窦呜犊和舜华的消息，他感到十分懊丧，于是决定不去了。
师徒一行，继续奔波在周游列国的旅途之中。这次目的是楚国。
一天，孔子师徒来到陈蔡之间方圆800余里的广漠地域。此地由于战争频繁，人烟又稀少，实际上是一片废墟。因此，当他们来到这里时，立即陷入了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困境。他们随身携带的粮食己经在路上吃掉了一多半，只有来些野菜，掺合着米粒煮粥充饥罢了。
突然有一伙人把他们包围在那里。原来这支队伍乃是陈缗公派来逼孔子回陈的。陈缗公在孔子走后非常后悔当初没有把师徒留下来。君臣经过一番商议，才决定派出一伙人来，只围困，不伤害。等到孔子师徒饥渴难忍，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再逼孔子改变决定，放弃赴楚的想法。
在半饥半饱的熬煎之下，孔子师徒被围住了3天。到了第三天，粮食早已经被吃得颗粒皆无，就全靠野菜野果应付了。孔子却坚持照常跟学生们讲学、诵诗、弹琴，他用心良苦，用圣贤的道理教导学生，古人的范例激励学生，也想用自己的情绪去感染学生。其实，孔子也是凡人，只是他想用自己的信仰体现对学生的热爱，一再地抑制自己罢了。
第四天，子路气呼呼地从外面回来。
孔子从子路和其他一些弟子情绪低落中感受到一种危机。一种比绝粮更严重的思想危机在动摇自己的后继者。他把子路叫来说：“《诗》里说：‘不是野牛，不是老虎，徘徊旷野，是何缘故？’我的信仰不对吗？为什么在此受困？”
子路说：“我们在鲁国被驱逐，在陈国也没有受到重用，在宋国遭到了伐树之难，目前又跑到这里来挨饿……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老师的仁德不够，人们才不相信老师？难道是老师的智慧不够，人们才不按老师的主张去做？”
孔子瞪起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着子路，仿佛要重新认识他这个一直追随他30年的弟子，仰天长叹一声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以为每个有仁德的人都会有好下场吗？如果每个仁者一定会得到信任，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上，如果每个智者必然得到重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横遭剖心之祸。所以，一个有修养，有仁德的人决不会因为一时的穷困而改变气节。”孔子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有了大学问、好品德不一定被赏识，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子后来又把颜回叫到了身边，把刚才对子路、子贡所说的话重新说了一遍。
颜回沉思片刻说：“老师的思想太理想化了，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因此不被世人所容纳。老师的高尚恰恰在于正确的主张不被人家所采纳，但自己仍坚持下去，方显示出君子的修养。这也越发能表明老师的思想境界高，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君子。”
经过这番谈话，孔子觉得颜回和他志趣相投，希望颜回成为暴富，自己好给他管家。
孔子师徒被围的第七天。
忽然，一阵呐喊声传过来，一些雄姿勃发的士兵冲杀过来。这些人把围困在孔子师徒周围的兵卒打退了。
原来，这是驻守在楚国的边邑大夫叶公，听说孔子被围困，派军队来搭救。楚军后来又护送他们到达了楚国的负函（今河南信阳县）。
孔子师徒又闯过了一个险关。
叶公名叫沈诸梁，只因为他的封地在叶，所以人们称他为叶公。叶公请孔子担任当地的文化顾问，并经常跟孔子请教国家大事。
有一次，叶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在来远附迩。”
意思是说，政治如果要好，要做到使离你近的人能附和你，远方的人也能来归顺你。
因为，孔子了解到叶公苛税沉重，得不到人民的爱戴，甚至有很多人丢弃自己的故乡离开叶国，搬到他国去居住。所以，孔子这句话正好说中叶公的要害。
但叶公为人顽固。不易接受别人的劝告，还自吹自擂地说：“我们叶国虽然还没有做到那种地步，可是，我们的人民都是正直守法的。”
孔子说：“是吗？但愿如此。”
过了些日子，孔子离开负函，踏上了返卫的征途。
当时卫国国君是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掌握实权的是孔子文子。恰巧这时卫国正当多事之秋，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正盼老友还朝，解决疑难呢！
于是，第二天，卫出公模仿祖父生前的做法，率领文武官员迎接圣人。回宫后，又设盛宴为孔子师生接风洗尘，并仍旧每年发给俸粟6万。卫出公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为买一个“尊贤”的美名，而不给孔子任何实权，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从这以后，孔子师生又在卫国住了5年。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义之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春，鲁国刚击退吴国的侵犯。到了夏天，强邻齐国又发兵攻鲁，夺走了鲁国的城池。
此时，孔子弟子冉求早已被季康子召请回鲁，担任季康子的总管，深受信用。
冉求英勇善战，最后打败齐军，取得了胜利。
宰相季康子非常喜欢冉求，问他说：“真不愧为孔夫子的高徒，一身的军事本领，真让人羡慕。”
冉求微笑着说：“您应该羡慕恩师才是！”
季康子又问：“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冉求很坦率地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人才。如果实行他的政治主张，立刻能使国富民强。”
季康子便决定任用孔子，问道：“我想任用他，可以吗？”“这没问题。老师是一个讲究礼的人，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一般的人去对待。”
于是，季康子差人赴卫国去迎接孔子。
孔子在外颠沛流离14年，行仁政德政的政治理想的结果是到处碰壁。如今，他已经68岁了，多年的归国愿望突然变成现实，孔子自然很高兴，便率领弟子们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归途。
沿途，孔子一边教育弟子，一边在欣赏美景之时计划着回到故国之后的事。
经过一路的颠簸，孔子和弟子们坐的马车，在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候，返抵曲阜门外。
孔子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回到了家！但是江山依旧，人事已非，14年阔别之后回到家来，贤慧的妻子已经离他而去。人去室空，14年的分别，竟成为了永别！孔子面对青灯，孤零零一人，不免心酸。周围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很多人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不过，天地万物，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老的凋谢了，新的又萌发了嫩芽。小孙子子思长得眉清目秀，聪敏颖悟，才智过人，看到自己事业后继有人，这对孔子的晚年生活是极大的精神安慰。
孔子回鲁国后，因与季康子观点不同，故没有直接参政，只是偶尔拜访谈论一下自己观点而已。
重振学堂
孔子回国后，重振冷清了14年的学堂，慕名而来的人数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如果说，从30～35岁开始收徒讲学为孔子集中讲学的一个高潮时期，37～50岁的孔子自齐返鲁到从政仕鲁为孔子讲学的第二个时期。那么，自从68岁晚年归鲁以后到73岁逝世这5年，是孔子教学的第三个高潮。
相传孔子前后招收弟子3000人，身通六艺者72人，其中一部分是他晚年归鲁后招收的。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孔子师生在学堂庭院中赏月述志。孔子问曾参道：“参，你平时注意修身，为什么不谈谈你的看法？”
曾参有些腼腆，不好意思地说：“我每天检查三次我的所作所为：
1.我在为别人做事时，是否做到了尽心尽力；
2.我与朋友交往是否忠诚守信；
3.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认真复习了。”他还引用夫子的话说：“反躬自省，正义应在我身，即使对方是卑鄙之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反躬自省，正义在我，对方即使千军万马，我也要上前去较量。”
孔子听了，夸奖他做得好，说：“这三条反省得好，若能天天这样检点自己，何愁成不了君子！”曾参所提倡的“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被后来的学者广为传颂，大家都纷纷遵循仿效。
后来，孔子的孙子子思便是由曾参教导成才的。子思又收孟柯（孟子）为徒，可见，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为孔子学说的发扬光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被后世儒家学派的人尊称为曾子。
孔子的弟子中人才济济。孔子从教40多年，培养出了大量学者和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外交人才。这些人才，孔子曾按他们的品行和专长分为4科。他们的优秀代表是：
德行科：颜渊、闵损、冉伯牛、仲弓。
言语科：宰予、子贡。
政事科：冉有、子路。
文学科：子游、子复。
也恰恰因为孔门弟子中这多方面的人才，也使一些国家对他感到恐惧。
同时，孔子对待学生因材施教，充分发挥了不同学生的潜能。弟子们十分感谢佩服自己的老师。
又是一个山花烂漫的秋日，孔子与弟子们一起出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
沁水就在曲阜北门外。出了城门，便看见泗河之水蜿蜒流淌，两岸芦苇摇曳，白鸳飞舞。此情此景，此时此地，没有颠簸流离，没有争权夺利，没有尔虞我诈，师生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清纯之美。
走了一阵，游览了一会儿，他们便三三两两分散活动。孔子见颜回和子路在身边陪着他，便对他二人说：“你们二人说说你们的志向，让老师听听。”
心直口快的子路马上开腔说道：“我愿把我的车马和衣服贡献出来，供朋友们一同使用。用坏了也不生气。”
颜回听了，想了一会儿，慢慢地说：“我希望自己不炫耀自己的善良，不表白自己的功劳。”
孔子满意地点头称许。
子路转向孔子说：“请夫子也谈谈您自己的志愿行吗？”
孔子微笑着说：“使老人安逸幸福地度过晚年，使朋友互相信任，让青年相互关怀，这就是我的志愿。”
孔子又对颜回说：“听说你最近写了一首歌，能唱给大家听听吗？”
颜回欣然应允，边弹边唱道：有利剑兮匿于鞘中，有美玉兮藏于泥土。虎落平壤兮反不如犬，凤凰落地兮被鸡啄伤。生不逢时兮玉石不辨，不遇明主兮骥锁厩房，用之则行兮闪闪发光，舍之则藏兮不卑不亢。
曲罢，孔子赞美他唱得好，他夸奖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能这样做到的只有你和我两人吧！”
子路觉得老师一味夸颜回，把自己撇在一边，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藏不住一点儿事的子路直率地问老师：“夫子，如果您要统率三军出征，您将让谁来陪同呢？”
等了许久，孔子说了这几句话：“空手打虎，徒步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想和他做同一件事。我所共事的人，一定是遇到事情非常谨慎，善于思考而能谋划大事的成熟之辈。”
这分明在委婉地批评子路勇而无谋，遇事不求甚解，意气用事，经常碰壁。听出弦外之音的子路低下了高昂的头，他心里面翻开了五味瓶：有惭愧，有感激，也有不小的委屈！
岁月的年轮转向了第二年春天，绿草如茵，花香阵阵，杨柳抽出了嫩条，小鸟在枝头唱歌，孔子带领弟子到舞零台游览。
这一年，鲁国有些旱情，舞零台要举行祭曲。天气晴和，万里无云，温度适宜，孔子和弟子们早早地就上路了。
等他赶到舞零台时，祭礼已经开始了。围观的人把台前的空场围得水泄不通。台上有一队女巫正在一面跳舞一面祷告。舞巫仪式之后祭曲结束，一群青年男女又围在了一起，自发地跳起娱乐性的歌舞。孔子师生也挤进了人群之中，有的甚至挤到了歌舞人群的最中间，随着节拍，欢舞起来。直到最后，跳得大家两脚酸疼，两腿发木，肚子也咕咕叫唤了，师生们才停下来。
他们来到树阴下的一块大青石上，拿出随身携带的饼子饭团，不顾一切地大嚼大吃起来。饭后，孔子靠着树根闭目养神。这时，参加祭典的人们已经离开了，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凉风习习，孔子感受到了一种融身心于大自然中的逍遥之乐。休息了一会儿。弟子们都向老师围拢过来，交谈着。
挨孔子坐得最近的几个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等。大家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孔子稍稍提高一点嗓门说：“我们何不各言其志！”又说：“我的年纪虽大，又是你们的老师，但不要因此有什么拘束，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各言其志吧！你们平常老是说没有人赏识自己，那么如果有人赏识了你，并起用了你，你会做些什么呢？”
子路第一个抢先说：“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国家，夹在几个大国之中，外有敌国侵扰，内有天灾人祸，如果让我治理，不出3年，就可以使人民不但勇于冲锋陷阵，而且懂得礼仪。”
孔子微微一笑，又问：“冉有，你呢？”
冉有说：“一个六七十里见方，或者五六十里见方的国家让我去治理，只要3年时间，就可以让人民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就得再请高明了。”
孔子指指公西华，问：“华啊，你打算怎么样呢？”
公西华答道：“我不敢逞能，我只愿学着干罢了。例如祭祖，或者与外国会盟这一类的事情，我只能身穿礼服，头戴礼帽，或者去做个小小的司仪而已。”
孔子又问：“点呀，你怎么样？”
正在弹琴的曾点正陶醉在乐声悠扬之中，一曲将近尾声之时，听老师点到自己的名字。轻轻放下琴，站起来慢条斯理地回答说：“我的志趣可没有他们三位讲的那么好啊！”
孔子说：“但讲无妨！不过是各人谈谈自己的理想而已。”
曾点说：“我希望在暮春三月，穿上新买的衣服，约上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到郊外游览。在沂水之滨洗脸沐浴，在舞零台上吹风乘凉，游兴既尽，一路唱着歌，悠闲漫步而归。”
曾点的话，为大家描绘了一幅欢乐祥和的太平盛世之景，这也正是孔子梦寐以求的社会。孔子听了曾点的主张之后，长叹道：“曾点的心愿正是我的抱负啊！”
孔子学生中，最有名的三位代表是子路、颜回和子贡。子路为人耿直，有勇力才艺，一生忠于孔子；颜回学部渊博，品格高尚；子贡很有才华，是一位善言辞的外交家，曾靠三寸不料之舌挽救了鲁国，乱齐破吴使强晋更强，同时也帮助越国。
谈仁论礼
孔子在晚年时，过着安静的日常生活。
孔子的人格经过长时间的修养，已经达到了圣贤的境界。他在与一般人交往之时，非常谦虚温恭，让人觉得他不善辞令。
可是，当孔子一来到宗庙或朝廷，孔子的谈吐便头头是道，非常善于论辩而又谨慎、谦恭。
和上大夫们谈话之时，孔子的态度是严肃、公正的样子，和下大夫们说话时，他和悦地侃侃而谈。
进入公门之时，他一定恭敬地鞠躬如也。
奉君命去迎接宾客时，他一定谨谨慎慎地进退有度，符合礼仪。
在饮食上，孔子亦很有节律。每餐的食物都是有定量的，酒量虽没有一定，但都能适可而止。
吃东西时，不和人说话，夜晚，就寝后也不说话。
遇有朋友或弟子们逝世时，没有亲人料理丧事，孔子便自动地去帮助料理。
孔子这种日常的生活态度，是很值得我们仿效的。“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学说。有一天，孔子给学生讲“仁”。
子贡问：“如果有人能博施子民，能济众，这样的人能不能称得上仁？”
孔子说：“这岂止是仁，简直就是圣人了。我想，就是尧舜禹这样的人恐怕也难做得到！”接着又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子贡听得很入神，而且一听就懂。可是，子游却不理解，缠着子贡要他解释。子贡说：“立是立身，立足的意思。‘己欲立而立人’的意思是：你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也要使别人在社会上立足。立，也可以解释成职位。那么，‘己欲立而立人’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想要自己取得职位，也要使别人取得职位。‘己欲达而达人’也跟这个意思相近。”子游抢着回答说：“你如果想自己显达于世，也要让别人显达于世。”
子贡回答了子游的问题之后，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时，子舆大声喊道：“老师，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怎样做？”
孔子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学会‘恕’。”接着，又自己补充说：“我们要由自己想到别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我们遇事都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推而广之。由于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而爱他人，因为自己的立、达而使他人立、达，因为不想让别人施暴于自己而不去施暴于别人，因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宁而不去侵犯别的国家的安宁。总之，自己所要的，也是别人想要的，把它给别人，自己所不想要的；也不要对别人施行。这种推己及人的做法，就是实现仁的基本方法。”
这时，子贡突然觉悟到，对孔子说：“老师，我懂了，仁就是爱人。”
孔子说：“对了，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
弟子宰予对老师关于尽孝的说法有点不理解，问道：“父母死后，守孝3年，我认为时间太长了。3年之中，我们能做许多事情。比如，我们可以学习礼仪，学习弹奏琴瑟……如果3年之中一点也不学习，就会荒废，3年不奏琴瑟，琴瑟就会忘掉……我觉得，守孝一年就足够了。”
孔子问：“父母亲去世后，不到3年就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你心里舒服吗？”
宰予回答道：“那有什么不舒服的。”
孔子说：“你如果这样做，觉得舒服，你就去做吧。本来，做为一个君子，在居丧时期吃美味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安全，因此不能那样做。”
宰予退下后，孔子感叹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子女出生3年，父母亲精心抚育。反过来，为父母亲守孝3年，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了。”
孔子认为守孝3年是子辈对父母亲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而且十分重视。
这时，另外一个弟子插进了一句话：“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孝悌是仁之本，是这样的吗？”
孔子说：“对啊，我讲的正是这个意思，孝、悌是仁的基础。所以，如果我们能做到入则孝，出则悌，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出发，推而广之，做到爱更多的人，能做到爱大众是十分高尚的，这就是仁。”“那么，什么是爱呢？”樊迟问。
孔子说：“爱，虽然会由于亲疏尊卑而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他不是十恶不赦的人，都应该给以爱和关怀。即使是奴隶，他们的生命也应受到关爱。”
这样看来，孔子提倡的“仁”，爱的不仅是自己的父母兄长，不仅是自己熟识的亲朋好友，而且还要推而广之到社会上更多的人，甚至也包括奴隶。
礼，在孔子思想中，是仅次于仁的。孔子推行的是遵循周礼。
周礼是周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它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详尽地反映了社会成员相互之间，成员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准则。
