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国忠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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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坛断片试读：
知堂佚文发现记
受出版社之约，近一段时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编辑于非厂文稿一事上。于非厂以画家名世，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小品文作家，先后梓行有《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通称“都门三记”，另外在《晨报》《新北京报》《新民报》等旧报刊上他还发表过许多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随笔小品。因此，编辑这样一部书，报刊上的这些文章需要一一查实，仅靠个人的收藏已远远不够，求助于国家图书馆恐怕是最好选择。
为查找散佚于报刊上的于氏作品，在馆藏的报海中一页一页地过目，倒应了傅斯年那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名言。当然，荡漾于其中，所付出的艰辛承受的寂寞以及伴随而来那种发现的愉悦，更是外人无法体验到的。比如，在“都门三记”之外，发现于非厂还写过《都门蟋蟀记》，由此颠覆了“都门三记”的说法，应称“都门四记”了。于氏还有一部题为“非厂漫墨”的作品，在当年的报上连载有近百篇，并做了出版预告，实际未能出版，也让我一篇一篇地打捞上来。在查找于氏作品的同时，考虑到过目一次这些旧报不易，顺便还浏览了报纸上的那些文艺副刊，由此又感到这里还是一块尚未全面开发却又储藏丰富的宝地，隐埋着许多的资料信息都是过去我们未闻未见的，知堂的佚文便是这样挖掘出来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周作人的作品出版过很多，以我之见，收录最为齐全的当属钟叔河所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当然，这里所谓的齐全只是相对而言，仅是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遗漏恐怕在所难免，如笔者新发现的几篇作品就未见收入散文全集。
这次发现的知堂佚文共四篇，均刊载于1938年《晨报》的《晨报副刊》。说到《晨报副刊》，了解副刊史的都知道，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它即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誉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刊载过许多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到了1938年的北平沦陷时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相继撤离，除周作人在上面刊登作品外，名家的文稿已很少见到，只得依靠张金寿、吴兴华、萧菱、谢人堡等新进作家来支撑版面了。
周作人的这四篇佚文，篇幅都不长，署名为“药堂”。一篇是《题〈会稽三赋〉》，刊于1938年7月2日，为当日刊出的《药草堂题跋》之一：
题《会稽三赋》
以地方志传赠人，殆犹野人献芹，非草泽中人恐未易知其味也。唯梅溪三赋文笔华赡，高坐菴又喜地志类短书，以此进之，想未必遽蜇于口欢，三赋注向以湖海楼刊史愚斋本为佳，南姜泉虽后出，却病简略，因惜阴轩有刊本，市中常见，适有两部，故以其一相赠，惜纸用横纹，大有近来习气耳。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另一篇《谈关公》，刊于8月4日，为当日刊出的《药草堂笔记》之一：
谈关公
王渔洋居易录卷一有一则云：“偶看钟繇戎路帖，因忆亡友韩郎中诗圣秋姬人某氏好临摹晋唐人法帖，独废钟书，韩诘所以，对曰，季汉正统，关侯忠义，而斥以贼帅，狂悖甚矣，书虽工抑何足道。韩有诗记其事云，谁知太传千年后，败阙端从戎路帖。”士大夫读三国演义，礼拜关云长，我向来觉得可笑，直至姬妾也来学舌，亦可见此风之普遍矣。又阅李氏焚书卷三有关王告文，卷四有题关公小像文，卷六有谒关圣祠等诗二首。卓吾老子亦是人杰，而也如此崇礼关公，可谓奇事。案题关公小像文云，“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公，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园三结义。”李君论关羽即以三国演义为依据，又高唱忠义，与其序水浒传颂宋公明相同，此正是其大胆有趣味处，但就此亦已足以证明鄙说，世间关羽的崇拜全是建筑在说书与演剧上也。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熟悉知堂作品的知道，在他的《书房一角》（新民印书馆1944年5月初版）之“看书余记”中收有《题会稽三赋》一则，同样在《秉烛后谈》（新民印书馆1944年9月初版）中也收有《谈关公》一文，若两相对比着来读，确是内容不同，各有其趣，应作同题文章视之。另，《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中还收有《读眉山诗案广证》《白石诗词题记》两则题跋，这两则最初在报上刊载时，文后均有附记，前者发表于1938年7月6日，后者是同年的7月15日：《读眉山诗案广证》附记
法明三月十四日来信云，“学生在乡下无书可读，写字乃是借小孩的笔砚，乃近来常觉得自己有学问，斯则奇也。”此言语意相似，又适从黄州来，正与东坡不无缘分也。《白石诗词题记》附记
陆绍珩编醉古堂剑扫十二卷，有天启甲子序，今原刻本极少见。但别有山房积玉十二卷，内容完全相同，有雍正乙酉李家声序，则老实不客气的抢了去了，题叶上署淡怀居士辑，即李氏的别号，其怀实在却并不怎么淡。倪鸿著试律新话四卷，题叶后面署曰咸丰癸酉闰六月野水闲鸥馆开雕，别有一本题目改为诗话新编，陈兰甫所写的题叶篆文也改为隶书，两旁题曰，光绪戊子夏新镌，东塾草堂家藏本，著作者姓名却还不曾更换。此类事情大约颇多，可惜没有人查考了记录出来，不然倒也是于人有益的事。
