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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2 1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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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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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清华名家学做事

跟清华名家学做事试读:

内容提要

《跟清华名家学做事》一书,为你讲述了众多北大名家的故事。我们在读这些名人故事的同时,能感受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做事的方法和优秀品质!

第一章 做事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

“实”可谓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一种,它包括:诚实、真实、现实、踏实、务实……千百来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实”字首推为一条原则。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现实生活的工作和学习中,务实,又是做事的重要原则,清华大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就是凭着“务实”这一精神,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实干型的人才。务实,不仅是清华人做事的准则,也应该成为后来人们做事的一贯准则。

■人生范本:闻一多:务实学,丝毫不苟

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在闻一多逝世30周年之际,曾这样回忆他的兄长闻一多。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通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实,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见闻一多全集四卷,书信,73页)。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我妥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锋》、《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杂沓,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和信里曾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她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一书生岂昧兴亡责?事于大处不糊涂。痛斥豺狼拍案起,滇南高义震神州。二一人倒下万人起,热血从来不白流。目睹河山新景色,阿兄应亦喜丰收。

闻先生做人处世,正是靠的这种务实的精神。为求真才实学,可以十年不下楼,为求国求民,可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一颗赤诚的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做小事,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东林书院的对联,千百年来,警示着每个国人,要心怀天下勇于奉献。今天,清华人更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每一个进入清华园的人都明白,这是自己的责任。

清华人率先提出了“从小事做起,心怀天下”的口号。清华人认为真正聪明的生命哲学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既不过分计较名利得失,但也不应超脱得近乎麻木。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事业,而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又要乐观、理智地战胜和消除它。

老校长梅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并不如大多数人想像的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成功与不成功只差别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每天花5分钟阅读、多打一个电话、多努力一点、在适当时机的一个表示、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

在实践理想时,你必须与自己做比较,看看明天有没有比今天更进步——即使只有一点点。

只要再多一点能力。

只要再多敏捷一点。

只要再多准备一点。

只要再多注意一点。

只要再多培养一点精力。

只要再多一点创造力。

……

人生步至老境,生命逐渐走向平静枯淡,但平静并非无动于衷,恬淡也并非冷漠,所有的风雨沧桑并非为了陶冶出一种“麻木”。沧桑之后,应是悲天悯人的大慈大悲,以宇宙为家园,以万物为兄弟。此时之人世,已剥去“找”字所设的屏障,人的潜力会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在别人的幸福里叠印着自己的汗与泪,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快乐。所以古人说:“以宇宙为一身者,无不平之憾矣!”有的人虽具雄心壮志,却着眼于一己的得失,赢得起输不起,一遭挫折,则郁闷填胸,自然不得长寿;有的人只眈于物质享受胸无大志,人生无一种高飞的企盼,生命在无所事事中日渐苍白直至虚无,自然也无法长寿。长寿的人是拥有伟大的人生的人,他的人生里,兼有严谨与豁达之优点。生命时时都会有进展和创造,生命之树自然常青常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远离人生是一种超脱,切入人生则是大智大勇。大智大勇的人总是让生命成为一个大于我的存在。

如果说/我爱世界/我本是世界的燃料/那世界是我的燃烧。

怀着澄明清澈的心境去做一次炽烈的燃烧,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世。

拥有这种心境,并怀着这种心境做事纵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不平凡的,因为它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对人生的至诚。

□科学研究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振聋发聩,我们谁也不敢忘记这句话,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面的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们要用科学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的排头兵。

清华改大学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王、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学的精神,是清华人治学的原则。忠于科学,热爱科学,才能求得科学的真谛,清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敢忘记自己的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清华教授钱伟长虽然提出“谨小慎微,防备有小辫子”,他还是被抓住了小辫子,并且戴上了一顶顶“大帽子”。他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意见被认为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老清华”一席谈话,使钱伟长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提倡资本主义制度,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等大帽子,被划为右派遭到严厉批判这些无中生有的事,使我们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科学的前沿阵地。钱伟长的一切社会职务被撤销,虽然保留了一个教授头衔,实际上他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权利被剥夺了。他那双曾经参与过多少飞机、火箭、卫星上天工作的双手,将只能挥动扫帚和托把;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扫打卫生、清除而所的杂务中流逝。虽然他所写的《应用数学》一书出版社决定不予出版,却还要他赔“毁版费”,但钱伟长仍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为信条,为报效国家与人民,以加倍的努力从事科研活动。他写出了大量论文,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一项足以为国争光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1964年,当钱伟长将这篇论文投寄《力学学报》时,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四年之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鹫津久一郎在他所著《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节中,提出了与钱伟长相同的观点,为国际所承认。本来就该归于中国人钱伟长的荣誉,却属于鹫津久一郎了。

陈景润为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枯燥的数学论断,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下,就凭着手写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硬是解决了这一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当时的陈景润确实已到了“食不知味”的投入地步,由于热爱,由于浓烈的数学芳香引诱他忘记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捧着书撞在树上;不吃饭也不知饥饿为何物;斗室之中,演算草纸杂乱铺陈,几无下脚之地;与人交谈,口呐呐而不知所云,神情恍惚,已进入“病态”境界。但,实实在在那不是病,那是由于热爱而过分投入的状态。可见要知道在那种现实的条件下,陈景润没有那种由于爱而深深投入的状态,恐怕现在数学界还不知有多常委会在攻坚不已呢!

热爱事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有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被下属戏称为“工作狂”,那份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就可见一斑了。但是也正因此多数人可以做出成就。因为“热爱”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内在驱动力是比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外在驱动力更为强大、更为可靠、更为积极的力量。

也正因为热爱,他们才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探索,敢于拼搏,才能摘下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不求闻达于世的实干精神

为人者,要有不为名利的恬淡心境;为学者,更要有不求闻达的潇洒情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著书而留意于名誉事功,必无实诣。学者要有踏实苦干的精神,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30年代,朱自清把清华精神归结为“实干”二字。

毕业多年的清华学子谈起对清华精神的感受时说:“从学校里的生活、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操守,清结人所执的是民主、自由、进步、实干、独立的精神。”

清华精神没有准确的定义,清华园里也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每一个清华人,以及对清华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感觉它,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但凡是有清华人工作、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清华园中,它又无处不有,无所不在。

梅贻琦投身于教育,可以说是至心至诚。他本性宁静恬淡,对名利尤为淡漠,不为高官厚禄所诱。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正值孙科组阁,再三邀请梅贻入阁担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在一次欢迎会上,梅贻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克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实际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头奉献。梅贻琦治下的校风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新生代领导人中有好多是清华毕业的毕业之初几乎均未从政,而是去基层扎扎实实地从事技术工作,朱容基去东北,胡锦去西北,吴邦国去上海一家电子管厂任技术员,黄菊也在上海基层工作了好多年,傅锡寿则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从事20年设计工作。这种现象正是五六十年代清华培养人才的特色,即注重实际工作能力,从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到去基层锻炼,心怀天下,又精于从小事做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且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就使这些基层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才干成为他们纵横政界的优势,于是在80年代后中共选拔知识分子干部时纷纷崛起于政坛。

清华人从政的素质何在叱?胡锦涛认为至少以下4条因素是与清华的培养分不开的。即有坚定信念和强烈的追求,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图虚名的人;不官气十足、高高在上,是一个和群众心心相连的人;发扬民主,在关键时刻能够决断的人;热爱生活的人。

在清华,即使是热爱社会活动的人也不敢不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学王瑶学长就是个例子。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即受平津先进思潮的影响;后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跑游行阿伍两头,很活跃,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喜爱鲁迅,阅读《海上述林》,学习先进的文艺论。这一切,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后,他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自沉地努力充实自己,在联大学习很认真。上朱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

清华—学生论:

树立了信念,就重在落实了。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就要不甘寂寞,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看不到岸,只有一片汪洋。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汁水浇灌在寂寞的根上长成的。

落实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要吃苦。我感到,学习的苦无非两种:绞尽脑汁,案牍劳形,体力脑力上的苦累;而更难耐的则是寂寞,在别人随心所欲时,自己甘坐冷板凳去学。正如一句西方名言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机会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脚踏实地,廉逊做事

梅贻琦在清华改革时曾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大师云集,灿若群星。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力、陈寅恪……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性人士,但在他人的身上,又有着共同之处:务实、谦逊。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注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锱铢必究的地步。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他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崇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的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2月夜蝉声*3》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百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

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王瑶学长,他平时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见解,关心现实,认识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二年初,联大学生已举行了倒孔(祥熙)游行,开始活跃起来了。约自一九四三年始,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奋起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在联大的圈子内声音喊得很大,并向圈子外喊去,为全国文化界所重视,为青年学生们所爱戴。到一九四四年,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来了,由一个“最高学府”变为一个“民主堡垒”。王瑶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敬意,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对闻先生近年来联大的热情活动,作了正确的报道,树立闻先生参加民主运动,通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政治学习的机会。“一二·一”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今天虽不记得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他对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因为他有政治理论基础。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

王瑶学长以清华十级老学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住新西院,态度安静,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每日按计划行事,跟我们新来乍到的人,颇觉忙乱,无所措手足是不同的。他工作异常积极。首先是教书,那时青年教师一般都教大一国文,王瑶学长除教大一国文外,还开课,就是以《中古文学史论》为蓝本,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样的课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教课之中,自然有机会修改《中古文学史论》,或者还增写了某些章节,他不会停止在研究生时所写论文的状态。

其次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朱自清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余冠英先生实主其事。而此刊自筹备至出版,王瑶学和亦参与其间,促其实现。他的新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此刊的有《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书笔记十则》、《谈古文辞的研读》等。这些都是新的成果,或考据,或论述,都有新意,颇有学术水平。此外还有一篇书评,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就是介绍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提出一些作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六月里,朱先生胃病又发了,躺在床上为我给学校事务主任写信,帮我解决接家属住房子问题。大约于同年七月下旬,我在南京给王瑶学长写信,请他代向学校借款,筹备路费。到八月中旬,我得到他的回信,今抄录于下:来之兄如晤:大示敬悉。弟与余冠英先生商洽,已代向学校借妥一亿元,由会计外电汇,可免汇费。此款分四月归还,八月份不在内。惟八月发薪仍无期,弟意若凑够路费,可以即来。安置费俟到此再说,家具等大家可以凑一下,八月薪可做此用。总之,即家眷不来,兄须亦每月寄款回去,则还是乘此时来了好办。且目前似已成非来不可之势,请铁犹豫。何公房子已订妥西院,兄来可于何公旧寓及普吉院任择一处,朱先生住北大医院开刀,危险期已过,情形尚好,但出院最早在兄到此之后,故不必写信给他。照兄预算,“最急需”项已约敷,“次急需”俟在此想法,可以拖下去。苦当然是逃不掉的。这里一切如常,每日阅卷,尚未完毕。余俟面叙,专此即颂。时绥弟王瑶敬上八月八日

这封信夹在书里,多年未见,一旦得之,遂保存至今。可见他关怀同人,办事妥当,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钢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心。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干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只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脚踏实地、严谨、谦逊,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清华人正是靠这种学风,才取得了一个个成就。

□不望虚幻,只求实学

上天绝无怜人之心。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达到一个目标,唯有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你自己品格中的一些优点。运气是不可靠的,努力才是实学的好办法。

陈寅恪说:“只有肤浅的人相信运气。坚强的人相信凡事有果必有因,一切事物皆有规则。”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比坐待好运从天而降可靠多了。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指出:当我们说自己相信运气时,其实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然而,如果有机会控制这些因素,我确信一定有人会拒绝这种一切操之在我的感觉。因此相信运气不过是个偷懒的借口罢了。

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来愈不相信运气。过去我认为,生在富豪之家比生在贫民区幸运,但今天看来,这不是绝对的。生在贫困家庭,也许必须加倍努力,而富豪子弟却可能直往下坡走。

如果某人一生的血汗成果在意外中毁于一旦,我们自然会说他运气不好;但他没有防范未然,是否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呢?又或者,这次打击能迫使他痛定思痛,东山再起,坏运之说就不可信了。“因此,我对运气的看法只有一句话:不要相信它。生来就好运或生来运就不好,都是愚人的借口罢了。许多好运是由勤勉和正确的判断形成;运气不好,往往是不够努力或观察力不佳的结果。”

赌徒是运气的忠实信徒,他们必须靠手气决定输赢,这样的人生简直是场梦魇,他们对前途永远茫然,永远无法掌握自己。

人生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技艺纯熟的玩家当然比技艺生涩的人占优势。成功的人多半实至名归,而失败者往往也是罪有应得。相信运气远不如相信你自己。

如果一个年轻人相信运气会从天而降,他就会不断地拒绝各咱机会,因为那些机会都不够好,他所要的是大名厚利、高职位,他不屑从基层起步。我们可以想象,不久人们便懒得给他任何机会了,而他一生很可能就这样耗。一味相信运气,使这个年轻人丧失许多机会。

真正想成功的人,会把运气撇在一边,抓住机会,不放过任何让他成功的可能。他不会等待运气护送他走向成功,而会努力换取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判断失误而犯错,但是只要肯从错误中学习,等他逐渐成熟后,就会成功。

真正想成功的人,不会只是坐下来怨天尤人,埋怨运气不佳。他会检讨自己,再接再厉。

也许机缘巧合,上帝让某些人交上好运,但如果没有做好这件事的能力,交了好运又怎么样呢?清华人不相信命运只相信实力和拼搏,清华人说:美好的人生和辉煌的成就,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也许有很多人都相信运气,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算命,他们相信有些人可以未卜先知,有的人可以预测股市的涨跌,可以断定一个人的福祸,这些人也许可以告诉你是否会成功,或者如何成功。别相信他们,人们不过是善于掌握人类的心理罢了。

从商和从政的人往往奇招百出,让人目不暇接,然而他们私底下费了多少工夫,一般人并不了解。一项新产品的问世,事前需要经过极周密的市场调查,它的成功绝非偶然;一个政治人自我批评的新政诉求,也是长时间明查暗访后,才归纳出民意来。灵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无数愚者用心思而并字典来的火花。

很多人预测成真时,总是谦逊地说:“运气真好。”但我们应该知道,经验与判断力才是他们的利器。坐待运气的人,往往以空虚或灾难临头收场。他们也许会在因缘际会中暴起,但这种繁华很容易变成过眼云烟。大起大落的人,通常就是最相信运气的人。