孔子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陈桓杀了齐章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他朝见了鲁哀公，他请求哀公出兵讨伐陈桓。“臣弑君”当然是最严重的以下犯上，这种破坏“礼”的作为更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孔子这样地维护“礼”呢？因为在他看来：“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日》），意思是说如果不懂得“礼”，不按“礼”来办事，那就无法进行统治。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破坏了，那岂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这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当齐景公向孔丘问政治时，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样，臣子要像个臣子样，父亲要像个父亲样，儿子要像个儿子样。”
这就是孔子的“正名”思想。
景公听了之后说：“讲得可真有道理呀，如果国君不像国君样，臣子不像臣子样，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齐景公倒是很坦白，公然把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的“礼”的作用。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正名”就是要把不同等级地位的人，都要安于他们已有的社会地位，不免有非分之想。
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治，孔子说：“政治就是正人，如果以正义作为表率，领导众人，谁敢不服从你呢？”
季康子听到孔子的这句话，不觉陷入了深思之中。孔子又接着说：“你如果使自身正义，你在从政的时候对你就很有利，你如果不能使自身正义，你能正人又怎么样？”
在孔子看来，如果人人都按他的社会地位去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没有什么你争我夺，社会也就长治久安了。
季康仿佛一下子领悟到了，于是他脱口而出：“国君对臣子以礼相待，臣子就能用忠诚事俸国君。如果我们执政者都能按‘礼’办事，对老百姓的治理也就好办了。”
孔子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季康子的说法。
孔子在春秋末期“礼乐崩坏”的情况下来维护“礼”，他自然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给“礼”注入某些新的意义。
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和平民的暴动，奴隶的逃亡时有发生，情况极其严重，而且臣子杀自己的君主，儿子杀死自己的父亲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
据历史书上记载，这一时期，有36个君主被杀死，52个国家灭亡，各个诸侯也纷纷逃跑，丢弃他们应该保护的国家。看来，当时破坏“礼”制的并不仅仅是奴隶和平民，而往往是倡导礼的执政者们。
孔丘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终日反复考虑，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让人心痛的现状呢？
孔子想：以前我注重的只是礼的形式，并没有根据这个时代的状况，赋予礼以新的意义。这是我今后要思考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孔子把“礼”和“仁”联系在一起，他曾对弟子们说：“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礼’又有什么用呢？”
他还对弟子们说：“我们不能把‘礼’只当成一种形式，如果有礼没有仁，就等于把礼和礼的作用相近的乐，变成了普通的玉帛和钟鼓之类的形式，失去了它真正的作用。”
关于用仁去解释礼的问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说：“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
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
孔子称赞子夏：“你真是启发我的人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这说明，孔子把“仁”看得比“礼”更根本，要用一种“仁”的精神来讲“礼”，这就是他所说：“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把“礼”的范围限制在“仁”的范围之内。
这里面，“克己”是讲人要学会克制自己，要有自觉性。对于不符合礼的事物，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动。
如果不是自觉地来实行“礼”，那是没有意义的，“礼”就仅仅是形式，是“玉帛”之类。
从此，孔子“礼”的思想深入人间，被人们看作是为人的准则。
整修古籍
孔子年青时，看到博大精神深的文化典籍正在遗失，他就立志要搜集整理。
如今，年近古稀的孔子，明白自己再也不被鲁公所重用，便把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弟子，投入文献整理工作。
曾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从事政务？”
孔子回答说：“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便是政治。何必非要出仕为官呢？”
孔子创办教育，整理古籍，正是为了要使礼乐文化传之后代，要把儒家思想传下去，使自己无法实现的政治抱负交给以后的人去完成。因此，孔子把培养人才和整理古籍都看作是政治。
一天晚上，孔子召集子夏、子游等几个文学功底很棒的学生，向他们说明了自己在教书的同时，要抓紧时间整理古籍的打算。
孔子说：“我国古代的典籍浩如烟海，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最为重要，合称‘六艺’，被各诸侯国选作学堂的教材。但是，这些古籍目前散失，缺欠都极为严重，我要力争在有生之年完成修订‘六艺’的工作。”
在整理“六艺”之时，孔子以“仁”为核心，贯穿始终。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1.是要尽量保持古籍中原来的内容和文辞，“述而不作”。
2.是要删去那些荒诞的无稽之谈，即“不语怪、力、乱、神”。
3.是要批判不正确的议论，排斥一切反对中庸之道的议论。
整理六艺要有一套治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有恒心、毅力，吃得了辛苦，耐得住寂寞。
孔子极为勤奋，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把心思都扑在了整理“六艺”之上。
一天，颜回因为要帮孔子整理资料，便没有回家就寝。半夜醒来，见孔子书房里依然灯火通明。他担心老师这么大的年纪还为此劳累，会累出病来。他轻声推门进去，想去替老师分担更多的工作。当他悄然走到老师身边时，老师却没有发觉，正在凝神工作。一会儿翻看资料，一会儿提笔写字，一会儿沉思。颜回实在不忍心打搅老师，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给老师做了些稀饭。
当他再次推门进书房时，老师似乎一直没有挪动过身子，仍在那样聚精会神地翻看书简、写着、思索着。颜回把饭轻轻放到桌上，没想到老师突然抬起头来，放下书简，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回啊，是你吗？”颜回劝老师说：“老师累了，歇一会儿吧，趁热吃点吧！”
孔子端起饭来，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真有点饿了呢，好吃！”
此时，雄鸡报晓，东方微白，天快要亮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颜回走过去吹灭了油灯，推开向阳的窗子。灿烂的阳光照进这屋子，也温暖了师徒二人。晨风习习，吹进来，又吹得师徒二人神清气爽。
颜回吃过早饭再次回到书房，帮助老师收拾屋子。看到堆在房里的竹简一捆捆，一堆堆，其中有文学、天文历法、医药、农桑、工艺、民歌、神话、历史等等文献资料的各种书籍。
颜回非常感慨：这么多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还不足以作证，看起来整理六艺，谈何容易？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除了夫子，当今天下恐怕绝对无人再能肩负如此重任！
孔子最早动手整理的是《诗经》。
诗原只是人们的口头歌唱。有了文字以后，人们把它记录下来，有的还配上音乐，到了周代，天子组织了乐队，专门演唱诗。为了满足祭祀等盛典的需要，太师必须经常去征集，编写和整理一些歌词，这样，渐渐积累下来就形成《诗经》。
但是，由于各国的方言迥异，要相互传抄和整理时，难免会有缺漏和差错。孔子一向极为重视《诗经》，所以从青年时代起，便开始搜集《诗经》的各式抄本。即使在周游列国，忙于政务之时也不忘此项工作。因此，到他晚年整理《诗经》之时，他已抄录了3000多首诗。
孔子让子夏帮助整理《诗经》。子夏以对问题理解、分析的深度成为孔子的得力助手。一天，子夏问孔子：“老师，弟子以为《诗》中有爱情之作，似嫌太多，要不要酌为删减？”
孔子听了子夏的话，失声笑了起来，说：“真的多吗？不多呀！吾道的核心即是仁，仁就是爱人，泛爱众和亲仁。禽兽还尚有雄雌之爱，何况万物灵长的人呢？男女青年应当享受爱情。”
说着，他打开《诗经》，轻声唱了起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梦寐求之。求之不得，梦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孔子唱完说：“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美丽女子，相思难眠，辗转反侧。其内容乐而不浮。我认为此诗感情纯真、热烈，应当把它列为《诗经》之首。”
子夏领悟到老师的意思，接着说：“有一首诗：‘巧笑倩兮，美国盼兮，素以为约……’也并非单纯描写女性之美。以弟子之见，素隐喻仁；绚，隐喻礼，‘素以为约’含有礼在仁之后的意思。”
孔子满心欢喜地夸奖子夏说：“后生可畏，焉知未来之不去今也。”《诗经》，又叫“诗三百”，是孔子从收集的许多首诗中选的305篇精品，配以乐曲达到了完美境界。
愤著《春秋》
孔子71岁那年，鲁国正是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时期。
鲁哀公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出曲阜城围猎。那个时候，国君的狩猎被视为国家的盛典。出猎规模之大，人员之众多，胜过以往。放眼这支壮大的队伍，剑刀映辉，旌旗飘飘，仪仗盛大。到了大野山下，君臣换上了战马，兵分几路飞进山林里。猎犬在前边带路，走卒在四处呐喊，整个山野一片喧闹。
经过一场激烈的追逐射击，还不到两个时辰，等各路人马重新聚拢到山脚下时，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收获。看着被此收获的兔、狐、山鸡、野猪等，大家谈论着、夸耀着、说笑着。
一会儿，叔孙大夫的人马回来了，只见两个壮汉抬着一头似小牛般大小的野兽，气喘吁吁地紧随在叔孙大夫后面，见了鲁哀公，叔荆氏说：“臣获得一只怪兽，特来献于主公。”
哀公仔细看着，那兽身子像獐，尾巴像牛，额像狼，四蹄像马，身高大约二丈，身上有彩纹，腹下呈黄色。大家都纷纷议论道：“怪哉，怪哉！非牛非马，非驴非鹿，四不像也……。”他望着周围的大臣问道：“众位爱卿，有人认识这种怪兽吗？”
众大臣面面相觑，最后都低下了脑袋。
季康子眼睛一亮，提醒鲁哀公说：“何不请孔老夫子来认认？”哀公于是命请夫子。
孔子年迈衰弱，又忙着整理六艺，本不想随同前来，无奈身为大夫，只好前来。
孔子仔细辩认了一会儿，对鲁哀公说：“此兽为叫麒麟。这是‘仁兽’，只有太平盛世才会出现……”
孔子刚说到这里，季康子超前一步，躬身行一礼，向鲁哀公说道：“恭贺主公大喜，天降仁兽。”
王公大臣们也仿效相国，纷纷跪在地上，齐声祝贺起来。鲁哀公自然也非常欣喜，说：“多依仗各位大臣辛劳，感动了上苍。”
在众人争相贺喜之时，孔子却退了回去，几位弟子立刻随之下去。走到寂静的地方，孔子坐在山石上，禁不住掩面痛哭起来：“麒麟为什么要来啊！如今真是太平盛世吗？”
弟子问老师：“仁兽出现，是吉祥之兆，为什么要如此伤心？”
孔子叹了一口气说：“从前天下如有圣人受命，必有好的预兆，有时是凤凰出现，有时是麒麟出现。麒麟是太平之兽，属圣人之类，而现在这个圣兽被人抓到了，这是不祥的预兆，天在告知我，吾道将穷矣！”
孔子一副挺悲伤的样子。一会儿，叹着气说：“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我？”
子贡在旁边听了，觉得惊讶，就问：“老师，怎么说无人知道您？”
孔子说：“不，其实也没什么，我不受用于世，但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我认为天总会知道我的。”
孔子自觉得年老体弱，余年所剩不多，已没有什么行道的机会，所以说：“我死后，吾道也不行啦！我如何把吾道传于后世呢？”
孔子伤心极了。
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他决意作《春秋》，为后世留下时代的烙印。《春秋》，这里指《鲁春秋》，就是鲁国的历史，是鲁国史官依照时间先后逐年逐月逐日记载下来的大事记。积累时间长了，便成了一部编年史。
孔子要整理鲁国的《春秋》，需要许多的参考书。除了本国的资料外，他还需要查看周天子的及其他诸侯国的史书来充实其内容，考证其真伪，纠正其误差，才能编成一部前所未有的史料翔实的新《春秋》。
孔子派子夏等14人到周天子的藏书库去借阅图书，子夏一行不远千里到了洛邑，诚心感动了那儿的官员，终于借得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宝书名为鲁文，实际上是诸侯各国的综合编年史，涉及各个诸侯国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这在当时条件下，完全凭借个人的力量，在短短几年的功夫里编修而成，实在不容易。
为了编纂此书，孔子一直工作在书房，吃喝在书房，困了乏了，又“曲肱而枕”地睡在书房。冬天，寒气逼人，书房里滴水成冰，冻得又红又肿的手，握笔困难，也依旧坚持写书。夏天，天气闷热难耐，孔子堆满书简的屋子，更是透不进风。到了晚上，还有蚊虫叮咬。
虽然孔子的几个弟子要求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但孔子仍坚持按自己的想法自己写，拒绝弟子们提意见，动手写一个字，硬是坚持独立完成。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2月11日，一颗巨星陨落，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孔夫子与世长辞，终年73岁。
孔子的葬礼由他的学生们操办。按照孔子的遗训，丧礼简朴节约，但是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却大大超过了任何一个诸侯。陪灵的、吊丧的、送殡的，有上大夫，有王公贵族，有各国使者，也有平民百姓，还有生前的好友。鲁哀公也前来吊唁，并在葬礼上宣读了悼词。
孔子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思想历程，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概括：“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马克思
无悔的青春
特利尔城是德国莱茵省的一座美丽城市，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就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这里。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这个小城的法律顾问、律师工会主席，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受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熏陶。马克思的母亲也是个十分贤慧开明的人，在这个富裕而文明的家庭里，马克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马克思小学的全部课程都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的，因而没进过小学校。不过，那时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他很喜欢户外游戏，在孩子中间是个“领袖”。
马克思以极端丰富的想像力博得了小伙伴的佩服。小伙伴们很有兴趣地一连几小时听他讲一些离奇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马克思自己随时随地编出来的。
马克思读中学时仍然十分淘气，还是常常爱在同学之间讲些离奇的故事。不过，他一年比一年稳重了。特别是他在中学里学过5年之后，竟成为一个十分稳重的学生。
马克思不追求分数和奖励，但十分酷爱知识，喜欢自学，又肯思考问题，谈话也喜欢追根问底。
但是，马克思从小就表现出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性格，他特别喜爱文学。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歌德、席勒和伏尔泰、莱辛、至西门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之所以十分喜爱看书，这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父亲很偏爱这个早熟的孩子，常常在晚上穿着拖鞋，披着长便衣，悄悄地走进马克思的房间，以漫淡的方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有时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甚至不知不觉地进行到鸡叫时才各自去睡觉。
另外，学校对马克思的智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学教师中有出色的古典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数学家。校长维膝巴赫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进步学者，他很注重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人。马克思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无论在勤奋学习和智力方面，或者在学习的爱好和知识的掌握方面，马克思都能使校长高兴。校长不但亲自指导马克思的学习，还常常提醒马克思的父亲注意引导马克思。
马克思17岁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中学毕业，这对一个青年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几乎天天在谈论以后的出路，他们的想法和打算各不相同。
他们中有的打算去当牧师；有的打算依仗亲友的权势，插足官场；有的想继承家业，成为百万富翁；有的想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建树军功，晋爵加衔；也有的想进大学深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学者名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前途和幸福的理解，来考虑职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面对人生的一个大的选择，马克思是怎样做的呢？
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刚踏上人生旅途，不愿受命运摆布的青年，必须严肃地考虑对职业的选择。
青年人热情奔放，富于想像，在考虑职业时往往容易为一时的兴趣所左右，或者被某种好奇激起的幻想所陶醉。
马克思认为，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衡量自己的能力、特点和体质，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马克思认为，只是为个人争得一个可以炫耀一番的社会地位而奋斗，那是十分庸俗和低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聪明的人、出色的诗人，但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伟人。