两则附记对文章内容做了进一步补充，理所当然属于全文的一部分，但不知何因，《书房一角》出版时没能载入。而《周作人散文全集》的漏收，应该是钟叔河先生未能核查原报所致。由此，这两则附记也当视作佚文。
至于对这四篇佚文如何解读，其价值何在，惭愧得很，这非吾所长，好在研究、爱好知堂作品的人很多，我只做到把它们挖掘出来，供研究者爱好者去解读和欣赏便很知足了。2010年3月
李健吾编《文艺周刊》
1933年9月初，留学法国归来的李健吾回到了离别已两年的古都北平，先是住在七叔李少白家，不久，与恋人尤淑芬举办婚礼后，购定了崇文门内盔甲厂甲1号的住所，就从七叔家搬了出来。原先是一个人生活，如今身边多出一口，还辍学在家，自己一时又未找到合适工作，生活的负担便日显沉重了。好友杨振声、朱自清看出了李健吾的难处，推荐其到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工作，任务是撰写《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短篇小说集》。那一时期，李健吾的笔力甚健，不时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稿，并接连创作了剧本《梁允达》《这不过是春天》。此外，还接受了《华北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华北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北方较有影响的一份官办报纸。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周刊》创刊于1934年4月2日，在每周的星期一出版。每次以4开一整版的版面发表作品，来稿直接寄他在盔甲厂的住所。在创刊号上，李健吾撰写的“发刊词”提出了编刊要“各树一帜”的观点，联系当年正是“京派”“海派”争论得颇为热闹的时候，他接手编辑这样一份刊物，显然有为“京派”助阵的意味。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观点的提出，值得欣赏的倒是作者那曲折有致的文笔。该文未见收入李健吾任何著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若任其湮没十分可惜（发刊词见附录）。《文艺周刊》既刊创作，也载译文，举凡读书随笔、山水游记、新诗创作等都可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该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岂明（周作人）的《花镜》、俞平伯的《古槐梦遇》、梁宗岱的《蒙田论文选译》等。当年十分活跃的批评家朱光潜、李长之分别写了《中国的律诗何以趋重排偶》《论作家与批评家》。文坛新人何其芳、李广田也有诗文在本刊发表，那时他们还是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从上面这阵容整齐的作者名单看，不难得出李健吾编的是一份“京派”刊物，但编者发稿并非仅限于“京派”，如吴组缃以《嫩黄之忆》为总题发表了三首诗，可很难把他划归到“京派”。老作家毕树棠似乎也不属于“京派”，他发表的《陈圆圆与柳如是》一文，写得挥洒自如，结实有力，显示出作者才气。再如署名“万孚”的在该报第七期发表了游记《威尼斯》，朱自清、李健吾也曾以《威尼斯》为题写过文章，意大利这座著名的“水城”给他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若把三篇作品对照着读，实在也很有趣。“万孚”可能是程万孚。
作家废名在本报连续发表了多首新诗，不久前，笔者读到吴晓东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新发现的废名佚诗40首》。文中提到这40首中至少有30首从未面世。错了，其实30首中的《画》《画题》《泪落》《路上》《伊的天井》，都在《文艺周刊》刊登过。平时，我对报刊上揭载的所谓“新发现”“第一个”等等，常持怀疑，因为过不久便会看到有人出来更正，这样的提法恐怕只能起到吸引一些读者眼球的功效罢了。《文艺周刊》的版式编排淡雅大方，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如在补白之处常常以人物素描点缀，被素描的多是为左拉、周作人等中外的知名作家。这样既丰富了版面，又起到了装饰作用，显示出编者的匠心。人们常把李健吾作为翻译家、剧作家看，然而就其编刊来说，其取得的成绩也是突出的，他又不愧为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
遗憾的是，关于李健吾主编《文艺周刊》一事，多年来鲜有人提及，岁月匆匆，此事恐怕连李先生自己都已忘却了，究其原因，或许与刊物的寿命较短未能引起重视有关，那它是何日终刊的呢？因我得到的《文艺周刊》不全，也说不清。不过线索还是有的，从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上分析，窃以为这份刊物的寿命不会超过10期，因为周作人自第6期（5月7日）发表《甲行日注》后，再没有文稿在本刊发表，相反却在《华北日报》的副刊《每日座谈》《每日文艺》上接连有作品刊登。从周、李二人的私交看，关系一向不错，李健吾结婚还是请周作人做的主婚人，若不是事出有因，周作人不会不再提供文稿。至于停刊时李健吾是否写过终刊词，若写了，又是一篇怎样的文字，还是敬请贤者来补充吧。2001年9月附：
发刊词
据说今年四月很热闹，将有若干刊物出面，偏偏赶在这时候，“文艺周刊”也呱的一声落了地，虽说赶上了巧当儿，窨不免是一管南郭先生的竽。然则编者预知如此，何以还斗了胆，凑这个数数儿，落得两面不讨好，临了捱声骂，还唱这个滥调调儿。