华罗庚教授强调指出:“勤勉与判断力强的人没有暴起暴跌的危险,他们的成功是持久而可靠的。年轻人常怀梦想,这点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梦想转变成对好运的期盼,就与成功背道而驰了。只有努力与多动脑筋才是最可靠的。”注重建功意识,不求虚幻的美名

从理论上讲,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岗位,正好使其远大抱负得以体现。据报道,清华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有“后劲”,即一旦适应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会显示出很雄厚的实力(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得心应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总的说来,清华学生赞成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改革。但由于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某些弊端,他们对这种决心仍存有犹豫。并非所有的社会大环境和社会小环境都使他们的自我设计得以实现,甚至有时会使其出现坎坷和曲折。官僚主义体制,论资排辈恶习和妨贤嫉能的风气都是学生们走出象牙之塔以后所遇到的障碍。许多学生一走上工作岗位,便不得不抹去了以前的锋芒和热情,否则,便会变成被压制、被打击的对象。因此,一些学生常常梦想到一个“大机关”的“好工作”,更多的人在大干一场的想法之后留出足够的退路和保险系数。

□成名未必是好事

20年代中期,当胡适的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了人意料地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顾维钧曾是外交部出色的常务部长,现在却成了总理;吴佩孚是一位杰出的旅长,他却竭力要当总司令;在我从美国回来两年后,一家报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说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国人之一。一旦你成了名,你必须要选择如下的两件事之一来做:不辜负这个名声,或是靠这个名声活着。在第一种情形中,你会在身体上毁了自己;在第二种情形中,你会在道德和思想上毁了自己。你竭力要成一名伟人,你就要尽力做过多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完蛋!”多少人为成名一生孜孜以求,费尽心机,而青年胡适对成名发出的精湛议论,这其实也是他在茫茫人生中对自己命运的预感。

□不争虚幻的美名

清华有许多学术精湛、硕果累累的老教师的职称只是“副教授”,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早就是教授研究员了。

那些学术泰斗是不去争什么第一的,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不去争什么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争什么头衔或第一,而是看它对科学和社会的效用。因为每一个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都清楚“泡沫学术”实在做不得。

不争既表现在同事之间,也表现于清华与外部的关系方面。

从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记忆中,每次评奖同事们大都不甚积极。他们懒得花时间去检索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留意自己的著作、论文、观点被如何引用。他们懒得申报,其原因大致有二:他们不太看重研究成果的实际水平;第二,在有众多专家研究的领域,人们更不会贸然出来申请获奖,因为同事中不乏有高质量学术成果。这样,在许多场合下,同事之间会互相动员、催促去申报评奖。我记得有一次某位教授在别人的催促下提起自己的某篇很有学术造诣的论文时,半红着脸、吞吞吐吐、显得很不好意思。这种现象在我的工作经验中并非光见。难怪主管文科评奖的社会科学处对大家不积极参与申报评奖而大伤脑筋,不得不把评奖的意义抬到超出个人的有关学校地位的高度,去激励人们申报。

就我所知,清华在对外部关系上也一向乐于共事和友好相处,而不愿同他人争你高我低。我也经历过此类事情:某一访问团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情况未能客观评价(连系主任的名字、教师归属都搞错了),这自然引起社会学系师生的不满。但除了向有关方面指出应改正的错误之外,社会学系并未去争个清清楚楚,讨个“说法”。我们宁可相信对方是失误,而不愿去争论。我以为这符合清华的性格:不事张扬、让事实去说话。这是不争的一面。“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匀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那时追求的是价值,是看到了取代铅与火带来的变革不可估量,是一场技术革命。”

清华的学子都知道:自己可以追求真理,追求价值,而不可以追求荣誉,因为那是虚幻的东西,一个清华人怎么能追求虚幻呢?

□找准角色,踏实起步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席之地,都在充当着一个“角色”。无论你是生活这个大舞台上的“大腕儿”也好,“小人物”也罢,你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踏实生活,唯有如此,你的工作和生活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纳:

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追求成熟

□使自己迅速适应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

清华自由空气的另一表现,就是学生学习常常有一定的自由度。十多年前,有一位著名教育家,鉴于我们把大学生管得太死,一切一切都替学生规定好,规定死,于是他就劝人读一下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其中讲到种树能手郭橐驼的栽树经验。他说他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只不过为树木安排好适宜它生长的条件而已。别人为什么种不好树呢?因为他们“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树种下后,随时随刻都要去摇摇它,摸摸它,反复检查抓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仇)之”。我们确实应该从这篇古文中得到若干启示。过去,我们在头脑发热时,曾有一句响亮口号是:“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此话的毛病就在于否认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天资不一,基础不同的学生,何能在成绩上强求一律。这个口号的危害性就在于大家抱卢来一起开步走。结果能走快的走不快;让人抱着走的,一旦放在地上,他还是不会走。这种思想阻碍了人们进步的积极性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也许清华教师太忙,没功夫为学生画作息时间表;太懒,不肯抱着学生走路。但是北大学生,反倒因此成长得不错。一个刚考入清华的新生,往往会为一下子获得这么多自由而眼花缭乱,而手足无措。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自由支配,有那么多图书让你自由借阅,有那么多社团活动让你自由参加,再也没有人端着架子声色俱厉地来训斥你,你在生活上、学习上完全是自主的。你也可能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甚至陷入精神流浪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懂得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千万不要急天尤人,你要早早地到图书馆去抢占位置,你要挤进已经座元虚席的课堂。清华的课堂从来都是开放的,喧宾夺主,这是常有的事。你会发现,台上站着的,是你的导师,也是你的朋友、兄弟,那清澈如水的思路,截断众流的气魄,坚不可摧的理性思维,超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品格,使你陶醉,使你倾倒。他向你传授各色各样的具体知识,也在你纯洁无瑕的心灵中播种真善美。

学术自由隐含着公平的竞争机制,无情的淘汰机制。不尊重学术伦理,学术规范,缺乏相应的素质和人格特征,就无法获得学术自由。

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究竟怎么做,那他的生活才会充实。在这方面,清华的讲师朱自清先生教会了我们。

朱自清先生是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南下,于一九三八年间经滇越铁路到达云南的蒙自,停留一些日子之后,于同年九月间携眷迁到昆明的。

朱先生一家在昆明最初住在哪里,我不清楚。我一九三九年间第一次看见朱先生之后,才听同学说,朱先生一家住在昆明北郊的黎院村,是不久前才搬去的。

朱自清先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理事,又是昆明分会理事,他在昆明居住期间,除了在联大教书以外,分会组织的不少活动他都参加了,甚至远距昆明百里外的晋宁昆华师范学校请他对全校师生演讲新诗,他也欣然前往,会后部分师生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他也参加。他已不再单纯埋头做学问,而是逐步走了书斋,离开正统的大学中文系课堂,转向社会,转向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中。西南联大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的冬青文艺社、新诗社,云南大学以及一些中学同学举办文艺座谈会、演讲会、文艺晚会,甚至文艺以外的集会,只要邀请到他,他大都应邀参加,直率地讲出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一九四四年秋,在西南联大学生饭厅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朱自清先生还亲自参加了诗朗育,朗育了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也在同一次晚会上,闻一多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张光年(光未然)朗诵了他自己的诗作《民主在欧洲旅行》。

朱自清先生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他以多病之身,在教学、写作以外,又参与了这么多的社会活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朱自清先生和夫人孩子一起在昆明只住了不到两年,一九四〇年暑假后,朱先生便带着家人到他夫人的老家四川成都休假去了,住在成教东门外望江楼附近报恩寺的一座小院落里,租了三间小平房。房子简陋,但还整洁。朱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便是利用一年的休假时间,在这所小院落里完成的。

一九四一年暑假后,休假期满,朱先生把家属留在成都,单身一人回到昆明。同年十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朱先生在馆舍里暂住三天,三天的课上完,再回司家营。这样,每周他只要在司家营和昆明之间往返各一次也就行了。

朱自清先生的身体这时已经比较虚弱,吃的是恶劣的糙红“公米”,沙子多,稗子多,以致得了胃病,而又缺医不药,不能很好调治。朱先生的夫人和孩子这时一直住在成都,朱先生菲薄的工资收入要两地分用,经济上的拮据又使他无法,也无力增加营养品,日子过得十分艰辛,身体也就逐渐垮下来。而朱先生“穷且弥坚”,并不因此而对教学工作和著述稍有松驰,每次从昆明上课回到司家营,便一头扎进研究所的图书室里。

朱自清先生在司家营住了两年左右。他身体虽然不好,生活却过得很有规律,总是每天早早起床,到村边去散一会儿步,回来再用早饭,然后就埋头到书堆里。他的被褥每天都叠得整整齐齐,衣服洗过之后,总要折叠平整,然后放好。他用的桌椅用具,也总是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天天如此。

一九四四年暑假以后,朱先生由于不堪长期奔波跋涉于司家营和昆明之间,便经常住在昆明北门街联大宿舍里,而不常下乡了。

□注重能力,增强适应性

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可是现代大学生(尤其是清华毕业生)曾一度给人“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的印象。学生初到社会不能适应,单位对学生也不太满意。

1979年以来,清华在改革系科专业结构的同时,挖掘学校潜力,逐步扩大学校规模,并对人才培养层次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方面需要。除培养四至五年学制的本科生外,还开始培养二年学制的专科生,并且成立了研究生院,较大幅度地增加了研究生人数。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相当于“文革”以前清华在校研究生最多人数的8倍以上。

在教学方面,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适当扩展专业面,注重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努力培养基础比较宽厚、有较高智能和较强适应性的专门人才。当然,学校的改革调整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就是学生自己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中注重提高能力,增强适应性,以便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得心应手,能够独当一面,迅速脱颖而出,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

清华提出了“加强基础,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际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的教学改革指导原则,并且按照这一原则全面修订了本科生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新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具有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毕业生,指出对大学本科生不能要求他们一毕业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本科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使他们具备成为专家的基础和素质,以便通过毕业后的工作实践和继续学习农步成为专家和各种优秀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计划对原来偏窄的专业进行适当拓宽,对一些原来偏向于基础学科的专业方向进行了适当调整,使之向应用方面靠拢,并在一些专业实行了主辅修制。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无论多么好的条件来让你学习、工作、生活,如果你自己不努力,一切都只能幻有虚无。即使上上一代人给你留下了许多财产,也终有“坐吃山空”的局面。要想成功,只有你个人苦于“修行”方可获得。

一位清华的毕业生回忆道:

记得当年刚入学时,系主任费振刚先生就明言:清华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她只告诉你怎样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之道。当然,我们并不拒斥作家。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在个人。”到了大学,尤其是清华这样崇尚自由的高等学府,自学的精神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学生应该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学习和从事研究的重要“阵地”。“真正的知识不是由教授讲解出来的,而是在图书馆自己摸索寻找出来的。”清华的教授鼓励学生去那些书堆里乱闯乱看,因为这样“或许能够撞出一些门道来”。因此,那些讨厌课堂无聊的板凳的人在这里寻到了绝好的归宿。多少学子满怀深情地回味过图书馆给他带来的欢乐和帮助,在那些对于图书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清华的自由精神。

在刻苦自修方面,华罗庚先生是最好的例子。华罗庚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客观存在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40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庆,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留学了。

华罗庚到达剑桥时,适逢系主任哈定在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到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并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据说当时能够读懂他的论文的人不多。30年代看得懂华先生论文的人,据说前苏联的科学院院长是一个,另外德国有二人,英国有一人,印度有一人。

□做好计划,照章办事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通的社会,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突破陈规旧矩,不断前进,已成为了发展的主流,但是,做事还是要有章可循的,只有你计划好了,实际地去做,才能稳步迈向你的目标。

有时,人们有接受事物后,即使不理解,也会深信不疑。他们并不想一想,再说:“给我解释解释。”“再说一遍。”或“是这么个意思吗?”我觉得这样的谈论很讨厌。人们太多时候机械地做事,不动脑子。这和他们的智力毫无关系,但和他们的好奇心大有关系。我们的学校大都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怀疑思想,我们传授事实和技巧,而不是概念和思维。我们学会接受,不是提出疑问。教育制度的这种严重失误使学生们终生深受其害。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应正视的问题,他关于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缺乏一致性或连贯性是另一个损害我们的因素。大家都说:“我们要一直朝这个方向走。”但碰到实际情况时,他们却又经常撇开以前计划而另行一套。可能是他们原来的计划没想透彻,也可能是他们没有魄力。就说飞行员吧,如果3号引擎起火了,你真让他或她去相信自己的判断。充当业作机械师吗?不!他或她应该依照以前的航空专家们总结出来的指令去做:拿出航空手册,找到“3号引擎起火处理方法”一章,照它说的慢慢地、认真仔细地检查。这样才能拯救飞机和乘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事业和人际关系的危机时也应该这么做。思考,作好准备,在没有压力的时候预先计划。然后,在现实生活中按你说的去做。

飞行员飞行时,都会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有一个正式约定,大家在任何情况下将如何行动,这样,每个人在天上做的都一样:起飞,在300英尺的高空遇到暴风雨,飞上2个钟头,然后钻出云层,发现飞机就在机场跑道两边整齐的树梢前方,这里已是几百英里之外。即使你失去所有的无线电联络手段也能飞到。飞机平安到达是十分让人满意的。你必须精确地按照协议里你自己同意的内容来做,否则你不可能会死。你运用所有学过的准则和概念,好好利用仪表盘上的各种数字、技术和别的玩意儿,它们真的管用。

这里没有猜想,没有“心血来潮”。你说什么就得做什么!所有的飞行员都要做出承诺并信宋不悖,照书上写的做,别人也要同样遵守。不照章办事,就不能生还。在航空领域言行一致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对成功也是重要的。

孙子兵法上讲“知彼知己,百战不贻”意思是了解自己并了解对方,做好了准备,才不致于输掉战争,我们平时做事也是一样。先做好计划,有章可循才能把事情做好,清华的课程里虽然没有这样的内容,但清华人身上不缺这种精神,这也是清华和清华人成功的奥秘之一。

第二章 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行胜于言”。这是清华人的传统,是清华人的精神,是清华人的做事准则。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与发展中,清华人实践着这项准则,在他们的眼里,多做一件事,我在现实社会中实践,用所学到的知识,要比空空讲上一大堆话更实际得我。清华人重实际,重行动,为世人所共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梅贻琦的“行胜于言”的一个准则,更是一种勇于实践的清华精神。