马克思即讨厌那些追求名利的利己主义者，也反对那种自卑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懦夫。因为这对一个青年来说，同样是堕落和毁灭的道路。相反，有的人虽然担任了力不胜任的工作，但是我们想到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微薄，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马克思回答道：“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在1835年10月，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学，许多的新知识吸引着他。
他什么都想学，除了那些与法学有关的课程外，还选了文学艺术的课程，并打算选修物理和化学。
他想看的书太多，不得不贪婪地利用夜间和其它课外时间阅读。他觉得时间不够用，1个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太短了。
马克思忘我地学习，不久他得了失眠症，常常头痛和精神不振。父亲不得不写信劝他不要因为过于勤奋而损害了身体。父亲的信中说：“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希望每次拥抱你的时候都会看到你是一个身心越来越健康的人。”
在圣诞节前夕，马克思到荷兰的姨父家去过节和休息游玩。经过半个月的休息游历才恢复了健康。
到了第二学期，马克思熟悉了大学里的生活。而此时的波恩大学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不良风气。许多人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酗酒、赌博、斗殴。
马克思经不住同学们的劝诱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被推选成利特尔“同乡会”主席。
有一次，他因夜间和同学们喝酒，喝得大醉，被学校的法官禁闭了一天。他在禁室内，一群学生还拥进去用酒祝贺他“光荣”地被罚。
还有一次路西亚同乡会上的一个贵族出身子弟对他进行侮辱性挑衅，马克思同他偷偷地进行了决斗。当然这些“活动”马克思也诚实地告诉了父亲。
马克思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为他十分担心。马克思自己也不满意波恩的环境。在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他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转学到柏林大学。
1836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柏林，在柏林大学法律系注册入学。柏林大学是德国的高等学府，是思想斗争的核心。这里集中了全国许多的著名学者。这里的学生都勤奋好学，学术空气浓厚。
马克思在这良好的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在书林学海中探索，他研读了大量哲学、法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获得了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广博知识。
在柏林大学的前两年，他写了大量诗作，有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他的诗大多抒发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爱慕，歌颂了他们纯真的爱情。但也有不少诗表达了他对邪恶和黑暗的憎恶，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望。但他后来对自己的诗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而把全部精力用于科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研究方面。
另外，马克思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觉得学习是最大的享受。他不去游玩，也不和别人交朋友。同学们劝他去巴结从特利尔调来的上层人物，他坚决地拒绝了。马克思觉得没有必要去跟那些人闲聊，白白浪费时间，耽误自己的学习，只要有了知识才会有力量，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渐渐地，随着学习的深入，马克思迷上了黑格尔，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来往了。并加入了他们主办的“博士俱乐部”。
马克思是“博士俱乐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他的许多言论感染了比他大十多岁的老成员，他获得了人们的称赞，被誉为后起之秀。他给青年黑格尔分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至他离开柏林之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对他念念不忘。
科本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一个思想的仓库，一所学校”，用柏林的土话说马克思聪明的头脑像“牛头一样大”。
在当马克思攀向科学高峰时，他最亲爱的父亲在1838年初病倒了。这一年的5月初，母亲要马克思回特利尔为父亲准备后事。当他回到特利尔时，父亲就病故了，终年61岁。
父亲的去世使马克思十分悲痛。他始终把父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父亲。
不久，马克思回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此时，由于知识的增长，一个伟大的目标在他的脑海里定格，他不停地奋斗着。
马克思对哲学的的兴趣日益增长，1839年开始研究希腊哲学。重点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家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理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为什么研究古希腊哲学呢？因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大多数都喜欢古希腊哲学，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另外，马克思决心弄清哲学中的一切问题，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他了解哲学中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在笔记中表明了自己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强调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公开表明自己的无神论观点，指出哲学和宗教势不两立，并且主张要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为革命的哲学鸣锣开道。
1840年下半年起，马克思开始写博士论文，准备取得博士学位后去大学讲授哲学。利用大学讲坛传真理，向宗教和专制制度开展战争。
马克思的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遭到政府的排挤和迫害。马克思不愿让那些惟命是从的人捉弄自己，就放弃了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打算。
为了不放弃取得学位的机会，同时发表自己的论文向反动派挑战，马克思决定把论文寄给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审阅了他的论文。称赞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并写了推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书。
由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得十分出色，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4月15日马克思取得了博士证书。
当时马克思还只有23岁，但已经是受人崇敬的哲学博士了。
著名青年黑格尔分子莫泽斯·赫斯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介绍马克思时说：“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惟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即将显露头角，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既有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也有最敏锐的机智。请你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博士。”
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生活却出现了困难，马克思的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对马克思提出一个要求，要马克思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可马克思获得的不是法学博士学位，而是哲学博士学位，这大大地限制了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可能性。对此，母亲以儿子工作选择不合适为理由，拒绝分给他一份遗产，并且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母亲责怪马克思不去寻求高官厚禄，而醉心于危险的政治思想活动。但母亲不公正和冷酷的对待，没有使马克思改变政治信念。他于是去了波恩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
到了波恩，他一边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一边参加了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此时，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深深地吸引了马克思。他每天向报纸投稿，并推荐他的朋友担任了主编。《莱茵报》开始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出版自由问题，实行代议制问题等等。报纸的声望提高了。
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政治倾向很不满，并以查禁相威胁，同时加强了对报纸的检查，马克思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担任了报纸的主编，从此《莱茵报》就变成了革命民主运动的报刊，它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但是，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迫害，马克思只有辞去主编的职务，深入到贫苦的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843年的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举行了婚礼。
燕妮出生于一个普鲁士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他与马克思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也是马克思少年时代的启蒙者之一。
燕妮的爸爸很喜欢聪明而又好学的马克思。经常给他介绍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介绍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把许多书借给他读。马克思深受他的影响。
燕妮除了长得异常美丽外，还特别聪明。她从没上过小学和中学，完全靠父亲的指导和自学获得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文笔秀丽的文章。马克思十分爱慕这位好学深思，没有贵族习气的姑娘。
马克思17岁时，燕妮21岁了。有一大群爱慕燕妮的贵族子弟不断地纠缠她，但都被燕妮拒绝了。因为燕妮在心里也暗暗地倾心于马克思。
马克思决心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及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把燕妮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共同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把这一对奋发有为的青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他们美好的恋情并不一帆风顺。他们的订婚是对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市侩习俗的大胆挑战。
燕妮毕竟是出身贵族，而且才华出众，有多少官僚子弟追求她。按当时的社会通例，燕妮这样的贵族小姐只能在上流社会阶层中结成婚姻。而马克思的父亲虽说是个律师，但毕竟属于市民阶层，经济虽然宽裕但并不富足，何况马克思还是个前途未卜的大学生。
这桩婚事能否得到燕妮家里人的赞同，亲戚将怎样议论，对两个年青人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但马克思依然和燕妮订了婚，然后就到柏林大学去了。他离开了心爱的姑娘，心中思念日增，于是便把爱情倾泻在书信上。他甚至写了三册爱情诗集寄给燕妮。
燕妮接到这些诗集总是感动得眼含热泪，写的回信同样充满了对马克思的深情。
可是，这种热恋如不节制，就会严重影响马克思的学习，父亲也为此发愁。
马克思和燕妮也意识到了这样下去不好，于是，他们两人下决心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利于马克思埋头学习。
马克思控制自己的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爱燕妮已经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为了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做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决心坚决抵制恋爱对学习的影响。
马克思的父亲一直对两个人的热恋感到惶恐和不安，担心燕妮是否会真心爱马克思，担心燕妮的家庭反对这件事。
不过，没有多久，他的不安很快消失了。通过细致的观察，他深信这位漂亮的姑娘不会离开马克思而去追随一位爵爷。而且最让他高兴的是，两个孩子订婚后不久，燕妮的父亲就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了。
只有燕妮的哥哥一人不满，但他的阻挠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名利之徒，燕妮的父亲也看不惯他这个长子。
而燕妮的弟弟的品德比哥哥好得多，与燕妮十分亲近，又是马克思最忠实的朋友，自然不会干涉他们的婚姻。
1842年的元旦，燕妮的父亲得了重病，马克思立即从波恩赶回特利尔，一直守在他身旁。两个月后，他去世了，马克思帮助料理了丧事。为了安慰燕妮，他没有立即离开特利尔，在燕妮家住了一段时间才返回波恩。
1843年的6月19日，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美丽的莱茵河畔度蜜月，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莱茵河把两个相爱的人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政府依然十分担心他会做一些对政府不利的事情，于是便指使马克思的朋友埃塞尔去说服马克思并给出高官和金钱做为条件，但马克思誓死捍卫自己在中学毕业时立下的誓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斗。
从此，他埋头于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他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
并发现黑格尔庞大复杂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方法之间的矛盾。
1842年，普鲁士政府急剧地转向反动，取消了德国所有的自由报刊，这一举动使青年黑格尔派借助自己报刊实现理想国家的理想成为了泡影，促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观点，而且提出了民主制的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不是政府手中的玩物。
为了出版机关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
到巴黎后，马克思和燕妮一直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工人住宅区，亲眼见到了工人的悲惨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
马克思还与法国工人秘密社团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但他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组织，他还结识了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会见了俄国政治活动家巴枯宁、波特金等人。
而且，马克思还认识了德国伟大的诗人海涅，海涅同样是由于受政府书报检察制度的迫害才逃到法国的。
马克思见到海涅时，他已经是46岁的人了，比马克思大21岁，不过他们两个人相识之后很快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海涅很喜欢卓尔不群的马克思，他经常到马克思的家作客。当他遇到困难情绪消沉的时候，马克思能够使他精神振作起来。同时，马克思对海涅的创作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使他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期双月刊。许多人对马克思的文章很感兴趣。
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民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
但是《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原因是普鲁士政府不允许它在德国发行，而且主编卢格也反对有革命锋芒的文章。
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一家德国流亡者办的《前进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不久这个报纸也遭到了查禁。
1845年1月16日，马克思被法国大臣驱逐出境。
马克思一家只好从巴黎迁居到了布鲁塞尔，并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哲学研究。
燕妮此时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尽管种种事情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陪同马克思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马克思经常在工人协会演讲，燕妮经常随同前往。她从事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热情地向工人们介绍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名著，有时还在工人协会的晚会上朗诵诗歌。
燕妮积极支持马克思的工作，从家里有限的财力里支付宣传费用。
1848年初，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响应巴黎的二月革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决定买一些武器装备自己。
燕妮支持马克思把一笔数千塔勒的巨款贡献给战斗的工人阶级。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燕妮一同被捕，马克思说：“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在被囚禁了18个小时后，他们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很快又回到巴黎继续参加战斗。