所谓两面不讨好，却是那两面？先不是华北日报，因为活了该，谁叫你请我办，帮你忙？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只有皱起眉头，叫句灰气，认声背。又不是读者，因为我既没有请你观光，不怨自己倒霉，更将怨谁？花钱只为买个痛快，能够买你骂个落花流水，也算难能可贵。闲话表过。且说究竟是那两面？第一其实简单，不过文坛消息作者而已。因为一下子就标明是我主编，倒叫人无从造谣，少却许多情报机会。打掉一角饭碗而不可气，孰可气？这年头儿做人难，正不如光明磊落，来个漆黑一团花脸戏。
然则将如何唱戏？便到了第二面。未开言，泪满襟，因为所有的委曲，委实都在这最后一面。说来话长，听我细细道来。
自己向例难得做篇身边文章，前前后后都是我，今儿个一篇，明儿个两篇，不管篇些什么，题目先标个什么？福楼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起“布法Bouvard”一个名字，听说左拉也选上了它，急得两脚乱跳，还是左拉看着朋友面子，另换了个名字枪替。这不过证明立题之难。盖身边文章只有一个题目，题目就是篇里前赶后，后赶前的“我”。此外巧立名目，都是一诳。所以在《发刊词》标题之下，我乃大说其身边话，有时撒撒野，好比孙行者摔跟头，来到我佛五老峰下留纪念，深喜其自作聪明，更不知祸燃眉睫。
且说我接到华北日报请帖，万分趑趄，便向各方师友征求主意，因为说实话，师友全有各自的刊物。东问东叫干，西问西劝来，于是一鼓作气，应了人家下来。方才我先提到年月，实际推算下来，大大不利。我老说，如今年月过的多薄气，想从前我爹揭竿而起，登时如响斯应，徒手从事，该是多少义气！到而今，义气二字，就是绿树林里的青草地，也巴不见个踪迹。我说东也叫我干，西也叫我来，等我应下人家活做，东也推头痛，西也装耳聋，活活看人家打我个死老鼠竟是：“劳你驾，费你心，抽你骨头拔你筋。”
于是所谓师乎友者，一转眼成了我的刽子手，禁子哥，把我绑上法场，好叫人家喝声彩，听我句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惜乎好汉如鲫，不说一个二十年，便是三个二十年，也没有我投胎的着落。“见死不救，非仁也。”师友将何以教我？我不唯引领以望，且抱着磕膝盖儿求。
转过话头，待我挽个师长出面。听说我要办个刊物，他教了我个招子，正是徒弟下山，为师有四字相赠，字曰：“各树一帜。”苦矣哉！师，山左人也，“替天行道，”乃是梁山本事。奈我山右人，底子不外金丹白面，做些小本生意，叫我从何落草？终不过看我打家劫舍，抢钱来分些赃，末了为官方绑去正法而已。除非假借梁山声势，打着“及时雨”的旗帜，在外招摇撞骗，便是惹出乱子，也自有人寻上宋家门去。拍了半天惊堂木，空对着来来去去的听众，乃结结巴巴，红涨着脸，说不出一句正经来，不讨好的，还不正是我自己？
然则预知如此，何必太不自量，跑来现眼？因为，不瞒大众，这里不是没有一点点儿指望。两天来，我写一出戏，里面有一位诗人唱了两句：“这不过是春天，好花儿还开在后边。”
如今权借他这两句滥调，做我这篇不成其为东西的煞尾。以上算做发刊词。
李健吾拟印未果的《力余集》
1933年8月底，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后，李健吾回到了古都北平，直到1935年8月又离平赴沪任教，这满满的两年间，他苦苦笔耕，一方面固然为生活的重压所迫（爱人辍学，自己又无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学成归来，也想一展雄才。他的不少重要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包括剧本《这不过是春天》和专著《福楼拜评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写作，为其奠定了一生的名声。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心病》（1933年11月开明书店初版）和三幕剧《梁允达》（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此外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诗文，其实也有出版的可能，李健吾为此写过一篇序，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这部书最终未能付梓，这篇序也未见收入李健吾任何作品集。现抄录如下：《力余集》序
一个人活着别无所长，意有所树而力未逮，似乎只有过往的自我还比较可以依恋。不敢妄想做到克腊西克精神的地步，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我的意思是，绝不徒事感伤。然而这却也真正折磨情感，因为情感，一种徘徊于故址废墟的苦修士，绝不会容许自己和平。其结局，得不到正当的发展，进不足为士大夫道，退不足以语众氓，终则上不上，下不下，逃不出中产阶级的气质，正好一个字可以网尽：“俗”。
每逢分析自己的时光，“俗”这个字最先来到我的意识边。聊自解嘲的是，这里不尽是习俗之俗，虽说更是世俗之俗，留恋尘世，染有不少现实的泥腥。我并不感觉这要不得，然而有时因之脸红却也不假。我这本集子，包括三间小屋，其实正中只有一个大红匾额，曰：“未能免俗”。
这三间小屋，最神秘（或者最浅显），最粗陋，也最应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锁的，就是那十二首无以名之，名之曰诗歌的一间。因为别无更好的名词，只得听其儹冒了。然而可以誓之天日的，起首仅仅将这当做一种宣泄，底稿草成，便当做一种练习，好来捶凝那些茫无所归的纷繁的情绪。很有些披露了的，自然因为下述的三个原因：发表些情诗，希望感动对方，朋友勒索，不得不应付，因为的确，热衷于发表，无论如何，朋友大半不晓得我写新诗，即使晓得，也相信我写不好的。这末一点我全然同意。直到今日我重检旧稿，在诗歌这一项，发表的始终居于少数。几乎难得一首可以说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个圈圈儿的。完全付之一炬，未免心酸，踌躇再四，终于选出十二首，不负此青春一度。而这十二首之中，有两首隔了六七年，未曾一见天日。
另外一间小屋，便是游简那一部分，原本仅只预备一个人住的。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兴公开了。至于散文，除去朱一篇年月较远，下余全是两年来的意外收获。凡年月在朱一篇以前，如今统统删去，所以也仅只得到十二篇，实际依旧露出习作的马脚，算不得什么文章。