■人生范本:梅贻琦

——少谈多做

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学家。

梅贻琦先生是一位很值得纪念的人物。他生前通过办教育。确切些说是通过办清华大学,对振兴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但是解放以后,公开谈他的事迹者却极少见,原因之一是对他缺乏了解。梅先生生前,人称“寡言君子”,外国人称他“Gentle-manoffew words”。他的格言之一是“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除非十分必要,他不多讲话,因而可供系统研究的资料不多。近年来,笔者,对他的言行和其他零散材料作了比较广泛的搜集和整理。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作些介绍,不只可以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做为一位爱国教育家,他的许多事迹都还值得我们今天参考和借鉴。校长的来历

梅贻琦解放前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在大陆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华校长。一九五五年以后,他去台湾办新处竹清华大学,提任校长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

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的校长可不是那样容易当的。问题小的,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终得一走了事;而问题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连大门也进不来。在梅贻琦以前,“校长风潮”时有发生。一九二〇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一九三〇年前后,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迈(阎锡山派来的),加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热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吴南轩的表演更为拙劣,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带着不校的大印逃到城内使馆区去“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这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苦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这回是蒋介石知趣,将吴召回南京了事。吴走后,教育部委托地学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又以“经常因事晋京”为由转请理学院长叶企转代,叶也不想卷入漩涡,就屡电教育部请辞,他在一份辞电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在连续十一个月无校长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个月无校长期间,不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的五条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期间,各方面推荐的人选达十几位这多(鲁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结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格的人选——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的当,为清华打开了一种局面。从此清华师生可以不受外国势力、党派势力的影响,安心地研究不问,并为祖国寻找出路。所以学生们颇为自豪地说:“最后我们全体同学迎来了的梅贻琦校长。”(一九三三级学生利家和语),教授们则说:“最后我们选择了梅贻琦校长。”(社会系教授陈达语)曾和梅贻琦共事多年的陈岱孙教授分析说: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个挂句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些罢手的有,一有机会还会卷上重来。保留清华这场净士,这是他和全校教师的共同愿望。(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

梅贻琦平时少言寡语,却默默地做着多事。党派势力、军阀势力,连外国势力,都想利用清华为其做事,梅先生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努力保持着清华的纯洁。

□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

不管是作什么事,离开了行动就注定了不能做成。我们必须要勤于行动,只有这样,成功才会青睐于你。

在清华的沧桑史上,我们可以发现,清华人人同的人生哲学:务实。

梅贻琦校长在任期间,从当时中国对人才的需要出发,十分注重教育的实效,讲究培养人才能济实用。他认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敢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共不问事业终有成就。”当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他坚持认为,纾难报国,不必专惟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实的报国方法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当日本侵略者的炮声炸醒了正在香山度假沉浸在夏令营活动中的清华学生时,梅校长也并没有号召学生去参军出征,他仍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因为战后国家肯是急需大批科技人才重建家园的,在造就人才的目的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学校造就人才是为实用,假若学生没有用途,学校的教育全归枉费,是极大的损失。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们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失,是一件悲惨的事。”

梅贻琦校长逆造了清华人注重实用的价值以观和踏实的性格。

成功的目标一旦确定,成功的寄托便在行动。再好的目标了也难以实现;行动与目标相反,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因此,确定了正确的成功目标,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最后的成功关键在行动。

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20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提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后“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

实干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扬的,个人的成功,公司的发展,国家的壮大,都离不开我们的实干精神。如果原有什么计划,想法,那就赶紧行动吧!只有付诸行动,成功才不会遥远。

□行动的力量

任何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算开始。如果没有行动,任何事情都只能成为虚幻的东西,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行动,正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力量源泉。只有立足于实践让行动发挥它的作用,做事才会成功。

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我看,业余教育是这样,8并不如2+6,如果每天有两上小时学习,来改变不懂科学、生产效率低的状况,企业领导者就会很快发现,这正是一种投资,决不是浪费。”在这个问题,茅以升是有发言权的。1916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年后获得硕士不位。然后他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做工人,工作了一年半,但同时天天晚上去加利基理工学院上夜校。1919年,他从夜校毕业,成为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工学博士。茅老关于“8并不如2+6”的公式告诉我们运筹时间的这样一个哲理:学习不能离开工作实践,工作实践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风帆;工作实践中不能离开学习,学习又是提高工作效率的翅膀。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能力是每个人特有的混合物,它把通过技术和职业培训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资格、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和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交往能力、与他人共同的能力、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可见,学会解决问题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怎样才能学会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行动,这种能力只能在实际行动中锻炼。

遗憾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几乎是我国现代年轻一代的普遍“弱项”第28届国际物理和奥林匹克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中国的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上拿过理论总分最佳奖和总成绩最佳奖,但从未拿过实验成绩最奖。看过一些关于中小学生科技制作之类的报道,其作品这简陋,除去创造性一点都没有之外,模仿的也都不是很好。这也许和我们的教材有关系,据说中国很多科学家科的教程难度在世界上算很大的,但距离现实也算是较远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的经济条件支持不起这些东西。中国的技术方面曾经在历史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现在却逊色得多了。以我之见,脱离于实践的理论将来可能有用,可是在目前不是约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是在目前还是纸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可能需要另一种思想方法,从小培养一些动手的能力对此也许是有益的。还有,对自然的解释是人们研究科学的初衷,也许某门学科的研究会抽象于自然进行,但什么时候都不应跑得太远,立足于事实的科学才有价值。注重动手能力

牛顿的童年时人最好不过地展示了童年劳动对个人人生的影响。尽管对一个孩子来说比较沉闷,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用锯子、锤子和斧子“在他的卧室里敲敲打打”,做出各种各样的风车、马车、机器模型。而长大成人后,他依旧乐此不疲,为朋友们造了许多小桌子和小柜子。斯密顿·瓦特和史蒂文森少年时都是工具不离手。要是没有这种自我修炼方式,他们成年后是否还能取得如此的累累项果就要打个问号了。仔细观察

1967年,为了利用行星闪烁现象来研究宇中的射电源,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们建造了一架射电望远镜。它从1967年7月开始工作,每天要给出七八米长的记录纸带,由一位名叫乔斯琳·贝尔的研究生进行人工分析。这位研究生是个细心的姑娘,对纸带上的每一点点变化都看得十分认真。几个星期过去了,仪器在正常地工作着。一天,乔斯琳在纸带上发现了一小段莫名其妙的记录。这记录一不像星际闪烁,二不像人为的干扰。虽然它十分短暂,在上百米的纪录纸带上只有一两厘米,可是却没有逃过知斯琳的眼睛。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老师休伊什,休伊会对此非常重视,并决定对这个奇妙的信号作快速记录。几个月后,他们在记录纸带上看到了一连串的脉冲信号,每两个脉冲的间隔时间是113妙,而且这种信号每天总是提前4分钟出现。这说明,它是按照恒星所运动的。经过科学的观测和分析,休伊什和他的学生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性,证明了这种奇特的天体只能是在30我年以前,理论家们预言的中子星。到1978年,人们已经发现了300多个这样的脉冲射电源,中子星被找到了。40年前的不可思议的理论预言成为现实。

我们总是叹息一些好的机会与自己无缘,这其实和我们的观察能力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学会细心观察,它会让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大大受益。

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能力,“动手能力”只是能力的一个方面作为21世纪的人,必须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根据国际社会的研究,未来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具备基本的能力有:(1)处理信息能力:包括获取、加工、评估、处理、批判各种信息的能力;(2)思考能力:包括对价值观的思考、逻辑和数学的推理、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选择和思考以及预测和预报的能力;(3)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和文字的交流,例如,在公众场合讲话、掌握声间的语言和非正式的书写,语法的正确应用、各种文体以及风格的掌握、浏览和快速阅读的能力。(4)认识环境:基本掌握有关人类环境的各种知识,例如生态学、生物学、自然地理、地质学、人口学和天文学等;(5)知晓人类和社会:基本掌握人类和社会进化和发展的知识,例如蛤类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理解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诸如不断变化的职业、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战争、犯罪、人类的持续发展等;(6)个人生存能力:包括个人为生存和自我保护而必须的教育和训练,例如,安全、卫生、营养和性教育、消费教育、健康教育等。

□敢于做梦

梦想越大,成就越高

每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都被告知:个性的蓝图越大越好。他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兄弟,老大想到北极去,而老二只起走到北爱尔兰。有一天,他们从牛津城出发。结果俩人都没有到达目的地,但老大到达了北爱尔兰,而老二仅仅走到英格兰北端。如此可见,这个故事包含的深意又是:一个梦想大的人,即使实际做起来没有达最终目标,可他实际达到的目标都可能比梦想小的人最终目标还大。所以,梦想不妨大一点。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的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办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身。

梦想不是务虚的借口。梦想是衡量个性境界的最佳标尺。

著名的王冠酒家,年莎士比亚经常寄宿的地方。年津学子似乎都喜欢到此,端着酒怀,愉快地盘算自己的梦想。这是很好的。但是,一位牛津学生指出:“现在的王冠酒家却充塞了狂饮之徒,人未到中年已经挺起了发福的大肚子。如果你问他们的梦想,他们瞪园满布血丝的眼说:‘梦想?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梦想,难道人生是梦做出来的?’”

人生真的是梦做出来的。越是卓越的人生越是梦想的产物。可以说,梦想越高,人生的可逆性越差。也就是惯常说的:“期望值越高达成期望的可能性越大。”

古人教导我们说:“志当存高远。”没有高远的志向,怎么会有大的成就呢?没有大志,我们就没有努力拼搏的动力怎么会有成就呢?

把你的梦想提升起来。它不应该退缩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

可是,你顾虑地说:“梦想和现实的差异如此巨大,我确实不能靠梦想过日子。”是的,我并没说梦想能填饱肚子。但是,你说这句话里包含着更深的意思,即你承认你是有梦想的,你只是觉得追逐梦想的条件不够。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要等条件齐备了才开始去做,最终必然一事无成。换句话说,只要没做什么事时,事件所需条件就是猜测的,如果能够立刻利用现有的条件着手去做,你会发现有些条件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梦想正是在行动中和现实中缩短距离的。

梦想一旦提升起来,个性就会随之拔高,对自我的意识就会变得强烈。确定了目标,缩短了目标之间的距离就有迹可循,就可以一步步地趋近梦想了。

□培养实战能力

据1997年6月4日《深圳青年报》报道,有位中学生的父母要到广州出差两天,走之前,给女儿买了很多速冻饺子、速冻馄饨放在冰箱里,告诉女儿自己做饭吃。他们反复教孩子怎样开煤气炉,以为这样孩子就饿不着了。结果,等父母回来一看,孩子直叫饿得发昏。爸妈纳闷之余,打开冰箱一看,发现速冻食品丝毫末动。原来,孩子竟然因为不会开煤气而挨饿!难道这个孩子智力低下吗?不,她的学习成绩优良,但动手能力却太差,即使爸妈已经教了打开煤气炉的方法,她仍然不能很好地运用学知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其实,这个孩子是其他的同龄人的一个代表,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做父母的什么活都不让他们干只重视他们的学习成绩。这即是孩子的悲哀也是家长的失误。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正是一个呼唤实践能力的社会。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如果不能学以致用,半是一事无成。新的学习观在谈到人才智商的时候,提出了智力新慨念。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智力包括两种形式:聪明Ⅰ和聪明Ⅱ,并由此提出了下列两组公式:

A:(1)书本知识+认识能力=聪明Ⅰ(2)实践知识+实践能力=聪明Ⅱ

B:(1)书本知识+实践知识=比较完全的知识(2)认识能力+实践能力=比较完全的能力

从上面的公工中我们可以看出:比论是实践知识还是实践能力,在获得高智商、高能力的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离开了实践能力,书本知识也只能使人获得暂时的小聪明,很难帮助人成就大事业。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知识转化为实践。这一结果正如印证了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倡议,学会做事就是:如何教会学生实践他所学的知识?还有在不能完全预计到未来工作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与未来的工作相适应?这就说明,尽管知识十分重要,但离开实践它将失去效用,努力去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与努力学习同样重要。

21世纪是一个崇尚能力的社会,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种才能。而培养多种才能的好方法,又往往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基础。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又恰恰是习惯和意识。只有具备了学以致的习惯,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大展身手。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用。而只有那些善于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他的生活才会过得快乐、安全,自由。当具备了学以致用的好习惯以后,就会在生活中积极地把实习和实践结合起来,以学习促进实践,以实践带动学习。面临着新世纪的挑战,谁不希望成为时代的强者?既然有这样的美好愿望,不如及早行动起来,尽快把自己锻炼成为既有知识又能够做事的多在面手吧。找到目标就去做

只说不做,不能把目标制作成计划,不能把计划付诸于行动,永远也不会使你要到达的地方。就像一个人说要去航海,却不去造船。做,只有将你的“船”造好了,再去出海,你的目标才会实现。“行胜于言”,这是梅贻琦信奉做事的原则,也是清华人用来学习、做事的标准。只有行动起来,向你的目标努力,执著于你的目的,你才能走向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年轻人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清华哲学系的王老师给新生讲了一则这样的寓言:

三只青蛙掉进鲜奶桶中。

第一只青蛙说:“这是命。”于是它盘起后腿,一动不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第二只青蛙说:“这桶看来太深了,任我的跳跃能力,是不可能跳出去了。今天死定了。”于是,它沉入桶底淹死了。

第三只青蛙打量着四周说:“真是不幸!但我的后腿还有劲,我要找到垫脚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

于是,这第三只青蛙一边划一边跳。慢慢地,鲜奶在它的搅拌下成了奶油块。在奶油块的支撑下,这只青蛙奋力一跃,终于跳出了极桶。

王老师说:“正是明确的目标——‘要找到垫脚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救了第三只青蛙的命。”

年轻人应该有目标——而且目标一定要崇高。然后你就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样你才能成大事,你的人生才了无遗憾。

清华一位教授指出: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只为分数而学习,好么你也许能够得到好分数。但是,如果你为知识而学,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分数和更好的知识;如果你为做生意而努力,那么你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做生意来干一番事业,那么你就有可能不仅赚很多钱,而且会干一番大事;如果你只为薪水而工作,你有可能只能得到一笔很少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所在公司的前途去工作,那么你不仅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而且你还能得到自我满足和同事的尊重。你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越大,就意味着你个人所得到的回报就会越多。其实,清华的每一名同不都知道目标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在高中时,就是因为他们有明确、崇高的目标,才走进清华。