先进的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认识了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年轻人，他就是弗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从此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终身的合作。
在巴黎，经马克思介绍，恩格斯认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俄国流亡者，走访共产主义俱乐部，参加工人集会，与工人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法国工人的优秀品质和国际主义精神使恩格斯深受教育。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更多的时间是与马克思在一起交换意见，探讨理论问题。
他们从黄昏谈到深夜，又从深夜谈到黎明。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彼此发现在一切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称赞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精神的社会主义著作，对他很有启发。
恩格斯佩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伟大的奋斗目标。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能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巴黎短短的10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了以后的工作，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把这个崭新的革命理论传播到工人运动中。
他们商定合写一部名为《神圣家族》的论战性著作。
恩格斯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那几天就完成了他分工撰写的部分。
马克思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其它部分。这部著作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光辉著作。之后两个人的名字和事业就永远联在了一起。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回忆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之后，就下决心脱离商业，来和马克思一起干革命事业。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父亲反对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更不允许他搬到巴黎去。
恩格斯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去经商。
他在巴门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之后，不顾父亲的阻挠，在巴门举行了共产主义集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5年4月上旬，恩格斯也迁到比利时来居住了，两个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合作。
他们于1845年7月12日启程，先到曼彻斯特，在那里住了1个月。
在那里的切特姆图书馆他们阅读了欧洲大陆难以看到的大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为他们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5年9月，两位伟人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
在写作的过程中，两人实行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合作方式。
这一次，两人不是分写而是先进行讨论，而后一起写作。两人每天都一直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才去睡觉。
两位作者出色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思想都融为一体。两个人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了9个月才完成这部著作。
但是，这部内容丰富的巨著却找不到出版商。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所以，不管能不能出版，他们都坚持把它写完。
这部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体系的形成。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恩和燕妮离开了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为了不让普鲁士政府再有借口进行迫害，在1845年12月正式声明退出普鲁士国籍，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845年上半年，许多革命者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从各国来到布鲁塞尔。而马克思的家则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
渊博的知识、深途的思想和非凡的才能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到他的周围。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热情好客和举止得体，高尚的教养和令人钦佩的才能，使他们家成了革命流亡者和知识界先进分子聚会的场所。
马克思、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建者，但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期就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工作。
他们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看到，工人阶级虽然觉醒，成立了各种工人组织，但还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思想指导。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占着支配地位。
而他们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也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已。
因此，他们从1846年起越来越注意使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在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宣传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1846年2月，经过周密的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组成。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威廉·魏特林最初也是通讯委员会的成员。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很快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通讯联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传播科学理论进行斗争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这时，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又遇到了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蒲鲁东。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在巴黎相识的，当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讲授经济学理论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不一致，他们往往由讨论变为争论，而且是十分激烈的争论。但深入思考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后，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参加通讯委员会。
蒲鲁东回信了，他同意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说明他不能经常为委员会写通讯稿，为此表示歉意。
但是蒲鲁东认为自己进了委员会，就已经由工人变成理论家了。
他从此目中无人，自命不凡了。
他对马克思吹嘘说：“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同我的观点一致嘛！再说法国无产阶级对知识的渴望是很强烈的，只给他们血喝，怎么能受到欢迎呢？所以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发现了蒲鲁东思想的主意后就放弃了通过蒲鲁东与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但同时给马克思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对种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扩大了科学共产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先进工人逐步接受了他们的革命理论。“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许多成员在思想上都有了很大转变。同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认识到过去信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表示愿意放弃陈旧的观点和密谋的策略，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并请他们指导改组同盟。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恩格斯参加了大会。
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并改了口号。
口号由原来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会讨论了在恩格斯指导下拟定的同盟章程。章程要求盟员信仰共产主义，盟员要始终以共产主义原则为规范，而不是以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为规范。
章程规定了同盟的各级负责人员由选举产生，不称职的可随时撤换。这样就堵住了任何想实行个人独裁的道路，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先例。
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了大量工作。
马克思经常发表自己的演讲，他批判了资本家与工人是平等的这种说法，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向工人阶级指明了一个真理：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努力增进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国际团结，促使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建立战斗联盟，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努力创办了一个刊物。他们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变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报。
1847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因为当时同盟的不少支部中，宗派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中央的纲领。所以同盟中央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
他们给马克思写信说：“如果您能参加大会，我们真是高兴至极。我们将尽量减轻你们的费用负担。如果能克服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为这次大会作准备，恩格斯起草了《共产主义原理》。
他们约定先在奥斯坦德会面，然后一起去伦敦。因为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
11月27日，他们在皇冠饭店会面，详细讨论了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
大会顺利地举行了，通过了新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比过去的章程有了很多的改进，这些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结果。
马克思在会上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理论。因为他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符合工人的自身利益。
大会顺利地举行，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这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在伦敦期间还发表了许多演说。给英国的工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接触过马克思，听过他教诲的工人，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对象。
从此，马克思伟大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不停地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着。经常给工人们发表演说，听过他演说的工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都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民领袖。
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一项新工作。
这项新工作就是完成大会对他们的委托，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
他们两个人在伦敦就开始动笔，回到布鲁塞尔后继续写。
1847年12月底，恩格斯为了工作需要，返回了巴黎，马克思也要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钢领。
在此之前，恩格斯曾经写过两个草案，一个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修订成的《共产主义宣言》。这两个纲领草案都采用了问答形式。
恩格斯对这种问答形式并不满意。他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适合的。”
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他们决定把原来的纲领草案改写成党的战斗宣言，取名《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是单行本，很快又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出了新单行本。《宣言》好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共产党宣言》还规定了党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他的思想鼓舞着无产阶级战士去战斗。
至死不渝的信念
马克思和燕妮在流浪的生活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相互关爱着对方，因此他们的爱情显得温馨和甜蜜。
1844年的5月1日在巴黎的郊外，马克思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了。
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为了记念他和燕妮的爱情，马克思将她取名为燕妮。
燕妮感到非常幸福，每当谈到这个女儿的时候，她都有一种做母亲的自豪感。
燕妮非常细心地照顾这个孩子。她曾经幻想有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成人，都能成为像她丈夫那样漂亮而勇敢的人。
在她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她幽默地说：“有一个穷人，虽然他生活困难，但在他家中每年都过一次‘教堂的节日’，也就是说生一个孩子，这个穷人准备欢度第11次这样的节日。”燕妮本人就不愿意自己这个迷人的小女儿将来唱“独角戏”。
这时，马克思在巴黎的工作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之后又因为《德法年鉴》的倾向性问题，被驱逐出法国了。
从此，马克思的家庭开始了艰苦的漂泊生活。他们决定去比利时，但是，又没有路费。
深冬季节，燕妮病了。马克思不得不把生病的燕妮和小女儿留下，一个人去了布鲁塞尔。因为警察当局命令他必须在14小时之内离境。
燕妮拖着带病的身体，典当了家中仅有的值钱物品，两天之后也跟随丈夫而去了。
到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们没有钱继续雇用保姆了。
这时，燕妮又怀孕了。燕妮的母亲就把自己身边的一位忠实的女仆海伦派到布鲁塞尔来。
海伦在安排生活和料理家务方面，大大超过了燕妮。她始终和马克思一家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许多可怕的贫困、饥饿和恐惧灾难的岁月。
她照顾着孩子，招待着朋友，关怀着一无所有的流亡者，甚至整夜地缝补、洗濯和伺候着家里的病人。
1845年的9月，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取名为劳拉。
1846年12月，他们生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儿子。马克思和燕妮很高兴，给他取名为“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本来是燕妮弟弟的名字，当时他就在马克思家里住。
马克思夫妇给自己儿子起名为埃德加尔有双重的意义，既表示对自己独生子的宠爱，又表示对自己弟弟的亲切关系。
埃德加尔不愿和他的同父异母、身居高位的哥哥生活在一个地方，终身到处漂游。1845年秋，他来到马克思家，还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的春天，马克思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他手中已经分文没有了。只得把燕妮出嫁时带来的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送到当铺里去，并从一年前租得的那所住宅搬出。到了很小的“野林”旅馆内居住。这时他们的小儿子埃德加尔断了奶，本应该再雇一个佣人。可是由于贫困，这件事不可能实现。