不脱中产阶级的积习，我终于打开三间隔板，改作一道走廊，任凭过往来客游憩，但求不要兴来提字，勿令我失掉我之为我，那就是一座假山的本色，也就是我这俗子的特色了。七月十八日
该文刊在1935年9月12日曹葆华主编的《诗与批评》第61期上。《诗与批评》1933年10月2日创刊，1936年3月26日出版第74期后停刊。它借用的是《北平晨报》副刊《北平学园》的版面，由曹葆华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编刊，最初设想每隔十日出版一期，每月逢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出版，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未能严格执行。这是一个以刊发诗歌创作和介绍西方现代诗论为主的副刊，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叶公超、陈敬容、常风、南星等都有作品在上面刊登。《力余集》的书名，典出《论语·学而》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李氏用此典，有不是正业的意思，是一种客气的说法。这部书虽未出版，序中透漏的信息倒是应当注意的，它对理解李先生的作品很有帮助。如“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这不是说他没有感情，而是用理智来驾驭感情，“绝不徒事感伤”。《力余集》序中，我感兴趣的还是“我这本集子，包括三间小屋”，其中到底储藏了哪些东西。且试着做些索解：
先拣容易的说。文中云：“一间小屋，便是游简那一部分”。李健吾回国前，写过一组游记散文，记其在意大利几个城市的游踪，内容即是后来出版的那册《意大利游简》（1936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在《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的序中作者写道：“《意大利游简》是我从国外给我未婚妻的书信，回国后，她把这些书信又给了我，我就交给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文中有云“原本仅只预备一个人住的。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兴公开了”。
另一间是被作者称为“最神秘（或者最浅显），最粗陋，也最应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锁的，就是那十二首无以名之，名之曰诗歌的一间”。熟悉李健吾作品的读者都清楚，他是一位剧作家，有《这不过是春天》等多种剧本；是翻译家，有《福楼拜短篇小说集》等译著；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有《福楼拜评传》等专著；是小说家，有《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等若干小说集，或许感觉到自己涉猎的面太广了，写文学评论时他便署了“刘西渭”的名字，也有《咀华集》两册。可是没人称他是诗人，虽然他确实写过诗，只是发表的不多，序里说选出十二首，其中还有两首未曾一见天日，也就是说公开发表有十首，我斗胆地估摸一下，试着列出篇目：
1930年10月27日《骆驼草》第25期《进行曲》
1933年10月23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期《无题》
1933年12月1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7期《An african in love》
1933年12月1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8期《随笔》
1934年4月23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21期《嫉妒》
1934年6月1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26期《反动》
1934年11月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9期《诞生》
刊发李健吾诗歌的《骆驼草》由废名所编，《诗与批评》是曹葆华编，两人都是他的朋友，提供诗稿固然有“朋友勒索”的因素，恐怕也有自己“热衷于发表”的成分在。由此离十首之数已经不远，余下的还得从序中寻找线索，特别是“发表些情诗，希望感动对方”一语更不应轻易放过。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情诗并不是写给后来他的夫人尤淑芬的，而是另有其人，这是韩石山先生首先发现的，他的《李健吾传》之“中学时期”一章写到了这个女孩，“女孩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名张传真，甚俊秀，中学时期与李健吾同班，相恋，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前后，两人断绝关系”。李健吾曾以“醉于川针”“川针”的署名发表过诗篇，以此来感动对方，“川针”即“传真”的谐音。署“醉于川针”的是1925年3月21日在《晨报副刊》上的《邻花》，署“川针”的是1927年11月《清华文艺》第3期上的《过巴沟桥西行》。1927年《现代评论》第6卷第137期李健吾发表的新诗《最后一信》，或许是与这位心上人作的最后诀别。三首诗收在这个集子里，盖有“不负此青春一度”的意味。
至于序中“几乎难得一首可以说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个圈圈儿的”当是作者的谦辞。我不懂诗，也无资格评价李先生的诗，不过想换个角度看，比如，您得承认曹葆华是诗人吧，编刊自有其选诗标准，而一再向李“勒索”诗稿，若全是为了照顾朋友的情分，这样的悬测多少有些牵强，此其一；其二，看看与李健吾在同一版面发表诗歌的还有哪几位，他们是何其芳、方敬、罗念生等人，这几位您也得承认是诗人吧，李健吾与他们在同版发表诗歌，作品时而还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质量当不会差到哪去，现引录一首名为《随笔》的短诗，供读者评析：