进入清华的某省理科状无说要做一件事情,总须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有有了明确的目标,能力才往一处使,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目标要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和心中的理想志向来订,既不可好高鹜无,又不可保守。而且,最好把目标订得稍微高一些。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取乎其上,得乎共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共下,则无所得矣。”这样利于有充分的把握。比如我,我想考上北大或清华,因此把目标订高些,要考个省理科第一。没想到目标真的实现了。同样,如果我想考一般本科,便把目标订为重点本科。填报志愿是高中生必须确立的目标之一。有了目标就有了压力,有了压力就有了动力。

古今中外,成国的人之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目标而肓目压力斗的,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闻一多为新的社会而不停奋斗,梁思成为中国的桥梁事业前进;……制定合适的目标

那么,该怎么制定合适的目标呢?一位指导毕业生就业的清华老师提供了如下建议:(1)目标应该是明确的。有些人也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但是他的目标是模糊的、泛泛的、不具体的,因而也是难以把握的,这样的目标同没有差不多。

比如,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确定了要做一个科学家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就不是很明确。因为科学的门类很多,究竟要做哪一个学科的科学家,确定目标的人并不是很清楚,因而也就难以把握。

生活中有不少人,有些甚至是相当出色的人,就是由于确立的目标不明确、不具体而一事无成。(2)目标应该是实际的。一个人确立奋斗的目标,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要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

如果目标不切实际,与自己的自身条件相去甚远,那就不可能达到。为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花费精力,同浪费生命没有什么两样。(3)目标应该是专一的。一个人确定的目标要专一,而不能经常变换不定。

确立目标之前需要作深入细致的思考,要权衡各种利弊,考虑各种内外因素,从众多可供选择的目标中确立一个。

生活中有一些人之所以没有什么成就,原因这一就是经常确立目标,经常变换目标,所谓“常立志”者就是这样一种人。(4)目标应该是特定的。确定目标不能太宽泛,而应该确定在一个具体的点上。如同用放大镜聚集阳光使一张纸燃烧,要把焦距对准纸片才能点燃。如果不停地移动放大镜,或者对不准焦距,都不能使纸片燃烧。(5)目标应该是长期的。一个人要取得巨大的成功,就要确立长斯的目标,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有了长期的目标,就不怕暂时的挫折,也不会因为前进中有困难就畏缩不前。许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必须付出时间和代价,甚至一生的努力。(6)目标应该是远大的。目标有大小之分,这里讲的主要的重大价值的目标。只有远大的目标,才会有崇高的意义,才能激起一个人心中的渴望。

一个人确定的目标越远大,他取的成就就越大。

远大的目标总是与远大的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伟人们,无一不是确立了远大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激励着他们时刻都在为理想而奋斗,结果他们成了名垂千古的伟人。

树立起明确的目标吧,并讨诸于实际的行动,专心的去实施,我们一定能成功。执着于目标,永不放弃

温斯顿·丘吉尔经历了多年的军事失误和政治失败,而这些失败很可能会断送一个普通下政治家的前程,但是他的努力不仅使他成为了英国的首相,而且他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主要首领。他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忠告:“永不放弃。”

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指出:不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对企业家来说,坚定不移同样重要;不管是艺术家还是首相,坚定不移始终是成功的关键。

许多成功的人物并不是什么超级英雄;他们也不是天生就具有我们常人不具备的特殊才能和智慧,他们只是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是坚韧品质的普通人。他们在经历了身体、精神和感情的严峻考验后,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因而最终越过了前进途中的种种障碍,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目标上

曾经有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问牛顿怎样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回答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成功者们始终将目光集中在他们的目标上,他们常常在向目标奋进的过程中运用想象提醒自己的目标。

奥林匹克运动会十项全能金牌获得者布鲁斯·詹纳甚至用运动器械装备了整个寓所,以便每天提醒他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将十项全能每个项目的器械放在他不训练时也不得不看到的地方,跨高栏是他最差的一项,他就将一个栏放在起居室的正中央,每天必须跨越30次;他的制门器是个铅球;杜铃就放在室外廊檐下;撑杆放高用的杆子和标枪在沙发后竖立着;壁橱里放着他的运动制服、棉织套服和跑鞋。布鲁斯说这种不寻常的陈设在他准备奥运会夺冠的过程中,帮助他改善了他的竞技状态。

你也要为你的目标创建一种经常提醒自己的方式。比如,将你确定的目标和实施计划写在便笺上或是记事本上,并将它们有计划地放置在你的家中和办公室里,使你能够常常看到他们。这样,你的目标和计划就常常出现在你的眼前,帮助你始终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你也可以让你的梦想始终环绕着你,通过多种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提示途径。采取什么方法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行动!布鲁斯·詹纳的方法非常具有想象力,它的确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果你像他那样将自己的努力始终集中在你的目标和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你了。把目标化作行动

制订目标是为了达到目标,目标制订好之后,就要付诸行动去实现它。

凡事拖不得。鲁迅的写作经验就是“马上”。鲁迅在一篇题叫做《马上日记》的《豫序》中写道:“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干时接着一懒,便搁下了,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灯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划到簿。”他还在逝世的前一个月,写过一篇叫《死》的文章,说由于生命产生了“为先想所没有的”对一切事情“要赶快做”的想法,“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自己的年龄”。鲁迅经验的可贵,就贵在“马上”和“要赶快做”上。

最大的成功者并不是那些确上说得天花乱坠的人,也不是那些把一切都设想得极其美妙的人,而是那些脚踏实地去干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平均每天工作17个小时,还使得10位秘书也整日忙得团团转。为了提高弛缓的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丘吉尔还制定了一种体制,他给那些行动迟缓的官员们的手杖上,都贴上一张“即日行动起来”的签条。

今天最有潜力,最有价值。只有今天,才能揭示人生的意义,只有今天,才能描绘意想中“明天”的画卷。“努力请从今天始”,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格言,应该用智慧开掘今天的宝藏,用汗水开发今天的生活。

翻阅历史,所有伟大人物的历史,都是一部和时间赛跑的历史。马克思说:“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他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列宁在一生中,也处处迸射着和时间竞寒的光芒,他总是十分珍惜时间,把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献给革命。

在每个人的生命的长河里,都泛着分分秒秒光阴的波浪,它们稍纵即逝,却又“法力无边”,能把你推向成功的彼岸,也会引你触礁覆没在险滩。时间中惟有“现在”的最宝贵,抓住了“现在”,亦即抓住了时间,成功就会向你招手。而“拖”却是影响你抓住“现在”的最大障碍,就像你成功航线上的礁石。有的人经常为一种不可名状的期待所烦扰,总觉得来日方长,“现在”无足轻重,只有“将来”才会有无限风光。对于这种“现在”只是“赊账”,“将来”决定一切的观念,朱光潜老先生说得好,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别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今天的事就今天做,现在的事就马上做,养成这个好习惯,你会受益无穷。

实际上,相对来说制订目标倒是很容易的,难的是付诸行动。制订目标可以坐下来用脑子去想,实现目标支了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化目标为现实。

许多人都制订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这一点来说每一个人似乎都像一个谋略家。

但是,相当多的人制订了目标之后,便把目标束这高阁,没有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结果到头来仍然是一事无成。

目标已经制订好了,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而要坚决地投入行动。观望、徘徊或者畏缩都会使你延误时间,以至使计划化为泡影。

万事开头难!要干成一件事情,人们总是觉得迈第一步因难重重,总是下不了决心。

于是便迟疑不决,犹豫不定,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天,这样推来推去便延误了时间,也就推迟了成功的到来。

对于一个想干一点事情人的来说,这样迟迟不邮行动是十分有害的,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确定的目标,而且消磨意志,使自己逐渐丧失进取心。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常常缺乏开始做的勇气。但是,如果你鼓足勇气开始做了,就会发现做一件事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更主要是缺乏行动的勇气,有了勇气下决心开了头,似乎再往下做就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这样不断地做下去,你应会发现离目标越来越近,你的目标正在渐渐地化为现实。

朝着你确定的目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做下去,这便是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的办法,除些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不管目标多么远大,理想多么崇高,离开行动都只是空谈,我们不做空想家,而要做实干家,努力的去奋斗这样成功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也许,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你还不能看见你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你的目标还是一团模糊的影子,这时你往往会感到困惑,感到目标的遥远,感到跋涉的艰难。但是,只要你毫不停顿地做下去,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离目标越来越近,目标在你的眼里越来越清晰,最后终于以动人的姿态憎爱分明现在你的眼前。

在清华大学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青年画家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大画家徐悲鸿请教。和徐悲鸿指出了几处他不满意的地方。“谢谢你。”青年画家说:“明天我全部修改。”

徐悲鸿激动地问:“为什么要明天?你想明天才改吗?要是你今晚就死了呢?”

这个事例说明,“努力请从今日开始”不仅是人才成功之道,而且是任何有作为的人在不同的领域有所建树的重要和要件。

许多人也街道时间珍贵可总是抓不住,这是什么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往往只寄希望于“明天”,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向后“支”时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所以,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就这样地在自我安慰中悄悄地跑掉了。他们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总在设想阶段。正如《唐·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所讲:“取道于‘等一等’之路,走进去的只能是‘永不’之室。”

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说:“最好不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纪想什么,而是在旭日初升的时候即投入工作。”

如果你家务忙,挤去了学习时间,好你不妨看看著名小说《呼啸山庄》作者艾蜜莉·勃朗特的故事吧。她承担着洗衣服,烤面包、烹饪等家务,她在厨房干活,带着铅笔和纸,一有空隙就写。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成功,就“努力请从今日始”吧!

□少说多做,抓住机遇

机遇,可遇而不可求。但在它到来之前,我们却可以做好准备,这样,当它的衣袂飘过你的身边时,你一伸手便可以抓住它。抓住了机遇,就抓住了成功的手臂,只要你再继续努力,成功就不会太远了,然而,抓住机遇的及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你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通过实践,通过努力才会了解到它的行踪,能否抓住机遇,要看你个人的努力程度。

选择时机,把握时机,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清华人非常喜欢的一句外国谚语说:“知道怎样静待时机,是人生成功的最大秘诀。”这就像行船一样,要趁着潮水涨高的那一刹那,非但没有阻力,并且能帮助你迅速成功。善于利用时机,容易取得成功,丧失时机,就会终生贵憾。审时度势,认识时务,把握机遇,是一条处世要诀。

即使是碰上好运气,让你遇到了意外情况,可是由于司空见惯,或者思想没有准备,头脑不敏感,或者粗心大意,或者虽然注意到特殊的现实,但不打算进行进一步研究等等,都会便机遇丧失,错过发现、发明的机会。

人生的命运遭遇决定于客观条件,也决定于主观因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客观条件是历史、社会、家庭提供的条件,主观因素是个人的素质和处世态度。主客观因素相结合,构成决定命运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性表现出来。正确认识必然性,善于把握偶然性,人们便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共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握机遇,待时而动。

爱因斯坦曾说过:“机遇可偏有有准备的头脑。”这是主观条件。这里的“准备”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的积累。没有广博而博深的知识,要发现和捕捉机遇是不可能的。二是思维方法的准备,只具备知识,而没有现代思维方式,就看不到机遇,只好任凭它默默地从你身边溜走。直传鲁班被茅草划破手指,从中得到启示,发明了锯;牛顿见到苹果落地触发了灵感,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些人平时都即有知识的积累,又具备灵活的思维方式。

我们必须为机遇的到来做准备,没有准备的人是无法抓住它的,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各种能力,本身就是在为自己创造机遇。

从客观条件讲,机遇的产和和利用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如自由的科研氛围,平等的择业、工业机会,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程度等。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才涌现出了大批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改革家,而在“十年动乱”中,就没有这样的机遇。又如只有计算机高度发展和普及的现代社会,才使得大批优秀软件开发商,大有用琥之地。再如,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欲把天下者无不求贤若渴。诸葛亮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才赢得了时代给他的大好机遇。这些都说明了客观条件对机遇的重要性。可见,机遇的产生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机遇只是成功的有利条件,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始何努力?主要是选择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制定行动的计划和方法,以及根据情况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等等。

选择行动的方向目标就是立志。立志要立大志,办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把个人的行动目标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吕氏春秋》认为,个人的荣辱、安危和国家的荣辱安危息息相关。当人臣的应该首先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富强了,个人也就会像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辅佐之臣那样,获得荣耀的名声和稳定的地位。如果不顾国家安危去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地位,结果反而会更加耻辱和危险。《吕氏春秋》“务大”的思想对我们颇有启发。今天,每个人的安危祸福也是和国有的安危祸福息息相关的。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国家富裕了,我们才能普遍地过上幸福的生活。每个人都要努力为国家建功立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选择人生的道路,确定行动的目标,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这也是清华育人的原则,个人的事业要有助于国家发展,民族的振兴。

确定了行动的目标和要干的事业,就要采取行动,争取成功。争取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事先的周密筹划。“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刘向《说苑·说丛》。意思是:先计划好了再开始行动,就能成功,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先干了以后开开始计划,就会招致失败。)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有准备,有计划,不能他促上马,鲁莽从事。

知彼知忆,百战不贻,在做谋件事之前,要先做仔细的分析再制定周蜜的计划。

计划要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之上。打仗要了解敌情、我情,办企业要了解市场需要和同行的情况。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正确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处处留心皆机会

胡适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争议》一文,开文学革命之先河,为他赢得了一世盛名。其实,这篇当时轰动的文章竟源于一件微末小事。胡适当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他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是一位性情严肃的中国基督徒,每次他都在信封内塞进一些简短的道德宣传单和激励人上进的箴言。例如“不满25岁不娶妻”、“多种树——种树有益”之类。有一次,胡适收到的宣传是劝说人支持用拉丁文字体做民众教育手段。在寄出一篇言辞激烈的反驳信后,胡适又认识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由此想到中国语文言与白话之分的现状。胡适由此写出这篇文章,他一和稿两投,一篇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副本寄回国内的《新青年》,谁知,先期发出的原稿竟无人理睬,而后来发表的副本竟一纸风行,全国哄传,从此胡适便文星高照,独占鳌头。

当然,生活中的机会有大有小,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够促成人生改变。但带给我们一时的灵感或一个好的思路的“机会”却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在清华大学的二校门礼堂之间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个纪念石柱,上书:石柱是1920年级同学立的。石柱顶上有一日晷,令人想到“晷度承天运,四时列相承”(张华《杂诗》)。大家在那里照相,觉得这个石柱上的四个字所昭示的那种有条不紊的行健不息,很像是清华人和清华大学的象征。