1848年，马克思得到了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他们的生活刚刚好转，革命爆发了，工人急迫需要武器。他们在没有生活费用来源的情况下，从遗产中拿出很多钱给工人购买武器。这件事政府知道后，立即逮捕了他们。
政府逮捕马克思夫妇，又不敢公开说出逮捕的“理由”。如果他们说出逮捕是因为马克思拿出私人的钱给工人购买武器。就会引起工人们的武装抗议。
他们玩了种种花招，先下了比利时政府的驱逐令，要求马克思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这道驱逐令并没有使马克思手忙脚乱。因为马克思在前一天接到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撤销基佐政府1845年初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
马克思也准备迁往法国去，所以，他接到比利时王国的驱逐令之后，就立即着手整理行装。当时比利时有一条法律，即在日落和日出这段时间里公民住宅不可侵犯，这条法律完全该保护马克思在当天夜间准备好行装。
可是比利时政府却在夜间一点钟派了1名警官和10个警察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供逮捕的证据。最后以马克思的身份证不妥贴为借口，逮捕了他。
马克思被带走后。他的妻子非常惊惶不安，她立刻跑到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马克思的朋友若特兰家里，请求他设法营救马克思。若特兰答应帮助她。
燕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比利时朋友日果先生。日果把她送回家里。这时他们看到两个曾逮捕过马克思的警察站在门口，燕妮急切地问他们：“你们把我丈夫带到哪里去了？”“如果你跟我们走，我们就告诉你他在哪里。”警察说。
于是，日果和燕妮一起和警察来到市政厅。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警察不但不告诉他们马克思的下落，还把他们两个人分别送进了监狱。
下午3时，马克思和燕妮、日果被分别提审，由于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他们很快被释放了。
可是，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已经过去18小时，马克思来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得离开。
他们带着3个孩子和女仆一起离开住所，前往巴黎。
1848年2月，由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因此欧洲大陆开始爆发革命。
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欧洲大多数国家保存着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激化。1845年～1846年的欧洲大陆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欠收和1848年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经济落后、民族分裂、人民生活贫困，早就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而1845年的农业欠收、粮价上涨，以及1847年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使欧洲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就直接点燃了这次革命的烈火。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继续忍受压在他们头上的灾难，先后在欧洲各地发动革命。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革命群众不顾当局的威胁，撇开动摇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改革万岁！”“建立共和！”的口号，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结果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宣布实行共和。巴黎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地。
马克思丛报上看到巴黎革命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为巴黎工人的胜利欢呼，他深信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会跟着拿起武器。果然，比利时很快也开始了要求成立共和国的运动。
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把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给布鲁塞尔区，以便及时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于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新中央委员会，由马克思直接领导。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积极开展活动和组织群众，迎接日益逼近的革命火暴。
1848年3月1日，这正符合马克思的心愿，他早就盼望着奔赴革命斗争中心的这一天。
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他发现在巴黎的流亡者中流传着一种危险的作法：组织武装志愿军，打回老家去解放自己的祖国。
参加志愿军的人很多，但他们往往到达边境时就被出卖给自己的政府了。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把革命当儿戏的冒险主义。3月8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公开进行活动的德国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以俱乐部为阵地，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在祖国人民准备起义时，志愿军如果采取武装进攻祖国的做法，只会使本国反动派以外来敌人的借口扑灭刚要燃起的革命火焰。
3月10日，马克思和一些革命领导人组成了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还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几乎天天开会，商讨无产阶级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人民举行起义，迫使首相梅特涅逃亡国外，成立了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18日普鲁士也暴发革命。
人民胜利的消息传来，马克思虽然同战友一样感到高兴。但他认为，必须打消工人和小资产者对资产阶级内阁存在的幻想。使他们明确认识这次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革命推向前进。
因此，马克思于3月底为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包括行动纲领17条。
3月底，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散发了这个《要求》，4月初，在德国许多报纸上刊载。
4月初，马克恩和恩格斯一同回到德国参加革命，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马克思想创办报纸，以便指导各地的斗争。
当时在科伦的一些民主党人已在准备创办一家报纸，宣传的范围只限于科伦一个城市，并打算把马克思排挤到柏林去。
马克思到达科伦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说明了他的办报主张，只用了24小时就争取了多数支持者，把办报的倡导权夺了过来。
接下来的事就是为报纸筹集基金。恩格斯回到巴门，其他盟员也到各地去筹钱。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他革命，一分钱也不给他。他只好从生活费中挤钱。马克思也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加上通过征求订户收到的订费。总共筹到了13000塔勒，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为《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一个“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
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因为马克思认为用民主派的旗帜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以便教育和提高他们的认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报纸原计划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
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书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马克思从此更忙了，处理报纸的财务要花费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派的威胁与纠缠，同其它自由派报中的诽谤等等作斗争，也耗去了他许多精力。
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后来恩格斯回忆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需置疑的，所以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恩格斯指出《新菜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点：“要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报纸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新莱茵报》从第一号起就无情地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报纸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等手段来夺回他们在3月失去的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革命的进程。巴黎工人在6月第一次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展开英勇而坚韧的斗争。马克思通过《新菜茵报》向德国工人报道了他们浴血斗争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对于俄普奥等国几次瓜分波兰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并通过报纸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残暴和卑鄙。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5000份（在当时是很多的）。
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引来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敌视和迫害。
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员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
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它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
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始终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大声宣称“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
马克思不仅被传讯，他的信件经常被非法地扣压并拆封，警察和便衣对他进行跟踪和盯梢，还写匿名信进行威胁等等。《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也受到种种迫害。
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镇压了人民起义后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反动政府先对恩格斯发出了通辑令，当马克思刚从外地回到科伦时，驱逐令已经等着他了。紧接着，其他几位编辑也被通辑。《新菜茵报》不得不在5月19日出了它的最后一号就停刊了。最后一号是用红色油墨印的，发行了数千份。《新莱茵报》虽被查封，但它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并鼓励着人们把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下去。
马克恩继续为无产阶级战斗，他不停地工作，广泛地开展活动。
三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府决定在5月初进行选举。科伦工人联合会认为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认为选举结果不公平，所以号召工人不参加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选举。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斗争，并对民主运动不利。
他们向工人们说明，应当充分享用争得的权利，设法在选举中选出民主派的候选人，以加强整个民主运动。工人们接受了这一主张，在选举中投了民主派候选人的票，把民主派的代表选进了议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参加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在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
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动身去柏林和维也纳。
马克思在柏林只呆了两天，会见了参加柏林制宪议会的同盟成员和民主派的其他代表，同他们讨论了当前的局势。提醒他们警惕日益嚣张的反动势力。然后匆忙赶去维也纳。
马克思到维也纳后，立即参加了当地民主联合会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关于最近维也纳流血事件的辩论中，马克思坚决反对向奥地利国会请愿和派代表团晋见奥地利国王。
马克思指出，国王不是最高权威，最高权威是人民，大家必须面向人民，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向人民作工作。
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政治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
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马克思无时无刻不同群众在一起。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停战协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非常关心城市工人和市民的革命运动，同时也竭力发动农民起义去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
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科伦，前往法兰克福，同先到达的恩格斯一起劝说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试图说服他们公开参加德国西部的人民运动，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前往发生起义的巴登、宾根等地进行活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战斗，直到起义最后失败，他才离开德国去了瑞士。
7月初，燕妮带着孩子由科伦来到巴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
报纸停刊后，马克思把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全部收入都付给了工人、通讯员和编辑。全家人不得不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
7月19日，法国当局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西北部的摩尔比安。而那里是一个热病流行的沼泽地，政府这样做无异于“谋杀”。马克思拒绝了。
但法国当局还不罢休，勒令他24小时离开巴黎。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重新安家的费用，马克思只得把即将分娩的燕妮和孩子暂时留在巴黎，于8月24日一个人动身去伦敦。
8月26日，马克思到达伦敦。那时欧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后被反动势力镇压，各国的政治流亡者纷纷来到伦敦。
同时，马克思特别希望恩格斯立即来伦敦，与他一同开始新的战斗。
马克思为了尽快展开工作，到达伦敦后立即同流亡来伦敦的许多革命同志组成了同盟的新中央委员会，以便推动同盟各地支部恢复工作。恩格斯于11月到达伦敦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他们着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救济大批贫困的流亡者。
1849年9月18日，马克思在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建议成立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大会同意并推选马克思为该委员会主席。
为了使这些流亡者在这个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和一块充饥的面包，马克思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马克思本人这时候的生活却非常困难。燕妮在9月中旬带着3个孩子和琳蘅来到伦敦，11月，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了。
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什么收入而要养活4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债主经常登门逼债，他们只得把仅有的一点家具卖掉。交不出房租，房东就不给他们开饭，赶他们搬家，找警察来查封他们的家什用具。
马克思经常四处奔波寻找住所，他们一再搬家，一家7口往往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贫穷的生活使他们最小的孩子刚一岁就去世了。
这种困难虽然也给马克思带来了烦恼，但从来没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燕妮曾说，他即使在最恶劣的时候，也仍然十分幽默。
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严峻的处境里首要任务是把被驱逐的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鼓舞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因此，同盟在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后，立即敦促德国各地，特别是科伦的同盟支部先后恢复工作。