随笔
太阳没有光，
只是白，
只是白，
覆着热上心来的灰沙，
在午梦的夏日，
仿佛我的销沈的岁月，
嘘着枯寒的黄叶，
吸入雪样的忧郁。
捎带说一句，李健吾在1936年7月19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还发表过诗歌《化石》;1936年12月出版的《新诗》1卷3期上发表过《暮春》《这不过是春天》;1937年2月出版的《新诗》1卷5期发表过《囚犯》，这几首，当然不能归入《力余集》，但李健吾所写诗歌不多，同上面十二首合并，几乎就是他诗歌创作的全部了。
剩下的一间就是散文了。序中说：“除去朱大一篇年月较远，下余全是两年来的意外收获。凡年月在朱大一篇以前，如今统统删去，所以也仅只得到十二篇。”朱的那篇写于1931年5月，后收入到《咀华二集》，篇名《朱大的诗》，另外的十一篇均写于他在北平的这两年。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大概是这样的几篇：
1934年6月《中学生》第56期《家长》
1934年10月《水星》1卷1期《艺术家》
1934年11月《水星》1卷2期《看坟人》
1935年1月《水星》1卷4期《车窗外的西伯利亚——旅欧零简》
1935年2月《水星》1卷6期《牛皋》
1935年4月《水星》2卷2期《搬家》《家长》《看坟人》《牛皋》《搬家》四篇后来被收入到了散文集《希伯先生》一书（193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于此才过其半，老实讲，我也就查到了这些，可遗漏的几篇又是什么呢？这里，我尝试着进行推论：比如写朱大的那篇，他说是散文，可是后来却收在了《咀华二集》中，换谁也得说这是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呀。我以为，后来他是将这十二篇散文一分为三了，将评论意味强的收入到《咀华集》，把记事意味强的归入到《希伯先生》，另有不多的几篇则放弃了。这里，主要是要认定，他的散文是一种宽泛的散文，也就是后来有些研究者讲他的评论具有散文的意味，或者说是印象式的评论。
絮絮叨叨地说了上面的话，其间又是翻检资料，又是查考出处，折腾来折腾去，为的却是一册未能出版的作品，恐怕只有我这样无聊的人才干这事，我是不是闲得有些寂寞了。2010年5月
李健吾、穆时英与“抄袭”
自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了《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后，近一段时期，关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我因此想到不久前翻看旧报时见到一件涉及李健吾先生的事，虽然，二者未必具有可比性。
1934年5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每日谈座》第68号发表了李健吾的《也算一点声明》的文章。写此文的缘由，盖因之前《每日谈座》上有署名“清明”的《文坛的批发与零售》一文，谈到李先生：“就是在某次谈话中，李健吾先生曾经说过穆时英的《南北极》亦是抄自李先生某篇小说的”。此事非同小可，《南北极》是穆时英的成名作，自193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22卷第1期发表后，一时好评如潮，阳翰笙、阿英都写过推介文章。于是李健吾发表了这篇《也算一点声明》。文中他说自己从没有过什么正式的谈话，唯一一次是在中国学院绿洲社，谈的还是法国文坛现状，在那样的场合下也不可能提到穆时英。那么，缘何出现这样一种传闻呢？李先生说：“偶尔和朋友们聊天，记得是去年我方才回国，读完《南北极》，向一两位朋友说笑，大意是：‘《南北极》写的好极了，可怪的是，有几个句子我觉得很眼熟，后来才想起我的一篇《私情》，里面有些句子相仿’”。恐怕说者无心，听者未必无意，消息借此传了出去。李健吾这里指出有些句子觉得和《私情》中的相仿，但没指明是哪几个句子，我们用一个笨办法，或许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把两篇作品比对一下。我找到两处最为接近的。
其一：《私情》:“我抬头望着天，今天怪，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月亮跟太阳会了面。”《南北极》:“我到今儿还忘不了她。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月亮跟太阳会了面。”
其二：《私情》:“好呵，我偏不走，不走，不走定了！”《南北极》:“叫我走，老子偏不走，不走定了。”《私情》是篇不足三千字的短篇，而《南北极》有两万字，已接近中篇的规模，若仅凭这点相似，就指认抄袭，难以服人，多少有点冤枉了穆时英，恐李健吾自己也不敢认同，于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话：“我没有一点说到穆先生抄袭，而且我自己，更不是说那种话的人，因为我非常羡慕他，一到上海，我立地请施蛰存先生介绍我去见他，表示我的敬慕。关于《南北极》，我相信这是一篇特殊的作品，并且是作者最好的一篇。拿《私情》和《南北极》相比，真是小巫之于大巫，简直不成体统。一个是小玩意儿，一个是精心细制，鸿潇自然在焉。”
恭维了一番。至此，事情该结束了吧？
没那么容易。
李健吾随后又带出一件让穆时英难堪的事：
我们往往责人太甚，恨不一笔抹杀其全部的价值与认识。往年读到《现代》上穆先生的自辩，第一我以为多余，第二我以为不如他的小说来的漂亮。
这话说得比较隐晦，也不揭示是哪桩事。我们还是用笨办法，从《现代》杂志入手。《现代》上刊登过穆时英的许多作品，比如创刊号上即有他的小说《公墓》，之后还有《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上海的狐步舞》等。而李健吾所指的自辩一事只能是下面提到的这件。