有一位曾在清华、北大两校都提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曾对我说:大凡一件事重要的付诸实施的时候,清华人喜欢研究“怎么做”,而北大人喜欢问“为什么要做”。清会人总是争取把事情办得“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的成果”。而北大人则进一步论证“可不可以不这样做”?如果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穷尽,而事情非做不可时,北大人已经筋疲力尽,全无兴趣了。

这种说法有些漫画性。但也多少反映出北大、清华的区别:北大人长于思想,而清华人喜欢行动,北大人是“思想家”,清华人是“行动家”。

如果承认了上述区别,清华就比较惨。因为按照传统的西方概念;只有从事理性思考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不屑于涉及政治、经济等行动的。这些,清华人就把自己排除在“知识分子”行列之外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成为“思想库”不能培养出专事理性思考而不涉及行动的“思想家”,这样的大学也不能成其为大学了。当然,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个标准,首先被开除出“知识分子”队列的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因为孔子的学说注重伦理,尤其关注政治,显然也是个不及的格的“知识分子”。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令人骄的东方文化我们的一些东西只能用我们的文化来解释,解决,西方文化是无能为力的,凡事我们不必处处向两方看齐,而忽略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注重思想,更应注重行动。“事不行则不达”,唯有行动起来,才能步向世功。

□理想需用实际行动来实现

人应该有理想。理想是伟大的,它可以让你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成一个让世人羡慕的成功者;理想是美妙的,它可以改变你平淡无味的生活,使你的生命变得多姿多彩。实现理想,这也是许多人的梦想,而这一切,只有用行动才能实现。而现实是严肃的,它会给你很多的打击和考验。只有认定理想,努力行动。用你顽强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你才会走向成功。清华的成功者们,在他们的奋斗这中,无时无刻不在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为目标专心工作

清华的一位教授说:“惟有精神的肉体的劳动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奋斗、奋斗,再奋斗,这就是生活,惟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可以自豪地说,还没有什么东西曾使我丧失信心和勇气。一般说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目标,那么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心愿。”

那些对奋斗目标用心不专、左右摇摆的人,对琐碎的工作总是寻找遁辞,懈怠逃避,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我们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不可回避的事情来看待,我们就会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迅速地将它完成。和其他习惯的形成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勤勉用功的习惯也很容易养成。困此,即使是一个才华一般的人,只要他在某一和特定时间内,全身心地投入和不屈不挠地从事某一项工作,他也会取得巨大的成就。福韦尔·柏克斯顿认为,成功来自训戒: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竭尽全力!“他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在一定时期不遗余力地做一件事这一信条的实践。

动物学家哈维就是一个重视实践的人,他经过反复观察,发现冷和因动物的心脏收缩时颜色变浅,而心脏舒张时颜色变得深红。他更进一步部开那些心脏,发现心脏收缩时,血液猛烈喷溅,而舒缓时,只有少量血滴落而出。表明心脏收缩这间正好是血液的进出。心脏像一个水泵,将血压入血管,导致血管膨胀而产生脉博。心脏的四瓣膜使血液不能倒流。毫无疑问,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源。

哈维精心绘制了血液循环的示意图。这样,血液循环理论就被揭示出来。哈维随后的生活就在实验中度过,他以又发现了更多的证据一证明血液循环理论。

哈维是个幸运者,但他的幸运决不是像某人靠一次博彩赢得几百万英镑的幸运。他的幸运是告动手实验而获得的,付出了艰苦的实验的劳动。他的幸运是在他这前还没人发现血液循环系统。

哈维是个崇尚实验的人,他认为解剖学必须建立在实验发明的基础上,而不能仅仅靠前人的经验来推断。他相信实验,甚至对哲学思想也表现出轻视态度。严格地说,也许正是对抽象思想的厌恶,使哈维能够不受一切定论的影响,而成功地总结出血液循环理论。务虚之后务实的步子须紧紧跟上

清华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普通的中国人要做生意赚钱,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重视务虚。也就是说,在你准备做某件事这前,都必须进行调查和论证。把你要做的事的要行性及市场的各各可能,都非常扎实地研究无数遍,直到确信有100%的可操作性之后,你才可以拿出实施方案,这时你的市场胜算才可能达到60%。

第二,之后就需要务实了。既然是务实,就必须摒弃想象,而发挥经验的力量。首先把办事的总体步以骤准确地确定下来,然后把可能遇到的一切细节及应对的办法列出方案——这就是实施方案,这时候,你也许会发现,你要做的事,在市场上已占有40%到50%的把握了。不能把现实过于理想化

学生最容易儿了的毛病就是把现实过于理想化,这在实际生少中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其实,不仅学生如此,个别老师甚至成名的教授也常常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在“五四”学潮这时,在群情激奋、同仇敌忾时,梁漱溟先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如下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拆,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甚至人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理由呢?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间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那么都去自首,又如何解决呢?”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里总统特赦。一方顾全了法律,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屈。

这是一个对理想化生活的追求的乎天真的率直之人。王宗煜著文析说当时梁是基于一种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持此率论的。可当时的学生都不想效颦苏格拉底式的伟大。《新潮》的几个成员给梁写匿名信,不逊地和警告他今后小心些。便毕竟不了了之。

早在30年代梁就去实施他的社会改造计划,名声很大,实效很小。所谓“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尽管在新旧政权交替时,他曾深持了一段时间的超脱和觉静,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是个书生!”他还是进了政协。很快,他成了当时最勇敢的“净客”。

至今给许多老教授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是“试试雅量”的事件。起因是梁指责过渡时斯总路线在执行中发生了问题。城乡生活差距拉大到“九天九地”的地步。毛主席素来认为自己对农民问题是最了解的,不愿听别人地农民问题说三道四,于是两人分歧便由隐到显。在一次会议上,主席措词激烈地说梁“一贯反动”云云。但梁并不服气,发言时反诘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但最终由于台下大多数举手表决要求梁马上住口(毛主席反而没举手),方才作置。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

在对有价值目标的追求中,坚韧不拔的决心则是一切真正伟大品格的基础。充沛的精力会让人有能力克服以艰难险阻,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忍受其中琐碎而又枯燥的细节,从而使他顺利通过人生的每一驿站。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各种令人沮丧和危险的磨练,才造就了天才。在每一种追求中,作为成功之保证的与其说是旧越的才能,不如说是追求的目标。目标不仅产生了实现它的能力,而且产生了充满活力、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意志。因此,意志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性格特征中的核心力量,概而言之,意志力就是人本身。它是人的行动的驱动器。是人的各种努力的灵魂。真正的希望以它为基础,而且,它就是使现实生活经绚丽多姿的希望。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必要求不能及时地付诸行动和成为事实,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但是,目标的实现,正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不仅需要耐心的等待,而且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奋斗和百折不挠的拼搏,就像有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那样,切实可行的目标一旦确立,就必须迅速付诸实施,并且不可发生丝毫动摇。

季羡林在《悼组湘》一文中说:“不管我还能活上多少年,我现在走的反正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最近若干年来,我以忧患余生,渐渐地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那种形神相赠的诗,我深深服膺。我想努力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想努力做到宋人词中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对这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对我的控制已经微乎其微。然而一遇到伤心之事,我不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组缃之死就是一个例子。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

但是,眼前我并不消极,也不颓唐,我决不会自寻“安乐死”的。看子我还能活上若干年的,我耳不聋,眼稍昏,抬腿就是十里八里。王济夫同志说我是“奇迹”,他的话有点道理。我计划要做的事,共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我是“欲罢不能”。天生是辛劳的命,标之何哉!看一掉念文章我还是要写下去的。我并没有老友藏克家要活到一百二十岁那样的雄心壮志。退而求其次,活到九十多,大概不成问题。我还有多少掉念文章要写呀,恐怕没有人敢说了。“老伏柄,/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李先生用他的一生来达到一句话“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不能变”这种精神,我们谁都应认真学习呀!

□学以致用

学习是为了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工作之中去。这就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

清华人坚持把“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并把“如何做人”放在第一位,坚持在获取知识、掌握能力的同时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同时,在这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清华学生也注意加强各项实用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学以致用”是清华的光荣传统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学以致用”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梅贻琦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度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清华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在清华的学生身上有较好的体现。工作在各行各业的清华人,都是以实际行动来贡献国家、社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知识社会,其实是有许多“知识”是不能成为“知识产品”的,它们只能成为被关在知识社会之门外的“活化石”。因此,如何在市场需求面前,鉴别自己的知识,并将最有用的知识市场化,这是知本家要做的事。可以这样说,发何为知识选择方向,是决定知本家成就大小的关于“知识的知识”。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

一个人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

生活中有不少人也经常在读书,甚至有的人读书还很多。但是,有的人能做到活学活用,有的人则读了同没有读差不多,甚至还带来了害处。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孔乙已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年轻时一心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谁料运气实在不佳,直到垂垂老年时仍未能如愿,自己反倒落了个贫穷潦倒,最后在饥寒交迫、羞辱无奈中死去。

孔乙已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读死书、死读书、书读死的悲剧。

五代时有一个书生,一生读了很多书,并且背诵得滚瓜烂熟,人称“两脚书橱”,但是不能活学活用,因而即使饱学终究也没有用处。

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可以看见一些人,虽然爱读书却不能很好地利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卷过来时,有些平时不注意接近现实,对书本之外的事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读书人,几乎要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有些读书人,肚子里的学问或者理论水平很不错,却拙于实际操作,不能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结果,读书不如不读,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是读书人最大的悲哀,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知识做一,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怎样利用知识。使这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做无用的书生

清华大学的张教授撰文指出“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中说:

很多功课很好的学生,成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外。据我发现是如此,至于说对或不对,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

前天在×大考一个研究生,拿硕士学位,很惭愧的,我忝为指导老师。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这个孩子读书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点也不行,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很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算是一个人才。试看清华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句的状元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琥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一个人知识虽高,但才具不一定相当,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才具、学识、品德三者兼备,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要想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就必须找到造就读书人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并在实践中努力克服。造成读书人不能以致用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读书人常常埋头读书而疏于与实际结合,只顾沉浸在书中所描绘的神奇世界而不愿知道屋外都发生了什么,久而久之便脱离了实际生活,而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了起来。

二是读书人自古有一种清高自傲的毛病,喜欢孤芝自赏、顾影自怜,总以精神贵族自居,而不愿与更多的普通人接近,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孤陋寡闻,自心为是。

三是读书人往往热衷清谈,却不善动手,所谓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

作为读书人,要避免与实际脱离、不能致用的读书倾向,就要把学以致用作为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

与鲁迅先生一样,清华人早就认识到了“读书致用”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无神论的传统,造成了一种务实精神。故事《国语·晋语第十》说:“而不实,耻也。”“大人不等,君子务实。”中国传统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重正权,压抑神权。中国民族的务实精神,推动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了古代世界文化的顶峰。

秉承“君子务实”的思想,中国知识界是有学以致用的传统的。但现代大学生给社会的印象一度曾经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其实,做到学以致用并不难,如果能够从下列几方面去做,就会大致避免读书与实际脱节的倾向。(1)在广泛涉猎的同时,要经常注意读报,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新闻,养成关心时事的良好习惯。(2)要在读书的同时注意思考,尤其是重视联系实际问题,把书本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3)要经常走出书斋,同广大的普通人接触,同他们打成一片。(4)要在掌握理论的同时,注意养成经常动手的习惯,使理论知识化为实际工作效果。(5)要经常检查、复省自己的读书学习,是否紧扣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增加了知识,增长了见识。

总之,读书人要防止成为只会读书不会运用的书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读书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才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应用自己的知识开辟新开地

常常听刚刚走向社会的同学抱怨,说自己没有分到理想的单位,学的知识根本用不上。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即使没有分到理想的工作单位,仍然有机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自己开辟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样的榜样是非常多的。

小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清华经济学系毕业后,小陈就在一个广告分司工作,学非所用,且收入低廉,仕途黯淡。眼看同班同学一个个出国的出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小陈并不眼热。他坚持非常深入地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并默默地等待着时机。

1990年春。从我国深圳股市开始,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现出了第一次股市大爆炸。几个月前还被视为废纸的股票,忽然变得无比昂贵。股价疯狂上升。转手之间,多少百万富翁骤然出世。

小陈知道,机会来了,他几年来悉心学习所获得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1991年他亦不甘寂寞,加入了妙股者的行列。他起先只拥有3000元资金,小吃小吐,小心谨慎。不到1年功夫,竟赚了18万元。当然,这个数字在妙股家族连条虾米也算不上,但对他来说已经够得上天文数学了。小陈利用这笔资金开始创业,开办了一家小公司,经过不断努力,现在的公司资产已有上千万了。

王小姐是清华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小杂志社会工作。工作单调、乏味。大部分时间归自己支配。别人在看电视、读小说时,她却对期货理论情有独钟,经常学习、研究。1992年5月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后,她立即“下海”,专做铜、锌期货生意。于由理论纯熟,又能活学活用,仅用3天时间,就神话般地赚了4万多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她拥有多少资本,我们更是无从得知。

1992年,中国房地产热得发烫,各家炒手炒得不可开交,其中有一些人嫌了大钱。

毕业于清华经济系后,王亚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每月收入却仅够吃饭,只好开始大动脑和筋。凭借专业知识和对港澳经济走势的了解和预测。他很快发现。刚刚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很有赚头。由于在学校里开课不多,使他能够有充足的精力研究房地产。很快,他对市郊一片低矮的平记小区发生了兴趣。这小区的居民正急于搬迁,而根据可靠消息,此外要建一家合资加工厂。于是他拿出自己平时所有的积蓄,又四处向亲友筹措,终于凑足5万余元,买下了两间平房。不出所料。因这家工三要用这块地皮,以每间8万元的价格买下该片小区的平房。这样,王亚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就净赚11万元。打那以后,他就把妙房地产当成了第二职业,炒来炒去,如今早已腰缠万贯。

王来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的时候说:“读书人应该用脑子赚钱。把赚钱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然,赚钱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应该作为人生的主题,但在市场经济下,它至少是成功的一项重要批标,用自己的专来知识走出一片新天地就是一种成功。那么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开拓新天地呢?根据自己的不同专业,不妨作以下考虑:

□边学习,边实践

清华的学生思想不是很活跃,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但这并不代表着清华人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今天这个崇尚现实的社会里,清华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清华人的精神。他们边学习、边实践,把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1992年以来,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期社会实践团带着“奉献知识、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愿望,走向祖国各地。这些学生有的服务贫困地区,有的到基层挂职锻炼,有的前往经济发在地区投身改革洪流,有的进行工程调查。1996年清华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主题为“志愿者扫盲与科技文化服务”。487名清华学子组成的42团队,累计一年多的时间内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了当代清华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人民利益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97年,清华“自行车协会”会员骑车几千公里到达深圳,途经众多省市,对沿途进行了调查和服务活动,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另外还有“文教扫盲团”、“国企服务团”及“爱心万里行”等。

学会致用,直接投入社会经济之运行中服务社会还仅仅是知识分子回报社会“显”的方面。在一个技术化、市场化的时代,人们往往只是看到这一方面,对学校也主要要求这一方面。但人们忽视了或说忘记了知识分子从来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专家、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教授也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依中国古代“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灵魂,是一个社会的良心。

他们从一个超越的层面保持着对社会的反省,对存在的问题的考察,和对前进的方向与道路的探索。这是知识分子回报社会“隐”的方面,却又是更根本的方面。但人们忽视了,或说忘记了知识分子从来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专家、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教授也从来不仅是一个职业,依中国古代“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是一个社会的良心。

他们从一个超越的层面保持着对社会的反省,对存在的问题的考察,和对前进的方面与道路的探索。这是知识分子回报社会“隐”的方面,却又是更根本的方面。清华之为清华,更因为后者,而不仅是前者。

清华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小萍课途时间当家教已经有两年了。她深深地认识到大学生兼职赚钱的优点。她指出,大学生兼职赚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缓解经济紧张。

既然大学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又的确需要“外快”来补充日益见涨瓣学费和书费,在实践中又能锻炼自己的能力,又何乐而不为呢?