为使重建的支部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和6月两次为同盟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同盟确定了未来革命中的任务，制定了在迎接革命新高潮中所应遵循的行动纲领。
3月和6月的《告同盟书》都由同盟派特使带回德国各地散发，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报告和声明也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在马克思和其他战友的努力下，同盟又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继续战斗了。
为了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脑，马克思从1849年11月到1850年秋天，在伦敦德意志教育协会中讲述了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
同时，为了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并进一步发展和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积极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49年底他们同汉堡的印刷厂主签订了出版和发行杂志的合同，并为杂志写了《出版启事》。1850年3月6日，杂志第一期在汉堡出版。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匮乏，到11月底杂志总共只出了6期。其中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著作。
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控告他们“图谋叛国”。
马克思得到盟员被捕的消息后，为营救战友进行了十分紧张的活动。
由于普鲁士政府对同盟会的卑劣诬陷和压迫，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同盟被迫解散。但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停止战斗，而且更加坚定了信念。
曲折的革命生涯
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了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
由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云。
马克思交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还不得不一再搬迁，最初他们住在伦敦西南郊区的安德森街4号，只有一个小套间，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被赶了出来。
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豆子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
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燕妮最后抄写完毕，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了。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1852年4月14日，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马克思当时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幸好有好心的邻居法国流亡者的帮助才把她埋葬了。
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了之后，家中自然完全虚空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摧毁马克思钢铁般的意志。此时，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担着他的全部忧愁。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燕妮总是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
马克思在这期间给燕妮的惟一的一封信里倾吐了对她的无限深情和感激，埋怨她不应该把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向他隐瞒起来，信中说：“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忍受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
燕妮不仅在生活中对马克思体贴入微，在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也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助手。正是由于对人类伟大事业有着共同的信念，正是由于她具有乐观而坚韧的秉性，使她在马克思处于最坚难的时刻，默默无闻地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
她第一个阅读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她抄写或笔录下马克思的全部文稿，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为的是能及早寄出以便尽快复印。
她还代表马克思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同出版商谈判出版事宜和稿酬等等。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也一起享受了数不完的欢乐。
马克思在和燕妮短暂离别中写给她的一封信里倾吐了自己无限深挚的爱情：“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在马克思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燕妮，她始终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热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在马克思家里，虽然经常笼罩着贫困的阴影，但是没有失去欢乐的气氛。马克思尽管工作紧张，又为生活操劳，但他非常喜欢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
他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伴”和“理想的朋友”。女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玩“骑兵游戏”，把他套在椅子上当“公共马车”，亲昵地叫他“摩尔”、“老尼克”和“山神”。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的帮助，他同马克思一起战斗，同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体现出无私的革命友谊。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
这期间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了马克思一家无私的援助。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许多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刻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20年后，当他最后一次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庆贺他最终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
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真诚地吐露了自己的感情：“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惟一能使我挺起身来，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
恩格斯不仅白天在营业所里服苦役，晚上也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
为了赶上邮船的班次，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
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进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途经南安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
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经济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纽约每周论坛报》写了大量的文章。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卓越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噩梦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长期两地分离，但这两颗伟大的心却息息相通。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有1300多封。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就付印。
马克思经常对恩格斯这样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然各具一格，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志向却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争，在科学的炼炉中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
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最大慰藉，而恩格斯在他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友谊使他们在困难时期艰难地走了过来，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停地奋斗。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经受不了困难而叛变脱离革命。有的悲观，有的显得十分急于成功。1848年～1849年，革命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对革命暂时受到挫折后的形势作了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他们既不气馁退却，也不盲动冒进，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又把理论研究的工作提到首位，他暂时回到书房，继续从事他早已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为完成经济学中的伟大变革，为锻炼未来斗争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顽强学习，刻苦钻研。
他厌恶那些高喊革命、热衷空谈的人，嘲笑说：“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当时马克思的处境异常困难，贫困的阴影紧紧相随，各种攻击诽谤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来自敌人营垒还是来自昔日同路人的那些造谣诬蔑。他都毫不介意，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他“把他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不仅自己埋头研究理论，而且引导李卜克内西、沃尔弗、施拉姆等人努力学习，鼓励他们广泛吸取革命所必需的各种知识，掌握斗争所不可少的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的榜样力量鼓舞下，在他的积极引导下，他的战友和学生利用战斗间歇刻苦学习。恩格斯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对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因此，从他们中间成长出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不仅关心自己身边的那些革命流亡者的成长，而且关心各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经常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他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德国工人一直心连着心。德国工人公然把马克思看成自己的领袖。
他们在准备采取重大革命行动时，常派代表向自己的领袖求教。1853年和1856年，莱茵省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两次派代表到伦敦听取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热情接待使者，耐心地向他说明当时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告诫莱茵工人，整个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莱茵省工人单独行动必遭失败，要他们不能鲁莽行动，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马克思还利用当时在德国尚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之一《新奥得报》，同普鲁士当局作“隐蔽的斗争”，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运动也关怀备至。他帮助宪章派人士创办《人民报》。为了支持这个报纸，身无分文的马克思为它写稿不取报酬。在他的帮助下《人民报》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报纸。它在提高英国工人觉悟、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还亲自参加了1855年夏天宪章派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在第二次示威中险些遭到警察的逮捕。他还积极帮助琼斯克服思想上的妥协动摇。
马克思还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约瑟夫·魏德迈、阿道夫·克路斯和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在美国撒播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
他支持魏德迈在美国创建美国工人同盟，为创建未来的美国工人政党作准备。他还积极支持魏德还和克路斯把当时在纽约出版的《改革报》变成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阵地，组织自己的一些战友为该报写稿。
经马克思及其在美国的战友的努力，《改革报》成了一家优秀的工人报纸。同时，《改革报》做为一种新的战斗武器，指导着人类无产阶级继续战斗。
正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国人民开始对外反抗列强的侵略，同时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统治。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开始萌牙。
马克思十分关怀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恶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对外国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
马克思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惨境遇。他严厉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殖民政策。
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受尽奴役和欺凌的国家，马克思寄以希望，他认为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1857年～1859年期间，印度人民举行了民族解放的起义。马克思从印度人民的起义中看到了东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觉醒，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写了许多文章分析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驳斥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种种说言。
他还看到了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对于宗主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文章中始终贯穿了这样一个光辉思想：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剧它的危机，削弱它的力量，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指导着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作解放斗争，他的思想便是斗争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也从东方看到了无产阶级斗争新的希望。
《资本论》的诞生
马克思经过25年辛勤的劳动，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了伟大著作《资本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是马克思劳动的结晶。
马克思还在40年代初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843年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仔细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这一时期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见解，这实质上是他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布鲁塞尔。在这里，除继续研读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马克思打算写一本经济学著作，书名定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当局要求马克思把这本著作写成纯学术性的作品。马克思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后来列凯斯取消了合同，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研究。