1933年6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3卷第2期，目录页上未标明本期有穆时英的文章，但翻到内页“社中座谈”的第三项内容——《读者的告发与作者的表白》，便与穆时英扯上关系了。一位署名“雪炎”的读者在给主编施蛰存的信上指控穆时英有抄袭之嫌，现摘引几段：蛰存先生：
在《现代》的二卷六期上，穆时英君《街景》的首段是有着偷窃的嫌疑！
我是一个爱护《现代》的读者，我就不能不揭穿一个守着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家，来故意偷懒的欺骗读者们。
然后这位“雪炎”把《街景》中的首段与刘呐鸥翻译的《色情文学》中池谷信三郎的《桥》的末段摆在一起，详细作了对比，这次确实有抄袭之嫌。信的最后他还讥讽了穆时英几句：
穆时英君请注意：我并不是写一封无聊的告发信来做敲门砖的，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说：君的表现能力并不是“非如此不可”，而偏要故意取巧，那或者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过，一个作家的成功，想不至于用剪子活换来的吧。
对这件事，穆时英的态度是只承认是“取巧”，而不承认“抄袭”。在给施蛰存的信上他解释说：
收到转来的雪炎先生的那封信，我真的很抱歉。现在让我把这事情说说明白。
我的确曾看过了呐鸥兄译的那篇《桥》，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对于那结尾一节实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预备写《街景》的时候，我就心里把不定怎样开场。一天下午，从大西路顺着静安寺路走，在中华书局总厂前边看见两个圣心庵里的修道女，我就猛地想起了这一节文章，我觉得这情调很配做《街景》的Prelude，所以，晚上就那么样的动手写了。因为那本《色情文化》不在手边，所以没有直抄，（否则我想索性引用了，给加一个引号的）就凭着我的笔写成了那段似是而非的文章。
事实是这样的，我承认是“取巧”，可不肯承认“抄袭”。
不管是“取巧”也好，“抄袭”也罢，好一个李健吾，只轻轻的一笔，就把人家老底揭了，暗含着的意思是你可是有前科的。李健吾承认穆时英才气过人，正因为如此，觉得他一而再地如此做法实在是犯不着。李健吾对此的两条意见我们前面已经抄了：“第一我以为多余”，意思是对这个问题还不如不作回答；“第二我以为不如他的小说来的漂亮”，意思是说就是回答也可以更巧妙些。李健吾自己熟稔西方文学史上的典故：
当时我替他想起一个光荣的例子，就是法国十九世纪初叶的司汤达，《红与黑》的作者。早年他写了一部某大音乐家的评传，几乎完全取材于意大利的某书，事后原作者知道了，大兴问罪之师，司汤达答复的极其巧妙而且聪明：“你的书好比是一片沙砾，我从中拣出金子，正所谓披沙拣金，如果不是我谁看你的书，谁知道你？”我非常同情他的答复，如果不是为了研究伟大的司汤达，我们谁去看那本意大利文的书？歌德向他朋友写信道：“最近法国出了一个司汤达，写了一部意大利游记，里面用了不少我的文章，然而我劝你看这部书：这是一个奇特的作家。”
实际上，这番话未必不是又在讲《南北极》“有几个句子我觉得很眼熟”的事。最后李健吾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剽窃而能像他（案：指司汤达）那样艺术地剽窃，已经非有才分不可。何况日子还长，谁又敢用现时一棍子打死未来？
这篇《也算一点声明》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未见穆时英有回复的文字。而现在关于汪晖抄袭的争论还在继续，且看最后如何收场。2010年7月
三个爱李健吾的女人是谁
1929年12月30日《华北日报》的《华北日报副刊》第236号，刊发一首李健吾《三个爱我的女人》的新诗。这个副刊由杨晦主编，1929年1月1日创刊，1931年11月9日发行到648号时停刊，周作人、废名、冯至、徐祖正、蹇先艾、缪崇群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有作品在上刊载。熟悉李健吾创作的读者都知道，他是一位剧作家，是翻译家，也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还没有人称他是诗人，因他写的诗不多，发表的就更少了。从这个层面看，《三个爱我的女人》就显得珍贵了。
这首诗共分四节，抄示如下：
听我说 听我说
我见过二百八十一个月
春天的花 冬天的雪
秋天的红 夏天的热
但是我没有见过一个爱我的女人
她那样好 那样勤
那样温柔 那样用心
我见过二百八十一个月
她的爱超越年月
听我说 听我说
我的母亲使我这样欢悦
她的慈祥 我的安帖
我的悲伤 她的冤业
但是她老了老了 离开了我的青春
不能随我 跋涉山林
只有梦里 梦我成人
我的母亲使我这样欢悦
她的爱超越欢悦
听我说 听我说
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
她是芍药 我是绿叶
她的美丽 我的节钺
但是她弃了喧嚣 在我迷蒙底时辰
一夜的风 一夜的嗔
叶子绿着 花已消沉
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
她的爱超越世界
听我说 听我说
有一个女人像寒宵的月
春天的红 冬天的热
秋天的花 夏天的雪
就在昨天她埋葬了我十年的青春
离群底羊 断弦底琴
就只因为 她变了心
有一个女人像寒宵的月
她的爱整整十月一九二九
先看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诗末落款“一九二九”，诗的第一节中“我见过二百八十一个月”合成年即是二十三年零五个月。李出生于1906年8月，也就是说过了这么多的年月，正是1929年12月。即这首诗是在十二月的当月写下，当月发表的。
对这首诗，我想知道那三个女人究竟指谁？当然，这里绝没有窥探作者隐私的意思。
这样的本事，若在过去，局外人恐怕很难索解。因李健吾很少写回忆往事的文章，也很少写怀人的文章，作品中常常隐去自己，或许这与他信奉的艺术宗旨有关。1935年9月12日《北平晨报》附刊《诗与批评》上李写过一篇《〈力余集〉序》，其中有言：“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到了晚年，也就是1979年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他放开笔墨写了一些怀旧念友的文章，也就为我们索解这首诗的本事提供了可能。