一天24小时,一般大学生分配方法,是8小时睡眠,10小时娱乐,6小时学习。其实,我们实在用不着那么多时间娱乐,因此,在10小时之中抽出5小时来干点兼职,即可达到赚钱的目的,又可发挥个人才能。

一般人的心理,是在娱乐消遣花费时,想着“反正是兼职的收入,不是从父母的伙食费中挤出来的,可以用一满足享受,花点钱无妨。”因此,往往玩得较尽兴。如果多购买两件衣服,也许必须连午餐也少吃两顿,如此紧缩开支,似乎是虐待自己。至于旅游,太过计较支出,又给人“寒酸”的印象。人际关系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有兼职的收入可就不同了,单是用这份额外收入去满足特质生活,所得到的享受足以抵消那份辛劳。(2)有助实现你的人生目的。

人生中的许多事,像交学费,投资生意,出国旅游、求学等,没有钱都是不行的,仅仅靠父母的资助,要达到目标,似乎有些困难,而兼职则有助于你很快地实现你的目标。(3)发挥个人潜能。

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并非人人都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感到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找一份能发挥你个人潜能的兼职工作,一方面赚得额外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你的成就感。

主了发展个人才能。积极投身兼职行列,是一举两得的办法。(4)满足深层创业欲。

做生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需要一大笔资金之外,还必须具有过人的精神和魄力。在你从事本职工作时,抽点时间学习创业之道,你会更容易走上成功之路。(5)拓展生活领域。

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总是与同一圈子的人相处,就不可能进一步了解其他的行业。

利用工作时间兼职,不但能赚取更多金钱,也借机认识其他圈子的朋友,有助拓展眼界。

近年来,社会实践成为学生们参与社会和改革的有效方式。

清华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在改革的今天,为社会发展贡献思想和方法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经济系学生常常结合自己的专业或带着中央有关单位的课题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1985年夏,由经济系研究生平新乔等写作的《大多数经济现象是新生命诞生时的阵痛》一文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受到国务院的重视。

学生们还在沙龙讨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些热门话题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十分重视的。每到节假日,他们还走到街头,为群众提供咨询。如经济、法律、无线电系常常会向群众解释物价与生活水平的关系,解释民事诉论应该注意的问题,修理无线电、电视机等,受到群众的欢迎。“走出校门,开辟第二课堂”,已经成为今日清华学生最时髦的口号。一种永远充满新鲜思想的活力在学生们头脑中形成无穷尽的动力。改革开放对他们来说总是象征着开拓与创新。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努力站在社会发展的潮头,为社会的进步呐喊。在大学校园里“自立”已成为一种时尚

中国大学生普遍存在实践能力差的缺点,清华学生也不例外。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的距离,需要他们的建功意识必须更加切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最好的方式便是社会实践活动。只有这样,建功意识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往往在一进校门的时候,学生们便将荣誉感和优越感和校徽别在了一起。进入最高学府的这种“天子骄子”的感觉,似乎注定了他们要在今后的事业中大展宏图或有所作为,尽管由此时到彼时尚需经过一段时日。这种优越感使得学生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自立,可以说是学生开始在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种完全依靠父母的生活方式已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唾弃。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都希望尽量减少对家庭的依赖,不愿一切依靠父母。勤工俭学热潮的出现,与社会变革极有关系,但学生们自立意识的增强,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学生通过勤工俭学,也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调查比较表明,平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的学生,其生活和工作能力,特别是毕业后适应工作的能力比其他学生要强。供需见面的分配制度试行以来,有不少单位以能力强为条件选择大学生。学生们已经意识到,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当代大学生被授予“思考的一代”的桂冠。他们是“文革”之后产生的特殊的一代。经过深深的思考,他们明白需要做什么,他们强迫自己自立,以适应现代社会。

□实践出真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只有运用到实践之中去,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清华人深深地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的生活中,到外都是实践的行动。依靠工作而不是靠读书来完善自己

在学校热爱良好的教育尽管有益,但也不过是启迪心智的人多方法之一,比起实践经历或榜样对塑造个人性格的影响来要逊色得多。远在文化普及大众之前英国就孕育出了许多智慧、勇敢而诚实的志士仁人。大宪章就是由一群不熟以文字表达原则之道,他们却懂得如何理解、尊重并勇敢地捍卫这些原则。就是这一群没有文化却具有着无比高尚的人格的人们为英国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必须承认的是,教育的首要目的并非仅仅是灌输他人的思想,成为他人思想的奴录和接收器,而是要拓殿个人的才智,便自己能够在任何生活境遇中坦然自若、应付裕如。

塞缪尔指出:日常生活的经验表明,正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个人主义对别人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并真正成为对人们最好的实效教育。同这种实效教育相比,学校、学院和大学所给予人们的教育仅能算作最简单的文化启蒙而已。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是来自日常生活的教育,这种生活的教育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它是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最后的指导,被席勒称之为“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品行、自我教养、自我驾驭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正确地引导人们,使他适合于正确地履行人生的职责和干好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无法从书本,也无法从任何大量的学术训练中获得教育。

□行动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

强调行动,而不是强调学识

让我们看看血液循环的发现者思维是怎样行动的吧!

哈维是怎样发现血液循环的?这跟牛津城有点关系。可以说,牛津城的成名校友中,甚至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算是弗兰西斯·培根,他甚至可以和造物主齐名,是他的思维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最初道路,人类才到达到今天。哈维正是在牛津城的思维之光照耀下,懂得了实验的重要性。他说:无论是教解剖还是学解剖,都应当做实践,不要去书中找答案。人们应当以自然为师,而不是以书本为师。

血液是人类的秘密。远古的人就晓得血流干之后人就会死,人们相信血就是人的灵气。公元2世纪,古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的私人医生盖伦认为血液是灵气,血液流经心脏时,从心脏获得灵气之后才能让生少命活动。这个理论沿袭了一千多年。进入了中世纪,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令所有科学家着迷,解剖尸体成为一种古怪时尚而在有学问的人中间流行。

威廉·哈维是英国人。正因为是英国人,他当色可以深受弗兰西斯·培概括思想的影响,并接受牛津城的思维方法。现在,他在作为向内探索的代表被放在图形和策划的正中央的。我们生活中有个奇怪的现象,谁要是在众多平庸者的夸赞声中度过早年的学习生活,他的早年基本上就被平庸所淹没,不会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个性来。哈维的早年正是这样,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学识渐渐地增长,温文尔雅而又默默无闻。当我们试图从他的早年用图形策划提炼出非凡的东西时,能够在周边环绕的特质竟然和平庸者一样,没有值得特别称道的品质,其图形和策划跟几位三流工匠的学徒期图形策划没有什么两样。

在他投身解剖学研究时,他仅仅是个希望此为养家糊口的职业的学徒而已。在他之前,他的老师H·法布里克发现了静脉瓣,并证明血液只能在血管中沿着一方向移动。这也是哈维幸运之一,他碰巧投身于对血液循环倍感兴趣的解剖学家H·法布里克门下。这样,研究血液循环的目标就自然地呈现在他眼前。

然而,正是在确立了研究血液特循环为目标之后,哈维发生了质变,一下子把他的潜能发挥出来,表现出杰出的个性。因为解剖学是必须实验动手的一门科学,哈维就顺顺当当地创建了实验思维方法,强调行动,而不是强调学识。

哈维经过反复观察,发现冷血动物的心脏收缩时颜色变浅,而心脏舒张时颜色变得深红。他更进一步剖开那些心脏,发现心脏收缩时,血液猛烈喷溅,而舒缓时,只有少量血滴落而出。表明心脏收缩之间正好是血液的进出。心脏像一个水泵,将血压入血管,导致血管膨胀而产生脉博。心脏的四瓣膜使血液不能倒流。毫无疑问,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源。

哈维精心绘制血液循环的示意图。这样,血液循环理论就被揭示出来。哈维随后的生活就是实验中度过,他又发现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血液循环理论。

哈维是个幸运者,但他的幸运决不是像某人靠一次博彩赢得几百万英镑的幸运。他的幸运是告动手实验而获得的,付出了艰苦的实验的劳动。他的幸运是在他之前还没人发现血液循环系统。

哈维是个崇尚实验的人,他认为解剖学必须建立在实验发现的基础上,而不能仅仅靠前人的经验来推断。他相信实验,甚至对哲学思想也表现出轻视态度。严格地说,也许正是对抽象思想的厌恶,使哈维能够不受一切定论的影响,而成功地总结出血液循环理论。

或许,在当今时代,我们夸大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已习惯地认为,因为有了众多的图书馆、科研机构和体育馆,我们就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着。但是这些设施在辅助自学的同时地也往往阻碍个人达到自学自育的最高境界。无疑我们拥有伟大超凡的设备,但同样无疑的是,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注意、坚韧和勤勉才能更加明智通达。纯粹的占有知识与明智通达的大相径庭的,后者遵循一种更高的原测,而不仅仅是阅读一种往往沦为对他人想法的消极接受的方式,其中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这样的阅读只能像慢斟细饮一样使人日渐沉溺,只能激发一时之情感,对思想的充实和性格的塑造没有丝毫效果。

大思想家培根以他那常常颇具分量、掷地有声地语评论道:“学习并没有教会人们知识的用途,那是一个属于学习之外并超越于学习的智慧,它只能通过亲自观察体验才能获得。”这句话既适用于实际生活,也适用于才智本身的培养。因为所有的经验部表明了这个道理并增强了这个道理的说力,即人们更多的是依靠工作而不是靠读书来完善他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是生活而不是文学、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是性格而不是传记,在永久不断改造完善我们人类的状态。

第三章 追求学问,贡献精力

古往今来,凡有成就者,大多博学而多才,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的还幽默有佳。这种人格魅力在清华人中,值得我们称赞的人有好多好多。

■人生范本:梁启超

——博学而勤勉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三人”。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我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之一,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曾与原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维新。早在1914年即与清华建立了联系。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根据他在1914年的一次讲演的内容制定的。1922年起,他正式就聘为清华讲师;1925年起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是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对清华早期的校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确称得上是一代学术大家,他的博大学问,不止是一部内容浩瀚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还有他在治学方面的经验、心得、风格和气度。从神童到大师

梁启超小时候就具有超人的学术禀赋。他聪明灵悟,脑力敏锐,读书过目成诵;他4岁入学,6岁即读毕《五经》,同年开始读史,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塾师出一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命对,他立刻对曰“南国人思召伯棠”。10岁的时候,赴广州应“童子试”,与一些父辈同乘一船,有一位先生指着盘子里的咸鱼让他吟诗是“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16岁考中举人,次年开始接触西学,拜康有为为老师,以其杰出的才华,成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1896年,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自任主笔。所作《变法通议》等文,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开一代之文风。后著有《饮冰室合集》共148卷约700万字。奠定了他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学识广博。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他的《饮冰室合集》的目录,就可知其梗概。这部巨制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700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此外还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共700万字左右。像这等专属文、史、政论方面的高产作家,在中国亦属古今罕见。在专精方面,按照他的学生周传儒先生的概括:“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话、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勾玄,深入浅出,同时代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铎称之为胆力),学术著述尤其如此。1926年,他的病势已很严重,不得不割去一个肾。但就在这时,他拟订了一个《中国文化史》写作提纲,全书范围极为广大,包括朝代、种族(上、下)、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及器制、文学、美术、音乐、载籍等180多个章目。关于这个巨大的写作计划,郑振铎感叹地说:“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梁启超写作效率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一泻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决心“重理旧业”,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从事于著述及讲学。于是,除在京、津、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课余则致力著述。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间里,他就写了约100万字的作品。

□“博学”方能“多才”

“博学多才”,只有学,而且是多学,才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只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

清华大学的学者强调,一个人要提高自己,就要不断地学习。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使我们丰富和深刻起来。杰出的人物几乎都是饮学之士。人生需要不断学习

许多人以为,学习只是青少年时候的事情,只有学校才是学习的场所,自己已经是成年人,并且早已走向社会了,因而再没有必要进行学习,除非为了取得文凭。

清华大学的一位专家指出:其实,学校里学的东西是十分有限的。工作中、生活中需要的相当多的知识和技能,课本上都没有,老师也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完全要靠我们在实践中边学边摸索。“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继续学习,我们就无法取得生活和工作需要的知识,无法使自己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仅不能搞好本职工作,反而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有些人走出学校投身社会后,往往不再重视学习,似乎头脑里面装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再学会胀破脑袋。

孰不知,学校里学到的只是一些基础知识,数量也十分有限,离实际需要还差得很远。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只有以更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使自己丰富和深刻起来,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以便更好地投身到工作和事业中。

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半数的劳工技能在1至5年内就会变得一无所用,而以前这段技能的淘汰期是7至14年。特别是在工程界,毕业10年后所学还能派上用场的不足1/4。一个学生在学校所学而知识能应用在工作中的只有其3%。