由于积极投入1848年～1849年革命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一度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来到伦敦，重新钻研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学习特别勤奋刻苦，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到英国博物馆去，整天在那里看书学习。
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中作了大量的摘录，写满了24个笔记本。
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例如，为了弄清地租，他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千方百计熟悉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他在50年代最初几年摘录了生产中应用物理学和数学等等的历史资料。
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他加紧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期望这次经济危机会引起新的革命。他想尽快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用社会发展的经济知识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短短10个月时间内，马克思写成了50印张篇幅巨大的手稿。这可以说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继他的第一个发现——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
这部手稿，马克思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整理的。从1858年初开始，他在这一手稿的基础上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打算分册出版。他本想尽快完成第一分册，但事与愿违。由于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他劳累过度，不断患病。
贫困的生活也给马克思的写作带来了巨大困难。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经常花费很多时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写稿，以取得微薄的稿酬。这就使他不能把主要精力用来写作经济学著作。
1858年5月，他从《经济学家》杂志了解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麦克拉伦发表了《通货简史》一书。“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可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新书要几个月后才能见到。而马克思又买不起这本书。于是工作就停下来了。他不得不向亲密朋友恩格斯求援，直到恩格斯寄来钱为止。
1858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手稿，但他无法把稿子寄走，因为他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他没有手稿的副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只是在1859年1月收到恩格斯两英镑的汇款以后，他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这第一本小册子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书名叫《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马克思打算把他的这部巨著写成6册。第1册计划包含3章。已出版的虽然只包括前两章，但它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发展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这是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1862年，马克思用《资本论》作为标题，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为副标题来发表著作。这样《资本论》就产生了。《资本论》做为有力的思想武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向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翰·菲力蒲·贝克尔的信中说：“这本书无疑论正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历害的炮弹。”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开头部分概述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他再次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出发，因为正是在商品中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而分析了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接着他深刻阐述了价值形式，直至货币的产生。然后分析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真正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这样马克思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根据对剩余价值实质的分析，第一次对资本下了科学的定义。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物，是生产资料，认为它是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表明，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成为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手段，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历史范畴，是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时，研究了劳动过程不同因素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他把这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而资本家把另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他把这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不变和可变资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样的划分，他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了不是全部资本，而只是可变资本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还阐述了增加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延长工作日。在一个工作日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工人用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这部分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是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时间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这部分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一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是剩余劳动。
资本家总是力图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可以靠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靠延长工作日而增加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
另一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创造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要缩短这部分时间，就得降低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要提高生产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用这种办法增加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以后，详细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问题，也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
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折，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上，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在另一极上，劳动者遭受的压迫，剥削以及失业和贫困不断加深。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彻底驳倒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家勤劳起家的谎言。这些人把原始积累描绘成田园诗式的东西，说什么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人勤劳聪明又十分节俭，另一种人是懒惰而又挥霍无度的无赖汉。第一种人逐渐积累财富成为资本家，第二种人穷得一贫如洗，只得出卖劳动力，去当雇佣工人。
马克思尖刻地讽刺了这类神话，提示出原始积累的实质，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个分离过程，一方面形成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无产阶级。
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用大量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农民怎样被剥夺了土地，赶出了家园，沦为乞丐和流浪者。
资本原始积累还与进行殖民掠夺、贩卖黑人等暴力手段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原始积累“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实质，有的打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资本论》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准备很快完成第二、三卷。但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且身体很不好。
尽管工作繁忙，马克思仍继续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有关经济问题。例如为了写作地租理论，他甚至在1869年，年过半百的时候，开始学习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70年代末期，马克思有意拖延第二卷的写作。这其中的原因有3个：1. 是英国目前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他还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
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再形成理论。2. 是还需要搜集俄国和美国等地的材料，以便继续研究。3. 是医生警告他，要他把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否则就会陷入1874
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他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
个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但是，病魔过早地夺去马克思的生命，他生前没能够实现《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他在逝世前不久，嘱咐小女儿爱琳娜把《资本论》手稿交给恩格斯，希望他的亲密战友能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一些革命者，特别是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和朋友，都很关心马克思没有写完的著作的命运，他们热切期望恩格斯承担这一工作。
恩格斯把完成战友的托付和满足朋友们的愿望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明确地回答：“……在实际鼓励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现在，我已经63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1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1年时间写马克思传记，此外还要写出1843年～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不妨想一想，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己经有1年多了，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
恩格斯同爱琳娜一起，勇敢地挑起整理遗稿这副重担。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的工作室里，他们整天埋头于整理一张张零散的手稿、图表和笔记本，并细心地加以分类。
经过3个半月的紧张工作，他们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把所有手稿按时期归了类，其中主要的自然是《资本论》手稿。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劳动，恩格斯在爱琳娜和秘书的帮助下，把原稿系统化，空白的地方作了补充，加了许多注释，在修改和增补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说明，终于在1885年完成了一部连贯紧凑犹如马克思自己写的《资本论》第二卷。
又过了将近10年，于1892年《资本论》第三卷也整理完毕并出版了，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论》一、二、三卷最终全部完成，恩格斯对此做了很大的贡献。列宁对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是指引资产阶级进一步斗争有力的思想武器。《资本论》的出版给资产阶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资产阶级想把它毁灭掉。
由于马克思的朋友，首先是他的战友恩格斯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文章，这个阴谋才被打破。
随着这一划时代著作在各国的传播，它在工人阶级中影响的增长，资产阶级学者们就千方百计对它进行种种攻击、污蔑。而现在，有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历史上的地位，但同时又宣扬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有的在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某些长处的同时，又企图从根本上歪曲和否定他的劳动价值理论。
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不断宣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较高，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已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从而说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而且也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巨大理论宝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他在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经济形态的性质、特征过程中，在论述它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时，也涉及一般物质生产的基础，涉及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谈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等概念时就说过：“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也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精辟的思想。
他指出：“劳动时间长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只耗费劳动和生产资料，而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劳动时间短的企业，不仅在1年内不断地或者多次地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实践证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处理不好这两类生产部门的关系，过分注重前者的发展，而忽视后者，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影响整个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就更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因为在这里体现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资本论》是马克思心血的结晶，为之他付出了40多年的心血，虽然在全卷中只占1/4的篇幅，但无产阶级战士从此有了学习的课本。
苦苦奋斗的岁月
19世纪50年代末，欧洲各国开始爆发工人运动，1803年波兰人民起义，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马克思在这期间十分关注各国的革命运动。