那么爱李健吾的三个女人是谁呢？
我试着推测，先拣容易的说。
诗的第二节明确点出一位是我的母亲。李健吾少年失怙，自小是母亲给拉扯大的，他一生都在怀恋感激着母亲，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正是要让母亲的爱心落到实处。
第二位指他的姐姐。诗的第三节中“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点明这是一位故人，而那时他的姐姐刚去世不久。姐姐乳名“香草”，大李健吾两岁，“她是芍药 我是绿叶/她的美丽我的节钺”，运用借喻的手法，表达一种从属关系。小时候姐姐常常带着他玩耍，李的回忆文章中曾多次写到。有一天，俩人正在家院落的大车门下玩儿，“忽然起了一个黑旋风，黑了天，黑了地，我俩吓得躲在大车底下动也不敢动，单怕黑旋风把我们刮走了，我们俩紧紧抱在一起”。“天又亮了，我和姐姐这才从大车底下钻了出来。”（《梦里家乡》）还有一次，写跟姐姐去地里打枣虫。路上，姐姐前面走，他就提着个小瓦罐，蹒跚地跟在后面，姐姐举着杆子，学大人的样子打枣虫，“虫子打下来了，我就捻起来放在有水的瓦罐里。不过捻不捻全看我的高兴。我只是跟在姐姐后头专拣她错打下来的枣子罢了。”（《枣花香》）李健吾上小学时即显示出表演才能，那还是“文明戏”时期，他简直成了京城演剧界颇受器重的一个宠儿，“几乎没有一出戏的女主角，他没有饰过，几乎没有一个学校剧社，没有请他帮过忙”。（《〈线外〉序》）而演出用的服装，则全由姐姐为其准备，“演戏时，我的服装都是从姊姊那里搬到我的身上来的。她是那么爱我这个兄弟！她不声不响地给我量尺寸，给我修改。她做裁缝还不算，还当了我的衣服库。（《“五四”期间北京话剧运动一斑》）。而今确是“叶子绿着 花已消沉/有一个女人在别的世界”，幽明永隔了。
前两位比较容易推断，这第三位则较难判定。从诗的第四节内容看，写的是恋爱，且是一场不成功的恋爱，此时失恋的滋味正折磨着他的情感，以致感觉到连时令次序都有些颠倒了。那么这个女人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尤淑芬无关，因为尤考上清华是1930年的事，之后才经人介绍与李健吾相恋。会不会是那位原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张传真呢？李健吾确实与张传真恋爱过，并曾以“醉于川针”“川针”的署名发表过诗篇，“川针”即“传真”的谐音，以此感动对方，但俩人早在1925年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后即断绝关系。近日，翻阅韩石山先生《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在第三章《清华时期——还乡与大奠》中写有这样的话：“和张传真的恋爱失败后，曾追求过一位同学的侄女，亦无功而返。”这第三位我以为极有可能写的就是这个女孩。“她的爱整整十月”，即从1929年2月到12月，也算是一次短促的失败的恋爱了。至于诗中“埋葬了我十年的青春”如何理解？十年即从1919年算起，那时李健吾还是个高小学生，十三岁，连中学都没上，也就是说，从这年起，算作青春时期；抑或是说从这年起他开始演戏，朦胧地懂得男女之事。总之，这个“十年”不必较真，更有可能是为对应下面的那个“十月”。2011年9月
关于《委曲求全》
198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王文显剧作选》，张骏祥作的序中写道：“王文显先生是用英文写剧本的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我看中国话剧史上也不该漏掉这位在北方默默无闻的戏剧开拓者。”李健吾在《后记》中也说：“王先生生前是应该享盛名的，而今记得他的人却寥寥可数。人世无常而有常，行笔写来，不禁系之。”两位剧作家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王文显其人其剧呢，更遑论普通读者和戏剧爱好者了。
王文显（1886—1968），江苏昆山人。早年在英国读书，1915年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国，先后担任过清华学校的教务长、副校长、代校长。1928年清华学校提升为清华大学后他又长期任外国语文系的系主任，曾开设《外国戏剧》《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直至七七事变后学校南迁，他离开清华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去香港，后移居美国。
在清华任教的数年里，凡关系到他的责任的，总是照办不误，由此安安稳稳地坐在系主任位置上，被称为“不倒翁”。比如在会议上，他从不东拉西扯，均能妥帖地把会议组织好。课堂上，据张骏祥回忆，他讲课的方法很简单，从头到尾，都是在念讲稿，年年如是，也不增删，有些学生不免会感到枯燥，同事温源宁在《王文显先生》一文中形容那情形“给人一种差不多是一位新教长老会牧师做丧事的印象”。但那份讲稿写的又真好，扎扎实实，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尽职。而且他还常常把自购的戏剧类图书提供给学生使用。课下呢，他有些清高，缺少热情，温源宁描述他不是一个逗得起学生热爱的人。没有学生去看他，即便去的话，大都是谈公事，公事谈完，拜访也就结束了，“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时间”，双方似乎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可事情又全办了，你不能说他不尽责。他还常常显示出绅士派头，衣着整饬，好用烟斗吸烟，爱在家居的小园子中养养花，对打枪、踢足球也感兴趣。难怪温源宁说：“清华没有他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有了他，尽管经历过各种变革，清华照样是清华。”