因此,学习已变成随时随地的必要选择。

清华人认为:年轻时,究竟懂得多少并不重要,只要懂得学习,就会获得足够的知识。“用学习创造利润”——这已被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公认为当今和未来用以取胜的策略。

生活中的清华学者大都平易近人,朴素温和。其人格的魅力全在于思想的睿智。他们以无声的行动,如春风化雨一般在影响着每一位清华学子,让你明白做人的“品”。然而在学术的问题上,他们却全然不是这样。一丝不钷,言不轻出,出必有据;寓高明于朴素之中,寄深意于平淡之外。这是他们对学术的追求,也是一种归真返璞的境界。得聆教诲于长者,懂得治学之“道”,是每一位清华学子的心愿。而每一位学者也都希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学术经验传播开来;偶遇后学得其精华,则可承其衣钵,光大学术。所以,除了讲课外,最能加强师生交流的途径便是举办讲座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名家荟萃,尤能反映清华的特点与精神,伴随各式讲座,也有了许多的轶事逸闻,构成了独具清华特色的风景。拓宽知识面

清华大学的学者指出:学习的途径是很多的,一个人可以从书本中学习,也可以向别人学习,还可以向社会、向生活、向实践学习。总之,只要能够获得有益的知识,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什么途径都可以。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21世纪的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学理工科的人,要准确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学功底和了解必要的文学知识;学文科的人,也要熟悉网络、计算机操作等基本知识,其实,“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的观点,早在80多年前,就被蔡元培先生提出来了。1919年,蔡元培提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他指出,许我我专门学者,不明了科学发展的趋势,不明白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存在“专己守残之陋见”,如“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百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属,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他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学生文理兼飞,学文科者,不可不廉飞理科之某种,如学史学的,兼学地质学,学哲学的须兼飞生物学等;而学理科的,不可不兼飞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理科的假定,紧紧的连接哲学;文科的哲学也与自然科学分不开。各乎之间都有连系,没有孤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学科。所以我们在主攻一科的同时,也要对其他学科有所涉猎。各门学术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佩鲁茨在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学位之后,原打算去英国剑桥大学,跟随因发现维生素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霍普金斯教授,攻读研究生。没想到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女导师霍金奇教授(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由于看到了胃蛋白酶的X射线衍射照片而异常激动,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学生佩鲁茨送到和自己研究课题相同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室。当时佩鲁茨曾想以不懂X射线衍射结晶学为理由推辞这个决定,可是恩师的意见不可抗拒,他只好勉强从命了。

1937年,佩鲁茨在剑桥大学开始了确定血红蛋白构造的研究。那时,对X射线衍射图形作结晶分析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即使是最小的分子的X射线衍射图形,结晶分析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何况血红蛋白分子的大小是当时已知分子的100倍以上。当时谁都认为佩鲁茨的研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何况,他是以一位X射线结晶学的门外汉身份确立这个研究课题的。

为了减轻研究大分子结构的体力强度,使研究血红蛋白构造成为可能,佩鲁茨和肯德鲁(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共同开发了重原子或同晶替换技术(即把重金属原子如示或金结合到所研究的分子中,这就改变了衍射构型,从而较容易地计算出分子中的原子的位置)。用这种技术,佩鲁茨获得了肌红蛋白的立体结构图。

1958年,佩鲁茨在经历了24年的艰苦研究之后,终于测定了血红蛋白的分子立体结构。

1962年他与肯德鲁博士一起,比他的导师霍金奇教授还早两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若没有敢于向新学科挑战的勇气,佩鲁茨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还很难说。

其实,不仅大学生应该融通各科的界限,拓宽知识面,中学生也是如此。事实证明,许多成功的考生正是这样做的。

1996年考入清华的某省文科状元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

高考对能力的要求是多方面的,1996年高考的作文考的就是文艺鉴赏力。这就需要我们拓宽知识面,对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并且工观察生活、了解社会,文科学生更应如此。我平时一方面常看些诗词、历史人物传记、政治平论集,以及《读者》等优秀期刊杂志,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以及其它各种途径增加对国修理改革、农业发展、中国复关和香港回归等热点问题及其它一些社会动态的了解,以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验。我还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既开阔了眼界,又锻炼了能力,也为我高考莸得高分奠定了基础。

□视书为良师益友

若没有书籍,人类的文明是不可能发展的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们的应当感谢书籍,因为有了书籍,我们人类的文归精华才能更好的一代传一代。人们才能更好的交流知识。传递信息。学会怎样读书

书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使我们认识伟大的灵魂。我们聆听他们的谈话和事迹,并且与他们息息相通,共享乐,同悲哀。他们的经历成了我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仿佛觉得活动于他们所描绘的情景之中。

伟大高尚的人物即使不在人间也是不朽的。书籍载着他们的灵魂遍迹环球。书是一种活的声音,它是我们永远尊重的理性的代表。我们至今仍然受着古代先哲的影响。那些高贵、智慧的灵魂,在今天仍充满活力。

我们都应热爱读书,并且应明白怎样读书和读什么样的书。关于如何读书、选书,老舍颇有一番妙论,读来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现在也很值得借鉴:“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谈到读书的方法。老舍说:

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羊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敢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姻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姻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几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着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累赘。

通过老舍这篇幽默的文章,我们不难悟出:选择书籍和阅读书籍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兴趣。把书籍当作最好的朋友

一部好书,可以成为我们的莫逆之交。它过去、现在、将来对我们始终如一。

书是最有耐性并最令人愉快的朋友,即使在我们穷困潦倒或悲哀痛苦之际,也不会背弃我们。它待人和蔼,始终不渝。人们常常由于对某本书的共同兴趣而互相新近起来。俗话说:“受屋及乌”。而“爱吾及书”却更有道理。书籍是一种更忠实、更高尚的友谊的纽带。人们可以通过共同喜爱的作者而趋于思想一致,感情一致,互相同情。读者由于对作者产生共鸣而结成一体,作者也由于被读者理解而永具活力。

哈慈利特曾经说过:“书籍蜿蜒伸入我们的心灵,诗人的诗句在我们的血流里舒缓地滑行。我们年轻时诵读它们,年老时仍然铭记它们。我们读到他人遭遇,却感到身临其境。书籍到处可得,而且价廉物美。我们就像呼吸空气中的氧一样吸收书中的营养。”

人生的世界,大抵说来,不外乎是思想的世界。因此,最优秀的书藉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所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哈慈利特的校友菲力蒲·西登尼爵士曾经说过:“与高贵的思想为伍的人,是决不会孤独的。”圣洁纯真的思想在邪念诱人的时候,可以像仁慈的天使一样纯化、保护人的灵魂,使其免于堕落。它孕育着行动的胚芽,因为高贵的思想几乎总是激发起高尚的行为。所以,能经常与好书为友的人,其思想也是高尚的。

书具有不配的性质,是最能持久的人类劳动产品。神庙、巨塑终归要腐朽剥落,可书却与世长存。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老,它们在今天看来,仍然同它们几百年前在作者的思想胚胎中蠕动一样新鲜。当时所谈及、思想的东西,至今仍然有声有色地跃于纸上,约我们启示。

在清华,你最能体验到人对书那种真挚喜爱的感情,在这里我只举吴晗和张荫麟为例子来说明。

吴晗和张荫麟并非藏书家,但都嗜书如命。张荫麟读书时限于财力,收藏的书不多,到清华教书时,才能有一点余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书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吴晗青年时在北平单身一人,家庭负担重,经济也很紧张。过节时,常以游厂甸书摊为乐趣,买些中意的便宜书。他心爱的《碧血录》一书就是在厂甸书摊上买来的。他常常为了买一部书,而去写稿卖钱。

一九三七年春天,吴晗、张荫麟一起随清华大学西北旅行团到长安、洛阳、开封旅行。在开封,吴晗购得一本《中兴小记》,张荫麟一见非常高兴,提出要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本对换,吴晗看着张荫麟爱不忍释的样子,只好勉强答应。可是回到北京,张荫麟又舍不得把明清人文集给吴晗了。吴晗如约去“计账”,张荫麟在自己的书架上,这边摸摸,那边看看,都有些舍不得,最后只拿出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给了吴晗。“七七”事实后,张荫麟眼看华北危在旦夕,那些日子,他总是叹声叹气。后来他决计离开北平,并且不带一本书。临走时,他对吴晗说,你要的书都尽量搬吧!能出去的就寄出去。甚至连他已写好的十章长编书稿,也没有带走,便只身南下到天目山浙江大学去任教了。四十多天后,吴晗也南下到昆明。张荫麟的书,吴晗自然无能力替他带走,但十章长编书稿,由吴晗带到了昆明。他知道这是张荫麟的心血。吴晗在昆明还将长编的成稿部分,加以整理、誊录。钱钟书——读破万卷书

在30年代的清华园,学生时代的钱钟收就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A字第一号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批注;又如说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还浏览其他书刊,可是一到考试,只要略加复习,他便可考出优异成绩。

钱钟书清华读4年,共读了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伦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

钱钟书的成绩,当时在文学院和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1991《家庭》上刊发了署名徐泓的文章《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介绍了钱钟书先生对书的情有独钟:

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黄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钱钟书先生家里摆着这么多书,绝不是撑门面和摆样子,而是钱先生潜心研究学问的需要。钱先生的学问有多大?

学术界公认,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俩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直到钱钟书先生去世前,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钱先生在学术的成就与他喜欢读书是分不开的。钱先生与书,犹如鱼得到了水,其爱书如此。怎能不成就巨大呢?

□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学问达到了一定水症,可以从他的外表,从他的行动、做事中体现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们“腹内”的“诗书”。诗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总之,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培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思想、品格、气度与他的学问有很大关系。钱钟书的谦逊幽默

钱钟书是非常谦逊、善于自嘲的。他在日本演讲时的开场白中讲道: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虹,深知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丐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有学问者的自潮方式也真是与众不同。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通晓数门外语,他却谦称自己不懂日语,对日本的“汉学”知之不多,这就更显出了在学问家的高深莫测,令人赞叹与佩服。梅贻琦从容、幽默

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善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会场大笑,富有生气。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5期载有谢冰心写的《关于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一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进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是具备领袖气质的人,遇事沉着镇定,从从容容。陈岱孙先生回忆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在躲避空袭时,梅贻琦和师生们一们,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他又和师生们一起跳入乱坟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贻琦虽然不算是穷人,但在生活上却非常节俭。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拮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太太为帮助他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做过围巾穗子,做过糕点,并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挎着篮子去卖。还曾摆过地摊,卖掉破旧衣服杂品以解决饭资。儿子的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新。他一生两袖清风,虽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但个人却没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坚持一切从俭。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安有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50年代,他到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湾新竹清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节约经费,他的办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他说:“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先生是个高尚的人,一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其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品格,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朱自清女子淡泊宁折不弯

朱自清一生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父亲含辛茹苦供他求学,在中学教书时,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到清华任教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共销重,他的生活仍不富余。抗战期间,他的日子更难,所穿的衣服几乎不成样子。1942年冬,昆明异常寒冷,他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钱缝制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铺。每天早晨,他就披着这件东西从所住的乡下赶到学校去上课。样子太别致,引起街上许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阔步,自有风趣。在不少当年联大学子的回忆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这件披风,煞是联大的一道风景线。

朱自清虽穷,却穷得极有志气,表现出铮铮铁骨般的硬汉风格。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请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顾;当局要人亲自登门拜访,他避而不见;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写“寿序”,出价三千元,他拒而不写……因为劳累和贫困,到抗战结束时,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带头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上签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无钱医治,吴晗送来一份声明给他看,声明中说:“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在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宁可饿死也不购买美国人的面粉,表现崇高的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梅贻琦谦逊廉洁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而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抗战期间(1940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他举行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会上会下,校友们出于感念他对母校所作无私奉献的至诚,说了很多表扬夸奖的话。就连一向以“高傲不逊”、从不轻易颂人的刘文典教授,也情不自禁地赋长歌以颂之。当临到梅贻致答词的时候,他则侃侃地说了如下一段话:

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现在不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我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赞扬话。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办的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伏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叫,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追求真正学问,贡献毕生精力

有的人追求学问是为了成名,有的为了得利,有的则是为了弄权。而真正为学问本身而全力追求的则很少。但在清华不是这样,清华可以说是个洁净之地,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清华的工作是治学和育人,清华的生活也是治学和育人。学术研究是首要任务

在清华时刻能感受到浓厚的读书和做研究气氛的可贵。的确,勤奋读书最显出清华人的特色。且不说常日可以看到的如潮的人流拥入图书馆和教室楼的情景,就是在周末或假日,无论是严寒或酷暑,白日或夜晚,只要图书馆的阅览室或者教室开放,总有学生在埋头读书。在草地绿茵上,在树林的农荫下,入神读书的男女学生随时可见。校园处处弥漫着书香气。在图书馆,你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教师,甚至有已“名满天下”的老先生,在读书,或者阅读最新文献,或者查阅古旧图书,即使在风云变幻的日子,或者商潮滚滚的时候,在清华,酷爱读书的仍不乏其人。勤奋读书,不仅孕育成就,也使人心灵充实。

清华人钟情于学术研究。这虽然不像勤读书那样举目可见,但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可以从清华人的观念中看出这一倾向。清华很多教师,一门心思做学问,对衣着打扮很不讲究。记得某报有过一篇访的文章中说到,在清华园内遇到的衣着随便、看上去像“看门老头”的人中,很可能有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权威。

人生是大海。就得学会掌舵。要根据自己的旨趣、条件和爱好来确定航向。最没出息的是随波逐流地混。得学会辨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过眼浮云。我认识并结交了不少文艺上在有成就的朋友,还没见过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笔稿酬后约上几位知友吃上顿是常事,但这只是结果而不可是动力。写作最大的报酬是看到所写的变成了铅字,让千百读者分享自己思想成果。

社会上有“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清华人怎么看?不错,博士之所以“傻”,意味着这条路是安徒生所说的“光荣的荆棘路,意味着有可能终生与荣华富贵绝缘”。梁启超早就指出:“质言之,则‘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十年磨一剑,百年树一人,这个漫长的过程,既是心灵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心智自我启迪的过程。以学为乐

梁启超先生曾写过《学问之趣味》一文,文中表达了要“把作学问当做人生中的乐趣”的观点,梁先生指出:

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24钟不能扩充到48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有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有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有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起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的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地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梁先生认为这种趣味必须自己体味关于怎么体会“学问的趣味”,梁先生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无所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法,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是故弄玄虚,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搁久了不用,它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起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口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了。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的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不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征候,白白自己剥压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喜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放电,越摩擦越出。前两面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部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我和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依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但不知不觉把彼此的趣味都磨擦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们应该肯于享受“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潜心学问就能增长知识,积累成功的资本。做学问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胡适在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的讲话中讲道: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退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书;30年读11万页书。

诸位,11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胡适不亏为一代宗师,他的话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必须要警醒于心。

读书,首先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其意义、乐趣,就在这过程之中,本身有其自在价值,就其整体终极而言。如果仅仅为了某种功利目标,哪怕标着学术的旗号,读书都会丧失其中很大部分的意义。然而读书,好奇、探索、学问、乃至思,思又是一种手艺,即手工劳作,思是和手工劳作、与实践联在一起的,是一回事。读书,是一种生活。

清华不仅十分注重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更注重向学生传授获得新知识的本领和方法。各任课老师在讲授本门课程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养成自学的习惯和方法。自学首先在外语学习方面帮了学生们大忙。

我进清华时,学校规定俄语是第一外语,共学了三年。我从二年级起,利用初中学到的英语知识,开始自学英语。后来通过了英语第二外语的考试,获得了选修日语的机会。同时,我又自修起德语。此后,我通过了教育部研究生第一外语英语的入学考试。研究生阶段英语可以免修。我选修了法语。这几种外语对我顺利完成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任务帮助极大。特别是我自学获得的英语知识,在我毕业后的科研、清理敌伪档案、编写《新英汉词典》、与外国公司洽谈、通过教育部英语EPT考试、出国从事合作研究、参加国际会议、讲学、考察等项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饮水思源,我自学英语能够成功,全靠母校老师培养我养成的自学习惯,特别是俄语老师教导我们学习外语的方法。

毕业以后,在清华学到的自学习惯和方法,又帮助我不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使我能够跟上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时代。回顾我30多年来的成长过程,我非常感谢母校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帮我养成了坚持不懈的自学习惯,教我学会了循序渐进的自学方法,使我终生得益,毕生难忘。虽岁月弥久,而感触愈深。

美国微软公司董事局主席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谈到:在未来的岁月里“信息高速公路最大的益处将来于它在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中的技术应用。”“教育的最终目标会改变,不是为了一张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机会让人去完成从前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这确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最佳年代。”

这又一次表明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在不断加恰恰,有材料分析说,每隔15年,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至少有80%会过时。因此,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不断地新陈代谢一样。我们的学问和认识也要每日进步。钱钟书,渊博的学识,正直的品格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中国作家、学者钱钟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其渊博的学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座谈会上的钱钟书:

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他就用标准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无滞地背出,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像这样的价码,恐怕也是让大陆的歌星大腕们咋舌的吧!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以重金,请示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读。”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地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

有许多人很会“做”人,可是“待”人极坏。老钱和这个刚相反,他“待”人极好,我相信的,他会永远那样好,但是“做”人方面,他就比较差了。

老钱这人最可爱处是在他的本色,而且他从来不大肯委屈自己而隐藏那点本色。如果他说文学是贵族的,他决不说得扭扭捏捏,而一定是干干脆脆;如果他说文学是革命的,那也一定是如此。装腔作势,他是不来的。他捧人,他自然也得骂人,而且骂得厉害;曾经一次受过他尊大人严重的警告,警告当然也无效。捧也好,骂也好,捧骂俱全也好,他对于他的对象一视同仁,只要看他常常惦记看那些被他骂得不像样子不成东西的宝贝便可以明白的。他最愿意读本色的书,他也愿意写本色的文字;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一路的兄弟,不过,我看,有的时候,他太自觉这种愿望了,倒反局促起来。他自己喜欢本色,他也求人本色,独特的本色。

真正的学者却认为:钱钟书所追求的是做完整、自在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守住自己的精神园地,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

追求真正的学问,淡薄名利是为人的最高境界。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远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折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热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提高综合素质

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重要。综合素质差者,很可能不被社会接受,如果你还是一个学生,那就别只顾功课,还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一个人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学生的自述:

去年高考时,越临近考试,心里越害怕,老是担心“考不好怎么办”,晚上也睡不着觉。到了考试的那三天,通宵不能入睡,白天进入考场,如坠入云雾之中,平时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年,我又参加了高考复读班,计划再次高考。可是,考试一天天逼近,我的心弦也一天天绷得越来越紧。一想到去年的情形心里就愈加紧张。如果再考不上怎么办,这种念头时时涌上心头……这种对考试的担心和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罩着我,让我丝毫不能动弹……这种心理负担终于压垮了我,我最终未能跨进考场的门,而进了医院。

显然,这名学生得了“考试恐怖症”。可以设想,即使他不进医院,勉强走进考场,其考试成绩也会大打折扣。类似这位同学患有“考试恐怖症”的同学比较多,这造成了他们考取理想大学的极大障碍。可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才能克服这种“考试恐怖症”呢?我们不妨听听“成功人士”的见解和体会:

1997年某省高考理科第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李某讲述了自己在调节心理方面的如下体会:

健康不仅指身体的无病痛也包括心理。高考紧张、压力大,一些平时不显眼的小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很有可能就成为点着的导火索,调节心理,保持平静、稳定的情绪,是高考获胜的必要条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目标要正确

每个人的能力、兴趣爱好、特长不同,优、缺点也不同。适合别人的目标不一定适合自己。认清了这一点,就应该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上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目标。目标低了,不需付太多努力就能达到,发挥不出潜能,将来会后悔;过高,尽了全力也做不到,久而久之是对信心的打击,丧失了信心,便很难尽力去做每一件事了。(2)情绪要饱满

高考是一件很苦很累的差事。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练习;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摸底考试,但苦归苦,累归累,高昂的头不能低下。饱满的情绪可以鼓舞一个学生克服疲劳去争取好的未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用到学生身上也一样。漫长的高考复习过程有点像一个战役,稍许的松懈都有可能导致最后的失败。只有永远保持一种饱满的情绪,永远不懈地为了目标而奋斗,才能达到目标。为了理想而奋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保持饱满的情绪,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信心。(3)不要怨天尤人

如果遇上了不如意,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全盘否定自己。许多看似偶然的失误其实包含了必然的因素,这种失误不要放过,而要认真分析原因,找出对策,避免再犯。没有自信,没有勇气去克服困难,根本不可能顺利地通过高考这一关。(4)保持情绪稳定

越是临近考试,越是容易浮躁,这表现为:不想学习,拿起书来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这时,需要分析一下原因,是觉得复习得太多了而不想再学还是仅仅是一种抵触反抗的情绪。对于前一种,应该肯定的是前一段的成果,但也要明白,许多错漏之处就是发生在人们最易忽视的地方。自我感觉的良好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掌握,这时应该静下心来将知识内容重新复习一下。过多的功课压力,这是一个警告:需要调整了!应当重新规划一下,保持合理的学习、休息时间,既不至于荒废了学业,又能保持长久的兴奋。

其实,迎接高考是主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情。紧张的时间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来削减焦虑;浮躁的时候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灰心的时候多想象一下成功后的喜悦,都是我用过的方法。

保送入清华大学电子系、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某指出,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平常心,也就是平静的心态,即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让得失利害干扰了你的思维,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水平。

高考同学科竞赛一样,关键就是最后一战。高中时期可以说是一开始就是为了高考,而且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唯一途径,因此高考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高考,有人勇敢地面对它,有人害怕甚至想逃避它,而事实上证明害怕高考的往往就不能发挥他应有的水平。我经过大大小小的学科竞赛十余次,切身体会到了保持一颗平常心的重要性。

我高中时期参加了两种竞赛:信息学竞赛和物理竞赛。我先参加的是信息学竞赛。在市级的比赛中,我由于包袱不大,考得教挺好,可到了省赛前夕,我心中就开始敲鼓了,心里总是在想自己能不能进入省队而参加全国比赛。就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使我根本没心情训练,尤其是考前两天几乎失眠。这样在考试时,一点精神也没有,感觉昏昏沉沉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只得了个省二等奖,与我的目标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之后我做了总结,发现我的失败在于没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果真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在全国比赛中拿了全国一等奖及总成绩最佳奖。

我是幸运的,有了信息学竞赛的前车之鉴,才有了物理竞赛的成功。但我不希望我在信息学竞赛中的失败发生在参加高考的学子身上。因为高考仅有一次,失败了就没有了机会。因此,我得让大家知道,一颗平常心才是高考致胜的法宝,才是成功的关键。成绩来自敢于挑战

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总要有一次或两次试着向自己的能力极限做一番挑战突破。在业绩低落的部门中,普通人只能做平凡的工作,成果自然不堪一提,但若是能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110%,长此下去的话,必会有丰面的成果。

到了成绩不佳的部门,你遇到的最严重的事乃是成员们都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敷衍心理,反正升迁没什么希望。但是,你不能被这种集体无意识地托下水,你要抛弃这种颓废心态,创造出有个性的成绩来。

罗克威尔教授提出的以下几条建议,对各位都有好处:(1)努力绝非白费力气,只要努力,必能有收获。(2)绩效低落的部门通常工作气氛都有些阴暗、低沉,所以你得弃满信心去突破一切阴霾。(3)绩效低落的部门上午的工作开始得很晚,所以你就提早一些到公司上班。(4)绩效低落的部门员工都赶早下班回家,所以你必须到最后一刻。(5)绩效低落的部门假日一律休息,所以在接近月底或是业绩不理想时,最好能自动加班。(6)绩效低落的部门多半缺乏创意、点子,所以你得多动用脑力,想办法来改善做事方法与速度。(7)绩效低落的部门经常是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以你得积极争取他人的资助。(8)绩效低落的部门经常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你必须极力破除这些障碍,为部门注入一些活性要素。(9)绩效低落的部门总是存在许多令人不平的陋规、旧习,与其埋怨,不如以实际行动来打破。(10)绩效低落的部门,周遭的环境条件多属不佳,既然没办法改变环境条件,不如先改变你自己。(11)绩效低落的部门原因之一即在所学不够,所以你得利用工作时间之外,努力充电。(12)绩效低落的部门上下之间沟通不良,所以你应该注意对上司、同事、客户及友人间的协调、联系与整理。(13)绩效低落的部门人才能源的总量仍嫌不足,你得激发各个成员发挥最大的脑力资源。大学生应追求真才实学

在人们习惯性的联想中,大学生聪明而博学,是知道得很多的人。不少大学生的表现也确实能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们能说会道,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特别是一些名牌高校的学生见多识广,下自平民百姓,上至总统部长,他们都领教过。大学里的各类讲座有的是,只要愿意,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学界的、政界的、商界的各类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上台“献艺”,传播着各种信息和知识。不少学生反映说,听讲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知识,对于开阔视野很有好处,这是坐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所不能比拟的。一些经常光顾各种讲座的学生很快就会被各种知识武装起来,变得无所不知。他们可以得意洋洋地将这些新鲜出炉的东西拿出去卖,自信心也大增,仿佛经过若干次洗耳恭听,已经融会了各家所长,将十八般武艺学到了家,成为了万事通。遇到新朋故友,便可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让新朋惊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让故友感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过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出租车司机式的博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少。是一种浮在表面的知识,而没有在内心扎下根,也就是说没有内化到灵魂的深处,没有变成“文化”。这种知识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只是一个知识的旁观者,而不是拥有者。他们在担当着知识的廉价的贩运者的角色,却自以为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他们所贩卖的东西是扭曲的、变了形的,经不起推敲的。他们的海侃神聊只是出于刚出道时的兴奋、新鲜和胆大。他们尚不了解知识之途的艰辛,由于对学问只是触到了一点皮毛,因而也缺乏敬畏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不是什么学问,而且是对学问的糟踏。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敢谈的,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但是对学术有所钻研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知道得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钻研得愈深,愈觉得自己浅薄。我曾在某著名高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学生无所不知,硕士生一知半解,博士生一无所知。我猜想,这大概讲的就是学问与胆量的关系。但这也反映了大学生追求真才实学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接触些东西时,他们感觉自己长进不少,已经博学多才,就整天得意洋洋地找人谈论。后来渐渐看到自己的不足,开始有所收敛。等到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有很多很多时,就开始潜下心来好好学习了。

第四章 不停地学习、求实

生命在于运动。无论是生理的需要还是精神上的要求,人只有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之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人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之中,才能获得前进的动力。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运行的,人也因此只有不停地前进、求索,方可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好学,多学,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力量,会帮助你走向美好的生活。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就是这样不停进取的人。从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应该学到很多的做事的法则,找到行动的力量。

■人生范本:赵元任

——好学、好学,不断求索

赵元任(1892—1982),著名语言学家。1910年7月,为清华学校的前身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乃尔大学,1914年得学士学位。1915年考入哈佛在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聘康乃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1920年回国,到清华学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1921年,再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8月,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赵元任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任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一年后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国籍。此后历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美国海外语言培训班中文主任、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等,1965年退休。

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英语的研究》、《中国语的文法》、《国语字典》、《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等。

黄延复在他的《一代学人赵元任》中写到:

民初以来,在我国学界的群星中,有些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赵元任是一位从“榜眼”到哲学博士。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人武进县),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宣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一九一〇年七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十八岁的赵元任在四百多名来自全国的“举子”中,以第二名高中。这在当时实不亚于一次“榜眼及第”。这次招考共取正榜七十名,副榜一百四十三名。正榜中包括杨锡仁(第一名)、张彭春(第十名)、钱崇澍(第十六名)、竺可桢(第二十八名)、胡适(第五十七名)。关于这次考试,赵元任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考语文,题目选自Mencius(孟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WithoutRulesandCampassesOneCannotFormsSquaresandCircles)。下午英文作文三小时(笔者按: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然后等五天,以上两门合格再考。(复考时)第一天考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史、德语或法语;第二天考物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第三天(因雨很多人迟到,再推迟一天)考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可见,那时的留学生考试是很不轻松的。

这批学子于同年八月由胡敦复(民初著名教育家之一,时任游美学务处教务长)亲送赴美。赵元任入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一九一四年获学士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一九一五年转入哈佛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在他六十年教学生涯中,不停地学习,求知,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人们都说赵元任是语言奇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但这也是与他不停地学习分不开的。任何方言在一星期以内,他都可以学会,并且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一九二〇年,哲学家罗素(英)和杜威(美)先后来清华学校参观、讲学,均由赵元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地方的方言翻译。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一九二二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文学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应聘回清华国学院任教前,又去法、德、英等国考察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础。他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约十四种,论文约二十一篇;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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