1864年9月26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里，悬挂着各个国家的旗帜，挤满了来自英、法、德、意和波兰等国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推荐的德国人代表埃卡留斯在会上发言很出色。而马克思则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选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导委员会。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确实说明了工人运动已经重新兴起，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新的提高，然而在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组织诞生之日，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为各国无产者在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的真正联合，展开了繁忙而艰辛的工作。
当时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协会起草纲领性的章程。要使这份重要的文件既表达出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又能为当时工人运动中各种繁杂的思想流派所接受，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马克思却完成得非常出色。
10月20日，在马克思家举行的小委员会上，马克思建议对章程逐条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点，40条的章程才通过了第一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代表克里默建议，为了在11月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能拿出一份《章程草案》，小委员会必须在10月27日的会上有一个肯定的结果，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把文件全部留给马克思，由他加工修改。
马克思顺利地争取到了第一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权利——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纲领性文件，为它今后的全部活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一星期后，马克思彻底改写了章程，用10条代替了原来的40条，为国际工人协会草拟了《成立宣言》。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首先选中英国这面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子，用具体的数字清晰地勾划出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图象：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令人陶醉，但它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这种令人陶醉的美妙景象又是来之于工人阶级的无情地被盘剥。
马克思在明确说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利益绝对对立的同时，还提出工人阶级在这段黑暗时期中取得的两项成就，来鼓励他们的斗志，指明无产阶级运动未来的方向。这就是10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工人们试验创办的合作工厂。
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各国工人由于忽视了并肩作战时的兄弟团结，结果使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各国工人应当团结一致，兄弟般地合作，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反抗它的对外侵略，在不能防止时就揭穿它，总而言之是这样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了把思想水平参差不一和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影响的工人运动导入共同的轨道，马克思在创刊中只是最一般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原理。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章程还规定了参加协会的团员个人要严格遵守协会的纪律，保持行动的一致和团结。
11月1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1866年的代表大会上经过讨论，也得到一致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
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做出了具大贡献，因此，他成为欧美各国先进工人公认的领袖。但马克思不喜欢别人宣扬他个人，他一直都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美德。
1877年10日，有人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在德国工人中的威信要比他们想像的高很多。马克思回信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文不值。”
1863年5月，拉萨尔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后，利用各种手段宣扬他个人。他声称：“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正确的。”拉萨尔的党徒们声称，不管是谁，只要企图推翻或者修改拉萨尔所阐述的信条中的哪怕一个字，他就是“人民”的叛徒。
联合会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拉萨尔个人。他也自吹“几百家报纸每天把我的名字传到德国的穷乡僻壤”，要工人把他当作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
宣扬个人崇拜是为了实行个人独裁。在拉萨尔制订的联合的章程中，规定主席有权发布一切指令，有权决定全体大会和理事会的召开，有权任命副主席，有权任命地方全权代表，有权裁决谁能入会，谁不能入会。他说：“主席的权力必须尽可能独裁，否则会一事无成。”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拉萨尔独揽大权，不择手段地安排亲信，排斥异己。联合会理事会书记瓦尔泰希对他的独断专行表示不满，拉萨尔下令把他开除出联合会。
1864年8月底，他为争夺一个贵族小姐在与情敌决斗前留下的遗嘱中，袭用封建皇帝指定继位人的做法，指定伯·贝克尔为他的继承人。拉萨尔在决斗时中弹而死，但是他的个人崇拜仍然有增无减。施韦泽主编的《国会民主党人报》上甚至用“圣经、教会和主”之类赤裸裸的宗教语言来宣扬拉萨尔，狂呼“拿撒勒的耶酥死了，斐迪南·拉萨尔万岁！”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同时，对他制造的个人崇拜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对拉萨尔的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和装腔作势，深恶痛绝。马克思针对拉萨尔的在工人中冒充理论权威、炫耀自己、骗取信任的行为指出，把革命和科学作为追名逐利、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十分卑鄙的举动。
马克思说，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工人协会所追求的真正的工人运动组织相敌对的。
他们一再要求德国工人报刊清除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揭露他企图充当工人“独裁者”的野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为代表的德国先进战士教育工人群众摆脱拉萨尔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1869年8月，他们与拉萨尔派控制的全德工人的声明中鲜明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教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在行为上背叛我们原则的阴谋家！8年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抛弃了个人独裁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由5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专权，还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如果中央委员会有越轨行为，监察委员会有权停止个别中央委员会以至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裁决。
此外，还建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发生冲突时由它来裁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的一个重大胜利。
马克思和思格斯强烈反对个人崇拜，恩格斯在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让无产阶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有关拉萨尔的神话当成党的信念的象征。要和一些宗派组织有一个明确的区名。
马克思虽然一直流亡国外，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关怀有增无减，并且关心着德国的民主革命。
在马克思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后，他曾经对在德国工人中有较大影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工作，希望改变它的领导，争取它加入国际。
拉萨尔的信徒施丰泽1864年底在柏林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李卜克内西在其中任编辑工作，报纸的办报纲领中也没有典型的拉萨尔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意为它写稿。
报纸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上发表了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而写的《论蒲鲁东》一文，文章客观地指出蒲鲁东的功劳，同时也评述了他的错误。
不久马克思发现施韦泽仍然推行拉萨尔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就毅然断绝了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不再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提出让德国工人在德国当时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单个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支部，它们人数虽不多，但在合作社、互助会和教育团体等合法组织的掩护下展开了工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国际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1867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后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他们利用这个全国性的讲台，揭露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和俾斯麦立宪的伪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德国工人中作了大量工作，逐渐摆脱了拉萨尔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
1869年8月，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并宣布该党的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国际工人运动也逐步壮大，马克思也因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停地操劳。
马克思通过国际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着无人可比的重大作用，享有极高的威望。
列宁说，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
马克思对国际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而他在国际活动中采取的斗争策略却是灵活多样的。他瞩目于运动的未来，又着眼于当前的实际，他珍惜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又不忽视各种思潮的歧异。他谦逊、朴直，从不提及个人的威望和作用。他悔人不倦，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培植出一大批优秀的战士。
马克思最厌恶那些脱离现实斗争的空谈家，认为他们的空谈和遐想只能消磨工人的斗志，损耗他们的精力。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要推动工人去进行严酷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和炼就本领。但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绝不能脱离工人运动所处的现实情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1865年马克思为伦敦代表会议准备的几条指示，就完全是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水平提出来的。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里曾谈到这件事：“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
会议的结果说明马克思的决策是正确的。马克思关于国际联合行动，缩短工作日、儿童和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和常备军的6点指示，在会上被大多数代表接受，并由大会作出相应的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中，始终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们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主要对准某派别进行说服斗争。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一段时期，他们主要克服了蒲鲁东派忽视政治斗争、反对消灭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后一段时期，他们主要粉碎了巴枯宁派否定权威、否定国家，企图一举革命成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阴谋活动。
总委员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马克思深知首脑对于指挥整个身体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国际工人协会一成立，他就着手加强总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核心。在他的倡议下，会议规定：不出席会议者不得选入总委员会，不出席会议而又不对其缺席表示歉意者则被认为自动退出委员会。这样就杜绝了那些沽名钓誉者钻入国际工人协会，并建立了一定的纪律。同时，在马克思的努力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进入了总委员会。直到1865年春，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退出委员会，保证了一批先进无产者团结在马克思周围。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中，马克思极度蔑视抬高个人声望，也十分憎恶沽名钓誉。
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开展活动默默无闻地日夜操劳而不要任何荣誉。燕妮最了解马克思，她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谈到过这一点：“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方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负担着一切困难工作而不要任何荣誉。”
的确，除了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虽然有几次他曾准备在会上发言，但当他发现别人发言对斗争更有利时，他总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别人，并积极帮助他们进行准备。
马克思始终认为，促使国际工人协会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而决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
马克思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高尚情操感染了许多的人，但马克思只认为他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这正如他那句喜欢的格言：我是人，人所应有的我都有。
指导各国革命
1870年7月19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普法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的当天，国际总委员会开会作了讨论，决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宣言，表明总委员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花了4天时间写成了宣言，7月23日经总委员会讨论同意，26日又提交总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宣言首先在伦敦《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接着以传单形式印行了1000份。由于宣言发表及时，谈的是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总委员会决定增印1000份，并译成法文、德文，广泛传播。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前途以及德、法无产阶级对战争应持的态度。马克思指出，交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是为了本国王朝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
1870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草拟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复信，由马克思寄往德国。信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吞并法国领土的反动谬论，重申无产阶级对此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侵略阴谋。
战争的发展，完全不出马克思所料，不久，腐败无能的法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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