然而，不同于他的刻板和缺少热情，王文显写的剧本却别有一番情趣，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剧作家，像李健吾、曹禺、张骏祥、杨绛等都是他的学生。
王文显的剧本均是用英文写的，先后创作了《媒人》《白狼计》《猎人手册》《老吴》《皮货店》五部独幕剧，《梦里京华》（原名《北京政变》）《委曲求全》两部三幕剧，如今只两部三幕剧留存下来，其余的或许都遗失了。
1927年，王文显利用清华教授休假一年之机到耶鲁大学，师从美国戏剧学泰斗贝克教授学习编剧。期间，他写出了《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之后由贝克执导，于同年5月在耶鲁大学先上演了《梦里京华》,1929年11月又上演了《委曲求全》。两剧的演出均获成功，影响不小。1936年张骏祥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时，还见到这两出戏的剧照高高地挂在学院图书馆的墙上。《梦里京华》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委曲求全》。
这是一部讽刺喜剧，表现了高等学府里一些道貌岸然的“师表”之间的钩心斗角。善于玩弄权术的顾校长和秘书商量，企图辞掉会计科的王会计员、注册科的宋注册员及校役陆海。王会计员的妻子为保住丈夫在学校的位置，便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装扮出和校长有暧昧关系而迷住了校长，当二人正亲热时恰巧被宋注册员及陆海撞上，于是消息传了出去。老奸巨猾的关教授一直盯着校长这一职位，此时也趁机而动，拉拢陆、宋和一些学生把是非真相搅乱。董事会派来调查真相的张董事是个色鬼，也被王太太的美貌所吸引，和她讲起情话，接起吻来，于是一场案子也就冰消云散了。剧作辛辣地嘲讽了高等学府里的种种鬼蜮行径。
这部剧的中文本1932年7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李健吾翻译。那么，是什么缘由促使李健吾翻译这部剧作呢？这在他为《王文显剧作选》写的《后记》中没有提到。但1935年2月12日他为《华北日报》写的一篇《〈委曲求全〉的翻译与演出》，却对此事解释甚详，不仅如此，文中还叙述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活动，谈了自己的戏剧标准，记述了清华戏剧社的演剧活动，同时对了解当时北平演剧界的活动也不无助益，实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篇文章未收入李健吾的任何作品集，读者不易读到，现抄录于下：
我翻译《委曲求全》的时候，正是没有离开清华的最后一年。这出剧平时我听人讲起，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读到。我向来有戏就读，当做文学来读，情形就像一个书呆子。学校任何方面的学生活动，我自来就不加入，（天晓得我从前是怎样一个闹事的分子！如果我告诉现在的朋友，我也是“六三”被困于国务院的十八位代表之一，有谁能够相信吗？）也许由于病，也许由于厌，就是我从小在一起上学的朋友，见我守如处女，也时时纳闷。但是我始终没有丢掉一桩事，就是戏剧。一进学校的门限，戏剧社社长何一公就来招呼我，约我这位新生去开会。我被选为一位主任，是排演，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
翻阅旧日的《小说月报》，上面有一出戏叫做《鸟》的，就是何一公的著作。他怕是张彭春先生在戏剧方面很得意的一位学生。“三·一八”事变，他的腿受了伤，说是养好了，然而不到半年，并加重起来，于是没有得到烈士的尊称，他也做了一名“三·一八”的殉难者。临终的时候，他望着我，断断续续地道：“叫戏剧社好好演几出戏，现在真是太消沉了。”
这话直到如今，快十年了，这忧郁而热肠的声音，还跟着我活了下来。我鼓起勇气，接受他的遗命。我继他之后做了一年副社长，两年社长。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唯一的课外活动。戏剧社每年都用来试验新的剧作，无论是中文的，或者英文的，如若自己一时没有戏；总设法邀来城里的团体，提高同学的兴趣。戏剧社自己排演的剧本，中文方面，著名的有《最后五分钟》，是初次上演，由赵元任先生自己导演；再如《压迫》，由作者的好友杨振声先生导演，而我们第一次认识马静蕴女士和她演剧的才分，也可以说从这出戏开始：她饰的是老妈，现在我还保留着《压迫》的一个场面；外如余上沅先生的《兵变》，归我负责。这都是当年崭新的独幕剧，差不多还很少试演过。英文方面，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助成中国的剧作家，恰好我们又有一位剧作家在我们的眼边，于是打算尽量排演他的著作，这就是王文显先生。我们丝毫不苟。当时学校感于我们的正经其事，还有六十元大洋的津贴。又怕学生的英语不够流利（我们是为戏剧而公演，不是为练习英语而演戏），我们决定全由教授担任。我们试验的，有王文显先生的两出独幕剧，一个是《媒人》，一个是《白狼计》。我很喜爱后者的技巧，打算译成中文，最近向王先生寻稿本，说是找了好久找不出来，怕是遗失了。这是中国戏剧的一个不小的损失哪。
我们未尝不想试验一出大剧，然而这才真是一桩难事。我们到什么地方物色一出中国人写的长剧，合乎我们的标准？所谓我们的标准，几乎是我个人的标准。我向来不喜欢浮浅的东西，而且不大随和；我所爱好的，又多半是文学或者艺术气息浓厚的作品。说句不很恭敬的话，当时除去少数改译以外，我还没有读到一出比较成功的长剧，无论在取材上，技巧上，字句上，人物的性格上。我知道我们的时代不过是一个创始，一切只是一个准备，什么都还等着未来。但是，我说过，我是一个书呆子，时髦的东西绝对打动不了我的意向，除非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心一意在物色一出长剧，然而一点不是当时流行的普通作品。
于是我听到王文显先生现有一出三幕喜剧，易于上演，同时在中国还没有上演过。我向作者借了稿本来看。看过之后，我决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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